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8日，贝尔斯登事件爆发，金融危机由此走向深化。而美国高度发达金融市场所蕴含的风险与监管的复杂性也于其中得以充分体现。本文回顾了其中一些技术细节，以增加对金融危机的理解。
贝尔斯登事件成为政府大规模干预次贷危机的首例，美联储发现了向金融系统贷款的新方式。“在贝尔斯登事件过后的一个月，整个市场都表现的异常平静，甚至似乎没什么变化，一直到9月，”摩根士丹利的财务主管David Wong如是说。
其中，2008年5月，道琼斯指数上升至13058，比2007年10月的历史高点14164仅低8％。由CDS价格所反映的防范金融机构违约风险的成本也从3月及4月的峰值开始下跌。利用投资者焦虑的暂时缓和，在6月底前，美国前十大银行和四大劫后余生的投资银行在预估损失的基础上以新股权的形式分别筹资接近1000亿和400亿美元。
但这其实只是大灾降临之前的舒缓，因为其他投资银行与贝尔斯登有着相同的弱点：杠杆化、对隔夜筹资的依赖、对证券化市场的依赖，以及大量持有非立即变现抵押债券和其他问题资产。
特别的，贝尔斯登事件也充分暴露了三方回购协议的风险以及由衍生工具合约产生的交易方违约风险。
回购市场可能瘫痪
最紧迫的危险来自回购市场潜在的瘫痪可能。前财政部长Henry Paulson解释说，回购市场是一个“迅速发展，任何单独的监管者都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的市场。在危机爆发前，参与者普遍认为，三方回购市场相对来说是一个安全、可持续的短期抵押融资来源。贝尔斯登就是依据此种观点，于2007年将其大约300亿美元无担保资金投入回购市场。不过很显然，回购市场融资和其他形式的短期融资具有同样的易损性。
2007年，回购市场对于对冲基金（比如贝尔斯登的两只资产管理基金）以及抵押业务提供者（比如Countrywide）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引起了金融界的警觉，而贝尔斯登事件更是让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终于明白，回购担保品是如何逐渐由中期国库券以及房地美和房利美发行的有价证券转变成非政府支持企业的评级较高的MBS以及CDOs的。而这些风险更高的担保品在危机之前一度达到担保品总量的30％。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05法案极大的加强了对持有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等担保品的回购贷方的保障，这些保障使得贷款人相信，当借款人宣告破产时，他们对于担保品有着直接的权利。然而，JP摩根的CEO Jamie Dimon告诉FCIC，“当人们感到恐惧时，他们绝对不会参与非标准产品的筹资。”
令借款人和监管者都很惊讶的是，此时高品质的担保品还不足以使借款人进入回购市场。回购贷方不止关心担保品的质量，同样也关心借方的财务状况。事实上，即使接受同一类担保品，对于不同的借方，回购贷方的担保品数量要求也不一样。尽管有2005年法案中的保护条款，贷方们也不愿意冒险从破产的借方处收回担保品。
进一步来看，如果回购市场中的借方违约，那么货币市场基金这一回购市场中较为活跃的贷方有可能会占据其不具有所有权的担保品。比如货币市场基金不能持有的长期证券。一般来说，如果某一只基金拥有了此类担保品，那么它会立即寻求将这类证券变现，即使是在一个趋于疲软的市场环境中，正如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一样。由此，基金便回避了以抵押贷款相关证券为担保的贷款业务。Darryll Hendricks说，在金融危机之中，投资者们并不认为有担保资金比无担保资金要好。
证券借贷设施的推出
联邦储备银行在贝尔斯登破产之前的星期二公布了一项新项目，即定期证券借贷安排(TSLF：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不过这项安排直到3月27日才开始正常运行。TSLF可以向投资银行以及其他一级交易商（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有交易往来的证券子公司，比如花旗集团（Citigroup），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以及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的子公司）一次性贷款2000亿美元，期限可达28天。借款方以高评级证券，包括政府支持企业的债务，来交换国库券。之后，一级交易商便可以将国库券作为抵押担保在回购市场上借现金。就像定期拍卖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y)一样，TSLF也会以定期拍卖的机制运行，以弱化其联邦贷款的特征。不过，在贝尔斯登破产之后，联邦政府官员意识到，情势已经迫切到需要一个立即可以运行的足够应对危机的机制，而TSLF自身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联储开展一个新的项目。在贝尔斯登破产的礼拜天，联储再次援引其在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中第13条第3款中的权力，宣布实施一级交易商信贷安排(PDCF：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为投行和其他一级交易商提供现金而非国库券，其提供现金的资格条件与储蓄机构（银行和储蓄金融机构）通过联储贴现窗口获得资金的资格条件相类似。贝尔斯登前CEO Jimmy Cayne说，这个转变对于贝尔斯登来说迟了“仅仅约45分钟”。
