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米德
1
这种观点经常被表述为，一国内的国债仅仅意味着作为潜在纳税人的该国民众由于持有政府债券从而成为其自身的债务人，因此，它对经济体的影响微乎其微，目前为止，其作用不过体现在它可能会导致纳税人和资产拥有者之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本文的目的旨在驳斥这一观点，并证明除了分配效应以外，国债的深远影响还表现在对工作、储蓄和承担风险的刺激中；文章亦将检验这些效应的特性。
本文的关注点仅限于国内债务。我们都知道，外债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是一种负担，因为其必须要将债务方的真实商品和服务转移到债权国，从而支付这笔债务的利息和偿债基金。而另一方面来说，国内债务意味着这一转移仅仅发生在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和作为产权拥有者的公民之间，因此对于全体公民来说，并不存在真实商品和服务的直接损失。
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推断国内债务没有负面影响。为了检验这些影响，我们将会比较两个各方面都极为相似的社会体，唯一的区别仅在于，其中一个社会体负担着巨大的国内债务，而另一个则无债务负担。这一观点是一种有益的分析工具，它可以将社会中有关劳动的某些因素孤立起来考虑；但是这一概念却是虚构的，考虑到有无国债对于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影响，它尤其需要仔细的定义。
为了演绎这一概念，可以假设我们从负担国债的社会体通过资本课税的方式向不负担国债的社会体转变。但是这一资本课税纯粹是一种分析工具。我们实际是在想象两个不同的社会体，它们在其余任何方面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历史给其中一个社会体留以国债，而另一个社会体则没有；而采取前者通过资本课税的方式演变为与后者相同这样的描述仅仅是一种用以解释它们在何等意义上在其余方面都相同的方式。
那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一个有巨额国债的社会体吧。我们将会做一个且仅做一个关于分配的简单假设，即在任何给定收入层次上，所有公民劳动所得的收入与拥有资产所得的收入比都是相同的。富人的不劳所得与劳动所得之比也许比穷人的这个比率更高，但每个富人之间的这一比率是相同的，每个穷人之间亦如此。接着，我们假设在任何累进层级上都征以资本课税，这些总税收足以偿还总债务。课税之后，任一收入层次上的任何公民，都会因为其资产所得的数量及累进的资产征税而使总收入降低。让我们假设所得税程度相应的调节非常到位，使得每个收入层次上的每位公民因为所得税减少而富余的那一部分恰好等于他在资产收入中所失去的。每位公民的净免税所得仍与过去一模一样，因此资本课税并未染指个人收入分配。如果该资本课税是按比例征收的，则它便会使所有的个人财产以相同的比例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也会使财产分配丝毫未改变。如果该资本课税是累进税制的，那么至此它就已经消除了资产所有权的不公平问题。
2.
这些变化会对公民的行为产生怎样的效应呢？首先，最重要的但是却奇怪的负面效应，是增强储蓄的动机，这是因为每位公民的净收入没有改变，但是他们资产的价值却降低了。想象一下同样的人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在两种情况下他都有1000英镑的免税所得可以消费或储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他拥有价值10000英镑的资产，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只拥有价值5000英镑的资产，这些资产可以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或是用于自己年老后，或是留给他的家庭，或是靠这些资本添补当前的花销。他在第一种情况下将花费在商品和服务上的钱的数量几乎必然要比在第二种情况下的多；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一个人的净储蓄越高或净花费（非储蓄）越低，其资本与免税所得之间的比率就越低。我们可以称之为庇古效应。
希克斯（Hicks）教授估计，1947-1949年间，任何实物资产都无法抵消的政府国内负债（我称之为‘净负债’，deadweight debt）占所有私人拥有资产的比例不低于43%。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偿净负债可以看做能够将公民资产比例降低43%，而不减少他的免税所得。这可以被称为一种巨大的庇古效应，并显然将会极大增强人们储蓄的动机。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这一储蓄动机的增强几乎必然意味着进步。如果对消费品的需求降低了，不论其是意在减弱通胀压力，还是释放资源（因此投资便可在经济增长的利益下加大），它的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即使消费品支出上没有变化，储蓄动机的增强也可以具有间接优势效应。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税率将会降低，从而公民的免税收入会提高到的有必要重建其对消费品需求的程度上来；而这些税率的降低将会增强人们工作和进取动机。
此外，净负债的化解将会使所有个人资产减少这一事实很可能会增强人们的工作和进取动机，同样也增强了储蓄动机。人们将尽更大的努力创造私人财富——这些私人财富还尚未被净负债导致的通胀所影响。
3.
