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该怎样就会怎样，我们根本无从预测。”无论是对央行官员还是对其他有抱负的经济预测人士来说，这句歌词的道理都依然适用。在一切保持稳定、未来重复过去的情况下，预测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央行使用的标准模型几乎就是在通过硬套过去的趋势来做出预测。但当发生突变时，央行其实与其他人一样，都无从对未来做出预测。他们在2008年年中时对当年所做的预测，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是央行官员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预测几个季度之后的产出、通胀或利率波动。为了对两年之后官方利率的可能水平发表意见，受访者必须努力确定三年之后的产出预期增长率和四年之后的预期通胀率。如果你相信存在强大的力量使经济恢复均衡，那么此类中期预测当然是绝对可行的。但是，如果真的存在此类强大的“向心力”，那么无论有没有官方预测的帮助，各国的货币政策都会变得更容易制定。
当前的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五年或十年经济产出的可持续增长率会是多少？我们到底是会步日本后尘，还是会实现复苏？没人知道答案。通胀会如何发展？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难以遏制通缩？或者说，央行资产负债规模（以及财政赤字）的爆炸性增长是否会引发通胀压力？
在如此不确定的背景下，你可能会认为，所有预测人士（尤其是央行官员）应该采取的正确立场是：考虑更多的可能结果，承认任何经济学家所用的“水晶球”都一文不值。但当前时髦的货币理论却建议，央行官员应该采取与此相反的立场，发表个人对官方利率未来走势的意见，甚至固守这种意见。设想一下，如果央行认为必须固守它们在2008年6月拟定的官方利率走势，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设法让央行披露它自身对官方利率未来走势预测的一个理由是，一旦短期利率触及“零”这一下限，针对利率采取的屈指可数的扩张性措施之一便是推动长期利率走低。但长期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对未来短期利率水平的预期。因此，这种观点认为，要想操控长期利率，就得让央行官员来影响市场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
有人认为，央行官员能够采取的最佳做法是，发表对由他们自己制定的官方利率未来走势的个人预测。但这种做法的效力将取决于此类预测的相对准确性。如果官方预测包含的信息比市场对短期利率期限结构所做预测揭示的信息更多，那就有效果。否则，央行官员所做的预测不过是在表明，他们和我们大家一样对未来毫无头绪。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各个成员所预测的下次加息日期差别很大，这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央行发表对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测是否有帮助，取决于此类预测的相对准确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
回顾新西兰、瑞典和挪威央行的记录，结果并不令人鼓舞。短期而言，即就未来三个月及随后一个季度（程度较轻）而言，这些央行的确拥有关于它们自己未来举措的额外（内部）信息。但在这个时间尺度以外，这些央行预测所包含的额外信息就为零了。此外，市场明白，央行官员并没有超人的预测能力；市场往往会将这种所谓的中长期预测视为一种游说，即出于短期政策意图说服市场改变想法。同样，没有什么实证证据表明市场对此类游说做出了回应。当央行和市场一样对中长期前景毫无头绪的时候，市场为何要做出回应呢？
公众太过重视经济学家对未来结果的“点预测”(point forecasts)了。这是宏观经济学家（不管是不是在央行任职）的悲哀所在；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做出准确的点预测。正如英国央行(BoE)行长所尝试的那样，我们需要重新将注意力从点预测转到一系列的可能结果上，原因是局面可能千变万化，而我们需要在不可知的未来浮现时做出灵活（而非之前设定）的应对。关于央行官员应发表个人对官方利率的（中长期）预测的提议，其实是一种倒退，是无视实证现实的时髦理论提出的观点。
本文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银行与金融学荣休教授，曾任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委员
欧元区分手：“失恋33天”不是喜剧
我一直以为，让人们津津乐道的爱情故事总是带着一丝凄美的苍凉，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和祝英台，但《失恋33天》绝对是个例外。在这部时下流行电影的开头，一连串分手故事的蒙太奇吊足了我的胃口：“有时候分手要抢占先机；有时候也可以做到文质彬彬的分手；有的分手则是一个小型的犯罪剧场”，但直到最后，王小*对黄小仙撂下“我陪着你呢”的催泪弹，我才幡然醒悟，原来《失恋33天》是一部貌似悲剧的喜剧，它实际想说的是，时间可以治愈一切，一段伟大爱情的结束，必然以另一段伟大爱情的开始为标志，对于感情而言，唯有放下，才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涅槃。