TSLF提供28天的国库券贷款，PDCF则与之不同，以隔夜现金贷款作为抵押担保品的交换。事实上，这个项目可以替代三方回购市场上的隔夜贷款者，暂时提供数万亿的信用贷款。“PDCF的理念是针对那些交易商无法进行融资的东西，比如贴现窗口能够接受的证券。如果交易商无法在回购市场上融资，那么他们可以在联储筹集资金。”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Division of Monetary Affairs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代理副总监Seth Carpenter如是说。
美联储在以贴现率收费的基础上，另外因经常使用而收取附加费用，以此来鼓励交易商仅仅将PDCF用作最后的求助手段。在其运行的第一周，PDCF为贝尔斯登（作为桥梁融资，直到JP摩根的交易正式结束），雷曼兄弟以及花旗集团的证券子公司等直接提供现金超过3400亿美元。然而，随着对贝尔斯登破产的忧虑逐渐平息，对于PDCF的使用也在4月份之后开始减少，并且在7月底完全停止。交易商普遍担忧市场将对PDCF的依赖视作严重衰退的象征，PDCF因此而呈现出与联储贴现窗口相类似的特征。
5月2日，联储扩大了TSLF许可交易的担保品种类，将其他AAA评级的ABS也包括进来，比如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6月份，William Dudley在一封内部信函中要求，两个安排都必须至少延长至年底。“PDCF对于一些投资银行的稳定性来说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他写道。“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PDCF的确巩固了三方回购体系的基础。”7月30日，联储将两个安排都延长至2009年1月30日。 对四大投行的跟踪调查
在贝尔斯登破产的那天，为了更好的了解投资银行，纽约联储和SEC组成了工作小组对雷曼兄弟、美林证券、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进行了内部调查工作。据SEC交易与市场部部长Erik Sirri讲，第一轮会议涵盖了资产质量、融资以及资本方面的事务。
联储主席伯南克说，对于投资银行来说，2008年联储担当的主要角色不是监管者，而是通过新的紧急贷款安排充当了贷款者。有两个问题在联储看来是最重要的：首先，投资银行是否具有足够流动性，即是否能获得足够的现金以兑现其承诺；其次，投资银行是否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即其净资产（总资产的价值减去总负债的价值）是否足以应对可能的损失。
美国财政部也于2008年春向投资银行派遣了一个SWAT工作小组。财政部和联储官员对投资银行开始进行全天的内部监控，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直以来，SEC对于投资银行最主要的担忧就是流动性风险，因为这些投行完全依赖于信贷市场进行融资。SEC设计了一个流动性模型，用以确保投资银行在不能获得无担保融资的情况下，其现金至少足以支撑他们再经营一年，而不必大规模抛售资产。SEC要求投资银行切实执行这个模型。在贝尔斯登撤离回购市场之前，SEC的流动性压力设想（即流动性压力测试）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公司也有可能无法获得有担保资金。
联储和SEC合作研究两个新的压力测试，以测算投行对回购市场上的资金撤离或者系统性混乱的承受能力。这两个压力测试分别叫做“Bear Stearns”和“Bear Stearns Light”，也是和剩余的四家投资银行合作研发的。举例来说，5月，以“Bear Stearns Light”测评，雷曼有15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而以更为严格的“Bear Stearns”测评，雷曼有84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6月，联储又着手执行另一项流动性压力分析。不同的公司根据其风险状况选择不同的流动性压力测试，而监管者们试图在这些不同的测试中保持一种可比性。流动性压力测试假定，每一家公司都会损失全部无担保资金，并且根据担保品质量损失不同比例的回购资金。在一种假定状况发生的情况下，流动性压力测试的结论是，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相对来说状况较好。而美林证券和雷曼兄弟则会破产：这两家投行分别有22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并且都只拥有在压力环境下所需流动资产的78％。
