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5）
要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评郎咸平的“郎闲评”
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本质的、整体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所谓要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就是在把经济学定位为文化的前提下，对经济现象进行整体、系统、一以贯之的思考，就是要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反思。
中华传统文化是先天优势还是先天劣势
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东方出版社，2009年6月)等书中，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看成是谋杀中国经济的“文化魔咒”，认为“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并把“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看成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的例证，把“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看成是“浮躁文化”的例证，把“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作为“非科学”的思维僵化的例证。郎咸平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看成是谋杀中国经济的“文化魔咒”，说明他的经济学思维中文化理性的欠缺，而文化理性的欠缺是他经济理性欠缺的根源。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将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与优劣取舍。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的基础与前提是参照者的文化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我认为，要搞清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本质的、整体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主流，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流和糟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勤劳节简、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也即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核，并构成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特征。虽然在长期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华民族主体性处于被压抑状态，使民族主体性与社会体制之间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恰恰为市场经济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使中华民族主体性发扬光大打下基础、埋下伏笔。其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奠定了思维方式基础；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为对策代替博弈奠定了行为方式基础；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为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道德理性取代小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理性、诚信原则取代狼性法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奠定了社会理性与个人处世方式基础；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为和谐经济奠定了经营方式基础；勤劳节简、小富即安、高储蓄率的生活方式和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为创新精神、创业经济、创业工程奠定了个人主体性基础、社会资金基础。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会导致平均主义，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础。法律本来要以道德为基础，司法审判离不开道德审判。在一个人情大于天的社会里，也必然更加讲究面子与道德。重人情也许不利于抽象的、纯理性的法制建设，但却为建设具体的、人情与法治相协调、道德与法理相一致的法制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人治主导法治、法治承载人治，人治、法治同法制建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德治与法治也一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宏观方面的德治与法治交替运用、儒家与法家各领风骚的结果，那么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微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市场自由与竞争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只有“三纲五常”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作、规范运作。中央集权，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固然会限制经济自由化的发挥，但在经济宏观化时期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倒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买官卖官”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经济理性”，那么“学而优则仕”由于相对来讲更有利于人的主体性成长，因而也更具有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理性。“官本位”曾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体性发挥发展的桎梏，并限制了小商品经济、平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时期则是对“钱本位”的一种制衡，只有这种制衡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价值多元化，使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官商勾结固然是“官本位”和小商品经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也只有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的现象，是经济形态、经济模式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在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历来“官”和“商”的界限还是分得清楚的。官商文化，西方比东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权谋文化、厚黑文化、迷信巫术，以及郎咸平引用电影《功夫熊猫》讲的“自私冷酷”、“总想不劳而获”，既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也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这些文化糟粕也许可以和“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更好地嫁接吻合，但同中华民族占主流的传统道德文化格格不入。用一部外国人拍的电影中的个别角色来以偏概全，把其说成是“角色刻画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本质”，认为“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对于中国人人性的分析结果，完全呈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会忽然发现，西方人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的文化”，未免肤浅。
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也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或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对于人与人是狼的小商品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许是先天劣势；而相对于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先天优势。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不同定位、优劣取舍的不同解读，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源于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不同经济学范式之间争议的焦点的根本原因。
