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包括美国和亚洲的宏观经济框架，我们不可能理解今天欧洲的资本主义和欧盟内部发生的事情。2007年夏天爆发的次贷危机正通过全球金融市场不断蔓延，这似乎证明了我们起初的解释是对的，这种解释是受折磨的工人、负债的消费者和躁狂抑郁的储蓄人构成的三位一体(Bellofiore和Halevi，2008)。 我们应该将以上观察的结果置于当前金融化的资本主义政策语境之中，劳动力被归入金融和贷款范畴内。如果我们分析通过杠杆收购进行的资本剥割投资机制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这种现象。因此，本文首先叙述次贷危机的历史过程。然后我们提出“明斯基时刻”并指出如何将其置于当前语境中。
二、危机爆发的过程
“金融衍生品”是那些规定基于某特定资产估计价值基础上的交换规则的合同。正式意义上，这些做法是为了抵制风险。有多少种对于资产的猜想，就有多少种“金融衍生品”（Bryan和 Rafferty，2006）。因为“金融衍生品”只是一纸文件，它可以被无限复制并发放。Harry Magdoff 和 Paul Sweezy解释道：大的冲击来自上个世纪80年代大量签订的文件以及由这些文件衍生出的新的文件，他们都是面向未来的，甚至面向未来的未来。因此，这些“金融衍生品”不是用来抵制风险的，它们本质上是一种越过生产靠将来收入盈利的投机行为。这种赌场式的活动，不光不能抵制风险，还会将风险传播到经济活动的每个角落。在这种语境中，次贷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来看看今天资本主义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态。确实，次贷危机凸显了一个事实：“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创新”一同将市场推入史无前例的布雷区。
值得注意的是，次贷危机爆发后的8个多月后，很多金融方面的论文不断发表，但基本上没什么价值。人们已经了解到危机的来临，但对于它的深度和后果，我们不得而知。投机信贷泡沫的问题在2007年三月时变得很明显，当时大幅度的收楼、房地产贬值，纽约和上海股票骤跌。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是现实和希望金融市场永远平静的设想之间的矛盾。而且，正如Keynes所说，资本家只在他们确定没有风险的时候才会冒险。
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二十年来，一直采取避免萧条的方法来保证金融界保持稳定。这两国是世界经济大国而且唇齿相依。1945年后，日本重建资本主义时期，美国对其提供支持，此后日本就依赖于美国。 1987年10月9日 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日本也很快通货再膨胀：他们极大的降低了中央银行的利率，结果使得大量资金充斥国内市场和美国金融市场。这次举动对于资产流动性极低的美国股票交易系统来说很关键，但同时在日本国内产生了巨大的金融泡沫。这个巨大的泡沫于1992年被东京政府刺破了（通过提高利率），当时人们害怕过热的经济和出口状况不一致。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政策很好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泡沫被刺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极度萧条，直到1995年日元回升。为了避免真正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将利率降至零并且为市场注入大笔资金以至于财政赤字接近GDP的10%。
这些超级凯恩斯式的政策，虽然让日本免于经济危机，但并没有激发经济增长。相反，他们导致了所谓的日元套利交易。在这种时候，适合逻辑的做法是，日本的银行和国外的银行、金融公司以极低的利率从日本贷款，然后到美国的利润较高的证券和股票市场“投资”。日本危机和美国对于萧条趋向做出的回应，通过日元套利交易取得一致。
美国，对抗萧条的解决方案是欠债和金融化。后者成为导致实体工厂和器材领域投资增加的主要因素。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除了军工部门，为金融服务的生产部门增长最快而且不断的吸收投资。今天的金融程序和机制都来自70年代末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欠债状态。开始主要是公司债务，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家庭债务(Magdoff and Sweezy，1977；Chesnais，2004)。像“证券化”这样用来将私人债务打包的术语，对冲基金，以及专做风险管理的公司从70年代末期开始不断出现。那十年中，美国的经济一直处于严重的停滞危机中，这种危机有三个原因：(a)越战结束，(b)与苏联签订的协议，限制核军火库和其他相关设备，(c)撤掉伊朗王，这一举动构成军事干预的一个原由并直接影响美国石油-金融网络（Ferguson和Rogers， 1986）。如果打算将创造贷款来走出萧条的困境，首先必须建立机构空间。