联储在关于流动性压力测试的内部报告中批评了美林证券的“大量非流动性固定收益资产”，并且指出“美林证券的流动性资金非常少，而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一点。”对于雷曼兄弟，联储的结论是“雷曼较差的流动性资金状况源自于其持有大量的隔夜商业票据，并且利用非流动性资产进行大量的隔夜担保回购融资。”这些“非流动性资产”包括现在已经贬值的抵押贷款相关证券。不过，以雷曼自己的流动性压力测试来看，雷曼以几十亿美元的“超额现金”通过了测试。
尽管在共享数据的基础上，SEC和联储共同研发了流动性压力测试，这两个机构却都说对方在金融危机中有数月未共享其分析以及结论。比如，在雷曼当年9月破产之后，联储向破产调查员说，SEC拒绝共享其两项关于银行流动性状况和对商业房地产的风险暴露状况的水平审查（即跨公司审查）。SEC的回应是，文档依然处于“草稿”阶段。使情况更糟糕的是，联储的调查官员认为，SEC的调查官员不具备足以评估数据的背景或是专业知识。这种缺乏沟通的局面只能以正式的管理信息共享的谅解备忘录（MOU）来补救。
衍生工具市场信息不足
联储的Parkinson在8月8日的一封内部信函中表示，回购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亟待关注：“关于如何避免抛售三方回购市场上的担保品，我们已经思考的足够多了。（不过，在现有的管辖权下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不是那么吸引人，因为会给联储和纳税人带来很多风险，包括道德风险。）然而我们在评估潜在系统性风险（以投行交易方对场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平仓为出发点）以及设计可能的缓和措施上仍处于初期阶段。”
回购市场的确很大，但和全球衍生工具市场相比，回购市场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2008年6月底，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的名义交易额为673万亿美元，市价总值为20万亿美元。市场参与者或者是联储之类的监管者无法获得有关市场风险的足够信息。由于2000年的一项法案解除了对该市场的管制，市场参与者不再面临披露或报告要求，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对其有监管责任。金融管理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的确就商业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的衍生工具业务状况做过信息报告，但是它并没有从大型投资银行以及AIG一类的保险公司获取此类信息，而后者也是主要的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商。金融危机中，此类基本信息的缺失加剧了不确定性。
衍生工具在担当场外交易商的少数大型金融公司之间产生了一种连锁关系，而监管者在金融危机中也开始对此产生忧虑。衍生工具合约在两个主体之间创造了一种信用关系，一旦出现突然的价格或利率变化，或者出现贷款违约，一方将不得不向另一方支付巨额款项。应作支付到期时，如果该方无力进行支付，将会对另一方财务状况造成巨大损害，而这也许会对参与对冲交易的第三方带来风险。事实上，大部分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商都会利用交易对冲其原始合约；因此，如果他们在原始合约上被拖欠，就很有可能在对冲合约上拖欠相似的款额，从而使一系列损失或违约成为可能。由于此类合约多不胜数，并且事实上使市场主体能几乎不受限制地加大杠杆，突如其来大规模损失的可能性使市场主体和整个金融系统都面临着巨大风险。
交易对手风险管理政策小组 (Counterparty Risk Management Policy Group)由纽约联储银行前任行长E. Gerald Corrigan领导，由主要证券公司所组成。该小组曾经警告说，大量的衍生工具交易合约以及使公司面临风险的合约都伴随着违约的发生。在纽约联储银行行长Timothy Geithner的敦促下，截至2006年9月，14家主要的市场主体已经显著降低了其合约数目，也不再未经合约对手同意就将交易让渡给第三方了。
所以当时仅有少数几家公司从事大量的衍生工具业务并且因此而面临交易对手的信用和经营风险。2008年，前5名银行控股集团在衍生工具上的现有和潜在的业务规模平均超用以满足监管要求的资本规模的三倍之多。而在投资银行，风险更是大得多。高盛集团在成为控股集团之后，其衍生工具业务规模立即增长至资本的10倍之多。而大型银行控股集团和投资银行大量持有衍生工具头寸的状况又为整个金融系统带来了风险，因为他们与其他金融机构有很紧密的相互联系。