净负债消失的第二个显著效应是在经常讨论这种联系时我们熟知的由于税率降低而增强了人们的储蓄动机、工作动机和风险动机，而这种税率降低是节省预算中的利息支付而带来的直接结果。原则上看，这一论点非常简单。净负债清偿意味着节省了负债利息的预算开支。这使得降低税率变得可能；而这也会增强人们通过更加努力进取而赚取更多收入的动机。
人们工作进取动机将会增强，而这将代表经济配置的优化，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假设，当净负债消失时，每位公民余留收入的应缴税率都会下降，这正好补偿了他资产收入的损失。目前为止，他拥有的实际收入的境况完全未变——既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唯一的改变是，如果他赚取了一笔额外的收入，他实际留下的将会更多。于是，他便开始思量赚取更多，因为他的起点仍是和之前相同的实际收入，并且能够比以前更容易的获得一笔额外收入。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一改变必然是一种前进，因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继续将收入和休闲维持在和以前同样的水平；而只要其收入中依然存在积极的税率，他就很可能更加努力在其额外收入纳税之后向社会贡献出比他拿走的要更多的财富。
但是，税率降低对收入产生的这些效应到底有多重要呢？常见的论点是，如果满足以下条件，这些效应从定量的角度看是非常小的：（i）市场利息率很低；（ii）现存的收入累进税率很高；（iii）高收入与高资产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iv）累进资本课税也很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债务清偿很可能仅会导致预算支出中很少部分的净储蓄，也仅会给税率降低留下很小的空间。如果利益率很低，一笔给定的债务清偿将仅会造成预算中利率支付总量很小的节余；如果资本课税是累进的，如果大笔资产主要是掌握在高收入人群手中，如果这些收入的边际税率很高，那么，大部分这些总量很少的利率节余本身就会被所得税税收吸收。预算净节余、税率随之的减少以及由于债务清偿而随之带来的动机的增强将会非常小。
我刚才列举的条件存在于刚经过战争洗礼几年后的国家中；而由于这些原因，巨额国债的存在并未被看做会对动机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除了非常重要的庇古效应之外，至少还有三个原因说明为何净负债阻碍刺激经济的程度比人们普遍认识的还要严重。
首先，利息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债的存在。这期间将会有沉重的通胀压力。利息率的全面攀升将会立即增加短期国债和其他短期债务利率支出的预算负担，并将渐渐导致长期债务支出的增加（由于其到期需要偿还债务），这一事实使得将货币政策作为一种工具去抑制通胀变得更有顾虑。在低利息率下，债务清偿可能仅会导致很少的债务利息结余量；但是这意味着利息率的提高作为一种反通胀工具将不再会遭受它会产生严重预算问题这样的反对之声。国债的清偿因此使得灵活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去控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变得更加容易。现在，无论怎样，利息率已经被提高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自然，这一论点可以被更直接地表达. 说白了，利息率高居不下，国债的清偿就意味着在国债利息上的大量结余。
