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难道不奇怪吗？当柏林墙倒塌、“铁幕”被拉开之际，一场历史竞赛似乎画上了句号。观察家们见证了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自由市场战胜中央计划体制，民主战胜独裁，哈耶克(Hayek)战胜马克思(Marx)，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称，历史到达了终点站——人类想来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
这套理论从一开始就错了。虽然“现实社会主义”在每一块试验田都以灾难收场，但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承诺实现平等的思想永远不会消失，不管实践证明了什么。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所施行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各个方面都让人满意的程度。历史决定论是福山观点中最为荒谬的一面。自由主义哲学家决不会接受历史的发展是预先注定的观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继续争奇斗艳。社会主义仍承受着过去失败经历的致命打击。因此，如今基本上只有草根抗议活动中能够看到社会主义的身影，比如“占领运动”。这场运动如何才能实现目标仍然没有任何眉目，它所涉及的众多问题都包含着一个核心因素：抨击金融业。
纵观这场金融市场危机的演变过程，唯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这场危机为反对金融体系的人们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的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也动摇了人们对整体市场经济的信心。当一家金融机构发展到过于庞大、或者关系过于复杂，以致其偿付能力可能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时，政治家必须进行干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
这动摇了自由市场的基石。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原则是：在法律制度规定的界限内，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项原则鼓励个人利用各种机会，并对风险加以评估。就释放个人的潜力而言，没有一种制度能与市场经济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
游戏规则应当明确。成功者可以自由地占有（税后）利润；而亏损者必须承担后果，破产是最终的制裁。因此，“大到不能倒”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破坏了一项社会原则——即个人应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原则。
数十亿纳税人的资金被用于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这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心——这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可政治家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作为，这一点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地方，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都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业至今仍然未能对以下这个基本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金融业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社会的福祉？它们对于充满活力的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吗？
如果你以为金融业会承认其部分业务确实是多余、甚至是危险的，那或许是一种奢望。因此，政府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建设可信的监管机制，使金融业能够提供被认为不可或缺的服务，并尽可能地阻止该行业追逐被认为对社会有害的活动。
尽管现在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改进，如提高资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但这项任务仍然远未完成。巩固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基石的挑战依然存在。历史永远不会结束——只有那些笃信玛雅历法的人，才以为历史会终结。玛雅历法预言世界末日将在2012年12月到来。
本文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曾为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
金融机构的生存埋单。《Saft专栏》日本经常帐赤字透露融资风险上升的警讯
撰稿 Jim Saft; 编译 李爽/戴素萍
路透1月26日电---日本的财政状况似乎越来越像一位入不敷出、依靠投资收入来补充缺口的退休人员.日本2011年全年出现贸易逆差,现在全得靠海外投资收入来融通经常帐赤字,才能免於倚赖外国人的资金.
依赖投资对於年长者来说是一项有效的策略,因为终有一天他们将离开生活的这个世界,但对於一个国家来说,高度仰赖债市的策略恐怕不那麽灵光,隐含着不断升高的实质风险.
日本2011年贸易逆差为2.49万亿(兆)日圆(320亿美元),为31年来首次出现逆差,原因在於能源进口成本上升,去年天灾影响其产出,且欧洲需求疲弱.12月经季节调整的贸易收支数据显示,其连续第九个月录得贸易逆差,情况比雷曼兄弟倒闭之後那段时间还要糟糕.
虽然海外对日本产品的需求可能会上升,但这还得看全球经济成长势头而定,然而难以迅速发生改变的是,日本需要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以维持正常生活.日本已经大幅削减核电发电量,目前核电只占其电力供应的8.0%左右,而福岛核电站事故前这一比例为三分之一.同时,日本人口老龄化限制了经济成长的力道.
日本作为自然资源稀少的国家,数十年来一直走出口依赖型路线,但日圆升值以及来自海外的激烈竞争吞噬了其市场份额,令日本不堪一击.
多年来的高储蓄率令日本拥有大量海外投资,目前这些投资收入足以保持经常帐呈现盈余,尽管贸易数据在恶化.
这些巨额财富虽提供保障,但日本政府可不是手头宽裕的半退休医生,其在大举挥霍却入不敷出的情形下,得靠举债来弥补收支缺口,而非投资收入.下一财年,日本将连续第四年出现公债发行金额超过税收及其他来源累计收入的情况.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日本去年净负债相当於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超过130%,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希腊.
融资紧缩?
由此来看,不难看出日本面临了一个真实且愈来愈大的危险,即发现自己身处在难堪的融资紧缩.此外,也很难算出日本究竟需要多少的刺激性支出,才能协助其克服人口方面的问题.这可能要等上一段长时间,直到有婴儿潮出现(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才能刺激经济的成长.
