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为破解当时的全球贸易失衡而提出的“1941年凯恩斯方案”，与当今的东亚、美国之间的失衡难题高度相关，还提出了当前“对称型不调节”(symmetrical nonadjustment)这一困境的两大纾缓机制。
一、凯恩斯方案的背景与内容
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逐步认识到，通货紧缩是英国失业的主因，而通缩压力又主要源于美国失衡性的债权人地位。理论上，当时推行的国际金本位制为各国经常项目失衡提供了自动、对称的调节机制。黄金输入国的商品价格上涨，黄金输出国的商品价格下跌，从而两国之间的进口、出口重新恢复均衡。但凯恩斯在他1941年的著述中逐渐意识到，这种调节“对债务国是强制的，对债权国则是可控的”。债权国若决定不进行或不允许调节，绝无任何不便：因为一国的储备既然不能低于零，也就自然没有上限约束。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通过私人资本流动进行的调节，因为“债务国必须借入，但债权国绝无必须放贷的压力”。
大危机时期，自逆差国向顺差国的资本外逃强化了债权国的资本“窖藏”倾向。1931年金融危机之后，金本位制崩溃，国际资本市场瘫痪，各主要国家纷纷采用关税、竞争性的本币贬值以及双边协定，来平衡国际收支。由此，19世纪建立的国际收支体系失灵。
凯恩斯设计的“1941年清算联盟方案”就是为了避免这一灾难重演。该方案力图恢复（他所认定的）固定汇率体系的各种优势，同时避免非对称的调节成本。凯恩斯方案的本质特征是：债权国不得“囤积”顺差，或在贷放顺差时收取惩罚性利率；相反，这些顺差应透过国际清算银行（联盟各国的中央银行是该行的存款人）的运行机制，成为债务国自动借用的廉价透资来源。
所有那些导致顺差和逆差的剩余型国际交易，均将通过会员国中央银行在国际交换清算银行(International Clearing Bank，ICB)的“清算账户”进行结算。会员银行可以依据它们在国际交换清算银行账户的借计、贷计状况（以“银行货币”或凯恩斯国际货币单位“班柯”计值），买进外国货币、卖出本国货币；买卖货币的最高“指数限额”是各国既往5年国际贸易平均额的一半。银行货币（贷方和借方）的存款额因顺差、逆差而创设，并在差额结清后取消。各国货币与单位银行货币（班柯）保持固定但可调节的比价关系，后者则与黄金保持固定的比价关系。班柯可用黄金购得，但不能转换成黄金。凯恩斯设定的长远目标是黄金去货币化，让班柯成为联盟体系的最终储备资产。通过提高或降低各国的“指数限额”，国际交换清算银行的管理层可以逆周期地调节班柯的供应量。
凯恩斯力图探寻不放弃债务国约束原则下的债权人调节机制。为达此目的，他的方案旨在给顺差国、逆差国同时施加“结清”账户余额的压力。持续顺差的债权国可以或必须使本币升值，放开外资投资限制，并对其超过“指数限额”1/4以上的对外信贷征收累进利率（最高可达10%）。任何在年末超过“指数余额”的贷放余额将被没收并划拨为“储备基金”。持续逆差的债务国可以或必须使本币贬值，向国际交换清算银行售卖自由黄金，并禁止资本输出；它们对外的过度负债也将被罚收利息。如果所有成员国均在年末实现收支均衡，则班柯的总余额恰好为零。
由于无意让那些“挥霍”的债务国自动挪用其“辛苦挣得”的顺差额，美国否定了凯恩斯方案。作为替代，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那些暂时面临国际收支困境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支持。IMF是基金组织而不是银行，会员国必须缴纳由黄金和本币构成的捐献或份额（IMF的总份额是80亿美元，凯恩斯方案中国际交换清算银行的总份额是250亿美元）。IMF将向会员国提供最高等值其份额的外国货币援助，条件是会员国改变国内政策。各成员国货币的面值与黄金固定挂钩，且仅在需要修复“根本性失衡”时方可更改挂钩比率。凯恩斯方案和IMF体制均依赖资本控制来阻止“热钱”的不稳定流动。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接受了固定的、可调节的汇率制度，IMF就缺乏有效机制去阻止持续的储备积累。换言之，它认同债务国单方面调节的正统观念，因而仍未解决持续的债权国窖藏的凯恩斯难题。凯恩斯方案与IMF方案的差异值得寻味。在凯恩斯和英国看来，1931年的金本位制崩溃导源于顺差国不愿支用它们的顺差额；而在美国人看来，问题的根源则是逆差国缺乏货币纪律约束。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崩溃
1949—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并未再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通货紧缩特性，这主要得益于美国“非窖藏”政策支撑下各国普遍谋求充分就业的政策实践。美国一直在向“自由世界”输出美元，最终它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贸易逆差。风水轮流转，现在美国是逆差国，它需要贬值美元，但又受制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资产的特殊地位。由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为满足单方面进口，美国的美元印制量不断蹿升。顺差国则通过投资美国国债积累了美元债务资产。由于大量印制的美元（通过债权国的美元资产投资）又流回本国，美国无需通过提高利率，抑制国内信贷。这样，本应形成的巨大通缩压力并未释放，世界延续了20年的经济繁荣。
