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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生产从自然秩序向特权秩序堕落简史

Z-Day · 2012-01-18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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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0日,美国犹他州参议院以17:7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犹他州认可金银币为本州法定货币。这项法案上周五在州众院以47:26已获得通过。不少人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这些人看到的仅仅是纸币倒退回金银币的外在形式。而我们要考察的历史进步,是特权秩序的终末以及自然秩序新纪元的开启。法案并指出,任何人不能强迫对方使用和接受金银币。这也就意味着,犹他州议会通过的法案只是选择性恢复金本位制度。可以看出,可选方案本身是去特权化的,是对自然秩序的初步回归,是历史的进步。

这里说的自然秩序指行为人自愿合作中形成的秩序。自愿合作在这里指的是,在丝毫不侵犯他人财产,且自身财产也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相互提供支持。相对而言,这里说的特权秩序是指那些侵害自愿、侵犯个人财产的制度安排。这里仅挑选几个史实,让普通人了解货币生产从自然秩序向特权秩序堕落简史,或者说,通货膨胀的几个案例。

通货膨胀是任意交易媒介的名义数量以超出其在自由市场本会有的产量而进行的扩张。“自由市场”一词是略为冗长的定义——“以尊重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合作”——的缩略语。由此可知,通货膨胀意味着通过侵犯财产权来扩展名义上的货币供应量。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胀可以被称为一种强制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手段,它和通过采矿和铸币进行的“自然”货币生产大相径庭。这也是该词的本义,源自拉丁语动词inflare(使膨胀)。[《货币生产的伦理》第5章第1节,通胀的起源和本质]

在银行业时代来临以前,减低成色(debasement)是通胀的标准形式,是改变贵金属铸币的具体方式之一。使铸币减低成色有两种意思:(a)不更改印记而降低纯金属的含量;及(b)为硬币印上名不副实的数值。[《货币生产的伦理》第6章第1节,减低铸币成色]

当政府垄断铸币权,它们就会这么干:在实际只有半盎司贵金属的钱币上标上“一盎司”,将另一半盎司装入自己的口袋。亨利.都铎则是将另外四分之三装入自己的口袋。我们知道,亨利八世削弱乡绅阶层重要手段就是“吸血”,即用钱币贬值来敛财同时削弱对方。从1544年起,银币groat的纯银含量从.925降至.333,再加之钱币尺寸缩减,含银只有.250。他的继承人爱德华六世继续贬值银币。若不遏止放血,所谓的有限政府只能是名义上的有限政府,因为任何“社会中间力量”(如乡绅阶层)的脸色和力量均是缺血和苍白的,以致乡绅们的抗争迎来的只能是遭到血腥屠杀。《大宪章》践行者大法官布雷克顿所倡导的“如果国王没有约束,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律约束,那么法官和男爵们就应当给国王施以约束”在都铎王朝亦沦为一句空话。

不过请注意,减低成色形式的通胀跟银行业时代,尤其是我们这个纸币时代的通胀相比还是轻度的。1066年至1601年,英国的银磅成色减低了三分之一。 换言之,500年跨度的时间段里,英格兰国王膨胀了货币供应量0.3倍。相比之下,见证现代银行业出现的其后200年,膨胀倍数是16。而从1973年1月到2003年1月短短三十年间,美元(M1)几乎增至原来的5倍。[《货币生产的伦理》第6章第1节,减低铸币成色]

早期的银行并非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而是钱币仓库。成立于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发行了纸质凭据,证明票据持有者是若干盎司存于银行金库的纯银币的合法所有人。现有持据人只要到该行的柜台提出要求,这些银行券任何时候都可以即刻兑现。于是,银行券替代白银本身被用于交易。人们不再在交易过程中使用实物白银,而是利用银行券采购商品。这些银行券保证对存放于银行中的一定数量白银的所有权。阿姆斯特丹银行于1781年开始发行超量的银行券,不过没有更改其银行券的外观(掺假,货币替代物“名义数量的扩张”)。即开始伪造自己的银行券。它不再是一个钱币仓库,已经成了部分准备金银行。成立于1656的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开办没几年,它就使得自己的银行券大范围流通。在1664年,这家银行也首先经历了部分准备金银制行业反复得到的报应——银行挤兑。部分准备金制的根本现实问题是开证银行无法同时满足所有兑现要求(而钱币仓库银行可以)。只要银行客户对自己的钱在银行的安全性稍有疑虑,他们就会“挤”向银行,要做尚能兑现到银行券的少数幸运儿。银行因此破产。

有一种的银行不会因为挤兑而破产,那就是央行,因为法律赋予它中止偿付的特权。它发行的银行券因此不再是商品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替代物,而成为法令性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本身。央行不是银行,而是法令性货币体系下的货币生产者。

1688年~1689年的光荣革命使英国逐渐建立起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为遏制法国的扩张,以英国为盟主的欧洲国家结成奥格斯堡同盟,与法国开战。到1694年,战争已经打了6年,什么时候打完,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是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其明确目的就是在当时为英王提供120万英镑的巨额贷款。英格兰银行的特许状授权该行在一定的法律限制内发行钞票,为了向政府提供更多的贷款,这些限制随即被放宽。英格兰银行同样也被赋予了多种法律特权,最显著的就是有限责任和单边中止向债权人偿付的特权。银行在运作了两年之后就不得不开始使用后一条特权。此后,在1707年王室再次阻止了东印度公司对英格兰银行的挤兑,而在1720年,王室却没有阻止英格兰银行用挤兑手段令其对手剑刃银行(南海公司的控股银行)破产。

当我们为光荣革命欢呼为宪政欢呼的时候,却忽略了法令性通胀的创生。我们谴责铸币掺假所带来的货币发行“名义数量的扩张”(超出货币在自由市场本会有的产量),却没有人谴责纸币发行“名义数量的扩张”侵犯私人财产权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令性货币三部曲:第一步,通过直接地通过禁止其它贵金属的使用,间接地通过强制手段推行复本位制,政府设立了垄断钱币体系;然后,它赋予一家拥有特权的部分准备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垄断法定货币的地位;最后,当特权银行券把所有其它交易手段逐出市场后,政府允许这家它宠幸的银行拒绝其(契约协定的)银行券的兑现,这种中止偿付于是把之前的银行券转变为纸币。

今日的自然货币秩序当然不会和16世纪的相同。我们不赞成废除信用卡,支票存款和其他任何生于市场、有独立生存能力的金融机构。要点是回归财产权受到普遍尊重的状态。我们无需改变诸如银行券、纸币这样的金融工具以及央行之类的组织,我们真正要改变的是笼罩在中央银行运作和纸币生产之上的法律法规。我们需要废除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的各种法律特权。根本就没有站得住脚的理据去阻止公民使用最好的货币和货币替代物,相反,倒是有很多理由说明,以扩展公民此种自由为方向的改革是必要的。[《货币生产的伦理》结论,货币改革]