将这个问题置于历史语境中，我们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年代股票交易的大幅度波动没有影响期货交易的政策决定和估计。例如，1960年的道琼斯指数是700，到1969年也才750，但中间最高点达到1000，即波动率将近50%。然而，这些波动都是在一个闭合的回路中，因为自从罗斯福时期颁布相关法律起，银行系统就和股票市场相互隔绝了。现实中的经济，工业和金融的盈利，都是因为越战后的消费政策导致的。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涨开始，政治和经济对策转向寻求将债务变为金融租金的来源，将将家庭负债转为对有效需求的支撑。在这种语境中，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制度空间被建立起来，人们去除了罗斯福时代的保护规定，并改变养老金从特定目的的资金到可提供给市场的资金这样一种金融流向，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取决于市场的资本化。
这个空间制度上创造贷款方面的扩张将对萧条的关注转化为一种信仰：金融市场将会出现一个系统性的趋势，即确认关于未来资本化的期待。但这种“信心”实际上是全球政府增强资本流动性的多种活动的副产品。这些政策开始于1987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到90年代继续扩大，随着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愈发猛烈。正是这些公共资金维持了私人资金的膨胀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没有这些资本流动性，过去的十年中，大型私有金融机构的活动——从投资后保债券到接管私募股权——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说可能发生的话。这种资本流动性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使投机行为增多并提高了波动率。另一方面，它增强了吸收波动率的能力，因此导致了对经济金融化的持久信仰。虽然出现了很多起金融破产，但没有发生任何连锁事件以至于动摇人们的以上信仰。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共同机构不断发布的资产流动性信息。2000年爆发的网络泡沫开始动摇人们的信仰，但美国货币政策迅速转型为2001年出现的一种新式的战争金融（De Cecco，2007），这为吸收破产创造了条件，而人们的印象是海洋整体上是风平浪静。
2007年第一季度，金融城堡开始坍塌。那些弱点不再处于金融机构内部，不是简单的靠扩大资本流动性就能解决的。它们来自终端，即消费者无法偿还分期付款。2月份，两个次贷市场的大公司——Nova Star 和 New Century Financial破产。到5月份，风暴横穿大西洋袭击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它不得不撤销Dillon Red对冲基金，因为次贷市场中91000000欧元的损失。这是一个主要的信号：对冲基金不再能像外传播。它表明，通过抵制风险的一系列举动，风险不但没有被抵制，相反像病毒一样不断的传播和增殖。经济学家和经理人之类并不希望公众看到这种结果。
那只是开端。真正的终点是，消费者无力偿还，这一点在 6月19日 那天变得尤其明显：Bear Stearns投资银行的两种对冲基金宣布会通过收回无力偿还债务人的资产和贵重物品来来回收资金。这个事件使得坍塌变为巨大的山崩——至今——仍未停止。这种惊恐的态势开始向大西洋两岸的金融公司和银行传播。每种恐惧的原因都来自次贷危机爆发的方式。在某种情况下，即涉及到每项贷款款项，都有那些本以为绝对安全而今毒害深重的债券。因此每个事例都表明不可能找到风险的根源。金融专家无法区分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债券。因此某种款项都被污染，人们不止不信任房地产证券，也不信任股票和有高度影响力的资本。到了7月，股票公司无法筹集资金收购被German Daimler被 Alliance Boots甩出的 Chrysler汽车公司。8月，Virgin Media的出售也被搁置。以上都是杠杆收购的做法。
三、新金融的骗人本质
