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是我们已生活在金融世界。金融新闻充斥着商业报纸，美国各类公司的经营活动全都和着华尔街的节奏。
尽管很多评论者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但他们未能提供直接证据确认之。举两个明显的例子，一是阿瑞吉（Arrighi）在1994年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中，把金融化解释为权力转型阶段资本之间和国家之间竞争加剧的结果。二是菲利普斯（Phillips）在2002年出版的《财富与民主》（Wealth and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所造成的财富和收入的极端两极分化，正在腐蚀着美国民主的社会基础。然而，二者都没有论证金融化的存在。
资料显示，美国经济中的内在变化是如此显著，如此持久，以至于对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框架构成了挑战。
我把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见Arrighi，1994）。这里的“金融”是指与为了获得未来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的流动资金的供应（或转移）有关的活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构成金融化的相关证据是什么？如何估价这些证据？虽然已有一系列社会科学的研究指出了金融在经济活动中地位日益凸显，但这些文献并没有强调上述问题，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企业层面的组织发展或金融市场的内部活动上。例如，弗里格斯汀（Fligstein，1990，2001）关于出现“股东控制权概念”的分析，就为大工业公司治理结构中金融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说明（cfl.，Davis and Stout，1992；Davis and Thompson，1994；Useem，1996；Zorn，2004；Zorn et al.，2004）。其他研究者也论证了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衍生（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然而，金融化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经验检验，而这种检验应该阐明金融化准确的时间进程和这种被广泛感知的事物的规模。
与学者研究美国经济中的广泛变化时所通常使用的方法不同，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检验要求使用另一种“透镜”。虽然很多经济结构深层次的长期变动的特征，要靠就业或实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变动资料来说明（如：Clark，1940；Bell，1973；Castells，1996），但它们并不是寻找金融兴起的适当之处。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样，与考察长期经济变动的主流方法不同（它只涉及“工作的执行”或经济活动中“生产什么”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拥有了对经济变迁研究的另一优势。为了阐述方便，我分别将上述两种方法归为“以活动为中心”和“以积累为中心”视角。以活动为中心的视角说明了服务业的兴起，因此，它与后工业主义相联系（Bell，1973）；而关于获利模式变化的分析，则说明金融化是近几十年美国经济的关键性变化。
在比较上述关于经济变化的两种方法时，有一点是要明确的，即我并不认为一方要比另一方更重要或更真实些。后工业主义和金融化均抓住了美国经济变动的某个方面；这就像利用其他框架进行分析时，全球化或新自由主义各执一端一样。从这一意义上说，如何把经济活动中的结构变迁加以概念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目的。金融化不仅贴切地刻画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且它可以澄清社会科学界当前争论的两个重大问题：谁控制了现代公司；全球化侵蚀国家主权的程度。
二、经济变迁的两种视角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证据进行评估。在工作开始之前，我想首先对观察经济变化的两种视角进行比较，以此推动这一工作。考察经济基本构成的长期结构变化的通常方法，是检测就业或不同部门对GDP“贡献”的变动情况。这种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从克拉克有关服务业兴起的早期研究（Clark，1940），到贝尔关于后工业主义的著名理论（Bell，1973），再到最近喀斯特尔思对信息经济的理论化（Castells，1996），支持了几代人的研究。相反，本文则提出了一种以积累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这种观点把注意力放在利润产生于经济的何处上。本小节，就是要通过分析以这两种方法考察当代美国经济时所展示的基本变化的差别，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巨大分歧。这是通过对经济活动中就业、GDP和利润结构的变动进行简单对比来说明问题的。
有必要作两个简单的说明。在我的整篇论文中，我并没有把公共部门作为整个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政府部门可以增加就业和GDP，但我还是把它忽略掉了。这是因为，在公共部门，没有与利润相类似的概念，因而也无法评估发生在公共部门的“积累”。同理，本文也没有把自我雇佣情况考虑进来。这是因为，在缺少必要假定的情况下，是不能从业主收入中抽取利润范畴的；在这一收入中，我们无法区分利润和报酬。
