近代中国的高利贷现象 -

推荐《世界金融五百年》（上、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一边是高利贷经济的盘剥，一边是官利的压榨。社会溃败的近代中国企业面对这样的局面，根本就不可能有巨额的资金投入来发明和使用机器进行产业升级。
　　
　　文/余治国
　　
　　杨白劳向黄世仁借债度日的故事家喻户晓。其实在漫长的数千年中国历史画卷中，像黄世仁与杨白劳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近代中国尤其为甚，高利贷蔓延到社会经济中的各个层面。
　　就拿私人消费来说，在近代中国，大部分农民如果不靠举借高利贷根本无法维持生存。据当时的政府机构调查，1934年，全国近一半的农户举借债务，其中只有13.11％的借贷年利低于20％，超过30%的借贷年利占农户的一半。按照今日的眼光来看，20%已接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显然是高利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只有超过20%的年利才算高利贷。即便以如此之宽松的年利标准为高利贷，农民举借高利贷现象的普遍与泛滥都让今人感到震惊。
　　农民要借高利贷，工商企业也要大规模地举借高利贷。众人皆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都对中国虎视眈眈。他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搜集、研究并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报，对近代中国的各种状况了如指掌。高利贷经济也不例外。1910年，日本人调查了中国23个主要城市金融机构的放款利率。结果表明，工商企业贷款平均年利大多超过12%，平均近15%，其中上海较低约为9%，南京、芜湖等地为12%，厦门最高达到25%，拥有高利贷经济传统的温州较高，达到了30%，广州更为惊人，高达36%。
　　在极度不平等的近代中国，只有在高利贷面前，人人才平等。无论是无权无势的贫困农户，还是官极人臣的权势者，举借国内外各种高利贷都必须依法偿还。中国近代工业化之父、清末状元张謇也不例外。
　　 1899年，张謇在创建民族企业南通大生纱厂时由于融资困难不得不向钱庄高利借债，年利达14.4%。到1933年，由于企业营运资金紧张，为了周转资金，张謇被迫向济南的银行借款，年利更高，达到22.8%。1914年，张謇就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农商总长。农商总长的权力极大，其职权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林业部、商务部、铁道部、科技部等各部部长职权的总和。作为手中掌握大权的高级技术官僚的张謇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道：“吾国利率常在六厘以上，银行钱庄定期贷付之款，有多至九厘或一分以上者。”
　　社会溃败是高利贷泛滥的主因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讲过，“社会溃败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近代中国便处于这样一种社会溃败的局面。在近代中国，就像孙立平教授所讲的：“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 高利贷泛滥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贷款利率的高低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信用状况。市场经济的根本是信用。信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只能植根于正常的社会。然而在近代，社会尚未开化，资本市场极不发达，市场的基准利率本身便已极高。而在当时的社会，坑蒙拐骗的投机者横行于世，勤勤恳恳的劳湮没无闻，甚至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割据便是明证。信用的缺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
　　由于社会溃败的局面，当时的实业经济受到了重重压榨，在企业规模、技术水平与经营管理上问题重重。一般来说，近代中国的实业经济主要是包括航运业在内的工业经济。到1913年，中国全部投资的资产净值约为30万亿元，其中各类工矿企业744家，资产总额才区区1.55亿元，平均每家企业的资本额仅为21万元。
