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恩公司、奥巴马及就业
保罗•克鲁格曼|ringohan翻译
美国从经济衰退中的复苏速度太慢，看上去根本不像经济复苏的样子，尤其在就业方面。因此，在一个比较理想的世界上，奥巴马总统会面临一个对其就业政策提出严重批评并提出认真替代方案的挑战者。
然而，几乎可以肯定地是，他面对的是米特•罗姆尼。
罗姆尼先生宣称奥巴马先生一直就是位破坏就业的人，而他自己则是一位创造就业的商人。譬如，他对福克斯新闻讲：“这是一位自胡佛以来任期间内失业最多的总统。他失去了总统位子，就有200万人就业。”他接着吹嘘自己在担任私人投资贝恩（Bain）公司期间的风光，“我对自己以前的生活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帮助创造了超过1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但是，他有关奥巴马记录的论点落在诚实不诚实的交界上，而有关自己过去记录的言辞则远远超过诚实的界限。
我们先说说奥巴马的记录。没错，现在美国失业人数比奥巴马上任时多了190万人。然而，总统继承的是一个自由下滑的经济，他不应对在任头几个月里的失业负责，那时他自己的政策还没有产生效果。那么，奥巴马的失业增加有多少是在2009年上半年发生的？
答案是，超过了整个数字。从2009年元月到2009年6月，美国经济损失了310万个工作岗位，此后又恢复了120万个。尽管这个数字还不足，当根本不是罗姆尼先生描述的就业损失情况。
顺便要说的是，前一届政府宣称的就业增长根本不是从总统就职之日算起，而是从2003年8月算起，当时布什时代的就业下降到最低点。按照这个标准，奥巴马先生可以说自从2010年2月份起，他已经创造了250万个工作岗位。
所以，罗姆尼先生有关奥巴马就业记录的言论根本上是虚假的，但这些观点却具有深刻的误导作用。不过，真正有趣的是我们看看罗姆尼有关自己的说法。创造10万个工作岗位从何说起？
好了，《华盛顿邮报》的格林尼·凯赛尔从罗姆尼竞选组织得到答案。那是罗姆尼先生“帮助创立或促进发展”的3家公司里工作岗位增加之和， 这3家公司分别是：Staples，体育威力（The Sports Authority）和Domino’s公司。
凯赛尔先生立刻指出这种算法存在的两个问题。数字依据的是“当前的就业人数而非罗姆尼在贝恩公司工作那段时间的人数，”而且“没有包括因贝因资本投资公司参与而引起的其它公司的就业岗位损失。”这两个问题中任一个都会让他们的说法成为一派胡言。
在使用现在就业数据方面，我们可以看看Staples公司，从1999年罗姆尼先生离开贝恩公司到现在，这家公司拥有的店数已经翻了一番多。难道能把过去12年来这家公司所有的好事都归功于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罗姆尼先生离开商界很长时间后，该公司将重点从价格转移到客户服务（其口号是“那好办”），难道这种成功转型也归功于罗姆尼先生？
然后，我们稍微说说这种只看贝恩公司相关公司增加就业岗位，不看那些减少就业或者破产的企业的观点。嗨，如果只算加法不算减法，那么在老虎机玩上一天，所有人都发了！
不管怎么说，观察一个公司用工量的变化，依此来衡量整个美国创造就业的情况是丝毫没有道理的。
例如，假设你的办公用品连锁商店市场份额增加，而对手的份额却减少了。你用的工人多了，你的对手用的少了。那么对于整个美国就业总体有什么影响？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比你的公司增加的人数要少得多。
更好的设想是，你扩大自己的实力，部分并不是靠打败竞争对手，而是将他们收购过去。这样他们的员工就成了你的员工。创造就业了吗？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罗姆尼先生诚实地使用这些数字，他宣称的所谓创造就业者的说法就是胡说八道，然而他在说这些数字时并不诚实。
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问，难道说罗姆尼先生破坏了就业不同样是错误的吗？是的，这样说也是错误的。对罗姆尼先生及其同事应该真正抱怨的并不是他们破坏了就业岗位，但是他们的确破坏了好的工作岗位。
贝因公司重组的公司规模缩小，或者就像经常发生的事情完全一样，出现破产之后，尘埃落定，美国总的就业状况也许跟本来在任何情况下的就业状况没有两样。但是与更换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工作岗位拿得薪金高，而且福利好。罗姆尼先生跟他这样的人没有破坏工作岗位，但是他们的确使自己发了财，而对消灭美国中产阶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现实是，所有这些关于创造就业的商人与破坏就业的民主党人喋喋不休的废话与误导就是为了掩盖。
欧罗巴神话
2012-01-09 01:51:251678浏览 ｜ 11评论
欧元危机其实无关货币，因为它根本是一个欧洲人捏造出来的谎言。
《外交政策》
BY GARETH HARDING | JAN/FEB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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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看起来更象欧洲时刻。启迪大西洋两岸的政策专家们，兴奋的关注着这个出现在全球舞台上魅力四射的新生儿。在2004年的某一期《外交政策》杂志上，帕拉格.汉纳将“时尚”的欧盟描绘为一个“超级强大的花样美男”，而被这位荷尔蒙充沛的新贵轻松超越的美国，则更像是一个全球外交舞台上的乡巴佬。一年后，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用了整整一本书（《欧洲梦：欧洲幻影怎样在未来侵蚀美国梦》）的篇幅来赞扬他，而在此之前，《华盛顿邮报》记者T.R.里德还有一本不怎么畅销的作品，《欧洲的美利坚：新兴的超级大国和美国霸权的终结》。此后的2005年，外交政策专家马克.雷纳德专门著书解释了《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美国将会主宰21世纪》。
令人惊奇的是，当专家们的话语言犹在耳时，随着欧元濒于崩溃，欧洲梦已经变成了许多人的梦魇，缔造它的那个同盟也陷入了多重危机的打击之中，可能即便不是数十年，也需要数年时间来化解。
首先，这是一场经济灾难。同美国一样，欧洲正在经历着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失业率高企（在欢歌热舞的西班牙，失业率已经超过20%）的同时增长几乎消失，银行业正在崩溃，债台高筑的政府则几乎弹尽粮绝。英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内的整整一代人，可能都会面对艰苦的未来。
其次，在表面的经济危机之外，欧盟面对的是最深刻的政治危机。缔造共同货币，这个最野心勃勃的计划如今有破灭的危险。作为另外一个欧盟缔结的基石，人们自由迁徙的原则也正在变化，一些国家开始重新管制边境。有远见的领导人难得一见，在心怀不满的选民推动下，政策正在转向反对移民的民粹主义。在去年九月份的一次年度演讲中，欧盟委员会主席约瑟.曼努埃尔.巴罗佐承认，“我们正在面临这个同盟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一个月后，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形容，欧元的威胁是欧洲“自二战以来的最大危机”。在二十年的布鲁塞尔经历中，我第一次感到，欧洲同盟的破裂将不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有着极为现实的可能。
