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11年中，最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两大外部因素，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债务问题。乍一看，美、欧的债务难题都是源于次贷危机之后政府应对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必然后果：用公共部门的杠杆化来防止实体经济的过度萎缩。但是在问题的实质上却大有不同。这也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对欧洲和美国的债务问题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哪怕到了美国政府债务达到上限的最后一刻，美国国债却还仍是国际资本共同选择的“避风港”，美国国债收益率因此仍能维持在历史的低位水平。欧洲的情况却没美国那么幸运，出于对欧元区各国政府应对议而不决，“挤牙膏”式应对危机措施的不满，以及对于欧元区政策执行能力的一再失望，欧元区几个边缘国家乃至意大利这样的核心国家的国债收益率都一度出现大幅飙升。希腊的一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甚至一度冲破了120%。喜欢预测的各路经济学家据此便对欧元的崩溃前景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危言耸听的预测。某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言之凿凿地给出了一个欧元崩溃的时间表，最终的崩溃日期被这位先生设定在了2011年的10月。现在回头去看，大家也就当作一个笑话看了。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世人，“神棍”式的论断，和“阴谋论”的故事推演，固然可以在一时间吸引大众的眼球，但若在金融市场上用作投资决策的依据却大不可取。
那么，在2012年，我们外部经济形势还会面临哪些可能的黑天鹅呢？
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在2011年底，各对冲基金开出的欧元空头合约达到127，900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起码在短期内以美国为主的对冲基金对欧元的态度。尽管这种空头仓位在2011年给大多数对冲基金带来的是相当可观的损失，可他们在2012年继续做空欧元的态度并未改变。在2012年的一季度乃至上半年， 国际资本市场对欧元的态度都是偏向悲观的。换言之，欧元面临的市场压力在2012年只会更大。
但是，这种市场压力并不会导致欧元的崩溃。笔者认为，起码在可预见的将来，欧元都将顽强地生存下去。当然不可否认，解决欧元区的危机将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笔者之所以认定欧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崩溃，就是在于欧元承载了西欧几国太多的希望和梦想。如果认真研究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历史，就不难明白，欧元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多的还是一个政治问题。2011年深秋一连串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带给市场的是一连串的负面信号，将欧盟现存的决策机制反应拖沓缓慢的缺点暴露得一览无余，也成了欧元怀疑论者的最强论据之一。诚然，一个缺乏统一坚强政治意志支持的货币，是不可能在现代信用社会存活下去的。但是，尽管在过去一年中欧元区决策机制的表现让人失望，法德展现出的政治决心，却让人对欧元区的长期表现有了信心。危急时刻，恰恰也正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起点。希腊和意大利最终能在市场压力最大之时以技术官僚替代民选政府组成临时过渡性政府，就印证了上述观点。一个又一个正常时期无法解决的政治死结，在危机面前缓慢而被坚定的解决。德、法两个欧洲核心国家，正希冀通过这次危机，对欧盟条约做出根本性的修正和更改，而更多的欧盟成员国国家层面的权力也正逐步在向联盟层面转移。2011年最后一次欧盟领导人峰会关于最终形成财政联盟的举措，正凸显了这一进程所取得的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虽然由于英国人的反对，修约功亏一篑，投下了一缕阴影，但放长远看，这不过是一个大进程的小插曲而已，欧元区核心国家的政治意志构成了欧元存在的第一个强力支持因素。谁都明白，这一整合的过程无疑会充满阻力和不确定性，但起码在可预见的未来，推动力会大于阻力。
其实，欧洲的核心问题，在于当下政府遵循的财政紧缩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兼容性问题。如果说为了财政平衡这一长治久安的目标，在危机的压力下，各种手段齐上阵，压迫欧元区的边缘国家“改掉”大手大脚过度消费习惯，是推行当下“财政紧缩”的最大理由，那么当财政紧缩遭遇到经济增长之时，两者相较，经济增长则毋庸置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经济增长对于欧元区国家是“本”，财政紧缩达到的短期平衡乃是“末”，如果舍本逐末，则会留下欧元区长期的极大经济隐患。所幸者，欧洲央行已开始执行减息并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对冲财政紧缩政策可能带来负面经济增长效应。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明确表示，前任特里谢的几次加息行动是错误的，并减息一次。由此可以预期，欧洲央行在2012年会不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无疑会有助于减轻欧洲的债务负担，并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形成某种程度的缓冲。而不断走低的欧元汇率，也有助于欧元区核心国家如德国的出口。最新公布的好于预期德国的PMI指数刚好构成了积极的证据。
