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国债上错误观念的评判
（二）
国债的购买主体往往是一些人讨论国债时被忽略的因素。而不同的购买者往往决定着国债的性质。例如，美国财政部的国债，如果是由美联储局购买，就会成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一种方式，而且能在基础货币需要的范围内创造价值（这里强调基础货币所需要的范围是因为，当超过所需要的范围时，不仅不能创造价值，还会引起货币贬值，而且此也是美国贬值美元的一种方法）。当外国国家作为储备货币购买时，它是一种窖藏性质的货币，其中的存量（或常量）因为可通过循环发行而长期不用收回，因此也属于一种能创造价值的基础货币性质等同的货币发行。除上述以外的其他主体购买，例如由国内外的居民购买等，虽然流动性相对大些，但也有个常量的保持数，或叫存量，国债存量在创造价值方面的功能与基础货币相似，不同的是基础货币发行可以采用非国债方式发行，如果不是用国债的方式发行的，就没有国债的利息支付成本。其实，大家讨论的国债，通常都没有区分上述三个不同的国债购买者对国债在创造货币价值方面的不同影响。
不仅是购买国债的主体不同会引起国债性质的一些变化。国债用途不同，也会对国债的性质产生一些影响。
上面第一部份的讨论中说到购买国债的货币性质都是过剩的投资货币，他是不分主体，也就是说，无论国家主权货币基金也好，还是企业、个体购买者也好，都是由于投资货币过剩了，为了货币保值，因而购买国债以便窖藏。但是，在国债用途方面，是有两种方向的，一种是继续作为投资货币而用于扩大再生产，一种是转为消费货币用于国家购买社会福利或作为居民的消费支出。
用作继续投资，投资货币的性质没有改变，用着购买国家福利，就改变了货币的使用性质，改变的社会总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分配比例。在过剩经济时代里，这一改变有它的必然性，也是发达国家不得已而采用的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
必须要注意，我国的国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债在使用方向上是根本不同的。我国的国债至今为止几乎都用在投资方面，属于投资性的国债，也就是原来购买者手中的过剩的投资货币，转到国家手中后，仍用作投资货币而投资出去。而欧美国家，原来购买者手中的过剩的投资货币，转到国家手中后，用于购买全民福利，或者作为政府支出或国防开支，都是作为消费货币使用的。我国的国债作投资货币使用时，只不过是转换了投资主体，并不能起到调节社会总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平衡作用。而欧美国家的做消费货币使用，则起到了调节社会总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平衡的作用。
探讨投资性国债与消费性的国债在这方面的区别，能解决发债量的研究方法问题。消费性的国债大多是不能偿还的，发债量受到基础货币发行量、过剩的投资货币的窖藏需求量等方面的制约；而投资性国债大多数是能偿还的，例如，我国为高速公路、高铁、经济适用房（不是廉租房）而发行的国债都是可偿的，从历史上的情况看基本都收回了投资，少有产生银行坏账，它与其他的通过银行信贷渠道而产生的投资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主要的制约因素是社会总的投资增量、通胀因素、社会生产过剩的程度等方面。由为投资性国债的可偿性，比较不可偿还的国债发行量肯定可以大很多。
所以，当一些现象经济学家将我国的国债与欧美国家的国债进行量的对比，或者是将国债与GDP的比率进行对比时，与将我国的货币M2与美国的货币M2比对一样，必遭人耻笑。
其实，受西方现象经济学之害的其实不仅是我国，西方欧美国家自已也同样深受其害。例如，由于分不清国债在购买主体、使用性质、对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调节作用、国债的可偿性程度的区别、对货币创造价值方面的影响区别，仅以一个与GDP的简单比率来议论国债的发行总量，这一套方法论上的错误，就是欧债危机至今还不能很好解决的根源（虽然他们将要采用的方法也能解决，却不是最好的）。由美国国债所引起的美元货币危机，也有很轻松的解决之道。美国的基础设施己经陈旧落后了，受巨大的国债总量之累，连可偿性的国债发行也不敢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国债就没有区别的，因而也同受制约而不能放手使用。如果美国用可偿性的国债用于大规模改造基础设施，以美国的投资放大效益，必将带动一波大的经济增长，何来危机？