理论前沿在如何描绘当代经济变化性质的争论中，就业数据是最常被引用的典型证据。正是由于三大产业——制造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业①（FIRE）和狭义服务业——造成了过去50年经济活动中产业结构的主要变化，所以，本文只研究了这三个产业。图1展示了从1950年到2001年在全部就业中这三个产业相对份额的变动情况。在图中，制造业的份额显著下降，而服务业的份额则平稳上升。从经济活动的视角考察，金融业并无特别显著的变化。在此期间，相对其他产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份额既不是很大，也没有明显的增长。因此，这一证据是与关于经济最新发展的一种解释相一致的：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服务业、后工业主义或信息经济兴起的结果。这些数据还不能表明金融化是理解近几十年经济变化的适当方式。
在如何描绘近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争论中，另一类数据，即不同部门对GDP贡献的变化，也是时而被使用的（虽然不像就业资料那样普遍。例如Bell，1973）。GDP是一个既能说明生产了什么又能说明国民收入的指标。从理论上讲，两种概念是相同的：商品和服务产生的市场价值应该与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所得到的收入相等。正因如此，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是通过两种不同方法——一种以产出价值相加为基础，另一种以收入（包括利润）相加为基础——估算GDP的。在实践中，在汇总GDP时，在以产出为基础的数据和以收入为基础的数据之间总会有一点小的出入（美国商务部，2002）。对于本文的研究目的，GDP是一个复合的观测手段，它既反映了经济活动（产出），又反映了积累（国民收入中的利润部分）。
图2展示了从1950年到2001年以现值美元计算的GDP在各产业的相对份额的变动情况。我仍然只给出这三个产业的数据来说明经济活动中产业结构的主要变化。与图1一样，图2显示了整个战后阶段制造业的下降。同样，图2还显示出服务业的巨大发展，已成为这种观测方法下经济活动中最大的产业。在图2中，也显示了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在整个战后阶段的显著增长。这些数据可以为服务业、后工业主义、信息经济和金融化的发展提供解释。
图3提供了第三组有关经济结构变化的数据，显示了从1950年到2001年上述三个产业的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的变动情况。利润数据比就业数据更不稳定。尽管如此，随着服务业与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相对地位的颠倒，图3所呈现的经济结构变化几乎成为图1所展示资料的倒映像。在图3中，制造业的下降也是剧烈的，但现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已成为主要经济部门，服务业却在利润总额中占据了一个相对较小的份额。这一结果与公认的经济变化特征并不矛盾——因为，金融毕竟是一种服务，而且是一种信息密集型服务。但它的确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着重点。当利润数据而不是就业或GDP成为分析的焦点时，正是金融化，而不是服务业、后工业主义或信息经济的兴起，闪亮进入人们的视野。
三、金融化的证明
本节将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证据进行更系统的评价。首先，有必要将我在此使用的金融化与相关文献中以各种方式使用的金融化概念区别开来。虽然众多研究者在探讨金融兴起的各个侧面时，都使用了这个术语，但当前有关金融化的文献都有些随意性，进行解释时又缺少了一致的观点。例如，一些把金融化概念归为“股东价值”的支配地位，并把后者作为公司治理的一种模式（Froud et al.，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2000；Williams，2000）。另外一些学者则用这一概念说明资本市场对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制度日益增长的支配作用（Phillips，2002）。文献中的第三种观点可追溯到20世纪初（例如Hobson，[1902]1971；Hilferding，[1910]1981；Lenin，[1916]1988），它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Duménil and Lévy，2002；Epstein and Jayadev，即将出版；Greider，1997）。最后，该术语有时还用于描述与新金融工具增加相联系的金融贸易的急剧膨胀（Phillips，1996）。
在此，我遵循阿瑞吉（Arrighi，1994）的定义，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类型；在这种类型中，利润越来越来自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这个定义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包容这一术语的其他用法：在一个主要通过金融活动进行积累的领域，人们将会要求公司治理制度反映金融市场的规则。同样，他们也会预期，对于积累特权拥有战略地位的社会角色将会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力。最后，人们还会预见，金融创新和金融流量的加速会阻碍实体经济活动的发展。这个定义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利于进行系统的经验检验；在检验时，可便捷得到有关美国经济的最佳数据，特别是由美国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核算账户提供的数据。