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
【附文】梅新育：三重压力齐袭 外贸增长仍可期
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赋予了中国产业额外的竞争力。因为在一个更可预期的环境中，企业规划的风险显然要低得多。与此同时，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国际市场份额、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中国产业界已经明显增强了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力。这在今年中国出口价格的大幅上涨上表现得相当突出。
中国外贸当前面临三重严峻压力，但依靠中国经济自身优势，仍有希望创造较好的业绩。
中国外贸第一重压力源于世界经济形势不佳导致外需减速。在经济周期性变动的压力之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慢于2010年。展望明年，至少前两三个季度，中国及世界经济减速的局面难以逆转。正因为如此，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9月号《世界经济展望》已下调了对2011年、2012年世界经济增幅的预期，与6月的预期数字相比，分别下调了0.3、0.5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分别下调0.6、0.7个百分点，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下调0.2、 0.3个百分点。
在主要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已经消除了大规模动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希望，私人部门需求却难以弥补财政政策退出的缺口，银行因资本缺口而急剧收紧贷款条件、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后遗症、大批业主负债累累甚至 沦为负资产一族……所有这些因素无一不在抑制着经济复苏的前景。
与前两年次贷危机高潮时相比，目前全球经济走势的严峻性还表现在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新的潜在危机策源地，而不是如同前两年那样未受发达国家危机太大影响，并扮演了世界经济救星角色。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初级 产品牛市走向终结、反危机措施副作用与新兴经济体宏观风险积累。毕竟，在最热门新兴经济体——金砖五国中，除了中国是世界工厂之外，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四个国家经济对初级产品生产及出口的依赖性都相当大 。今年年初到现在，上述四国经历了汇率贬值、股市下跌和资本外逃；在初级产品市场行情逆转的压力下，预计明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形势仍然颇为严峻，陷入萧条乃至爆发危机的压力相当高。
中国外贸的第二重压力来自外部竞争加剧。这种竞争不仅仅来自那些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奋力赶超中国的后发发展中国家，更来自次贷危机之后力推“再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毕竟，在萧条时期，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发达 国家需要通过增加利用国外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低迷所造成的缺口，美国尤甚。奥巴马早已提出了目标为“出口五年翻番”的国家出口战略，拟订了未来五年内吸引1万亿美元以上海外新投资的招商引资新计划，还建立了横跨 23部委的招商引资工作组——“选择美国”（Select USA）办公室，并建设一个名为“选择美国”的门户网站。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将招商引资工作提到总统令的高度，也是首次建立具有行政约束力的跨部委吸引海外投资工 作小组。发达国家不仅希望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狙击中国的竞争，而且希望在昔日蔑视的所谓“夕阳产业”重新与中国一争短长。
中国外贸的第三重压力来自国内成本不可遏制的上升势头。人民币汇率升值，原料、能源、人力、土地成本上升，“招工难”和“中小企业困难”的呼声高涨，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压力之大。正因为如此，来自越南、印度 等一些后起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渐显咄咄逼人之势，如越南就已经取代中国成为耐克鞋最大的加工和出口基地。
尽管如此，在2012年，中国外贸仍将维持一定增长速度。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存在以下优势。
首要优势源于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中国国内经济大体已经软着陆，尽管中国2011年通胀压力较大，尽管人民币汇率在岁末持续波动，尽管中国存在地方融资平台潜在债务风险和银行业潜在不良信贷风险，但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相比，中国的财政状况仍然最为稳健，中国银行体系资产状况仍然良好。中国的通胀率与印度等其它热门新兴市场相比仍然低好几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虽然正在持续积累，但与货币大幅度贬值几乎 接近货币危机程度的其它新兴市场相比，人民币汇率仍然非常稳定。