经济理性后面是文化理性
郎咸平文化理性的欠缺决定了他经济理性的欠缺——没有把经济学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不能对中国经济现象作完整系统思考的根本原因。有经济学观点没有自身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不但不符合真正的经济学家的要求，而且这些观点之间往往互相冲突，使之不能自圆其说。郎咸平整体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使他无法传承中华民族的精华，特别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而陷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文化理性是辩证理性。所谓辩证理性，就是本质地看问题、全面地看问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辩证理性就是思辨与实证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形上与形下的统一，通过扬弃西方实证主义为主流的经济学，使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得以统一。用辩证理性看，产权明确是实证与规范的统一。郎咸平批判新自由主义“产权至上论”、力推私有化、“国退民进”、把私有化和产权明确划等号的改革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郎咸平因此否定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认为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所谓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加强监管不要产权改革的观点，也同样是明显错误的（郎咸平：《中国企业战略思维误区分析》，东方出版社，2006.11）——他们双方都不能做到产权问题上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既不能做到产权真正明确，也不能做到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不可否认，郎咸平确实是财务管理方面的优秀专家，但专业优势不应该成为专业限制，包括财务管理在内的所有经济管理都离不开经济学的思考、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思考。任何企业，包括财务管理在内的所有经济管理都是末，产权才是本。我们和新自由主义者的分歧不是国有企业要不要产权改革、要不要产权明确，而是产权改革的思路、产权明确的方向不同。毋庸讳言，现有国有企业产权理论上明确、实际上不明确，在产权实际上不明确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监管，所以必须产权改革；但产权改革、使国有企业产权实际上明确的思路不是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的私有化或“国退民进”，而是共有制。什么是共有制？共有制就是劳动力产权占主导地位的股份制。在确认劳动力产权、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础上，使劳动力产权在股份制企业中占主导地位、劳动者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管，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就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基本方向。在这里，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既避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又可以把国有企业产权明确落实到实处的关键。郎咸平出于反对私有化得出国有企业不要产权改革的思路，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私有化画等号，说明他骨子里仍然认为私有化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唯一出路。这说明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郎咸平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本质的不同——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
文化理性是整体理性。所谓整体理性，就是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观察现象，考察经济现象。从分别来看，中西各自的思维结构、实践结构、社会结构之间是不对称的，从整体来看，人类的思维结构、实践结构、社会结构之间是对称的。只有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能完整把握这种作为人类整体理性的对称结构。根据这种整体理性，我们不能用静态的纯金融的方法分析金融危机，而应该把金融危机放到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分析隐藏在它背后的历史必然趋势，找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明确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郎咸平正确地看到了国际“热钱”对国际金融体制的冲击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由于他对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缺乏深层次的思考，仅仅把国际“热钱”的无序运动看成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阴谋”， 只看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面投机的主观因素（阴谋论），仅仅把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使用、看不到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所提出来的金融体制的改革方向——要大力发展中小民营银行的思路不对头。郎咸平：“国际金融业巨头的进入，已经对中国银行业构成了巨大压力。事实已经证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应该只限于引入外资上，应同时大力发展民营的金融机构，上市银行在组建股份公司时，要在本土吸收足够的民营企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参加，这就意味着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郎咸平：《中国经济大趋势》，东方出版社，2010.1）郎咸平在这里不但原则肯定了外资进入国内银行业的必要性，而且提出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必要性。郎咸平提出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与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金融危机防火墙的要求背道而驰。这说明他只懂全球性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不懂全球性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共同本质都是贷款膨胀造成金融泡沫，泡沫破灭后引发金融危机，形成金融泡沫又使其破灭的直接原因都是金融投机，根本原因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要求的金融发展的历史逻辑与金融体制现状之间的不对称。包括东南亚、美国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X（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国际大量游资即“热钱”的无序运动＋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贷款膨胀=泡沫经济→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金融危机。它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摆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的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办法，是运用财政和银行手段扶持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又以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避免大量引进外资短期贷款造成的受制于人等弊病；通过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知识经济时代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将从金融机构的所有制性质及其功能两方面体现出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是：共性化和个性化。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银行国际化、货币一体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强，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个性化、市场化越强，非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增强活力。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这是新型的金融体制，新型的“银企关系”。