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希望开发资源或建造铁路时，这是我们想要的英国财富吗？不是，我们并不需要财富，因为此刻我们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我们需要货币。
——约翰·布朗，《寄生虫财富抑或货币改革》（1898）
这些话是由一个美国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写下的，他看到，正是货币使这个国家的有形财富、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处于运转中。布朗认识到货币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和法律机制，是国家的一种创造物，呼吁政府通过印发自己的货币，而不是从私人银行和投资者处借钱，为铁路融资。这样做，会为美国经济节省必须支付的公债利息费用。美国经济的形态会大为不同，金融两极化也不会那么严重。有人可能会说，今天的中国面临同样的选择。
美国的公共领域、矿藏、森林和无线电频谱等公共品所带来的世袭财富，使美国的财富分配比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极端，其极端程度远远超过了英国、德国或日本。（爱德华·沃尔夫[EdwardN.Wolff]已经证明，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控制着约40%的财富，相比之下，在英国，他们只控制着17%的财富。）两极分化的部分原因是金融造成的：除了与欧洲相比，私人手中掌握的财富多得多之外，美国的铁路、电力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主要是由债务融资的。欧洲提供了免费的或得到补贴的经济基础设施，而在美国，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发展，要求它收取足够高的用户费，以支付股息和利息。事实上，铁路的高昂票价是由债券利息逐渐推高的，股票操纵者只需印发这些债券给自己，把利息支出算入他们的费用构成，似乎它们是真正的生产成本。这种股票掺水是美国版的早期敛财术，是老练的经营者运用的以牺牲社会来造福于自己的金融工程。
当今的全球经济哲学已经被金融和房地产利益集团及其世界观主导。他们游说国会，他们还资助学院派经济学，以至于今天的商学院主要充当了经济理论传教的公关媒体，它们的理论声称，其提出的发展模式一直是最好的。
一旦既得利益得以确立，学院派经济学就倾向于亦步亦趋地支持它。当今债权人导向的货币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之一，就是排除了公众进行严肃讨论的各种途径。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里根革命如今正作为惯性的力量，使政府的融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更不要说彻底的公有制了）。
今天，对于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来源，这些金融和食利者既得利益集团会将有关其选择范围的讨论排除在外。
为了揭示美国金融外交官们是如何建议中国和其他国家“做我们所说的，而不是做我们所做的”，本文总结了美国本国采取的选择，考察了当时辩论的可能更好的其他选择，最后总结评估了可供当今的中国和其他国家采用的选择。
创造信贷是战争和公共基础设施发展的一种融资手段
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鼓吹，融资模式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发生在美国的争论表明，今天的亲金融货币主义既不是最可取的路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路径。
关于如何为战争、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融资的大部分讨论，都聚焦于以下四种选择对通胀的影响：
（1）政府印发货币来支付这些项目，使之成为流通中的货币;
（2）政府或私营公司借用国内储蓄;
（3）国内银行不受限地创造信贷，将之借给政府或私营公司;
（4）政府或私营公司借入美元或从国外贷款者那里借入其他外汇。
不论政府或私营业主是如何为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筹集资金的，这笔钱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用在劳动力、材料和设备上。因此，上述四种选择对工资和价格的影响应该是类似的。因此认为私人信贷或货币创造比政府信贷引发的通胀更小，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如果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和资源利用不足，印发货币、创造国内信贷或借入外汇将不会造成通胀。价格甚至可能降低，因为基础设施能够降低成本，这是通过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提供新的重要运输手段或其他公共设施的投入而实现的。相反，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资可能会抬高，不论是借用国外贷款还是创造国内货币。（当然，得到融资的基础设施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补贴的好处，这可能弥补工资的增加。）
