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经济仿佛在享受一场货币金融盛筵：高储蓄率支持投资高速增长，大量年轻的劳动者从农村涌向城市，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抑制了物价；经济高速增长吸引外资流入，贸易盈余推动外汇储备攀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增速显著提高，而相对低位的通胀似乎也允许货币快速增长；一些风险资产的估值大幅提升。
然而盛筵是否有尽时？如果有，趋势的转折受什么驱动？对风险资产有什么影响？我们的观点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制度的变迁，从根本上决定了实体经济以及货币的长周期。
体现在实体经济上，那就是当人口红利与改革红利下降后，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同样的人口与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货币金融环境与资产估值。近期广义货币增速的下降不仅仅是短周期政策调控的结果，也是长期放缓的一部分。
盛筵开始: 超越货币政策的解释
要理解中国货币条件的变迁，需要描述一下过去30年货币金融长周期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货币化导致货币增速大幅超过经济增长；第二阶段从1995年到2003年，货币增速相对较慢；而第三阶段从2003年至今，货币增速相对较快。
1995年可以视为中国货币政策元年，该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正式确立人民银行央行地位和相对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职能。1995年后的M2增速较之前有明显下降，这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货币化进程接近尾声；另一方面由于央行设定了通胀管理目标，货币政策基调总体上保持稳健。
2003年至2010年见证新一轮货币高速增长阶段，M2平均增速达18.8%。同期的金融机构的全部资金来源（相当于金融机构的总负债）平均增速则更快，达到20.5%。M2与GDP的比率从2002年的154%上升到2010年的181%。
货币扩张的速度大幅超过实体经济增长率，有社会经济的深层次原因：如果说早期主要反映经济货币化，过去十来年宽松的货币环境则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城镇化所导致的高储蓄率（储蓄占GDP比例）联系在一起。
具体来讲，中国生产者/储蓄者（25岁－64岁之间）与消费者（24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数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快速上升，从90年代中期不足100%上升至目前的125%左右。同时，伴随着城镇化的过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显著加快，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使得实际有效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人数比例上升得更快。产出减去消费就是储蓄，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人数比例上升的推动下，中国的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35%上升到目前的50%左右。
储蓄率的升高从三个渠道助推货币扩张。第一，高储蓄率意味着较快的资产或财富积累，而财富的快速增长也要求流动性资产的较快增长，货币是其中的流动性资产的主要形式。
第二，生产者大幅超过消费者，储蓄率上升意味着中国经济从短缺型过渡到过剩型，物价上升对货币扩张的弹性系数下降。1986年－1995年中国的平均CPI通胀高达11.9%，而1996年以来平均为2.3%。通胀率的降低固然有货币政策的原因，但政策本身反映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供给过剩型的经济使得政策过紧对就业的影响超过政策过松对通胀的影响，提高了当局对货币增长的容忍度，导致货币环境易松难紧。
第三，储蓄率提高的另一个结果是贸易顺差扩大，在强制结售汇和资本账户管制的体制下，形成外汇占款迅速上升这一独特的货币现象。2003年以前中国货币增长的主要方式是传统的新增贷款，1992年－2002年间外汇占款增量占M2增量平均比重仅为12%。2003年－2010年外汇占款增量占M2增量的平均比重高达43%。外汇占款对央行来说是外生因素，相当于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减弱。
虽然央行在2003年之后不断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对冲货币扩张，但是很难完全对冲干净，也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效率产生重大影响。这首先体现在数量型工具是调控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存准率的提高。
而大幅提升存准率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无风险低回报的资产不断累积，为了平衡资产配置的风险收益，商业银行有较高的信贷冲动。由此，央行实行对信贷的额度管理和窗口指导，包括贷存比的监管。在这个过程中，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性低于数量控制。大幅提升利率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加剧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外汇占款增速进一步上升。但依赖数量型工具，尤其是对信贷额度的管理使得信贷资源的分配受行政干预的影响大。
宽松货币环境的外延
储蓄率上升推动货币增速加快，这个过程的影响不局限于流动性资产，还波及风险资产和整个金融环境，包括非银行部门的风险偏好、外汇资产的分布，以及影子银行体系，而这一切相互影响，反过来对宽松的货币环境推波助澜。
首先，非银行部门的风险偏好增加助推资产泡沫。居民和企业持有的广义流动性的快速增长，刺激其风险偏好，导致非银行部门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这是包括房地产在内的风险资产估值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储蓄年龄（25岁－64岁）人口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高，该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意味着全社会的总体风险偏好上升。另一方面，伴随着非银行部门的流动性资产快速上升（表现为M2的快速扩张），非银行部门的无风险资产也在快速扩大。
即便在其风险胃口不变的情况下，从资产配置的风险收益平衡角度而言，也会导致非银行部门增持风险资产。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全社会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推动了过去十年风险资产估值的上升。