我国情况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又不一样。《印钱消费》一书中己经指明，欧美国家发达当前阶段解决发展问题主要依靠的是第三次分配与第四次分配的手段，而我国还处于必须解决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问题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在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在一次分配手段、二次分配手段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并不是说就不需要解决三次分配问题。恰恰相反，我国在三次分配上问题严重，当前的股市状况不是在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在促退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的股市一直是负财富效应点上，股市的滥发行、“圈钱”，使股市对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重新分配功能上，恰恰是将一次分配而来的消费货币通过股市转化为更多的投资货币，同时通过股市的大幅下跌还要湮灭大量的来自普通散户本来用于消费的货币，股市起到了更加加大了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不平衡，加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不彻底改造股市，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受阻。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幼稚的。有人批评我国自四万亿以来，国债投资（包括这两年的地方债）太大，其实，依靠国债投资来顶起GDP增速，其中的原因也有紧缩的货币政策给经济造成的灾难、股市滥发行“圈钱”、负财富效应加大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更大的不平衡，通过利益后门的分配加大贫富差距这些因素有关。由于这些因素都在制造经济体内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更大的不平衡，而过剩的投资货币越来越多，产能过剩的行业也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做除房地产外在其他产业上没有可投资利润可言，唯一的方向就只有依靠政府发国债，将过剩的投资货币由政府集中起来投资基础设施。此举不仅同时解决原料（水泥、钢铁）方面的产能严重过剩、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我国也确实有很大的基础设施可投资空间。
－－待续
救经济必须先救股市
（三）
下面具体地讨论造成我国必须要依靠大量国债投资的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股市的负财富效应。《货币迷局》中己对负财富效应做过定义(要注意的是并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仅仅是股市上涨的概念，而是中小股民较长时间获得财富增值，从而获得消费增加(详见《货币迷局》第八章))。我国股市由于制度上向资本倾斜，有利于权力资本通过“圈钱”获利，中小股民的资金在股市上产生大量的价值湮灭，从而将更多的来自中小散户的本来是用于消费的货币通过股市相反地分配于投资货币，使本来在一次分配后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分配的不平衡通过股市三次分配更加不平衡，使贫富差距更加加大，社会总消费比例更低，投资货币过剩更加严重。
我在《印钱消费》一书中反复讲到，在过剩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总量取决于消费总量，“消费就是生产力(注意：这句话并不是准确的表述，而只是一个便于理解的表述，因此用引号)”。股市增加了投资货币量，减少了消费货币量，这在资金缺乏的年代里是好事，在过剩经济时代里就是灾难。有人说上市公司不是通过股市集资后增加了投资？但往往是上市的几家公司增加了投资，而更多的未上市公司倒闭，由于股市使消费减少，既使是上市公司的增加投资也会在一个投资周期后的产生生产过剩。因此，来自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必然使总的社会再生产大大缩减，经济进入萎缩的循环。像2008年、2011年，伴随着货币紧缩政策、股市大幅大跌，都同时发生民营企业大量倒闭，经济快速下行的危机，这是人人都眼见的事实。2011年浙江民营企业倒闭己经超过了2008年，而且还新增了高利贷危机，引发的民营企业“跑路”潮。
在这种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经济下行、失业问题严重的情况下，要挽救经济，在我国现阶段可选择的政策只有两条：第一条是拉起股市，使股市不再产生负财富效应(要到正财富效应还路还很远)，通过“双轮经济”的自激作用而拉动经济向下。但此需要一时间过程。美国2008年因金融危机，股市一度跌到6000多点，格林斯潘给出的救市政策首先就是救股市。