日本和希腊或美国的不同之处,在於其主要的债权人为本国国民,其近95%的政府公债是由国内投资者所持有.如果日债投资者一如以往地合作,且若日本可以保持经常帐平衡,则这样的债权人结构将可让日本撑上一段时间,
但如果不管什麽原因,日本开始出现经常帐赤字,尤其是把贸易和投资数据加起来呈现赤字,这就要小心了.那麽不管是谁持有日本政府公债,甚至几乎不论这些投资人将如何处理日债持仓,一分一毫的额外美元融资都必须仰赖海外投资者.
这些海外投资者可能一如希腊的投资者,在买进日债将提出更多的要求,而鉴於其公共债务总额是其经济规模的两倍,情况将迅速恶化.
目前日本的利率非常地低--10年期政府公债收益率(殖利率)仅有1.0%,因此还有充裕的操作空间.如果利率来到2.0%,日本每年的利息支出就会加倍.
除了人口上的问题外,日本的情况在许多方面要比美国来得好.美国经常帐多年来皆呈现赤字,且仰赖国外资金来融资.
此外,日本也不像希腊,它有自己的货币和央行,在债券买家缩手时,可以有印钞票的重要选项来因应.
即使日本有可能债务货币化,这一点也无法令海内外投资人心安.为了遏阻危机,日本必须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或透过海外投资赚取更多的收益.但中期来看,这些选项中没一件是容易的,或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又有日本人口老化的问题.无论是融资危机及潜在的官方回应,都暗示有庞大的政治和金融体系风险,且後果极为难料.没有人想要走到这步田地,日本更是不想.
目前有许多人认为日本将难以维持偿债能力,但日本难以为继情况持续的时间恐怕比那些人的预期还要久,或许这可以长久拖延,但不是永远.(完)
--译文审校 张明钧
国际经济中将有更多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国际经济评论》
(本文由最新出版的中国《国际经济评论》杂志提供,选自"全球愤怒:金融危机的政治後遗症"一文,何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金融危机对收入分配和社会变动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渐显露。金融危机之後带来的三条断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三种潜在的社会冲突，再加上遭遇债务压力的各国将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城市化的发展、全球化的推动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的出现等因素的催化，未来的国际经济中将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深刻的内在的调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过去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前的政策。房地产泡沫可以追溯到互联网泡沫崩溃之後美联储的降息，金融市场上无节制的创新可以追溯到当年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的放松监管。
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低迷和改革压力已经逐渐显现，但是其对政治和社会的冲击才刚刚开始。英国《金融时报》将2011年称为“全球愤怒之年”（Year of Global Indignation）。其实，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在未来数年，全球愤怒将呈燎原之势。
导致全球愤怒蔓延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本身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但它们将如催化剂一样，使得社会变动来得更加猛烈。
第一个因素是遇到债务压力的各个国家将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从长远来看，财政紧缩对於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内，过分严厉的财政紧缩反而会加剧经济衰退，并引发社会动荡。财政紧缩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减少，并使得受到危机影响的社会成员处境更加艰难。
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将会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紧缩财政，就必然实行裁员，这将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政府又可能减少失业救济支出，这对失业者来说乃是雪上加霜。蒙蒂塞利（Ponticelli）和沃斯（Voth）曾根据欧洲的历史，对财政紧缩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当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占GDP的比重超过2%时，包括游行、骚乱、罢工、政变等社会动乱发生的概率将明显提高。按照欧洲各国目前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将超过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将超过3%，英国和许多欧元区国家将超过2%。。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40年，全球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之中。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2/3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创新活动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样可以是社会动荡和骚乱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激增，城市化的进程将他们召唤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的容身之所是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到2010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1/3左右是居住在贫民窟。潜在的社会动荡不仅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生在伦敦和巴黎街头的骚乱，已经警示着我们，在城市繁荣的表层下面，不满和愤怒的地火正在燃烧。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随着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跨国界交流也日益密切，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可以更容易的学习、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会运动更容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传染。
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和示威运动，很快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北非中东国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便导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并进而引发了利比亚内战。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早是在纽约市海狸街16号的一间房子里酝酿出来的。参加海狸街16号会议的人员，既有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也有来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腊的人员。这些社会活跃分子中，有的参加过阿拉伯之春，有的组织过欧洲的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的创意，其实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现的占领太阳门（Puerta del Sol）的示威运动。
第四个因素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的出现。互联网、聊天室、社交网站等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瞬时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们形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手机和互联网联系起来之後，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关系，有些类似电报和电话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技术上来说相似，但电话和手机使用的便利性远远超过电报和电脑。