尽管经济结构的长期变动是以部门术语被概念化的，但对金融化的充分理解仍有待于拥有部门和跨部门的视野。金融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增长的权重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行为上。大量研究者认为，这种转向金融的趋向，在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获利能力的危机中，就可以看到它的起源（例如，Arrighi，1994；Fligstein，2001；Magdoff and Sweezy，1987）。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
本文将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测定金融化。首先，考察非金融企业收入的来源，以此证明同产生于生产活动的收入相比，“证券收入”（由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组成）越来越重要了。其次，转向更传统的部门分析，考察金融部门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利润源泉，越来越重要了，并对金融和非金融利润作了比较。应当注意的是，这两种方法都各有其局限性，但把它们所提供的结论放在一起，就会成为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证券收入
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而非生产活动的收入的程度。下面，将通过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判断对非金融企业来说金融收入的重要性。证券收入度量了非金融公司获得的由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组成的总收入；公司的现金流量由利润加折旧费组成。这样，对非金融企业而言，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反映了来自金融活动回报与生产活动回报的关系。
使用这种既便捷又直观的方法，即用公司现金流量而不是简单的申报利润与证券收入作比较，有两个理由。一是证券收入是一种纯收入流量，而利润则是扣除成本后的已申报净收入，将二者比较会产生误导。
利用公司现金流量而不是利润与证券收入相比的第二个理由，是它与现实联系密切。“二战”后，美国国会曾几次授权美国国内税务局，缩短预期的资本服务周期，以间接减税，刺激投资。其结果是，在统计数据中，近些年的利润被严重低估了。这样，为了排除在折旧的税收待遇中人为改变不断增大的证券收入与利润之比率的可能性，我在计算公司现金流量时把折旧费又加回到利润中。
图4显示了从1950年到2001年间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该图表明，相对于非金融的来源，来自金融方面的回报在企业收入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这也是与更大程度的金融化相一致的。这一比率，在50和60年代是非常稳定的，但是从70年代起开始攀升，在整个80年代急剧上扬。在80年代后期，这一比率已高达战后初期20年通常水平的5倍左右。在90年代前期，与80年代达到的高位相比，这一比率有所回落；到了90年代后期，这一比率又重新恢复。尽管测算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但曲线所显示的战后初期阶段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阶段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仍使人感到震惊。
图5的数据分别来自经济活动中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为了便于比较，图5还提供了全部非金融企业的数据。曲线显示，从70年代开始，制造业引领着整个非金融经济的发展趋势。在70年代，制造业面临着劳工的战斗性不断增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获利能力持续下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见Marglin和Schor，1990）；我们可以推测，在此期间，与整个非金融企业相比，制造业企业会更依赖来自金融源泉的收入（参看Arrighi，1994；Fligstein，2001；Magdoff和Sweezy，1987）。尽管制造业后来从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令人沮丧的绩效中摆脱出来，呈现复苏（Brenner，2002），但整个部门仍引领着较高证券收入的态势，直到2001年，即能够得到数据的最后一年。这反映了生存在危机期的制造业部门的企业，越发依赖金融收入去补贴来自生产活动的利润。
最后，图6分别给出了证券收入的组成及其各自的份额。它表明，过去30年证券收入的巨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利息部分增大而不是资本收益或股息增加的结果；在整个阶段，资本收益只是保持了平稳的态势；而相对于其他两部分，股息所占的份额却下降了。这是个令人吃惊的结果，它强烈地否定了将金融化归为股市发展的主张。显然，金融化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股票牛市有一定关系，但它更多是一种间接关系，而不像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至少在统计中是如此。