其优点：在把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贷款膨胀、金融膨胀的金融体制改革，应该是银行国有化、投资银行民营化。但郎咸平却认为要大力发展中小民营银行，不知道大力发展起来的中小民营银行怎样控制贷款规模、避免贷款膨胀与国际热钱的无序运动。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国际金融业巨头的进入不仅仅是对中国银行业“构成巨大压力”，而且是瓦解了中国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我国银行业只能强化贷款膨胀，增加我国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促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郎咸平在原则肯定外资进入国内银行业的同时，又提出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说明他对金融危机的内在本质、展现出来的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缺乏清醒认识，他所提出来的阻击“金融超限战”的措施只能使“金融超限战”火上浇油。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区别在于由于金融衍生品工具的介入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泡沫更大，金融泡沫破灭后的危机也更严重。但如果由此完全否认金融衍生品工具的作用，认为只有消灭金融衍生品，才可以避免金融危机，则是因噎废食。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所以我们要反对的是金融衍生品投机而不是金融衍生品本身。至于金融本身作为资本运作，其功能是资产运作与产品运作的整合器与催化剂，在生产社会化、经济系统化时代现实的资产运作与产品运作离不开资本运作，金融作为经济系统的高端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与枢纽。但由于郎咸平把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把金融投机这一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为了防止金融危机不但否定了金融衍生品投机，而且否定了金融衍生品本身，甚至否定了金融本身。“如果把我们这些学金融的人全部一脚踢开的话，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好。我们学金融的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带来了无穷的祸害，股指期货也好，衍生工具也好，都是祸害。……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那些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做制造行业的人，是科学家”。 (郎咸平：《谁都逃不掉的金融危机》，东方出版社，2008.12)郎咸平在这里是通过把虚拟经济混同于投机经济而把虚拟经济混同于虚幻经济。首先，虚拟经济虽然“虚”字当头，但绝不等于虚幻经济。虚拟经济不仅以网络虚拟空间等信息平台为载体，也以金融工具等知识运营手段来运行。但不管哪一种类型的虚拟经济，本质上都不是虚幻经济。虚拟经济之所以不是虚幻经济，是由于虚拟经济有实际价值，而虚幻经济没有实际价值。以实际价值这个概念为中介，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可以统一起来。离开了实际价值，虚拟经济只能成为虚幻经济。应该把利用虚拟经济来投机、不能产生实际价值的虚幻经济和虚拟经济本身区别开来。投机等虚幻经济不但可以通过虚拟经济来进行，也可以通过实体经济来进行，所以把虚幻经济等同于虚拟经济没有事实与逻辑依据。即使当今时代投机更多和虚拟经济相结合，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的作用使投机功能得以几何级数放大，虚拟经济也不因此就等于虚幻经济。把虚幻价值混同于虚拟价值，用虚拟价值给虚幻价值批上科学的外衣使之合法化，会使配置型经济大行其道而形成泡沫经济，而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但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虚幻经济的存在而因噎废食，否认虚拟经济的意义和作用。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消除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根源——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使资本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运营的主导作用，使资本与资产、资本运营与资产运营由分离重新走向统一，使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以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中，虚拟经济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郎咸平彻底否认虚拟经济的观点与无限夸大虚拟经济作用的观点是两极相逢，共同点都是把虚拟经济与虚幻经济混为一谈，根源于不能正确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都是片面的、非文化的思维方式所致。
预期增长价值
预期价值
预期稀缺价值
虚拟价值
（虚拟经济） 套期增值价值
套期价值
实际价值 套期保值价值
精神实体价值
实体价值
（实体经济）物质实体价值
投机
垄断
虚幻价值 哄抬
（虚幻经济）赌博
配置型生产
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与虚幻经济关系模型
文化理性是创造理性。所谓创造理性，就是创新、创造、创业思维。中国传统文化中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主体价值观、劳动价值观、创业价值观、自由自觉的劳动价值观。在知识经济时代，所谓创造理性，就是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通过强化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就是用创造的、再生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而不是用选择、配置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就是用创造理性带动选择理性，用资源再生带动资源配置，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但从郎咸平的科学观可以看出，郎咸平的理性属于选择理性而非创造理性。郎咸平：“在西方理念中，所谓科研就是积累和传递……所谓科研就要遵守规律……所谓科研就是加强对错误的测试和验证……失败就是控制和管理的失误。”（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东方出版社，2009年6月)郎咸平把“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看成是“浮躁文化”的例证，把“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作为“非科学”的思维僵化的例证。科学的发展过程既是继承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既是“积累”的过程，也是范式转换的过程；既是遵守旧规律的过程，也是创造新规律的过程；既是对错误的测试和验证的过程，也是对内在因果必然性的逻辑分析过程。因此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突破都不是线性“传递”的过程，而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通过自身努力 “首创”、“填补世界空白” 实现后来居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郎咸平只看到科学技术发展的积累和传递看不到范式转换和后来居上，说明郎咸平的科学观属于选择理性，而他经济学的选择理性正是源于他的科学观的选择理性。经济学的选择理性使郎咸平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仍然是配置经济学范式。
创造理性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选择理性以物为中心、以资本为中心。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就是用创造性的资源再生来带动资源配置，用创业带就业；以资本为中心，就是用纯资源配置的眼光来解决就业问题，为就业而就业。“为什么这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中国经济缺乏对大学生的就业消化能力，因为中国缺乏足够数量的高水准制造业。只有高水准的制造业，升级后的制造业，才能消化掉大量的高素质大学生……如果哪天中国出现一个10万人的保姆企业，哪天中国通过我们餐饮业、连锁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一家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10万员工的餐饮企业，那时，解决低端就业问题就找到捷径了。”（郎咸平：《中国经济大趋势》，东方出版社，2010.1）在这里，郎咸平认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就业而不是创业。实践证明：用就业来解决就业问题是舍本求末，只有用创业解决就业问题才是根本；创业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的社会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现有产业的提升和扩大。认为只有靠制造业的提升才能解决高素质大学生就业问题是片面的。