2008年，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市场开始表现出压力。截至2008年夏，某些类型的衍生工具的未偿债务总额开始急剧下降。在2008年下半年，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市场出现空前的紧缩，进而为对冲操作和市场定价带来严重影响。
联储感到不安，部分也是因为衍生工具交易方在贝尔斯登撤离事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衍生工具交易方将其头寸撤离贝尔斯登，这对于华尔街来说记忆犹新。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的投资组合经理Chris Mewbourne说道，更替头寸的能力逐渐消失，而这在贝尔斯登破产事件中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信用衍生工具的确是忧虑的重要来源。CDS的销售者（债券保险公司和AIG，他们也极大地支撑了CDS交易市场）有着最大的利益相关。另外，信用评级机构对债券保险公司所发布的消极评价也让所有人开始慌张，因为债券保险公司担保了数万亿的结构化产品。当此类公司的信用评级被下调时，他们所担保的所有资产，包括市政债券和其他证券，都一定会或多或少贬值，而市值的下降又必然会影响市场上较为保守的机构投资者。用华尔街行话来说，这种后果就是冲击效应（knock-on effect）；以通俗语言来说，这是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而以联储行话来说，这就是系统性风险。
商业银行非常危险
截至2007年秋，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出现衰退迹象。在2007年第四季度，商业银行的收入跌至16年来的最低点。这是由于MBS及CDOs资产减值以及防范更进一步的贷款损失所造成的，因为借款者偿还其抵押贷款的难度增加了，并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净坏账率达到了“911事件”之后的最高水平。2008年，银行收入继续下降。开始时大银行下降幅度要超过小银行，部分是因为与其投行类型业务相关的资产减值，包括对MBS、CDOs以及CLOs的包装出售业务。而此类证券市值的下降要求银行降低其持有的规模。一些大银行也开展表外业务，比如货币市场基金或是商业票据项目，以为其资产负债表带来额外的资产，而这些资产的贬值速度相当之快。2007年年中，由于融资来源几乎被耗尽，住宅房地产业实质上已经歇业，而由于许多小银行与该行业有大量业务往来，监管者也开始下这些小银行的信用评级。截至2007年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的“问题名单”上列出了76家银行，主要是小银行；这些银行的总资产达到222亿美元。（在2008年初，当大银行信用评级被下调时，他们并未出现在FDIC的“问题名单”上，因为监管者很少给这些大型机构以最低评级）。
不合规抵押证券（其抵押品不符合房地美或房利美的展业规定或规模规定）的市场在2007年第四季度也濒临消亡。这些不合规贷款不仅难以出售，而且也难以继续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因为房价预期愈来愈严峻。根据其测量指标，这一年度房价已经下跌了7％。2008年第一季度，银行部门房贷规模的季度增长幅度是2003年以来最小的幅度。因迪美（IndyMac）该季度的贷款规模相比于一年之前下降了21％，因为它之前就已停止了不合规的贷款。华盛顿互助银行（Washington Mutual）在2008年4月也停止了所有剩余的次贷渠道的贷款业务。
但以上这些举措并不能缓和这些大银行和储蓄金融机构已有的次级资产和Alt-A级资产的风险暴露状况。2008年，这些资产继续减值。监管者开始把重点放在偿付能力上，命令银行筹集新的资本。2008年1月，花旗集团从科威特、新加坡、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渠道总共筹集资金140亿美元。4月，华盛顿互助银行从由美国德太投资有限公司 (TPG Capital)领导的一个投资集团中获得70亿美元资金。美联银行(Wachovia)在年初筹资50亿美元，2008年4月又筹集到80亿美元。不过，虽然银行大规模筹资，监管者对其信用评级的下调依然在继续。
