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就在本周末达成希腊主权债务重组方案的希望越来越大之际，有迹象显示，法国和德国围绕欧元区纾困问题的矛盾再次趋于激化。

欧盟(EU)经济事务专员奥利•雷恩(Olli Rehn)周五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上（谈及希腊时）说：“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一个方案，如果不在今天，那就在本周末，最迟应该在1月底，希望不要拖到2月份。”

在希腊总理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与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简称IIF）理事长查尔斯•达拉雷(Charles Dallara)恢复谈判之际，达沃斯论坛与会者就欧洲稳定机制的规模产生了分歧。

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表示，相对于经济改革来说，欧洲稳定机制(ESM)的规模是次要的问题。欧洲稳定机制将取代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为欧元区困难国家提供纾困。“怎样的规模都无所谓。不解决根本问题，这个机制是没用的。”

“希腊不能光嘴上承诺，而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两年前，希腊就做出过承诺，最后并未完全履行。我们不能鼓励它一犯再犯。”

法国财长弗兰索瓦•巴胡安(François Baroin)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防火墙越高，用到的可能性就越小。”

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支持法国的观点，他说：“防止欧元区解体、使其恢复正常的唯一方法，就是构建一道更稳固的防火墙。这将需要占用更多资源。”

英国财相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列举了英国可能拿出更多钱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几种情况。

奥斯本辩称，如果欧元区同时支持ESM和EFSF两种机制（这种情况看来很可能会发生），“这很可能就是前进之路，届时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IMF是否需要更多资源。”默克尔：别让德国承诺无法做到的事情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周三表明了她克服欧元区危机的决心，但警告说，外界不应要求德国提供它无法实现的过度保障。

默克尔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开幕辞中明确表示，只有当疲弱的欧洲经济体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增长并增强竞争力，同时确保其债务水平处于可承受范围内，欧洲才有可能恢复全球市场的信心。

她谈到，德国已准备好展示它的团结与互助，但“我们不想在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上作出承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周呼吁，为使欧洲主权债务免遭投机性活动的打击，应建立更为庞大的防御机制。作为回应，默克尔对将欧洲救助基金的规模扩大一倍甚至是两倍的要求是否具有可信性，提出了质疑。

她宣称：“如果德国在某些方面作出承诺，而当它自身遭受市场打击时，它又无法兑现这些承诺，那么欧洲的侧翼将会暴露无遗。”

她指出，解决方式之一在于通过更加紧密的融合来构建欧洲的团结，而不是仅仅依靠德国为疲弱欧洲经济体的债务提供保障。但各国须采取行动提高自身竞争力，并确保其债务水平处于可承受范围内，以此换取更大程度的互助。

默克尔传递出的这种毫不妥协的讯息——参与达沃斯论坛的其他许多德国代表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令其他代表感到了些许沮丧。此前曾有人希望，在为欧元区必要的调整过程提供更大资金支持的问题上，或者是对于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目前所扮演的角色上，柏林方面应会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在德国经济表现强势的情况下。

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论坛间隙的谈话中认为，德国应为欧元区的诸多问题承担责任。

“德国希望强制推行的紧缩政策将使欧洲陷入通缩式螺旋，”他向记者表示。“将一种无法承受的目标强加于各国，这将引发一种极其危险的政治变化。它不但不会使国家之间变得更加紧密，还会导致它们互相指责。”

为反驳这些批评，默克尔坚称，德国寻求的政策并不只是限于紧缩措施。她表示，“不仅仅是紧缩措施，还有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的结构性改革。”她提到，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眼下正在进行改革，而在这些国家的改革成果显现之前，她希望人们能有更大的耐心。

但南欧国家与德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南欧国家预计会发生二次探底，另一些则正在经历二次探底。但德国经济持续稳健，周三发布的德国企业信心指数有所增长。

针对德国企业的Ifo调查显示，本月初Ifo指数由去年12月份的107.3升至108.3，升幅高于预期——该指数之所以走高，原因在于德国企业对增长前景、而非目前形势的估计。

这一最新数据表明，德国将避免衰退，它还为德国央行的一种观点提供了佐证：经历了阴冷的冬日，德国经济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迎来反弹。

译者/薛磊

大公国际：欧债危机今年可能升级
英国《金融时报》 欧阳德
 
 
 
 
 