欧洲同盟的根基建立在这样一个神话之上，即我们都是有着共同命运的人民，一个“永远亲密的同盟”，此话出自1957年，曾缔造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但我们现在发现，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差异如今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而在各个欧洲国家之间，彼此的思想与行动仍然极为不同。在对政府作用的看法上，英国人与法国人完全不同。对于法律的定义，希腊人或拉丁人，又完全不同于丹麦或者瑞典人。在如何看待俄国人这个问题上，拉丁人与德国人相去甚远。而爱尔兰人的税收，在丹麦和比利时人看来，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团结的缺乏，是位于这个大洲的经济和政治弊病之下的，最为深刻的第三个危机。关于欧盟在世界上的立场，关于是什么把它的人民联系到一起，关于它从何处来，到哪里去，对于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欧洲人知之甚少。在欧洲联合超过六十年之后，虽然拥有超过二十万页法案，并缔结了大量条约（目前仍在增加），但我们只是成功的建立了一个欧洲联盟，而不是欧洲本身。
“的确如此，但欧洲本身指什么？”
对于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认为并不难回答。毕竟，我出生在威尔士，最近二十五年一直在欧洲大陆生活，从奥斯陆、布拉格，到布鲁塞尔。除了马耳他之外，我曾到欧盟的每个国家旅行。我会说几种欧洲语言，并在大学研究欧洲历史和政治。我曾为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工作。我最好的朋友分别是荷兰人、德国人、斯洛伐克人和瑞典人。我的伴侣是法国人，孩子可以说英法两种语言。与最近几任美国总统不同，我能分得清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如果说，有一个人算得上欧洲人，或者至少了解欧洲的组成，我应该算一个。
然而我发现，一旦要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却突然无话可说。我可以胡扯一些有关欧洲价值观的段子，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诸如此类，但这些连我自己都无法说服，更别说让我的学生们相信了。
“欧洲的基本价值观是神圣的”，2004年，时任荷兰首相的简.彼得.巴尔科内德表示。然而，当谈到如何实际定义这些价值观时，他却含糊其辞，并承认“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至少1200年，但我们仍然不得要领”。这就是问题所在：价值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是它们把国家和人民联系到一起。也正是它们，定一个一个社会应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在宪法的权利法案中，简单明了的定义了美国的价值观，而宪法是每个美国学龄少年必修的课程，也是一些议员随身携带的读物。另一方面，欧盟没有宪法，它的《基本权利宪章》也只在2009年才得以确立。欧盟最近正在建立的一份文件，则是一个几乎无法通过的陈旧条约，自从1957年缔结罗马条约以来，它已经经历了六次修改。最近的欧盟规则手册是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它承认同盟的一些价值观，比如言论自由、民主和可持续发展。但这并不令人满意，美国记者克利斯朵夫.卡德威尔就曾在2009年的畅销书《欧洲革命回顾》中写道，“就什么是欧洲价值观而言，这并不是共识，甚至不是达成共识的开始”。
这是怎么回事？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欧洲的立场显然是：抚平战争带来的创伤，从暴政下获得自由（至少是西边的那一半），结束长达几个世纪的血腥战乱以寻求和平。和平、繁荣和自由，这都是令人很难反驳的观点，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在2007年《展望》（Prospect）杂志的一篇论文中，英国人蒂莫西.加尔顿.埃希在清单中加入了法治、多样性和团结。然而，这些都不是欧洲独有的思想。而它们也掩盖了欧盟各国之间众多的差别。
比如法治，或许是加入欧盟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在一些国家，比如比利时和法国，召唤一部新法律要比遵守以前制定好的法律容易的多。而其他国家，比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腐败横行，比如意大利的黑手党，完全是对这个国家南部司法的嘲弄。
然而，谈及多样性和团结，却是整个欧洲最难以言明的事务。多样性曾让欧盟引以为豪，虽然它曾打算用立法的方式令其消失。这个同盟的座右铭是“求同存异”，在地球的其他角落，很少有哪个地方能像欧洲那样，有着如此灿烂又纷杂的文化、语言、自然景观，而人民又在这么小的区域内和平共处。然而，多样性不等于忍耐，“存异”也不意味着彼此接受，当欧洲逐渐陷入更深的危机，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紧张时，这个现实表现的更加清晰。
2008年，荷兰民粹主义政客吉特.维尔德曾建议佛兰德斯（欧洲一伯爵领地，属比利时，译者注）并入荷兰，当时一位佛兰芒语报纸的读者在网络上张贴了自己的评语：“如果佛兰德斯成为那些好事者、小流氓、少年犯和疯子的同路人，我会毫不犹豫的加入反叛军！和荷兰站在同一个阵营，这是最坏的事情！”另外一个人则写道：“同摩洛哥或蒙古结盟也比这个好一些，起码他们不会对着教堂的外墙小便，也不会去吃自动售货机里吐出来的炸丸子”。这些反应或许激烈，但却很有代表性：尽管整个欧洲曾在一起亲密接触和交往了超过六十年，但陈旧的观念依然生命力旺盛，深刻的偏见从来没有消失，政党很少提倡多样性，更多的是倡导忍耐。最近，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匈牙利，甚至更加进步的瑞典和芬兰等国的选举中，选民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担心和恐惧，已经完全走向了里夫金倡导的欧洲梦的反面。
如果真的曾经有一个欧洲梦存在的话，它的出发点应该是全部二十七个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互助。但如果你尝试把这一点告诉法国人，他们会抱怨传说中的波兰水管工在2005年导致欧洲宪法流产的那场大辩论中偷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或者你告诉荷兰人，他们不希望大量金钱流入这个同盟的穷国。或者德国、斯洛伐克和芬兰人，他们一定会对为破产的希腊提供救生索大加抱怨。
1948年，在当时的欧洲会议中，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有句名言说道，“我们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欧洲，来自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会把欧洲看作自己的祖国，而且......这片宽广土地上每个角落的人民......会由衷地认为，‘这里就是我的家园’”。
这只是希望而已。今天的欧洲，流动性并不比丘吉尔当年演讲时好多少，如今只有大约百分之二欧洲人生活在母国之外的欧盟国家。1985年，西欧各国在卢森堡的申根城缔约，旨在消除各国的边界，但如今看上去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法国最近在同意大利的边境线上设立了边界管制，为了阻止来自利比亚的难民潮，尽管他们曾为了解放那个国家而战；丹麦则抱怨几个邻国，并撤销了一些申根协定中设置的自由旅行条款。看上去，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为接纳所有的欧洲人作好了准备。
在“欧罗巴合众国”，里德写道，新一代“E人类”正在浮现：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品尝同样的鸡尾酒，为同一只足球队加油，穿同样的服装，都在三月九日庆祝欧洲节，为欧洲电视网的歌唱比赛欢呼。“新欧洲的人民，尤其是E人类的成员，正逐渐走向一个共同的欧洲文化”，他写道。
