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论视角下的国家经济地位透视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笫17次研讨会发言之十五

依附论视角下的国家经济地位透视

赵光瑞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GDP国际排名的不断上升（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位，2009年可能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以及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有关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议论便甚嚣尘上。特别是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使西方发达国家一同步入大萧条。而中国GDP的增速尽管也从2007年的13%猛然下降到 2008年的9%，但随着经济迅速走出谷底并依然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再次被推向前台，发达国家的学者、政客怀着复杂的心情和目的提出了中国时代论、G2论、中国责任论等说法，中国俨然成了世界中心和救世主。那么，究竟如何界定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本文将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依附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解读。

一、依附论的现实意义

依附论源于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概念，采用二元方法把世界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个部分。后来通过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 Amin ）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中心地区指西方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围则是以拉美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激进依附论认为，外围地区的不发达与中心地区的发达是直接相关的，“依附链条”的存在使外围地区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地区，因此不发达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弗兰克，1967），表现为依附性资本主义（多斯桑托斯，1975）。而依附发展论重视依附对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发展和依附看作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依附也能够带来发展，即所谓“依附性发展”（卡多佐，1979）。沃勒斯坦又进一步认为，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着发展和演变的，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根据资本积累、技术以及劳动分工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三重结构：中心、边缘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

无论是依附论还是世界体系论，自出台伊始便饱受学术界的诟病。特别是作为一种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因为以外因解释不发达的原因和理论的过于“简单”而被各主流和非主流学派所不容。但在笔者看来，依附论也许存在不足，但其独特的视角及其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⑴在解释经济发展问题上依附论即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的生产方式概念的束缚，也有别于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重视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强调生产力的对制度演化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理解为现代产业部门的形成过程。[1]但马克思揭示的是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而依附论把研究重点直接置于以拉美、非洲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被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发展；刘易斯开创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则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积累、新部门的培育、工业化战略，忽视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影响。就如依附论学者所指出的，新古典理论“无视导致外围的外部瓶颈的结构性差别，也看不到在中心、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的霸权统治下对国际分配过程发生如此重大影响的权力关系的作用”（普雷维什，1981）。并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还陷入了一个自我恶性循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穷，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富，所以应该回到古典经济学那里寻找答案——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依附的存在。

⑵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附现象仍然存在并进一步深化，依附论仍然可以提供有效的解释。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依附关系的长期存在。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后，经济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崛起、“数字鸿沟”扩大等进一步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拉大，依附关系也从传统的生产力发展依附走向制度依附。发展中国家不仅屈从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其自身的制度选择也不再仅仅取决于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力的发展，依附关系从市场化走向制度化。[2]这足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和发展依附理论。

⑶依附论为判定一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

多斯桑托斯关于依附的定义告诉我们，所谓依附是指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影响。当有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是这种经济扩展的被动反映，这时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形式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多斯桑托斯，1975）。依附就是一种国际经济地位的体现。

二、依附论关于国际经济地位的主要观点

1、依附论认为“依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

多斯桑托斯的经典依附定义就明确指出：依附是指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影响。当有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是这种经济扩展的被动反映，这时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形式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多斯桑托斯，1975）。依附论者为此区分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二者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中心国家占据支配地位，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而处于被支配地位。悲观依附论着重研究不发达的根源，认为外围地区的不发达与中心地区的发达是直接相关的，“依附链条”的存在使外围地区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地区，因此不发达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弗兰克，1967），表现为依附性资本主义（多斯桑托斯，1975）。拉美不发达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依附发展论者则强调依附也可以带来发展，但仍旧为摆脱依附的命运。

2、依附论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可以转变。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认为“焦点—半边疆 —边疆”的结构虽然不会转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转变的，外围国家可以升为半外围国家乃至中心国家，同样，中心国家也可能滑落为半外围乃至外围国家。处于半外围地位的少数国家可以实现依附性发展。

3、依附论指明了产生这种国际经济地位差别的原因：制度的深层次依附。

多斯桑托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把依附划分为殖民地依附、工业—金融依附和工业—技术依附三种形式。殖民地依附的特点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殖民主义政府结成联盟；工业—金融依附的特点是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通过在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中的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产结构；工业—技术依附出现于战后，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多斯桑托斯，1975）。三类依附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各种形态的资本，通过投资形成对外围地区的支配，因此这里的依附我们可以归结为生产要素即生产力发展的依附。笔者则是在上述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依附：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与变迁强烈受制于所依附的国家、地区以及国际规则的制约。这种依附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实现会带来有利和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不仅表现在生产力发展层面的依附，更表现在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制度的依附与自身制度选择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附。