我们对净负债持有的态度必然会受到周边经济环境的极大影响。在经济停滞时期，如20世纪30年代，人们渴望将低利息率和低息贷款用于刺激投资；这就产生了一个偶然的结果，即一笔给定国债因此并不涉及很高的税率, 同时，大量资本负债将抑制储蓄这一庇古效应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当前（更加可取的）世界经济增长和恢复的气候下，人们也许期待将高利息率作为一种手段去抑制生产率最低的投资项目，而负债抑制储蓄的庇古效应则是最不可取的。净负债在20世纪30年代也许是一件幸事，但到了50年代则成了祸根。
第二，累进资本课税与所得税累进系统的结合意味着随之而来的现存所得税额度的减少并未被留下多少空间，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在边际上增强加倍工作和进取的动机。资本课税减少了资产所有者的总收入；在所得税累进制系统下，通过将他列入相对较低的收入层级而使他的收入总量减少使得他缴纳的所得税率降低。因为这个原因，即使在资本课税之后所得税额度并未减少，但边际动机仍然有所提高。因为他现在处在一个更低的总收入层级中，此时的纳税人就会从自己每多赚的1英镑中留下更大的比例。
第三，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税率比其在低谷时要高时，给定的边际税率减少从经济动因的角度来讲更为重要。考虑一下那两种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所得税税率为每磅征收19先令6便士[1]，因为冷战开始了，除了国债利率以外，还有大量的政府支出被用于供资军火。在第二种情况下，真正的和平已经被打破，所得税仅为每磅征收2先令，因为政府在军火上的开支几乎没有，尽管在债务税率上的支出依然未变。现在，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清偿了足够的国债，使所得税每磅减少6便士变的可能，同时对每位公民来说，由于他在债务利息上的损失刚好由所得税率的降低而补偿，因此其真实收入和以前一样。接着，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做同样的改变；也就是说，第二种情况下的债务总量将会被允许每磅减少6便士，并使每位公民的真实收入不变。在第一种情况下，对于每位公民现在多赚的100磅收入中，他可以保留5磅而并非仅2磅10先令。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对于每位公民现在多赚的100磅收入中，他可以保留92磅10先令而并非仅90磅。税收在每磅同样减少的6便士在两种情况下都使得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不变；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该公民的边际报酬提高了100%，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提高了3%。由于在‘冷战’条件下，我们纳税人的境况比在‘真正和平’的条件下要差得多，我们无法很有把握地说，在第一种情况他的边际报酬提高100%同时总报酬不变，与第二种情况他的边际报酬提高3%同时总报酬不变相比，前者对他工作总量产生的效应要比后者更大。但是，他却有很大的可能性在第一种情况下做出更大的努力。
但是，即使在他的边际报酬提高一倍的情况一和边际报酬仅增加3%的情况二这两种情况下他所增加的工作量是一样的，税收的减少在第一种情况下也要比在第二种情况下重要的多。在两种情况下，他的税前工资都能衡量他的边际产出价值，而他的税后工资则可衡量所做努力对他来说的边际无效用。在第一种情况下，该公民的工作边际为，其边际产出的价值不低于其边际劳动成本的40倍（￡100÷￡2.10s.=40[2]）.在第二种情况下，他的边际产出价值仅为其边际劳动成本的10/9倍（￡100÷￡90=10/9）。在第一种情况下，整个社会所获得的额外劳动比第二种情况下要多得多。
因此，明显的事情是，如果最开始的所得税很高且是累进税制的，则一个累进的资本课税仅会产生债务利息很小一部分的降低，并因此仅允许税率很少量的降低。但是，正是因为边际所得税率非常高，因此税率的少量降低将会带来诸多好处。
IV.