然而在舆论调查中，如今的受访者表现出对国家的认同往往比对欧洲的认同多得多。正如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彭定康所言，“国家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强.....或许，就令人民心甘情愿为之效忠这一点来sho，国家仍是最大的单位”。实际上，对许多欧洲人来说，即便许多单一民族国家也显得太多了。于1988年相比，欧洲多出了十六个国家，这应归功于一些人造国家的解体————苏联、南斯拉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在比利时，这个比马里兰州还小的地方，由于佛兰德斯和瓦隆尼亚之间的分歧，截至去年十二月份，这个国家已经超过五百天没有政府，一个世界纪录。
当然，一个人可以有多重身份。你可以既是加泰罗尼亚人也是西班牙人，以及欧洲人。他可以是个穆斯林，同时是个法国人。但身份无法人工创造；他们来自持久的锻造。我在布鲁塞尔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故乡威尔士。尽管我拥有比利时的身份证和驾照，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比利时人”。我的护照告诉我，我是一名欧盟公民，但这只是行政上的联系，而不是感情的附属物。汤锅、橘子酱、板球、热啤酒、斯诺克、飞镖、令人尴尬的沉默、烂呼呼的沼泽、慢吞吞的火车、苍白的面孔，这些属于英国。我可以同它们联系起来。是它们造就了我。奥斯坦德海滩、蜗牛、鳗鱼、国王艾伯特二世、花边窗帘、亲吻男人的面颊、侏儒园丁、百分之五十五的税率、赛鸽、姜饼，这些属于比利时，我与它们无关。
或许我八岁的女儿（她曾宣称自己是“一半比利时人”、“一半法国人”，和“一半威尔士人”）将会成为E人类的第一批成员。不过，到现在为止，即便在布鲁塞尔，我也没见过有人会为欧洲节庆祝。如果欧洲人穿上了同一款服装，那很有可能是美国式的衣服。任何统一的欧洲文化都没有普遍性，只存在于一小群精英之中：年轻的欧盟官员、欧洲之星的旅行常客，以及海外的留学生。
当然，欧洲人的确正以一些其它的方式缓慢走到一起。绝大多数欧洲人对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决赛比分的关注多过欧洲议会的选举。多亏瑞安航空和易捷航空提供的廉价航班，因此很多人可以只用一份外卖的价格横穿大陆。对欧盟不太敢冒的英国人，可以为在为当地俱乐部效力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足球明星欢呼之后，到酒馆里要上一杯比利时或者德国啤酒。爱尔兰人在自己的国家，可以聘请波兰建筑商，后者则雇佣乌克兰工人为前者建筑房屋。欧盟提供了信用，这一点打破了航空公司的垄断，也结束了外籍球员的配额，欧洲人获得了在任何成员国生活、工作以及选举的权利。然而，最终统一欧洲的是欧洲人，而不是布鲁塞尔的法令。实际上，欧洲结合的功劳属于许多勇敢的企业家，比如易捷航空的哈吉艾奥安奴和瑞安航空的迈克尔.奥拉里，而不是罗伯特.舒曼和让.莫内之类的政治家。
与美国、亚洲，或是非洲相比，不可否认的是，欧洲人有一些特定的共同点。正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生活在警惕战争的阴影之中。他们勉强接受高额的税率，作为获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服务的代价。他们享受慷慨的假期和冗长的午休时间。他们期待良好的公共交通，并关注环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继承了自希腊罗马时代沿袭至今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启蒙运动的忍耐和世俗主义价值观，即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一篇发表于2002年的论文《欧洲是什么》中，英国小说家A.S.拜厄特曾经问德国作家汉斯.恩佐斯伯格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还是德国人。他的回答是，不会有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但经过短暂停顿之后，他接着说，“另一方面......如果我被放在一个热气球里，降落到任何一座欧洲城市，我都会知道自己在欧洲，我知道怎样找到一家酒吧，怎样找到火车站或是一家食品店”。这话颇有些道理。无论站在布拉格的查尔斯桥上，或是圣塞巴斯蒂安的贝壳湾海滩，或是早法国乡间农场吃新鲜的山羊干酪，你都会感觉自己身处同一个大洲。我本人曾站在洛杉矶一条十二车道的高速公路旁，等待根本不存在的一班巴士，那是我一生中不多的几次泛起欧洲思乡病的时刻。
布拉格人、巴斯克人和勃艮第人如果不脱去自己的地方、地区或民族色彩，就很难迎来一个欧洲大同的时代。“不存在欧洲人这个概念”，黑特.马克在他2007年的一部权威著作中表示。“这里没有单一的语言，而是有几十种。就‘国家’（state）这个词而言，意大利语与瑞典语极为不同。这里仍然没有真正的欧洲政党，泛欧洲的报纸和电视台仍然处于边缘化地位。而且最终要的是，欧洲各国的历史经历没有太多共同之处”。
这话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为了把握命运，为了理解无法解释的事物，人们需要故事”，马克写道。“单一的民族，有着自己的共同语言和相似的形象，他们总是能把个人经历融入一个宏大的，有凝聚力的叙事。但欧洲做不到这一点。与美国不同，它仍然没有共同的叙事”。
在美国，五十个州之间或许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在胜利日，美国人都会感受到美国，并为之骄傲。当唱起《星条旗》或看到美国运动员夺取奥运会金牌时，他们的心跳会为之加速。许多人会为这个国家而在遥远的国度战死。绝大多数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宪法，并至少大体了解他们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他们说同一种语言，也沉迷于同样的运动。
欧盟已经构建了共同的机构、法律甚至货币。它创造出所有民族国家的象征，包括将“欧洲联盟”作为第一国籍的护照，以及一面国旗，即便只有在莱德杯高尔夫冠军赛上才有人自愿挥舞。它曾有一首国歌：贝多芬的《欢乐颂》，虽然没有歌词，而且绝大多数欧洲人并不知晓。它所缺乏的是人民之间共有的文化、语言或叙事，再不济，也要让人们认同那些以他们的名义创造的政治架构。
“我们有了欧洲”，前波兰外交部长布洛尼斯劳.吉雷梅克认为，“现在我们需要欧洲人”。但问题在于，你不能像玩具商那样制造欧洲人，而强加于毫不相干的人民头上的执政架构，也很少能得以善终。欧盟与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使用武力强迫。但也有着相同点：对首都政治精英的愤怒、易碎的民族认同，以及对于“行省”自决权的渴望。
这里就是欧元区难产的症结所在。1990年代早期，当共同货币的概念提出时，有一种天真的观念认为，通过使用同一种货币，欧元区各国将会聚集在一起。总之，欧元会让挥霍无度的希腊人变得更像节俭的德国人。但实际上，弱经济体只是利用了欧元的长处，以低利率借入了大笔金钱以支持不可持续的福利体系，以及高涨到莫名其妙的住房市场。必要的改革，比如让劳工更容易雇佣和解雇、抑制工资增长，和缩减膨胀的公共部门等，都被搁置到一边。
欧洲联盟是一种和平管理不同国家的手段，因此在布鲁塞尔会议室中的敷衍妥协才会取代战场上的刀兵相见。这么做无可厚非。不过，在食品包装立法，以及黄瓜曲率法案上的妥协，完全不同于在边境保护、防卫政策和税收方面的妥协。英国人决不会接受比利时那种水平的税率；法国人永远不会同意欧盟取消丰厚的农业津贴；而且如果敌人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没有哪个国家会派出自己的儿女为欧洲价值观而战，德国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袖手旁观就是例子。
“欧洲身份仍然是一个第二位的，冷门的身份”，加尔顿.埃希写道。“当代欧洲人不会为了欧洲而死，我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不会为了欧洲而生”。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欧盟仍然像1990年代初那样，只是个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集团，这倒没什么大不了。担当各国聚集在一起，缔造了共同货币和共同规则，他们必须要彼此信任对方。而且当各国将国境控制权彼此移交时，就像欧洲人在申根的协定那样，他们必须感受到其他成员国家也在完成这个任务。