上述四种融资方式的区别涉及到：其一，在借入外汇时，国际收支平衡所受到的影响；其二，在向国内储蓄者借贷时，储蓄的其他用途。假设兴建一条铁路耗费100亿美元，其中70亿美元是用于国内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成本，30亿美元的外汇成本用于进口设备和专业技术。我们先考察第四种选择。这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因为外国人有剩余的储蓄，可以无限量地创造信贷（特别是在美国），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贷款给中国。
如果整个项目都是从国外融资，中国将获得100亿美元的流入，或者中国可以只是借入其所需的30亿美元外汇。如果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将这些美元转换成人民币，就会支持人民币的汇率。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央行只是创造人民币信贷，持有美元，将之作为一种资产，通过转而运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库券，保持既有汇率。这将使央行具有一笔美元资产，来匹配中国因该项目信贷而对外国贷款人欠下的美元负债。
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低于必须支付给国外借款的利率，特别是考虑到金融承销费还占到本金的2%至3.5%。这笔费用是不小的数目。在贷款或债券发行的整个过程中，金融承销费可能高达该项目总成本的40%。这意味着，虽然最初流入100亿美元，转换为人民币后将支持人民币，但是随之而来的包括利息费用的外汇流出，将达到140亿美元。
为什么要借入外汇？1996年至1998年，在俄罗斯，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顾问主张，除非借入等量的美元资金为预算赤字融资，否则，支付工人的拖欠工资将引发通胀。俄罗斯央行顺从地发行了短期国库券，支付每年高达100%的利率，该利率后来缩减到更类似“拉美式”水平的25%左右。（这个市场被有效地限制于叶利钦和克林顿政府的密友。）俄罗斯的劳动力仍然拿不到工资，因为俄罗斯的寡头将卢布兑换成美元，其汇率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流向的投资的补贴，这些投资流向了俄罗斯短期国库券和正被私有化的自然资源公司的股票。据普遍评估，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外逃资本平均每年约250亿美元。
从国外借款支付工人工资的论点，其立论基础是所有的工资都用于购买进口品。在美国，约3%的国民收入用于购买进口品；在欧洲，这一比例可能上升到20%或25%。在小的经济体，这一比例是较高的，而在大的经济体和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是较低的。这意味着新的国内消费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相对较小。由于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这是目前无须进行重点考虑的因素。在当今不稳定的外汇环境中，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最好通过短期的央行操作，而不是通过长期的投资计划来处理。
除非中国正在寻求长期的外汇流入，以支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平价，否则，中国没有任何理由让数以10亿美元计的利息费用累积流向外国经济。无论是否从国外借款，都必须创造国内信贷。这样做的实际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外国贷款人在寻求为其金融费用辩护时声称，他们作为明智的、诚实的经纪人，能够决定债务国借入多少金额是公平的、非通胀性的。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证明，他们没有可行的模式。他们真正想要的只是贷款业务。所谓的委婉语“信贷管理”，只是关切法律部门的考量：他们是否能够得到连本带息的全额清偿，以及若贷款得不到清偿，他们可以拿到什么抵押品？通常，他们会向债务人的政府施加压力，或者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他们的不良贷款或鲁莽的贷款决定。
确实需要从国外借款的罕见时期之一是战时状态，在战争中，交战国既有的外汇储备不足以购买武器，还需要借入外汇购买。这就是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面临的形势。但是，当今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支出，不涉及任何生死存亡的紧急状态。因而，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借款应该来自国内，以便利息累积在国内，这样它们将形成国内储蓄，可用于新投资的融资。下面的问题在于，是政府创造信贷，还是政府依靠私人银行家来创造和供应信贷。