　　这些企业又可以分为新式工厂与工场手工业。矮子当中拔将军，新式工厂相对而言规模较大，大多采用机器生产。而工场手工业通常是依靠人手劳动，不使用动力驱动设备来生产，它们规模极小，员工人数大多才十几人或几个人，最多不多30来人。按照现在的标准，不过是家庭手工作坊。这些所谓“工厂”实乃落后作坊的企业资本少、规模小、数量多。当时政府的调查表明，1912年，全国2万多家工厂中手工工场占98.25％，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只占1.75％。
　　在近代混乱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中，钱庄、典当甚至现代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无法拥有强而有力的风险控制能力。对于银行来说，贷款给企业的风险太高。而为了降低风险，企业想要在银行贷款就必须提供抵押物或者找担保人。通过抵押与担保的方法，银行将风险剥离出去，银行本身只控制资金并赚取低风险或无风险的存贷差利润。由于大部分企业的规模过小，抵押贷款或担保贷款的额度不可能抬高，因此，金融机构对工商业贷款的违约风险极高。
　　因此，近代高利贷中的高利率包含了各种风险溢价。这个道理很简单，和美国资本市场上高利率的垃圾债券一样，风险越高，利率越高。这是因为利率取决于企业的经营风险与金融风险。因此，在一个社会溃败的国家，秩序混乱，信用匮乏，风险极高，贷款利率必然随之高涨。比如在印度这样等级极森严（种姓制度）、法律如废纸的国家，银行贷款利息几十年来一直高达20%～30%，印度银行宁可将钱借给外国企业，也不愿意借给印度企业。
　　此外，在近代中国，土地经济与高利贷经济占据了支配地位。少得可怜的社会资金大量用于购置土地收取租金，还有很大一部分转化为高利贷资金用于利滚利。在这样的社会溃败的乱世，既然有利润更高的土地与高利贷投资，又何必去做周期长、回报低的实业呢？对于理性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亦债亦股的官利制度
　　从坏的角度来看，畸形的社会必然产生畸形的制度。从好的角度看，兴办企业的人只能务实地采取灵活的策略与制度来应对社会溃败的恶劣环境。近代官利制度的兴起就是对高利贷经济的一个无奈的应对。按照现代股份企业制度，股份公司招股融资时，购买股票的股东拥有企业相应的股份，股东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享受企业的经营利润。因此，企业盈利越高，股息则越高，反之亦然。然而，官利分配制度看似也是一种股份公司，但却形似而神不似，完全不是所谓拥有股份那么简单的事情。
　　官利，又称官息。购买企业股份的所谓“股东”不管企业的经营是盈利还是亏本都能以股东的官利利率从该企业获取固定收益。因此，企业年终结账，不是从利润中提分红利，而是先派官利，然后结算利润。官利利率一般以年利计算，其与企业所赚取的利润高低毫无关系，而是随着高利贷利率的涨落而涨落。近代官利在19世纪末的年利最低为10%左右，到20世纪初最低为6%左右，总的说来一般在7%～8％之间。此外，即使企业尚未建成运营，官利即已开始计算并支付。
　　由此看来，享有官利的股东不是单纯的企业投资人，而是投资人兼债权人。他们所拥有的股票兼具公司债券特征。这也算是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一种金融创新吧！
　　当然，在这种金融创新下，实体经济却变成了高利贷的牺牲品。官利制度给近代民族工业造成严重的危害。由于投资者同时又是债权人，他们可以旱涝保收，对企业经营和业绩毫不关心，这与高利贷经营者没有本质区别。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企业经营不善，由于官利必须要按时发放，企业经营者不得不剜肉补疮，用资本金来派发官利，结果会让企业资金周转变得愈加困难。如果运气不佳，企业经营者不能力挽狂澜，扭转颓势，破产倒闭将在所难免。
　　近代工业化先驱张謇在筹办南通大生纱厂时因资金奇缺，只能采用官利制度，年利率为8%。大生纱厂开办后，账面连续两年亏损。亏损的原因正在于官利，就像张謇本人所说“非真亏也，官利占全数也”。近代中国让日本人垂涎欲滴的极负盛名的汉冶萍公司也因官利制度不得不按8%的官利利率向股东支付180万两白银，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财务负担。面对官利制度，像张謇这样的大人物也只能叹曰：“开车以后，虽始营业，实则失利，乃借本以给官利……凡始至今，股东官利，未损一毫，递迟发息，则又利上加利。”
　　一边是高利贷经济的盘剥，一边是官利的压榨。社会溃败的近代中国企业面对这样的局面，根本就不可能有巨额的资金投入来发明和使用机器进行产业升级。结果，近代中国实业经济始终只能局限于依靠手工技巧的规模极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终在现代工商业发展上既无法赶超英法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无法与日本等新帝国主义国家相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