“自从2007年8月开始，市场已经变得十分有风险了。”美联储银行监督管理部门（Division of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负责人Roger Cole如是说。对于储蓄金融机构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储蓄机构监理局(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风险管理部门的总经理Michael Solomon说，“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储蓄机构来说，他们很难以及时改变营业模式。最终他们都被危机感染上了，信用评级开始被下调，在这些机构有能力对此做出一些行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经营模式的改变速度赶不上我们在2008年所经历的一切。”
2008年，随着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糕，监管者甚至开始下调那些评级一直很好的大机构的信用评级，并要求几家大机构修正其风险管理方法。不过，这些评级下调和强制措施都来得太迟，通常是在企业濒临破产的时刻。在FCIC所调查的案例中，监管者们既没有及早发现问题，也没有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推动必要的改变。
监管体制问题
在诸多案例中，监管者要么没有发现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的问题或发现得太迟，要么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足够的重视和回应。一定程度上来看，监管者之所以没发现这些问题，也反映了在各个机构都获得利润的金融稳定时期的银行监管的本质。除了担当强制监管者之外，这些监管层在一定程度上也担当了顾问的角色，他们与银行合作，共同评估系统的妥善性。而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角色也是对监管层所谓“风险重点”方法的一种反映。2010年1月OCC出版的大型银行监管手册（Large Bank Supervision Handbook）解释道，“在这种方法下，监管者并不试图限制风险业务，而是要看银行是否发现，充分认识且控制了他们所承担的风险。”在危机逐步加深时，银行监管者们并未迅速改变其指导思想。
当金融机构赚取很高的利润时，监管层很难有动力表达其忧虑。联储的Roger Cole说，监管层的确在诸如银行是否成长过快或者是否承担了过多风险的问题上作过讨论，但是都无疾而终。“坦白说，这些无疾而终的局面很多都是由于那些一个季度就能获得40到50亿美元收入的金融机构正在盈利的事实造成的。对于监管者来说，打破这种局面实在太难了。当这些收入一季又一季源源不断时，这些金融机构的资本比率远远高于监管的最低要求值，这实在给我们出了个难题。” 监管层同时担心进一步加重这些银行已经存在的问题。对于较大的银行来说，正式公开的监管行动代表着对银行风险的严肃评估，而这对于正引发忧虑的银行来说是很少会被实施的举措。在2006年初之前担任联储监管领导人的Richard Spillenkothen将监管懈怠归因于“监管层认为传统的非公开（私密进行）的监管方式呈现出更小的对抗性，并且更有可能推动银行管理层的配合；监管层不希望其与银行管理层的建设性或是平等的关系中掺杂争吵；监管层担心市场会对公开举措反应过激，引起大规模的波动。”Spillenkothen认为，这些想法有重大意义，但“有时也会妨碍有效监管，延迟所必需的补救措施的执行。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就是，监管工作必须更及时且更强有力。”
在2001年到2010年担任OCC大银行监管部门高级副监督长的Douglas Roeder声称，监管层是被银行不充分的信息披露所损害，但同时他也承认，在危机的关键时刻，监管层并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他认为，监管层、市场主体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应当在其对安全稳定性的忧虑与市场运行需要之间作出平衡，并指出，“我们的确低估了市场环境中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
美国复杂的监管体系也被抱怨。众多监管者参与的混乱状况以及同一机构中有不止一个监管者的局面为银行寻找最仁慈的监管者提供了机会。举例来说，像花旗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可以让联储监管其控股公司业务，让OCC监管其银行机构的业务，让SEC监管其证券机构的业务，让OTS监管其储蓄机构的业务，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某些监管层次上的重叠或者是缺失。数年来，几任财政部部长和国会议员都在不断提出统一监管的方案，以简化监管体系。财政部长Henry Paulson曾于拯救贝尔斯登之后的两个星期发表“现代化金融监管构想（Blueprint for a Moder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并建议将保险公司纳入联邦监管（当时保险公司是由各州分别管理），并且合并SEC和CFTC。但这些建议在2008年并无下文。