第二条就是增加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因为其他产业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产生大量的过剩，包括原材料等。只有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可投资空间需要国家来做。目标首先是要使失业的人口回到工地做工。除这二种措施可救急外，政府的政策选择还应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这其中涉及到调整经济结构，消化上游过剩产能，增加下游消费产能是有一个过程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国大量的国债投资(注意，这里的国债也包括了政府向商业银行贷款)与股市的负财富效应有关。或许有人说，四万亿是错的，就不应该进行国债投资。试想，当时股市最高点是二十四万亿市值，最低点只有七万亿左右，大多数股民是3000至4000点区间进去的，股市湮灭价值约十万亿左右，这个时候即使是发放一万亿消费券都不可能解决问题，而发消费券不可能获得通过，没有四万亿救急，在“双轮经济”自激情况下经济就会崩溃，应对处于即将崩溃状态下的经济四万亿应对是必须的。反对四万亿扩展投资政策者都是一些只懂西方经济学教条，不懂得实际经济运行的人。但这不是说四万亿配套政策没有一点问题(我国经济问题严重但却不是四万亿投资本身)。问题出在各地方各部门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乱开债务平台乱上项目，甚至仅湖北一省就搞出一个12万亿的投资规划来。我国历来就有国资预算软束缚、地方政府争项目，千方百计地扩展投资的冲动，因此我几篇文章中都强调对政府投资严格指标控制的必要性。我国的情况对政府、国企投资指标控制才是反通胀的有效手段，而不是紧缩货币的政策。
第二，我国权力资本通过利益后门的分配，会产生大量的游出实体经济的过剩投资币。有关利益后门问题，我曾写了一篇《“利益后门”正在腐蚀中国经济发展1-4》(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2dqxh.html)专文。从利益后门分配的价值总量，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实证的研究，该文取王小鲁的灰色收入量(2008年5.4万亿元的规模，占当年GDP的17.2%)作比喻，只是想说明一个量的数量级概念，未必准确。但既使按GDP总量10%来估算，2011年也有4万亿以上的规模。这笔钱的特点是:一、不是消费货币,造成社会总消费比例的降低，加重了生产过剩的程度；二、因某种权力渠道而来的钱，获得这种钱的主人并不会实业投资或资本经营，多数情况下会成为银行存款或成为窖藏货币(也有部份转移国外)，要再进入实体经济就必须要银行向第三方放贷 (我国货币M2量大，这也是原因之一，那些老拿美国与中国对比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经济中的这些区别)。因此说，利益后门的分配是加大贫富差距，拉动经济向下的动力。
在过剩经济条件下会产生百业萧条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假如有四万亿利益后门的分配价值，是不可能被民营企业用于增投资的，而如果被闲置在银行或者当作存款准备金被锁在央行，第二年就会绝对地减少四万亿的产值(不计乘数效应)。经济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吗？不允许的。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杜绝利益后门的分配，但这是属于政治改革方面的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这里只是描述政府的经济行为规律。那么这时候唯一的也只有政府将这一笔钱借出来投资，才能保持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因此利益后门的分配也是造成我国必须要有巨大的国债(或政府)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因为一次分配于消费的比例低而远比欧美国家要低很多。经济处于一个通过股票发行谋利、高速公路建设与收费、高铁招投标、房地产方面(这只是列最大的四个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等利益后门流出造成暴富阶层，国家不得不依赖于加大国债(政府)投资，而国债(政府)投资因为利益后门的分配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低、造富运动高，如果不持续地进行国债(政府)投资，经济就无法维持，这么一个低效益、高暴富，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循环。