 
 
 
 
 
 
 
 
 
 
 
 
 
 
 
中国一家评级机构警告，随着外国对欧元信心崩溃，欧债危机今年可能会升级，演变为一场货币危机。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Dagong Global Credit Rating)此前曾因两次下调美国主权评级而进入头条新闻。该机构在《2012年国家信用风险展望》中表示，今年美国仍将是一个避风港，而欧洲将迎来灾难。

大公是一家民营机构，其观点不代表中国政府。北京方面一再公开表示支持欧元，并表示对欧洲解决自身债务问题的能力抱有信心。

但大公的警告与中国官员私下里对单一货币前景日趋不安的表态如出一辙。

大公表示，欧洲稳定机制(ESM)和面向债台高筑国家的其它纾困基金都不够大，这意味着由欧洲央行(ECB)大举扩张信贷成为最终解决方案。该机构补充称，欧洲央行已经走上这条道路，目前欧元体系（欧洲央行和欧元区各国央行）总资产与一年前相比膨胀了37%。

大公表示，尽管欧洲央行的此类行动也许有助于防止债务危机恶化，但它将使欧元陷入脆弱处境。

“欧元的信誉将下降，难以避免外部信心崩溃引起欧元抛售，”报告表示。“种种可能都意味着欧债危机在2012年将向欧元货币危机方向发展的总体趋势。”

不过，欧盟内部市场事务专员米歇尔•巴尔尼埃(Michel Barnier)表示，在他本周访问北京与监管者会晤期间，他得到了中国坚持自身立场的保证。

“我得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对欧洲正在发生的情况保持高度警觉，但也对欧洲和欧元区抱有信心，”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解释说，这种信心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巩固欧元区的决心牢不可破。”

知情人士称，中国高层领导人最近把一家全球审计公司的负责人请到北京，目的是得到对欧债危机的独立评估，此举突显出中国领导层的担忧。

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购买欧洲资产方面也变得更加积极。根据普华永道(PwC)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国在欧洲进行的并购交易数量从2010年的25宗，增至去年的44宗。

大公是中国评级机构中的领先者。北京方面近年积极推动本土评级机构发展壮大，使其能够替代标普(S&P)和穆迪(Moody's)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机构。

不过，大公的专业精神也曾遭到一些中国投资者的质疑。去年，该机构曾因给予负债累累且亏损连连的铁道部比中央政府更高的信用评级而受到抨击。

译者/和风

卡梅伦批评德国立场
英国《金融时报》 克里斯•贾尔斯 达沃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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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严厉驳斥了德国立场，呼吁德国政府作出更多承诺，拿出更多资源，帮助解决欧元区危机。

卡梅伦周四强调，尽管欧元区在抗击危机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特别是欧洲央行(ECB)对欧洲银行体系提供了资助，但决策者们仍远未找到针对危机根源的解决方案。卡梅伦批评欧元区领导人被其它一些问题——比如是否开征金融交易税——分了心。卡梅伦称这个提议“完全是疯了”。

卡梅伦在达沃斯的讲话，反映了英国官方对德国在欧元区领导地位的由来已久的不满。他还呼吁：建立更强大的危机隔离机制、防止危机在欧元区内蔓延；建立统一的欧盟主权债券；欧元区大国应承诺减少贸易盈余，就像危机国家应当努力减少贸易赤字一样。

卡梅伦的表态与世界经济论坛上英美许多代表的情绪相吻合。这些代表批评说，德国努力说服其他国家变得“更像德国”，而自己并未做出与之对等的牺牲——加大进口、减少贸易盈余，从而变得“不那么像德国”。

卡梅伦说：“是的，严格的财政自律是根本。但现在的问题是贸易赤字，而不是单纯的财政问题。”

卡梅伦此番讲话发表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周三的讲话之后。默克尔在讲话中拒绝大幅增加为支撑欧元而提供的纾困资金。尽管默克尔也认为，仅靠紧缩财政是不够的，但她坚称，困境中的欧洲外围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以提高竞争力。

卡梅伦补充道，从更长远来看，欧元区必须有一个能够始终“力挺”欧元、为经济一体化的深入、财政转移和共同债券的发行提供支持的央行。

卡梅伦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欧元区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而是完全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译者/吴蔚