到目前为止，现存的遗产税被我们忽略了。净负债的清偿将会降低私人平均拥有财产的数额；它也便会因此减少死者平均留下的遗产数额；对任何给定的遗产税计划来说，它将会降低每年来自于这些税的财政收入。也许这一点存在着争议，但额外的这部分自动减少的财政收入仍然会进一步削弱将净负债清偿作为降低税率及提高动机的可能途径这一情况。
下面的考虑有力地说明了我们应当谨慎对待这一观点。如果利息率足够低，如果所得税足够高且是累进的，如果资本课税本身足够累进，如果遗产能够足够频繁地从一位死者向另一位传递，如果遗产税税率足够高且是累进的，那么，净负债的清偿可能会在现存的税率上使预算财政收入降低的幅度比预算支出降低的更多。由于个人财产资本总量的减少而带来的遗产税的损失也许比所得税缴纳后少量的利息节余还要多。为了维持预算均衡，税率必须要在债务清偿后予以提高。国债越多，财政预算的境况就越好。
战争结束后接下来的几年很可能就是这种状况，因此债务清偿就会导致预算财政收入的降低要多余预算支出的降低。然而，常识准确地反驳了这一结论，即战争期间债务的大幅增长将会在任何基本意义上改善预算境况。那么，这个论点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
当然，答案就是我们没有理由去相信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平衡在净负债清偿之后仍然应当保持不变。在现代经济中，税收的基本目的就是限制私人公民的需求，从而将为私人消费而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真实资源释放到这样一个程度，使得人们需要由国家和私人企业在给定的政策和机制下计划实现当前政府服务和资本发展项目的需求。作为最初的估计，我们判断净负债清偿后税率得以降低的程度不应当依据预算财政收入与预算支出之间的平衡不受影响这样的标准，而应当根据私人公众对商品和服务私人消费的需求不会改变这一标准。如果我们采取这一标准，那么毫无疑问，净负债的清偿将会允许税率甚至在我们设想的某些极端情况下得以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由于遗产税的发生率，它将会在不改变税率的情况下使预算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平衡恶化。
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无论在征税前还是征税后，每位公民都拥有一笔免税的净收入1000英磅，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拥有10000英镑的资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仅有5000英镑的资产。他在第一种情况下的消费会比在第二种情况下多，原因很简单，即此时他拥有更多的资产；而如果遗产税很高且是累进的，那么他在第一种情况下的消费可能仍然会更高，因为他可以在有生之年消费掉自己所有的资产，但是却无法给他的继承人留下太多。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会享受一大笔遗产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因为每年都有一些公民死去，并将数目客观的遗产继承下去），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从遗产税中拿到的财政收入会大大减少，因为死亡后能够纳税的私人资产只有前一种情况的一半。现在，因为我们的前提假设公民在两种情况下拥有相同的免税收入，而国家已经在两种情况中大幅降低了所得税率，使该公民拥有相同的免税净收入，尽管他已在资产中损失了一半的收入。这本身就会使得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保持平衡，因为国家从他缴税方面损失的部分恰好等于向他支付利息减少的部分。但是，国家也将会因为遗产税损失一大部分财政收入，因为现在能够在死后继承的资产仅有之前的一半。尽管如此，由于庇古效应，公民资产的减少将会减少其消费支出，而想要保持私人消费支出，税率必将进一步降低。换言之，当净负债清偿时，不仅来自遗产税的财政收入损失应当被完全忽视，而且同时，所得税税率也可适当地减少到比足够维持之前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平衡更多的程度，即使从遗产税而来的财政收入未曾降低。
V.
净负债的清偿对资本和货币市场也有革命性的影响，这是通过改变银行及其余私人经济部门能够持有的资产数量和结构而实现的，而这将会对经济动因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检验。