普通公民的看法也很重要。一个贫穷的，住在公租房里的不列颠人有权利问为什么她要通过税收来补贴富裕的法国农民。而如果德国劳工比希腊人晚退休五年，德国人也有权利质问，为什么她要拿出辛苦赚来的收入给希腊人，使后者能够提前退休。实际上，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德国人激烈的反对支援希腊，这种心境反映在这个国家的报纸上。2010年，《图片报》的头条标题醒目的写道：“希腊人想得到我们更多的钱！”而这还只是去年一系列成功营救行动之前的事。
问题在于，至少部分看来，这是一场信心的危机。荷兰信不过让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守卫他们的边境，因此他们拒绝签署申根协定。德国人不相信希腊人会用适宜的方式运用金钱，因此把钱一点点交到对方手中。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不相信欧盟会保护他们免遭来自东方的侵略，因此转而依赖北约和美国人。而在英国人看来，除了时装和厨艺，欧洲人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自己。
这也是一场合法性的危机。欧盟手中敛聚了非凡的权力，但它的作为多数没有征求人民的意见，也缺少民主政府必须的安全阀。比如，从来没有人问过德国人民，是否愿意放弃他们曾钟爱的德国马克。政府简单的作出了决定，理由之一是共同货币将被严格的规则所捆绑（巴黎和柏林后来在这一点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另外一个理由则是货币联盟不会导致财富从富国流向穷国（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虚假的）。
在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如果不喜欢一个政府，你可以投票赶他们走。但在欧盟体系中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欧洲委员会还是欧洲总裁（还好欧盟有一个执行部门），都没有经过选举。欧洲委员会现任主席是比利时政治家赫尔曼.范龙佩，此人没有经过民选便获得了这个职位。欧盟的两个立法机构，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大部分官员都经过选举，但很少有欧洲人愿意投票。此外，改变本国代表也不大会影响二十七个成员国的总体政策。
或许最重要的，欧盟无法让选民相信它会在一个全球化世界带来附加值。在最近的民调中，只有不到一半受访者认为欧盟吸收新成员是一件好事。百分之五十三欧洲人不认为他们的声音会影响欧盟，而在2009年，即便刚刚经历前一年的金融消溶，仍有百分之三十八受访者对此深信不疑。
对于欧元的怀疑主义浪潮，欧盟的应对之策是要求更多权力，以治理各国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在去年12月26日的欧盟27国峰会上，有26个成员国（英国被孤独的撇在了一边）参与签署了一项财政协议，该协议将为国家赤字制定上限，并对超出上限者施以严惩，给予布鲁塞尔更大权力以修补各国预算，并潜在的协调集团内部的税率。这么做自有其道理。说到底，如今欧元的痛苦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决定，即追求一个货币同盟，而不是财政、经济或政治同盟。这意味着欧元成员国同意使用共同利率、共同的通胀目标和债务水平，但可以自由决定向公民征收多少税金，为他们提供什么福利和津贴，以及遵循怎样的雇佣政策。或迟或早，这种体系的缺点会暴露出来，残忍的市场会对此作出反应。如今，欧盟面对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逐个国家采取措施以避免金融传染病继续扩散，要么建立一个欧罗巴合众国式的国家，拥有统一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并在布鲁塞尔建立实际上的联邦政府。
这两个选择都不会令人愉快。前者很可能会导致共同货币的崩盘，欧洲许多顶级银行会就此消失，并引起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大衰退。后者或许可以拯救欧元，但会进一步疏远欧盟和它所代表的人民。当然，还有营救的成本，这将需要纳税人为此付出数千亿欧元的代价。
欧盟的支持者们常常将这个俱乐部同鲨鱼相比较：如果它停止运动，就会下沉。各个国家和人民“永远亲密的联盟”这个目标，甚至写进了欧盟的奠基条约，就像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超过半个世纪以来，这个联盟已经从最初的六个成员国增长到二十七个，它的成员自愿把更多权力交给布鲁塞尔，而联盟从来没有停止过向前运动。经济危机的结束可以加快这个结合的进程，但欧盟的长期合法性会为此付出代价吗？
“随着欧盟逐步升级，我们似乎正在失去欧洲的公民”，2005年时任欧盟委员的让博格表示。如果这是真相的话，如今甚至比七年前更甚，因为技术官僚已经取代了民选官员，领导被危机折磨的希腊和意大利，而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则在劝诱罗马、马德里和里斯本，引诱政治家接受痛苦的紧缩。
过去，欧盟领导人们很少担心冗长的交易会招致公众舆论。但如今已经好景不再。扩大联盟的任何前景都将取决于奥地利和法兰西的选民，在宪法约束下，两国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决，鉴于两国对安卡拉的仇恨，土耳其加入这个集团的机会将被完全熄灭。与此同时，为了让欧元区规则更加严格而对欧盟条约的修改可能触发爱尔兰的全民投票，而正是这些选民，过去曾两次拒绝了修改条约的企图。
2002年1月份，在欧元硬币和钞票启动前不久，欧洲央行总裁杜伊森贝格曾认为，“欧元不仅仅只是一种货币，而是整个欧洲切实融合到一起的象征”。他是对的，不过不是以他希望的方式。十年过去了，欧元备受争议的现状已经完全概括了欧洲统一梦想的破灭。这种货币拓宽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而不是让欧盟更加接近它的公民。它没有开启一个繁荣的新纪元，却要让千百万欧洲人陷入数十年窘迫的生活。它也没有把欧洲各国人民凝聚到一起，而是让同盟濒于破产。
没有人明白的债务问题
保罗·克鲁格曼
与2010年一样，在2011年美国处于一次技术性的经济恢复状态，但却一直遭受着灾难般高失业率的打击。与2010年一样，在201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华盛顿的几乎所有话题是另一件事情：减少财政赤字这种所谓紧急的问题。
这种错置的关注焦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尤其说明国会远离普通美国人所受的痛苦的程度。不过，也说明另一个问题：华盛顿的人们谈论财政赤字与债务时，他们基本上不知道自己在谈论的到底是什么——说的最多的人其实懂得的最少。
也许最为明显的是，国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经济“专家”，在预算赤字的短期影响方面反复表现是为完全错误的。甚至自从奥巴马入住白宫起，那些从传统基金会之类组织获得经济分析的人一直在等待预算赤字将利率推的很高的地步。现在任何一天都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然而，在他们等待的过程中，这些利率却下跌到历史低位。您也许以为这种情况会使政治家对自己选择的专家发生怀疑，也就是说，如果您对我们的脱离事实的后现代政治一无所知，你也许会有这种看法。
然而，华盛顿不仅仅在短期问题上是糊里糊涂，在长期问题上也一样糊涂。因为尽管债务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政客与专家认识债务的方式却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认识方式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担忧赤字的人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这样的未来：因偿还一直借贷着的金钱，我们将变得十分贫穷。他们将美国看作一个有着巨额抵押贷款的家庭，世事维艰，每月的开销都难以应付。