美国制造业重燃复兴希望
英国《金融时报》 艾德•克鲁克斯 纽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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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经济开始复苏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增速快于其他任何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生产率上升、工资上涨速度放缓，点燃了人们对美国工业复兴的希望。

自2010年初至今，美国制造业净增工作岗位数量多于七国集团(G7)其余六国之和。在那六个国家中，德国和加拿大是仅有的两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有所增加的国家。

如今的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179万，仍比衰退前的水平低200万左右。2007-09年间，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约230万；自那以后，制造业就业人数已累计增加32.8万（经季节因素调整后数值）。

不过，美国制造业即将进入持续性复苏的希望越来越大。

自2010年初至今，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了2.9%，德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了2.4%和1.9%，日本、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都有所下降。

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说：“我认为美国制造业正处于拐点。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之势已延续了几十年。如今，制造业就业形势开始变得越来越好。”

生产率在过去10年里不断提高、工资上涨缓慢、美元贬值，这几个因素相结合，提高了美国的竞争力。2002-10年间，以美元计的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跌11%，而以美元计的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分别上涨3%和41%。

美国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差距也一直在缩小。过去8年中的大部分年份里，中国平均工资年度涨幅都达到或超过了15%。

过去几年间，福特(Ford)、卡特彼勒(Caterpillar)、通用电气(GE)以及联合技术(United Technologies)旗下的奥的斯电梯(Otis Elevator)等企业纷纷宣布制造业创造就业计划。有些企业表示，它们计划将原本设在中国、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生产线迁回美国。

油价上涨导致运输成本升高，而美国页岩气产量激增则降低了美国国内的能源成本，这两个因素提高了在美国设立生产线的吸引力。

然而，企业高管和分析师们警告称，由于自动化导致生产率提高，美国很难将过去失去的工作岗位都找补回来。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麦克多诺商学院(McDonough business school)的布拉德•詹森(Brad Jensen)说：“把这种希望说成一厢情愿或许有些言重了，但我们必须认清，制造业其实并非美国比较优势所在。”

译者/吴蔚

欧债已无危机？
中国财经评论员 杨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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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由美元势力主导、因欧元区财政统一的延宕，因而持续恶化的欧债危机可能已经见底。欧元区的未来走势也许会表明——2012年1月13日，标普对法国等9个欧元区国家信用等级的下调，将可能是一件充满喜剧色彩的事件，其不仅不可能导致“欧元区进入最艰难时期”，反而可能成为欧债危机彻底见底的标志。

欧债危机可能已不存在，如此论断也许过于大胆。但是，这样的论断，不仅适合“谷底即迎转机”的投资逻辑，1月13日美元和大宗商品的波动走势似乎也提供了相对客观的论证。

回顾持续2年多的欧债危机，标普对欧元区相关国家信用等级的4次关健性调降、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元汇率和大宗商品波动很具有参考意义。

首先，2009年12月16日，标普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降至BBB﹢，当日美元指数下跌0.58%、原油和铜分别上涨2.29%和1.78%，此次堪称拉开本轮欧债危机帷幕的调降，对于全球金融资本而言可谓突然，故而形成了瞬间恐慌，并造成美元和欧元齐跌、大宗商品近乎齐涨的错乱局面。

但是，此后略显适应的美元势力旋即合力，集体性进入做空欧元、拉升美元的通道，这从标普随后两次对欧元区的两次调降可以证明。2010年4月27日，标普将希腊信用等级调降至垃圾级、并将葡萄牙信用等级从A﹢到A﹣连降两级，美元指数当天上涨1.26%、原油下跌1.98%（大宗商品几乎全线下跌）；2011年9月19日，标普将意大利信用等级调降一级、并展望为负面，美元指数当日上涨1.03%、原油下跌2.71%、铜下跌1.78%（大宗商品亦几乎全线下跌）。从标普这两次对欧元区关健性的下调，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元势力的主导之下，美元在弱势欧元的反衬下呈升值趋势，而在美元的升值之下，全球大宗商品亦几乎在同步下跌。

可是，上述“调降欧元区信用评级→美元迅即升值→大宗商品应声下跌”的连锁反应，在调降力度更大的2012年1月13日并不明显。当日，标普对包括法国在内的9个欧元区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同时下调，在当日部分媒体“欧元区进入最艰难时期”恐慌性言论下，当日美元仅仅升值0.79%（幅度远小于前两次）、原油仅下跌0.30%、而大多数金属指数却呈上涨趋势（铜涨幅更是高达1.15%）。