由于郎咸平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仍然是配置经济学范式，所以他一方面否认金融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过分夸大了资本运作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视了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运营、创新—创造—创业带来的资源再生在资源配置中更根本的地位与作用。他不但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投机，而且把资产、产品的定价权大小、产品附加值的高低都全部归结为资本投机。郎咸平：“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战时代-------产品定价权不再由供需决定，而是由国际金融炒家所决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超限战争的年代。……国际金融炒家很少失败，而且今天的战争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金融超限战’。而要在这一场战斗中取胜，只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你必须有最充沛的国际资本；第二必须有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我把这两个前提丢给各位读者，你觉得我们具备吗？是的，我们只具备第一项充沛的国际资本，第二项具备吗？很遗憾的，中国13亿人口，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不具备。因为我只知道理论，我没有亲自操刀过。更可悲的是我们连试试的机会几乎都没有，因为一试就失败！90年代日本经济崩溃谁造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谁造成的？2008年越南经济危机谁造成的？------都是国际炒家。很无奈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就是，国际炒家可以动用几千亿资金轻轻松松打败了各国政府。我想举个让我们痛心的例子，2007年底，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宣布次债危机该行遭到巨大损失，但是他们透过我国建行的上市赚取了1300亿元，也就是每一位读者都付了100元给美国银行。他们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呢？因为国际金融炒家取得了建行上市的‘定价权’，从而压低定价图利自己。对比而言，我国主权基金购买了黑石基金遭到了巨大损失。以美国银行和我国主权基金的水平相比，证实了我国确实缺乏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郎咸平：《产业链阴谋1》，东方出版社，2008年9月）不可否认，国际金融炒家的金融投机在操纵价格、取得垄断利润、损人利己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是否等同于“定价权”这样的决定作用，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以资本运营为主导时，金融投机可以通过操纵价格取得主要资产与产品的定价权。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以知识运营为主导时，决定主要产品定价权的是知识产权而非金融投机；在知识经济时代要取得主要产品定价权靠产业升级而非“最充沛的国际资本”、“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在知识经济时代能通过金融投机取得资产、产品定价权的只能是低端资产与产品，高端资产、产品的定价权永远掌握在知识与技术创新者的手上。由于知识经济时代高端资产与产品占主导，因此一旦掌握了高端资产与产品的定价权，低端资产与产品的定价权可以说是无足轻重。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通过“最充沛的国际资本”、“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来和国际金融炒家打一场“金融超限战”，而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资产、产品的附加值。高端资产与产品的定价权与高端资产、产品的附加值的提高二者互为因果。
由于郎咸平所属的配置经济学视野只看到产业，看不到经济增长方式；只看到产业链中的不同环节，看不到知识经济是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他只看到“产业链阴谋”，看不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郎咸平：“我们的制造业工厂，对外拖欠原料和组件货款，对内延长劳动时间，真可谓不择手段，不停压榨。然而，在全球产业链的视角下，我们只不过是针对1美元来做文章，在最不赚钱的领域不停压榨！这种死拼完全忽视了产业链战争的特点。实际上，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6大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6大环节创造出了9美元的价值，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最能赚钱的部分。不过，在现在的全球竞争格局下，这些环节中最关键、最赚钱的环节几乎都不是我们中国企业所控制的。少数中国企业意识到了，继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可悲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还没有觉醒！在国际分工之下，那些没有觉醒的大多数企业被分派到哪一环节了呢？都被分到附加值最低、最消耗资源、最破坏环境、不得不剥削劳动者的制造环节。而其他有价值的环节基本掌握在欧美各国的企业手中。也就是说，当我们破坏环境、消耗资源、剥削劳动创造出1美元血淋淋的产品之后，我们同时就替美国创造出9倍的价值。每当我们创造出1万美元的价值，我们就同时替美国创造出9万美元的价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因此，“我要清楚地告诉各位：今天的国际竞争已经不是企业的竞争，也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产业链的战争阶段。”（郎咸平：《产业链阴谋1》，东方出版社，2008年9月）郎咸平在这里对现有国际分工条件下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现状与利益相关性的描述是正确的，但把我国制造业处于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产业链低端归因于所谓的“产业链战争”则是肤浅的。实际上，使我国制造业处于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产业链低端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主体性问题，是能否在坚持民族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本国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统一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本国产业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产业链阴谋”；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增长方式转变不仅仅是产业链高效整合，而是整个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开放不等于放任，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分工、市场国际化中不能把中国发展战略定位于“世界工厂”、原料产地与出口导向。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最根本的，是用自主创新代替低端制造，用内需导向代替出口导向。其中，内需导向是自主创新的基础，自主创新是内需导向的主导，民族资本为主是把这两个环节统一起来的核心，内需导向、自主创新、民族资本为主共同构成了经济民族主体性的三个基本环节,坚持经济民族主体性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民族主体性又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本国产业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前提和保障，是使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统一起来的基础、纽带和桥梁。离开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来讲消除“产业链阴谋”、阻击国际金融投机、实行产业链高效整合，都只能是舍本求末，挂一漏万，根本无法打赢这场“产业链阴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郎咸平）。郎咸平虽然在不少著述中也提到了自主创新与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但都没有提高到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转变、对外开放必须坚持民族主体性的高度；他所谓只要“透过精英政府以严刑峻法建立一套法治化游戏规则来规范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中间路线”、“挖沟渠”就可以“绝对欢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中国”与自主创新、扩大内需是不兼容的，与民族主体性的系统工程是冲突的，而只要不能有效坚持改革开放的民族主体性，就不可能实现本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转变的前提又是什么？