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运用“两期论”把握阶段性特征：兼析“中等收入陷阱”论的非科学性

（本文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一期）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国现在和今后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做了一个科学的判断：“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以下简称“两期”）对于我国今后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国际国内都有不同的认识，其中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中等收入陷阱”论。这个论点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相比，属于中性的概念；但同“两期论”相比，则是不科学的，很容易有一种误导，好像中国已经面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再发展下去，就是没有多大希望，甚至是明明有陷阱，却要往里跳，给人一种“宿命论”的感觉。所以，必须科学地对“中等收入陷阱”论与中央提出的“两期”论进行比较，认识我国阶段性特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提高自觉性，防止盲目性，这是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深入探研的重要课题。　　

“阶段性特征”的提法和概念，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未形成确定性范畴，在西方经济学中基本上没有提及，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则形成为一个科学概念，有明确的含义。但近几年西方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论”，引起很多人关注，实际是它并不能反映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含义，反而会产生误异。　　

一、“中等收入陷阱论”不能概括“阶段性特征”　　

全面地看，“中等收入陷阱”论也是在占有一些材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今后还可继续深入研究。然而，一个真正的科学概念，不管它如何新颖，而关键在于必须以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必须进行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必须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如果深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它不具备这三个“必须”，乍看起来稀奇动人，仔细考察推敲则漏洞百出，尤其是以某些现象和假象掩盖了事情的本质，对中国更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误导效应。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 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 000美元至3 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了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人均GDP无法突破1.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以至出现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既不能继续、又难以摆脱以往的增长模式，经济在起落中徘徊，长期停滞不前，陷入增长的困境难以自拔，这种发展的停滞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2007年，由印德米尔特•吉尔和霍米•卡拉斯主编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并认为拉美国家是长期无力摆脱该陷阱的“典型教材”。[1]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经提出，便立刻在我国引起各方面的反响，因为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0年约为4 400美元，已经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学者分析了这一概念的内涵、特征及其实质，有的学者探讨了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有多数学者探讨了我国该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是，有的学者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2]　　

全面地看，“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不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能正确、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非科学的理论概念。　　

1.“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标志之一是，人均GDP长期徘徊在3 000~5 000美元之间。而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划分是，人均国民收入介于906美元与1.1115万美元之间的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2007年，高收入国家有46个，占183个国家的比重为25.13%；中等收入国家有92个，比重为50.27%，其中人均国民收入介于3 000~5 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有24个，占13.11%；低收入国家有45个，占24.60%。根据“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其典型代表有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拉丁美洲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上述8国仅占中等收入国家的8.70%，占183个国家的比重为4.37%，因而不具有普遍性。再从实际情况看，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8个典型国家，近5~10年来人均国民总收入、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却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保持稳定，有的国家甚至还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5%，为近10年来最高增速，人均GDP近20年来取得显著增长，已超过1.3万美元。[3]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智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于2012年超过1.2万美元，达到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水平。[4]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1990~2007年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指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际统计年览》，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　　

2.“中等收入陷阱”论用数量掩盖了经济发展的本质　　

事实上，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陷入“陷阱”现象主要的还不是由一个特定的数量界限造成的，好似自然界的情形（类似水的沸点那样），而是基于国内按资本主义路线发展积聚的两极分化造成国内市场狭小，又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加剧党派纷争，缺少长期稳定环境和发展谋划；外部则受美欧等西方国家摆布，如在这些国家销售军火，用美元霸权牟取利润，大肆掠夺资源等。美国经常不断地“关心”这些国家，口口声声说是维护它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把这些国家作为铺垫和财源，由此造成一个又一个“陷阱”。假如没有这些因素，即使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以上，也不会出现“陷阱”。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如果不防止或缩小两极分化，其内需大幅度缩减，停滞和动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摆脱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依赖，矛盾的激化也是无法摆脱的。从方法论上看，它把量和质人为地割裂开来，把量变视为一个孤立的东西，脱离了质的规定性，不能客观分析自身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很容易落入表面化、片面化、脱离实际的认识“陷阱”，误导一些国家陷入宿命论，而不探索发展道路的选择。　　