然而，至少在两个方面说明，这种观点实在是一种糟糕的比拟。
首先，家庭必须偿还自己的债务，而政府却并非如此——政府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确保其债务增长速度低于其税务基础。2战引起的债务从来没有得到偿还，只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无关要紧， 还有收入取决于税收。
其次——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少人明白——一个负债过重的家庭欠的是别人的钱，而美国的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欠我们自己的钱。
显然，为了赢得二战胜利所发生的债务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的债务占GDP的比例远远高于现在，纳税人陷入圈套；但是这些债务的债券人也同样是纳税人，因为所有的人都购买了储蓄债券。因此，债务并没有让战后的美国变得更穷。尤其是，这些债务并没有妨碍战后一代人享受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收入增加与生活水平提高。
然而，难道现在的情况更过去还能一样？回答是差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没错，外国人现在拥有美国大量的债务，包括相当数量的政府债务。但是我们欠外国人债务的每一美元当中，有89美分是外国人欠我们的。而且，由于外国人喜欢将他们的美元投资放在收益较低的安全资产上，实际上美国从这些资产赚的钱多于给支付给外国投资人的钱。如果您的印象是这个国家已经被中国人深深套牢的话，那一定你的信息错误。而且，我们并没有迅速地朝那个方向前进。
不过，联邦债务根本与美国未来的抵押贷款不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债务是无害的。必须征税来支付利息，无需右翼理论家我们也承认，税务给经济施加了一些成本，如果不存在其它导致资源从生产活动分流道逃避税收的事情的话。然而，这些成本根本没有比拟成高负债家庭那样严重的程度。
这就是有着稳定、负责任政府的国家——也就是那些愿意实施略高于实际需要税收政策的政府——历史上都能在较高的债务水平上生存的道理。他们的债务水平远远高于现在的常规智慧所让您相信的水平。尤其是英国，在过去170年的历史中，有81年其债务超过GDP的100%。当年凯恩斯论述需要利用开支走出经济衰退时，英国的债务水平比今天除日本以外的任何先进国家都高。
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存在疯狂的反税收保守运动，美国可能没有这样负责任的政府。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错误不在我们的债务，而在我们自己。
所以，没错，债务是重要的。然而现在，其它事情更为重要。我们需要增加而不是减少政府开支使我们走出失业的陷阱。然而，无知而错误地沉溺于债务问题阻挡着我们的道路。
当选总统没几天，奥巴马就发出了警告：“我们面临的经济危机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面前的风险是陷入通货紧缩恶性循环，这可能将使得我们的庞大的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这番讲话令人想起的不仅仅有“大萧条”的恐怖回忆，还有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虽然费雪一度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但现在几乎早已被大家淡忘。如果还有人记得他，通常也是因为他的“可能是史上最离谱的股市预言”：1929年10月，他宣称，股市已经到了“永久性的高地” 。今天被大家反复提起、争论、追随的人物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是与费雪同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然而，是费雪奠定了现代货币经济学的大部分基础;凯恩斯自己有个关于货币因素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理论，他却称费雪为该理论的“曾祖”。（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1912年的伦敦，而且据说相谈甚欢。）
随着与1930年代相似的情景越来越多地重现，费雪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和当年一样，美国如今也是债台高筑。尽管其中多数是“内部”或“国内”债务---欠债的是一些美国人，债主是另一些美国人。随着基础抵押品价值下降、收入缩减，债务的实际负担增加了。 债务状况恶化，给银行带来了冲击，迫使资产被抛售并推动价格进一步下跌。费雪已经展示过，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是如何把小衰退变成大萧条的。在1933年，他写道：
过度投资和投机往往是很重要的<译者注：前文是：在造成泡沫破灭的因素中>，但只要它们并非举债进行，后果就远不那么严重。因为挤“偿”的群体效应，个人为减轻债务负担做出的每分努力反而都会加重负担 ...债务人还的越多，欠的也越多。经济之舟越倾斜，就越容易倾斜。
虽然美国的决策者们很少想起费雪，但是现在他们正在应用他的理论。在学术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曾试图完善整理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他的研究方向也就决定了他应对危机的举措。2008年3月他决定抒困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部分原因是以防投资银行的突然平仓触发一个资产价格火速下跌与违约行为的恶性循环。事实上，有人说美联储从费雪那学得过头了：从2001年至2004年，为遏制科技股崩溃带来的通缩冲击波，美联储把利率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从而吹起了一个新的泡沫---房地产。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的、深入研究费雪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狄蒙德（Robert Dimand）说道，费雪如果还活着，“他会告诉我们必须避免通货紧缩，并警惕所有的内部债务”。“理想的情况是避免这类情况。不幸的是，我们已经陷入其中了。”
费雪出生于1867年，并于1891年从耶鲁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1898那年他差点死于结核，这使他成了节制饮食、新鲜空气、禁酒和公众健康方面的终身斗士。有一阵子，他还提倡优生学。他的奋斗目标，健康但另人反感，加上缺乏幽默感以及自负，他并没有受到大众欢迎。
给费雪写传的作家罗伯特·罗林·艾伦（Robert Loring Allen）写道：在费雪1894年前往瑞士的一次旅途中，他从汇入山谷一池的瀑布里，悟出了“精确定义财富、资本、利息和收入之间关系”的一个方法：“流动的水，每分钟有一定单位量的水流入池中，就是收入。池子，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容有一定量的水，就是资本。”在之后30年的时间里，他建立了金融经济学中的许多重要概念。