犹他州的《足值货币法案》在这方面走出了有力的一步。
导论
  
  货币生产与正义
  
  财货和服务的生产不单纯是技术上的问题,它通常依赖于一种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并对该框架作出反馈。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在其业务活动中可以巩固并丰富人类合作之基础法律和道德前提,不过它也会有意无意地违背和摧毁这些法律和道德基础。
  生产的伦理问题业已在多数行业受到评估,这些行业涵盖了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到纺织制造业,直到药品生产业。今天,只有少数重要的产业逃脱了如此细致的检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货币的生产。货币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我们对货币生产似乎没有任何道德评判的必要。
  的确,央行的代表们正向公众宣讲着商业伦理的重要性,但他们的担忧似乎不适用于他们自己。类似地,商业伦理的课程虽说在校园里处于繁荣阶段,但它也主要适用于工业企业。此外,教会和其他宗教机构在很多政治事务上表现积极,而对货币现象,诸如纸币、央行、美元化、货币局等,却鲜有提及。例如,天主教关于社会的训导仅含糊地说,经济活动以“稳定的货币”为前提,货币“购买力稳定整个经济体系有序发展的主要考虑因素”。当涉及获取和使用货币的道德时,基督教教义有很详细的阐述,例如论述高利贷和为利逐利的基督教文献就非常著名。但不管这些问题可能有多么重要,货币生产的道德和文化方面,尤其是对进行这种生产的现代环境而言,与这些基督教教义都仅有微小的关联。此间我们面对着一个巨大的缺口。
  如果我们转向被认为是最关注货币生产的学科,即经济学,事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关于货币银行学的著作不可胜数,但有助于理解货币生产的道德和精神问题的著作数量却很小。该领域最新的文献在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上显得越发短视。
  货币经济学研究贴现政策及公开市场政策,研究决策者的典型目标,如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但它通常不会提出更具广度的历史、理论和制度视角。比如,很少有教科书实际地讨论金本位的运作,可是如果想要理解西方世界货币事务现状以及我们的政策选择,对此制度有一定的基本知识就是必须的。
  同样是这些教科书,受对经济分析的理解过度狭隘之苦,关注的是诸如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和国民生产总值等少许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注可能在教学法上有某种益处,但它对于正确处理我们的主题而言就太贫乏了。货币生产对人际和群体关系(如家庭和私人社团)有巨大影响。货币生产的规则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上货币体系的转变。从道德和精神角度上看,这一切都是重要的。可是如果我们仅以宏观经济学的视角观察货币和银行,这些重要的东西就那么轻易地从我们的理性视野中消失了。
  最终,实际上少有著作走出集成经济学和道德范畴的那一步。大多数文献或是没有给出任何货币制度的道德评估,或是没有全面领会经济学便开始对现存制度进行道德批评。不幸的是,后一种缺陷传播得尤为广泛,甚至是在忧国忧民且意图良好的神学家和商业伦理教授当中。
  让我们强调一下,这个缺口最主要关乎现代货币体制(特别是银行、中央银行和纸币)的道德层面。《圣经》为古时的货币生产提供了相当清晰的导引,尤其是在黄金和白银钱币的铸造方面。类似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发展了一套有关传统货币制造方法的极为全面的道德理论。第一篇科学地讨论货币的论文,尼古拉•奥雷姆的《论货币的变质》(Treatise on the Alteration of Money)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中的思想对今天依然适用。先于他的著作,天主教教会的训导职所(teaching office)便已讨论过这些问题,最为显著的就是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的《何时》(Quanto,1199),它斥责了减低贵金属货币成色的行为。
  然而,我们一转向现代的情境,缺口立马就出现了,有关铸币的古老训诫不能穷尽我们在这个纸币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也许这正是当代的教皇们为什么没有像中世纪的先辈那样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货币体制作出评述的主要原因。
  本书的要旨是表明这个缺口的代价有多么大。我们的说明会围绕货币生产的经济学展开。亚当•斯密及其诸多追随者称经济学是道德科学,诚然如此。经济学不仅仅研究道德生物——人,也涉及为数众多的和道德有直接关联的问题。在本书的讨论中,这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上操纵货币供应是否会带来社会利益的问题,或说是通货膨胀如何影响人的道德和精神性情的问题。货币生产的经济学可以较为自然地把我们引向关于其司法、道德、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考量。我们的目标不是做到事无巨细,而是通过足够的细节勾画出一个总的图景。
  因此,我们首先讨论“自然的货币生产原理”(第一部分)以及依据道德考量它所能改进的方面。然后我们转向通货膨胀(第二部分),即自然的货币生产的扭曲。此间我们将着重强调两种类型的通胀之间的差异。一种是地下通货膨胀(private inflation),它在任何人类社会都会自发产生,但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镇压。另一种是法令性通货膨胀(fiat inflation),正如其名字所示的那样,这种通货膨胀事实上享受着政府的保护,因此是一种体制化了的货币生产扭曲。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第三部分),我们会将两种通胀的区分应用于简要分析西方自17世纪起的货币体系。
  我们将要论证,自然的货币生产可以有效运作,所有的尝试都成功了,并且禁止其运作没有技术、经济、法律、道德或精神上的合理理由。相反,倒是有大量的理由可以决定性地证明通货膨胀之有害而邪恶的特征。在我们的这个年代,由于法律法规实际上正保护着制造这种通货膨胀的货币机构,通货膨胀已经变得持久且日趋严重。
  货币生产因此在双重意义上关乎正义。一方面,现代的货币生产机构依赖于既存的法律秩序,因此涉及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的核心领域。另一方面,既存法律秩序本身便是造成持久不断通货膨胀的问题所在。法定垄断、法定货币法以及合法中止偿付不知不觉成了制造社会不公的工具,它们引发通货膨胀、不负责任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通常是劫贫济富。这些法律制度在正义之前无立锥之地,应立即废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今主要的货币机制可能会被废除:中央银行、纸币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然而这样的措施决不是单纯的破坏,它可以被视为重建合理的货币体系以及建设更为人道的经济的必要条件。
  诚然,我们的结论看似相当激进。但是面对巨大的邪恶,每个人都不应当害怕采用强硬的立场,这里我们面对的法令性币制就是一种巨大的邪恶。不过,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推动一项政治方案,我们仅努力使读者熟悉为货币制度作道德评估所必要的事实论据。
  
2010-12-14 15:12:16  回复 

  
  第十三章 法令性通货膨胀的文化和心灵贻害
  
  通胀习惯
  
  通货膨胀有害的观念是经济科学的一大主题。但是大多数教科书低估了有害的程度,因为它们把通胀过分狭隘地定义为持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也不重视通胀的具体形态。要完全领会通胀的破坏性本质,我们必须牢记通胀源于对社会基本规则的违背。人们通过诈骗、强加和违背契约来增加货币供应量才产生通货膨胀。它总会产生三种典型的后果:(1)它让作恶者获利而损害其他货币使用者;(2)它使得债务累积,超过自由市场状态下所会达到的水平;以及(3)它降低货币购买力至自由市场中应有的水平以下。
  尽管这三个后果已经足够恶劣,但一旦通胀是由政府来鼓励和推动的,事情还会变得更糟。政府的法令授权使通胀持久不断,从而我们可以观察到与通胀特别相关的机构体制和习惯的形成。法令性通货膨胀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其特有的文化和心灵污渍。本章将进一步考察这种贻害的若干方面。
  
2010-12-14 15:18:31  回复 

  
  高度集权的政府
  
  通胀对控制它的政府有利,受到损害的不仅是大众,而且还有所有二级和三级政府。众所周知,欧洲的国王们,在17、18世纪他们的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消灭了社会中间力量的遗存。19、20世纪的民主国家完成了从国王时代开始的权力集中化。这一过程的经济驱动力就是通货膨胀,当时通胀完全是中央政府手头的工具。甚于其他经济原因,通胀使得民族国家势不可挡。因此通货膨胀至少间接地推动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普及,这种意识形态在20世纪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狂热崇拜。
  通货膨胀刺激了中央政府的膨胀。它使中央政府的规模超出自由社会中的水平,还使其有能力高度垄断各种政府职能——这在货币自然生产的条件下不会发生。这损害了所有形式的社会中间自治体,当然还有整个公民社会。通胀所资助的集权化把普通公民变得越来越像是孤立的社会原子,公民的所有社会联系都受控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还提供了原本主要由其他社会实体,如家庭和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与此同时,国家机器的集中指挥也远离了选区的日常生活。
  这些趋势与秩序良好的社会的目标难以调和。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普莱(Frédénc LePlay),一位关注国家权力集中化的机敏而具有批判性的观察家,提出了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根据该原则,任何问题都应该由有能力解决它的政治等级最低者或组织来解决。此后,教皇利奥十三世(1878—1903年在位)在《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中可以说推崇过这种原则(§§13,35),不过尚未使用该名称。一直要到1931年,教皇庇护十一世(1922—1939年在位)才在他的《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中使用了“辅助性原则”一词。但是仅凭道德认知无法终止有着强大动力的趋势,邪恶应从根部斩除。
  
2010-12-14 15:25:54  回复 

  
  法令性通胀和战争
  
  法定货币,尤其是纸币,其最恐怖的影响是其延长战争的能力。战争的破坏有助于冷却人们最初的战争狂热。因此,对于越持久、破坏性越大的战争,公众愿意给予它的财政支持(纳税和购买公债)越少。而法令性通货膨胀使政府可以无视公民的财政抵制,维持目前的战力水平甚至扩大战争,政府只需要印制购买军备所需的纸币即可。
  这正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事实——至少这发生在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以及英国都通过通货膨胀来支付大部分战争开销。通胀的量化影响当然很难度量,但是我们假定法令性通货膨胀延长了数个月甚或一两年的战争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如果我们再认定战争的末期是杀戮的高潮,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有数百万的生命本可以被挽救。
  很多人相信战时可以不择手段。在他们看来,法令性通货膨胀是抵挡一国所受的致命威胁的合法手段。不过他们的观点是有缺陷的。战时也不能不择手段,天主教神学的正义战争理论正强调了这一点。如果有更易为道德所容忍的手段可用来实现同样的目的,法令性通货膨胀就绝不会是合法的。而事实上,这种更好的手段存在,并且一直可听从政府支配,比如信用货币和增税。
  另一种为战时法币辩护的典型说法是,政府可能比公众更了解胜利是多么唾手可得。无知的群众对战争心生厌倦,倾向于抵制增加的税赋,但是政府完全清楚处境。没有法币,它就会束手束脚,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通胀正是给了政府赢得战争胜利所需的那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当然,可以想见政府比公众更为知情,但是我们很难想见为什么这一事实会是战时筹资的障碍。政治领导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让群众有理由地团结一心。为什么政府不能传播好消息,从而使人们信服增税是有必要的呢?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后面的考量。
  
