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全球金融危机后期如何走出困境的基本方向。国家经济发展,无论什么时候,摸清家底,搞清难点,才可探寻切实的新思路、新方案。
中国经济当前的焦点问题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产能过剩,二是产品外销乏力,三是内需不足。
就产能过剩而言,一是与建筑行业相关的产能过剩,即:建筑用钢铁、低标号水泥、装修材料等商品的产能过剩,商品房的过剩。二是“衣、冒、鞋”民生的产能过剩,尤其是低档次产品的产能过剩。这两类产能过剩,进而是本时期国家工业规模条件下就业不足的主要原因。
就产品外销乏力而言,显然是外需严重不足导致的,而外需不足的前提是全球金融危机依然持续。同时,我们的外销产品,主要是以低档次“衣、冒、鞋”民生产品和低附加值小电器为主,且既在产业链的低端,又被外部市场需求左右,想不被动都不可能。因此,产品外销乏力进而是导致产能过剩的前提,是被西方市场制约的,是外向型经济的必然结果。
就内需不足而言,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显然不是我们没有内需的市场,也不是民众不想消费,而是百姓手中可以用于消费的钱太少,工资太低是民众手中敢于消费的钱太少的根本原因。
显而易见,中国经济当前的三大难题,其实是矛盾的。因为我们既然有足够的产能,又有广大的消费市场,更有自己主权独立的金融体系,因此,民众工资过底的问题,其实本来就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
当然,有经济学家要说,我们走的外向型经济的道路。可是,既然我们已经通过外向型经济拥有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过量的外汇储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劳动成果及时转化为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难道我们那些工作在建筑工地上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工的衣冒鞋和手套等劳动保护用品都已经很得体了吗?
中国经济增长点的支撑点在“县、乡、镇”,这并非仅仅因为那里聚集着中国近三分之二的人口,从“住房、医疗、教育”到“衣、冒、鞋”等生活方面,都十分有待提高。不仅如此,更加关键的是农业是整个中国赖以平稳可靠地生存的基础。
中国必须依靠自己养活自己,必须依靠中国农民的耕耘劳动,才能获得持续稳定的粮食自给自足的社会发展环境。那种仅仅依靠规模化农场的农业思路,不可能保障中国的吃饭问题,既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这是国家地理条件决定了的),也不符合中国未来对粮食需求可靠度的要求,尤其是在货币战争白热化之际,在石油因为国际环境(局部战争)不能保障供给之际;那种依赖粮食进口来提供食品的思路,是风险极大的短视观念,甚至都或将是祸国殃民的。
显然,城市拥有强大的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产能,“县、乡、镇”农村拥有从建筑与道路到民生产品大量需求的还没有真正启动的广大市场,农村拥有中国永远需要的粮食生产客观条件,因此,只要国家把农村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不是提高一倍,而是提高两倍或以上,让农村种粮人有较好的经济收益之际,我们所谓的产能过剩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当农村粮食价格提升之后,中国农业寻求更加优质粮食种植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当然,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之际,务必让粮食消费价格和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保持目前水平(笔者2009年在《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粮食观》一文中就已提出相关系统性见解: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articleId=14106),因此,这就需要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进行进一步的扶持,也就是过去所说的“返哺” ——工业返哺农业。用金融的理念来说,就是启动金融杠杆作用,给粮食生产者增发一点钞票,让农村市场需求得以启动,进而让我们现成的经济规模寻求到强大支撑与新的增长空间。
进一步地,当全国的农民因为种粮(也包括植树造林和经济作物种植)而倍增收入,那么,进城打工的人就会随之略有减少,这对城市就业问题是一个良性促进。
我们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却不能让我们的广大民众更好地受益,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发展那么大的生产规模干什么?如果我们不发展民众生活所需求的生产规模,那我们又该发展其他什么?
新农村建设,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只是不可泛泛而谈,也不可小打小闹,更不能半途而废;新农村建设,尽管需要国家投资,但是,这个投资应该与粮食生产直接挂钩,进而才是可持续的。如此资金投入,实际上就与贷款购房相似,但却有粮食生产这个持续并牢固的基础作为保障。同时,新农村建设,需要“县、乡、镇”拿出自己的中长期建设整体思路,环境规模化、土地集约化、文明进步化是基本框架,因此,决不能走那种独家独户搞建设的小农经济道路。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县、乡、镇”,在农村,特别是在以粮食种植为依托的生产模式。离开这种方式,要想抛弃外向型经济的严重制约,甚或是长期制约,且恰好又在没有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到来之际,其他新的可持续的大规模的经济增长点,可能真的就没有了。难道会有?在哪里?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于中国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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