此外，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赋予了中国产业额外的竞争力。因为在一个更可预期的环境中，企业规划的风险显然要低得多。与此同时，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国际市场份额、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中国产业界已经明显增强了 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力。这在今年中国出口价格的大幅上涨上表现得相当突出。
同时，中国正在逐步超越单纯依赖价格竞争力的阶段，越来越多地依靠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效率、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方面的优势，即使是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也能依靠国内产业转移而消化掉相当一部 分。须知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西部人力、土地等项成本比东部发达地区低得多。中国的国内产业转移也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近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来中西部省市自治区出口增幅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增长势头，对整个国际贸易体系、对中国的贸易伙伴都是佳音，即使对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和企业也不例外。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一国就占了全球贸易额的10%以上，更因为中国进口增速领先世界，从而为贸易伙伴创造了分享繁荣的机会。鉴于中国经济软着陆基本定局，鉴于中国将进一步努力扩大进口，将实现贸易平衡的着力点放在扩大进口上面，寻求开拓对华出口市场的贸易伙伴在2012年可望继续赢得较多机会。
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附文】左晓蕾：假如银行继续“自我膨胀”
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已近两年，可救助非但没能救希腊于水火之中，继葡萄牙和爱尔兰之后，欧债危机蔓延至西班牙，甚至欧洲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也命悬一线，全球金融市场因此频繁剧烈震荡，全球经济随时有二次探底的风险。这到底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欧债救助机制的思路有误，治标不治本。没有标本共治，欧债危机就不可能缓解。
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已近两年，可救助非但没能救希腊于水火之中，继葡萄牙和爱尔兰之后，欧债危机蔓延至西班牙，甚至欧洲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也命悬一线，全球金融市场因此频繁剧烈震荡，全球经济随时有二次探底的风险。这到底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欧债救助机制的思路有误，治标不治本。没有标本共治，欧债危机就不可能缓解。
治标是应急措施或者说是延后和加大债务违约和银行风险，绝非最终解决欧债的良方。通过欧洲稳定基金中包括IMF救助资金借给重债国，避免这些国家即将到期的债务发生对银行的违约而加剧银行坏账风险，这暂时避免了违约和银行风险，但重债国的债务余额不减反升，债务压力越来越大。比如，在获取6次救助资金以后，希腊债务余额从占GDP113％上升至146％，未来违约的概率越来越大，银行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由于危机使欧债的融资成本不断加大，一定得借更多的债还旧债。
那么如何治本呢？要找出治本之策，首先要找出形成欧债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至今对欧债形成原因有许多说法和研究，也不乏打中了要害的观点，比如欧元区缺乏财政政策约束。但将此归结为货币联盟使各国没有了货币政策调节工具而只能动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就不能被完全认同了。笔者认为，债务泛滥与没有财政约束有关，但并不是调节经济的需要所致。一个巴掌拍不响。欧债危机之始作俑者至少有两个因素。
首先，欧洲选票政治的过度承诺积累了巨额债务导致国家破产。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在10多年20年前已过了高速增长期，达到高发展水平上的均衡增长。比如20多年前法国人口老化加速劳动力红利消失，经济进入平稳增长期。意大利近10年经济几乎都是在零增长水平附近。经济增长平稳，财政收入就不可能大幅增加。政治家们兑现福利提升承诺的资金当然就靠发债来筹措了。年复一年，下届重复上届政府的“财政政策”，完成了债务的天量积累。希腊政府债务在10年前就大大超过《里斯本条约》的规定，各国政府巨额债务是多年前就开始积累，并不完全是危机救助的缘故。
问题是，各国经济并未因为债务增加而改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经济长期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西班牙高达21％的失业率，说明重债国的债务赤字并非用于促进经济增长，超过财政支出60％的福利支出节节攀升，说明赤字债务与福利过度增加相关。脱离了经济增长和相应财政收入增长基础的债务膨胀，与庞氏骗局无异。所以，把无止境的国债发行变成求得政治利益的工具，是酿成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银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自我膨胀的债务融资工具创新，是另一个触发债务危机的因素。近10多年来，银行业脱离实体经济逐渐变成了虚拟金融产品的“生产者”，通过高杠杆的交易价格上升产生由“公允价值”决定的金融“资产”扩张。特别是所谓衍生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已不知实际价值的标的是何物，“资产”的概念完全被泡沫化了。“资产”规模越大，泡沫就越大。