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只有把知识经济看成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学看成属于新的经济学范式，在此基础上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才能实现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转变了，经济民族主体性确立起来了，国际资本投机与“产业链阴谋”就没有运作的空间，资产、产品的定价权大小、产品附加值的高低的决定权就都在本国企业。郎咸平：“由于我们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产业链战争的新时代，因此政府推动的产业政策就格外的重要。过去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例如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丢了，技术也没换来。这两年很多地方政府呼吁企业搞产业升级和品牌战略，我认为这又是一个误区。所谓的产业升级，不应该仍然在6+1的1上面搞升级，而应该从1升级到6的环节。此外，以飒拉为例，品牌的建立是产业链高效整合后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企业成功的原因，因此我们不能倒果为因。政策的转变必然牵扯到思维转变的先行，我期望政府，企业，都能发挥思维的创新，进一步的理解这篇文章的观点，才能真正地走出低谷。”（郎咸平：《产业链阴谋1》，东方出版社，2008年9月） 去年我在全国洋溢着股市楼市的欢乐气氛下发表了一篇刺眼的文章----“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承蒙读者的支持，该文点击率已经超过一亿。但让我感到痛心的却是这篇文章没有受到决策者的注意，因此全社会在今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今年所发生的一切经济的噩兆均验证了我当时的预测。但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胜利带给我的却是更沉重的负担，在众多网民的要求下，我接着八大危机的文章进一步唤起全民意识的觉醒，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链战争时代。 我不是阴谋论者，也不是为了吸引大家眼球。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个标题，我眼前不禁浮起2008年四月份我在吉林大学的场景：当我问起“你们在座各位同学有多少人一毕业就要面临失业的痛苦”，台下是那可怕的安静。那么我请问大家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你们相不相信你们在媒体看到的解释原因基本上都是错的？其实这也不是媒体的错，只是大家不了解全球产业链阴谋而已。 我希望我们的新一代，希望我们未来的领袖们都能具备逆向思维的能力。而对于媒体上以及很多专家学者提出的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这个命题本身，能多一些辩证思考。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吗？ 首先我想问问大家，你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么？我在这里清楚地告诉各位我的研究结论：中国根本不是制造业大国，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结论很荒谬，因为很明显一方面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在制造业的各个层次上表现好像很是欣欣向荣，另一方面在诸多产品产量方面中国在世界市场上都是首屈一指。 那么我怎么说我们不是制造业大国呢？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一个新观点，也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我要清楚地告诉各位：今天的国际竞争已经不是企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全新的产业链的战争市场。 什么叫做产业链战争？我就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也是中国出口玩具中的一种，而众所周知去年中国和美国之间产生了比较严重的玩具贸易摩擦。美国政府以及美泰等美国玩具进口和零售商对我国的玩具出口产品百般挑剔，比如提出含铅量超标等等的问题。可是当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会含铅量超标呢？又有多少退货是产品设计的问题呢？ 而大家知不知道，以芭比娃娃为例，我们制造的过程当中，破坏我们的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动，可是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制造出价值一美金的芭比娃娃，但是最后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9.99美金将近10美金。我请大家仔细想想，从一块美金升值到10块美金的的过程当中，10减一，这9块美金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 产业链6+1 我们的制造业工厂，对外拖欠原料和组件货款，对内延长劳动时间等等，真可谓不择手段，不停压榨，然而放在全球产业链的视角下，只不过是只针对一美金这部分做文章，在最不赚钱的领域不停压榨！这种死拼完全忽视了产业链战争的特点。实际上，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六大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正是这六大环节创造出了九美金的价值，而他们这六大环节就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一环。不过在现在的全球竞争格局下，这些环节中最关键最赚钱的环节，几乎都不是我们中国企业所控制的；少数中国企业意识到了，继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可悲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还没有觉醒！ 那些没有觉醒的大多数在国际分工之下，被分派到哪一环节了呢？事实上，都被分到附加值最低的，浪费资源的，破坏环境的，不得不剥削劳动的——制造环节。而其他有价值的环节基本上全部掌控在欧美各国的手中。也就是说，当我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动创造出一块钱血淋淋的产品之后，我们同时就替美国创造出九倍的价值。当我们创造出一万美元的价值之后，我们就同时替美国创造出九万美元的价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 中央党校周天勇所收集的数据证实了我的观点，从这些数据来看，这种制造业对中国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和劳工的剥削是不可想象的。 以资源浪费为例，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而且这10年来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而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 20%以上。 以环境破坏为例，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 16个。 以剥削劳工为例，根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而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目前没有统计。而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而放弃上诉回到农村。 从产业链分工看大学生就业困难 那么，这个国际产业链的战争和大学生就业有什么关系？我想大多数人应该答不上来。那我告诉所有读者，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我们在大学扩招合并造出这么多大学生的时候，当初是个什么思维？因为当初我们国家大学生的比例严重低于欧美平均，所以我们就误以为我们培养更多的大学生之后我们经济会更有质量，会更高速的发展。我们哪里知道，这个想法前提就是个问题：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大学生，而中国培育出这么多优秀大学生为什么失业？难道是我们学生程度不够？难道是我们同学不够用功？难道是我们同学专业不对口？ 我刚才讲的几句话应该是媒体里面所谈论的现状，实际上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既不是我们中国学生不用功，也不是因为我们专业不对口。首先，我想谈一谈专业不对口，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特别可笑，而且可笑得一塌糊涂！我在美国教过不少顶尖的大学，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教过不少课。可是我教了这么多的学校，我就从来没看过那里哪个学校是专业对口的。那既然美国的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我们中国的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有什么错呢？ 再想想，本科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本科教育的目的就是专业不对口。为什么呢，因为是通才教育而不是专科教育。什么叫通才教育？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生和我们大学生一样，要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哲学，那么这些学问跟就业关系不大，这就是通才教育的本质。 那么请读者做反向思维------产业链跟我们大学生就业难有什么关系。关系太重要了，而且是唯一的。在整条产业链六加一的环节里面一是什么，一是制造，就是这种血淋淋的制造业，还有六，六就是从产品设计开始到零售这六大软环节，六加一的环节里面，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六而不是一。