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同样的猜测也主导着经济学界，而全球经济学界几乎唯美国是瞻。尽管这位女士在1960年代曾代表英国的剑桥与美国剑桥（中译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的萨缪尔森（P.Samuelson）展开了一场关于资本理论的大论战，被称为“两个剑桥之争”，不幸罗宾逊夫人处于下风。而此时，就算是对她最苛刻的批评家也在打赌，断定罗宾逊夫人一定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1975年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妇女年”。
天时地利人和，一切似乎已经确定无疑，大家彷佛已代替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做出了决定，只等公布了。当时，精明的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提前刊出一篇罗宾逊夫人的传记，旨在阐明美国经济学界对她学术成就的评价，以及这位才华横溢的女经济学家的独特魅力，并坚称这位女性的名字将会“出现在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每一张选票上”。然而，造化弄人，来自瑞典的消息出奇的冷漠与宁静，获奖者竟是一个叫康托罗维奇的俄罗斯男人和另一个叫库普曼斯的荷裔美国男人！那些彻夜等待结果的仰慕者和学生伤心泣下，顿时，曾经人声鼎沸的酒馆成了迷恋者的伤心之地……
事情过去将近三十年了，在此期间，关于这件公案的是是非非一直是经济学人议论的话题，它成为世人诟病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不公正的一个主要论据，他们认为：一、至今没有一个女经济学家获奖，而罗宾逊夫人是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不授奖给她，证明评委有性别歧视；二、罗宾逊夫人并非主流经济学家，没有给罗宾逊夫人和加尔布雷思这样影响甚大的具有左翼色彩的经济学家授奖，证明评委有政治歧视。1983年当罗宾逊夫人去世时，就连她学术上的对手萨缪尔森写的悼念文章中还为她鸣冤叫屈。自此，在对罗宾逊夫人的追忆中，除了她天才的思辨、卓越的成绩、犀利的文风以及坚韧的性格之外，还多了两个前无古人的特征：一、她是迄今为止所有伟大经济学家中唯一的女性；二、她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中应该获得而没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
闯进了男性的竞技场
由于经济学科固有的特点，它所具有的强烈思辨性与女性较为感性的性别特征并不吻合，故而在经济学领域中，出色男性的数目远远多于女性，在这块似乎只有男性的竞技场上，罗宾逊夫人似乎是个非请而来的闯入者，但又是个逼人的天才。
罗宾逊夫人做姑娘时名琼（Joan）。1903年，琼出生于英国坎贝里一个高层军官家庭。按照现代教育学的观点，一个人日后禀性品格的形成，与其成长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因为不肯妥协的缘故，分别放弃了神学教授和陆军少将的职务；而她的母亲则出身于书香门第，成长于诗礼之家。了解了琼的家世，我们就不难理解她在个性上很多矛盾之处：执著坚韧、特立独行，却又聪明美丽、悲天悯人。
1922年，琼进入剑桥大学的格顿学院（Girton College 当时为女子学院）学习经济学，从此步入了她为之热爱终生的经济学领域，并开始将她的名字和剑桥大学连接在一起。其时，新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马歇尔（A.Marshall）还在世，但已垂垂老矣，主要由他的高足庇古（A.Pigou）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共同的学生。1927年琼与经济学家罗宾逊结婚，从此以罗宾逊夫人闻名于师友间和全世界。
1933年，这位最漂亮的女经济学家以《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举成名。她对马歇尔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提出质疑，马歇尔把完全竞争当作常态，把不完全竞争当作变态，而罗宾逊夫人把完全竞争作为不完全竞争的一种特殊情况来处理，开创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对市场垄断行为研究之先河。有趣的是，同年在美国，哈佛的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也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二人的理论都是针对非自由竞争条件下价格的形成，但又各不相同。在张伯伦试图发动著作权之争时，罗宾逊夫人早已把他远远地甩在身后，因为更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历来热衷演绎的经济学家，习惯于书斋，闭眼不看现实，罗宾逊夫人发现现实经济中“不完全竞争”的常态，仅仅向现实开了一扇窗，然而奇异的风景一下子就涌进来了。1936年约翰·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宏博的视野、睿智的眼光看待当时的全球经济。罗宾逊夫人被震肃了，她对这个常常出入唐宁街官场的剑桥讲师刮目相看，从此转入了对《通论》的阐释工作。罗宾逊夫人文笔优美，行文雍容不迫，引人入胜。无论从学术的角度还是文学的角度来看都属上乘佳作。有她为艰涩深奥的《通论》作阅读指导，无疑春风化雨。这个时期的罗宾逊夫人为凯恩斯主义在全球渐入人心充当了引路人。
罗宾逊夫人的左翼学术倾向在遇见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M.Kalecki）后开始逐渐显现。1930年代末，她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于1942年出版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今还是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文献。