杠杆收购就是收购那些基于贷款公司的做法。意大利词典Garzanti Linguistica给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通过收购他们的股权来收购公司”这种债务变成可减税的花费而且可以随着向市场出售这些重组过的、通常分裂的公司获得的收入来取消债务。通过债务来重组公司同样可以通过企业狙击手来完成，在电影《风月俏佳人》中对这种做法的本质就已经有了清晰的描述，虽然当时这种做法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些金融公司在筹集资金后就突然袭击那些处于金融压力之下的公司。它们的目的是迅速的重组并分化它们，以期在它们的股权增值中获益。这其中牵涉到那些纯粹只和劳动力驱逐有关的决定。这些企业狙击手没有必要买下公司所有的股票。后面的做法，相反，常常受到私人投资基金的青睐。他们筹集贷款资本来购买所有股票，而且出价超过最高者。随后被收购的公司离开股票市场。这些产权投资基金，他们自己也是金融公司的混合体，需要大量借贷，而这些债务则由他们收购的这些公司来承担。换句话说，这些产权投资基金税从它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中扣除贷款，但那贷款本身正是计算金融成功的参照数。它的利润率，这次是股票交易之外的，在收购过程中的贷款之外计算。
产权投资基金一般是短期行为；很少基于花费时间较长的生产基础上。因此，私人产权基金寻求的利润率和古典马克思主义或Kaleckian的利润率都没有关系。它只能来自减少花费，并进一步影响工资和雇佣，它也来自寻求租金的活动。资产剥割成为产权投资基金活动的中心部分。实际上，利润率被公司运行资产的再估价代替，运行资产的再估价是通过将利润最低的部门报废来完成的。在产业转移浪潮的推动下，美日流动性的泛滥促进了股票投资的大幅度扩张，外购和转包加速了公司各个组成部分的分离。通过绕开股票市场，同时关注金融市场短期的资产盈利，产权基金的目标非常精准，即最终出售这些资产被剥割的公司。已经投资之后，这些产权基金将会在别的地方继续它的海盗行为。千万不要担心这些被成功出售的公司失去所有生产一致性，它们的成功实际上一个推算的结果。即，通过对这些产权资金基础的整个金融上层结构进行推算和分析得来的，例如跨国会记公司，客户信贷分类处等等。确认过程从来不依据生产和科技效率。实际上，被售出公司的成功在于它们是否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借贷途径和杠杆收购活动，而不是它们的工程和科技能力。
在美国，养老金系统从确定的利益到确定的贡献这一转变，其中利益决定于资本化，导致养老金基金积极地参与到对冲基金和产权基金中。在新型的金融化的资本制度下，一个真正的财源出现了，尤其是对于未来资本获利的期待，同时风险可以被“化解”，方式是金融衍生品的增殖。购买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中介进行，这其中的流动性实际上依赖于公共金钱；而偿还贷款可以通过资产剥割或重组的获利来实现。杠杆收购促进了收购和兼并的增长，以及股票价格膨胀。那种将盎格鲁-撒克逊金融系统描述为更多的股票交易，更少的银行业务并与银行是主要杠杆收购金融代理的德国相比较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和事实相反的。银行和非银行机构都拥有资本市场中运行的大量对冲基金。
结果，2007年当整个系统都倾向于在今天抓取明天的价值时，银行发现自己处于两条路的路口。因为是资本主义新政体，借款同时意味着对资本负债表以来的融资中的附属担保品进行投资（避免巴塞尔协议II中的资本要求），银行最终掌握的证券都是不确定的，而且确实价值在降低。这些证券是为杠杆收购筹集资金的附属担保品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很快就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然而，整体借贷最大的组成部分是银行间进行的。银行间对对方的信任来自他们所持的资产。这些大部分是金融资产，其内容都是一些不断贬值的证券。因此，那起初被认为是资产流动性的危机，后来到2007年9月则成为信贷危机。还记得20年前华尔街危机可以通过美国和日本的注入资金简单的解决，而且对现实经济没有很大影响（Toporowsky，1993）。这次可不行，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公司管理、新型债务证券的不透明型以及金融机构的借贷政策。通过经济金融化、贷款行为等克服萧条趋势的做法将公司管理和保证与扩大生产无关的目标财政回收的目的连在一起。现实中的经济必须成为创造股东价值的工具。这与扩大生产以及公司科技效率的提高无关。资产剥割以及抽空这个公司的做法最终成为最快的使股东增值的做法。在某些显著的情况下，这是铜鼓对金融投资者进行评估来进行的，因而非常直截了当。