其次，外汇资产分布不平衡。与央行外汇占款（外汇资产）增加相对应，私人部门外汇资产配置严重不足。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净资产约2万亿美元，但央行持有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私人部门则对外净负债1.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不平衡分布一方面是因为政府要求强制结售汇，另一方面也是私人部门在此金融货币长周期的上升期，基于对人民币风险资产估值上升的预期，愿意将外汇与政府兑换。
第三，影子银行体系的快速扩张对货币宽松推波助澜。2003年以来，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和银行的信贷冲动导致政策当局对银行信贷能力加大限制，而表内业务吃不饱，银行就要拓展表外业务，由此导致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快速发展，包括银行理财产品的快速增长。
受政策限制较少的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对利率市场化起到一定促进作用。银行的借贷利率尤其是存款率仍然受到管制，不能充分反映全社会的资金需求以及投资回报率，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更直接地和相关资产收益率相联系。
但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对货币政策的执行和控制金融风险都构成挑战。影子银行创造的诸多新形式的流动性，并未纳入M2的统计中，加大了货币当局对广义流动性的规模的衡量难度。同时，很多影子银行活动也不在监管机构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内，导致大量“隐性”的信用创造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监管。
盛筵难再：货币增长终将放缓
对中国货币长周期上半场的剖析，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长周期的下半场——未来会怎样？驱动上半场盛筵的因素在发生变化吗？我们的理解是，驱动上半场的各种因素——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增长与储蓄率——都在发生变化。
最根本的因素，是驱动上半场的人口结构与制度红利正在发生变化。从人口红利来看，中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例将在3年－5年内出现拐点，考虑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减少，未来可转移的空间已经很小，拐点可能来得更早；从制度红利来看，加入WTO带来的效率红利在消失。这两者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周期与货币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具体表现：从经济增长周期上看，潜在经济增速放缓，储蓄率下降，外贸顺差减少，货币增长对通胀影响加大；从货币金融周期看，则是货币增速放缓，社会风险偏好下降，私人部门外币资产与人民币资产配置再平衡，风险资产的估值水平下移。
有几点尤其值得关注。首先，潜在增长率的放缓降低了央行对货币高速增长的容忍度，货币政策将趋向更谨慎。
其次，外汇占款增速放缓甚至绝对水平下降，意味着央行对基础货币投放的调控能力增强，减少了通过法定存准率、行政性措施（如存贷比）、数量型工具（如贷款规模）来限制银行贷款的必要性。不仅法定存准率面临趋势性下降，而且货币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贷存比的75%上限规定也将最终得到监管机构的重新界定。
在此过程中，上半场累积的外汇资产在政府与私人部门间分布不平衡将得到更正——央行于2007年不再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这为私人部门增加外汇资产配置提供了条件，在潜在增长率放缓和人民币升值空间缩小的情况下，私人部门配置外汇资产的动机将会加强。
还有风险资产去泡沫化。货币增速结构性的放缓意味着流动性资产增速放缓，而这将导致风险偏好降低和风险资产估值下降。过去十年泡沫化程度较高的风险资产，尤其是房地产，在未来长期内面临估值下降和去泡沫化的压力。
国际经验的启示
过去近十年驱动中国货币高速增长的因素并非中国独有，主要发达国家和东亚一些新兴经济体在过去20年－30年比我们更早经历了从人口红利到老龄化的过程，货币增长也都经历过从快速增长到趋势性放缓。美国的生产者人数超过消费者发生在1985年－1990年间，欧洲与美国几乎同时，比我们早十年，而日本则在1975年－1980年间发生。大国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范围通常超越国界，波及其他国家和全球金融市场。简而言之，有四点国际经验值得关注：
第一，货币增速通常伴随经济增速趋势性下降，日本与韩国的经验尤其明显。韩国经济增速从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7%降至过去十年的平均4%，同期的实际M2增速也从14%降至5%。日本经济增速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平均增长4%，与此对应的实际M2增速为8%。从90年代至今，日本经济增速平均1%，实际M2增长也在90年代降至平均3%，过去十年则平均负增长1%。
其次，人口结构变化影响资产估值水平。当工龄人口数量增加，储蓄量上升，资本供给相对充足，有助压制均衡利率水平，而工龄人口对风险资产的偏好有助提高风险资产相对估值。在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后15年－20年间，日本和美国都先后经历了很大的资产泡沫。
第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变动创造了低通胀的经济环境，使货币政策易松难紧，对资产泡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不仅本身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了生产能力的提升，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环节，从而抑制物价上涨。这增加了货币当局通过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的空间，但也使得货币环境相对于资产价格而言过于宽松。
第四，货币金融长周期的盛筵常常以资产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告终：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储蓄率大幅上升，80年代日元大幅升值，信贷快速扩张，最后是90年代初的股市和楼市泡沫破灭。80年代－90年代亚洲的金融自由化与大幅货币扩张背后也有此前日本高储蓄率的支持，其后是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0年代的储蓄率上升，信贷扩张，跟随的是2001年－2003年IT泡沫破灭；21世纪前几年资金大量流入美国、南欧诸国（如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在内的房地产部门，跟随的是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目前的欧债危机。