当即刻需要大量资金时，如在战争情况下，大多数政府干脆印钱。这是成本最低的信贷来源，因为它不涉及任何利息支出。正是主要基于这一原因，私人贷款者反对这种信贷创造。债权人大胆地断言，政府预算赤字和货币创造与私营部门的信贷创造相比，将造成实质性的通胀。
这一观点目前还缺乏历史证据。它是作为一种信念，而不是作为一个公理提出的，其有效性尚待证实。美国从1862年开始印发绿背纸钞作为内战的信贷工具，就这一事件，曾经发生了一场重大的金融辩论。美国的经验可以启发当今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绿背美钞既避免了严重的通胀，同时又节省了政府必须支付的利息。
美国的绿背美钞如何使美国政府免于支付利息费用
斯蒂芬·扎伦加（Stephen
Zarlenga）在其《丧失的货币科学》一书中梳理了美国内战时期绿背纸钞的货币史。内战爆发于1861年4月。财政部长萨蒙·蔡斯（Salmon
Chase）估计，这场战争将耗资3.8亿美元；对此，他建议，征收8000万元的税金，其余3亿美元依靠借款。但因为北方银行只有约1亿美元的黄金、白银硬币或金条，显然，大部分资金都必须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事实上，1861年12月28日，银行暂停了票据赎回硬币的业务，以防止黄金的耗尽，两个星期后，黄金市场关闭了。
来自纽约州布法罗的众议员斯波尔丁（E.G.Spaulding）建议政府直接印发货币。他提出了此后所称的国家货币理论，该理论解释说，这些“绿背纸钞”具有价值的原因是，政府愿意接受该货币来纳税和支付其他公共费用。毕竟，正是这一协议确立了金、银的价值；同样的原理将确立纸币的价值。斯波尔丁表示：“若没有政府印章，金和银都将是一般商品，其价值取决于贸易和生产使用中的需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华尔街[纽约]、州议会街[波士顿]、栗树街[费城]或任何其他街乞讨资金呢？他们的资金不如政府资金安全。……我不愿意看到将这个政府交到任何阶级、银行家或放债人的手上，而不论他们可能受到多高的尊重，或是可能多么爱国。政府比他们都更强大……他们只是发行了支付的承诺。”
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豪（Howe）发言支持斯波尔丁的提案。他强调，政府发行货币不需要支付利息费用，并指出，信贷是凭空创造出来的，不论它是由政府来实施，还是由私人银行家来实施。“政府可以向银行借款，但政府不能向银行借入硬币。如果它借入了，它必定借入的，不是它们的货币，而是它们支付货币的承诺。”
1862年2月25日，绿背美钞得以发行，成为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取代了自1812年以来能够兑换为硬币的财政部票据。它们不是在未来支付“货币”的纸上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货币。它们不是借来的，而是根据政府支付战时采购的需要印发的。从功能上说，它们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债务责任，因为没有人预期该货币会得到清偿。（当绿背美钞后来都以战前价格兑换为黄金时，引起了人们的指责，称这是对银行家和投机者的妥协。）由于政府不需要支付货币利息，所以绿背美钞没有增加任何利息债务。
通过宣布接受绿背美钞支付所有公共支出和除进口关税之外的税收，绿背美钞被赋予了价值。进口关税仍然需要以硬币支付（因为进口涉及国际收支流出）。为了防止通货膨胀，1864年6月30日，美国国会限制其发行量为4.5亿美元。至那时已经发行449338902美元，该金额后来一直没有提高。货币主义者认为，赋予绿背美钞以价值的是它们以黄金计算的购买力，然而，其实，1864年中期后，保持其价值稳定和没有进一步贬值的，是上述对其供给数量的限制。
后来的绿背美钞的批评者认为，根据1862年初绿背美钞开始发行时的黄金价格衡量，它们引发了通胀。到1862年底，绿背美钞的黄金价值已下跌至58美分。到1863年中期，它恢复到82美分，但随后又下跌，1864年7月16日低至36美分，这反映了南北战事的激烈。随着北方的胜利越来越明确，绿背美钞的价值稳步上升，1864年8月均值为39美分，9月为45美分，10月为48美分。到1865年12月，其价值上升到68美分。1874年，国会通过《恢复法》（Resumption
Law）要求截至1879年1月，该货币以战前兑换率可自由兑换为黄金。
政府为什么不能直接印发货币，而是把它留给私人银行家，从而承受利息债务？对此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原因。从公共货币转向私营货币，是对金融利益集团的妥协。银行发行的货币越多，其进行政治游说的能力就越强。法官鲁弗斯·雷尼（RufusP.Raney）警告美国人要“考虑已有一个系统取代（第二）美国国民银行是多么危险。如果老的银行以其3500万美元的资本就[支配了]新闻界和国会，‘我们又如何设想数目众多的银行，其资本以亿美元计，会怎样？’”。