让我们将我们社区的私人部门可持有的资产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货币、票据、债券和股票。货币包括硬币、纸币和银行保证金，所有这些都不付利息，但都以货币价值存在，并且能以可忽略不计的成本转换。票据——其中三个月短期国债是个典型的例子——是一种可靠的承诺，即在短期内支付一笔定额资金；它们的资本价值到那时就会变得确定，但是,在它们到期前，随着利息率的变化，它们的价值也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债券——其中2.5%的统一公债是个典型的例子——是另一种可靠的承诺，即每年支付定额年金而没有义务去偿还这笔总资金；从这得到的收入是确定的，但是它们的未来资本价值却会因为利息率的变化而大有不同。股票包括普通股和真实资产（如机器）；从中的收入是不确定的，而收入在哪个利息率上应当被资本化也不确定；它们的未来资本价值取决于一种双重风险。
我们在此要做两个简化了的假设，我们到时候都会对其进行修改。首先，让我们假设净负债的清偿不影响银行系统，并且所有的硬币、纸币及银行保证金的总量通过银行系统得以在其他依然未变的私人经济部门流通。第二，让我们假设没有任何保持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平衡不变的动机，实际上，税率得以有效降低，使私人物品消费总需求得以保持在之前层面上。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市场制成品不受干扰，我们可以假设股票期待收入的绝对水平没有发生变化。
有两种方式使国债的清偿在这些情况下可能影响投资动机，第一种通过改变市场现存票据及债券的数量来直接操控，另一种则通过票据、债券和股票相应的价格变化来实现。
庇古效应的卡尔多扩张（Kaldor-extension, p.166上述）认为，如果净负债的清偿使人们财富缩水，那他们可能尽各种努力去重构私人财富。这些努力也许包括某些商人的卓越表现，包括投资资本设备的更大动机。但是，有一种重要的影响力从反方向发挥着作用。净负债的清偿意味着企业家（无论他是私营商人还是代表股份公司的管理层）将会掌握更少的资产——特别是像那些证券方面的政府票据和债券这样的资产，或是那些通过出售而使金融资本发展的融资变得格外容易的资产。因为他的负债总资产率会变得更低，也因为他容易变现的资产与其他资产的比率将会更低，典型的企业家将会较少有能力涉足资本发展的金融项目，而这样的做的风险也会增大。因此，由于资产数量的改变，投资的动因也许增强了，但是金融投资的能力却很可能会下降。
VI
以货币形式表现出的票据和债券价格的提高代表着利息率的降低。而票据和债券价格相对于股票的提高代表着风险溢价的提高。股票收益率与票据和债券收益率间的差距会增加。从固定利息公司债券的发行借资用于资本发展会比从普通股发行中借资更加容易。资本发展将会有一种相当安全的保险金。
当然，政府总是有可能通过自身承担风险来补偿这一资产价格方面的变化。这可以通过发行票据和债券及投资股票收益来实现，因此，当净负债清偿后，仍然有一笔数量可观的以政府票据和债券形式存在的政府负债，与之相平衡的是另一笔以政府在私营工业部门政府投资形式存在的等额资产。
但是，假设政府并未采取这样的行动。于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以货币形式表现出的票据与债券的价格会有所提高；这将代表着纯利息率的降低；而一个较低的纯利息率是一种价格改变，它将会有助于刺激一些安全、长期项目的附加投资，比如建房。
但是股票价格的变化（其代表着工业中机器和其他真实资产的市场价值）对投资的影响比票据和债券价格的改变对投资的影响可能更大。票据和债券以货币和股票形式上涨。但是，股票是否会以货币的形式涨跌呢？
这一结果取决于票据和债券是否是比股票更好的货币替代品，或者反之，是否它们是比货币更好的股票替代品。当政府票据和债券得到清偿，而货币和股票的数量仍然未变，代表私人市民以货币形式持有的资产就会得到一定比例的增长，而其以股票形式持有的资产也会得到一定比例的增长。如果票据和债券是货币的良好替代品，那么，票据和债券的货币价格只需要小幅的上涨就足以劝说代表市民向货币做必要的转换；而如果票据和债券不是股票的良好替代品，那么就需要票据和债券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才能使人们向股票做必要的转换。在这样的情况下，票据和债券的货比价格仅会有小幅的上涨，或换言之，纯利息率仅会有小幅的下跌；而风险溢价将会大幅提高，而这是由股价下跌带来的。类似的，在相反的情况下，当票据和债券是货币的劣替代品而却是股票的良替代品时，为了使人们向货币做出必要转换，票据和债券的价格将会大幅上升，而利息率则将大幅下降；但是风险溢价只需要小幅上涨就能产生向股票的必要转换，因此股票的货币价格将会上涨的与票据和债券的货币价格上涨的一样多。