二战以后，刚取得正统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出现了重大的分野，罗宾逊夫人等剑桥学者试图将凯恩斯理论拓展到长期经济增长的领域中，使之具有普遍性，创建了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模型，同时把经济学重心放在分配理论上，史称英国凯恩斯主义。同时美国坎布里奇的萨缪尔森却主张要认祖归宗，当年的叛逆者如今坐稳了交椅，便不再想保持异端的面目，主张包容前人一切古典思想成果于自己，并自称主流。史称美国凯恩斯主义。萨缪尔森要回到马歇尔去，因为马歇尔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而罗宾逊夫人主张回到李嘉图去，因为李嘉图的分配理论暗示了现代经济社会中最令人不安的问题。这是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最为硝烟的一页。
尽管在1949年就是副教授了，但直到退休的前6年，即1965年，年过六旬的罗宾逊夫人才成为剑桥的教授。她对经济学理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学术成就显赫骄人，但在教学职称的晋升上却如此缓慢，人们不禁要抱怨剑桥对于学术职称的评审太过僵化。不过且莫牢骚太盛，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勋爵在剑桥大学，终其一生，也不过仅仅只是讲师的级别。
1971年退休，罗宾逊夫人终于有时间接受邀请，到世界各地讲学和考察，南美的丛莽，非洲的沙漠，还有百业凋敝、民风好斗的1970年代的中国，都记忆着她的脚步。晚年她获得了无数荣誉，如1979年，她成为剑桥国王学院（King College）建院以来的第一位女院士，是由全院经济学家一致推举的；1980年，即她去世的前三年，哈佛大学授予她该校的最高荣誉奖——法学名誉博士。
“如果想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者”
罗宾逊夫人著作等身，且对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到这门学科的各领域，她的成果对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可谓十分深远。但这远非是罗宾逊夫人魅力的全部，她特立独行的个性、离经叛道的研究方式以及女性经济学家的身份，使她凸现于最优秀经济学家的前列，同时也令她的一生注定既令人击节赞叹，又往往是争议和攻击的焦点。
早年，她就锋芒毕露地宣称：“我学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的骗。”她并非年少轻狂，仅仅为图标新立异而展示自己。她是一个天资聪慧的女子，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真正理性的做法，埋头做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打下扎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例如令她一鸣惊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就是对马歇尔理论的扩充和完善，远非颠覆。待她认为自己羽翼已丰，充分掌握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时，她挑战传统的天性终于不甘寂寞，要破茧而出了。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越来越显示出她所追求的独创而非应声附和的色彩。随着代表她成熟思想的著作陆续出版，罗宾逊夫人典型的学术风格渐渐树立。
罗宾逊夫人厌恶教条的东西，以向陈规宣战为己任，不断寻求更新的突破，那种坚韧让很多人为之钦佩和振奋，就连庇古这位以鄙视女性而著称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把她当作“尊敬的男士”。国际贸易专家印度裔美国学者贾?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后来曾深情地回忆他在剑桥求学时的老师罗宾逊夫人，十分佩服她坚韧的品格，对她的话语记忆犹新：“如果别人不跟你走，你就独自前行吧！”“要是你不能劝阻别人向你的港口填石头，至少你自己不要扔一块进去啊！”文艺复兴时代有位哲学家曾说过：“如果想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者。”罗宾逊夫人向来不惮成为一个持异见者，追求真理是她的精神指引，也许她一直以“异端”的身份在喧嚣的名利场上而自豪。
就是这位豪迈不让须眉的女士，在新古典主义一统天下时，她就站到凯恩斯的一方；到凯恩斯主义当道时，她又把以主流自居的美国凯恩斯主义斥为冒牌货。1950年代初她谢绝了邀请，不愿意担任著名的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副主席职务，她的理由是：她无法在一个连她自己都不能读懂的杂志的编委中任职。这一举动亦令人瞠目结舌。
而罗宾逊夫人并不是愤世者和偏执狂，她是天纵英才，思想深邃，在经济学领域中涉猎深广，体系驳杂，但她一直保持着一个开放的头脑，善于吸收别人的思想，为己所用。有时尽管引述别人的意见，也经过了她的反复思考和改进，而这种思考和改进强烈地铭刻着她的个人色彩，以至于很多东西被她巧妙解读后，已很难说还属于他人，这也体现了她非凡的能力。在她那些比较成熟的著作中，她的论证方法更具个人特色，也难于为人模仿，特别是其文体的优雅明快。她的合约翰?伊特韦尔（Johun Eatwell）在1970年代末对她评价道：“琼?罗宾逊被认为是当今第一流的经济理论家，有很多开拓性的贡献都应归于她的名下，……她的书和文章常常是英语散文的杰出典范，其思想也是新颖的，富于感染力的，尽管它们不符合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中的框架。”
“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快乐和幸福的学问”