不管怎样，《失恋33天》火了，正如豆瓣上的一段评论所言：“之所以火，不是因为电影有多好，而是失恋的人足够多”。坦白的说，这部电影也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共鸣，倒不是我遇到了什么情感挫伤，而是自始至终，我总觉着这部电影在偷偷地映射当下经济世界最流行的分手故事：债务危机肆虐下欧元区可能的分崩离析。希腊就像黄小仙，懒惰，以至于前者的财政状况像后者的家居环境一般混乱不堪；愚蠢，以至于希腊在接受救助之时甚至还玩起“全民公投”的无谓把戏，最终落得个朝令夕改、里外不是人的下场，和黄小仙被闺蜜挖了墙角半年之久还蒙在鼓里一样，智商情商之低甚至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德国则像陆然，多年如一日，默默忍受，沉沉背负，最终却还是走到无力负担的边缘，以至于最近的日子里，从来不轻言放手的德国也悄悄放出“瘦身”欧元区的风声。更重要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失恋33天》的结局似乎给欧债危机的解决指明了一条出路，就像许多市场人士建议的那样，不破不立，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得到，建立退出机制，甩下不负责任的成员，在崩溃中实现结构调整，怎么看都像是欧元区于废墟上重建、于烈火中重生的必由之路。
简而言之，就像《失恋33天》一样，欧元区的分手故事似乎也将是一部蕴含悲痛、却前景盎然的喜剧。真的如此吗？在我看来，不然。
欧元区的分手故事不是喜剧。原因有三：其一，欧元区没有幸福的备胎。失去陆然，黄小仙还有一个表面上很“娘”，实际上很“Man”的王小*可以去依靠，但希腊、意大利等深陷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却没有可以依赖的新东家，失去像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那样的强力后盾和可信来源，退出国将无力筹措补充金融市场流动性、偿还政府债务、拯救经济衰退所急需的大笔资金，最终只有走上海量印刷本币、拥抱恶性通胀的不归路。其二，欧元区甚至没有可以寻求安慰的大老王。傻人有傻福，黄小仙非常幸运，在几近崩溃的失恋初期还有一个睿智、体贴的大老王给其迎头棒喝和适时温暖，但欧元区却没那么幸运。从本质上看，欧元区是德国“大国梦想”的历史产物，是欧洲“制衡美国”的希望所在，欧元区的解体，对于作为现实版大老王的美国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喜闻乐见的美事，不落井下石就算不错，雪中送炭则是奢望。其三，欧元区的未来恐是步步惊心。分手意味着放弃，放弃则意味着挤兑，首先是银行挤兑，随后是政府挤兑，仅仅是担忧就足以让目前的欧洲银行业步履维艰、让声誉卓越的德国国债销售困难，可以想象真正的解体之际，失去统一货币区光环和整体担保的欧元区各成员国会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黄小仙可以挺过度日如年的失恋33天，欧元区却未必可以安然走过步步惊心的后分手时代。
既然分手注定是个悲剧，那为什么非要分手？其实，在我看来，再美丽的爱情于时间冲刷之下也会变成平淡的亲情，该不该分手，从长期来看，可能并不取决于当初热恋时爱得有多么轰轰烈烈，而是习惯柴米油盐之后两个人的契合度有多高。从这个标准看，危机中的被迫分手对于欧元区而言的确是一个不智之选。欧元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突破主权界线的统一货币区，德法的野心只是催化剂，经济基本面的趋同、区内贸易的盛行、地域关系的便利、历史渊源的繁复、增长模式的协调、风险冲击的同质则是内在动力。在这个世界上，黄小仙和陆然也许不是天生的一对，但欧元区成员国却是很合适的统一货币区伴侣。
那么，面对债务危机、面对分手冲动，欧元区该怎样拯救自己的爱情？在我看来，不外乎四条：其一，包容。《失恋33天》里那一对金婚夫妇的经历实际上才是真正值得欧元区学习的楷模，就像傅雷所言“对终生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花红易衰似郎意，犯错总是难免的，危机总是会有的，关键是带着爱心、真心和耐心去包容，给犯错的人一个改正的机会，也给危机国一个修复的机会，实际上也就是给“在一起”一个机会。纵观人类历史，危机总是会过去，欧元区在建设统一货币区的道路上，不仅付出了几十年的青春，还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成本，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忍一时却是风平浪静。其二，等待。《失恋33天》看上去是喜剧，实际上却未必。黄小仙和陆然在一起七年，和王小*共事才两年，五年之后也许黄小仙和王小*的“七年之痒”可能会更多更多，也许那时候黄小仙又会发现她和陆然当年的“自尊之争”实在是不值一提。希腊加入欧元区也不过区区十年，多一点的耐心等待，才会有多一点的喘息时机，才会给救助政策的施行和效力发挥多一点的可能。其三，体谅。爱情是付出，不是收获，这一点黄小仙不懂，但欧元区必须懂。欧债危机的解决，急需欧洲内部的结构优化，说白了，就是德法等强势核心国家向弱势边缘国家的资源输送，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当然，这需要德法、特别是德国做出更多、更伟大的牺牲，不过，考虑到区域稳定带来的未来收益，德国现在的投入也将获得应有的回报。其四，约束。爱情天马行空，生活却并非无拘无束，必要的约束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伴侣负责。欧元区现在的制度体系是跛行的，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财政政策却是成员国各自为政，货币一体化和财政非一体化导致赤字财政失控，酿成债务危机的苦果。唯有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统一财政的硬约束，欧元区才能走出危机，走向共同繁荣。