3.“中等收入陷阱”论模糊了国际列强的插手　　

在资本主义国家掌握金融霸权、军事霸权、国际话语主导权的世界，它可以使一个国家迅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也可以使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甚至回到低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则是由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其基础还在，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人均GDP持续高速增长，不仅在速度上大大快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基本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扶持，使它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重新恢复，并且利用它作为朝鲜战争的后方供应基地，使之几年之内渡过困难时期；加上给予一些贸易等方面的优惠，便很快发展起来。1968年日本超过西德，GDP总量达到1 000亿美元，从而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韩国是在朝鲜战争之后发展起来的，基本上是附属于美国，至今言必听美国，从中得到很多贸易上的优惠，形成向国外发展的特殊环境。谁都知道，至今美日韩早已结成铁杆的联盟，动辙美国出来直接表态支持，搞什么军演。不过，它们也没有避免出现的“富裕陷阱”：日本从1986年开始出现了20年的低迷，韩国则是一个两极分化十分突出的社会（对此韩国学者有大量的论述）。再如，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对拥有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中等收入国家采取军事打击，使这些国家经济停滞、政局混乱、民不聊生，使其再度陷入贫困。利比亚是一种典型，由于发现丰富石油资源，20世纪90年代很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并未进入“陷阱”；而2010年达到富裕国家标准，却发生动荡并演化为战争。除内部分配不公外，主要是西方抢占石油资源，组成“八国联军”式的空中侵略阵容，使之进入危及生存的陷阱。　　

4．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各种各样的“陷阱”，使之泛化，也抹杀了矛盾的特殊性　　

经济学理论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5]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FDI，有地域优势(靠海)，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它们达到高收入。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拥有自然资源优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使得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由此可见，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自身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陷阱”（矛盾）需要解决，任何一个“陷阱”不能得以圆满解决，就可能使经济停滞、政局动荡。美欧近期的社会动荡就是例证，因而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东西。　　

5.“中等收入陷阱论”是“华盛顿共识”的延续和变种，就是不要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继续发展，否则即跳进“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论暗示中国也会进入 “陷阱”。这同“中国崩溃论”有同工异曲之妙（不管动机如何）。《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3个国家在25年以上的时间内一直保持高于7%的增长率，“如今在东亚有5个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这实际上是一种暗示，因为他们把“陷阱”视为普遍现象，而且“中等收入陷阱”成了研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时髦词汇。这虽然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总体上讲，它是一个非科学的概念。过度迷信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认识上的“陷阱”，以至不能正确廓清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能理性看待我国当前经济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不能全面理解现存的风险来源及规避措施，不能正确洞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　　

总括起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要害乃在于两极分化，实质是沿着资本主义老路发展，并由外部列强干预，而不在于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的数量界限。其直接效应是不让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又好又快持续发展。　　

二、阶段性特征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范畴　　

要深入认识我们提出的“两期”论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区别，必须认真领会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的“阶段性特征”的论述，把“阶段性特征”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范畴。我们应当“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科学分析我国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继续处在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6] “两期”论是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新阶段提出的，既强调发展基础，又不回避矛盾，既明晰机遇，又不否认挑战，具有科学性和指导性。它与“中等收入陷阱论”有本质的差异。　　

科学考察，“阶段”相对于发展的全过程，是质的规定性在连续序列中的特殊表现形式或部分质变，既具有纵向连贯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同“全程”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7]（P4）这既指人类社会大的发展阶段，也包含大的发展阶段中需要经历的若干小的阶段。从长远说，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阶段不是人们主观的选择，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以及交换方式的相互作用。对于以人的自觉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来说，需要在建设和改革中依照历史的客观行程和客观条件认识与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分阶段发展规律及其更加细分的诸多中小阶段。[8]“阶段性特征”是共性（全过程矛盾的普遍性）与个性（一个时期矛盾的特殊性）的一个联接点。我国现阶段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中期阶段是现今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近几年又有一些特殊矛盾，是一个小的阶段。在经济学中，有横向范畴，也应有纵向范畴。前者如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所有制与分配结构等，后者是这些横向范畴在一定时期内相互关系的综合表现，并且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它标志着一定的历史方位。这种纵横交错的范畴犹如经济发展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我们不妨用下列表2选择出一定的阶段举例加以说明。　　