在此次标普对欧元区信用评级调降力度更大的时刻，美元及大宗商品却呈与前两次相悖（一定程度上）的走势，可能已经说明欧债危机见底。

与此次标普调降所引发金融市场相对反常的走势，相对显性说明欧债可能已无危机相比。更多的例证，却早已隐性对此说明：其一，一度高达7.87%高风险的意大利半年期国债收益率，早已回落至5%以下，2011年12月28日拍卖的90亿欧元意大利半年期国债，其收益率更是降至3.251%。其二，一直声称深度看空欧元的对冲基金教父索罗斯，早已在2011年11月上旬投入20亿美元巨资，接手曼氏金融所持有的意大利短期国债，至今已浮赢近2亿美元。

这是高明者的游戏，在由评级机构连续调降所造成的连续看空欧元的舆论中，以美元势力为主导的对冲基金，却在欧债危机濒临谷底前“预先半步设伏”，当然能够获得不菲的收益。

当然，对冲基金在唱空尾声中做多，并非完全依赖其阴谋式的感性思维，因为欧债危机结构性的反转条件已经相对形成。首先，欧债危机在IMF、欧盟和德法等国持续性的救助、以及债务国大幅收缩财政支出之下，其边际风险已经大幅降低，有关欧元区财政统一的议题亦已基本达成共识；其次，与美国、日本相比，欧元区的整体债务并不严重，美国和日本债务总额占比GDP已分别高达100%和185%，而当下欧元区仅为85%左右；再次，在美元力量持续阻击欧债长达两年之下，美元指数上升已高达近5%，全球金融资本大幅向美元回流，美国经济亦已相对复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阻击欧债反衬美元升值，不仅不适合美国增加外贸出口的需求，更可能导致全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从而祸及美国自身。

欧债可能已无危机。此时，如果仍然陷入由评级机构所主导的看空氛围中不能自拔，不仅可能错失阶段性“利好”的投资良机，更可能因看空的“羊群效应”而导致巨额的投资损失。

（注：本文仅代表观点）

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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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正在就资本主义展开辩论，但真正辩论的主题是市场经济的未来。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但在他发表《资本论》(Das Kapital)之后，这个词开始用来描述让工业革命变得可能的企业组织体系。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企业组织体系对经济格局至关重要。德国的维尔纳•西门子(Werner Siemens)、美国的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以及英国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的继承人们，他们或独自、或者和一小群经营合伙人一起建造工厂，并拥有这些工厂及其中机械设备的所有权，而他们雇佣的劳动者则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工人阶级。

尽管如今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这块招牌只会告诉你正在打交道的公司名称，但在当时，你看到“阿克赖特纺织厂”(Arkwright’s Mill)的招牌就会知道，这是理查德爵士的工厂。任何一个路过该厂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企业领导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源自他们对资本的所有权，以及这种所有权所赋予他们的对生产和交换工具的控制权。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在经济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然而资本主义这一由19世纪企业批评者创造的术语，却一直被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沿用着，尽管工业格局已今非昔比。马克思时代通过的法律允许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建立，这让建立极为分散的股权所有制成为可能。这种组织形式直至19世纪末才流行开，但随后便迅速扩展。到20世纪30年代，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撰文探讨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与此同时，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也证明了，一群职业经理人是如何对大型多元化企业实施有效控制的。

因此与阿克赖特和洛克菲勒相比，如今的企业领导人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现代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源于自己在企业中的职位，而不是资本所有权。他们获得这些职位靠的是自己的组织政治技巧，与以往主教和将军们在教会或军队中升迁的方式类似。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是企业组织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那么下半叶就是企业成功要素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原材料价值只是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实物资产价值只是大多数现代企业价值的一小部分。如今企业的核心资源不是其大楼和机器，而是其竞争优势——组织体系、在供应商和客户当中的声誉以及创新能力。无论从哪种相关意义上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这些优势。

本文大部分读者都是坐在一幢写字楼里、对着一张电脑桌的白领。他或她或许不知道这些物品的所有者是谁。很可能的情况是，每件物品的所有者都不同——养老基金、房地产企业或租赁公司——没有一个是他们的雇主。