其实，在我看来，《失恋33天》的结局并不那么温暖，因为现实总是比戏剧化的梦想要残酷许多。对于欧元区而言，债务危机是座山，迈得过去才是坎，而这个时候，更需要的，不是树倒猢狲散之后的貌似洒脱，而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勇气、信心和执着。
袁东：欧洲的钥匙在德国手中
一百年前，欧洲尤其是德国，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一百年后，德国又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在两周前的本年“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是致开幕词的国家领导人，这种安排是聪明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默克尔演讲的内容尤其是对欧元区危机的态度，今天已是世人认识和预期金融经济形势的重要依据。若是没有欧元区主权债务和欧元危机的缓解，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就不可能恢复稳定与增长，甚至可能趋向更加动荡与悲观。而缓解这一危机的决定性力量在德国。
主权债务问题只是欧元区危机的表象，货币问题才是根源。正如上个世纪40年代由英国凯恩斯和美国怀特率领两国财政官员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在德国前总理科尔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主导下促成的欧元区机制，实际上是一个迷你版布雷顿森林体系，只不过更加彻底。欧元区范围只在17个欧陆国家，不存在诸如美元和英镑那样的关键货币，只有单一货币欧元；没有黄金兑换问题，也就没有货币发行基础与约束，有的只是纯粹纸币本位。尽管有欧洲中央银行，但它没有维持成员国之间汇率稳定的职责（因为汇率机制已不存在），却有货币发行职能。
尽管美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国家，但因这一货币联盟需要美国提供流动性和储备货币，故而美国要主动或者被迫保持国际收支赤字。基于其他货币与美元以及美元与黄金间按既定比价的可兑换性，使其他国家实际上拥有了向美国施压的货币权力。而且，这种权力随着外围国家持有美元数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强。
在欧元机制中，作为核心国家的德国，没有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麻烦。德国不仅不必通过保持国际收支赤字向货币共同体提供流动性，反而可以通过欧洲中央银行无任何硬准备约束地向外发行纸币，供给其他成员国货币购买力，并取消汇率机制特别是外围国家货币贬值手段，一再扩大德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保持和增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从而积累起巨额贸易盈余，却不受指责。
外围国家除了积累国际收支赤字和债务外，没有任何货币手段协助恢复对外贸易竞争力。在德国向这些国家既提供货币，又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后者逐步丧失了生产、贸易和经济增长能力。而且，对欧元流动性的需求越来越大，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尽管外围国家拥有越来越多的欧元流动性，但不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那种对核心国家要求汇换成黄金的优势。他们不仅没有任何货币权力，反而在出现债务危机时，只能寄望核心国家给予救助。
当然，外围国家最终可以通过退出欧元区，对核心国家构成压力。但这对外围国家会带来更大压力，恢复本国货币后的大幅度贬值，必然带来难以承受的通胀。这也是德法两国不是很在意个别国家退出欧元区的威胁的根本所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运转是高度政治化的，离不开政府干预和国际政治协调。在这一点上，欧元机制没有任何不同。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欧元危机最终能得到化解，那一定是政治手段的威力，而不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正因这一机制不是市场驱动的，生命力难免就是脆弱的。即使这次能侥幸过得去，如若哪一天政治意愿淡化，政治手段跟不上，欧元还会出现危机。
正如历史和学术研究所表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始于其真正运行之时。”这话用在欧元机制上，也完全成立。