以雷曼兄弟破产前后的资产负债表为例。破产前，雷曼兄弟债务是6100亿美元，资产6300亿美元。清算后，债务是6100亿美元，资产是260亿美元，6000多亿资产消失殆尽。是因为偿付债务吗？可债务一分钱没少。实际上，6000多亿都是所谓衍生品交易的“公允价值”，一旦没有“交易”，“公允价值”便瞬间灰飞烟灭。雷曼兄弟破产后，华尔街仅存的三家投资银行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转眼变身银行控股公司，否则市场立即就会知道，所有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与雷曼公司一样资不抵债，可能立即惨遭雷曼兄弟一样的破产下场。
当时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主导的银行测试，是在银行资产按照危机前衍生品的“公允价值”的假设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没有交易没有价格，衍生品市场的“公允价值”等于零。美联储通过第一次量化宽松按照危机前的“公允价值”买下了银行的“毒垃圾”，维持并促使了“太大不能倒”的银行在虚拟资产水平上的复活，但华尔街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机仍不可避免地重创了美国和世界经济。而且，如何处置仍在美联储账户上的一万多亿“毒垃圾”资产，对未来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还会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
欧债膨胀也与银行的自我膨胀有关。欧洲债务都为银行持有，换句话说，与华尔街的银行制造美国危机一样，欧洲银行自我膨胀的动力，创造了太多的债务融资工具，为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务融资提供了渠道和机会。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前已存在高额债务，风险被高盛成功掉期暂时掩盖了。欧洲银行通过资金杠杆持有了政府债务，银行“公允价值”资产随着欧洲各国债务规模的扩大不断膨胀。当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务危机爆发，欧洲银行的破产风险就与债务危机的演变捆绑在一起了。
因此，政府财政纪律严重缺失与银行“不务正业”的自无膨胀是欧债危机的两个重要根源。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形成原因，标本共治，全球经济恐怕还会进一步疲软甚至衰退。
系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
【附文】刘柯：应高度重视人民币短期大跌的负面效应
人民币此次下跌或许只是升值旅途中的一个波折，或者是一次博弈，况且中国尚不愿意人民币升值，美国却要逼着人民币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大幅贬值比升值更难。但是，人民币在短期内出现大跌，而有部分 国际对冲基金大赚，也不得不引发些许思考。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世事亦然。人民币在短短12个交易日连续触及跌停，虽然整体下跌并不多，但从事物表面看本质，能看出很多东西。
遥想14年前，泰铢突然大幅贬值，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泰国56家银行因挤兑倒闭，股市狂跌70%。这场金融危机给亚洲各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在外资纷纷撤离之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 新币、韩国韩元甚至日本日元都出现了大幅贬值现象。为什么要拿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来说事呢，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和现在很类似。
首先，泰国泰铢之所以被国际游资狙击，是因为1997年初泰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大量不良贷款涌现，导致金融机构陷入困境，进而引发挤兑风潮和股市暴跌，泰铢在国际游资的攻击下也跌到历史低位；其次，是国际对冲基 金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饿狼的角色，对冲基金没有好坏之分，它以盈利为根本，有空子就钻，而对冲基金之所以敢做空泰铢，与外资从泰国不断流出有密切关系，那是风向标。而现在呢，人民币短期持续贬值，也有国 内房地产泡沫濒临破灭和外资流出的印记。
是的，现在人民币还远没有到泰铢被对冲基金打得丢盔解甲的地步，因为即使连续12个交易日触及跌停，但最终都没有跌停，11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按月下跌仅仅0.78%，而且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价还是升值约3.3% 。也就是说，人民币此次下跌或许只是升值旅途中的一个波折，或者是一次博弈，况且中国尚不愿意人民币升值，美国却要逼着人民币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大幅贬值比升值更难。但是，人民币在短期内出现大跌，而有部分 国际对冲基金大赚，也不得不引发些许思考。