人们之所以不知道他们劳动工具的所有人是谁，是因为答案并不重要。如果你的老板欺压你、盘剥你或者占用你的剩余价值，那也与资本所有权没有什么关系。尽管生产和交换工具的控制权对于企业组织和社会权力结构至关重要，但它们的所有权却无关紧要。

混乱的语言导致了混乱的思想。如果继续使用19世纪的术语“资本主义”来描述如今已变得面目全非的经济体系，我们很容易会误解市场经济的力量源泉，以及资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译者/何黎

最低工资制能创造就业？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蒂姆•哈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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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待业青年。去年11月传出消息，16岁至24岁的待业青年总数达到7位数，尽管就业方面坏消息频传，但这个数字仍然令人大吃一惊。

100万中包含了近30万名正在找兼职工作的学生，而且，尽管没有直接可比的数据，但几乎可以肯定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更糟。然而有证据显示，在衰退期毕业对一个人收入的影响时长将远远超过衰退期本身时长，为此我们急需采取行动。可采取什么行动呢？

有一派观点认为，答案很简单，废除最低工资制即可，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就支持这个观点。这不大可能。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09年创立最低工资制以后，这一制度逐渐没有用武之地。不过，工党(Labour)1999年出台国家最低工资法之后，抱怨的声音不大。2005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曾表示该法很成功，而在2008年，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表示，“现代的保守党人承认最低工资法是公平的”。

不过，这番表态有些奇怪，因为“最低工资法本身有失公允”一直是反对者攻击它的理由。最低工资法禁止劳动者以低于规定的价格出售劳动力，因此可想而知，它会导致低生产率工人失业。雇主则改用机器代替人力。

这个观点在理论上简单易懂、很有说服力。但真的是这样吗？早在1994年，戴维•卡德(David Card)和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两位经济学家就发表过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文章通过统计学分析得出结论：最低工资制不仅不会减少工作岗位，甚至还可能创造工作岗位。这个结论真叫人吃惊。

不同寻常的结论需要不同寻常的证据支撑。许多经济学家对卡德和克鲁格的结论不以为然，许多左派评论人士却不加批判地利用这一研究结果。这两种态度都令人遗憾，因为这篇论文十分有趣，绝对不容忽视。卡德和克鲁格是运用经济学中称为“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的先锋。新泽西州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临近的宾西法尼亚州则维持不变。他们在新泽西州和宾西法尼亚州东部调查了400多家快餐店，发现两个地方快餐店的用工趋势并未出现很大不同。工资较高的店铺的用工趋势，与必须根据最低工资标准加薪的店铺的用工趋势也没有出现差异。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开创性，受到了很多效仿。

公平地说，并非所有统计学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为什么卡德和克鲁格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呢？如果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上风，它们实际给出的工资可能会低于竞争性供求平衡状态下的工资水平。一些工人宁可继续找工作或申领福利补助，因此就业在这个层次上就会有所减少。推行最低工资制，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都会提高，利润则会下降。

当然这种分析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英国引入最低工资后，其增速一直比消费价格指数(CPI)高出20%左右。即使最低工资制能够在不减少工作岗位的情况下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但如果认为无论在什么经济条件下都会出现这种结果，就未免有些忘乎所以了。英国低薪委员会(Low Pay Commission)一直准许对较年轻劳动者设定相对较低的最低工资标准。这并不令人意外。

然而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能创造足够的价值，证明自己有资格获得足以谋生的薪水，那么无论我们怎样调整最低工资都于事无补。他本人、他呆过的教育机构，以及他所处的社会，都面临着更大的问题。

注：蒂姆•哈福德的新书《适者生存：为何失败是成功之母》(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出版。

译者/何黎

2012年大预测
英国《金融时报》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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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是否会安然无恙？

是的。有了欧元区成员国政府的承诺，以及最最重要的——欧洲央行(ECB)支持欧元区的承诺，欧元区似乎至少在一年时间内不会解体。那些较为脆弱的国家政府将继续施行紧缩举措。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纾困计划将缓解紧缩压力，欧洲央行对欧元区不断加大的支持，也将起到同样的作用。欧洲央行提供支持的方式，是通过饱受打击的银行体系、而非直接干预公共债务市场。可以想见，欧洲央行将进一步降息，欧元则将进一步走软，这应该都将缓解紧缩带来的苦痛。