正如耶鲁大学特里芬教授所言，布雷顿森林体制的致命缺陷在于：关键货币国的债务上升，必将引致他国怀疑该国用黄金兑付债务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开始将其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这就导致了1971年金汇兑本位制的必然崩溃。由此，美元成为不兑现（为黄金）货币，特别提款权（SDR）被创设为新的补足性国际储备货币。然而，由于缺乏将美元余额转换为特别提款权的机制，在浮动汇率制、固定汇率制、有管理的汇率制度的庞杂汇率体系中，美元仍是全球主要储备资产。
理论上，浮动汇率制不会导致国际收支顺差和逆差，从而消除了持有储备的需求。然而，为防范热钱的投机性流动致使汇率偏离均衡水平，各国的储备需求出乎意料地旺盛；这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尤为明显。东亚金融危机过后的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各国单方面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I”，将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并持有大量美元储备。这就复制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的膨胀性收益，但由于较之极具竞争力的人民币，美元不断升值，东亚各国失衡型储备头寸不断上升。
当今之经常项目失衡难题，是导致金本位制及随后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一难题的翻版。金本位制没有提供国际收支顺差、逆差的对称性调节机制。凯恩斯方案希望通过国际清算联盟精心设计的对称性调节，取代致使逆差国通货紧缩的非对称调节。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没有解决凯恩斯难题，它秉持了债务国调节的正统理念，但透过IMF给予债务国足够的时间去“解决自身问题”。凯恩斯方案苦心应对的通缩压力并非透过他所设想的机制来缓解，而是借道美国自愿的顺差“非窖藏”机制来解除。但这又诱发了美国承诺将美元兑换为黄金的公信力问题。当今体制的特征就是一种对称性的不调节体系：只要顺差国满足于用美元持有不断累积的储备资产，顺差国、逆差国均无调节这一体系的压力。
然而，当今的主要问题不再是“逆差的可持续性”，而是逆差对顺差国、逆差国经济运行的影响。金融盛衰荣枯的周期循环已被植入债权国、主要债务国（美国）均无调节压力的体系之中。这既不理性，也代价惨重。
三、当今的不调节难题与后果
全球失衡在2008—2009年的严重信贷危机中为害不浅。全球失衡本身也十分危险：它们会经由巨额资本流动引发杂乱无序的经济逆转；它们还会挑起诸多贸易限制。如果不是信贷泡沫首先破裂的话，持续至2006年的全球失衡很可能直接触发美元危机，或导致全球保护主义狂潮。目前的全球失衡已有所缓解，但全球经济一旦复苏，全球失衡可能再次扩大，这就成为重大的潜在问题。
当今情势迥异于凯恩斯所处的时代。资本流动的规模更大；可调节的盯住汇率制不复存在。事实上，目前也不存在所谓的汇率“体系”，而是并存着多元的汇率机制。国际储备体制也有所不同：它以美元为中心，而非以黄金为中心。美元是当今首要的储备货币，欧元虽位居其次但地位远逊。国际社会也存在信托国际中央银行货币，即20世纪60年代末期创设的特别提款权，但其数量上的重要性微不足道。尽管世易时移，凯恩斯浓缩在《清算联盟建议》中的远见卓识，对于避免未来的全球失衡仍极具教益。
国际调节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运行良好的汇率变动机制，这一条件目前尚不具备。许多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制，但部分国家并未效仿。追求国际收支顺差的非浮动汇率国可通过囤积外汇储备阻碍实际汇率变化。理想的国际调节还有赖于至少是间歇地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国际协调，这一条件因其缺失而备受瞩目（2008—2009年各国合作性的需求刺激是个例外）。由于缺乏合意的调节机制，凯恩斯着力强调的非对称性再度兴起：调节的压力由逆差国集中承担（除非逆差国是类似美国的储备货币发行国），债权国则无需调节地转身而过。此间的最好例证是，众多新兴国家发现了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的诸多优势；出口导向战略使这些国家获益良多，但却面临结构上的缺陷：出口方的顺差必然对应进口方的逆差。换言之，它们导致了全球失衡。