2010-12-14 15:34:55  回复 

  
  通货膨胀和暴政
  
  法令性通货膨胀允许政府在没有公民的真正支持下追逐它的目的,战争只是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有了印钞机,政府可以在没有获得人民的同意之时(事实上是违反民意地)取走他们的财产。哪种政府会武断随意地剥夺其公民的财产呢?亚里士多德和很多其他政治哲学家称之为暴政。此外,从奥雷姆到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家们指出,法令性通货膨胀,作为是政府融资的工具,事实上是暴政的特色财政技术。
  
2010-12-14 15:43:36  回复 

  
  货币组织的趋劣竞争
  
  我们已经详细了解,法令性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生产方式,因为它将道德风险和不负责任体制化,它造成的后果是频繁反复的经济危机。过去试图修复这些不良影响的努力并没有质疑法令性通货膨胀原则的本身,这导致了一种特殊的货币制度演进——一种制度化的趋劣竞争。这当然不意味着一个迅速的过程,货币制度的退化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尽管在我们现在的纸币时代,趋劣竞争的过程加速了许多,但是我们的制度离退化到绝对恶劣尚有距离。我们已经对这个现象有了一定篇幅的讨论,在第三部分它会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得到展现。
  
2010-12-14 15:57:42  回复 

  
  法令性通货膨胀下的企业经营
  
  法令性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使负债(贷款)比自由市场上更为廉价,这激励企业家更多地通过贷款而非通过股本(由公司所有者投入公司的资本)来为它们的运营提供资金。
  在自然货币生产的体系下,银行只能像金融中介那样发放贷款,也就是说,它们只能出借自己的积蓄或是其他人积攒下来借给银行的资金。银行当然可以自由地根据任何它们喜欢的条款(利息、抵押、期限)放贷,但是它们的条款不可能比它们自己的债权人给它们的条款还要优惠,否则对它们而言是自取灭亡。例如,如果银行借入的贷款利息是5%,它以4%的利息率出借就是自杀性的。因此,在自由市场上,可赚钱的银行业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个范围转而取决于存款者。银行不可能既维持经营,又开出比有意将自己的资金出借一段时间的存款者更优惠的借贷条款。
  但是部分准备金制银行恰恰能做到这点。由于它们能够以几乎为零的成本增发银行信贷,它们可以比过去普遍水平更低的利率发放贷款。贷款受益人通过举债为项目融资,而不再用自己的钱投资;若贷不到款,他们根本不会投资项目。纸币起着同样的效果,但是影响更为重大。纸币的生产者几乎可以出借任何数量的资金,开出任意的条款。在过去几年中,日本银行提供过利息为零的贷款。到后来,有时它实际上付钱给向它借钱的人。
  很明显,少有企业能够抵制这样的开价条件。竞争在各领域都很激烈,企业必须寻找使用最为优厚的条款,唯恐失去这份关系到企业利润甚至生存的竞争优势。可见,法令性通货膨胀使企业经营空前依赖于银行,它创制了范围更广的等级制度和更强大的中央决策权力,而这样的情况不会在自由市场上出现。在10%所有者权益和90%负债下经营的企业家已不再是真正的企业家了。他的债主(通常是银行)才是真正的企业家,作出一切重大的决策。原先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位薪酬丰厚的执行者、一位经理。
  因此,法令性通胀减少了真正企业家(以自己的资金经营的独立人士)的人数。虽然这样的自立人士依然数量惊人,但是他们必须要有出色的才智应对他们面临的恶劣融资条件才能生存。他们必须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具创新能力、更勤奋。他们知道独立的代价,并决心为之付出。相较于银行家的傀儡,他们往往更在乎家业,更关心自己的员工。
  由于法令性通货膨胀带来的贷款能够轻易提供财务优势,它们会刺激企业首席执行者的轻率投机行为,能够轻易进入资本市场的大型企业经理尤为如此。他们的轻率常常和创新混为一谈,实际上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将部分准备金制银行有名地定性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他认为,这种银行可以用它们凭空制造信用的能力(无中生有)为创新型企业家提供资金。我们可以想见有时候部分准备金制银行起到了这个作用,但它们更多地是起相反的作用。通常说来,商业组织的任何新产品和彻底的创新都是对银行的威胁,因为它们多少已经向既有的生产旧产品、沿用旧组织方法的公司投了巨资。因此,它们所有的经济动力都在于,要么通过减少对创新项目的金融支持来阻滞它,要么把新点子传达给商业界现有伙伴。于是,部分准备金银行制使商业变得更为保守,为了现存企业的利益,它损害了创新的新入者的利益。创新更有可能源自独立的实业家,尤其是当所得税较低的时候。
  
2010-12-14 16:04:16  回复 

  
  债务奴隶
  
  部分上述的考量同样适用于商业世界以外。法令性通货膨胀不仅仅向政府和企业提供廉价信贷,还放贷给个人。单凭廉价贷款的存在就能引致很多本不会选择负债的人向银行贷款,而将其与通胀的另一个典型后果——持续的物价水平上升——联系在一起,廉价贷款的诱惑就是难以抵挡的。过去,我们基本上觉察不到物价的上涨,但是当今全体西方世界的公民都发觉了这一现象。在一些国家,如巴西和土耳其,物价至今以年均80%—100%的速率上涨,即便是年轻人也有了切身体会。
  此种情况下,积攒现金受到了巨大的惩罚。过去,人们通常通过囤积黄金和白银钱币完成储蓄。囤积金银确实没有任何收益(金属是“不生息”的),他们因此没有过上“食利者”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钱币囤积是可靠而有效的储蓄手段。积攒下来的财富,其购买力不会在几十年里蒸发,在经济增长的年头,这些储蓄甚至能够赢得一些更多的购买力。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储蓄的方式极适合一般的民众。木匠、泥瓦匠、裁缝和农民往往搞不懂国际资本市场,把金币放在床垫底下或是保险箱里即可高枕无忧,根本无需彻夜学习资本市场的知识。这也使他们独立于金融中介。
  然后我们把这幅旧日的图景和现在的情况相比较,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为了准备养老而积攒美元或欧元券完全是无益的。一个30岁的人如果计划30年后(从2008年起算)退休,他必须以3倍的贬值乘数计算未来的需要,即今天他存的3美元在30年后他退休时只相当于今天1美元的购买力,而且3倍贬值乘数还算是偏低的!因此,理性的储蓄策略是举债购买通胀时价格会上升的资产,这正是西方国家今天所发生着的事情。年轻人一有工作和基本稳定的收入来源就开始按揭购房——相比之下,他们的曾祖父可能还会先差不多积攒30年钱,然后用现金买房。
  事情对于那些已经积攒了一些财富的人而言也不乐观。通货膨胀虽然没有迫使他们负债,但还是剥夺了他们以现金形式持有储蓄的可能。有养老金的老人、寡妇以及孤儿的监护人必须把他们的钱投入金融市场,否则他们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储蓄的购买力蒸发。由此,他们依赖于金融中介以及证券和债券价格的无常变化。
  显然,这样的态势对于以金融市场营生的人来说非常有益。证券经纪人、债券交易商、银行、按揭贷款公司还有其他金融市场的“玩家”有理由感谢法令性通胀下持续下降的货币购买力。但是这种态势是否对普通公民有利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我们现在的通胀性体制下,举债和增加在金融市场的投资对人们有益。当物价水平持续不断上涨的时候,个人举债是人们最优可得的策略。但是这无疑意味着如果没有政府对货币体系的干预,人们会有其他更好的策略。中央银行和纸币的存在使负债型财务策略比先存钱的策略更具吸引力。用登普西的话来说,“我们承受了高利贷的影响而‘金融代理人’则免于个人罪恶”,“高利贷被体制化了、系统化了”。
  毫不夸张地说,借助其货币政策,西方政府已经将其公民的财务依赖性加深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早在1931年,教皇庇护十一世便指出:
  
  很明显,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仅是财富集中到了一起,还有一股巨大的权力和专制的经济独裁权集中在了少数人手中。这些人通常不是实业的所有者,而是投资金钱的董事以及总经理。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任意管理处置他们的投资。
  那些控制贷款并且决定着出借金钱的人最为强势地推行着经济独裁,因为他们控制且完全控制着货币。他们可谓控制着整个经济体系的血脉,可谓把握着经济生活的灵魂,没有人敢违背他们的意志。
  