三、制度依附与国际经济地位的界定

笔者曾结合多斯桑托斯关于依附的分类与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依附发展，提出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新的依附形式——制度依附。就是作为外围地区对中心地区的依附已经出现制度化、固定化趋势，不仅依附于发达国家支配的国际制度体系，自身的制度设计与演化也强烈受到来自中心地区的影响与制约。

从依附论视角看，大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主要在以下四方面：

⒈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依附仍然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常态。在经济全球化的获得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相互依存度提高。但这种相互依附对各国的含义是不同的，即小国对大国的依附程度更高；而就大国而言，其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拥有高附加价值的产业结构体系，引领全球产业结构演进、技术创新与国际分工的深化。大国都拥有高附加价值的产业结构，处于国际分工的前列；同时大国应该是新技术的开创者和领先者，引领新技术革命的潮流。

二是对本国所需要的重要原材料和主要市场具有主动控制力。大国由于对世界原材料市场与海外销售的严重依赖，因此历史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都极力控制自己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生产与海外市场。其控制方式从殖民主义时代的军事掠夺，经济强制到当代以直接投资控制等多种手段相结合。

三是能够有效防范外来经济冲击的能力与利用国际经济体系有效化解本国遇到的经济危机。自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形成以来，经济危机就周期性发生并向国际范围内蔓延，导致局部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各国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之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作为大国，一方面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国际规则能够最大限度的弱化外部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发现新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当本国发生经济危机时，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化解危机，尽快使经济走向复苏。

⒉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力。

作为大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全球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其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一是作为贸易大国，其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重要比重并掌握产品的国际定价主导权。

二是作为金融大国，本国金融产业、金融市场以及本国货币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是作为资本大国，其国内投资与对外投资在国际投资中占有较大比重。

四是作为技术大国，在新技术开发与产业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

五是对国际重要资源的生产与销售具有控制权。

经济的自主性发展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是大国经济地位的直接体现。但确保大国长期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因此对国际制度与他国制度演化的影响力是关键所在。

⒊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

国际制度为“国际社会中一整套相互关联并持久存在的约束规则, 这些规则规定行为体行为角色、限制行为体行为并塑造行为体预期”。[3]国际制度就是一系列国际规则的总和，包括由国际组织制定的正式规则和国际惯例等非正式的规则。对各国而言，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在于直接关乎自己的利益，并且可以随着各国力量的对比而人为改变的。对大国来说，衡量其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权。国际贸易规则是国际制度中最重要的规则，因为国际贸易是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主要方面。对其规则的主导权主要体现在：⑴在WTO主持的贸易谈判中的主导权，决定谈判进程以及贸易、投资壁垒的减让幅度等；⑵国内贸易政策相对于国际规则的独立性，如美国的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作为单边主义政策，就凌驾于GATT以及WTO规则之上，也是美国国际霸主地位的象征。

第二，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权。布雷顿森林体系曾以美元为核心，并把之等同于黄金，确立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固定汇率制解体，但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手中。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所指出的，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员过于美国化，管理层中绝大部分都为欧美人士，来自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的人员很少。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规则的主导权。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既是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国提高国际经济地位的重要手段。在国际上大国一方面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援助为本国服务，另一方面通过支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区域的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等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来促使本国利益最大化。

第四，对全球发展规则的主导权。从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但就如何分担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严重分歧。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一直强调减排的基础不能以减缓经济发展为代价，始终不肯作出实质性让步。同时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利用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将碳排放“外包”给了发展中国家，使后者替西方购买者进行着大量碳密集型的生产制造。因此主导全球发展规则也是发达国家地位的体现。

⒋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范围内具有示范效应与影响力。

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国，在发展道路上都有自己成功的发展模式，历史上著名的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乃至中国模式都是如此。同时大国模式又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目标，可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演化，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战后国际经济关系中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按照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性形成区域性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联盟，即所谓共同的模式、价值观更容易结成伙伴。

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的领导能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欧美接纳东欧国家入盟被贯之以“新区域主义”合作模式备受关注。在这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中，大国依靠其经济、政治优势决定区域规则的制定与区域一体化模式的选择，作为“小国”职能在规则方面依附于大国，成为制度依附的表现之一。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