主要发达国家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德国。德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人数比例的变化和美国类似，但没有大的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笔者认为两个因素可能解释德国的例外。其一，由于税收和其他结构性政策，德国的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不强，避免了房地产泡沫。其二，欧元区协助德国把高储蓄引导到欧元区内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统一的货币避免了汇率升值预期对资金流入、资产估值的影响。当然，近期的欧洲债务危机显示德国最终也逃脱不了高储蓄率造成的负面后果，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货币长周期对短期政策的影响
我们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跨度里面描述了中国货币金融的周期，总结一点就是，和过去高速增长比较，未来的货币增长将有显著的放缓，这个过程将伴随风险资产——特别是在长周期上半场被充沛资金过度追逐的资产，比如房地产——的估值水平下降。那么长周期结构性的变化对短周期的经济和货币政策有什么影响？对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又有什么意义？对政策制定者又有何启示？
首先，如何判断趋势变化的拐点在哪里？有一些迹象显示拐点可能就在眼前，包括经济增长放缓、贸易顺差持续下降、外汇占款过去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连续几个月下降等。但这些迹象是否意味着拐点已至，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上述诸多变化均受到一定的短周期因素影响，增长放缓和贸易顺差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球经济疲弱，而资金流出和近期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降低有关。
其次，货币增长的长周期特征，不妨碍短期内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操作。过去长期总体宽松货币环境中也有短期的逆周期紧缩，例如2004年为抑制通胀，货币增速曾经大幅放缓。即便在未来货币增速趋势性放缓的长周期里，由于货币政策逆经济周期操作的内在特性，也会有放松的短周期，笔者认为2012年就是处在这个紧缩的长周期与放松的短周期相叠加的阶段。2012年的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将导致总量有所放松。
但长周期的紧缩可能限制短周期的放松程度，使政策易紧难松。过去十年外汇占款的快速上升，导致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任务是发行央票回收流动性，而释放流动性的操作靠央票到期即可自行实现，因此短期操作中放松流动性要比收回流动性的效率高。未来外汇占款增速放缓甚至下降将导致结构性的流动性短缺，央行主动收紧的调控更易实现。
另外，长周期的紧缩幅度与节奏，也受到外部货币环境的影响，美国的货币政策尤其重要。如果美国长时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同时欧债问题不恶化为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将导致对新兴市场和中国的资本流入压力，缓和外汇占款下降的节奏。如果美国经济复苏强劲导致货币政策转向，或欧债危机大幅恶化，全球风险偏好降低，则可能加剧资本外流，加速长周期拐点的到来。
再次，货币金融的长周期演变对政策制定者的最大含义是要避免资产泡沫失控，加强维护金融稳定的机制和措施。从世界经验来看，几次大的货币金融周期都是以资产泡沫破灭，甚至金融危机的形式完成转折。
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就一定要在上半场控制好资产泡沫，要把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性和持久性，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理解。从宏观审慎的意义上说，控制投资性需求包括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性调控（如限购、限贷）有助于让拐点时间较长，转折平稳些。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近几年快速增长的影子银行业务，不仅干扰货币政策的执行，也包含金融稳定的风险。需要通过审慎监管使其透明化和规范化，在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时，控制相关的金融风险。
最后，货币长周期的演变使得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更为紧迫。一个规范化，有深度和广度的资本市场有助于提高储蓄配置到实体经济投资的效率，缓解储蓄率下降的影响。
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王远鸿：变局时期中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处于重塑过程之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更加错综复杂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及八国集团地位衰落，二十国集团地位上升，但世界政治经济多极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强化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有利于中国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但同时也加大了中国应对错综复杂国际关系的难度。
1、中国要平衡中美之间在国际战略、国际权力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与影响力。
金融危机后，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实力排序和重组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实力不断增长，开始从单纯遵守国际规则向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转变，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美国仍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元依然是世界上不可替代的中心储备货币。虽然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有所弱化，但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将继续维持。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依然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明显处于弱势。