首先，人民币此次大跌，最先引起担忧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出问题了。一般意义上讲，本国货币升值，是因为经济发展良好，而本国货币出现贬值，则意味着本国经济出现问题，人为控制除外。而实际上，从各方面汇总的 情况看，中国实体经济确实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内在有调控房地产不放松而经济结构转型艰难造成内需不振的事实，外在有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欧债阴霾难挥而使进出口愈发艰难的尴尬，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中，明年中国GDP出 现实质性下降几乎已成事实，而经济减速看似艰难，其引发的各种问题又非常复杂，这种背景让人担忧是很正常的。
其次是在上述原因之下，外资开始加速流出，这对很多人心理产生了更大的冲击。黑石变卖国内房产项目，外资从资本市场大量撤离造成B股暴跌，实体经济也曝光外资流出迹象，这些都必须引起重视。那么，外资流出对中国 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只看几组数据，中国加入WTO十年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7000.25亿美元，2001年-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3.8万亿元的资金，在规模和比重上与国家预算内资金不相上下；目前外商投资 单位和台港澳投资单位累计提供城镇就业岗位高达7114.5万和5589.09万个；入世十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5.74%……外资已经侵入中国实体经济的方方面面，其撤离不仅仅会影响资本市场，也会对实体 经济带来冲击，哪怕这仅仅是个苗头。
第三是在此次人民币短期大跌之中，对冲基金经理HughHendry旗下的对冲基金因“做空中国”今年获利52%，这是个危险信号。近段时间以来，“唱空中国”并“做空中国”成为不少国际游资甚至主流机构不遗余力的大事，从 中资概念股在国际资本市场被猎杀，到著名投行花旗摩根、资本大鳄索罗斯唱空中国，再到对冲基金因做空而赚钱，一步一步地将绳索套在我们头上。索罗斯是当初狙击泰铢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力人物，他看到了漏洞， 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16日，人民币兑美元暴涨400余点，是2005年人民币与美元结束挂钩以来的最大涨幅，有传闻称国有大行开始向市场注入大量美元流动性，看来人民币短期大跌已经引发了足够的认识。但这场货币战争也许才刚刚开始。
【附文】戴国强：用足凯恩斯主义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戴国强 田享华 张莉 地方融资平台现有风险中连带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房地产市场问题，虽然房地产市场可能在2012年第二季度发生转变，但是目前土地流拍之后，地方政府收入减少，还款能力降低，同时投资民生的资金也会受到挤压，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2011年全球经济最大的关键词就是债务危机，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而2012年正值中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将迎来到期还款高峰，会不会衍生出中国版“债务危机”？尤其是最近各地要么土地流拍，要么降价出售，此前普遍认为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如今正面临现实的压力，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也日益为外界所关注。
就这些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戴国强教授日前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在他看来，地方融资平台现有风险中连带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房地产市场问题，虽然房地产市场可能在2012年第二季度发生转变，但是目前土地流拍之后，地方政府收入减少，还款能力降低，同时投资民生的资金也会受到挤压，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警惕“连锁反应”
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本付息的偿债高峰期，很多人担忧政府信用也会发生“违约风险”，甚至形成中国版的“次贷危机”。你是如何看待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在内的地方债务风险？
戴国强：目前讨论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有些悲观或者警告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并无必要，地方债的风险取决于执政体制是否可持续。如果我们认可这个体制可以持续，那么它的风险就是可控的，需要关注的重点实际上是解决高成本的问题。
当然，就治理技术而言，一旦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或者紧缩政策延续，那么地方债务还是存在一些隐患，尤其是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一方面，紧缩政策持续下去，一些在建项目可能会成为烂尾工程，导致更大的浪费，并影响就业；另一方面，由于要满足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需求，也会挤压新项目投资的空间，从而放缓地方经济增长。