所以说，我国的国债(政府)投资量大、货币M2量大都是经济的表象，只在表象上做文章就犹如断箭疗伤一样可笑。片面地反对政府投资、反对货币M2(商业银行贷款量)增加，都是极端错误的做法，只有看到事物的本质才能找到对症之药。就我国当前来说，必须要尽快地解决股市的负财富效应问题、利益后门的分配问题，因为这二方面是当前拉动经济向下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股市，并不是一些人士认为的那样只要与己无关就无关紧要的一样，如果继续向下跌，必将引发经济危机(有关股市下跌到一定程度为何会引起经济危机，在《货币迷局》、《印钱消费》书中都有大量的论证，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2012年的经济如何走？仅仅有还不知何时能实现的一次分配改革是远不够的(我不是说一次分配改革不需要，而是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一次分配在解决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均衡分配方面远不够的)。必须首先解决股市的负财富效应问题，这是当务之急，同时在一次分配领域里改革、加大二次分配比例、会用三次分配手段(详见《印钱消费》第四编中的论述)，斩断利益后门分配，同时仍需要适量的国债(政府)投资，以解决由延续而来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巨大不平衡，经济仍可步入正常增长的轨道。我反复说了，在我国当前条件下，危机都是滥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人为造成的，对症下药真正解决上述问题经济增长潜力仍然是巨大的。2012年经济如何走，要看政府在上述问题方面的解决程度。
注：文中所使用的“投资货币”“消费货币”“印钱消费”“三次分配”“四次分配”等概念，都来自我的《货币迷局》《印钱消费》二部论著。经济理论是概念思维的体系，要理解文中准确的含义，就必须对这些概念有准确的理解才有可能。尽管我凡在这些新概念出现的地方，都有说明概念定义来源的引文，但我发现还是有不少的人望文生义，用自己个人的理解来代替实际的含义。在这个基础如果想讨论问题，就会使得说话根本不在同一个语境平台上。
“投资货币”、“消费货币”首次分类与定义是在《货币迷局》中。我曾说过，这一分类与定义对我的货币理论成为宏观经济理论影响是根本性的。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正像本文一样，我的所有的宏观经济分析与数量模型都是建立在“投资货币”、“消费货币”这两个概念基础上的。因此，如果不对这些概念准确理解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印钱消费”这个概念最早出自《货币迷局》。它是一个理论体系的代名词而不简单地是一个概念。多数望文生义者连最基础的货币发行概念都是含糊的、甚至错误的理解。例如，当前最普遍的是将商业银行贷款(即M2的构成因素)也看作是货币发行(“货币超发”就是基于此而来)。在如此错误观念下，所理解的“印钱消费”与我所说的“印钱消费”是相距十万八千里。而我所说的“印钱消费”理论是对当代经济中客观规律的一种揭示，因而构成我的四次分配理论要素，成为解决当代经济危机的必然手段。其实也是分析当前欧美经济的理论工具。因此，需要建立在准确理解上的讨论才是有益的。
本文系列讨论的国债理论，同样也是建立在我的“货币发行”的基础理论上的。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我对“货币”、“货币发行”都在《货币迷局》中重新定义过。例如我对一般的货币定义：“货币是有等同价值或等同价值保障的交换媒介”；对当代信用货币定义：“货币是由其发行机构提供等同价值保障的交换媒介”。没有对这些基础概念准确的理解，同样也是很难理解本文中国债理论。若追究西方传统货币理论的错误源头，其实就是从对货币的定义错误开始。
《货币迷局》发行后，有一位读者曾批评说，《货币迷局》没有对普遍存在的国债进行论述，是个缺憾。我相信该读者一定看到国债发行在当代经济中的巨大作用。经济运行是由规律所支配的，当产生一个大量出现的现象时，正确的做法不是去怪罪经济为何不按自己的意图去运行，或者主观地规划一个框框，而是去发现隐藏在经济现象后面的本原。本篇文章也算是答谢该读者，并作为对《货币迷局》中关于货币发行方面的的补充。但从理论逻辑上说，必须是放到最后，因为是需要在论述了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分类、“货币放大”、“双轮经济”这些理论之后，因此国债发行是由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平衡造成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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