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往往会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认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鼓动和号召作用。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只能强化人们对固有理念的认同，尚难以起到启蒙和讨论的功能，而且，互联网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适合激发持有同一理念的人们自发地形成较大规模的集合。但是，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对其刮目相看。
在上述三条断裂线和四种催化剂的作用下，未来的国际政治环境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全球化时期以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主流思潮对公众已失去吸引力。各国政府在今後既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又需要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
尽管从逻辑上讲，唯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条件考虑如何分蛋糕，但由於全球经济将处於长久的低迷，当全球经济的蛋糕难以扩大之後，各国政策会转为争抢面包屑。处於停滞的经济引起收入分配的剧烈变化，收入分配的变化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两群利益迥异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团体，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败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护，绝望者要求革命，这势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压力。在多种政治压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导向随之改变。
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麽，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经济协调的方案更难以实现。由於各国政府纷纷向内转向，双边协调和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协调更多地依靠多边体制。(完)
--整理 邵晓忆; 审校 林高丽
中国应开发二次人口红利及提高养老能力--《国际经济评论》
新出版的中国《国际经济评论》杂志提供,选自"未富先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文,蔡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的快速人口转变形成了“未富先老”特征，因而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面临第一次人口红利过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困难和养老资源不足等挑战。同时，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人口问题，更是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只有正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才可能找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正确途径。提出，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通过制度调整提高养老能力和未来储蓄率的可持续性，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等政策建议。
**中国养老模式的困境**
首先，中国的养老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为主的。作为未富先老特点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养老体系尚不健全，参与率和覆盖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来源，即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供养、离退休金或者养老金三种来源中，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很高，2009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为34.4%，其中男性为22.2%，女性为46.4%。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率看，城镇不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者、农民工和农村居民是最为薄弱的群体。而从老龄化程度来看，农村要明显地严重于城市，女性老年人则多於男性老年人。因此，从城市到镇到村，退休金与养老金供养的人口依次减少，而靠自己劳动或者家庭成员供养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应提高。并且，女性老年人靠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要高於男性。
其次，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现收现付性质的。自中国接受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双支柱模式之後，两个账户长期实行混账管理，在存在大规模历史欠账的情况下，个人账户被作为统筹基金支出，形成空账运行。直到2001年，从辽宁省进行做实个人账户改革开始，才产生一定程度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额，即累积起来的每年收支余额。进一步，这一改革扩大到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进而又有一些省市自治区参加到试点的行列。虽然伴随着试点省份的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余额或个人账户积累有所扩大，但是，由於缴费率的逐渐降低以及大量省份尚未启动这一改革，总的积累水平十分有限。直到2009年，累计的收支余额达到12526亿元，以10余万亿元个人账户记账额来看，做实的仍然只是较小的部分。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这种现收现付性质，不仅不能形成新的储蓄动机和来源，阻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而且会造成未来的养老危机。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一般认为，由於预期寿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供养人口与依赖人口的比例发生变化，现收现付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下列三种调整，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以求解决养老保险资金不足的问题：（1）提高税收或强制缴费水平；（2）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3）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求。
相应地，如果大幅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并且把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模式转到积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解决与储蓄率相关的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如此，及早扩大个人账户积累也有利於缓解养老负担问题。一项模拟研究表明，如果把现行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改变为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就意味着到若干年以後，有相当一批退休人员可以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现收现付制度来养老，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社会养老负担率。
最後，中国的资本市场仍不发达、不成熟。虽然资本市场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中国融资模式迄今为止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在《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中，中国在竞争力指数中“金融市场成熟度”子项的世界排名仅仅为第57位。