（二）金融和非金融利润
本文已考察了金融化的一个方面，即非金融企业的行为。但是，金融化是通过非金融企业的行为和金融业利润的全面增长表现出来的。这样，自然就会论及金融化过程的另一方面，即经济活动中产生于金融业与非金融业的利润的比较问题。下面将要指出，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之外，金融业自身也变为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
本文前面已显示了利润的部门构成情况；在此，仍有必要审慎地处理如何构建和解释获利能力的测算问题，特别是要考虑与折旧有关并且在涉及证券收入的测度时就已讨论过的问题。由于近些年折旧费的自由化，造成利润数值要比50年代和60年代的数值人为地低许多；更麻烦的是，折旧费并不是在各企业之间平摊的，而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如制造业）分摊的最多。这样，就会歪曲金融和非金融部门的比较，形成相对于非金融部门而高估金融业利润增长的偏差，尤其在近年更会如此。总之，公司利润数据会对金融化提供一种“太有利”的支持。
如同在检验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时所做的那样，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用公司现金流量代替利润。通过把折旧费加回到利润，就可以排除只是由于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受到人为的差别税收待遇所造成的金融利润比非金融利润相对较高的风险。尽管在前面使用公司现金流量时，我对企业可支配资本总额感兴趣；但在这里，我又对利润感兴趣了。作为积累的代表，公司现金流量的数据也受到来自公司利润数据的歪曲；尤其是当自由化了的折旧费高估了真实折旧，而真实折旧不为零，代表了企业的成本负担并用以冲抵利润时更是如此。如前所述，这个成本是不能在所有企业中平摊的；在资本密集型部门，这一成本最高。于是，在制造业这样的产业，公司现金流量的数据就会对利润产生一个过高的估计；相对于非金融利润而低估金融利润。总之，公司现金流量的数据会对金融化提供一个过于保守的估计。
由于这两个方法的误差是对称并可以相互抵消的，所以我坚信，真实的、尚未观察到的金融与非金融利润的比率，就存在于这两种方法之间。图7显示了公司利润和公司现金流量的情况，我分别把它们看作金融化的上限和下限。我们对每年的数据进行了5年移动平均处理；比率中的向上趋势是与更高程度的金融化相一致的。图7显示，利用每种方法计算的比率在50年代和60年代都相对比较平稳，但从70年代开始，变得不稳定了。在70年代，比率逐渐加大，紧跟着在80年代的“新政策十年”（deal decade）出现了一个急剧上扬的高涨。然后，比率在90年代前期有所下降，但很快就得以恢复，并在90年代末达到一个比80年代更高的水平。在阶段结束时的最高点，比率几乎达到50年代和60年代平均水平的3至5倍。
四、金融化和公司行为的重组
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动向潜在地冲击着关于美国经济正在普遍经历着金融化过程的见解。
（一）外包
有人认为，有些看似“金融化”的资料，实际上是公司重组的假象；例如，原来发生在非金融企业内部的财务活动，如今发生在企业外部便是如此。我可以提出一个独特办法，最大限度地消除把本文提出的金融化仅仅看作公司重组假象的风险。下面，通过一个具体例子加以说明。应收贸易货款的管理是一种财务职能，这种职能以前是在非金融企业内部执行的，而现在则通常外包给专业化的金融企业。应收货款是一种短期信贷；为了便利企业之间的贸易，它在企业与供应商之间扩展开来。例如，A公司从B公司购买机器，B公司并非立即接收对机器的付款，而是将这笔交易“扩展”为给A公司信贷。为了偿还这笔债务，A公司要给B公司支付利息，同时最终支付这笔贷款的本金。在战后阶段的初期，应收货款一般是通过非金融企业的账簿来管理的。然而，近年来，非金融企业通常将它们的应收货款出售给金融企业，这些企业则专门管理由于收集债务而带来的风险。这一变化，通过剥夺非金融企业的利息收入，对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种观测方法即证券收入形成了一种向下的偏离。同时，由于专门管理应收货款的金融行业的兴起而导致利润在金融业的生成，它对金融化的第二种观测方法即金融与非金融利润的比率形成了一种向上的偏离。可见金融化不能仅用外包来解释。
（二）子公司的形成
对本文结论的第二个异议是与公司重组的另一种形式，即子公司的形成相关的。子公司的形成类似于外包活动，但企业之间关系的核心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一种所有权关系。当一个多部门企业出售它的一个部门，形成一个独立的法人，母公司通过持有子公司股票的大部分（即超过50%）所有权来控制利益，一个子公司就形成了。子公司也可以通过一个公司购买另一个企业（以前不是母公司的一个部门）的多数权益而形成。资料表明，在美国经济中，附属所有权决非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有些学者指出：“多层次的子公司形式”已经取代多部门企业成为当代美国公司的主要形式（Boies和Prechel，2002）。因此，这一变化的含义值得仔细研究。这里有两个独立的问题：首先，改变所有权形式可人为地使股息膨胀，从而扭曲对证券收入估价的可能性；其次，金融性质的子公司的非金融性质的所有权，使经济部门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的可能性。
考察后发现，子公司的形成只影响证券收入的观测，并不影响金融与非金融利润的比率。此外，我们不要对证券收入观测中的附属所有权作用问题杞人忧天。至于股息问题，我们看到，证券收入曲线的形状与子公司形成的节奏并非完全一致；股息也可说明证券收入份额的不断下降。关于金融子公司的非金融所有权问题，本文认为，把那些子公司的收入当作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的组成部分，看来是适当的。因此，我的结论是，公司重组对本文提出的结论并没有构成实质性威胁。（未完待续）■
