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改革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人们一直对监管体系全面性及系统性的失灵故意视而不见。的确，导致2008年全球经济心脏病发作的病态政治－监管－金融体制已经引发了众多讨论，上述机制正是引发卡门 ·莱因哈特和我所谓的“第二次大收缩”的首要因素。需要讨论的是，这个问题仅限于金融行业，还是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深层次的缺陷？
以食品业为例，该行业有时会给营养和健康目标带来严重的后果。肥胖率激增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但在大国里以美国最为严重。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约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体型肥胖（即身体质量指数大于30）。更令人震惊的是，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比例超过六分之一，1980年后青少年的肥胖比例比原来增加了两倍。
当然，迈克尔·波林和大卫·卡兹等营养健康专家已经极力强调了食品业存在的问题，同样的问题无疑也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各种商品和服务领域其他的类似问题还有很多。但这里我只想讨论食品业与现代资本主义 制度普遍问题之间的联系，上述联系无疑推动了全球肥胖人数的激增。我还想讨论美国政治制度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尽管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已经为唤醒人们的认识付出了重要的努力）。
肥胖会在诸多方面影响寿命，其中既包括心血管疾病，也包括某些种类的癌症。此外，病态的肥胖可以影响生活质量。承受肥胖损失的不只是个人，同样也包括社会——承受肥胖损失可以直接通过卫生保健系统，也可以间接 通过运输成本增加等生产率损失（如消耗更多航空燃料，座椅加大等）。
但肥胖的蔓延对经济增长却鲜有坏处。众所周知，精加工的玉米食品及大量添加剂是体重上升的主要推手，但从传统增长核算的角度，它们却是非常好的东西。大农业种植玉米并从中获利（通常还能拿到政府补贴），食品加 工企业则添加数以吨计的化学品，最终生产的产品让人成瘾，因而也就无法抗拒。整个链条中，科学家负责找到精确的盐、糖和化学添加剂配比使新发明的速食食品最让人上瘾；广告商负责推销；最后，医疗保健业从治疗不可避免的疾病中赚取大量财富。
冠状动脉资本主义是股市的强心剂，股市是上述所有行业企业的云集之所。精加工食品同样有利于创造就业，其中也包括研发、广告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高端就业机会。
因此，还有谁会抱怨？政治家肯定不会，他们因为就业充足、股票上涨而再次当选，而且从参与加工食品生产的所有行业获得捐赠。事实上，胆敢谈论加工食品对健康、环境或可持续发展影响的美国政治家常常会发现自己的 竞选捐赠几近枯竭。
诚然，市场力量推动创新，而创新则不断压低加工食品价格，即使普通水果和蔬菜的价格不断上涨。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忽略了市场的极度失败。
学校、图书馆或健康运动为消费者提供了寥寥可数的宝贵信息，但他们却被广告中大量的虚假信息所淹没。儿童的状况尤其令人担忧。由于多数国家缺乏高质量的公共电视资源，由广告商、包括食品行业赞助的电视频道不约 而同地把目标瞄准了儿童。
除去散播虚假信息，生产企业鲜有动力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损失成本进行内化。同样，消费者也鲜有动力对自身食品选择所带来的健康成本进行内化。
食品业导致生理心脏病、金融业导致经济心脏病是我们所面临的唯一问题，情况也已经够糟糕了。但已成为上述行业标志的病态监管－政治－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影响却远比这更加广泛。为保护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需要建立 新的、更好的制度。
当然，消费者主权和家长作风间的平衡总是非常微秒。但我们可以在一系列领域为公众提供更准确的信息，使人们能开始做出更加明智的消费选择和政治决策，从而增进上述平衡的健康度。
系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左晓蕾：IMF请重新定位角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在各种场合呼吁为欧债危机的种子基金注资。刚刚闭幕的欧盟峰会通过了5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并提前一年启动。欧元区官员称欧洲计划向IMF增加约2500亿美元注资，作为提前一年实施的欧债稳定机制的种子基金，剩下的3500亿欧元需要全球其他地区补全。IMF官员认为，可能需要额外5,000亿至6,000亿美元的资金来帮助对抗欧债危机，希望在近期召开的G20财长会议上寻求巴西、中国以及石油输出国等支持。