  我们可能会想,面对今天的形势,教皇庇护十一世会用什么语言来描述它?通常,为现状辩护的理由是,现行体系有着所谓的“刺激工业发展”的功能。旧日囤积的钱币不仅是无法生财的,而且从经济学角度看实际上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商业无法得到投资所需的支付手段。通货膨胀的职能就是提供这些所需的支付手段。
  不过,我们已经仔细地驳倒了这个谬论。在这里我们再次强调,货币囤积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它绝对不会抑制工业投资,囤积可以增加货币的购买力,从而赋予流通中其余货币单位更大的“权重”。这些剩余的货币单位依然可以用来购买财货和服务,用来投资。通胀不能创造任何资源是根本的事实。通胀只不过是改变了现存资源的分配,使它们不再流向用自己的钱运作企业的企业家,而流向通过贷款融资经营的企业经理人。
  因此,目前汹涌澎湃的住房贷款的净效应是全体民众都陷入财务依赖之中。这其中的道德意义很明显:债台高筑和财务自立并不相容,因此,人们在各方面的自立性都会减弱。负债累累的人终将形成一味寻求他人帮助的习惯,而非成长成熟为对于家庭和社会而言在经济和道德上值得依靠的人。痴心妄想和唯唯诺诺代替了坚毅沉着和独立判断。如果一个家庭不再能承担债务负担了呢?结果或是全家人陷入绝望,或是任何财务稳健标准都受到他们的蔑视和嘲讽。
  
2010-12-14 16:12:29  回复 

  
  法令性通货膨胀的一些心灵伤害
  
  法令性通货膨胀持续地削减货币的购买力。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积蓄免受其害,但是这要求全面的金融知识,得有时间持续关注自己的投资,以及很好的运气。缺少任何一种这些要素的人都有可能令自己的金融资产元气大伤,老人们一生的积蓄很有可能在退休后几年中因此化为乌有,结果是绝望以及道德和社会准则的消失。但由此推断通胀的这种影响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群则是错误的。正如有一位学者观察到的:
  
  这些效应“尤为强烈地影响着年轻一代,他们学会了活在现代,嘲笑那些试图教导他们老一套的美德和节俭的人”。通货膨胀因此鼓励着及时享乐的精神,这和《圣经》所要求的财务管理精神格格不入。后者要求克己有度与永恒视野——如为了子孙后代进行长期投资。
  
  即使是那些有幸拥有知识、时间和运气来保护其大部分积蓄的人也无法逃避通胀的有害影响,因为他们同样不得不接受与道德和心灵健康相背的习惯。通胀使他们花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考虑自己的钱财。我们已经提过,普通公民积攒财富的旧办法是累积现金。在法令性通货膨胀下,这个策略无疑是坐以待毙。他们必须投资通胀时价格会上升的资产,最实际的做法就是购买股票和债券。但是这意味着要花很多时间比较和选择合适的证券。同时,这就迫使他们一生都得留心和关注他们的金钱。他们得看财经新闻,关注金融市场的行情。
  类似地,人们为了赚更多的钱,会延长辛苦工作的时间和年限。他们把货币收入看做是选择职业的第一标准。例如,一个人喜欢园艺,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寻找一个在工业企业工作的职位,因为后者的长期货币收入更多。相较于自然货币体系下,会有更多的人接受远离家庭的工作,只要有人开出略高一筹的工资。
  这些通胀引致的习惯,在心灵层面似乎显而易见。金钱和财务问题的地位在人类生活中被夸大,社会因通胀而物质化。越来越多的人一味地追求金钱收入,而舍弃了其他对于个人幸福而言重要的东西。通胀引致的漂泊不定人为地削弱了家庭内部的联系以及对国家的忠诚。那些天性贪婪、嫉妒和小气的人为罪所囚禁。即便是那些天性善良的人也感受到自己置身于从未有过的诱惑之中。此外,金融市场的变幻莫测成为人们过度吝啬的现成借口,向慈善机构的捐赠也就减少了。
  还有就是持久通胀使产品质量降低的事实。每个卖家都知道同样的产品,要卖出比往年更高的价格是很困难的事,而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必然导致以货币计价的物价上涨。那么卖家们会怎么做呢?很多时候,技术革新把他们救出困境,他们因而可以更廉价地生产,抵消甚至超额抵补通胀的负面影响。个人电脑以及其他信息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在其他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小。这样的话,卖家就要面对上面提到的问题。他们于是生产劣等的产品并以相同的名字出售,同时使用一些业已成为商业营销惯例的语言包装。例如,他们可能会向顾客提供“轻”咖啡和“不辣”(non-spicy)蔬菜——翻译过来就是低浓度咖啡和不可口的蔬菜。类似的产品恶化同样发生在建筑行业,持续受通胀困扰的国家似乎有更大比例的房屋和街道一直需要维修。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养成了马虎对待他们的语言的心态。如果每样东西都可以随意命名,那么真话和谎言的区别很难解释清楚。通胀诱使人们就他们的产品说谎,持久不断的通货膨胀助长例行说谎的习惯。我们指出过,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法定货币体系的基本制度)中,例行说谎起着很大的作用。法令性通货膨胀似乎能把这个习惯传播到经济的其他领域——就像癌细胞扩散一样。
  
2010-12-14 16:17:19  回复 

  
  窒息道德情感
  
  在大多数国家,福利型政府膨胀所需的资金由公共债务的积累来提供,公共债务的数量之多,是在没有法令性通胀的情况下无法想像的。粗略地浏览一下历史记录,我们就能看到福利国家的指数级扩张(在欧洲始于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公债膨胀。广为人知的是,福利型政府的扩张是家庭衰微的主要因素,但通常人们忽视了家庭衰微的终极原因是法令性通货膨胀。持续的通胀缓慢而确定无疑地破坏了家庭,从而窒息了世间的道德情感。
  家庭无疑是某些道德情感最重要的“生产者”。家庭生活只有在全体成员支持一定的规范(如权威的正当性以及禁止通奸)才有可能维持。基督教家庭还有着要求异性结合、配偶相互之爱和爱后代、尊重双亲以及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和基督教信仰中的真理等的训诫。家长不断重复、强调并且践行这些规范和训诫,于是所有家庭成员都把这些伦理规范看做是理所应当而接受。在更广的社会交往领域,这些人又会在商业团体、俱乐部和政治活动中宣扬这些伦理规范。
  传统家庭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同意上述事实。不同的是,基督徒因为认识到家庭在建立社会伦理规范中的有效性而试图维护它。也正是出于相同的原因,道德自由(moral license)的鼓吹者们试图削弱家庭的基础。过去30年间,福利型政府成了他们喜爱的工具。今天,福利型政府提供了各种在以前由家庭提供的许多服务(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福利型政府退出,这些服务的大部分依然会由家庭提供)。教育年轻人、照顾老人和病人、危难之时的相互援助等,如今实际都已“外包”给了政府。家庭已经降格为分担水电燃气费、车辆、冰箱,当然还有纳税的小生产单位。高税收的福利型政府为人们提供教育和保健。
  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安排纯粹是浪费钱财。福利型政府确实是低效率的,它以相对高的价格提供相对差的服务。我们没必要详细说明,政府福利机构无从提供源自仁爱的精神和情感。同情是无法买到的。而且纯粹从经济角度而言,福利型政府的运作也是无效率的。它的运作依靠的是大型的官僚机构,因此它通常缺乏激励,也没有控制用度的标准。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8—2005年在位)在《百年》通谕(Centesimus Annus)中的话讲:
  
  由于直接地干预社会,剥夺社会的责任,社会援助型政府导致了人们精力的损失以及公共机构的非正常增加。这些机构更多地由官僚思维方式所主导,而不关注于服务它们的客户;它们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开支。其实,对一个人而言,最为亲近并且像邻人那样伸出援手的人最了解也最能满足他的需要。此外,人还有另外某种需求,他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物质满足,还需要有人觉察出他的深层需要,并作出响应。
  
  每个人都能从亲身经验中体会到这一点,众多科学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福利型政府的低效率决定了它必须依赖于税收。如果和家庭平起平坐地竞争,它会立即出局。之所以家庭和私人慈善机构被逐出“福利市场”,是因为人们无论如何都要对此买单。他们被迫纳税,而且他们无法阻止政府不停地发放新的贷款。这些税债将本可以用来生产各种财货和服务的资本吸收走了。
  我们今日过分庞大的福利型政府直接、全面地攻击着产生道德的人和机构。它也同样以间接的方式削弱这些道德,最显著的做法就是补助坏的道德典型。放荡的“生活方式”确实伴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福利型政府把道德上不计后果的行为的成本社会化,使它的存在余地较自由社会下大得多。放荡不羁的人不仅不会受到经济上的惩罚,他们的放荡其实还可能伴随有经济效益,因为它让厮混的人摆脱了家庭责任及其成本(例如,与抚养小孩相关的花费)。有了福利型政府为后盾,这些人把保守的道德嘲笑为某种无涉现实生活的异类。福利型政府系统性地诱使人们相信根本没有恒久的道德准则。
  我们要强调的是,以上的考察并不旨在攻击福利服务,福利服务事实上是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这里也无意攻击福利服务应由政府提供的观念。我们的观点是,法令性通货膨胀破坏了提供这些服务的民主控制,它必然导致总福利体系的过分膨胀以及过多的福利形式,而这些反过来必然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和心灵特征。
  本章所呈现的考量绝对没有穷尽法令性通货膨胀的文化和心灵贻害。但是我们的考量足以支持主要的论点:法令性通货膨胀是摧毁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的一股可怕的力量。现在,让我们考察货币体系的历史演进以完成我们的分析。
  
