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罗斯：反思2008年的崩溃风潮

自2007年8月以来，金融体系就已经步入危机，但是大众几乎没有注意到，并且商业运转如常，只有一些例外。所有这一切在2008年9月15日以后的几周中改变了　　

保尔森要负责任，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相信把市场卷入麻烦的同样方法和工具也能用于使市场摆脱麻烦，市场出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备用计划；伯南克来自学术界，在超级泡沫发生时毫无准备，不幸的是，他的学习过程开始太晚，又总落在事情的进展之后。局势就是这样失控的

自从1930年代开始，每当世界来到金融崩溃边缘之时，政府就会出马拯救。2008年我期待着同样的一幕，但是它却并未发生。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被允许破产。在接下来的这些天里，整个金融系统遭受的打击等于心脏停搏，不得不依赖人工生命保障系统来维持。它对于全球经济的效果等同于大萧条时代银行系统发生的崩溃，尽管它的全面影响目前还没有被人们感觉到。

虽然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超过了我的预期，我早就明白我们正在处理比次贷危机或是房产泡沫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已经到达了信用扩张过程中的顶点或是转折点，这次扩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在1980年代就已经变成了超级泡沫。要懂得我们目前身处何地，又该遵循什么样的政策，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雷曼倒下的影响

雷曼兄弟的破产是转变局势的事件。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暴涨，而此类合约的大空头美国国际集团（AIG)面临着违约逼近。第二天，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不得不彻底改变自己的看法，赶去拯救美国国际集团。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雷曼是商业票据的主要庄家和大券商。如果一家独立的货币市场基金持有雷曼的票据，而且没有巨富投资商可以求助，它将不得不“跌破基金净资产”——停止按照票面价格赎回自己的份额。这在储户中引起了恐慌，到9月18日为止，货币市场基金的挤兑风潮已经如火如荼。这轮恐慌扩展到了股票市场。联邦储备委员会被迫将担保对象扩展到所有的货币市场基金，中止金融股票的空方抛售，财政部则宣布为银行系统提供70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这让股票市场暂时松了一口气。

但是保尔森的7000亿救助计划构想错误，或者更恰当地说，他根本就全无构想。奇怪的是，财政部长完全没有为自己决定允许雷曼兄弟破产将带来什么后果做好准备。在金融系统崩溃的时候，他冲到国会，并没有想清楚将怎么使用自己要求得到的资金。他只不过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制定一个类似于1980年代的《清款信托计划》，这一计划获得通过并且最终处理了来自破产的储蓄和贷款机构的资产。

因此保尔森要求全权处理，包括不受法律掣肘。不出意外，国会拒绝赋予他这种权力。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论证说钱该花在给银行注入股本而不是剥离有害资产上。最后，保尔森同意了这种观点，但是他并没有恰当地去执行它。

金融系统的状况继续恶化。商业票据市场几近停滞，伦敦银行间拆放款利率（LIBOR）上涨、互换利率扩大、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一泻千里，投资银行和其他无法直通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机构不能获得隔夜或短期信用。联邦储备银行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延伸生命线。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举行了年度会议，会议从10月11日开始。欧洲的领导者们早早离开后在第二天聚集巴黎，决定从实质上保证不允许欧洲的主要金融机构破产。但他们无法就在全欧基础上采取行动达成一致，所以每个国家将自行其事。美国很快就照做了。

这些安排具有意料之外的恶性副作用：他们给那些不能为自身金融机构提供同样可靠抵押品的国家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冰岛已经处于崩溃之中、匈牙利最大的银行现在经受着卖空浪潮、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货币和政府债券市场急促下挫；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巴西、墨西哥、亚洲四小虎国家和地区；土耳其、南非、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经历了程度较轻的相同一幕；欧元贬值日元飙升，美元在贸易加权的基础上坚挺，边缘国家的商业信用备受损失。反复无常的货币变动导致了其他一些牺牲品——巴西的主要出口商们已经养成了对自身增值货币卖出期权的习惯，现在他们没有清偿能力，这加速了当地的小型危机。

所有这些混乱加在一起对全球消费者、商业界、金融机构的行为和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2007年8月以来，金融体系就已经步入危机，但是大众几乎没有注意到，并且商业运转如常，只有一些例外。所有这一切在2008年9月15日以后的几周中改变了。全球经济沉重下挫。当10月和11月的统计数据出台之后，这一点明显起来。财富效应极为巨大。退休金、大学受赠资金和慈善机构几个月内损失了他们资产的20%—40%，而这还是在麦道夫500亿美元的丑闻暴露之前。我们正在面临一次深度长期的衰退，也许会累积成一次萧条——这种认识自身正日益加强，并且广为传播。