例如，1997年比利时一家新开的雷诺工厂倒闭，其中工人有10000人，这就是美国资本公司间接决定的后果。现实经济会采取各种手段通过贷款杠杆活动获得资本利益（Gallino，2005）。但发布贷款成为寻求资金目标的推动力，变得同等重要的是寻求特别的附属担保品。另外，当对于未来价值的期待越来越依赖不断发布贷款的行动，甚至延伸到那些收入未达到要求的群体，将附属担保品打包进入复杂的社会阶层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不透明性不是借贷机制的缺点。反而是必要的，因为正是不透明性让人们将这些投资媒介看做真实的东西、基于实实在在的资产。与这些媒介相连的对于未来资本活力的期待，真是金融公司和客户信贷所共同勾结的结果，而这两方也是负责确保其它机构功能的一整套金融机构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勾结是必不可少的，并不是常规系统中的漏洞。正像凯恩斯很久以前就指出的，在股份和债券很好区分的时候，资本市场和股票交易进行的估价犹如选美比赛。在当今这个非生产性的、债务驱动、寻租金融增长的时代，围绕媒介的“美”达成的共识让人们对未来资本获利产生期待，这种做法非常普遍。结果，金融公司和合作集团采取的精神行为实际上已经被取出了，因为事实情况是为了避免萧条，金融利润，尤其是那些与将贷款转化为获利来源的做法相关的部分，已经成为今天围绕资本化租金的金融积累的驱动和目标。这些轻率的举动，正因为它允许回避萧条，多年来被中央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不断指责。格林斯潘在国会上的证词指出，有必要降低对金融衍生品的依赖——因为，据他观察，没有人知道什么将会在那里发生——这是一个绝对清楚的说明。
四、欧洲处于虚假金融的漩涡中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大部分的叙述都是集中在美国，那么欧洲的情况是：它也被完全卷入了这场危机，其中凸显的是萧条因素。这里有必要关注一下德国公共地区银行的曝光事件。像法国巴黎银行在德国地区银行曝光前就受到了冲击。当时，像法国巴黎银行之类的是跨国公司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发行多种对冲基金。相反，德国地区银行只是有效的需求银行。她们的机构角色是为中小型企业的实际活动提供赊购。
2007年7月30日 ，德国工业银行，一家专门为此类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出现亏空，因为那些与次贷市场相连的“媒介”。德国工业银行被一些私营银行组成的财团营救，但几天后德国公共地区银行出现危机，截至本文完成时（2008年3月）危机还未化解。德国公共地区银行的借贷条件优惠，它们从资本市场借贷的利率也较低。它们的功能是为那些没有垄断能力和自筹资金能力的小企业提供借贷，因此这些银行可以获取补贴。这些企业是为德国主要的垄断公司和出口集团提供养分的血管。布鲁塞尔指示强加的金融反常规定，使得这些地区银行丧失其特权地位，再加上国内需求被延长的萧条状况，这些地区银行不得不通过合成债务抵押债券来增加利润。这些比传统的做法更难以理解。这些“合成物”是基于组成最初附属担保品的金融衍生品未来价值之上的金融衍生品。法律意义上，这些地区银行无权参加这样的游戏，因为它们必须遵守巴塞尔II的资本规定。它们通过进行资产负债表外活动来克服这种阻碍。
对欧洲金融衍生品的金融衍生品的这种广泛应用，法国主要私营银行和德国地区银行的整个集团都被卷入的事实，正是欧洲中央银行迅速行动的原因。它于8月10号开始的流动性注入资金活动，远远超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先是欧洲中央银行，其后不久，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意识到信贷机构对于彼此的信任出现危机。他们开始减少银行间的借贷行为，并提高带利息的风险酬金。他们认为对冲基金，通过将赌注分散在相反的方向，可以抵制完全崩溃的风险。而现在赌注似乎只是单方向的，因此使得高度计算机化的模型定量基金丧失其预期的效力。
两个新的问题开始困扰私营银行和中央银行。其一，所谓的附属担保品市场逐步消失、价值下降。不是某些股票价格下跌，像1928年和1987年那样的情况。首先债务抵押证券 市场不再存在。在抵押贷款基础上的证券范围内没有持续的交易。它们的估价是推算出的。与抵押贷款相连的证券发放时的假设是：它们可以被持留一段时间直到时机成熟，而实际上情况也的确如此。在这些情况下，不可能找到相同的证券。因此无法进行持续的交易。市场缺乏同质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律意义上，美国证券交易协会允许在实际基础上对基于抵押贷款的证券进行估价。其二，获得共识的机构对与债务抵押证券的实际基础相连进行的估价，考虑到那些无法被计算的没有价值的证券。这表明，一系列被污染的债务抵押证券 和合成物可以从任何地方冒出来，正像现在发生的这样。
从2007年8月开始，出现了蔓延的态势。欧洲中央银行专门注入流动资金，而联邦储备一改开始的做法，一方面降低利率，一方面注入资金。美国联邦储备立场的改变可以看作货币内生化的教学案例。联邦储备最初在8月份进行的金融活动，是出人意料的，而且人们没有预见到在Taylor统治之下会有立场的改变。更细节的是，董事长Ben Bernanke倾向于支持金融系统，同时允许某些银行发生破产，目的是避免由于投保人不可靠而冒的风险，因此他提高了风险的代价，并使得金融投资者更加智慧。然而，结果是这些风险不能从金融市场的整体状况中分离出来，尤其但没有人知道这些糟糕的证券出于何处而且没有人可以将它们区别出来时。银行和金融公司对“质量”的寻求，即为了安全的考虑，将政府债券和证券的价格提高，因此自动降低了利率。联邦储备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改变路线，结果满足金融机构的愿望。经过一个月的犹豫之后，人们放弃了以下做法：不屈服于由于投保人不可靠而冒的风险，并拯救金融系统。