1911年，在《货币购买力》（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一文中，费雪正式提出货币数量理论，即认为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周转率---美元在市场上的周转速度，等于商品交易量乘以商品平均价格。也许更重要的是，他还说明了不断变化的速度和价格可能导致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偏离。通过这种方式，货币因素可以促成繁荣，也可以造成萧条，尽管其对产出没有长期影响。此外，费希尔认为，美元价格不应该与黄金而应该与一篮子商品挂钩，这使他成为了所有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现代中央银行的精神之父。
在20世纪20年代，费雪因为发明和销售卡片索引系统成了富翁。他用这笔钱做保证金购买股票，在1929年时，那些股票价值1000万美元。他也是著名的金融权威。令人不胜唏嘘的是，在他看到“高地”的两个星期后，股市崩盘了。
吃了这么大的苦头，随着大萧条的持续，他仍然保持乐观。他失去了财产、家园，全靠他大姨子和耶鲁大学的慷慨帮助才度过生活的难关。但他没有停下工作。他是1930年请求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否决臭名昭著的史慕特郝雷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无功而返的1028位经济学家之一的著名人物。随后他提出了他的债务--通缩理论。他与人合作创办了计量经济学会，在1933年该学会出版的《计量经济学会会刊》（Econometrica）上，他把债务通缩描述为这样的多米诺骨牌：廉价抛售->资产价格下跌->实际利率上升->更多的廉价抛售->周转速度下降->净资产减少->更多破产->银行挤兑->信贷萎缩->银行抛售资产->信心越来越低迷->囤积现金。
图1是他的：它显示了通货紧缩是如何增加债务负担的。
费雪坚持认为，要结束通货紧缩则必须放弃金本位，并一再恳求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这样做。（凯恩斯也有类似的观点。）罗斯福在1933年成为总统后不久就让美元贬值了。那次货币贬值和银行休假日为大萧条底部做上了标记，尽管真正的复苏仍然很遥远。不过，对于罗斯福的这个决定，费雪充其量谈得上产生了一丁点影响。他的声望已经大跌了如此之多，以至于甚至连同僚学者们都忽略了他。
当时的批评家也对他的债务--通缩假设提出了一点质疑：实际债务的增加令债务人经济更拮据，但使得债权人更富裕，所以最终总效应应该为零。上世纪80年代，伯南克在费雪的理论上补充说明了这点。“抵押品促进了信贷增长，”他在2007年6月危机真正开始之前说道，“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产出下降和价格下跌（这增加了实际的债务负担）导致了借款人普遍的财务困境并降低了他们抵押担保的能力...借款人的现金流和流动性也受损，同样这也增加了债权人的风险。”伯南克和纽约大学的马克·哥特勒（Mark Gertler）称此为“金融加速器”。
这种下跌螺旋甚至可以从通货膨胀仍为正的时候开始---例如，当它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下跌时。假设一个预计通货膨胀率为2%的借款人以5%的利率贷了一笔款。如果通货膨胀率反而下降到1％，实质利率则从3％上升至4％，增加了还款的负担。
资产贬值的后果与之同理。如果房屋价格预计每年将上涨10％左右，买方愿意全额贷款购买，因为他的住房价格将很快就超过贷款额。债权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乐于贷款给他们。但是，如果价格反而下跌了10％，住房价格不久就将低于贷款额。房屋业主和债权人两者都面临着更大的破产风险。
一份金融研究杂志《银行信贷分析》（Bank Credit Analyst）表明，美国除金融机构和联邦政府以外的债务额约为GDP的190％，达到自1930年来的最高点（见图表2）。现在和当时相比，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大萧条刚开始时债务总量更低，为当时GDP的164％。那时抵押贷款相对房屋价值比较适度，价格也没有出现过显著上涨：顾问爱德华·平托（Edward Pinto）说，1929到1933年间价格跌了24%，因此实质价格大致不变。因为通缩和减产，债务负担激增;名义GDP在1929到1933年间下跌了46％。
现在债务负担这么重主要是因为非常多贷款都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下降的实际利率、低通货膨胀、上升的资产价格和衰退发生频率渐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杠杆作用不那么危险，于是庞大的债务负担就是从作为对这种经济环境的合理反应开始的。但杠杆不断增大最终带来的结果是宽松信贷和被高估的住房价值。
即使没有衰退，房价下跌也将足够对抵押贷款债务造成损害从而撼动金融系统（见图表3）。经济衰退加强了那些活动;通货紧缩可以带来类似的破坏。2008年末，价格指数都出现了广泛的下跌。当然，这部分是由于石油成本的一次性下跌；但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扣除食品和能源因素），已从9月份的2.5％回落到1.8％。高盛认为在未来两年内会下降到0.25 ％ 。
数据之低足以表明许多家庭的收入水平下降、许多企业的产品价格下跌。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通货紧缩将意味着房地产价格会进一步下跌、重新回到与家庭收入相称的水平上，这将创造新一轮的拖欠、违约和止赎。
解决办法是什么呢？费雪写道，“只需靠再次通货膨胀来终止或防止这样一个衰退---把价格抬高到未偿债务合同签订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上来说这是可行的。”可惜，通货再膨胀并不那么简单。尽管稳定名义房价将有助于阻止已经正进行中的债务--通缩运动，但任何企图把房价维持在不切实际的高位（在许多城市房价仍然还处于这种高位）的努力都可能失败。较高的通货膨胀会降低实际房价，同时稳定名义房价，并降低实际的债务负担。但是，创造通货膨胀说起容易，做起来难：它需要通过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之足以消化掉已现的经济疲弱。
虽然美联储并不希望通货紧缩出现，但上个月它确实说过，低于最佳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通过鼓励人们对通货膨胀有积极预期，美联储正在酝酿一个将降低通货紧缩可能性的正式通膨目标。但它能用于预防通货紧缩的工具是有限的。去年12月，其实际短期目标利率已为零。根据广为流行的经验法则---泰勒规则（Taylor rule），应该再低6个百分点。美联储正试图通过购买按揭债券或者再加上国债，来推低长期利率。随着传统的货币政策已弹尽粮绝，财政政策就变得更为重要。
在2002年，伯南克提出，通过这样的方式：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直接为大幅增加的政府支出出资，政府最终总是能够创造通货膨胀。《银行信贷分析》的马丁·巴恩斯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这样就会使得美元资本外逃。除非每个国家都这样做，或者采取资本管制，这种办法才行之有效。”
1947年，在凯恩斯去世之后一年，费雪也长眠不起，而且至今仍无法摆脱凯恩斯的阴影。狄蒙德指出，费雪从来没有像凯恩斯打造《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样把自己的思想抽丝剥茧汇总并梳理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凯恩斯主张的积极财政政策克服了费雪对大萧条的纯货币政策拯救的局限性。
然而，费雪的见解仍是至关重要的。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些见解已经渗入了当今决策者的思想里。奥巴马的主要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2月8日呼吁迅速通过一项财政刺激计划，该计划旨在“遏止破坏性强、有通缩可能的一个恶性循环”。他这一意见在费雪和凯恩斯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希腊违约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爱尔兰和葡萄牙也奄奄一息。我或许不知道哪个苹果先熟，但这并不影响我知道苹果最终都会掉下来。信用违约掉期——自掘坟墓的大杀器。故事变成了《华尔街主和七个小矮国》。未来远比华尔街众给你洗脑的那套要叵测得多。他的那些镍币在巨大的木制栈板上堆积如山。武器和黄金？哥们儿以为自己是赵公明吗？