谁应被归咎？

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就这一危机作出了有力回应，12月把自身的主要利率几乎下调为零，开始定量宽松政策。奥巴马政府准备在两年内提供8000亿美元规模的财政刺激，并采取其他激进措施。

国际上的回应要更静默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批准了新的措施，允许金融状况良好的边缘国家不需条件就可以借到五倍于自己份额的款项。但是数量微不足道，而污点却可能继续徘徊不去。结果是，措施依然未被使用。联邦储备委员会为墨西哥、巴西、韩国和新加坡开放了货币掉期工具。但是欧洲中央银行总裁让-克劳德·特里谢猛烈抨击经济上的不负责任，德国依然强硬反对发行过多货币，因为它可能会为将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奠定基础。这些态度分歧使得极其难以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还有可能会损坏欧元的统一，引发汇率的强烈波动。

回顾往昔，雷曼兄弟的破产可以和发生在1930年代的银行破产相提并论。它是如何被允许发生的呢？责任显然该由监管机构承担，特别是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他们声称缺少法律权力进行干预。但那是站不住脚的借口。在紧急情况下他们能够并且应该做必须做的一切来预防系统发生崩溃，就像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所做的一样。而事实是，他们允许崩溃发生了。为什么？

我会把保尔森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区别开来。保尔森要负责任，因为作为投资银行的雷曼兄弟不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范围之内。我的观点是，保尔森不愿意借助纳税人的钱，因为他知道那会招致政府更多的控制。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相信把市场卷入麻烦的同样方法和工具也能用于使市场摆脱麻烦。这导致他制定了一个流产的计划——设立一个超级结构性投资机构（SIV）来接管破产的结构性投资机构。他赞同这样的学说：市场具备比任何个体参与者都更强大的调节能力。在贝尔斯登危机六个月之后，他必然认为市场已经加以警觉，为雷曼兄弟的破产做好了准备。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出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备用计划。

伯南克算不上一个理论家。他来自学术界，这导致他在超级泡沫发生时毫无准备。他断言房产泡沫是孤立现象，可能会导致100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能够被轻易消化。伯南克没有意识到均衡理论认识上有问题，所以他不能预料到建立在错误假设上的多种措施和工具会在短期内接二连三地失败。这个错误假设是：价格将会随机背离理论上的均衡。但他学得很快。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通过先在2008年1月后在12月大幅度调低利率来做出反应。不幸的是，他的学习过程开始太晚，又总落在事情的进展之后。局势就是这样失控的。奥巴马政府面对的问题甚至要比当年困扰罗斯福总统的还要严重。1929年，未偿付信贷的总额是GDP的160%，由于债务累加和GDP下滑，到1932年上升到GDP的260%。我们深陷2008年股灾时未偿付信贷的总额是GDP的365%，而且必定会上升到500%。这项运算还没有考虑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　　

有害的衍生工具　　

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信用违约掉期（CDS）在雷曼兄弟的崩溃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的解释富于争议，而且论证中的三个步骤将会把读者带入陌生的领域。首先，存在着风险不对称，即在股市中多方和空方回报比率不同（多方意味着持有一只股票，空方指卖出一只自己不持有的股票）。多方在股价上扬时期具有无限的潜力，而在股价下降时期面临着有限的风险。空方则相反。不对称通过下面这种方式体现出来：丧失多方位置削减了面临的风险，而丧失空方位置增加了这种风险。结果就是，个人可能在身为多方犯错的时候比身为空方犯错的时候更有耐心。因此，这种不对称性不鼓励卖空股票。

第二，借助用相反方式工作的风险 /回报比率之间的不对称性，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为卖空债券提供了一个便捷之道：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来卖空债券带来了有限的风险和无限的获利潜力，而卖出信用违约掉期合约则提供了有限的利润但是实际上无限制的风险。这种不对称鼓励对空方进行投机，从而对优先债券实施下行压力。

当预计会出现恶性发展时，负面效果将会变得势不可挡，因为信用违约掉期（CDS）倾向于作为认股权证而不是作为期权来定价——人们购买它们不是因为他们期待最后会出现违约，而是因为他们指望信用违约掉期会在合约的有效期内增值。没有套利可以修正错误定价。我们可以在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债券案例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债券的实际价格要比信用违约掉期指示的价格高得多。使用有效市场理论是难以调和这些不对称性的。