同时，美国也绝不甘心放弃主导世界的地位，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说：“美国能够、必须而且愿意领导新的世纪，即使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领导。”可以预见，美国会采取各种手段，制造各种障碍，来阻止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需要和美国在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加强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无论是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核安全问题，中美两国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2、中国要化解与其他主要大国之间不断强化的竞争关系。
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其他经济体或大国如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等依然重要。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英国的兴起，还是德国、美国超越英国，决定大国兴替最关键的因素是生产力的进步。随着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的竞争对手逐渐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我国不仅在获取战略资源方面，在人才、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将会越来越大。
我国正逐步成为发达国家重点遏制的对象，发达国家在人民币汇率、稀土出口、气候变化等方面，联合起来对我施压。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高技术封锁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一些新兴经济大国为了保护本国工业，也对我国进口产品实施了贸易保护限制。我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我国大量出口产品受阻。同时，发达国家希望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甚至迫使我国承担超出自身发展阶段的义务。
全球化下国家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大国间力量的平衡和协调将变得尤为重要。国际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在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中有着巨大的现实利益和必要的责任，因此要求中国在大国协调体系中发挥更大的平衡作用。在美国无法有效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情形下，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协调将承担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从而对世界秩序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
3、中国需化解因自身实力和影响力快速增长所引起的周边国家的紧张和猜忌。
我国政治经济实力的上升必然引起地区内力量的不平衡，地区力量会经历一段艰难复杂的摩擦与调适过程，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矛盾可能会显性化，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于海事主权的争端不断显性化，一些国家为了谋取自身的更大利益，频频挑起事端、兴风作浪，对我形成干扰和牵制，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环境。
4、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隐患增多。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朝核、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中东、中亚和西亚北非地区政局动荡，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中国仍然面对外部的战略防范和牵制，面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重大挑战。
因此，中国在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要理性认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仍处于优势地位，对我国仍在不断采取遏制、限制战略的现实。以全球视野、战略思维考虑问题，从以我为主、趋利避害的思路出发解决问题，不但要平衡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还要平衡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平衡南方与北方的实力。
二、世界经济复苏曲折而又缓慢，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任务更加紧迫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内外需增长不平衡，内需中投资消费比例不协调等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形成直接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走出危机同时，救助危机的措施本身又带来新的问题，由于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解决起来将是一个长期、复杂、多变的过程，世界经济和贸易在未来相当时间内将呈现总体持续低速增长，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降低，特别是欧美需求下降已经无法避免，对我国出口产生的冲击力度低于2009年但持续时间较长，未来几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难以形正贡献。这将对我国出口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新挑战。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导致投资大幅扩张。投资高增长对保持经济的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投资高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项目的推动，一些项目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或过度超前投资的问题。投资高增长使投资消费本已严重失衡的关系进一步扭曲，内部失衡进一步加剧。