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本按凯恩斯和怀特的设计，应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执行者，类似于该体系的中央银行。但IMF自创立以来就“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在国际经济方面很少有权威或者声音”。欧洲中央银行可以说就是欧元区的IMF，也没有多少决策权，不管主动地还是被迫，几乎完全听命于德国。但不同于IMF的是，欧洲央行对于德国是实实在在的，差不多就是德国的央行，其政策确定与实施，主要以德国利益为主。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央行置外围国家的困境于不顾，一直没有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主要就是为了确保德国避免通胀。而要解决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如果德国不想付出应有的代价，只是等待区域外力量伸出援手，不仅不公平，也是很不现实的。
从德国政府这几年的有关言辞中可知，德国非常清楚欧元机制的高度政治色彩。因此，它一再强调“变革欧盟现有政治体制”、加紧“统一财政规则和机制”的确定，似乎想通过推动政治一体化来最终解决欧元问题。这虽然是德国主导的政治一体化，但不失为留住欧元的一条正确渠道。只是，这种一体化推进，是否为其他16个成员国所接受，甚至能否为德国公众所接受，仍是未知数。
默克尔公开强调，外界不应要求德国提供无法实现的“过度保障”，“不想在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上做出承诺。”这多少透露了她的某些无奈，但由此也可看出，柏林政府仍未下定决心并做好解决欧元问题的准备。
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吴成良：美国经济难言乐观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今年1月份美国非农就业增长24.3万人，失业率从上个月的8.5%降至8.3%，创近3年来新低。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这是美国经济复苏的标志。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失业率近一个阶段从9%以上的高位降到了8.5%，1月份又降至8.3%，这确实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一直是困扰奥巴马政府的难题之一，而就业和经济复苏又是选民特别关心的话题。奥巴马在1月24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称，过去22个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300万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回暖，不仅可以为奥巴马的竞选连任加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信心。因此，消息公布后，美国股市大幅上扬，道琼斯指数当天收盘上涨近157点，达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纳斯达克指数则创11年以来的新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齐克卡德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发展表明，美国经济模式具有快速恢复的能力。
不过，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状况目前仍难言乐观。尽管私营部门出现了广泛的就业增长，服务业、制造业、医疗和建筑等行业增加的岗位较多，但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美国净损失的岗位超过500万个。此外，由于预算紧张，美国各级政府部门仍在裁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近期失业率的下降，还与一些失业人员退出劳动力市场有关。目前，许多美国人在做兼职或是因为对找工作不抱希望而放弃了寻找工作。据美国媒体估计，实际上有2400万美国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约占美国人口的15%。因此，尽管2012年美国就业市场看似开局不错，但距离恢复健康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美国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也分别在近日撰文指出，美国的就业状况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改变，长期失业问题依旧严重，美国距离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还很远，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复苏目前尚不稳定，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举措不应“刹车”。