笔者认为，IMF需要调整在欧债危机中所扮演的“融资”平台角色。因为现有的资金基础“相形见绌”，在过去几个月中，IMF一直在寻求增加融资来源。借助多边机构的优势，IMF在所有成员国和全球范围内为欧洲银行的到期 债务筹措资金，仅维持“太大不能倒”的银行不被违约，也远非解救欧债危机的正道，而且也维持不了全球稳定。维护全球稳定的方式要具有合理性和针对性。IMF的职能是维护全球的经济稳定。要发挥“稳定”的作用，其手 段、方式必须得“对症下药”。由欧洲各国扭曲的财政体制以及全球大银行自我膨胀共同作用下酿成的债务危机的解决方式，必须针对危机形成的两大原因开刀。
由于英国的反对，欧盟没能达成财政体制改革的一致意见。但欧元区至少已面对现实了。已就《财政契约》达成共识，虽然各国财政削减政策和财政一体化改革举步维艰，但各国已不得不忍痛开始动手切除这个体制“毒瘤” 。这个“手术”，短期内可防止债务规模扩大，中长期“手术”成功后，可防止危机蔓延侵蚀货币联盟的基础，避免欧元解体带来全球更大的震荡，从根本上回归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增长的正常轨道。
但是，危机的另一主要始作俑者大银行也必须动“手术”。要防止“太大不能倒”的银行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系统风险，不是继续通过资金来维系其巨大的流动性需求和海市蜃楼般的虚拟资产巨大规模，而是应将高风险的大银 行拆分成低风险的规模相对缩小的银行，以大大降低系统风险。
1998年，长期投资资本公司因投资俄罗斯国债失败而破产，格林斯潘组织了23家长期投资资本公司的债权银行，推动豁免债务的大规模债务重组，避免了一场由俄罗斯国家破产引发的银行危机。IMF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担当格 老当年的角色。当年是23家银行面对俄罗斯一国的债务违约破产，现在的全球银行面对欧元区至少8个国家的破产违约风险。IMF要维护稳定，现在最有针对性地解决方案，就是组织各国债务的债权银行大规模免债重组，包括 银行相互间的拆借和负债的重组，与欧债的免债重组结合起来，这样可以比较平稳地实现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最终避免系统性银行危机的爆发。
这个双管齐下的药方，直接对准了欧债危机的根源，要求IMF迅速调整角色定位，发挥多边金融机构的国际性作用，推动全球的银行转往从根本上务实较快解决欧债危机的重组的生路。事实上，IMF若是仅仅作为“融资”平台 的角色，很难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资金筹措也会遭遇困扰。比如，对于需要全球其他地区补全的欧债稳定机制的3,500亿美元注资，二十国集团(G20)内部始终争议不断。英国和其他G20政府希望欧元区提高自己援助储备金的 借贷能力，确保援助资金不会是欧元区用于解决自身货币稳定性问题的替补手段。目前德国也仍反对此举。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已把话挑明了，不会花一分美国纳税人的钱去救助欧洲债务，欧洲国家足够富有，应该可以自己解决债务问题。美国财政部近日更明示，美国并没有计划为IMF寻找额外资金。
中国、日本和巴西等国虽多次表示考虑增加注资的意愿，但前提条件是欧洲尽快为解决债务危机拿出治本之策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看见既治标又治本的欧债危机解救之道，这些国家的注资岂不是丢进了无底洞，有去无回 血本无归？那样的话，注资意愿是不可能付之行动的。对此，日本经济财政大臣古川元久在1月28日的“2012年全球经济展望”论坛上说得再明白不过，如果没有欧洲采取强劲的措施，发展中国家就不愿意向IMF提供认捐了， 即便IMF是非常有担保的债权人，也是如此。欧洲人要做出最大的努力，采取最果断的措施，只有这样，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和其他的国际社会的成员才愿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支持它。
IMF也承认，在全球金融领导人无法就是否向IMF增加注资达成共识之前，IMF理事会无法就新的资金来源找到共同点。
到了全面调整解决欧债危机思路的时候了。在短期注入流动性防止发生立即违约的同时，一定要把治本之策提上议事日程。而根治欧债危机，必须减“赤”和“免”债两手并举。IMF要真正担当起维护稳定全球的重任，必须变 筹资者的角色为银行“免”债重组的组织者角色，才有可能。
系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
马丁·沃尔夫：欧元区危机没有化解
经济决策者眼下的情绪比两个月前乐观，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欧洲央行(ECB)在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化解了欧元区出现金融崩盘的风险。正如倍受尊敬的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行长、 德拉吉在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继任者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言：“欧洲将不会发生雷曼式的事件。这一点十分关键。”
自从欧洲央行去年12月启动3年期的长期再融资操作以来，意大利和西班牙银行的信用违约互换价差均有所下降。一些虚弱的国家与德国之间的国债息差也有所收窄。
这是否意味着欧元区危机结束了呢？绝非如此。欧洲央行使欧元区免于心脏病发作。但欧元区成员国面临着漫长的康复期，而主张对身体虚弱的病人采取“财政饥饿疗法”才是对症下药的观点，更是令情况雪上加霜。