举个例子来讲，就说工厂，从董事长到门口的保安，可能没有一个大学生，为什么？因为它的本质是不需要大学生。那么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产业链里面六大软环节需要大学生包括产品设计、仓储运输、原料采购、订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是一个以一为主而不是一个以六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个产业结构本身，构成了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源头。我国的产业现状不足以支持这么样的大学生比例，这就是大学生找工作难的原因。那么为什么美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呢？因为美国所掌握的就是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的六部分。它要通过大学生的通才教育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但是有一点是我们一直忽略的，那就是我们甚至不理解国际产业的分工当中我们国家是处于何种的劣势地位。 所谓劣势，就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它产生了诸多的后遗症，读者应该已经完全感受到了。就比如我们很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不得不考研究生，研究生考过了又失业了。再考博士生，但是博士生要做本科生的事，你不觉得是很大的人才浪费么？ 产业链定位悲剧 赤裸裸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失败了，因为我们被定位在价值最差的制造业环节，而这个制造业环节的特征就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剥削劳动力。而六大软环节，既不剥削劳动，又不浪费资源，更不破坏环境，却能创造出九倍的价值。大学生在这六大环节当中才能有学有所用,才能替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以我国制造业而言，2006年，还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五的净利润回报。2007年呢？百分之二左右吧。2008年今年呢？可能是负的吧。那么我们制造业的困难不是我们不勤劳，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一开始就定位在整条产业链结构中最没有价值的一部分。 你认为我们中国还有廉价劳动力优势么？过去，你可以这么想，但是今天你一旦读完这篇文章，就不能这么想。因为劳动力的优势对个别工厂而言可能有优势，但是，在整条产业链的竞争下，我们毫无优势。我再以芭比娃娃为例，整条芭比娃娃的产业链的十美金，而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只占着一块美金的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说，整条产业链是十美金，而劳动成本只占两毛五分。这么少，因此想透过中国廉价劳动力走出国门的企业都必将失败。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两个企业一个是TCL，一个是明基(BenQ)，TCL和明基都提出来要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和国外的品牌、技术要走出去。 我的观点就是——“你一定会失败”。而且大家知道我讲话比较绝对，类似“你有可能会成功”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我从来不讲。具体来说，像TCL李东生合作、收购了阿卡特尔以及法国的汤普森，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移动业务。阿卡特尔也好，汤普森也好，西门子也好，不都是国际名牌么？不都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么？既有品牌又有技术，再配合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哪有失败的可能，当然应该成功了。 但是，今天大家读完我对产业链的分析之后就不应该这么想，读者应该和我一样同时直面批评他们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因为劳动优势只是一块钱的百分之二十五，而在十块钱里只占了两毛五分钱的劳动成本优势根本没用。一两年之后，两家公司的合资业务轰然倒塌，根本走不出去。我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说，今天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国企和民企哪个更有效率的问题，而是在这种国际产业链分工之下，如果国企和民企不能急起直追的话，有可能双双被淘汰，事情就是如此之严峻！ 产业链阴谋与二元经济的成形 产业链阴谋下的中国企业的本质就是在夹缝中苦苦挣扎。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却极快，每一年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我国这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的思维就是扭曲畸形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以推动GDP的方式（也就是我所批评的以GDP为纲的理念）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我以GDP的组成为例，欧美日本的GDP当中70%是消费，也就是社会需要什么物品，就生产什么物品，因此是正常的经济成长。我国GDP当中消费只有35%,是欧美日本的一半，这种消费不足的现象主要还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所导致，老百姓必须存钱上学，住房和看病，因此不敢消费。那么我国GDP其余部分是怎么构成的呢---------也就是超过一半的GDP都是固定资产投资，而欧美日本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我们的一半。什么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读者到处可以看到的高架，桥梁，地铁，地产等等。这些过度的投资带动了经济的成长。所以我国经济就是一个畸形扭曲的“二元经济”，一方面是由于产业链定位错误苦苦挣扎的制造业，另外一方面是极其火爆以拉动GDP为主导的建设工程包括了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替他们融资的银行等等。前者占了经济总量的七成，而后者占了三成。这种二元经济就是中国的特色,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政府政策的错误,使得二元经济现象更加严峻。 第一个错误就是以拉动GDP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无疑的造成投资过多，而消费过少的局面-----------我们工厂生产出这么多的产品由于国内消费不足，只有出口卖给外国人消费，因而必定造成所谓“出口创汇”的现实情况，我国出口减掉进口的贸易顺差几乎是日本的两倍，而达到9%的高水平，因此外汇迅速积累。截至2008年七月为止，我国外汇存底已高达1.8万亿。这么多的外汇给了欧美各国极好的借口压迫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使得二元经济当中产业链定位错误的制造业更加雪上加霜，使得制造业部门变冷，而火爆的建设部门相对的持续发热。 第二个错误就是劳动合同法的不当推出，这里我要做一个表态，劳动合同法本身它的意义是重大的，我相信全国老百姓包括企业家以及劳动者，对于劳动合同法的本质意义都会赞同。问题是这么重大的法案，竟然没有经过反复的讨论论证，更严重的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试点就全面的推出。仓促推动之下，进一步打击了过冷部门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而使得过冷部门更冷，而过热部门相对持续发热。 第三个错误就是宏观调控的错误,------------政府看到了股市和地产的过热就持续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具体举例而言，2007年年初到年中阶段，深圳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的火爆，那时候媒体都报道说，老百姓对我们经济发展更有信心了，深圳地区经济发展更成功了，所以深圳房地产才会火爆。大家还记得我当时的解读吗？我说内地专家学者的这种看法错了，本质上，深圳地区房地产之所以火爆是因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更衰退了！实际上，是因为企业家更不想继续经营实业了，因此那些本应该投资在企业的钱，他们决定不投资了，而拿出来炒楼，所以，换言之，房价上涨的原因是经济更坏了，而不是更好了！这甚至可以解释成“回光返照”的现象。我这个看法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当然也有不少人甚至完全没有听懂！而到2008年一月份和第一季度公布的统计数据完全证明了我们的观点：深圳地区倒闭的企业几乎居名列前茅。 同样，2008年的上半年，我分析认为深圳市中心楼盘价格依然坚挺，而附近中低价房会跌价。因为这些企业或企业家把本应继续投资实业的资金转作投资，用来买高价房，从而全面拉动中低盘房价，形成泡沫现象，再因为宏调和消费力不足的造成中低价楼盘全面跌价。那么高价楼盘还会坚挺多久呢？他就要看企业家资金的动向，而不是看经济的动向。只要企业家抽出资金就会给高价楼盘带来降价压力。 那么整个中国经济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开始：你们认为，今天的中国企业是过热吗？如果中国企业过热，企业家的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呢？！如果你现在从事的恰好是制造业的话，那么你此刻所感受到的是不折不扣的萧条而不是过热。