2010-12-14 16:30:15  回复 

  结论
  
  资本主义的两种概念
  
  古代哲学家普遍对劳动、商业和货币持负面态度,而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家的观点与其截然不同。经院哲学家赞赏地看待商业、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力量,为经济科学的发展和伦理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开辟了肥沃的智识土壤。正是经院哲学家的传统首先发现了法令性垄断货币生产所具有的严重问题。
  20世纪,天主教教会就资本主义表达了复杂的态度。教皇庇护十一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本身不应受到谴责”,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此后教会的相关陈述都体现了这种界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讨论资本主义是否是一种值得向第三世界推荐的经济样板的问题时强调了教会的这种态度。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指涉何种意思:
  
  如果“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承认商业、市场、私有财产权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对生产资料负责,还有经济层面人类自由创新所具有的根本和积极作用的体系,答案无疑就是肯定的,尽管将其称为“商业经济”、“市场经济”或简单地叫它“自由经济”可能更为确切。但如果“资本主义”意指一种在经济层面不受强有力的法律框架约束的制度——该法律框架为人的完整的自由服务并视之为此自由之一具体表现,框架核心是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那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极为类似地,许多经济学家——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最为突出——将资本主义描绘为最适合为人类和社会完全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的体系。不过,他们用资本主义代表一种社会劳动分工的体系,体系的基础是完全而且普遍地尊重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私有财产权和自由合作。就此而言,如上所述,奥利地学派学者的观点和天主教的伦理要求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奥地利学派没有为存在于20世纪的所谓“资本主义”西方的既有经济体系辩护。恰恰相反的是,奥地利学派学者们一直以来都在强调这些既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理念在很多方面有较大的偏差,而且他们也展示了这些偏差对社会及其成员的危害。
  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天主教的教诲都认同我们西方的经济体系有很多方面必须受到批判。他们也会认同,现有的货币体系就是重要的一例。没有人能够举出站得住脚的经济、法律、道德或精神上的理据证明纸币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是符合正义的。依靠法律特权全副武装的现有货币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内在元素。它产生了非正当的收入,鼓励滋长不负责任和依赖性,人为地刺激政治和经济决策的集中化,并持续制造根本性的经济不平衡,威胁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命和福利。简而言之,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所背负的骂名一直都应由纸币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承担。
  我们已经证明,这些货币机制的存在没有任何经济必要性。它们的创设是为了使政治家和银行家沆瀣一气,损害其他社会阶层而使他们自己更为富裕。此种联盟很大程度上自发地浮现于17世纪,它通过各种形式的发展走到了今天,在发展的同时它创制了当前的货币体制。
  我们要强调,这个联盟现在是,以前一直也只是暂时的联盟。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货币体制源于银行家和政治家间长达三百多年的阴谋。当然,断定这样的阴谋策划目前不存在或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是天真的。但是我们的分析说明了,阴谋与否的问题是次要的。推动中央银行和纸币发展的驱动力是政府(贵族制政府和民主制政府)的不计后果的决断:要增加收入,在必要时违背良知和所有业已订立的商业规则都在所不惜。就此我们再次发现,教会的伦理要求和我们的经济学分析有着根本的一致:
  
  这种权力和力量的集中是,也一直是当代经济生活的典型标志,是由竞争者间无限制自由斗争的本质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只容许强者生存。这通常就如我们所说的,最没有良知的人是搏斗最激烈的人。
  
  请读者再次注意,本书的研究无意全面讨论所有与主题相关的内容。我们展现的是宏观大局,有需要时才进入细节。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支持我们论点的论据已经足够明晰,足够重要,值得人们进一步细察。有兴趣的研究者需要进一步熟悉有关本主题的其他著作中的讨论。
  
2010-12-14 16:37:22  回复 

  
  货币改革
  
  出于多种原因,我们这个时代的货币体制迫切需要改革。不过,当今有关货币改革的讨论,以及发生的货币改革,其视野的狭隘程度令人惊讶。用一份简短的研究报告来提供所需解药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的陈述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价值的,它向人们指明了方向。可以借此寻找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就是自然的货币生产——尽管它目前在实践中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即使在理论中也无法绕过货币的自然秩序,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因为它单独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严谨地分析货币制度的坚实起点。就货币政策而言,如前所述,它就是某种最佳的最佳选择。
  请注意,我们不建议简单地把时钟回拨,今日的自然货币秩序当然不会和16世纪的相同。我们不赞成废除信用卡、支票存款和其他任何生于市场、有独立生存能力的金融机构。要点是回归财产权受到普遍尊重的状态。我们无需改变诸如银行券、纸币这样的金融工具以及央行之类的组织,我们真正要改变的是笼罩在中央银行运作和纸币生产之上的法律法规。我们需要废除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的各种法律特权。根本就没有站得住脚的理据去阻止公民使用最好的货币和货币替代物,相反,倒是有很多理由说明,以扩展公民此种自由为方向的改革是必要的。我们呼吁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有的人会反对,以为事已至此,我们已经在通往全球单一纸通货的道路上走了很远,这样的回归已是不可能。这完全是失败主义者的观念,因为它认定即将到来的灾难(超级通货膨胀或全球性的暴政)不可避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念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论述的,我们面对的是人类意志的问题,但这毕竟只是意志的问题。1258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开始了一项货币改革,最终恢复了以自然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到目前为止,他似乎是那个国家最后一位践履了上帝之承诺的统治者:
  
  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以赛亚书》60:17)
  
  有人可能会说,路易九世的活相对当前而言要轻松得多,毕竟他只需清理依旧基本是金属的货币体系。相比之下,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和纸币伴随了我们多年,它们改变了我们的习惯甚至心性。但是且看经历了各种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和纸币试验长达约五百年之久(约960—约1455年)的中国,在此期间,她反复为我们在本书中所分析的超级通货膨胀和其他问题所折磨,然后,该国回归足值货币政策的理智状态,政治领导人不再禁止白银和铜质硬币的流通。再想一想美国革命的发起者,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国父们,漂亮地切断了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殖民地纸币的法律基础。看看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不顾银行业和金融界既得利益者的疯狂抵抗,收回了所有部分准备金制银行的法律特权,并把公共债务削减到一个富裕的公民便可偿还的程度。没有理由说,我们今日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甚或比他们做得更好。
  
2010-12-15 09:27:43  回复 

  
  《货币生产的伦理》书外记1:生杀予夺
  
  网友“闭上眼看你”在哈耶克《货币的去国家化》书评中说,[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归结到“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高度私有制的矛盾激化的结果”,现在突发奇想,或许危机的真正根源是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才对。]
  
  当下,不少经济学家正憧憬“世界货币”,而奥地利学派正讨论终结央行制度,如此大相径庭,作为普通百姓的我们,该如何认识对我们有生杀予夺的货币呢?
  
  奥地利学派的许尔斯曼2008年的新书The Ethics of Money Production《货币生产的伦理》(董子云译),让我们得以纵览货币的自然生产、通货膨胀、货币秩序和货币体系。书中提到,早在银行业出现之前,十四世纪的数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大主教奥雷斯姆就强调了法定货币法保护下的通货膨胀令人震惊的一面:
  
  …再一次,如果君主拥有使货币微小变质而获取一些利润的权利,他也必然有进行更大程度的变质从中牟利和多次变质的权利…一旦这种权利受到许可,君主或是他的继任者很有可能持续进行变质。这或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动机,或是由于其顾问的建议,因为人的本性倾向于在容易的情况下积累财富。而且如此,君主可以最终把他的子民的全部金钱或财富收归己有,使他的子民沦为奴隶。这会是暴政,真正而且绝对的暴政,正如哲学家和古代历史所讲述的那样。
  
  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两个世纪前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所指出的:“控制一个人生计的权力,就是控制一个人意志的权力。”我们似乎意识到,货币本身并无罪恶,而政府垄断货币的权利才是其行政权力无限扩张的有恃无恐的本钱。事实的确如此吗?那就让我们跟着《货币生产的伦理》书外记系列去领略基本事实的来龙去脉吧。
  