为大选计，奥巴马现阶段正在着力打造“就业创造者”和“赤字削减者”等方面的公众形象。不过，在刺激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方面，奥巴马最新的经济计划，包括推动制造业复苏、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扶助房地产等措施，被指是对去年内容的“重新包装”，缺乏新意。正如美国商会首席经济学家马丁·雷加利亚所说，要使美国就业状况好转，美国国会和政府要消除多方面影响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的结构性障碍，其中包括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取消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政府管制和壁垒，以及通过综合的税收改革减少美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经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恐怕还需假以时日。
徐斌：不要被IMF的虚声恫喝吓倒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对中国经济最新展望，预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仍将保持 8%以上增速，但警告如果欧元区陷入严重衰退，中国的增长率可能将急剧下滑。
该组织在周一的报告中称中国经济增速将减缓，2012年的GDP增速下调到8.25%（2011 年是 9.2%），并认为今年后期开始增速将加快，2013年将达到8.75%。但IMF警告，由于欧元区陷入了衰退，今后两年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幅减小，经常账户顺差将保持在GDP的 3-4%。在展望预测提出的下行情景中，即如果全球增长比基线预测下降1.75个百分点，中国的增长将下降约4个百分点。IMF说“因此中国面临着来自欧洲的实实在在的巨大风险。”。
如果我们结合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寻求中国资金援助欧债危机这事来看，那么IMF此番前景展望报告，似乎是为配合默尔克来华化缘的公关软文。因为中国出口企业现实状况，完全与该报告内容不一致。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早在去年下半年，广东一些服装、鞋业、机械装备企业订单下滑；龙年春节过后，不少开工企业反映外贸订单总体"缩水"，但国内订单增长迅猛，总体好于预期。有媒体记者走访东莞、中山等地企业后发现，订单总体情况比企业预期更为理想。相关劳动部门人士认为，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一批企业被淘汰。生存下来的企业承接了他们留存下来的订单。受外部环境影响，订单数量有所减少。虽说"蛋糕"总体小了，但是分"蛋糕"的企业也在减少，存活下来的企业拿到的订单应该足够支撑企业生存。因此总体来看，欧债危机一旦恶化，对中国经济冲击自然不可避免，但也不至于全球经济缩水一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就下滑3%4%。
IMF此番说法，完全是虚声恫喝，骗中国政府往欧洲救助基金里面多扔点银子而已。
就2012年中国经济而言，由于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去库存压力巨大，确实有可能出现硬着陆。但毕竟2011年是改革三十年来货币紧缩力度最大的一年，同时财政总收入增速连年维持在20%以上，目前货币财政政策还存在巨大的运作空间。
如果2012年中国经济真的出现2008年三四季度那般的跳水情形，只要中国政府运作得当，维持在7.5%以上的增长目标，也不是什么难事。
劳拉·泰森：美国的三大赤字
新年伊始的一系列报告，让人相信美国的经济复苏似乎得到了巩固。就业岗位创造速度增加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指标改善了；消费支出也强于预期。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
美国的产出增长依然低迷，其经济还是面临三大赤字：就业赤字、投资赤字和长期财政赤字。这三大赤字的任何一项都不太可能在选举年得到解决。
就业赤字逾1200万份职位
尽管产出如今已高于2007年第四季度，但仍远低于劳动力和产能充分利用的水平。这个缺口即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间的差距估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超过1万亿美元）。
产出缺口反映了逾1200万份职位的就业赤字即回复到2007年经济顶峰时期就业水平，并吸收每个月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2万5000人所需要的就业量。就算2012年的经济增长如许多人预计的那样达到2.5%，就业赤字仍将存在直到2024年才能消除。
美国就业赤字的主因是总需求不足。占美国总开支70%的消费被高失业、低工资增长和房价及消费者财富大幅缩水所限制。去年最后数月消费水平的提升，是家庭储蓄下降和消费信贷大增的结果。这两个趋势都不健康，也不可能持续。
失业率高达8.5%，劳动参与率只有64%，加上真实工资一直停滞不前，导致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跌至44%的历史新低。劳动收入是家庭收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消费支出的主要推动力。
在大衰退前，美国工人和家庭便已陷入困境。2000至2007年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到只是前30年水平的一半。生产率的增长相当强劲，但远远超出了工资增长，而工人的平均真实时薪在下降，即使是有大学学历的工人也无法幸免。
事实上，2002至2007年这段时期，是唯一一次在经济复苏期间出现家庭真实收入中位数下降的情况。此外，就业机会继续呈现两极化的态势，高收入的专业、技术和管理职位，及低工资的食品服务、个人看护和防卫服务的就业都在增长。