注释
① 之所以把房地产与金融、保险作为一个产业群，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具有许多金融市场的特点，如都具有投机的性质。但是在本文的第三节和第五节更详细的经验分析中，则把房地产业排除在金融业之外。——译者注。
五、金融化与生产全球化
有人认为，本文考察的美国经济金融化实际上是经济活动空间重组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日益发生在海外，而金融功能却继续留在美国国内经济中。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提出的观测金融化的两种方法，都是仅仅以美国国内的数据为基础的，因此，容易招致上述异议的批评。按这一思路，证券收入的迅猛增长趋势，有可能不是与生产性收入相对的金融性收入真实增加的反映,而是制造业活动（及与之相关的收入流量）在美国经济边界之外重新定位的结果。从利润的部门分析角度看，金融与非金融利润比率的上升，同样可能是美国从海外得到的非金融利润（它并未包括在本文的观测中）持续增长[而在国内获得的非金融利润下降]造成的。如果这一设想能够解释本文中观察的趋势，我们或许仍会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发生金融化，但金融化这个术语可能不再表示当前美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方式，而应纳入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或正在变动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现存文献中（Bluestone和Harrison,1982;Frobel et al.,1980）。
但是，如果联系生产全球化的过程，就可以顺利地对上述怀疑本文研究成果的理由加以解释。关于证券收入，没有理由先验地假定美国生产及与之相联系的收入流量向海外的转移，已经超过美国对国外金融机构不断增加的投资及带来的收入。同样，关于利润的部门分析，也没有理由先验地预期从海外获得的非金融利润，比金融部门从海外获得的利润更占优势。我们知道，随着20世纪60年代欧元市场的形成，银行业活动不久也跟随制造业转向海外（Helleiner,1994）；美国金融资本的国际化近年来也在持续发展（Sassen,2001）。关于本文的观测方法，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国内的经济规模，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活动是相当微不足道的，虽然流行的看法与之相反（Hirst和Thompson,1999）。不过，还有必要对这一问题的有关数据做进一步的考察。
（一）美国非金融公司的全球证券收入
首先是考察证券收入。第一步是从金融活动和生产活动中收集源自国外的证券收入，分别计入比率的分子和分母，以重新核算观测指标。这样的计算结果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数据局限：恰当的数据必须来自三个不同的来源，并适用于分散在若干年份（即1978、1980、1982、1984、1986、1990、1992—1999年）的产业的适当水平。尽管只是有限年份的数据点，但就制造业危机来说，所包括的却是关键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突然发生了生产活动向海外的重大转移（Brenner,1998）。因此，这些数据还是可以充分地评价这一假说的，即金融化不是经济性质本质改变的结果，而是与全球化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空间重组的结果。
图8显示了经过重新计算的、用来反映美国非金融公司全球经济活动的证券收入数据——该数据收编了所有的源自国内和国外的收入。为了便于比较，我还在图中标出了用原有方法计算的国内有关数据。图8的检验显示，国内证券收入与全球证券收入数据的行进轨迹是非常接近的。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它反映了美国国内经济与其国际活动相比，具有更大的规模：国内经济的运行支配着其在全球运行所形成的态势。
下面，分别检验来自国外活动的有关数据。图9显示了源自国外的证券收入与在国外发生的现金流量的比率(这样计算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国内经济活动)；它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金融化在美国非金融公司的海外活动中要比在其只考虑国内经济的活动中更强烈地表现出来。在严格限定年份数量的情况下（因为这些年份的数据易于得到），虽然在解释这些数据时要审慎，但结果仍然表明，认为美国国内经济金融化只是生产向海外转移的产物的主张，是与证据不符的。
（二）美国公司的全球金融和非金融利润
通过重新计算包括美国从海外获得的利润在内的金融与非金融利润比率，我们也可对部门利润进行同样的分析。由于这是对美国公司的全球利润分析，所以，只要是在1977年与1999年期间的，根据产业进行适当分解而得出的数据，都是可以利用的。同前面一样，在严格限定年份数量的情况下，只是在国内数据的基础上推断出的某些结论确实应慎重对待；但无论怎样，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长达22年时间所得到的数据，还是能够充分评价这个假说的：即在美国出现的“金融化”，反映了在全球视野下生产的空间重组。
图10显示了上述分析结果，该结果与仅检验国内利润时所获得的结果的轨迹非常接近（为了便于比较，在图中还标示了检验国内利润时所获得的结果）。从有关数据可以看到，把美国从海外获得的利润包括在观测中，也并未呈现出明显削弱金融业在经济中权重日益增大趋势的走向。