  
2010-12-15 09:43:27  回复 

  
  《货币生产的伦理》书外记2:顽童破窗
  
  2009-09-06
  
  有看法说,凯恩斯的基本思路没有错。危机爆发后的确存在大量的闲置资源,通过政府有可能将其利用起来,从而增加社会的财富总量,此时并不见得会损害谁的利益。当然你可以说,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有若干问题,那么,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该怎么干预,而不是要不要干预。极端的市场自由主义在这点上是不对的,这也是我对《一课经济学》持有不同意见的原因。
    
    比如小流氓砸破窗户那个小节。在特殊情况下,砸破窗户的确会增加产出。例如,这家人过于节省或者说懒惰,明明有了更美观的玻璃,却不愿意换原来的窗户,大家吃饱了饭就打麻将。此时来个顽皮小儿把窗户砸了。于是大家少打了一晚上麻将,齐心协力装上了一扇新窗户。由于新窗户比旧窗户美观、安全、明亮,这家人的生活不就改善了吗?极端自由主义会问,凭什么就能改善呢?回答是,有闲置的资源。大家本来没事干,打麻将玩,现在多动员出来了一个晚上,财富自然就增加了。
  
  上述看法的问题出在哪里?顽童砸窗户,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这种侵犯因为主人节省、懒惰或对资产疏于管理(没有跟上潮流换更美观的玻璃,有碍市容)而变得具有正当性。我们看到,财产所有者经常是其资产的坏管家;现实中不少所有者并未用他们的私房钱来推进社会公益;不少时候所有者丝毫没有公益心。对于这样的低素质屁民,政府能任其滥用或闲置资源吗?
  
  天主教社会思想中提到了一种界分,正义和道德的界分——拥有财产的权利与好好使用财产的道德义务的界分。不能因为某人对道德义务的践踏就把对其私有财产侵犯视为正当,哪怕是最轻微的侵犯。即使私人的财产被滥用或闲置,它还是神圣的。他们认为,那种叫做交换的正义,要求对财产界分的神圣尊重,并禁止超越自己的财产权限去侵犯他人的权利;但是,要求所有者只通过正确的方式使用他们的财产并不属于这种正义之内,而属于其它美德,属于“无法由法律行动强迫执行”的义务。因此,财产所有权与正确使用财产受同一边界约束的说法是错误的;认定由于滥用或闲置便会使财产权被践踏或被剥夺亦是远离真理。
  
  我不信教,但我认为这种界分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是提升大众生活水平的首要条件,缺少上述界分,不可侵犯将是一句空话。
  
2010-12-15 10:48:44  回复 

  
  《货币生产的伦理》书外记3:分配效应
  
  2009-09-18
  
  引子《辛德勒名单》
    Schindler: …There’s no way I could have known this before, but there was always something missing. In every business I tried, I can see now it wasn’t me that had failed. Something was missing. Even if I’d known what it was, there’s nothing I could have done about it, because you can’t create this thing. And it makes all the diference in the world between success and failure.
    
    Emilie: Luck.
    
    Schindler: War.
    
    
    读一读黑兹利特在60年前写的《一课经济学》,不难明白辛德勒这段话的真正含意。辛德勒作为战时政府契约承包商,是战时通货膨胀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战时政府会让印钞机开足马力,把钞票抱给契约承包商(A),以满足战争急需。这时,物价还没有普遍上涨,承包商们已经枕着大抱大抱的钱。要什么有什么,想谁就是谁。货币的主观价值在他们眼里算个鸟,为了争一兜风一碟醋,一掷千金算个鸟。这样一来,直接为承包商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B)可以大肆抬高价格。也过一把阔绰的日子。以此类推,直接为B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C),也可以在物价普遍上涨之初淘到第一桶金。不过,排在后面的D、E、F,以及排在更加后面的X、Y、Z,在通货膨胀的前期、中期,甚至中后期都只有挨受煎熬的苦命。所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过程,一种不公正的过程,它扭曲了一切。
    
    战时通货膨胀政策只是一般通货膨胀政策的一个例子。当政府要通过圈地,经营地产来致富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就成了政府契约承包商。15年来,各级政府都在经营城市,到处是建筑工地、是开发区、是崭新的楼房。印钞机开足马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又一次通货膨胀便因此而启动。两年前刚踏上故土,出租司机聊起只有接政府的活儿才能翻身。我觉得这小子比得上在华尔街股票交易市场门口给伯纳德·巴鲁克擦鞋的那个家伙。可惜我不是巴鲁克,也不是ABC,我只是卷铺盖回家的XYZ。(以上文字摘自2007年的帖子)
  
   在许尔兹曼的新书《货币生产的伦理》中,我们能看到更为一般的分配效应。货币生产在进行一种再分配,它将实际收入从新货币的后来的所有者分配给新货币的先前的所有者。这种再分配无法通过预期来抵消。即使意识到它的市场参与者也无法阻止其发生。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拼命让自己在这一分配进程的相对位置尽量靠前,向新货币的先前的所有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最好是赚新货币的生产者的钱——如今也就是想方设法去拿政府订单。
  
   分配效应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身并无良劣之分。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货币体制下的分配效应,必然导致个体市场参与者竞相趋附于政府。如果我们谴责腐败现象,那么我们就应该对现行货币体制进行充分的道德评估。
  
2010-12-15 10:55:31  回复 

  
  《货币生产的伦理》书外记4:七大谬论之1
  
  2009-09-20
  
  人类基本的伦理是不要掠夺和污染大自然,人类社会基本的伦理是做错了就得承担责任。如果我们能把老奸巨猾的辩词归结到这两个基本伦理,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谬论。
  
  谬论1:只有伴随相应的货币供应增长,经济增长才有可能。
  
  半个世纪以来,摩尔定律一直是正确的,使计算机价格更便宜,速度更快和更强大。在市场中,它归结为以下内容:实现一定数量的计算能力的成本大约每18~24个月下降一半;同样,以一个特定的价格购买的计算能力数量同比翻番。这导致了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等的处理能力呈几何增长。不断地改进意味着,这些产品每年都能够添加更多的功能而不必提高价格。
  
  俗话说,干一行精一行,我们不断选择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让我们的成本费用呈下降趋势。即便达不到摩尔定律那么优秀,创新效应总能让我们的客户享受到产品和服务价格更便宜,或者以同等价格享受到品质更高的产品和服务。
  
  可以看出,货币供应的增长保全了成本费用呈上升趋势的产业,也就是支持生产方式缺乏效率的产业(责任伦理问题),或者支持产业继续开发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掠夺伦理问题)。
  
2010-12-15 11:05:02  回复 

  
  《货币生产的伦理》书外记5:七大谬论之2
  
  2009-09-20
  
  谬论2:民间囤积现金,不利于经济增长,要加大货币供应量填补这个缺口。
  
  葛朗台这个守财奴把金币银币窖藏起来那是囤积。不过现代人的现金积蓄多体现为银行存款,也就是储蓄。储蓄是一种花钱或投资方式,而非囤积不用。储户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再把这些钱放贷给需要用钱的个人和企业,或者用于投资理财。
  
  要是银行放贷坏账多,投资亏损多,导致银行惜贷银行囤积现金,则说明什么问题呢?银行是投资理财的专家,它都做不好,说明市面上不好找富有效益的企业和富有回报建设项目,说明企业难以做出效益,建设项目不是那么真正被需要。
  
  专家都做不好,就干脆不鼓励储蓄,让储户把钱从银行取出来,让他们自己去花钱消费,让他们自己去投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加大货币供应量,让货币贬值。
  
  归根到底,如何让企业做出效益,如果让建设项目是真正被需要的,这才是出路。而不是靠威胁和躯干平民去消费那些缺乏效益的企业做出来产品来拉动经济,靠威胁和躯干平民去购买那些垃圾上市公司股票鼓励它们乱花钱来拉动经济。
  
2010-12-15 11:13:08  回复 

  
  《货币生产的伦理》书外记6:七大谬论之3
  
  2009-09-20
  
  谬论3:要靠加大货币供应量来与通货紧缩做斗争
  
  1934年,谋求走出经济危机的美国出台白银收购法案,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实行银本位的中国不是白银生产国,大量白银外流造成了恶性通货紧缩,谷贱伤农,物贱伤工,贸易恶化,生产下降。如今说的通货紧缩多指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也有指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货币供应减少等。
  
  其实,任何突如其来的恶性变化都会让平民倾向于持有更多现金以备不时之需。繁荣时期举债要在动荡时期偿还是很艰难的。那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在非突变和非动荡环境下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对哪些人有利?让哪些人恐惧?什么样的企业若得不到货币供应的持续输血就会衰亡?
  