第三，自反性在发挥作用，这意味着金融工具的错误定价能影响我们假定由市场价格反应的根本规律。这一现象在这样一些金融机构里反映最为明显，他们开展业务的能力极其依赖于自信心和信托。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卖空浪潮是能够自我证实的，这和市场有效理论截然相反。

把这三重考虑综合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金融机构是被卖空浪潮摧毁的，在这些浪潮中卖空股票和购买信用违约掉期（CDS）互相放大，彼此加强。通过取消涨点交易规则（它可以通过只允许在价格上升的时候卖空来阻挡空头猛跌），股票的无限卖空成为可能，而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促成了毫无限制地卖出债券。

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让全世界最成功的保险公司之一的美国国际集团无法理解的致命综合体。美国国际集团的业务是出售保险。当它看到严重的错误定价风险的时候，它进场了，相信使危险多元化就削减了风险，以此向自己保证。美国国际集团期待着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发财，但是短期内它就被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发人深省的问题　　

我就2008年崩溃风潮给出的解释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如果无担保卖空和投机信用违约掉期已经被取缔，将会发生什么呢？

雷曼兄弟的破产也许已经被避免了，但是超级泡沫又将如何？我们只能推测而已。我的猜测是，超级泡沫将会破灭得更慢，灾难性的结果会更少，但是后果也许会持续得更久。比起现在发生的事情，它更像日本的经历。

什么是卖空的正当角色？　　

毫无疑问，卖空交易赋予了市场更大的深度和持续性，使市场更具弹性。但是卖空交易不是毫无危险的。卖空浪潮能够自我证实，应该处于控制之下。如果有效市场理论是正确的，那就该有一个先验性原因决定来拒绝强加限制。实际上，涨点交易规则和只有借入股票能涵盖卖空的时候才允许卖空都是有用的务实措施。在没有清晰的理论证实下，它们看起来运转良好。

信用违约掉期能够服务于一个有用的目的吗？

对此，我的观点比大部分人都要激进。盛行的理论是信用违约掉期应该通过调节汇率来进行交易。我相信他们是有害的，只应该在有处方的情况下使用。可以允许使用他们来为实际债券保险，但是根据他们的不对称性，不应该针对国家或公司进行投机。在现在这一时刻，交易信用违约掉期是给欧元制造麻烦。一些欧元区国家正开始过度负债，面临着评级下降。购买信用掉期合约给他们的借入成本施加了额外的压力，降低了欧元成员的利益，而这会让人怀疑共同货币的持久性。欧元具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根本弱点，信用违约掉期市场通过自我强化的方式加重了这一弱点。

信用违约掉期不是惟一一个被证明有害的合成金融工具。同样有害的还有抵押债务证券（CDO）的分割，以及引发1987年股灾的投资组合保险合约——如果只提两起造成大量顺势的工具的话。股票的保险有证券交易委员会来严加管理，为什么衍生产品和其他合成工具的保险就没有呢？我所指出的自反性和不对称性所扮演的角色应该导致对有效市场理论的否定，并且促进对监管机制的彻底反思。

既然雷曼兄弟破产对消费者和商业界行为造成的影响等同于1930年代的银行破产，接任的奥巴马政府面对的问题甚至要比当年困扰罗斯福总统的还要严重。1929年，未偿付信贷的总额是GDP的160%，由于债务累加和GDP下滑，到1932年上升到GDP的260%。我们深陷2008年股灾时未偿付信贷的总额是 GDP的365%，而且必定会上升到500%。这项运算还没有考虑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这些工具缺席了1930年代，但却使现在的局势变得极为复杂，尤其是在房产领域。从乐观的方面看，我们已经有了1930年代的经验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出的良方可以加以利用。

根据这一方针，下面我将概述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应该实施的政策，然后评估未来可能如何发展。（待续）

除了先人为引发通胀而后再进行治理，没有其他办法能防止出现全球通缩和经济衰退这种远离平衡的经济状况　　

2008年改变了世界。　　

随着金融泡沫的破裂，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强制资产变现、通缩和财富蒸发有可能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在通缩环境下，累计债务的重负可以压垮银行系统，从而致使经济陷入衰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方法之一是依靠货币创造来抵消信贷收缩、向银行重新注资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注销或减记累积的债务。为了取得最佳效果，这三种办法应该同时使用，而这离不开极端、非正统的政策措施。如果措施见效后信贷开始膨胀，那么通胀的幽灵将会取代通缩的压力，而政府则需要和以流动性注入时同样快的速度将多余的货币供应从经济体系中抽出。