类似于证券收入分析时出现的情况，这一结果部分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在国内经济中所取得的利润相比，美国在海外获得的利润也是相当微不足道的。然而，如果不考虑规模大小，我们仍会对分析美国企业在海外运营而获得的金融与非金融利润的比率感兴趣。图11显示了美国公司在海外获得的金融与非金融利润的比率。我仍用美国国内的有关数据与之相比较。可以看到，虽然同国内金融与非金融利润的比率相比，美国公司在海外获得的金融与非金融利润的比率在起点上处于较低水平，但这一指标很快就急剧攀升，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超过了国内利润比率。金融化的迹象也明显表现出来。
六、结论
本文的目的，是试图运用以积累为中心的方法，替代通常使用的以活动为中心的观测经济变迁的方法，构建描述美国经济的最新发展的另一思路。取得的成果是：金融化——而不是服务经济或后工业主义的兴起——已成为有关经济的最重要事实。的确，已经有足够的标签被用来描述最新经济变化的本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后福特制，灵活专业化，新经济——还有后工业主义。将金融化加到这一长串新概念中足够谨慎吗？在这点上，本研究的两个特征可以把它从仅仅是贩卖标签的困境中解救出来：（1）本研究是以经验资料为牢固基础的；（2）在解决诸多困难理论问题方面，金融化是一个有用概念。下面通过总结，依次讨论这些要点。
在本文中，近几十年美国经济变化的轨迹，被恰当地描述为金融化的过程；其核心的经验性主张就是，在当前，积累正日益通过金融渠道进行。这确实是数据显示的事实。
虽然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金融化提供证据，但在结束本文之前研究一下金融化发展的更广阔涵义，也是必要的。下面，我列举在社会科学领域争论很久的两个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
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研究者一直关注着谁控制现代公司的问题。贝利和米恩斯(Berle和Means，1932)的著名论文认为，随着股票所有权的广泛扩散，管理者已取代所有者在经济上执掌权力。这一变化是进步的，因为它把管理者与利润最大化的最恶劣社会结果分隔开来——因此，经济发展会更加仁慈，如加尔布雷思等技术决定者所言。尽管早期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在控制现代经济核心功能的过程中，是否始终存在一个统一的资本家阶级而展开的(Domho ff,1976;Useem,1984;Zeitlin,1974)，但公司各种行为的不同形式的控制的涵义问题，很快成为研究的重心。这类文献反对贝利和米恩斯提出的通过简单区别所有者和管理者，去检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非金融公司控制的观点。在一篇有影响的文稿中，科茨（Kotz，1978）探讨了银行通过债务融资、参与并购来控制公司战略的内涵。
尽管科茨的结果很有启发，但后来的研究者更系统地研究了非金融公司的金融控制的行为内涵。然而，在建立控制及其结果模型时，仍有许多方法论上的困难（Zeitlin，1974）；因此，这个研究尚未有定论。只有一个成果可以确定，即金融机构位于公司网络的中心。一项连锁数据的检验表明，银行是经济中最高的连锁企业，这意味着银行管理者最经常地享有董事权（参看Mintz和Schwartz，1985）。但是，也有学者(Mizruchi，1996)认为，我们并不清楚这些连锁公司在干什么。是否会像资源依附论所指出的，非金融公司安插金融董事到董事会任职，是为了确保取得借贷资本（Burt,1983;Pfeffer和Salancik，1978）？抑或银行董事进入非金融董事会，是为了监督和约束非金融客户的行为(Kotz,1978;Mintz和Schwartz,1985;Mizruchi和Sterns,1994a)？简言之，是谁在控制谁？连锁是公司战略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些问题的分歧依旧，且无明确答案（Mizruchi,1996）。最近，随着企业股东价值模型的兴起，相关问题又在文献中出现：这一战略是由管理者发起，来自非金融公司内部；还是由金融业的“外部人”强加给非金融企业的（DavisThompson,1994;Fligstein,2001;Zorn,2004）？
这些困难部分地产生于下述事实：即使能够察觉到金融和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关系,“控制”的实例也决非显而易见的（Mintz和Schwartz，1985）。但是，本文概述的有关金融化的认识框架，却意味着有可能存在弄清公司行为的其他方法。确实，这个金融化框架的一个优点，就是它试图超越仅从一个纯部门的角度来认识企业。在这一意义上，这个立场又回到20世纪初霍布森、希法亭、列宁等人有关金融资本的文献中。这些早期的有关金融化的理论不是断言银行控制工业公司——像许多当代银行控制论的文献所说——而是强调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合”为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像宰特林(Zeitlin，1976,p.900)所观察的，“‘金融家’不会在损害工业利润的情况下获取利息，不是‘银行家’控制公司，而是最大银行的金融资本家和［非金融］公司负责主持投资、生产组织、销售和融资，并占有他们的整体活动的利润”。