因此，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任务更加紧迫。一方面，要统筹处理好内外需的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市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降低扩大内需对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依赖。扩大内需的重点是着力扩大消消费需求，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发展。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所要完成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艰巨。
三、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加大，我国在稳增长和防通胀之间平衡的难度加大
由于世界经济呈现不同步复苏格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上的分歧加大。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在风险与冲击中缓慢复苏，但就业市场形势依然严峻，部分经济体的财政可持续问题令人担忧，美国和日本继续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部分欧盟国家开始缩减财政支出。美、欧、英、日央行继续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强劲，引领世界经济复苏，但同时也面临热钱流入和通胀压力，多国中央银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经济又面临增速回落，通胀居高不下的尴尬境地。
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部分取决于各国政策的实施及其相互配合状况。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政策的不同步导致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难度增加，加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加大了结构性通胀风险。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抉择也面临两难。
1、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风险。
我国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主要风险源存在于出口和投资。出口风险来自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从国内看，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信贷资金紧张都可能造成我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从国外看，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欧美经济增长已经停滞，由于在短期内无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复苏前景不容乐观。受其拖累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将放缓，世界经济会进入持续低增长时期。而外部需求降低必然会使我国出口增速下降。不仅如此，欧美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减少对我国贸易赤字的呼声将更加高涨，贸易摩擦将随之加剧，也不利于我国出口。
投资大幅波动的风险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投资、企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地方投资可能大幅下降的风险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大、土地性收入减少、平台融资能力大幅下降。企业投资可能大幅下降的风险主要来自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工资和借贷成本上升、民间投资市场准入障碍、全球经济低迷造成投资前景转淡等因素。而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房价上涨受到抑制，目前土地购置面积增速、新开工面积增速、施工面积增速均下滑，意味着未来房地产投资增速将放缓。
2、物价居高不下的风险。
本轮物价高位运行成因复杂，是在货币信贷增长过快、货币存量过高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飙升、成本全面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通胀预期提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国家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货币信贷增长过、货币存量过高的矛盾得以缓解，但农副产品价格周期性大幅波动的深层次矛盾并未有效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输入性通胀的影响日益增强。
今后一个时期，由于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仍在不断演化之中，发达国家总体上将延续宽松政策环境，进一步注入流动性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利率，甚至是政府发钞买债，全球流动性仍将充裕，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可能维持高位运行，使得我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减。同时，流动性泛滥必然加剧热钱的流入，进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持续提高，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正处在变化的敏感期，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国内通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缓解，一些潜在风险正在逐步显现。我们短期内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加强各类风险研究，提早制定应对预案，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中长期来看，要切实加快改革步伐，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扩大内需，稳定和拓展外需，推动内外需均衡发展。加快修订现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让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让国民财富真正向居民和企业倾斜，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转变。