罗宾逊夫人的对手是博学深思、善于综合的萨缪尔森，他巧妙地以教科书的方式在世界各地的人群中传播美国凯恩斯主义，这就是那本著名的《经济学》。大概有鉴于萨缪尔森的“从大学生抓起”，罗宾逊夫人从1970年代始也考虑用教科书系统传播思想。1973年她与约翰?伊特韦尔合著的《现代经济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出版。此书被认为是按照新剑桥学派的观点来解释经济问题的代表作，是一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曾在西方某些大学风行一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82年6月出版，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译者是老一代经济学人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彪如教授。
此书写作之际，数学方法正在经济学界流行，但罗宾逊夫人很少使用数学工具，这决不意味着她的经济学研究纯粹是一种文字上的臆测，因为她有着令人惊叹的逻辑思维能力。经常与罗宾逊夫人展开经济学问题讨论的人，一定对她的特殊才能叹为观止，她能熟练而快速地对一连串事物的因果依存关系进行推导，那清晰敏捷的推理能力，使她总能在恰当的时候，一口气脱口而出。这让人认识到，虽然数学是很好的逻辑载体，但逻辑并非仅仅存在于数学这种形式之中。
此书浸透着新剑桥学派的思想观点，而尤以分配理论彰显特色。罗宾逊夫人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收入分配问题。她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分配理论应以价值理论作基础。当前的经济增长是以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为前提的，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实现收入分配平等化。她援引《通论》第二十四章，证明凯恩斯的理想是希望失业和贫困“永远消失”，食利者阶层“不再存在”，并且这种变动是“易于实行的”、“没有痛苦的”。由此，她致力于按照凯恩斯的基本原理发展收入分配理论，又以收入分配理论为依据，探讨和制定向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过渡的社会政策。
分配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经济学家还把它视作经济学的核心部分，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分配理论的演变历程。
第一阶段，以价值理论作基础的分配理论。在经济学的早期，亚当·斯密就认为参与生产商品的各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应当取得相应收入，这三种收入分别为工资、租金和利润，即劳动力获得工资，土地所有者获得租金，资本所有者取得利润；同时他又提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应该在分配中把创造的价值都给予劳动者。这两种观点其实是矛盾的。后来的李嘉图彻底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作用，而且动态地观察到：工资一旦增加，人口就会随之增加并把工资压下来，所以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利润一旦增长，资本就会增多，把利润压下来，所以利润在长期有下降的趋势；只有地租的增加无法增加土地。因此，只要想办法通过自由贸易让国外的粮食进口，把国内的粮价和地租压下来就可以了。
第二阶段，以供求理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1871年，有三位经济学家同时独立地提出边际分析方法，经过马歇尔的兼容并包获得了经典地位，史称新古典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商品的定价和生产要素的定价，由共同的原则所支配，即价格是由追求最大化目标的经济行为者的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决定。这是其分配理论的基石。按照边际生产率论，资本和劳动分别得到利润和工资为报酬，其大小取决于它们在生产上做出贡献的大小。换言之，利润和工资的高低只能是由生产的边际产品所决定，不能因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
第三阶段：20世纪初，劳工运动普遍兴盛，为缓解社会矛盾，兴起了福利经济学说，主张政府应对分配问题进行干预，如通过征收调节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失业保险等方式来进行。
罗宾逊夫人主张的分配理论发展了李嘉图的传统，在马克思和李嘉图中间进行了折衷，又吸收了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她认为，工资理论是分配理论的核心，而利润和工资的相对大小，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在协议工资时的力量对比。她写道：“厂商所享有的利润率，取决于工人愿意接受的工资份额”，而“工资份额在产量价值中所占的份额因国而异、因时而异，它随着工会的力量以及社会保障措施而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存在着大规模失业的国家，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是很弱的，现代资本主义厂商在这些国家设立分公司，其工资份额很低，此时资本的利润率很高。”
这种分配理论，无疑触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敏感的神经，他们从中嗅到马克思理论的味道，因而罗宾逊夫人又一次成了人们争议的焦点。虽然她回避了马克思学说的意识形态，但在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社会，她的声音是多么地不合时宜，而她的坚韧和不退缩，又一次印证了罗宾逊夫人刚强的个性。
应该说，她是以一种超越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发展，正是她敏锐地捕捉到了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社会资源配置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又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导致贫富加剧，两极分化。经济学家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因为经济学本来就是“使人快乐和幸福的学问”。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加，是大好事情，但受益的应该是全人类，而不是少数人。