相比之下，中等技能的白领和蓝领职位减少了，尤其是在制造业。压力重重的美国家庭不得不削减储蓄率、用房屋所有权作抵押借贷，以增加债务的方式来维持消费。这导致了2008年的房地产和信贷泡沫，及之后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
三大因素造成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利结构性变化：
·以技能为根本的技术变革，把重复的工作自动化，并提高了对至少有大学学历的受过高等教育员工的需求。
·贸易和外包带来的全球劳动市场竞争和融合，减少了就业岗位和压低了工资。
·美国作为生产和就业据点的竞争力下降了。
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在其他发达国家也造成了类似的劳动力－市场挑战。但美国竞争力下降却是其所推行的政策的结果。
三大赤字息息相关须综合解决特别是，美国在三个帮助国家创造和保持高工资岗位的主要领域投资不足：技能与培训、基础设施及研发。美国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支出还不到政府总开支的10%，而且这一比重还逐年减少。联邦政府目前能够以有史以来最低的利率借钱，而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研发领域，有很多项目都能带来较高的回报、制造就业、并提振美国吸引高工资岗位的竞争力。
奥巴马总统提出了许多投资于美国国家竞争力基础的方案，但国会中的共和党却断然拒绝，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财政危机。事实上，在2030年上升到不可持续水平之前，就算没有进一步的赤字削减措施，联邦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将在未来数年内大幅下降。
美国确实面临长期财政赤字问题，上涨的医疗成本和老龄化人口是主要原因。但当前的财政赤字主要反映了税收不足原因是低增长、高失业，还有在总需求依然疲软，需要投入新的刺激措施时，暂时性刺激措施却到期了。
至少，为了保证美国经济今年能取得2.5%的增长，奥巴马所提出的削减工资税和失业救济方案应该延长到今年年底。这些措施能够为脆弱的复苏提供保险，又不会对长期财政缺口造成影响。
那么，如何解决美国经济的就业赤字、投资赤字和长期财政赤字呢？
决策者应该在财政政策上双管齐下，改善就业和投资赤字的情况，同时提出一个多年计划逐渐削减长期财政赤字。这一长期计划应该增加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研发上的开支，同时通过奥巴马医疗改革立法中提出的成本限制机制，抑制医疗开销的进一步增长。
现在就通过长期赤字削减计划，但延迟到经济达到接近充分就业时才实行，可以防止过早的财政收缩把经济重新拖入衰退。事实上，立法实行这样的一揽子计划，可以解除投资者对未来赤字的担忧，加强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从而增加产出和就业增长。
对如何填补长期财政缺口应该马上作出痛苦的抉择，并在经济复苏后立刻推行。然而，在未来数年，财政政策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就业、投资和增长。
对比国内七十年的非永久产权，美国的“地税三宗罪”也让我们永远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三宗罪之一：没底洞。想拥有房屋产权吗？地税是到死都要年年交的。在美国如果选择住在地税高的地段，当然同时也会是学区治安环境都好的地段，屋主每三四十年花在地税上的钱就够买一座新房。我住在纽约长岛，算是美国地税税率最离谱的地方。算了算我每隔三十年就又给自己买了个看不见的新房，够奢侈吗？
三宗罪之二：没商量。地税的税率基本没有砍价的余地，税率由该房屋的市场价格占整个地区民用住房市场总值比例，以及当地经过公投的政府和学校财政预算决定。偶尔也会有些小小的折扣，比如，我家是退伍军人，每年少交了几百。屋主若是老年人，因为占用公共资源较少，能再略打个折。对以上税率若有不满，也可以选择上诉讨要说法。请律师或者自己查资料填表，折腾一圈幸运的可以减掉几百。可惜税率不是一成不变，水涨船高，每年房屋估价都会有变化，过不了多久就需要再折腾一次。
三宗罪之三：没人情。上面说了地税是到死都要年年交的，没说的是死后还要继续交。住了几代人的老屋若是一日交不上地税也会被飞快地拍卖掉，即便是百万豪宅欠款几十块的也不例外。所以，各位想在美国置产的大腕儿要了解，给儿孙留下个几百万的宅子，那可是甜蜜的负担呀。
翻出我家几张地税账单，让大家了解下这个占美国地方政府收入30%左右的税种是如何被分配使用的。
美国的公立学校由school district自主制定预算，由该学区屋主以地税形式缴纳税款划拨。这一部分占地税的大头（饼型图红色部分），我所在的地方达到了66%，剩下交给了社区图书馆了4.5%，再以外就是county一级和town一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了。
美国地方政府深知从老百姓口袋里掏出这么多钱是需要最大程度展现诚实和诚意的，所以地税账单设计的很是“公仆”。税单明细中各项税款用途细化到厘。例如county tax中，县社区学院Nassau Community College的总税收预算为$23,620,628.02, 同比减少0.15%，划到李老师一家头上需要缴纳五十六块七毛九。
县级政府的税收预算中的最大一项是county police，我在他/她们身上花了五百八十八块两毛四。对于李老师来说，镇政府税收中最多一项花在town refuse/garbage dist，也就是我要花三百九十四块两毛九来为我家每周四次往外丢出去的垃圾买单。一年下来，平均一袋子垃圾两块钱。