单位：国家信息中心尼斯•罗格夫：无知会让资本主义面临更多危机
过去三周，英国《金融时报》的众多撰稿人就当代资本主义的是非功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身家数十亿的企业家、出台了巨额支出计划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记者、学者、甚至“占领”运动人士，都参与到辩论中。这场辩论产生了几个明确的主题，突显出几点共识和争议。
几乎每位参与者都为市场制度进行了辩护，尽管有些人的辩护热情表现得比另一些人更直白一些。有多个方面的失误得到了重点讨论，包括金融监管、环境与消费者保护，特别是收入分配调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主张，无论是在慈善还是在生产领域，市场都能发挥比现在更积极的作用。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称，消费成瘾的行为是今日增长动力的一个核心缺陷。我非常赞成他这个观点。“占领伦敦”(Occupy London)运动人士认为，不论总体收入水平如何，贫富不均的加剧都会滋生出社会弊病。这听起来是一个很有道理的推断。但是，没有任何一位参与者真心反对市场；他们只是主张对市场加以更有效、更公正的管理。
虽然众人对经济层面的市场热情很高，但他们对政治层面的市场却不是这个态度。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是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还是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都着重指出政治上的短视主义是一大弊病。尽管这两位政治人士强调的是金融政策方面的问题，但他们的论点完全适用于从全球变暖到世界粮食生产等一系列其他领域。用短期效果来换取影响力，很难说是金融业独有的现象。
同样，商界政治影响力过大也并非发达国家才存在的问题。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就在于改变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让国内消费者左右国内生产商之间竞争。随着经济逐步发展，中国必须转向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要防止国内政治压力干预竞争将比现在困难得多。那种称正在演进和转型的中国式资本主义为世界其余地区描绘了一幅蓝图的说法，可谓牛皮吹上了天。建设宏伟基础设施之举，终会受阻于日趋降低的回报率，这一点已被日本和苏联的历史所证明。
正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虽在生产丰富多彩的私人产品上表现得极其出色，但在生产公共产品上的效率就低多了——教育、基础设施、环境以及金融稳定皆是如此。完善政治层面的市场、以及由此也必然要完善的调节，是世界各国、而非只是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
在平衡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方面，欧洲和加拿大等国家可以说比中美两国做得都要好。这些国家的政府起码对污染问题有所重视。目前来说，欧洲的社会保障网仍相当稳固；公交系统也仍在发挥作用，至少在公交人员未举行罢工时是如此。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向北欧模式看齐——至少，有种种调查的结果显示，北欧模式下人民的幸福程度冠绝全球。当然，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日新月异局面，欧洲面临的重大挑战在于，如何解决养老金计划过于慷慨和劳动力市场不够灵活的问题。
到底该如何取得平衡呢？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靠想象撰写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致英国《金融时报》函”中，强调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先决条件，那就是教育、教育、教育。实在很难想出另一种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带给我们的、日益增多的可持续性问题。鲁宾斯坦着重指出了初等和中等教育不完备的问题，以及对成人进行再教育和再培训的必要性。
我会对这一观点做出进一步阐述：社会必须设法提供数量和趣味性远胜现在的成人教育，其中包括经济和金融知识扫盲。如果选民很无知、容易轻信蛊惑人心的政客兜售的有欠考虑的短视政策，那么匡正资本主义经济进程的希望就很渺茫。
有人认为，民众对学习不感兴趣，任何“3R”（阅读、写作和算术）以外的更广泛扫盲目标，都根本没有希望实现。这是在胡说八道。我在金融危机之后与形形色色的人有过交谈，我的感觉是，大多数民众渴望获得信息，如果以有趣的形式向他们提供，他们会如饥似渴地汲取这些信息。
你必须承认，关注过近期美国政治辩论的人可能有充分理由对世界感到极度悲观。但当前偏离正轨的政治对话，或许只是现代社会未能重视持续成人教育和扫盲的更深层次严重失败的一种“症状”。如果不进行重大变革，比如提供有趣味的网络学习平台、覆盖范围更广的公共广播和电视，以及为儿童提供更大的教育选择机会，就很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许多政治问题给出长期解决方案。只是改善教育并不会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但它是朝着找到解决方案迈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本文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与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合著有《这次不同》(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书
布拉德福德·德隆：张伯伦或是对的
在今人的记忆中，曾于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的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是欧洲对纳粹德国绥靖政策的化身，将欧洲引向“二战”的始作俑者。