但这种“苦肉计”不会永久有效。到某个阶段，若要适应为帮助脆弱国家提高竞争力所做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欧元区将不得不恢复强劲增长，且核心国家将出现较高的通胀率。无休无止的紧缩几乎注定会失败。但在2012年，严格的紧缩举措应该仍然有效。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会不会连任？

会。2012年美国大选将经历难分伯仲的角逐，选举结果将再次取决于俄亥俄州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尽管经济复苏乏力，但两大因素将有助于奥巴马获胜：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中西部选民中人气不足，较晚时加入角逐的共和党人罗恩•保罗(Ron Paul)将分走足以导致共和党候选人输给奥巴马的选票。奥巴马支持率不高、且共和党仍将把持国会、并在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意味着从第二个任期一开始，奥巴马就将是一只“跛脚鸭”。

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

埃及的将军们会不会交出权杖？

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即便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人会乖乖地退回自己的地盘，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继续干涉政治、强迫民选机构接受自己设置的限制。但新的议会将有深厚的民意基础，2012年新选出的埃及总统亦然，这位新总统将正式接管过渡时期由军方执掌的权力。近几个月来，这些将军已经懂得了一点：埃及人知道历史不可能倒退回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革命之前，而任何扰乱和延长过渡时期的企图，都会再次激起民众抗议的浪潮。

鲁拉•哈拉夫(Roula Khalaf)

主权债务危机会波及英国吗？

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会出现违约。预想中的复苏并未出现，经济增长一直停滞不前。这迫使政府推迟实现削减公共债务和赤字目标的时间。如果经济继续停滞，或出现二次衰退，可能迅速导致债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并可能在债券投资者中引发自我实现的恐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将陷入困境。政府一直严格贯彻紧缩政策，一旦放松，一定会引发市场恐慌。英国央行可能会大幅扩展其量化宽松计划，以避免英国国债收益率飙升。但这种行为将不会有太大效果：英镑仍将下跌，通胀也将攀升。这种情况尽管不会让英国公共财政崩溃，但有可能葬送本届政府连任的机会。

马丁•桑德伯格(Martin Sandbu)

债券市场持续30年的牛市会不会终结？

不太可能，尽管债券价格很快将达到天文数字和理性的极限。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1981年达到16%的峰值水平，自那以后一直以超乎寻常的稳定步伐不断走低。甚至最近美国丢掉了AAA信用评级，也未能撼动美国国债。

不过，这一趋势表明，到接近2020年的时候，债券收益率将不得不转为负数。通胀再度抬头，或是围绕美国赤字风险的示警，都可能令牛市终结。不过债市应得的惩罚可能会延迟到来。美国国债是今年唯一可靠的避险资产；美联储将继续尽其所能压低美债收益率；但可悲的是，在全球经济可能持续低迷之际，债券缺少与之竞争的对手。

约翰•奥瑟斯(John Authers)

伦敦奥运会上英国的金牌数量会超过北京奥运会吗？

不会。对于大多数运动项目来说，主场有一定优势，奥运会也不例外。在北京奥运会上，英国总共获得47块奖牌；英国2011年在奥运会比赛项目世锦赛（或其它类似级别赛事）上所获奖牌的数量，令英国体育界和英国奥林匹克协会(British Olympic Association)充满信心，认为伦敦奥运会的收成肯定会超过北京奥运会。不过，当被问及金牌数量超越北京奥运会的几率有多大时，他们的回答则更为谨慎。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英国获得了19块金牌，这实在是个少有的好成绩（在2004年奥运会上，英国只获得9块金牌），也将很难再现。英国体育界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奖牌总数排名第四，这是个较为现实的目标。

罗杰•布利茨(Roger Blitz)

2012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增速会超过2011年第三季度吗？

不会。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全球范围的衰退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正在上升。2011年，欧洲政策制定者们已经证明，承诺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不过是一句空话。因此，欧元仍危在旦夕，出一点差错就会彻底崩盘。仅仅这种风险，即全球最大经济区域可能出现灾难性崩溃，就足以表明2012年全球经济的日子不会好过。除非欧元区政界拿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全面方案，到2012年底，复苏的自然动力才会改善全球经济前景。