细研究了下美国的地税账单，我发现世界上真没有免费的早午晚餐。家门口免费的公立学校、干净整齐的街道、设施齐全的图书馆、绿草茵茵的公园球场，都是由地方纳税人来买单。没人天生爱缴税，但收的严苛、花的透明，也算是对纳税人最大的安慰吧。
美国私宅的地税是公开信息，如果读者想查询自己感兴趣区域的地税，可以登录zillow.com或者trulia.com这类房地产网站，在地图上搜索自己想要查询的房屋地址或街道，就能在房屋信息里看到过去一年该房屋所缴纳的地税数目了。
（本文李淼曾任纽约市调查局调查员，美国期货行业协会审计调查员和CCTV9套节目播音等职，现任新东方商务英语教师。本栏目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刘洪：“僵尸银行”会缠上欧洲吗？
僵尸比死尸更可怕，“僵尸银行”(Zombiebank)比破产银行更恐怖。太多潜伏的“僵尸银行”，成为推动危机螺旋式恶化的重大隐患。当前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就使得不少银行有化身“僵尸银行”的可能。
“僵尸银行”作为一个词汇，最早出现是在1987年，美国波士顿学院金融学教授爱德华·凯恩(EdwardKane)用其来解释日本经济“失去十年”的成因，指出当时一些日本银行虽已资不抵债、失去生存能力，但由于政府怕其破产会引发更严重的金融混乱，于是在政府的输血下，这些银行还能勉强维持运转。
对于这种状态，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曾有过很深入的研究。按照他的更简短的定义，所谓“僵尸银行”，即指“破产的银行获得政府的长期生存支持，但实际上银行已不再提供贷款”。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但银行业这种既无活力、又不倒闭的状态，不仅难以对实体经济产生支持，反而成为实体经济的拖累。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僵尸银行”也成为日本“失去十年”的代名词。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让许多美国人感到恐惧的是，美国政府的大力资助，不仅将纳税人的血汗钱付诸于险境，更使得许多华尔街企业有被“僵尸化”的趋向。记得当时对此感到焦虑的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就一再警告说，美国“将面临美国"僵尸银行"长久存在、以及美国经历"失落的十年"的风险”。
当然，有了日本的教训，美国人的应对策略显然要好了许多。至少经过一轮轮压力测试，按照伯南克2009年3月的解释，美国的情况非当时的日本所能比，至少在他看来，没有一家大型美国银行是僵尸机构，因为它们还都能提供贷款，生存能力无虞。美国银行业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僵尸化”，随着经济的逐步好转，华尔街基本告别了生存危机。
但在欧洲，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却很快将德夏银行打为最典型的“僵尸银行”。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法国和比利时合资的德夏银行得到比利时、法国和卢森堡三国政府64亿欧元的注资，方渡过难关；但难以消化的不良资产，最终让该银行难逃欧债危机的大劫，2011年10月，德夏银行最终被分拆。
从德夏银行的遭遇以及日本“失去十年”中看出，“僵尸银行”与“政府之手”紧密相连。如果按照市场规律，这些银行早该被市场淘汰，但正是因为政府的介入，这些银行方能苟延残喘。从短期来看，政府注资有助于避免市场的崩溃；但从长远来看，僵而不死的结果，却为更严重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欧债危机之所以迁延至今，既同银行“僵尸化”有关，更同对“僵尸银行”的恐惧症密不可分。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要应对欧债危机，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发行欧元债券或让欧洲央行成为“最终贷款人”，这随即遭到德国的拒绝。其中原因，除了德国需要让渡自身利益外，德国还担心会触犯道德风险，救助了不该救助的对象，扶持了不该扶植的银行，从而让僵尸横行，经济遭到更大劫难。
智库“开放欧洲”经济学家拉乌尔·卢帕勒尔就曾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欧洲央行出手固然可避免银行挤兑，但同时也会制造出一批“僵尸银行”，最终的结果是纳税人为此付出更大代价。在金融危机中，欧美普遍存在的国有化恐惧，其实或多或少也同“僵尸银行”有关。
当然，有“僵尸银行”，也必然有“僵尸企业”。比如，对于日本“失去十年”，除了经济学家普遍归咎于“僵尸银行”外，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这同日本银行业不断向一些不良企业注资有关，注资的原因也是所谓这些企业“大到不能倒”，但不倒的结果，就是这些企业债台高筑，可勉强生存，却缺乏必要的活力。在一些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看来，这种困境，其实正是政府救市造成的市场失灵的结果。对国家来说，至少在有些时候，市场有规律，救市须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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