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最新出版的中国《国际经济评论》杂志提供,选自"全球愤怒:金融危机的政治後遗症"一文,何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金融危机对收入分配和社会变动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渐显露。金融危机之後带来的三条断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三种潜在的社会冲突，再加上遭遇债务压力的各国将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城市化的发展、全球化的推动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的出现等因素的催化，未来的国际经济中将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深刻的内在的调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过去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前的政策。房地产泡沫可以追溯到互联网泡沫崩溃之後美联储的降息，金融市场上无节制的创新可以追溯到当年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的放松监管。
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低迷和改革压力已经逐渐显现，但是其对政治和社会的冲击才刚刚开始。英国《金融时报》将2011年称为“全球愤怒之年”（Year of Global Indignation）。其实，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在未来数年，全球愤怒将呈燎原之势。
导致全球愤怒蔓延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本身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但它们将如催化剂一样，使得社会变动来得更加猛烈。
第一个因素是遇到债务压力的各个国家将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从长远来看，财政紧缩对於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内，过分严厉的财政紧缩反而会加剧经济衰退，并引发社会动荡。财政紧缩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减少，并使得受到危机影响的社会成员处境更加艰难。
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将会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紧缩财政，就必然实行裁员，这将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政府又可能减少失业救济支出，这对失业者来说乃是雪上加霜。蒙蒂塞利（Ponticelli）和沃斯（Voth）曾根据欧洲的历史，对财政紧缩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当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占GDP的比重超过2%时，包括游行、骚乱、罢工、政变等社会动乱发生的概率将明显提高。按照欧洲各国目前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将超过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将超过3%，英国和许多欧元区国家将超过2%。。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40年，全球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之中。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2/3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创新活动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样可以是社会动荡和骚乱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激增，城市化的进程将他们召唤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的容身之所是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到2010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1/3左右是居住在贫民窟。潜在的社会动荡不仅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生在伦敦和巴黎街头的骚乱，已经警示着我们，在城市繁荣的表层下面，不满和愤怒的地火正在燃烧。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随着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跨国界交流也日益密切，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可以更容易的学习、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会运动更容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传染。
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和示威运动，很快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北非中东国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便导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并进而引发了利比亚内战。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早是在纽约市海狸街16号的一间房子里酝酿出来的。参加海狸街16号会议的人员，既有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也有来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腊的人员。这些社会活跃分子中，有的参加过阿拉伯之春，有的组织过欧洲的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的创意，其实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现的占领太阳门（Puerta del Sol）的示威运动。
第四个因素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的出现。互联网、聊天室、社交网站等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瞬时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们形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手机和互联网联系起来之後，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关系，有些类似电报和电话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技术上来说相似，但电话和手机使用的便利性远远超过电报和电脑。
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往往会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认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鼓动和号召作用。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只能强化人们对固有理念的认同，尚难以起到启蒙和讨论的功能，而且，互联网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适合激发持有同一理念的人们自发地形成较大规模的集合。但是，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对其刮目相看。
在上述三条断裂线和四种催化剂的作用下，未来的国际政治环境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全球化时期以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主流思潮对公众已失去吸引力。各国政府在今後既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又需要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
尽管从逻辑上讲，唯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条件考虑如何分蛋糕，但由於全球经济将处於长久的低迷，当全球经济的蛋糕难以扩大之後，各国政策会转为争抢面包屑。处於停滞的经济引起收入分配的剧烈变化，收入分配的变化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两群利益迥异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团体，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败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护，绝望者要求革命，这势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压力。在多种政治压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导向随之改变。
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麽，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经济协调的方案更难以实现。由於各国政府纷纷向内转向，双边协调和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协调更多地依靠多边体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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