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

英国的电话窃听丑闻媒体受牵连者名单会不会继续扩大？

会。莱韦森(Leveson)针对媒体准则的调查将继续进行，从2月份开始，针对民众隐私的一系列行动也会展开。从3月份开始，警方在丑闻调查过程中逮捕的部分疑犯可能受到指控，预计将在秋季开庭审理。这些民事案件不仅将打击默多克(Murdoch)旗下的新闻国际(News International)各报，还将打击隶属Trinity Mirror、经营状况更差的镜报集团(Mirror Group)旗下各报。目前传言甚嚣尘上，称更多报界“黑幕”（比如固定电话监听和黑客入侵）将被揭开。

此外，广告收入可能大幅减少，这两件事意味着今年报刊行业将很难全身而退。

本•芬顿(Ben Fenton)

美国会不会开始缩小与中国制造业的差距？

会。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进步神速，去年超过美国，夺得后者把持一个世纪之久的全球头号制造业大国（按产出计算）宝座。但随着工资和能源成本上涨，生产条件变得不如以往优厚（至少在出口行业如此），中国的进步速度开始减慢。在美国，因为客户希望快速更改设计和快速收货，美国本土制造业正在发展。通过用脑力和资本代替劳动力，美国许多制造商的竞争力也有所提高。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一些技术含量最高的制造业领域，中国已接近赶超美国。到2012年底，即便美国仍未夺回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宝座，它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与中国的差距，应该也有所缩小。

彼得•马什(Peter Marsh)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会不会重塑形象、成为推动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的改革者？

不会，但他应该这样做。普京仍有可能第三次当选总统，最近针对国家杜马选举舞弊的抗议，对于普京利用这一任期开展俄罗斯急需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改革而言，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个契机。如今，俄罗斯社会越来越多的选民要求改革，也将支持改革。

但效力于克格勃(KGB)的经历对普京的影响太深，他已经形成极度谨慎的本能：稳定优先；结构变革因其风险，因此要押后。普京选择民粹主义路线的可能性更大——提高养老金、为公共部门和军队涨工资，并对政治体制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调整。与此同时，他可能还会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但俄罗斯社会正在迅速转变，同时经济增长前景堪忧，因此普京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他无法赢得第四个任期——甚至坚持不到第三任期结束。

尼尔•巴克利(Neil Buckley)

美国和英国的企业会提高派息吗？

会。大西洋两岸的大型非金融企业都有着充足的现金流，但对于加入收购狂潮缺乏兴趣。尽管前景不确定，但企业界将不愿意退出股息日增的政策：如果年景变差，将会先砍掉一些其他支出。不是每一个企业发放的红利都会以两位数增长，因为许多企业想要偿还债务。

两国回馈股东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在美国，用股票回购的方式回馈股东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种方式在市况变化时可以随时停止，而不会像减少分红那样引起股东不满。因此，英国企业的平均派息增长率可能高于美国。但如果欧元区解体，事情就另当别论。

艾利森•史密斯(Alison Smith)

意大利的技术官僚政府能否坚持到2012年结束？

能。意大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正是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的有利条件。正如蒙蒂在议会辩论自己的紧缩方案时迫切指出的：去年11月份，意大利选择他这位经济学教授来领导一个技术官僚政府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之前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中右翼政府“陷入瘫痪”。在2012年，意大利局势只会越来越危急。政府可能采取进一步紧缩举措。主要政党都不愿在这种情形下执政，且中右翼和中左翼势力内部都存在分歧。贝卢斯科尼可能在幻想重掌大权，但他首先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胆量参加2013年初的选举。

民意测试显示，蒙蒂的支持率比他名声扫地的前任高出了一倍。意大利主要政党会允许蒙蒂来完成它们自己无力、或不愿去完成的艰巨任务。

盖伊•丁莫尔(Guy Dinmore)

以色列会进攻伊朗吗？

不会。2012年，伊朗政府将面临新的压力，可能迫使它同意就原子能项目进行谈判，以色列将先观察伊朗对这种压力会作何反应。从1月份开始，欧盟将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这将进一步打击困境之中的伊朗经济。如果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伊朗关键的地区盟友）垮台，伊朗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尽管如此，伊朗可能没有心情去谈判。2012年，伊朗可能会迈出铀浓缩这关键的一步。针对欧盟新的制裁措施，伊朗可能也会毫不客气地进行报复，并宣布制裁是一种战争行为。总而言之，伊朗政府几乎肯定会在2012年里继续推进其核计划。而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越来越有可能在2013年开始向拥有原子弹“冲刺”——或是为此而遭到轰炸
詹姆斯•布利茨(James Blitz)