同时，受压缩的银行信贷空间也将间接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它的贷款总是需要收入偿还；如果需要大量还款，政府就得压缩和消费能力以及内需增长有关的转移支付资金，在外贸不利的情况下，内需又不足，问题就更大了。
至于中国版的“次贷危机”，实际上还是有办法能够规避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有很强的经济职能。2008年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得到了释放；与此同时银行又更愿意向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提供贷款，这两个非市场力量相结合就把中国经济率先拉出了危机。
日报：但这样的操作是不是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当初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就是用一个产能过剩去代替另外一个产能过剩，你怎么看？
戴国强：虽然对于四万亿计划有争议，但是不能否认政府确实有足够大的能量去刺激经济。关于产能过剩，目前也确实观察到了一些刺激计划的后遗症。从全球的范围来看，金融危机的后面其实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
美国、欧洲、日本都是用市场的方法，就是大量的失业存在，他们就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减少存货，来去库存化。这些国家如果不是受债务危机影响，开始走向复苏，那么经济肯定比我们国家更加稳定，因为已经为未来的发展腾出空间了。
我们更多用的是行政手段，在原本经济过剩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增加投资和产出，同时出口还在减少，内需又难以提振，这就是过剩的恶化。对中国来讲，在现行体制下，长期的问题不是通胀问题，而是通缩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经济衰退。
融资平台的出现，就是地方为了拉动经济发展的结果，大量基建投资需要钱，然后拉动水泥、钢材等需求，这就是为了解决过剩问题，但是现在却带来了更复杂的问题，既有过剩问题，又夹杂着平台风险。因此，平台风险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央和地方几个力量一揽子来解决。
日报：有一些地方债务并不在地方政府头上，而是下属企业为了执行政府的一些意图贷款，这种债务可能混过了中央的检查，但出了问题政府可能还得为之埋单；而最近一些企业出现困难时，市长找行长给企业贷款的现象不少，这些因素会酿成大麻烦？
戴国强：地方债务平台问题的根本解决是长期的，必须慢慢消化。现在从银监会的角度，解决办法是要求银行将原来政府背景贷款转变为商业合同贷款，各家银行根据平台公司的现金流覆盖状况进行分类，对各种平台贷款进行清理，若现金流覆盖在30%以下，则对银行资本金要求达到300%；有30%~70%现金流覆盖的，资本金要求达到250%；如果现金流覆盖不到100%，资本金也要求达到140%。这个规则实际上就给银行压力，稳妥地帮助债务人加快清理债务，改善现金流。
在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发生老板跑路时，地方行政力量会介入，让银行施救，这也确实让大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地方政府在银行的人事和组织上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才会有资金方面的调控能力。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中央就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就设立一个中央金融工委，防止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要割断这方面的联系。
现在银行的高管是由总行任命，看似和地方政府无关。但实际上，两者还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全国地方政府债务10.7万亿元中80%来自银行贷款。所以我希望通过解决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在银行和地方政府人事关系方面进一步地厘清，以保证银行经营的商业独立性。
用足凯恩斯
日报：最近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启动，他们的经济实力在全国排名靠前，这是否意味着中央在考虑偿债能力的问题？但这样一来，中西部越缺乏偿债能力越不能获得贷款，岂非形成“马太效应”，拉大区域差距？
戴国强：中央选择富裕的地方试行地方债发行，是因为这些地区比较好操作，现在上海发行的地方债的利率很低。一般来说，地方债的利率要比国债要高，但现在这些地方的地方债利率低，就说明投资者相信地方政府的能力保证不会出问题。这其实为地方债发行开了好头，但如何把地方债发行推广到中西部需要研究。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财政收入有来源，这些地方的银行就会更倾向贷给平台。而中西部也不用太担心，虽然不适合发债，但会由中央政府负责统筹，比如加大转移支付或者其他财政或政策倾斜。
现在提出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银行现金流覆盖，严控贷款质量。二是让政府债务透明化，阳光化，保证监督。现在《预算法》也正在修改，强化这种监督，如果现在债务公开化，政府至少是在地方人大的监督之下来使用和运用这些资金。
从这个角度而言，接下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目前，财政政策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前几年中央财政积聚了大量资金，今年财政收入超过十万亿估计不成问题。中央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充分利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的原理，扩大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民生。