如果你因为不切身从事而还没感觉到，那么请你去看看飞跃等出口型企业现在的困境吧！ 可是，为什么政府说是过热，甚至动用这么大力道控制通货膨胀呢？2008年6月，越南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导火线就来自于这个国家通货膨胀失控，通货膨胀高达25%，一般老百姓看到了越南货币不断的贬值，他们就换美元，换欧元，换其他国家的货币，甚至是换黄金。到最后发现，换美元非常的艰难，不让你换了，怎么办呢？就开始大量的囤积抢购物资，希望能保值。越南本地银行都不愿意做房地产购屋贷款，不想用越南货币做，怕贬值。这种现象的冲击使得我们的政府更有决心进行宏观调控。因为，我们的政府认为，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 你们可能会问我，什么是流动性过剩。简单的讲，流动性过剩就是我们手上的钱太多了！我们手上钱多了以后，买楼房就造成楼市泡沫，买股票就造成股市泡沫，买产品就造成了通货膨胀。因此用流动性过剩这个理由可以解释2007年所看到的一切现象，包括楼市泡沫、股市泡沫，以及通货膨胀，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是延续了过去四年来的紧缩政策一直到今天为止。在07年你可以糊涂，因为楼市泡沫，股市泡沫，通货膨胀你可以用简单的钱太多来解释，可是2008年，你看不到楼市泡沫了，你反而担心，楼市要下跌，股市更不用讲了。股市大跌的程度几乎全球名列前茅。那是流动性过剩吗？！通货膨胀确实是有，说不定更严重了？目前的经济现象已经让流动性过剩理论破产了！ 如果把目标搞错了，在二元经济环境之下推动这种控制流动性过剩的宏调是什么结果，可以通过三个管道彻底的打击了二元经济的制造业部门。 第一个管道, 银行从过冷的民营企业部门大量的收回流动性，打给过热的地方政府继续从事地方基础建设，这就是为什么四年宏调下来，我国广义货币的增长率依然在18%的高水平，这么多货币供给为什么企业家享受不到实惠呢？因为这些钱通过银行体系从民营制造企业手上收回更多的钱，给地方部门从事地方建设了，这样让二元经济当中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 第二个管道，就是处在过冷部门的民营企业家面临宏调所带来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升的压力、再加上第一个错误造成的汇率的不断上升和第二个错误劳动合同法不当推出等因素，让这些过冷部门的制造业企业家再也干不上去了，所以就把很多应该投资的钱不投资了，从过冷的部门抽出来，打入过热部门去炒楼炒股了，这就是06年开始的股价上涨，也是06年开始房价上涨的主因，那是因为在二元经济环境下，过冷部门的资金大量转入过热部门所导致的，根本不是流动性过剩。 第三个管道，我称之为海尔现象，海尔筹集150万资金自己去干房地产，很多媒体说那是海尔战略重新出发，我说不对，那是海尔在过冷部门的家电制造业干不下去了，就从过冷的制造业部门抽出大量资金，打入过热部门，干开发商了！这种现象也使得资金从过冷获得部门转移到过热的部门。 这三个管道无疑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逆流转到过热的部门，使得过冷部门更冷，制造业逐渐萧条，而过热部门更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四年的宏调会失败。 二元经济和股价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二元经济的理念来解释股价的走势。2006年股价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上面第二个原因使得资金逆流转到股票市场,而造成股价大涨，根本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好了。 2007年5月30日政府调升印花税的举措使得股价大跌,但是从五月底到11月的股价大涨却是由大盘股所拉动。当时的大盘股都是那些股票呢?就是地产,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替郎咸平的功绩是概括了现象，看到了现象层面的规律，但由于他没有看到问题的内在本质，没有看到本质的规律，所以他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文化理性是价值理性。所谓价值理性，就是把价格还原为价值，交换价值还原为使用价值。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只有实现的价值有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的价值才是实现的价值。西方哲学的“意义”是逻辑上的自洽是主观对客观的符合，中国哲学的意义是价值，即对人的有用性。非功利主义的哲学观造成了西方经济学主客体的对立和不对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了中国哲学主客体的统一与对称。价值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粹。根据价值理性，经济不等于金钱，以经济为中心不等于以金钱为中心。郎咸平正确地看到了应该以经济为中心而不是以金钱为中心，看到了打着经济中心旗号的“以金钱为中心”对改革的扭曲与对社会的危害，但他没有从经济学范式的高度来区别“以经济为中心”和“以金钱为中心”、从价值经济学范式的高度确立“以经济为中心”，而是把这两者的区别仅仅归结于“意识形态”，而他这里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仅仅指的人的观念。郎咸平：“这一切的乱象来源于什么？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拨乱反正，拨什么乱，拨以阶级斗争的乱。所以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就是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念，90年代中期被曲解为以钱为纲，在这个战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创造了我前面讲的乱象。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所以为什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初期获得全国老百姓的支持，但是95年一旦以钱为纲之后，逐渐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就像我说的，医疗改革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全下岗了。”（郎咸平博客：《郎咸平看改革：呼吁走真正社会主义道路》）这里郎咸平讲到的“以金钱为中心”给改革开放造成的扭曲和社会造成的恶果，与其说是“意识形态”造成，还不如说是中国“主流经济学”造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西方的价格经济学，而价格经济学就是社会货币化、一切向钱看、把经济和金钱画等号的经济学。所以要批判“以金钱为中心”，就必须从源头上批判西方价格经济学。但由于郎咸平没有看到“以经济为中心”和“以金钱为中心”这二者的本质区别——一个属于价值经济学，一个属于价格经济学，而是用“意识形态”来模糊这二者的区别，所以他在衡量国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效益标准时，仍然陷于“以金钱为中心”的价格经济学范式框架中。衡量国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效益标准应该有不同的参照系。如果说民营企业可以以利润为效益标准，那么国家、国有企业则应该以价值为效益的根本导向，用社会效益来主导经济效益。经济不等于金钱，利益不等于利润；利润不是经济的根本目标，也不是经济的唯一指标。如果不加区别地把利润看成经济的根本目标、唯一指标，将破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之所以反对“国退民进”，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不亚于或高于民营企业，而是国有企业有民营企业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郎咸平：“我们不要保增长，要保利润，保企业利润而不是保国家增长。GDP不是实惠的东西。我们一直说要致富先修路，到最后已经变成以修路为修路的目的，以GDP为GDP的目的，以造桥为造桥的目的，而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告诉你们，修路的目的，是要增加当地企业的利润，这是唯一的目的，而不是靠修路来拉动GDP增长。……我希望我们能够把政府的资源、国家的资源拿来援助私营企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帮助它们，让它们产生更多的利润，这样股市和楼市就能救活了，而不是直接去救股市和楼市。”“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不是马路。是什么？是老百姓赚更多的钱。”(郎咸平：《谁都逃不掉的金融危机》,东方出版社，2008.12)“一切皆因没有藏富于民……我建议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钱给老百姓，做到藏富于民。至于怎么给，不是我谈论的重点。我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企业赚更多的钱，因为只有企业赚到钱，它才会进行转投资，透过乘数效果，企业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再转投资，透过乘数效果再赚更多的钱，最终能透过企业利润长期拉动中国经济。”(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东方出版社，2010.10)在这里，郎咸平的所谓“实惠”就是“老百姓赚更多的钱”。不排除不少地方政府为GDP而GDP，为GDP大搞形象工程、GDP工程，但不能由此把所有政府投资的项目都等同于GDP工程，为反对GDP工程而整体否定属于宏观调控范畴的政府投资项目。政府工程的意义本来不是体现在GDP上，政府工程的效益本来不是体现在利润上，而是体现在社会价值——人类文明进步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上，体现在为企业与民众服务上；国有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也不是体现在利润上，而是体现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打破垄断、保护平等竞争上。