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相关预测，从中可以看出危险所在。IMF目前预计欧元区今年将陷入衰退，总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0.5%。意大利和西班牙的GDP料将大幅下滑，而法国和德国将呈停滞状态。这样的经 济环境对于寻求削减财政赤字的国家来说十分可怕。有关其他高收入国家的预测远远谈不上令人满意，但欧元区是全球经济中最危险的部分：只有在这个地区，我们看到一些重要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府面临丧失公信 力的威胁。
在其他高收入国家，政府能够继续为本国经济提供支持，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自身拥有央行和可以调整的汇率。这两者使它们具备管理大规模财政赤字的能力。在后危机环境下，这样的赤字既与必要的私人部门去杠杆化自然对 应，也是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主要推动因素。
欧元区不具备这样的内在机制。当私人外部融资趋于枯竭（如同一些国家所出现的情况），受影响的成员国在短期内需要融资，在较长期内则需要一项可用以调整自身外部账户的机制，而不是通过经济的深度衰退得到调整。 欧元区两者都不具备。事实证明，这导致它在应对全球金融疾病方面的能力有限。正如香港特首曾荫权(Donald Tsang)在达沃斯所言：“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恐惧。”敏锐的观察家们觉得，几乎没有什么因素能够阻挡一波主权 及银行违约潮在欧元区内部爆发，这将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可怕后果。
欧洲央行降低了银行业立即崩盘的风险。但见多识广的外部人士希望看到的是，欧元区构建更加牢固的防火墙，以防止希腊（打个比方）崩溃或许包括退出欧元区导致人们对一些更重要的国家的前景感到恐慌。IMF总裁克里斯 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上周在柏林发表了充满勇气的讲话，她把建设防火墙、推动经济加快增长和促进一体化，列为自己当前的三大要务。
这些外部人士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承诺：虚弱的欧元区国家将获得“恢复”所需的时间和“治疗”。自然，他们也希望看到欧元区承诺投入资源，明确表示其成员国有决心取得上述结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实力得到增强的IMF 做出更大贡献才有意义。既然连欧元区自身都没有展现出自我治疗的意愿和能力，凭什么指望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比如中国为救助欧元区出力呢？
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意愿的问题。它是一个缺乏准确“诊断”的问题。这是一个欧洲央行无法解决的问题。作为债权国，德国反对组建“转移支付联盟”(transfer union)，并坚持表示，财政纪律至高无上。德国前面一种 做法是正确的，但后面的说法却是错误的。
长期将资源转移到缺乏竞争力的成员国将是一场灾难，它将削弱受援者的能力，并让提供者破产。但财政无纪律并非一切。正如它并非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真正原因是草率贷款和缺乏远见的私营部门借款）一样，财政纪律 也非治病良方。这种试图维护德国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uening，1930年至1932年在任)提出的灾难性财政紧缩政策的尝试十分可怕。
这一财政协定本身试图恢复已失败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所包含的观点，缺乏对一个成员国产出对其它成员国需求的依赖、收支失衡的作用以及竞争力永远是相对的这一事实的必要理解。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想要在欧元区内提升 竞争力，那么德国或荷兰就必须降低竞争力。
另外，如果私营部门正存在着结构性财政盈余，以降低债务水平，那么如果（也只有）当该国存在结构性经常账户盈余时，决策者才能消除结构性财政赤字。德国应理解这点，因为这正是该国正在做的事情。受到金融危机打 击的国家几乎总是拥有大量的结构性私营部门财政盈余。如果这些国家果真要消除结构性财政赤字，那么它们也必须实现结构性经常账户盈余，就像德国那样。然而，每一个国家不可能都存在这种盈余，除非整个欧元区要这 样做。
在没有抵消其它国家变动影响的情况下，单个国家不可能复苏。正如拉加德在柏林所言：“如果诉诸于全盘、泛欧洲大陆的预算削减政策，只会加大衰退压力。”财政紧缩必须是选择性的。更重要的是，表明这个调整过程正 在奏效（这样就会让德国合理憎恶的长期财政转移支付变得毫无必要）的迹象，将是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强劲需求，通胀率将远远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这与危机前的状况如出一辙。
在达沃斯论坛上，我听到的对欧元区最乐观的说法却建立在欧元区瓦解的可怕后果之上。然而，绝望的人会做出绝望的事。欧元区成员国现在需要时间和机会进行调整。强大的防火墙应会给予它们时间，但只有竞争力的改变 才会带来机会。如果没有这两点，危机肯定会卷土重来。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