虽然宰特林的最初兴趣在于判定这一“联盟”的阶级特征，但这里的论点关注的却是在金融化条件下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趋同现象。由于有关非金融公司的金融控制的迹象仍难以把握，所以，非金融公司会日益依赖于金融活动，并把它作为收入的一项来源，这是理解这些企业的行为的关键。的确，有关控制问题争论的难以把握的特点，反映了要把非金融公司的内部运作力量与外部运作力量区分开来，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非金融公司开始变得与金融公司相类似——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变得完全相象——我们需要用这种眼光对公司行为进行研究。虽然这里展示的数据显示了这种方式的广泛适用性，但总量水平的数据毋庸置疑地掩饰了重要的变动。因此,通过企业层面的研究，探讨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如何改变了公司行为，是未来工作的重要领域。
与金融化的重要涵义有关的第二个研究领域，涉及到全球化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社会科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这类文献中，有两个宽泛的理论框架，霍布森和拉姆仕(Ramesh，2002)相应地把它们确定为“结构主义”的方法和“以代理为中心”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全球化与国家权力的一个确定损失联系起来，以此来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使公民免受全球市场的伤害。这一观点的批评者主张国家的代理角色，认为它高估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及其对国家的影响程度。他们特别指出，先进产业经济体中的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在国内市场中完成的；并且，外国投资仍主要集中在发达产业经济体之间，因此，它否定了“向底线竞跑（race to the bottom）”的预期(Gordon,1988;Hirst和Thompson,1999;Wade,1996)。根据这些发现，要想把全球化对国家的既定影响，与有限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搞清，显然是困难的，尤其在美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中更是如此。
上述争论在一个领域进行得特别激烈，它涉及现代福利国家的转型问题。目前，已有大量文献详述了不断增强的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通过不断增强的国际资本运动——对福利国家紧缩开支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国际经济一体化已经发生。只不过采取了一种比通常描述更有限制和更加缓和的方式，但他们认为，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间接的。斯万克(Swank，2002)认为，国际资本的运动可能会给福利国家施加压力，但这一压力是以复杂方式通过国内政治机构传递的。同样，哈贝和斯蒂芬斯（Huber和Stephens，2001）认为，国际资本运动已削弱了国家通过投资控制供给和货币政策的能力，导致了更高的失业率，并由此制约了支撑福利国家支出的收益基础。希克斯(Hicks，1999)发现，全球化与福利国家削减开支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国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是与某一临界点之内的国家福利支出的加速上升相联系的；但超过这一临界点之后，这一支出的上升就会转为下降。希克斯(Hicks，1999,p.212)是这样解释这一结果的：日益增加的开放度会在国民中产生一种需求，以避免使自己成为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牺牲品；但太多的开放会放纵商业利益，从而限制国家对这种需求作出反应的能力。
即使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但这些学者如何使他们所承认的适度水平的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对国家结构如此重大的影
响相一致呢？在这点上，打破在全球化文献中出现的僵局的另一方法，是通过金融化的透镜检验当代福利国家的转变（参见Arrighi和Silver,1999）。虽然只有较少的美国企业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全球经济，但本文所证实的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来自金融源泉的收入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却在经济活动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扩展，并且可能具有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同的功能。这就是说，由于金融化已经减少了非金融公司对生产活动的依赖，那么，就有可能降低这些企业对它们（国内）劳动力的依赖；这一点，与资本的海外布局所出现的结果很类似。当然，对此也不应高估——因为生产仍然是在美国经济中进行的；并且，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生产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时，我们不难想像，金融化进程是如何腐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社会契约”的，这一契约在战后阶段的多数时间里对福利国家提供了关键性支持（Silver,2003;Silver和Arrighi,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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