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可能发生在实际中呢？我们必须要区分票据和债券。票据比债券更像货币，而债券比货币更像股票。当私人公民失去了他的票据时，他很可能就会寻找货币。但实际上，大部分政府短期债务被银行持有。只要我们假设银行不受这些改变的影响，反而供给数额不变的货币，那么，国债的清偿之于私人部门资产结构的效应将主要会是债券的减少。何时财产所有人才会不满足于债券而转向货币或股票？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趋向长期滞涨的成熟经济环境，其中，一个极低的利息率对防止通货紧缩来说是必须的，这样，利息率才几乎不可能会进一步下降。这样的情况下，在股票的货币价格下跌，而非债券的货币价格上升时，增加的风险保证金就会出现。净负债的清偿会使得本已紧缩的环境更加紧缩。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利息率非常高的看涨情况，其中，稀缺的资金阻碍了进一步的发展，而非风险承担或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债券的稀缺很可能会导致利息率的大幅下降，这可能会抬高股票的货币价格；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到资本市场的价格效应，国债的清偿将会使紧缩的状况更加紧缩。
然而，最后一段的分析并未支持这样的现实，即在一般价格水平下，大幅度的紧缩或通胀可能正在发生或将会持续。票据的资本价值和债券的利息支付以货币的形式被固定；在股票的例子中，资金价值和收益均未固定。因为这个原因，在货比价格快速变化的时期，票据和债券相对于股票来说可能是更好的替代品。这也是为什么国债的清偿很可能会对股票价格产生紧缩影响的另一个原因。
VII
我们仍然需要修改那两个假设，即净负债的清偿本身并未影响股票预期收益的绝对水平，也不影响货币的总供应。实际上，两种情况下其都可能施加一种强大的压力促使通货紧缩。
由于上面第二部分（II）阐述的原因，净负债的清偿很可能会增加储蓄的偏好。我们目前所说的这一效应假设会被政府对税率的降低而抵消，而这一税率必须降低到足以使私人支出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上。但是，当然，税率也许不是按这种方式降低的。如果最初就有一种促使通货紧缩的强大推力可期待去发挥反作用，那么由净负债清偿带来的储蓄的增多和消费品支出的减少对于政府来说是可接受的。或者，如果大家普遍认为过多的社区资源被用于消费而很少用于投资时，即使在没有任何紧缩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品需求的减少可能也是可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降低股票预期收益的绝对水平，消费支出的减少可能会造成人们不希望看到的紧缩压力。为了使这些不造成总需求的实际紧缩，就很有必要增加总投资的支出，其等于在消费品支出上的减少。当市场对消费成品的需求实际上是收缩时，要实现资本发展支出的增加也许需要货币流动性的大幅增长及利息率或风险溢价的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总货币供应显著增加，否则净负债的清偿可能是通货紧缩的。
但是，货币供给又会如何回应净负债的清偿呢？目前货币的供给依赖于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而银行系统又依赖于大量流动性国库券的发行，这些发行银行包括英格兰银行，贴现银行及票据交换银行。如果这些高层银行系统的谜团依然未变，那么，包括所有政府票据清偿在内的净负债的清偿将会使银行系统高度缺乏流动性，并将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如果政府——尽管其净负债为零——向银行发行票据，并将借来的钱投资于私人债券或股票，则这一通货紧缩效应就会被抵消。为了使银行用货币购买票据，政府将会用政府票据购买私人债券和股票，除非银行配置有所改变，银行本身在这些条件下用货币购买债券和股票。
VIII
到底负债清偿的影响是通胀的还是紧缩的，取决于各种压力的复杂平衡。显著的紧缩可能性也许是银行系统带来的效应。如果所有的国库券都被清偿，那么在当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灾难性的货币紧缩。让我们暂且搁置它，并假设找到了一些其他可替代的方法去控制货币供给。这是清偿净负债的必要条件。
仍然有一些相互冲突的力量在起作用。
（i）
（ii）
（iii）
（iv）
（v）
总的来说，即使不考虑银行系统给货币供应带来的任何影响，净负债的清偿也很可能将产生显著的紧缩影响。但是，倘若政府对货币机构和货币政策管理很严，并为了稳定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而全力以赴控制其货币和财政政策，那么在如今的条件下，其必将会对债务的清偿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如今，经济膨胀、利润率和税率高涨的条件必须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人们不期望相反的情况发生，这样才能避免通胀带来的威胁。净负债的清偿则仅会提供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条件——人们则期待相反的情况发生。