2007年秋，联邦储备有两项任务需要完成：提供资金并降低利率。后者的目标是恢复人们对于股票市场和完全毁坏的金融衍生品系统的信心。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利率的降低最先影响的是金融领导人的决定而不是世纪的投资行为。同时欧洲中央银行也承担了两项任务：其中一个与联邦储备很不同，但关系互补。欧洲区达成的共识是工资紧缩，而这个任务就落到中央银行身上。因此导致中央银行建成的政治条约阻碍其成为像联邦储备一样灵活的机构。
对联邦储备和中央银行来说，2007年秋冬期间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央银行受限制的自主性。后面发生的事情更加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放弃由于投保人不可靠而冒的风险的讨论，比如中央银行系统性的接受将亏空的债务抵押证券作为借给金融机构的那些资金的担保。流动性资金注入以及利率降低，以及开始投机贸易行为，并没有起到作用，而股票市场不断下滑。而且某个星期，一系列糟糕的债务抵押证券又会凭空冒出。2007到2008年的过渡期间，所有的中央银行开始连入注入资金，同时接受质量更低的证券。但甚至是这种花招都无法真正凑效，除了消息颁布的那几天内。这里存在一些客观原因。如英国北岩银行的情况，以及英格兰银行因为坚持投保人不可靠而冒的风险的方法而招致的麻烦：任何单个银行遭受的困境，一旦人们知道这种病毒的传染性，就会殃及整个系统。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中央银行们在每一轮的资金注入后收购质量越来越低的证券作为附属担保品。
2008年3月11日 G-10中央银行的联合干预活动值得一提。联邦储备纽约分行的总裁，Tim Geithner，很好的表达了中央银行们所处的困境。当私营银行和金融公司发现越来越多的坏证券，它们接下来会想办法摆脱它们。这些摆脱举动在信贷违约调剂市场和对冲基金中引发相关的效应。对于G-10中央银行来说，没有别的办法，除了为上文提到的那些坏证券贴上有效的标签。因为肯定会出现糟糕的工具，G-10的措施也只能救一时之急。事件现在的发展集中于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虽然联邦储备承诺支持华盛顿在2008年初决定的145000000000美元的资金投入。
可能将世纪的经济活动和反常的金融活动分离的主张至多是一种假想，而且很有可能是有意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困惑。银行和金融机构打开的无限信贷最高金额也于事无补，虽然它的唯一目标是使得通过创造贷款寻求租赁的金融游戏再度开始。当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欧洲和日本的增长停滞时，这场起初只是流动性的危机，发展为破产危机，到此时已经是系统的经济危机了。
五、明斯基时刻
George Magnus是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高级经济顾问，在2007年出版的两份报告中提到，美国经济正走向一个“明斯基时刻”（Magnus， 2007a ，2007b）。这个表达被一些博客引用并且最终进入那些著名的报纸如金融时代，华尔街日报，卫报，外交世界，法兰克福全德日报以及共和报。
明斯基提出一种资本主义的周期变化论理论，其特征是投机泡沫和债务紧缩交替发生。马克思的影响一直都很明显，以及Shumpeter延伸到金融创新的创造性毁灭概念。市场不喜欢预言者。而且当代经济理论，尤其是那些政策顾问和记者经常使用的比较初级的理论，越过了那些人的提醒：平衡，最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时刻而且在一般的系统中心中，它并不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明斯基时刻的回归呢？
重新建构明斯基的理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的不是永远严格并且在分析上前后一致的。然而，他提出的目标简单有力（Bellofiore-Ferri，2001）。在固定资本商品中的投资是收入和雇佣决定的中心所在。购买新的资本商品有一些金融决定因素而且股票交易受投机波动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是稳定性在降低。为了表明系统稳定性内部的矛盾，明斯基说到该循环始于平稳的扩张和一个稳固的金融基础。开始就考虑到过去经历的危机，企业家和金融家对风险的态度是讨厌的。在这种环境下，利率很低而且平稳，金钱的提供简直就是无限的。公司和银行的这种厌恶风险的态度暗示了一点：借贷者整体上可以通过他们常规的薪水来支付贷款条款中的本金和利息。如果每件事情都像计划中的那样进行，那么就会存在一些遗留利润可以兑现先前的金融承诺，因而刺激下一步的行动。这就是明斯基所说的“保守”金融立场。