当今的储备体系同样不尽如人意。其中尤为明显的是，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增强了而非削弱了积累自有储备的需求。许多国家对汇率浮动、对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具有合乎理性的恐惧，而短期借贷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又极易在危机中侵蚀殆尽。最有效的自有储备积累方式是追求经常项目顺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经历警示了东亚各国持有自有储备的重要性，本轮危机不过是重申了这一教训而已。然而，巨额储备积累对单个国家而言十分理性，一旦众皆效尤，则属群体性愚笨。事实上，正是众多国家竞相持有巨额储备导致了热议中的全球失衡：储备囤积国掌控着巨额顺差，而作为主要储备发行者的美国积累了巨额逆差。储备积累与全球失衡的内在联系没有逻辑必然性。在原理上，只要美国的长期海外直接投资额与其海外投资接受国投资美国国债的短期存款额相匹配，经常项目就可以实现平衡，外汇储备就可通过单纯的资本账户交易而形成。但在事实上，近期巨额外汇储备的增长的确对应着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其背后的行动关联具有心理学和实证意义上的合理性：发行储备货币的权势所赋予的“过分特权”削弱了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约束，迟早会诱使该国过分支度。
经常项目顺差导致全球通货紧缩的观点仅为部分正确。它们最初必定导致逆差国的通货紧缩；但当今的逆差国更有可能诉求充分就业。因此，逆差国最有可能、也可以理解的反应就是推行膨胀性政策，其必然副产品则是更大的失衡。新世纪头十年中期一系列事件必定可以合理解读为：全球部分国家的“过量”储蓄诱发了美国凯恩斯主义式的膨胀性反应，后者放大了全球经济失衡。当然，由于调节失衡的重担由债务国背负，“算总账”的日子最终必到，并给全球带来严重通缩。
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措施
防止全球失衡，应有哪些作为？完全变革现行体系是不大可能的。但仍有可能推行若干重大改进，以舒缓失衡难题，促使全球货币体系沿着理想的长期方向取得革命性进展。在这方面，凯恩斯的《清算联盟建议》颇具启示。
先看调节机制。无论采用何种储备体制，必须完善调节机制。如上所述，最理想的结果是，我们需要更完善的宏观经济协调机制、更好的汇率体制。但两者都是极具争议的论题，不可能轻易解决或迅速解决。次优的重大措施是改造凯恩斯提出的失衡性班柯罚金方案，其当代对应物则是对持续、过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征税。“过大”、“持续”的量化界定必须达成一致；向IMF缴纳的税收税率也是如此：该税率必须高到足以影响各国行动。对过量的储备积累征税则是再次的选择，因为储备和经常项目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而且储备可以多种方式隐藏。
再看储备体系。凯恩斯极具远见地希望废除国家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体制，并用“班柯”替代这些储备货币。这一变革将摧毁（为防范风险而建立储备而非购买保险的）自保型美元需求的根基；这可通过要求各国取得自身拥有而无需赚取的信托储备而实现，因为信托储备系由国际中央银行发行。这是一座暂时遥不可及的天桥。但在美元主导型储备体系下，立即采取措施提高全球储备中的SDR份额，却颇为可行且极具吸引力。当前的要务是，修订IMF章程，允许SDR依据巨额正常投放及为应对全球流动性危机的临时投放（危机结束后便收回）要求，而灵活地创设。推广使用SDR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步骤，它将减少各国为积累美元储备而追求经常项目顺差的需求。与此同时，削减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过分特权”，更公平地分配储备创设中的铸币税，促成更对称的调节机制，推动IMF更加切实地成为最后贷款人，降低储备货币转换进程引致的波动风险，均大有裨益。当然，如果SDR能打造为被私营部门而绝非仅由中央银行持有的资产，则其吸引力将得到根本性增强。在一段时期内要达成这一目标，还得多加筹划、多管齐下。但推动各国央行使用SDR，却容不得拖拖拉拉、静候筹划了；相反，即便没有此类筹划，它也能显著提升全球货币体系的功能。
上述变革还需配套设立存放在IMF的“替换账户”，以便各国将储备资产转换为其价值在本质上比单一储备货币更稳定的SDR。很明显，此间长期争论的焦点是：谁来承接各国采用新设施（即SDRs）中希望转嫁的汇率风险 设立“替换账户”方案的优势有二：它将提高SDRs的储备量，降低外币储备的数量；它还将开启与中国的协商之路。如果“替换账户”的条款规定能促使中国将其美元储备转换为SDRs，则中国反过来会赞同对过量的经常账户顺差处以罚金。
正如第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石是美英两国之间的“大协商”，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有赖于主要顺差国、主要逆差国之间达成若干协定。其中，中美两国政治智慧面临的挑战尤其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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