然而，危险的地方可能依然是，由于寻找风险项目投资的资金变得更加困难，而股票的风险溢价也在不断提高，这将会成为对创新和申请新的有风险技术的特殊阻碍。为了弱化这一趋势，政府也许有必要去放松其财政及货币政策，特别是要照顾到创新和进取（如对新的投资进行免税），并通过公共或半公共机构安排新的风险资金的提供。但是，鉴于此，净负债的清偿可能会为经济动机的大幅提高创造机会。
IX
本文开篇就提出这一问题，即一国内的国债是否是一种经济负担。分析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通过想象资本课税的存在而清偿掉负债，从而检验如果其他不变，经济动因将会因此如何不同。我们的分析已说明，在一些重要方面，大量净负债的存在将会严重损害经济动机。但是，在我们急于重建一个零净负债社会之前，有两个进一步的问题需要广泛的调查。本文中我们只能简单介绍。
第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假设净负债的存在是一种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最适宜的净负债量就是零。也许有资本（negative debt）会使情况更好。或者，考虑到我们的国民资本课税，为什么总课税就应当等于总负债呢？如果还有很大比例的债务使国家变成一个债权国而非债务国，难道就没有益处么？关于这一点的论点如下。政府拥有国防、司法、警察、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的资金可供支出。为实现这一点，其就必须进行征税。税率造成了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差异并妨碍了经济动机。如果国家是一个净资产所有者，而国家高效地使用这些资产或将其租给经济体中的私人部门, 它自身就会从租金、利率和利润中获得净收入，这些租金、利率和利润可被用于为其部分支出提贡资金，这样税率将会进一步下降。假设国家的财产都得到有效运用，使得它的边际社会收益至少不比假设其全部置于私人产权下的边际社会收益低，那么税率的降低就代表着经济动因进一步的净提高；当然，仍然会有更大的庇古效应在刺激着私人储蓄。
还有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即国家应当持有哪种类型的资产。有些资产，如公路、学校和国有化企业的设备毫无疑问是首选类型。但是对其余的类型，国家是否应当投资私人债券或私有设施呢？如果国家将其资金投入于一些固定收费，如地租、抵押借款或公司债券，它仍会进一步侵取私人食利者的功能。
但是，在目前庞大的国债之下，这些问题仍然都还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我们应当很高兴地看到负债显著减少，而甚至无需要求它完全消失，更无需国家对资产的净所有权对其的替代。即使这样，仍然存在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这种减少会产生怎样的效应 ？净负债是一个严重而现实的经济负担这一事实本身并未证明它就应当被清偿或甚至减少。如果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实际上的确存在，而最好的治疗结果也许比这一疾病本身还要糟糕。
第一种可能性是将资本课税不仅仅当做一种经济分析工具使用，而且也当做赎回债务的实际手段。有人劝服我说我们不应当如此。我们必须要面对以下的困境。课税只有在被认为不再征收的情况下才会成功，因为如果课税可能会进一步开征，其就会摧毁掉所有储蓄的动机。成功的课税会引导这样的期望，即除非其已经征到这样的程度，使得已经没有什么情况可以重复征收了，否则课税还是会再次征收。但是这一程度上的课税将会产生行政和评估等问题，将会干扰资本市场的结构，并将会涉足个人财富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其已经脱离了社会经济改革的激进方法实践的或适合的范围。
但是，欲减轻国债的负担，仍有其他一些可能的或不激进的方法。我们不妨将净负债与私人拥有总财产的比率看做是国债相对规模的指标。仍然存在着三种降低这一比率的方法，分别是：通胀、私人储蓄和预算结余导致的公共储蓄。
首先，通胀可以有效地降低这一比率。这一点其实从战争开始时就在发生了。自1947-1949年起的九年期间，这个国家固定资产货币价格的大体水平提高了45个百分点。在1947-49年，私人财产的43%都是净负债。如果这43%在货币价格上的固定的，而剩下57%的私人财产货比价格提高了45个百分点，那么此时净负债仅仅占私人总财产的34%。
第二，净负债的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私人储蓄的积累而减少。这种储蓄与社区的真实资本资产扩张遥相呼应，它代表着私人拥有总资产的增加，因此任何给定的净负债额在私人拥有总资产中所代表的比例都会减小。在1948-1957这九年间，私人总储蓄估计在1948年价格总额达到了61亿英镑，这占到了1947-1949年间估计存在的405亿英镑私人拥有总资产中的15%之多。这一增加将会使净负债占私人拥有总资产中的比率从43%降到38%。