日报：财政收入确实增长了，但是地方政府在刺激经济增长以及保障民生方面的开支也刚性增长了，可支配的财力其实并不多，这是否也加剧了地方债务的风险？
戴国强：中国政府的负债率还不算太高，中央和地方债务加在一起还属于正常水平，一般认为当一国政府债务处在占GDP的60%~80%这一区间时对经济的影响可控，当债务超过GDP的90%就会影响经济增长。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减税，增加支出。减税既要减个人所得税，也要减企业所得税。要给企业增长空间，鼓励企业。税收减少了，实际上是鼓励供给，鼓励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转移支付也需要增加，比如增加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减轻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民众有消费的能力和空间。另外，财政需要向中西部倾斜，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东部需要高精尖行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个转移不是简单的复制，需要考虑环境等条件，否则将投入更多成本、造成更大浪费。
如果地方经济搞得好，税源扩大，税收也会增加，地方收入增加，就可以调用更多资金，继而投入建设和保障民生，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目前来看，短期内还是需要靠中央财政，将地方扶持好了，等地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再生能力。这样，地方债务风险才会降低下来。
减税很关键
日报：从政策层面来看，规模依然在放大的地方债务是否会制约货币政策，存在超发货币继而加剧通胀的风险？你怎么看待2012年的货币政策？
戴国强：实际上地方债务平台对货币政策施行的限制已经存在，此前利率提高较晚，该做的事情一直没有做，一个因素就是中央担心会加大地方债务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息成本，进而造成新的危机。目前看来，超发货币的风险仍然存在。其实，货币政策不能多变，需要相对稳健。现在保障房计划、农村的水利建设的投资计划已经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了，这些项目最终利于民生，但需要警惕的是可能会再次利用货币政策进行新一轮扩张。
虽然明年动用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办法，就是保持相对宽松，要松得有度。现在中央有意定向宽松，就是将贷款指向特定行业，促进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但是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大幅下降，或者存款准备金率大幅下降，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估计2012年存款准备金率还会下降，如果明年一季度之后国际环境还是糟糕，我国物价上涨压力依然存在，经济状况也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利率也可能会松动，但这个松动的空间是有限的。
日报：目前不少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对于明年的经济形势都表示悲观，认为这是五年来最严峻的情况，GDP增速可能降至8%以下。你对未来经济形势有何看法和建议？
戴国强：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完全能够自己来决定，我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融入了全球经济，在融入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了。如果未来出口没有上升，内需又没有提振，经济就难以好转。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不会落到8%以下。
现在我们也看到一点曙光，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从经验上我们知道美国经济的好转会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从而带动我们国家出口的增加。但美国经济还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房地产业还不景气，二是失业率仍比较高，三是民众信心指标还没有明显的增长。
对中国而言，根本的问题是要尽快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内需；现实途径就是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财政收入不要那么高幅度的增长，这种增长会产生挤出效应，减少企业和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在支出管理上，加大转移支付，既包括结构性定向的支出，包括教育、医疗等民生相关的转移支付，也包括其他改善民生福利的转移支付。
如果政府提出降税，就得要求企业拿出降税的部分转化成职工工资和福利，实际上就是提高百姓收入。减税很关键，这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也有关系，中央不要让地方有那么大的经济增长压力，而要注意考量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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