经济学中普遍正确的原理，在和真实世界中的特定事件结合时，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权衡和取舍，而不同的权衡和取舍必然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结果。罗宾逊夫人说过：“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维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相信资本家；马克思把他们的观点倒转来为工人辩护；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战士”。从这个角度来讲，罗宾逊夫人维护的是人类的公平与正义。
“二十世纪最优雅的英国女性”
作为一位女性，罗宾逊夫人一直被认为是最漂亮的经济学家，并且她的审美观如同她的学术见解一样，以不落俗套而著称。她是一个将哲学家的深刻、经济学家的敏锐、斗士的激情、女性的优雅细腻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典范。在剑桥任教的时候，她就以独特的气质和横溢的才华成为剑桥几代大学生心目中最崇拜的学者。
女性的天性更富于同情心，拥有一种母亲般悲悯的心怀来看待这个世界，弱势群体很容易成为她们关注的对象。早在罗宾逊夫人之前，英国妇女就有组织慈善协会、热心公益的传统，凯恩斯的母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剑桥大学女子学院早期毕业生，一直热心公共事务，所创“青工介绍所”后来成为国家正式机构，她又长期担任慈善机构协会秘书，深得人望，终至担任剑桥市议员和剑桥市长。
我们都确定无疑地认为两性应该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在权力和人格的层面，生理差别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差异注定是永久存在的，因而也决定了他们观察世界的角度、表述观点的方式的不同。当男性经济学家关注经邦济世这类大事时，致力于解决效率、增长、收益最大化等问题时，女性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发展、平等、公正、贫困这类问题，她们同情弱者、关注平等、倡导公正。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正是有了女性特有的人文关怀对男性冷漠的理性加以平衡纠正，这个世界才有了温情，才有了人情味。
在罗宾逊夫人的思想里，经济学并非是中性的学科，它不象大多数的自然学科一样，通过冷冰冰的公式和推导，纯粹地来研究与人无关的事物。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处理生活在现实社会制度下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比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要复杂的多。一个优秀经济学家应该以一种使命感关注社会发展的财富走向、分配的公平以及普通民众的福祉，并且，经济学家是“社会良知”的组成部分，必须当仁不让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信仰。
罗宾逊夫人一直致力于实践“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快乐和幸福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用经济学这门神奇的学科让世界大同，解决经济学“道德”的问题。为此，她比当时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更深入地关注到一些非常“实际”的、“道德”的问题，如维护世界和平，缩小贫富差距，反对军备竞赛等，并且身体力行。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她带来了非议，但理想只要是真诚的、高尚的，就值得尊敬。尽管这令人尊敬的理想，曾经因为不合时宜而带了些悲剧的气质。
晚年的罗宾逊夫人与加尔布雷思（J.Galbraith）相互声援，以警醒丰裕社会关注全球人类的福祉，为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而奔走呼号。罗宾逊夫人出身于上流社会，但有着强烈的平民意识。她曾多次出访亚洲、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并且深入远离城市的边远地区，考察那里的生活条件和民风民俗，连很多男性经济学家都望而却步。她以70多岁的高龄，还由一位乌干达朋友带领，深入非洲腹地部落考察达一月之久。在这片干涸炎热的黑大陆，气候恶劣，食物粗糙，蚊叮虫咬，就连基本的生活设施也不能满足需要，如此条件常人尚难以忍耐，而令所有人都震惊的是：罗宾逊夫人坚持下来了！这一方面归功于她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她那贯彻至终的毅力以及无私的献身精神。哲学家罗素说：“世上真正善意、献身的人非常罕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适于理解和无资格比拟这种人的。”罗宾逊夫人此举感动了当时的西方社会，他们称她为“人道主义的母性使者”、“二十世纪最优雅的英国女性”。
这是一个令男性都为之惊讶的勇敢的灵魂，谁也没有认定要让她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去背负经济学道义的十字架，而她却前行得如此执著和义无反顾。王国维认为善良和伟大同备则为“壮美”，正因为如此壮美，她的名字才得以永恒，这个世界也应为这样的女性而自豪。伟大的歌德在《浮士德》的结尾让天使们唱出：“一切过往的，不过是象征，永恒的女性，引领着人类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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