**制度调整建议**
人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概念是指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这两个经济增长条件产生的正面影响，由此认识前提出发，可以得出的简单推断则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就消失了。许多不赞成人口红利消失这一判断的学界同行和政策研究者，实际上是不情愿接受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可能耗竭的相应推断。
其实，如我本人这样警示人口红利消失的研究者，并不必然是悲观主义者，而是认为，只有正视经济发展阶段性规律，才可能找到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正确途径。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含的逻辑，当人口红利消失之後，过去倚重人口红利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就进入到一个新古典经济增长环境，保持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给中国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现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经济增长。而无论是应对前一挑战还是抓住後一机会，都要求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由於劳动力供给中实际上是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的。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固然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安排，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而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裕，但是，如果没有劳动者素质的明显提高，这个人口红利则难以实际兑现。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非要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有利於扩大和深化教育，这可以被看作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引起的年龄结构变化，表现为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即年龄在5-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的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与这个下降趋势相对应的则是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滞後的变化轨迹，即後者呈现先上升随後稳定继而下降的预期变化。这两个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关系，会结合成为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在学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趋势。这个现象的经济含义则是，教育资源的制约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有较明显的缓解，从而国家、家庭和社会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於教育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在老龄化的条件下，储蓄动机及为未来所进行储蓄的保值增值都仍然是可行的，而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於相应的制度条件，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性质。也就是说，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由於使未来被供养人口无须依赖自己的养老资金积累，因而为此而进行储蓄的动机不能激发出来。因此，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要考虑养老能力的可持续性问题，且应着眼于未来储蓄率的可持续性问题。(完)
--整理 尹嫄婷; 审校 乔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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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是一个小国，与一个大得多的国家共有一个政府。这种关系有些混乱，但几个世纪以来，尚属成功。如果它走向终结，我将不胜唏嘘。从启蒙运动至今，苏格兰人在联合王国内部发挥了巨大作用。没有他们，英格兰的境况将比现在糟糕得多。
不过，不管我乐意与否，苏格兰独立都已提上了日程。对此，我只想提出两点意见。首先，任何公投决定都必须持续一代人的时间。长期悬而不决将造成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对苏格兰人而言。这是围绕魁北克在加拿大内部未来的长期争论所提供的教训。其次，公投只能在主权独立和留在联合王国之间二选其一。至于苏格兰在联合王国内部的确切地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焦点在于是否独立，眼下的危机会使相关争论发生改变。事实已经表明，独立所产生的后果，将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更加复杂和危险。这并不是说独立不可行，而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就在几年前还鲜少有人考虑过。
据苏格兰政府称，即使把苏格兰在北海收入中的所谓“地理份额”包含在内，其2009-10财年的总体财政赤字仍然为GDP的10.6%。而北海收入必然会下降。同时，苏格兰可能还要按比例承担英国的部分净公共债务，据英国财政部(UK Treasury)预测，净公共债务将在2013-14财年达到峰值，为GDP的71%。
一个新独立的小国，财政赤字庞大，公共债务高企，12%的财政收入依赖一个逐渐萎缩的来源，是不可能享受到3A评级的。其借款成本可能会远高于英国。为了避免风险，它需要迅速减少债务。这就要施行比英国整体更为严厉的紧缩。鉴于苏格兰与英国其他地区的密切联系，它不可能对企业或熟练工人征收比邻国更重的税。于是，额外紧缩大部分无疑将落在公共开支头上。
这直接导致了另一个问题：苏格兰未来的货币状况。如果说我们从过去两年明白了一件事情的话，那就是财政独立的主权国家之前的货币联盟错综复杂。苏格兰籍的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丹尼•亚历山大(Danny Alexander)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相关影响。
像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所建议的那样，在一个未定期限内继续留在英镑区，不可能由单方面决定。诚然，一种可能是，苏格兰在不与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发生联系的情况下，以英镑作为本国货币。但这样一来，苏格兰金融机构和政府都将失去“最后贷款人”的保护，在危机时期，这将产生致命的后果——欧元区就是前车之鉴。另一种选择则是，苏格兰以英国央行为中央央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其他地区（其央行仍然是英国央行）就必须监督苏格兰的财政管理。否则，英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就只能开空白支票了。由于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苏格兰将同时丧失货币独立和财政独立。
这又引出第三个大问题：苏格兰金融业的未来。由于完全融入了英国内部，苏格兰是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大本营，它们的大部分业务在别处，尤其是在英国的其他地区。
如果这些金融机构陷入困境，苏格兰政府将没有财政能力为之提供支持。实际上，苏格兰将比危机前的冰岛还要脆弱。由于已经采纳了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的建议，英国其余地区政府可能希望零售银行业务从银行中分拆出来，由独立的子公司经营，它们由英国央行监管，并由英国其余地区的纳税人提供最终支持。根据欧盟法律，总部设在苏格兰的银行可以在英国其余地区开设分支机构，但必须告知存款人，只有苏格兰政府为它们的存款提供保障。实际上，在英国其余地区经营大部分业务的公司可能将总部搬过去。
苏格兰人必须明白，独立将剥夺他们从资源整合中获得的好处，并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他们不能以为自己还能留在英镑区，或者保留现在的金融业。他们也不能以为，自己能维持英国的信用评级，或者享受现在的支出水平——即使他们会收到他们认为应得的北海收入份额。
让苏格兰人在进行适当的辩论后，再决定是否独立吧。我希望并相信，他们会认识到独立乃是海市蜃楼，并选择继续留在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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