明斯基假定在一段时间内事情都很顺利而且利润也超出人们的预期。因此，在商业人士内部就会出现较少的风险厌恶情绪，而且他们会更愿意贷其他的款项。这个过程不会因为中央银行不愿意增加金钱的供给量而受到阻碍，因为金融中间人会发明其他的支付方式，而且这些方式会作为流动现款被接受。当借贷人数增多时，金钱的价格依然保持不变。在新的欣欣然的环境中形成了新的“投机”立场：现金工资可以支付利息单不再能够在每段时间内偿还本金。因此对贷款状况重新募集资金至少在某些时间段变得很有必要。在保护立场开始阶段的平稳扩大阶段，仅仅因为经济风险就有可能爆发危机，获利期望无法兑现，由于产品和/或劳动力市场出现问题。在猛涨阶段，那些采取“投机”贷款立场的人不仅需要面对经济风险，而且需要面对金融风险——比如中央银行的短期利率的增长——这可能会使预期的增长突然转向亏本。如果贷款购买的资产突然贬值，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投机立场允许较长期限的投资但同时使得经济更加脆弱。当乐观主义和兴奋心情相互碰撞时，快速增长降为一个泡沫，此时人们倾向于采取极端投机的立场。就像“庞兹”金融实例那样。现在那些借贷者一段时间内需要偿还的利息超过了工资收入。那么要做的是要么增加重新募集资金的力度，或者尽快进行结算。人们之所以采取极端投机主义立场，原因是人们相信最终会获得高额利润，或者因为资产价格增值获取资本收入。短期利率意外的微调和/或资产贬值会导致危机。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在乐观时期，经济演员如——银行、公司和投机商——一直在减少他们的货币结存和流动性。随着危机的发生，人们对于流动性的期待愈演愈烈。
“一切都散架了；中心也将不复存在”是明斯基喜欢引用的一句叶芝的诗。人们对于一个新的如同30年代经济危机的恐惧也浮出水面。它会重新上演吗？明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些被推到墙边的经济政策权威机构知道如何避免重蹈覆辙，首先通过增加流动资金来补充市场，其次，降低利率。然而，据明斯基看来，如果破产是根本的问题，这些措施不会凑效。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方的作呕哪个是关键的，但并不足够，因为货币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我们应该期待国家干预，而不是为了保证货币利润而出现预算赤字。这里明斯基立论的基础是Kalecki的宏观经济会计学，其中毛利润与政府赤字成正比。因此有必要实施一项积极的反周期的货币政策，目的是避免陷入危机。经济自由主义，带着它那小新政府和简单政府的神话，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政策。它只是一个愚蠢的政策，正如明斯基所讲，它永远不会被持续的在实践中应用。同时标准的凯恩斯解决方案——基于便宜货币和大政府赤字——会造成一些如不景气状况下的物价上涨等问题，而且银行和金融中间人对于金融创新的胃口更大。它将会导致出现新的信贷循环以及兴奋和惊恐情绪更加频繁的交替。
下一部分我们会讲述一些附加条件，金融不稳定假说对于2007年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夏天之后的事情很一致。这不是第一次。明斯基在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列出了他的假说的理论基础，当时凯恩斯时代处于全盛时期。当全盛时期过去时，明斯基假说即被证实：1982年墨西哥危机，1987年华尔街危机，这是两次与房地产价格如存款贷款拖欠相关的危机，90年代初日本的危机。1996年明斯基过世后，1997年东亚危机、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的崩溃、2000年一月的网络泡沫破裂危机，这些都不断地证实他的假说。
六、次贷危机中的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一个简短的评价
明斯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金融危机的解释需要解决四个问题。首先，金融不稳定论断，虽然带有很强的直觉成分，不是没有分析上的困难的。明斯基的观点是杠杆比例——即贷款和拥有的资本之间的比例——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没有必然的原因使得这种趋势实物化。在繁荣时期，总体利润也一起增长。虽然从个体来看，公司也会借款，但整个公司群体的贷款比例不会发生变化。确实，我们从Kalecki那里知道，通过支出借来的款项，公司可以对工厂和设备进行投资。投资行为成为提工资本设备的公司的利润。在2001年一月，实际上公司整体的杠杆比例有所增加。其后在两年的萧条时期比例降低，这个时期以伊拉克战争结尾。美国非金融公司的金融立场最终证明是积极的而且非金融私营部门的实际投资数量很大。这个部门最后为金融市场提供资本。
其二，明斯基关于资本商品需求和融资的动力学。2003年后恢复时期保持稳定的实际投资水平无法完全解释“新经济”的快速增长。