序
最大的空头
此书实乃信手偶得，其时我正从事另一本书的创作（译注：《大空头》），该书讲的是2008年，华尔街与美国金融危机之间的轶事。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中，一小撮借机发家的投资者引起了我的兴趣。早在2004年，华尔街的几家大投行就炼出了那件自掘坟墓的大杀器——对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违约掉期。投资者可以通过信用违约掉期对任意一只入场交易的债券进行反向押注——对之“做空”。这基本上等同于一张保单，只是稍有区别：买方并不需要占有保险标的。你不能鸠占鹊巢地进行房产火灾投保，那样不合法；但是在金融市场里，你完全可以对属于他人的投资进行违约投保。成百上千的投资客一度涉水信用违约掉期市场——显而易见，由债务驱动的美国房地产繁荣将不具备可持续性——但只有大约15个猛人乾坤一掷，重仓押注美国金融业的这片沃土将会在劫难逃。这帮人大都在伦敦或纽约经营对冲基金；通常还会对公开媒体避之不及。时过境迁，他们对此话题倒是令人惊奇地言无不尽。在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世界里，他们都曾有过如同孤身荡舟、默然坐看泰坦尼克号撞向冰山一样的不和谐感受。
他们当中有那么几个，脾气秉性与索居、寡言等词格格不入。试举一枚，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有个对冲基金叫做海曼资本（Hayman Capital），其基金经理名唤凯尔•巴斯（Kyle•Bass）。年近不惑的巴斯乃是德克萨斯土著，职业生涯的头若干年，他为华尔街的公司销售债券，其中有七年是在贝尔斯登。2006年的晚些时候，他把华尔街生涯所积攒下的美元1,000万元拿出一半，又动用自己的关系募集到了美元5亿元，建立了他自己的对冲基金，随即就在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市场里押上了巨额空头筹码。其后，他又飞抵纽约告诫故人，列位已然在这场豪赌里押错了大小。贝尔斯登的交易员们对他的危言耸听不以为然。“咱们各自盯住自己篮子里的鸡蛋就好。”其中一位如此说道。2008年年底，我去达拉斯市拜访巴斯，那会儿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已经崩溃，贝尔斯登也被卷了进去。彼时巴斯早就阔了起来，并且在投资圈里还小有名气。做空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已然令他得陇而望蜀，政府，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美国政府彼时正忙着收拾贝尔斯登之流搞出来的一地次贷鸡毛。美联储试图用某种形式为将近美元2万亿元的不良证券提供最终担保（译注：由政府向债券买家提供85%的无追索权贷款）。其它发达国家的政府也纷纷效仿之：国库和央行捏着鼻子，把那些供职于私营部门的高薪金融家搞出来的坏账咽下去的怪象比比皆是。
在凯尔•巴斯看来，此次金融危机尚未圆满。只是被阔绰的西方政府祭起“十足信用”镇住而已。我花了一整天时间，列席他和同事的讨论，云山雾罩地恭听事态发展的各种可能。区区几只债券崩盘何足挂齿，津津乐道国际体系分崩离析。
继而他们的投资有了牛叉闪闪的新主题，其原理大致如下：从2002年起，阔绰的发达世界开始了一轮虚假繁荣。具体表现为用入不敷出的借贷行为来驱动经济增长（译注：寅吃卯粮）：据他们粗略估算，彼时全球公共和个人的债务的总和，已达到2002年的两倍强，从美元84万亿元猛增至美元195万亿元。“如此负债累累是史无前例的。”说严重点儿，大型银行由于信用过度扩张，已经不能被视为私营企业，而是等同于必救的地方政府了。那些阔绰国家在公共债务方面已然危如累卵，而他们应对危机的策略则是举更多的债。这些国家要负担的公共债务不仅仅来自政府，一旦再次发生危机，还得把银行业体系的部分一并算上。“我们首先试图搞清的是，和财政收入相比，这些银行体系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巴斯说，“我们花了差不多四个月时间去采集数据，没找到现成儿的。”
结果加总出来的数字相当惊人：以爱尔兰为例，赤字惊人且增长迅速，负债是其年度税收的25倍强。法国和西班牙也各自欠了十屁股的债。历史经验表明，政府沿着高负债走下去就是违约倒闭。“这些国家只有一条道儿可走。”巴斯说，“可指望他们预算能有盈余？等尼玛羊都上树了有木有！（译注：巴斯是德克萨斯人，因此他用英语表述的西班牙语俗语Cuando monos vuelven de mi culo）”
不过，他仍然疑心自己或有疏漏。“我想请教某些或者某位，熟知主权违约掌故的人。”他找到该课题的大拿，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Rogoff），后者恰巧正在与同仁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联席撰写《这次会不同：金融蠢行800年》，该书讲的就是国家金融崩溃的历史。“我们把那些数据给罗格夫看。”巴斯说，“他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才坐回到椅子里说：‘真是难以置信！竟然有这么糟？’我惊道，‘慢来，你可是主权资产负债表方面的权威，主权困境的大拿，你与本•伯南克（Ben•Bernanke）在普林斯顿同期执教，又给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二婚当的月老。连你都不知道，还有谁能知道？’我暗忖，这下大条了，就没人关注这个吗？”
因此，巴斯的投资新主题还可作如下补充：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乃是疥癣之疾，危机的起源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一旦投资者觉醒，他们将发现那些西方大国的政府实际上并非与风险绝缘，继而就会索取更高的拆借利率。一旦利率上浮，这些政府将在债务泥沼里陷得更深，进而刺激利率飙得更高。尤其需要警惕的有希腊、爱尔兰、日本，只要利率稍微上浮那么一点点，它们连偿付利息的预算都没有。“举例来说，如果日本用法国的利率融资，光是负担利息足以让政府破产。”一旦市场发觉这点，投资者情绪旋即发生转变，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违约。（“覆水难收，信用亦然。”）2008年金融危机能够得到遏制，仅仅是由于投资者相信，政府能够为银行提供无限制的流动性，如果政府自身的信用都丢掉了，后果请诸位脑内自行补完吧。
还有一场更大的金融危机山雨欲来——关键是什么时候？2008年年底，凯尔•巴斯预计希腊将是推倒欧元的第一枚骨牌。他觉得这也许过不了两年就会发生，但对期限也不太有谱。“也可能不是两年而是五年，或者干脆是七年。”他说，“我是等到他们都翻白眼儿了再建仓呢，还是现在就建仓呢？还是现在就建仓呢？还是现在就建仓呢？当然是现在了，等到大家都知道‘国家也能违约’就晚了，等来等去等的就贵了。”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刚刚买入了最初的几笔信用违约掉期（他的分析团队认定偿债无望的国家包括：希腊、爱尔兰、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他直接和几家不容倒闭的华尔街大公司——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做了对手交易。但是，由于怀疑它们能否挺过更严重的危机，他要求它们为逐日盯市提供抵押担保。事后看来，违约保险的费率真是便宜得丧心病狂。举例来说，希腊政府的违约保险只要11个基本点。这意味着，要对冲美元100万元的希腊政府债券违约风险，海曼资本只需要每年支付保费美元1,100元。巴斯猜测，如果希腊不可救药地违约，该国将被迫偿付70%的债务——也就是说，每押上美元1,100元都能获赔美元700,000元。（译注：实际上，后来希腊无耻地减记了债务，只有少数散户获得了超过10,000个基点的赎回。）“我们生平从未见过发达国家违约，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巴斯说，“而且，也没人有兴致关注这个，即便自家投资人也不例外。他们盯着我们，然后说：‘好吧，次贷那回算你得着了。你总是满世界寻找这种极小概率事件，只因为你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小概率事件。’但这并非我刻意为之，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既穷尽事物之理，金融惨剧犹可期，敢不未雨绸缪哉？“倒不必杞人忧天。”他说，“大部分人会赔得头童齿豁，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