纽科姆指出，作为征税或发行债券的替代方式，政府可以印发货币，以覆盖其支出，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将每份债券盖印，“作为硬通货的法定货币”，在一夜间冲销全部公共债务。他担心，这会造成通货膨胀，但其他发现，与私人银行创造信贷或消费储蓄存量相比，印发货币对通胀的影响一样。哈佛大学的弗朗西斯·鲍恩（FrancisBowen）在评论纽科姆的“金融政策”时表示，在1798年至1815年英法战争期间，英国央行暂停硬币支付长达20多年，在战争的头七、八年，其货币贬值不到6%至7%。他指出，关键在于货币发行量。
中国如何为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融资的金融选择
由于中国在管理社会方面存在的社会主义传统遗产及其财富的金融债权还没有证券化，中国仍然基于量入为出来组织其社会福利制度。这种制度可以随时得到融资，而不用建立任何证券形式的“储蓄”基金，以在未来几十年里出售这些证券来支付退休金。华盛顿共识的顾问指出，就像日本和许多西方国家，中国的老龄人口相对于劳动人口的比率不断上升，这些老龄化人口必须由当前的劳动人口来支持。（到2045年，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将超过50岁。）问题是，这应该由税收、政府信贷创造，还是由向私人借贷来实现？
截至目前，在中国，征税是相对困难的。中国政府收取的税款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这一比例是20%）。西方大型金融机构看到这一事实，将之视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潜在切入口，它们力劝，除非中国提高其税收，否则它应建立公共养老基金投资于股市，以便在未来的数年后抛售股票来支付退休人员。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税可以为新企业的投资提供资金。如果留出的养老基金超过新发行的股票和债券量，资金流入新兴的金融市场，将抬高股票价格，制造繁荣。这样就会召唤出一种增长自我强化的美好景象。
当然，沿着这条路前行，中国将被要求支付一笔钱。西方金融机构介入其中，提供管理专业知识，并得到合适的（3%至5%）佣金。以当今的股价和股息水平计算，投资股票所得的全部股息支付如此规模的佣金，也还是不够。
为什么当前中国工人的工资应该被扣除，投资于股市，以便在近半个世纪以后抛售，其收益用于支付养老金？如果政府能够基于量入为出的信贷创造（甚至直接通过征税）来支付社会保障，为什么它们不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支付基础设施？
对于为什么这代人应该购买美国国库券，以便在以后出售，目前似乎没有任何内在的理由，除了它能够提供一种向劳动力过度增加负担的诡秘方式。至于股市，其效果将是制造繁荣，投机者无疑会借助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进入市场的浪潮，从中牟取暴利。这两种情况的影响都将是向几代人征收重税，购买如此多将在以后出售的证券，会在未来降低其价格，制造股市的慢性下跌（或债市的不景气），从而导致利率提高——除非中央银行将这笔销售货币化。但是，如果财政部使这笔销售货币化，为什么不在起初就这样做呢？当经济并不需要缩小国内需求，而是需要建立市场时，为什么认为向劳动力目前的收入征税是完全必要的？显然，此处，工业利益与金融利益是不同的。
其原因是为了给股市繁荣提供资金，同时也创造了政府的政治压力，要求政府变卖公共企业，以提供证券，让社会保障和养老金系统来购买。向劳动力扣除的工资，不是投资于新公司的股票，就是哄抬现有股票和债券的价格。这笔钱是否进行了生产性的投资，将取决于股市与新的直接投资过程的密切结合程度。在当今的美国，二者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钩，这在中国似乎也前景不佳。
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发挥了日益增强的作用，可以预期，它们将具有类似于西方的影响。就业从传统的“生产”部门到服务部门的转变，带来产业大军人员减少的危险，退休人员的生活不是由政府债券、股票和债券，而是由实际产量来保障的。
斯蒂芬·扎伦加在他的《货币与信贷史》中指出，如果“战争已变得与‘促进经济复苏’相联系，那么这已不是战争，而是造成战争并与之相伴随的货币和生产活动”。如果情形确实如此，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应该通过社会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货币化，来实现类似的经济繁荣？为什么要扣掉工人工资转为储蓄，又为什么将这笔储蓄投入股市？
有人认为将养老金转入股市，将提供投资资金，但这种立论与如下事实不符：美国股市与直接投资是脱钩的，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股市只是做投机，而不是向新的有形投资提供资金。
中国当前的经济任务是建设内部市场，建立生活水平日益上升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正反馈关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这一正反馈关系推动了美国经济向前发展。早在19世纪中叶，“高工资经济”理论就认为，生活水平的每次提高都不成比例地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连同以教育和文化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