其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资本主义新型结构中，货币政策似乎可以刺激消费的自主扩大，因此暂时越过有效需求对于总投资的依赖。有效需求限制的放松在中央银行对贷款泡沫和相关财富效应的支持发生时才成为可能。
其四，最近的投机泡沫还没有伴随工资和价格增值。产品价格上涨实际上大部分原因是原材料、商品和油涨价，不是工资涨价(菲利普曲线呈平稳趋势)。
确实，明斯基动力学会在其他地方发生，但与笔者预见的形式不同。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每家每户和金融中间人。这意味着关注负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患躁狂抑郁症的那些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同时它意味着关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过程。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来自对沃尔克和里根总统兴起的工资和福利条款的长期侵袭。在这种背景之下，金融的第一性变为对生产和物价指定过程的永久重组（对更加灵活的行业中的和工资水平下的工人进行剥削，延长工作时间，加强工作密度）。重组过程导致资本的集中化，但科技集中化并未得到扩散（一体化的垄断公司进行的外购和转包活动）。
这些过程暗示了那些制造工业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安置，这些工业依赖于工业储备的翻倍增长以及中国和印度的资本主义增长。以上情况导致了劳动力进一步的、剧烈的分裂和脱落。正因为这两个因素，90年代的流动性爆炸，尤其是2001年之后发生的，没能提高工资和产品价格，至少在旧工业国家是这样。相反，它直接从金融和房地产活动、石油和能源或者其他活动中获利保证投机利润。
七、在美国开始的新资本主义
上个世纪80年代的资本解放运动、货币限制、福利国家解体、全球伙伴之间严酷的竞争引发了强大的停滞主义趋势。这些政策与实际投资和实际工资的提高相对抗，而有效需求的提高也有赖于此。工资份额开始下降，同时国家收入的投资份额下降。唯一的相反趋势来自里根时期军事政府赤字，富人的征税降低加重了赤字。小布什在二十世纪初也重复了这种做法。里根政策之下，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展性的财政政策和欧洲形成强烈对比，导致金融活动价格剧增。有利美国的利率级差导致资本流入和美元的重新评价。结果美国对外赤字增大，但对于这样一个货币同时是全球储备货币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构成阻碍。
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几次冲击并没有导致新模范的出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过十年的通过各主要银行和政府关于降低美元价值的合作政策实行才出现，他们在 1985年9月22日 于纽约签订了广场协议。同时随着美元的贬值，直到1995年，工资紧缩成为美国——从1974年实际工资就一直在下降——以及来自欧元区的欧盟国家的永久特征。本文开始的量变，我们称为受折磨的工人、负债的消费者和躁狂抑郁的储蓄人构成的三位一体，在1995年后的全球经济进程中成为现实。正是在这个阶段，劳动力“真正的被归入”金融和贷款，这种被归入的方式直接影响资本主义劳动力过程中的剥削。
为了理解劳动力如何被归入金融，我们可以首先看看新经济的兴起，这种新经济更多的可被看做（在美国）强大的美元和目标在于维持各种贷款金融形式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实际互动。1995年7月，由于联邦储备、日本银行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联合举动使美元涨价，目的是避免日本经济的崩溃。金融创新和投资者从政府债券到股票的投资转变，导致投机泡沫，这种泡沫基于人们对于新经济的利润率完全不切实际的期待。长期以来日本的经济衰退和欧洲的萧条使得华尔街经济活动的金融资本的集中化变得更加容易。世界上很多金融危机，如1997年8月的亚洲危机，1998年的巴西和俄国危机，使得资本不得不大量涌入美国。同时要感谢世界范围内的养老金活动，更多的资本涌入美国，使得它可以维持更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市场非理性的活跃到了一种突发性的状态，知道1999年联邦储备突然决定提高利率，导致网络泡沫的通货紧缩。