表2                            中国目前阶段性特征　　

注：* 参见杨承训：《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阶段性特征——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及其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杨承训：《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特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　　

根据上图所列的两个阶段的例子，现今正是从低收入线走向中等收入线的时期，如按平价购买力计算，早已进入中等收入水平（2007年人均GDP为5 345国际元）[9]，经济增长既没出现停滞，社会也无大的震荡，至今未有“陷阱”前兆。G期可视为“十二五”及其以后时期，预测也将是又好又快平稳发展的。取其两段可以看出，我们所讲的“阶段性特征”乃是全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分阶段共性与个性的联接、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国内外综合因素的集纳、机遇与挑战的并存，而机遇占主导方面。这个分析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外国称之为“中国模式”）。我们可以下面的发展曲线进行比较，见图2。　　

图2 1990-2007年中国与世界及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GDP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正是基于我们对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判断，对今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做了新的界定，集中表现为“两期”，而没有采纳“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片面性的提法。　　

关于“战略机遇期”，它不是偶然提出来的，而是对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分析的结果。从国际看，虽然美国军事战略东移，不断制造事端，但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形势总体稳定。如今世界各国均把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作为突破口，以期尽早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一轮新技术、新产业革命中，哪个国家率先抢占技术和市场的制高点，哪个国家就能取得全球经济发展的先导优势，引领世界经济增长，而我国具有强劲竞争力。从国内看，改革开放以来，找到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内市场日益扩大，社会基本稳定，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在此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制度优势和主观能动性（正确方针），仍会进一步又好又快发展，而不必依赖外国。　　

关于“矛盾凸显期”，是指当前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期间集聚的各种矛盾会集中凸显（尤其是两极分化），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起经济停滞、不安定因素增多、群体性事件频发，甚至出现政局动荡等恶果。矛盾凸显期的出现既有粗放经营造成的资源环境“瓶颈”强化的原因，也有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还有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的政治因素；另外还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和亡我之心不死的图谋。　　

总体上说，我国的发展机遇大于挑战。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关键是要见微知著、妥善应对，把挑战变成机遇，把危机化为契机。鉴此，我们可对“两期”概念与“中等收入陷阱”论做一比较，见表2。　　

表2               “中等收入陷阱”论与“两期”之内涵和背景比较（概要）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可以这样说，“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全面准确的科学概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缺乏指导意义，尤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视为经济学上的重大创新成果，仅可作为参考材料。而“两期”符合实际，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具有科学性、指导性。　　

三、科学谋划我国新阶段的战略重点　　

中国今后的发展应当摆脱“华盛顿共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崩溃论”之类的羁绊，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全面践行，此处不再赘述。这里只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两期”的阶段性特征实际出发，突出三个重点。　　

1. 从加快发展速度为主转向尽快提高经济质量为主　　

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模式创新，“好”字优先，以“好”领“快”；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资源的高效利用，获取最佳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2. 增强制度功能，着力消除两极分化　　

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点在于经济利益，而分配是直接实现利益关系的具体途径。分配关系合理、分配方法恰当，能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生产关系的完善；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发展，缩小国内需求，加剧社会矛盾。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多数群众确实得到实惠，人均GDP达到4 400美元。然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却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出现贫富过分悬殊，不利于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要着力消除两极分化，首要的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主体与非主体的关系，方可真正缩小差别，克服财富分配中出现的新“剪刀差”。从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看，真正影响收入差距的是初次分配，它占个人收入的80%上下，而其他方面的分配只能起缓解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此，要从根本上优化基本经济制度。　　

3. 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克服“西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当前，社会化的扩展早已超出国界，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它也必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竞争力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政治、军事、文化，乃至文明方式影响力方面。这种现象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发达国家如美、日等的关注，于是，“中国威胁论”思潮又“沉渣泛起”。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普世价值论、道德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泛滥，在理论上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削弱和动摇了指导思想一元化。对此，我们应当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透析其阶级本质，全面科学地认识新帝国主义的特征和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表现，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握世界和我国的阶段特征，把握在发展大趋势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着力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包括软实力）。这也是防止落入种种“陷阱”的有力保证。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不要迷信西方提出的一些非科学的、似是而非的甚至另有图谋的一些命题，动辄一轰而上，造成思想混乱。要不唯书、不唯西，只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