  只要政府放松管制,更有效率的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将为我们带来价格更低品质更好的服务;只要政府支出增幅下降,更多资源就能得到更有效的运用。在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发、生产率不断提高,新兴供给大规模增加,物价普遍下跌。旧产业纷纷出局,更多资源和劳力从旧产业中解放出来,为新产业所用。这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
  
  作为经济政策既得利益者的旧产业不会坐以待毙,它们会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政府加大货币供应为它们输血。它们要用新钱去占有更多资源,使得新生力量得不到这些资源。它们要用新钱拉动新一轮的价格上涨,抬高创新的门槛。尤其,作为货币供应膨胀的产物,这些负债政府、负债企业家、负债消费者,只有寄希望于价格水平持续上涨,他们才有一条活路。
  
  所谓与通货紧缩做斗争,无非是旧势力扼杀创新力量的借口罢了。
  
2010-12-15 11:21:57  回复 

  
  《货币生产的伦理》书外记7:七大谬论之4
  
  2009-09-20
  
  谬论4:要靠加大货币供应量来消除黏性价格造成的经济失衡
  
  市场是通过价格体系来调节的,也就是价格-成本-工资的关系协调带来的经济均衡。此前我们提过,不断选择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让我们的成本费用呈下降趋势;提过物价水平持续下降。一般说来,迫于竞争压力,降价的压力总是很大,若不能降成本降工资将降价的损失转移出去,那就是经营亏损,持续的亏损将使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然而,降成本并不像降价那么容易,特别是工资,涨上去了就降不下来。经济学称这种价格关系为“粘滞”。要消除粘滞带来的经济失衡,就要靠加大货币供应量,改变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提高相对于工资率的商品价格,借此来恢复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可以持续经营的关系,进而恢复商业利润,鼓励资源闲置的企业重新达到某一种产出水平。
  
  我们注意到,私营企业员工的工资是最不稳定的,或者说最具市场弹性的。真正需要把难以为继的工资率降低的,是公务员,是国有企业员工,是靠政策的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即便加大货币供应量,政府也不可能降低这些强势群体的实际工资,因为这些既得利益者总是强势地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而不管他们的劳动多么没有效率。加大货币供应量后,私营企业员工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私营企业的创新资本也得不到积累。整个经济最终滑向滞胀状态。
  
2010-12-15 11:33:11  回复 

  
  《货币生产的伦理》书外记8:七大谬论之5
  
  2009-09-21
  
  谬论5:发行纸币能够促使利率下跌,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各国央行联手降息以应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即便在平时,美联储降息问题也会成为财经新闻的头条。利息作为资本借贷价格,应由市场供需产生,政府真的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这个市场,推动经济增长么?
  
  政府价格管制,既政府强行把价格压低在自由市场价格之下时,它带来的结果是刺激了需求,但打压了供给。降息了,申请贷款的人多了,如果你是民间拥有实质储蓄的放贷者,你肯贱卖你的贷款么?你会在这个名义利息之外,再加上一笔溢价,才愿意把钱贷出去,以保证收回本息时不是一个亏字。这是自由市场的本色。
  
  要想人为压低资金利率,只有靠持续不断注入新资金、不断扩张银行信贷,以替代实质储蓄。这会制造资本供给增加的假象(或者说掩盖了实质资本供给减少的真相),就像多掺点水,会让人觉得牛奶增多一样。但这是一种追求持续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个过程带来的危险,显然具有累积的效果。通货膨胀一旦被遏制,或者只要通货膨胀暂停,甚至膨胀速度放慢,资金利率就会上涨,危机也会爆发。
  
  再回到自由市场,新注入的货币或银行信贷,虽然能在开始带来短期的利率降低,但持续注水最终将使利率上升。因为注水会让货币贬值,导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放贷者开始意识到,今天借出去的钱,等到一年后还回来时,能买到的东西会减少。为了弥补这种预期货币购买力的损失,他们会在正常贷款利率上再加上一笔溢价。这个溢价可以很高,它取决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高低。
  
  人为压低利率,的确会鼓励借款增加。实际上则是鼓励那些不降低利率就不能生存的高度投机性项目。从供给面来说,人为压低利率,会抑制正常的节约、储蓄和投资行为。它会减低资本的累积、减缓生产能力的提高、减缓“经济的增长”以及减息政策热切想要促进的“进步”。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性政府政策去干扰资金利率,那么不断增加的储蓄也会为自己找出路,通过利率的降低来提高需求。也就是说,更多的储蓄供给要寻求投资机会,就会迫使储蓄者接受较低的利率。较低的利率同时意味着更多的企业能负担贷款利息。因为,贷款购置新机器或厂房带来的的预期利润,更有可能超过必须支付的贷款利息。
  
2010-12-15 12:31:52  回复 

  
  《货币生产的伦理》书外记9:七大谬论之6
  
  2009-09-21
  
  谬论6:要靠政府调控货币供应来稳定货币购买力
  
  很多人谈论货币的购买力时,都说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与货币数量成反比。你质疑过它的正确性吗?当我们使用价格的“水平”这样的比喻用法时,我们预设了购买力的这些变化同时发生在整个市场上,并且以同样的程度影响所有的商品。当我们设计出各种指数,以度量各商品的价格间的关系不断变动的世界上购买力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放弃这样的前提:货币供应或者需求变动的后果是价格的成比例的变动,并且是同时发生的变动。你质疑过它们的正确性吗?让我们从剖析一个古老的谬误开始,揭示旨在使货币购买力稳定的一切努力都是不会有结果的。
  
  古人空洞地思索,黄金的价值是什么?或玄铁的价值是什么?或者有人妄图打算为全人类做决定,哪类商品更加有用。实际则是,在市场中行动的个人,必须在两个不能同时拥有的有限数量的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在作出选择的条件下和那一刻,他决定这两个可选项中的哪一个更加有益。面临可选择项的行动个体作出的选择行动,是在市场上确立的交换律的终极原因。
  
  个人关于现金持有量的决定是购买力形成的终极因素。一切价格都按照货币数量增加或者减少的比例上升或者下降的公式被证伪了,这里我们以“乘数”为例。在通货膨胀情形中,增发的货币量并不首先进入所有个体的口袋;并非每个最先获益的个体都得到同样的数量而且并非每个个体都对同样的增量作出同样的反应。那些最先获益的人有了更多的现金持有量,他们能够在市场上为他们希望购买的产品和服务支付更多的钱。他们在市场上花费的货币增量使得价格和工资上涨。但是并非所有的价格个工资都上涨,而且那些上涨了的幅度也不一样。如果货币增量被用于军事用途,仅仅某些商品的价格和仅仅某些种类的劳动力的工资会上涨,其它的保持不变甚至可能暂时下降。这些价格可能由于现在在市场上某些群体的人们收入没有上涨但是却被迫对那些最先受益于通货膨胀的人们购买的那些商品付更多的钱。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引起的价格变化开始只涉及某些商品和服务,然后慢慢地从一群商品和服务扩散到其它。货币增量穷尽其所有价格变化可能性需要时间。但即使到了最后不同的商品也不会同样程度地受到影响。累进贬值过程改变了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只要贬值仍在继续,只要货币增量还没有穷尽其影响价格的一切可能性,只要还有价格尚未变化或者尚未变化到位,在社会中就有某些群体收益某些群体受损。那些出售价格最先上涨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人以新的更高价格出售而以原来的未变动价格购买它们想买的商品或者服务。另一方面,那些出售价格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人以原来的价格出售,然而却已经被迫以新的更高的价格购买。前者得到了收益,他们是受益者,后者遭受了损失,他们是受害者,受益者的额外利益必然来自受害者的口袋。只要通货膨胀持续,就有收入和财富从某些社会群体向其它社会群体的永久的转移。当通货膨胀的所有价格后果都实现的时候,财富的转移也已经发生了。结果是,在经济体系中发生了新的财富和收入分部,而且在这个新的社会秩序中不同个体的需求相对以前得到了不同相对程度的满足。这个新秩序中的价格并不简单地是从前的价格的乘数。
  
  货币购买力变化的社会后果是双重的:首先,由于货币是延期支付的衡量标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变化了。第二,由于购买力的变化并不同时同样程度地影响所有价格和工资,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财富和收入的转移。一切稳定购买力的主张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考虑第二个后果。经济学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在货币数量的变化和价格变化之间没有恒定关系。货币供应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各种价格和工资。价格水平的比喻性说法是误导的。
  
  
  (以上文字摘编自米塞斯演讲《货币的非中立性》(1938巴黎,1945纽约),彭定鼎译)
  
2010-12-15 13:02:58  回复 

  
  fiat world and fiat inflation法压世界和法压通胀(1)
  