第三，有一种旧式方法可以减少债务，它是通过财政收入之于财政支出的政府预算年剩余而实现的。这种公共剩余在减少私人拥有总资产——即净负债的表现形式——的比例方面具有双重效应。假设政府的财政收入比当前的支出多了100万英镑。如果政府将这笔钱投资于新的公共项目中，比如学校，那么100万现存政府负债无法被真实资产所结清也就不复存在。私人拥有的资产总额仍然不变，但是它使得净负债减少了100万英镑，而有真实资产撑腰的债权则增加了100万英镑。如果政府将这盈余的100万英镑去补偿其未偿的国债，那么私人所有者所持有的政府债务必将减少100万英镑，而他们也必将其投资于价值100万英镑的其他私人真实资产中。前者比率与后者比率之比降低了，这既是因为之前的比率降低了，也是因为之后的比率上升了。在1948-1956这九年间，公共储蓄在1948年达到了约31亿英镑。如果我们从1947-49年间175亿英镑的未支付净负债中减去这一数字，并将其加到230亿英镑当时尚未支付的其他私有财产中，净负债与私人拥有总资产的比率则将会从43%下降为36%。
现在，对于期待预算剩余的争论经常基于一两个立场：首先，为了给通胀的情况施加非通胀的压力，高税收水平和低政府支出水平是值得期待的；第二，为了在经济增长的利润下使更多的资源以不在当前消费为代价配置到资本发展中，则预算盈余带来的公共储蓄对于私人储蓄来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我想要为预算盈余补充第三种陈旧的观点，即它将会有助于减少国债，从而提高未来的经济动机。
额外税收——即使税收支付耗尽了所有储蓄（如，即使私人消费不会因此有任何下降，因此没有对对抗通胀或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任何益处）——也会对债务清偿起到有益的作用。它将会减少个人手中持有的国债数量，即使这没有增加他们持有其他资产。当然，为了这一目的（正像为了其他所有目的一样）而强加的税收应当尽可能少地对当前工作和企业的激励起到负面作用；重点仅是，如果是为了清偿债务而强加税收，那其就不应被排除，因为对其的支付耗尽了私人储蓄。遗产税和年税——对其的估价不是通过收入，而是通过私人拥有的财产价值得到的——也许可以归为此类。这样的税收也许对工作和企业的负面作用最小（尽管我们也不能草率判定这种负面作用不存在），但是支付这些税收可能全部或在很大程度上消耗私人储蓄。也许构建一笔相当数额的预算盈余是明智的，其取之于税，用之于国债的清偿。
通过将预算支出减少到税率减少不能够抵消的程度，预算盈余同样也能够实现。如果为了清偿债务这一目的而减少支出，低国债就会获得长远优势，其代价是将目前政府支出限制在某一水平之下——而该水平之上更被向往。
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和经济政策中经常面对的一样，是一个困境。如果债务减少，那么增长的经济动因就会有很大的长远优势。但是这样做的方法很可能会使经济条件在当前恶化。通胀是减少债务的一大利器，但是却也会引发其他一些负面问题。私人储蓄也许会被刺激，但是过了某一程度后，只有税收系统方式——其涉及到公共储蓄的减少或在分配或其他情况下是不可取的——才会实现这一点。预算盈余只有通过税率的进一步提高或其他预算支出的减少才能实现，而这是债务减少的主要目的，它使得给定水平下的其他预算支出在高税率的消极作用下得以维持。本文的目的仅在于说明通过何种方式大量国债的存在会降低经济动机；文章并未试图去评估减少债务的不同方法中当前成本与最终收益之间的平衡。
[1] 1磅=20先令；1先令=20便士。译者注。
[2] ￡2.10s. =2磅10先令 米德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代国际经济学和GDP算法的主要发明人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建立“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几乎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做（他1940年代末就形成了 “自由社会主义”基本观点，1963年“效率，公平与产权”一书中基本成型）。此文在当前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中犹显重要。米德认为，没有或太少国有资产，而只有国债，是极为无效率的。当然，他不主张100%国有制，而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用线性规划术语，最优所有制安排是“内解”，而非“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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