围绕石油的地缘政治争端会不会触发1973年那样的危机？

不会。在1973年至1974年的危机中，油价翻了两番。如今油价要从每桶100美元涨到400美元，才能算重现当年的情景。不过，地缘政治动荡将会令2012年的世界饱受高油价困扰。2011年，欧盟对利比亚和叙利亚实施了石油禁运；如今，欧盟正在考虑2012年对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实施禁运。这可能会大幅推高油价。

哈维尔•布拉斯(Javier Blas)

金价是否已见顶？

没有。2011年最后几个月金价暴跌之后，投资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拾对黄金的信心。但最终他们将恢复信心，哪怕只有一个理由就足够：危机仍在继续，而除了黄金之外，没有多少别的投资选择。当美国和欧洲政界人士面对应该采取何种经济增长举措、以及如何应对急剧膨胀的主权债务问题时犹豫不决之际，投资者根本无须关注其他的风险。

最重要的是，亚洲和中东地区投资者（从央行到主权财富基金）将继续大量买进黄金。在2012年，尽管金价也会出现下跌，但终将超越2011年每盎司1920美元的高点，并将有史以来首次突破2000美元大关。

雅克•法尔希(Jack Farchy)

科学家会不会证实超越光速是可能的？

2011年科学界的轰动性事件是，位于日内瓦附近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发出的中微子（比原子更小的一种粒子），在730公里外意大利某秘密测速点测量得出，其运行速度超过了光速。这个消息让科幻迷们欢欣鼓舞，因为超光速可能使时间旅行变为现实。

理论物理学家们怀疑测速不准，自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以来，他们一直视光速为绝对的宇宙极限。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个问题应该都会在2012年得到解决，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和美国费米实验室(Fermilab)都会继续这方面的实验。传统观点认为，新的证据将推翻这个发现，但我支持反传统的观点，认为新证据会证实这个发现——甚至可能证实通过空间中的额外维度可以实现时间旅行的观点。

克莱夫•库克森(Clive Cookson)

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到年底时还能维持自由身吗？

是的。不仅如此，她还有可能进入缅甸议会。尽管在过去的21年中，昂山素季有15年的时间被软禁家中，但缅甸总统登盛(Thein Sein)执掌的新“平民”政府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那么政治改革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新政府已经拿出了一些实际行动——成立人权委员会、放松审查、允许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参加选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举动。登盛可能会做出更大让步，以说服西方放松制裁。他甚至可能逐渐认可这样的观点：政治改革本身就是目标。

眼下就宣布登盛是缅甸的戈尔巴乔夫，确实还为时过早。但现在就说他不是，也同样不到时候。

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欧洲问题会不会引起英国保守党内讧？

不会——尽管随着欧元区危机愈演愈烈，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禁止保守党议员就欧洲问题“吵吵嚷嚷”的政策已近失效。因为担心欧洲一体化程度加深对英国的影响，欧洲怀疑主义在下议院普通议员中迅速抬头。去年11月，一些保守党议员甚至不顾“党鞭”（party whip，负责党纪的议员，负责组织本党议员按照本党旨意进行投票，并对不服从者进行处罚——译者注）的禁止，投票赞成就是否退出欧盟进行公投。

理论上说，这让卡梅伦处境尴尬。说到底，欧元区国家希望重修欧盟各项条约，而欧洲怀疑主义者就是想要借此机会，将更多权力从欧盟手中收回，甚至完全退出欧盟。这两种情况都是亲欧盟的自由民主党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而联合政府恰恰要依赖自由民主党人的支持。

事实上，这种威胁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在最近的欧盟峰会上，卡梅伦果断行使了英国的否决权，这既收服了欧洲怀疑主义者中较温和者，又避免了将新的欧盟条约提交下议院表决、给希望伺机翻盘者以可乘之机。同时，自由民主党人推动英国就是否退出欧盟进行公投的努力，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尽管反对欧盟者的声势越来越大，但如果运气不错，卡梅伦有可能成功化解这一内部的危机。

乔纳森•福特(Jonathan Ford)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