结论
本文阐述了中国如何建立本国信贷来为其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支出融资的问题。其逻辑可以概括如下。
1.借用国外资金，与在国内创造新信贷，对通胀的影响是一样的，除非借入的资金被用来支持本币汇率，从而压低进口价。
约翰·劳（John Law）、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uart）和约西亚·塔克（JosiahTucker）认为（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讨论货币数量论时也承认），当存在失业时，创造新货币的效应是雇用更多的劳动力，而不是提高价格。政府支出可能会创造一些额外的需求，这些需求可能抬高工资水平，但是，如果将这笔信贷留给私人银行或外国机构来创造，利息费用也将推动成本上升，与之相比，政府支出仍然可以为中国节省资金。
2.国家货币理论早已证明，赋予货币以价值的是：政府愿意接受该货币来纳税和支付其他公共费用。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发行货币，创造自己的银行信贷，或发行债券，其价值确立的基础是接受它们来支付公共费用。
政府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以征税来吸纳公共支出创造的购买力。政府可能更愿意看到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程度可以接受的通胀，而不是征收足够的税来完全吸收其支出。
当然，没有任何必要以通货紧缩来支持政府货币、债券及其他债务的价值。正如贡纳尔·托马森（Gunnar
Tomasson）所指出的：“信贷货币观认为，最终赋予货币以价值的是债务人履行其借款合同条款的能力。”就政府充当最终的信贷担保人来说，国家货币理论提供了充分的阐述。政府总是可以“印钱”。这是政府最有能力清偿其贷款的原因所在。
3.债券或其他公共信贷的价值可以由预期的财政收入来担保。如果发行“租金元”来取代收租或征税，那么其价值的确立方式与抵押贷款或公司债券相同：由货币当局积累到的未来现金流来保障。
4.从历史上看，土地一直担任了几乎每个经济体的主要税基。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这当然是最简单、最直接和明显的征税方式，这样做，先进的商业企业就能够避免申报纳税收入。（俄罗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矿产资源和土地是唯一能够征税的资产，而没有提高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古代，农业土地是粮食、羊毛和其他原料的主要生产资料。但是，当今的城市土地——事实上是全部土地——已成为经济中的主要投机资产。买方竞相购买实际财产，他们是如此迫切，以至于借钱购买，并愿意承诺以租金收入作为贷款利息。随着房地产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债务，其租金现金流都被抵押给金融部门。这使得政府在不剥夺银行系统的租金流的情况下，无法征税，而那些租金已经作为利息抵押给银行，来支持银行存款。
同样的收入不可能既付给银行家，又付给政府。如果租金收入承载着利息费用，那么政府的财政状况必然受到削弱——否则，就应挤压金融部门。为了避免西方的这种财政/金融问题，中国应将劳动力和工业资本必须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它就不应赋予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以特殊的金融优越性，这些部门在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中得到了这种优越性。
5.通过信贷创造，而非增税，为公共支出融资，这将改善国内市场，将更多的钱留在劳动者的手中，从而帮助其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繁荣将增加土地的价值，因为大多数人都想以他们的现有纯收入购买（或租用）土地。
在总体繁荣的情形中，新的交通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将增加特定地点的租赁价值。公共部门应该获取公共支出所创造的地租价值，而不是将这笔收益让给私营的个人。
立足于土地税的财政收入也使政府能够免除劳动力和工业界同等数额的税款。这将有助于中国继续成为全球贸易的低成本竞争者。此外，土地租金价值的公共利用（在动态的经济增长环境中，需要对租金价值经常进行重新评估）会阻止抵押贷款用于土地投机，因为租金流将是拖欠政府的，因此无法进行借贷。其效果是将限制房地产贷款，由于防止了房地产泡沫，这会压低经济中的住房和商业地产的租用费，从而使中国创造的结构成本优势相对于工业国家翻倍。工业国家已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它们由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支配，而不是由工业支配。
（赫德森：美国著名进步经济学家；林小芳：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