但是，在那灾难深重的十年前，大萧条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实施了财政刺激政策，使得价格水平重回衰退前的轨道，英国经济也得以迅速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与张伯伦当年的手段相比，如今戴维·卡梅伦政府所推行的“紧缩扩张”政策（现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是该政策的最大吹鼓手）很可能使一直以来都保持平稳的英国GDP再次下跌。
事实上，如果目前的预测无误，英国的卡梅伦-奥斯本衰退将不仅仅是自大萧条以来该国所经历的最严重衰退，甚至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这真是一项丰功伟绩。正如英国日报《卫报》的菲利浦·因曼最近写到的那样：“英国的整个金融危机复苏计划都寄望于在2012年实现一场全速复苏——消费者信心、商业投资和一般支出等因素会合力将经济推到一个高于平常水平的增长轨道之上。”
但这一切却没能实现：因为政府大臣们“照右派经济学家所说的去做并走上了邪路——而那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就是公共部门支出和投资‘挤压’了私人部门”。事实上，“当前的西班牙就是紧缩导致衰退的样板，而我们（英国）却似乎很想走上这条弱势国家所选择的道路”。
对那些全球各地的扩张性紧缩政策鼓吹者来说，该政策在英国所遭遇的失败是一个足以令他们反省并重新思考其政策的理由。英国是一个高度开放、汇率灵活且拥有进一步货币扩张空间的经济体，没有任何风险或者由违约费用所导致的英国利率显示对未来政治、经济混乱的恐惧将阻碍投资。
有一种说法——不一定是对的，但至少有此一说——认为，1997年至2010年5月托尼·布莱尔以及戈登·布朗的工党政府执政时期长期可持续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过高。他们的行为与那些在21世纪初减少债务相对于GDP水平的国家背道而驰，也跟美国不同，美国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支出，而是小布什政府的征税不足。
如果谁对这一说法信以为真，英国这个十年期名义利率低于每年2.1％的国家早该进入繁荣期了。如果真有一个扩张性紧缩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也就是私人投资和出口能在政府支出下降时上升，符合那些鼓吹者的世界观——那就该是英国。
但是，英国如今却不是这番景象。而如果扩张性紧缩政策在英国都行不通，那么在那些开放程度更低，无法利用汇率渠道来促进增长，并缺乏英国投资者和企业界那种长期信息的国家又如何能成功？
而作为英国副首相兼执政联盟伙伴（自由民主党）的领袖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应尽早结束这场闹剧。他应该告诉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自己的党派对政府缺乏信心，并谦虚地请求女王下令工党领导人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组建一个新政府。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克莱格真的这样做了，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就此完结，而他所属党派的竞选前景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将相当黯淡。其实，在英国目前所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经济困难之下，克莱格的政治生涯及其党派的前途无论如何都将长期低迷。但至少把这个没头脑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执政联盟解散能对这个国家有所裨益。
世界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们请注意：忍饥挨饿可不是通往健康之路，而推高失业率也不是个恢复市场信心的良方。
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智库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
李淼：美国地税“三宗罪”
这几年，凡我接待来美公务旅游串亲戚的50岁以下人士必跟我打听在美国囤房子的程序和可操作性。当他们听到“永久产权”这个外来词汇时，都会流露出甜美憧憬的微笑。善良如我者，总是很纠结要不要让人家知道“永久产权”实际等于“永久欠债”且不等于“永久白住”这一令人扫兴的公式。
对比国内七十年的非永久产权，美国的“地税三宗罪”也让我们永远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三宗罪之一：没底洞。想拥有房屋产权吗？地税是到死都要年年交的。在美国如果选择住在地税高的地段，当然同时也会是学区治安环境都好的地段，屋主每三四十年花在地税上的钱就够买一座新房。我住在纽约长岛，算是美国地税税率最离谱的地方。算了算我每隔三十年就又给自己买了个看不见的新房，够奢侈吗？
三宗罪之二：没商量。地税的税率基本没有砍价的余地，税率由该房屋的市场价格占整个地区民用住房市场总值比例，以及当地经过公投的政府和学校财政预算决定。偶尔也会有些小小的折扣，比如，我家是退伍军人，每年少交了几百。屋主若是老年人，因为占用公共资源较少，能再略打个折。对以上税率若有不满，也可以选择上诉讨要说法。请律师或者自己查资料填表，折腾一圈幸运的可以减掉几百。可惜税率不是一成不变，水涨船高，每年房屋估价都会有变化，过不了多久就需要再折腾一次。
三宗罪之三：没人情。上面说了地税是到死都要年年交的，没说的是死后还要继续交。住了几代人的老屋若是一日交不上地税也会被飞快地拍卖掉，即便是百万豪宅欠款几十块的也不例外。所以，各位想在美国置产的大腕儿要了解，给儿孙留下个几百万的宅子，那可是甜蜜的负担呀。
翻出我家几张地税账单，让大家了解下这个占美国地方政府收入30%左右的税种是如何被分配使用的。
美国的公立学校由school district自主制定预算，由该学区屋主以地税形式缴纳税款划拨。这一部分占地税的大头（饼型图红色部分），我所在的地方达到了66%，剩下交给了社区图书馆了4.5%，再以外就是county一级和town一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了。
美国地方政府深知从老百姓口袋里掏出这么多钱是需要最大程度展现诚实和诚意的，所以地税账单设计的很是“公仆”。税单明细中各项税款用途细化到厘。例如county tax中，县社区学院Nassau Community College的总税收预算为$23,620,628.02, 同比减少0.15%，划到李老师一家头上需要缴纳五十六块七毛九。
县级政府的税收预算中的最大一项是county police，我在他/她们身上花了五百八十八块两毛四。对于李老师来说，镇政府税收中最多一项花在town refuse/garbage dist，也就是我要花三百九十四块两毛九来为我家每周四次往外丢出去的垃圾买单。一年下来，平均一袋子垃圾两块钱。
细研究了下美国的地税账单，我发现世界上真没有免费的早午晚餐。家门口免费的公立学校、干净整齐的街道、设施齐全的图书馆、绿草茵茵的公园球场，都是由地方纳税人来买单。没人天生爱缴税，但收的严苛、花的透明，也算是对纳税人最大的安慰吧。
美国私宅的地税是公开信息，如果读者想查询自己感兴趣区域的地税，可以登录zillow.com或者trulia.com这类房地产网站，在地图上搜索自己想要查询的房屋地址或街道，就能在房屋信息里看到过去一年该房屋所缴纳的地税数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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