政府工程本来应该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政府工程和“GDP工程”本来不应该划等号；把政府工程和“GDP工程”划等号，为反对“GDP主义”而原则否定政府工程，实际上是否定了宏观调控。这和新自由主义殊途同归，也和郎咸平自己对“4万亿投资计划”可能产生社会效果的肯定相矛盾（郎咸平：《中国经济大趋势》，东方出版社2010.1）。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化与市场宏观化，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已经逐步走向统一，宏观经济固然以微观经济为基础，但微观经济也要靠宏观经济的整合和主导。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将为企业层面的“GDP工程”——利润工程提供基础设施与投资的杠杆效应，使企业投资成为可能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益。批判GDP主义不是完全否定GDP概念本身，而是通过扬弃GDP概念，提高GDP的含金量，把其纳入幸福经济学框架中，成为幸福指数的有机组成部分。GDP是指标而非目标，是部分指标而非全部指标。如果说，为GDP而GDP的“GDP主义”不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实际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提高，那么要批判这样的“GDP主义”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政府投资的任何大型项目在促进社会发展、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的任何作用，而是在用幸福经济学代替货币经济学成为社会主流经济学的前提下，用政府社会效益为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工程来引导企业经济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工程，把包括政府工程与企业工程在内的所有经济工程都纳入幸福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在这里，郎咸平不是用幸福经济学去批判“GDP主义”，而是用小GDP经济——微观GDP经济去批判大GDP经济——宏观GDP经济，用企业的GDP工程——利润工程代替政府的“GDP工程”，认为只有企业的“GDP工程”——利润工程才是老百姓幸福的源泉。这说明，虽然郎咸平批判以金钱为中心的“GDP主义”，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走出西方经济学的货币拜物教窠臼和新自由主义的价格经济学范式框架，也没有走出“GDP主义”的圈圈。郎咸平说要对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要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变“以金钱为中心”为“以经济为中心”，但由于他没有从经济学范式高度否定“以金钱为中心”，所以他绕了一圈后还是回到了“以金钱为中心”，所以我在本书中仍然把郎咸平纳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范畴。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只能是价值经济学而不可能是价格经济学；只要不根本改变现有指导中国改革的西方价格经济学范式，那么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同时不以金钱为中心，就像一个人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根本不可能。所以必须对“以金钱为中心”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进行批判，而不仅仅是对“以金钱为中心”的意识形态、“GDP工程”、 “GDP主义”进行批判。郎咸平虽然疾呼：“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并从物价上涨、学生学费、学校拜金、工人下岗、大学生失业、企业倒闭、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工人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医疗社会保障待遇等方面对“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的现象作了大量的揭示，对其原因作了有价值的探索，正确指出GDP主义的危害，但由于郎咸平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与GDP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无本质不同，都属于价格经济学范式，而价格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不兼容，所以郎不可能提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郎咸平是当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现象概括最全面、分析最透彻、观点最尖锐、最接近真理、因而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者。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从宏微观层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运用自己娴熟的财务管理知识对盲目引进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强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GDP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政治危害从宏微观层面做了大胆揭露与持续抨击，引起了人们对改革开放存在诸多问题的密切关注与广泛思考，有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与以产权改革为名造成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应该说，郎咸平的调查研究、出书演讲、奔走疾呼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促进正本清源的作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典型展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良心与社会责任感。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也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出身的学者，但他对社会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有着清晰的认识，对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有着明确的思路；他的很多观点富有创意。郎咸平自我定位为“左派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在右派“主流经济学”横行的经济界、经济学界也确实构成“另类”的风景线。所有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也使他和其他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形成明显的区别。但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正确认识、对经济这一复杂现象的非文化思维方式，使他未能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并在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他的经济观点和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他的经济结论和他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冲突；他虽然提出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建议，但由于上述矛盾使他的许多建议不可行或对解决问题的力度不够，有的如果在实践中推行会产生“悖境”；他所谓要取消金融的说法纯粹就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所以郎咸平是一个合格的财务专家、准金融学家、经济学者，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郎咸平称自己的经济评论为“郎闲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走出“悖论”本来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必经途径之一。“郎闲评”为提出新的经济思维方式、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建构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并在此理论指导下系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必然性与现实基础。所以我们绝不能对郎咸平的“郎闲评”等闲视之，我们应该对郎咸平先生的社会责任感表示敬意，对郎咸平先生所做大量的、对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有益的工作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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