  2009-11-23
  
   当你进入一个法压世界,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个世界有结社,但它只能是法压的,这个世界有大规模的分工协作,但它只能是法压的。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与自由世界没有差别的情形是多么的奇特。问题出在这里,Fiat Law为我们编织了这样一种世界,它消灭了社会,消灭了自由结社甚至是自由协作。比较一下,在自由世界,公权是“法无明文规定皆不可为”,私权是“法无明文禁止皆可为”,我们一般称为“由法律统治”或法治。Fiat Law编织了这样一个世界,诸多政府例令明文规定除了特权可为、其它一切皆不可为,它是由例令统治的人治,我们将Fiat音译为法压。在这样的世界,不经授权而邀约他人一起去做好事也是有风险的。
  
  
  
  与强取豪夺的血腥世界不一样,法压世界的血腥是无形的吸血策略。我们从英国的故事开讲。
  
  
  亨利三世朝代时的一位大法官布雷克顿Bracton明确提出“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之前,1215年英王约翰与他的男爵们所签署的《大宪章》,无疑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化。布雷克顿甚至提出了约束国王的具体办法:“如果国王没有约束,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律约束,那么法官和男爵们就应当给国王施以约束”。很可惜,《大宪章》的影响在都铎王朝(1457-1603)时期明显削弱。这一时期,英国国王巧妙地把中世纪的英国议会从对付王权的基地,改造为对自己有利的工具。
  
  
  我们知道,亨利八世削弱乡绅阶层重要手段就是“吸血”,即用钱币贬值来敛财同时削弱对方。从1544年起,银币groat的纯银含量从.925降至.333,再加之钱币尺寸缩减,含银只有.250。他的继承人爱德华六世继续贬值银币。若不遏止放血,所谓的有限政府只能是名义上的有限政府,因为任何“社会中间力量”(如乡绅阶层)的脸色和力量均是缺血和苍白的,以致乡绅们的抗争迎来的只能是遭到血腥屠杀。
  
  
  当政府垄断铸币权,它们就会这么干:在实际只有半盎司贵金属的钱币上标上“一盎司”,将另一半盎司装入自己的口袋。亨利.都铎则是将另外四分之三装入自己的口袋。
  
  
  我们可以看出,铸币掺假是货币发行“名义数量的扩张”(超出货币在自由市场本会有的产量),若这种扩张为Fiat Law所赋予的特权,我们就称之为法压通货膨胀。一旦我们用这种通货膨胀定义去重新审视历史,亨利.都铎靠减低铸币成色吸血来架空宪政的历史与后世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后世的法压通胀更加技高一筹。
  
2010-12-15 13:07:36  回复 

  
  fiat world and fiat inflation法压世界和法压通胀(2)
  
  2009-11-23
  
   1688年~1689年的光荣革命使英国逐渐建立起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为遏制法国的扩张,以英国为盟主的欧洲国家结成奥格斯堡同盟,与法国开战。到1694年,战争已经打了6年,什么时候打完,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是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其明确目的就是在当时为英王提供120万英镑的巨额贷款。英格兰银行的特许状授权该行在一定的法律限制内发行钞票,为了向政府提供更多的贷款,这些限制随即被放宽。英格兰银行同样也被赋予了多种法律特权,最显著的就是有限责任和单边中止向债权人偿付的特权。银行在运作了两年之后就不得不开始使用后一条特权。此后,在1707年王室再次阻止了东印度公司对英格兰银行的挤兑,而在1720年,王室却没有阻止英格兰银行用挤兑手段令其对手剑刃银行(南海公司的控股银行)破产。
  
  自由世界中的人们自愿合作。自愿合作这里指,在丝毫不侵犯他人财产,且自身财产也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相互提供支持。当在一个社会中,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我们才可以将之称为“完全自由社会”。然后,该社会的经济层面可以被称作“自由市场”或者说“自由经济”。铸币掺假在自由世界中是犯罪。自由世界当然无法根除钱币掺假,但人们有选择自己信得过的钱币的自由。在商品货币体系下,除了钱币本身,还存在货币替代物。货币替代物也是广义货币的一部分,它伪造起来比减低铸币成色要来得容易。
  
  在十六世纪欧洲各大商业城市,区域间贸易已经拓展到相当程度,商人们不仅仅只在重要的集市时,而是全年都有相互交易。现在就需要日常的结账清算。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借助于钱币仓库。每个商人在当地钱币仓库都有一个账户,与其他商人的收支通过简单地过账来结算。这些机构被称为“银行”,但它们开始时并非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而是钱币仓库。成立于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发行了纸质凭据,证明票据持有者是若干盎司存于银行金库的纯银币的合法所有人。现有持据人只要到该行的柜台提出要求,这些银行券任何时候都可以即刻兑现。于是,银行券替代白银本身被用于交易。人们不再在交易过程中使用实物白银,而是利用银行券采购商品。这些银行券保证对存放于银行中的一定数量白银的所有权。阿姆斯特丹银行于1781年开始发行超量的银行券,不过没有更改其银行券的外观(掺假,货币替代物“名义数量的扩张”)。即开始伪造自己的银行券。它不再是一个钱币仓库,已经成了部分准备金银行。成立于1656的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开办没几年,它就使得自己的银行券大范围流通。在1664年,这家银行也首先经历了部分准备金银制行业反复得到的报应——银行挤兑。部分准备金制的根本现实问题是开证银行无法同时满足所有兑现要求(而钱币仓库银行可以)。只要银行客户对自己的钱在银行的安全性稍有疑虑,他们就会“挤”向银行,要做尚能兑现到银行券的少数幸运儿。银行因此破产。
  
  相比之下,英格兰银行已经不是银行,而将演化作为成纸币生产者的中央银行。央行不会因为挤兑而破产,因为法律赋予它中止偿付的特权。它发行的银行券因此不再是商品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替代物,而成为法压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本身。
  
  法压货币三部曲:第一步,通过直接地通过禁止其它贵金属的使用,间接地通过强制手段推行复本位制,政府设立了垄断钱币体系;然后,它赋予一家拥有特权的部分准备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垄断法定货币的地位;最后,当特权银行券把所有其它交易手段逐出市场后,政府允许这家它宠幸的银行拒绝其(契约协定的)银行券的兑现,这种中止偿付于是把之前的银行券转变为纸币。
  
  当我们为光荣革命欢呼为宪政欢呼的时候,却忽略了法压通胀的创生。我们谴责铸币掺假所带来的货币发行“名义数量的扩张”(超出货币在自由市场本会有的产量),却没有人谴责纸币发行“名义数量的扩张”侵犯私人财产权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现在的纸币是货币,但它不是自由世界的货币,而是法压世界的货币,被称为fiat money,即不兑现法币。自由世界中的金银等商品货币或其及其货币替代物退出通货舞台,社会也随之沦为法压世界。
  
:rebornfirebird 回复日期:2010-12-16 07:40:13  回复 

  超好的书 看过原版 比货币战争好十倍
  中文版更容易普及
  非常好
  还有一本Money ,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
2010-12-16 10:11:35  回复 

  
  是的,该书堪称常识,真的值得每个人去思考。如果说畅销书《货币战争》是外行的唬人之作,那么《伦理》则是大宗师的正本清源的娓娓道来之作,不偏不倚剑指要害,并指明了未来的出路。
  
  
  谢谢楼上推荐Jesus Huerta de Soto的这本书。已经添加在豆瓣网“自然秩序about货币”小组。欢迎大家去关注。 中译本的事,我去打听一下。毕竟是800多页的大部头,适合协作翻译。
  
:lijk0123 回复日期:2010-12-16 10:34:15  回复 

  再看英文原著,楼主继续。
  另推荐Benjamin J Cohen的Geography of money
  似乎也无中文译版
2010-12-16 12:18:52  回复 

  
  给读原著的朋友献上地图一枚
  
  或许值得补充的是: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货币体系,即商品货币体系和不兑现法币体系,我们认为上图术语关系在两个货币体系下有着不同的含义。
  
  只有在商品货币体系下才存在货币替代物,因为货币替代物是预期可凭以足额或非足额兑现为钱币的物品,所以它不存在于不兑现法币体系。在不兑现法币体系下,法币和其它法令性通货才是我们真正的货币。
  
  货币替代物属于货币发行制度的代币制范畴。货币凭证是预期可凭以足额兑现为钱币的货币替代物。货币凭证上的面值与可兑现的钱币数额是一致的。信用媒介是预期可凭以非足额兑现为钱币的货币替代物。信用媒介有其自身的面值,这个面值与可兑现的钱币数额之间存在一个兑换率,这个兑换率往往是可变的。例如,在金本位制下的某一时期,面值为20英镑银行券可兑换约5盎司的黄金。在一战前,许多国家政府不发行纸钞,纸钞仅意味着大型银行发行的票据。那时,大量发行的信用媒介是贱金属代币,也称辅币。在不兑现法币体系下也保留有“主辅币制”的说法,不过如今的钢镚儿、镍币本身就是货币,而不再是商品货币体系下可兑现的货币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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