他的论述相当令人信服，他的论点却让人难以置信。哥们儿只不过坐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办公室里，怎么能像个半仙似的，运筹帷幄之中，指点世间之事？在他侃侃而谈之际，我对这种观其绰绰却能言之凿凿的常见情形感到左右为难。右半边跟着他的论述，开始担心世界什么时候崩溃，左半边则暗自怀疑，这哥们儿莫不是疯了吧。“言之有理。”我说，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我还有航班要赶。“即便你所言不虚，寻常百姓不也只能徒呼奈何么？”
他看景儿似的看着我，好像我脑门儿上刻着：“世界上最笨的蛋，没有之一。”
“你老妈问你养老钱该搁哪儿，你咋说？”
“武器和黄金。”答案非常简洁。
“武器和黄金啊。”我重复道。这哥们儿果然疯了，他以为自己是赵公明吗？
“可别买黄金期货啊。”他补充道，对我开小差不以为意。“你得买实物黄金。”他解释说，待到下次危机爆发时，黄金期货市场估计也得完蛋，市场上的未平仓合约比可交易黄金多太多。那些自以为占有黄金的人，实际上只在手里捏了几张纸而已。他拉开抽屉，奋力拖出一块巨大的金砖甩在桌上（译注：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可交割金条一般规格约为11公斤）。“这东西，我们可是买了不少！”
我被雷倒了，一边赔笑一边往门口瞥。未来远比华尔街众给你洗脑的那套要叵测得多。凯尔•巴斯之流很容易产生“兴尽悲来，识次贷危机亦有数；天高地迥，察世间盈虚之无穷。”的错觉。况且，彼时我更有兴趣搞清美国刚刚发生的事情，化外之地即将发生什么，看似无足重轻。而巴斯对美国刚刚发生的事情已有明日黄花之感，未来世界各地即将发生的才叫星汉灿烂。我找个茬儿遁了，将之抛诸脑后。我写《大空头》的时候，凯尔•巴斯一直被晾在素材夹子里平躺·接灰。
后来金融领域风云突变——恰如凯尔•巴斯所预见的那样。国际体系摇摇欲坠。故事也从《华尔街》变成了《华尔街主和七个小矮国》。拙作《大空头》写的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和借机发家者的轶事，但直到我去那些化外之地巡游，追思昨日黄花（译注：明日黄花是成语，昨日黄花不是）的时候，那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一个身处达拉斯市的对冲基金经理，脑瓜里肿么会蹦出这些阿里不达的东东呢？
时光荏苒，两年有半，2011年夏天，我再次前往达拉斯市拜访凯尔•巴斯。其时，希腊的信用违约掉期已从11个基本点飙至2,300个基本点；希腊违约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爱尔兰和葡萄牙也奄奄一息，亟待纾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信用一落千丈，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此外，日本财务省有意派遣一个代表团，游说美国的大型债券投资基金，如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之流——以期它们能为其匹配到某些或者某位买家，愿意吃下价值数千亿美元的10年期日本政府债券。“这可是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巴斯说，“我们现在重仓押注日本和法国。显然，多米诺骨牌若一倒，最差法国也跑不掉。美国或先行崩溃才是我的心腹之患，毕竟庄家不倒，我才能继续跟。我或许不知道哪个苹果先熟，但这并不影响我知道苹果最终都会掉下来。”
坐拥价值翻番的成堆金条铂条，他依然致力于寻找那些被低估的硬通货以防备法定货币贬值。比如说，镍币（面值美元0.05元）。
“一个镍币所含的金属，价值6.8美分，你晓得不？”
我还真不知道。
“我刚刚买了等值美元100万元的镍币。”他看出我算术不大好，补充道：“2,000万枚镍币。”
“你买了2,000万枚，镍币？”
“嗯哪。”
“你怎么买到的，2,000万枚镍币啊！”
“实际上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他解释道，他得先给银行打电话，预约提现2,000万枚镍币。银行好不容易搞定了，美联储又来横生枝节。“美联储理所当然地给我在银行办事的伙计打电话问，‘你为啥都要镍币啊？’他就给我打电话问，‘你为啥都要镍币啊？’我只得说，‘镍币用着比较爽不可以吗？’”
他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看。达拉斯市城区布林克集团（Brink）的地库里，他的那些镍币在巨大的木制栈板上堆积如山。
“我跟你说吧，他们过两年肯定会改变镍币的成分的。你这会儿就该从银行提出来一些备着。”
我疑心凯尔•巴斯从来就不是那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试图把电脑屏幕盯出个窟窿的宅男。他乐于四海为家。我们跳上他那辆改得花里胡哨的悍马，保险杠上贴着“上帝保佑我们的连队，特别是狙击手们”，极尽玩闹之能事。比方说，他像演007电影似的按一个钮，车后的道路就会被洒上一地的大头钉。我们咆哮着开进德克萨斯丘陵地，凯尔•巴斯用从次贷危机中赚来的钱在此修筑了要塞：旷野中一座4,000平方米的大宅、自带给水系统、军械库里藏着足够装备一个营的自动武器、狙击步枪和小型爆炸物。是夜，我们乘着他的美国陆军制式吉普四处出击，操起最新列装的美国陆军制式狙击步枪（配有红外线瞄准具），对那些破坏其领地水网的河狸挨个点名。“你能从互联网上买到这些基于分子反应原理（molecular reaction）的爆炸物。”我们又越过了一座荒丘。“联邦快递不久会运个几百磅过来。”那些枪口逃生的河狸某天早上起来将会惊奇地发现它们的堤坝灰飞烟灭了。
“这听起来可真够公平的。”当然是反话。
“河狸是劣齿动物。”（注：河狸属于啮齿目、河狸科，而水獭属于食肉目、鼬科）
不管做什么，他都能够乐在其中。他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观察全球金融体系及其从业人员，逐步验证他的负面观点。天道酬勤，他从研精致思中受益良多。“我本非悖道而妄行者。须知天行有常，毋庸苦行赎罪，怎见报应不爽？”
这家伙恐怕又对了，而整个世界又错了。此乃绝好机会，提出困扰我两年多的那个问题。寥寥数语，何以勾勒出你的形象？你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一个乡土对冲基金经理，成年后一直在当地生活。你既不会说一门外语，也很少出国旅行。你非常爱国：最大的慈善事业是帮助伤残退伍军人。基本上也不具备什么海外关系。你到底是怎么想起来对那些偏远国度苦心孤诣呢？
“冰岛使之然，我一直对冰岛特别地感兴趣。”
“那是为啥呢？”
“你小时候玩过《战国风云》（Risk译注：孩之宝的桌游）吗？我很喜欢玩《战国风云》。我总是把我的部队全都部署在冰岛。从那儿你想打谁就可以打谁。”
从冰岛想打谁就可以打谁的信念使得凯尔•巴斯总是特别地关注、并竭尽所能去了解关于冰岛的一切。比如，他发现冰岛经常被地理学家用作国民天赋异禀、战天斗地的例子，拥有超人的生存智慧。“我们总说，‘这些银行已经不行了。’但政府还是不遗余力地去救。救来救去救得冰岛政府都破产了。我发现这有点儿意思啊。千百年来，他们都兢兢业业、改造自然，这回怎么能错得这么离谱呢？”
我得到了问题的答案。他的兴趣从桌面游戏开始。这一切也会以某种形式的“桌面”游戏结束。我们的巡礼，也从冰岛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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