这种新的股票市场经济应该在全球宏观框架中进行理解，而且要考虑到它作为矛盾的金融凯恩斯主义的有效策略的角色——金融凯恩斯主义是一种由于政治干预产生的资产泡沫导致有效需求的资本主义背景。在盎格鲁-萨克森国家之外（尤其除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加拿大因为它强大的经常项目顺差不在此列），总收入超过总支出。导致这种结果的是华盛顿长期以来体制化的新重商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亚洲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于1945年后实行了40年，在欧洲大陆实行了30年。考虑这种体制因素后，我们应该加上欧洲通过通货紧缩和竞争性的贬值追求性重视主义政策的做法。寻找市场出口的需求永远存在而且一直很活跃，尤其是1975年发生经济萧条之后。在这种语境中，美国成为全球有效需求的催化剂。
但美国如何担当这个角色呢？我们从简单的宏观经济会计学中可以了解到任何国家的总需求与投资、消费、政府净支出和净出口成正比。在美国最后一项不起作用，因为经常项目逆差的大小。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政府净支出很少而且大部分是负数（因为克林顿总统期间，国家预算总有盈余）。因此支持美国国家总收入的因素是投资和消费。然而，像我们前面观察到的，投资在网络危机后不再强劲。非金融公司实际上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主要出借人。因此美国促进总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消费，2001年之后小布什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更加巩固了这点。总的来说，是私人贷款提供必要的促进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家庭贷款在发挥主导作用。考虑实际工资的萧条和衰落，对于住房和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可以通过增加贷款来实现，增加贷款由于人们对于资产（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期待而成为可能。这种机制集中于金融资产、股票的膨胀，很快就导致价格收益比率出现越来越大的差异。资产收益增长的幅度赶不上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这种事态本会将系统带向终点。但，因为在这种赌场式的活动背后有整个制度性的、政治的和货币系统，表演仍然在上演。确实，赌注不是下在收益上，而是资产评估上，因此导致人们对于财富效应长期本质的神秘信仰。银行和金融中间人将纸质的财富转化为通过家庭贷款实现的无限支出。通过大幅度提高消费和家庭需求的自主性成分，将它与当前可支配收入分离，财富效应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2000年1月爆发的网络泡沫危机是一个主要的表征：这个过程不会持续下去。很快美元又开始贬值。直到2003年年中这场危机才通过增大军事支出、注入更多资金、减少富人税收等手段得以停止。三年内，政府赤字增大，超过GDP的7%而且经常项目逆差也在那个数字周围徘徊。只是在经济增大变慢后，美元新一轮贬值之后，到2007年对外赤字才回到5%。在美国，货币的贬值使得人们倾向于贷款，因为国内和国外债务基本上是美元，但国外资产以及美国的跨国和金融公司深入了欧洲内部，而且其货币不断增值。
考虑到公司的支出少于公司存款而成为出借人，怎样才能让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呢？很简单的做法是注入更多的刺激家庭消费的 “毒品”。房地产市场，因为联邦储备为了支持在网络危机和双子楼之后的美国经济而提供的极低利率支持，开始营救经济。随着价格上涨和灵活利率抵押贷款政策，房屋成为印钞机了。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缓和政策，这种形势是不可能出现的。联邦储备首先通过支持房地产膨胀再国通支持商业银行的新信贷工具来帮助需求。这种纸质金字塔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国外美元持有者的意愿，其中第一位就是中国，要看他们是否愿意为美国的对外赤字提供资金。
2004年，当利率开始回升时，房地产市场很快受到影响而且新货币政策的传动机制已经开始腐坏了。金融公司很清楚的知道它们正将贫困的家庭吸入次贷市场。但是将破产者卷入进来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资本的扩展循环，未来资本收入就没有意义了。将劳动力归入贷款的做法使得人们很容易就成为资本资产的拥有者。我们的策略是将贷款资本的螺旋线扩展到更多的穷人，首先通过提供负净值贷款（包括比附属担保品价值更大的贷款），还有提供一种无需偿还本金，只要永久支付利息的做法等等。但当收入不足以支付时，对于可以回收房屋的债权人来说情况开始变糟，因为市场价格已经开始回落。那些对冲基金回收的附属担保品的价值空空如也，此时“次贷”危机就实实在在的成为一场全面展开的经济危机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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