美国的金融利维坦
根据美国商业部的统计数字，1950年，美国金融和保险业占GDP的比重为2.8%。1960年，这一比重已上升为3.8%，1990年则达到了6%。今天，这一数字是8.4%，而且并没有出现下滑。《华尔街日报》的贾斯丁·莱哈特（JustinLahart）报道说，2010年，该比重超过了2006年前一次高峰值。
莱哈特继续指出，金融和保险占经济比重的增加“大体而言并非坏事……让资本流到用场最大的地方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但如果美国从这如今付给金融和保险业的额外资金——占GDP的5.6%，相当于从付给直接生产有用商品和直接提供有用服务的人的钱中每年抽出7500亿美元——中得到好处的话，那么统计数字应该有所体现。按风险现金流实际利率的通常水平5%计算，在今年将如此大比重的资源从直接可用的商品和服务中抽出，如果要让其不至于得不偿失，就意味着这笔资源能够提振0.3%的年经济增长——或在25年的一代人的时间里提振6%。
过去几代人经历了多次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诸多因素都令经济增长雪上加霜。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如果金融-保险系统维持1950年的水平，而没有像过去20年那样出现爆发式增长，那么今天美国经济的生产率会比现在低6%。
经济从运转良好的金融-保险系统中获益，存在五种途径。其一，人们不再会因火灾、水灾、疾病、失业、企业倒闭、部门兴衰等因素而遭受打击，因为运转良好的金融-保险系统会分散从而消解一部分风险，并能将惧怕某种风险的人与能够安然承受这种风险等人之间匹配交易。诚然，美国当前的金融-保险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更好地分散了风险，但从过去二十年的股票和房地产投资者的经历看，很难判定这一点是否真的成立。
其二，运转良好的金融-保险系统将大规模、低流动性的投资项目与相对较小、由看重流动性的个人储蓄者提供的资金组成的资金池匹配了起来。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有一项重要创新：现在，企业可以发行高收益债券。但是，处于破产过程成本的考虑，企业为什么喜欢发行高收益债券（除了与税收系统周旋的原因之外）、投资者为什么喜欢购买高收益债券，而不采用股票发行和购买的方式还并没有水落石出。
其三，借贷机会的改善使得人们可以在今天（较穷时）支出得更多，在未来（较富时）储蓄得更多。家庭的借贷机会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得归功于住房所有权贷款、信用卡账户和发薪日贷款。但实际上他们买了些什么呢？许多人并没有买到较穷时支出、较富时储蓄的能力，而是买到了暂时不必与其他家庭成员讨论“不愉快的财务紧缩”的机会。而这正是你所想买到的。
其四，我们看到，交易的便利性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尽管电子交易让金融生活有了极大的便利，但这应该伴随着GDP的金融比重的下降而不是上升，正如通信设备的自动开关应该使手机上的电话按键操作减少一样。事实上，与技术进步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金融系统的操作有了显著的简化，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核对操作就是明证。
最后，更棒的金融意味着更棒的公司治理。由于股东民主没能有效控制管理层的放任恣睢，金融扮演着保证公司管理者按股东利益行事的重要角色。而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的确发生了深远的变化：CEO们比以前更关注股市表现了，这或许是件好事。
不过，总的来说，不管是在围观还是宏观层面，我们并没有看见显而易见的大好处，这一点始终令人不安。美国经济的效率并没有提高到能证明将这笔相当于GDP的5.6%的额外资金花在金融和保险上物有所值的程度。莱哈特引用了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菲力彭（ThomasPhilippon）的结论：今日美国的金融部门显得太大了，占GDP的比重至少比合理水平高2个百分点。而且菲力彭对美国金融部门规模的估计很有可能是低估的。
为什么投入金融和保险部门的技能和创业精神没有产生显而易见的经济红利？在金融业中赚钱的可持续之道有二：找到有风险可转的人，并将他们与有风险承担能力的人相匹配；或找到有风险的人，并将他们与身份不明但手握重金的人相匹配。金融业的增长主要来自从事前一种业务还是后一种业务的专业人士，这个问题的答案有谁能确切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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