这两项操作中，后一项在技术和政治上的难度可能比前一项更大，但不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全球衰退和世界动荡——让人无法接受。除了先人为引发通胀而后再进行治理，没有其他办法能防止出现全球通缩和经济衰退这种远离平衡的经济状况。

问题的波及范围甚至超过1930年代，而布什政府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的对策导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雷曼破产的后果震惊了商界和民众，经济增长已经跌落悬崖。而美国发生的一切会继续影响到全球经济。

因此，为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奥巴马总统的内阁将被迫实施由下列五个核心方面的全面激进的一揽子计划：财政刺激、检查抵押贷款体系、银行重新注资、创新能源政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财政刺激计划已经比较成熟，但落实到位尚需时日，且对经济下行仅能起到缓冲作用。在我看来，检查抵押贷款体系和为银行重新注资是扭转经济局势的必不可少的措施。

房价见底　　

抵押贷款改革的目的，是要通过尽可能减少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行为，刺激购买力，防止房价过度下跌。这是减轻通缩压力、稳定银行资产负债表并鼓励他们恢复放贷必不可少的措施。达到目的的最好方式是调整抵押贷款，确保贷款本金不超过房屋价值。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这种调整应该本着零星自愿的原则，只针对有拖欠行为的借款人，还是要强制不愿进行调整的放贷人接受来系统实施。

我赞成系统实施，因为零星调整无法使足够多的家庭见到成效，达到大幅降低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操作。而且，低端债务抵押债券（CDO）的持有者没有理由同意自愿调整——调整的损失必须要由他们自己承担。

这种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借机彻底检查美国的抵押信贷体系——这套体系已经被证明是漏洞百出的。我推荐采用经过适当修改的丹麦体系，该体系在1793年哥本哈根被洗劫一空后开始实行，业已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与美国依赖政府支持企业（GSE）即房利美和房地美相反，丹麦采用的是全体抵押贷款发起人以平等地位共同参与且无需政府担保的开放的体系。

丹麦抵押债券的显著特点是与抵押品相互对应，并可以实施互换操作。房主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在市场上购买等量的抵押贷款债券，并与抵押品进行交换来赎回自己的抵押房屋。由于利率和房价通常呈同方向波动，这样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平衡原则——降低了负资产的可能性。抵押贷款发起者要受到严格的监督，是信贷风险的承担者，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没有官方介入担保，但这种债券在传统上估值很高，投资收益甚至比政府债券还低。

系统的抵押贷款调整方案，将以符合新平衡原则的新型抵押贷款取代那些被自动估值模型视为失败的抵押贷款。贷款本金将降至由自动估值模型确定的当前的市场价，此时放贷人（次级抵押贷款会更严重）将承受一定的损失。符合新平衡原则的抵押贷款将得到政府机构担保，并以此提振其价值，同时政府机构也将收取必要的保险费。为了公平起见，减记抵押贷款的房屋在资本收益兑现时将按照高税率纳税。为防止欺诈，将以房屋留置权的形式保留这项义务。这种做法应该可以安抚谨慎的房主，使其借助房屋价格的回稳从方案中获取间接收益。抵押贷款调整后，持有者将蒙受损失，但他们的损失很可能远远低于不执行调整方案的损失额度。

同时，政府支持企业（GSE）合并形成的机构将不会买卖抵押贷款，而是将其名下的组合资产转让给具备专业技能的小组，这些小组将从调整还款金额以适应房主的支付能力，而不是取消抵押房屋赎回权中获得报酬。同样适用于主要居所的新破产法将大大加快重组的进度。这样做可以加速执行破产程序，按照房主的偿还能力制定相应的还款额度，同时还可以解决二次抵押难题，舍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欠款家庭的偿还能力之内，消除抵押贷款负资产和调整还款额这两项措施相互叠加，可以显著减轻但不会消除取消抵押房屋赎回权所带来的房价下行压力，因为这项救济措施仅限于主要居所。

开始时可以通过发售长期政府债券并将所得款项提供给抵押债券发行人的方式来补贴新的房贷利率，但抵押债券发行人最初10个百分点的信贷风险可能会与政府机构挂钩。发行方将按市场竞争决定的费率为承担信贷风险收取一定的费用。即便如此，新购房者享受到的利率也不能高于5%。发行方可以在保本情况下向美联储出售抵押债券以清偿债务。最终这种形式的补贴将逐步停止，同时利率水平将交由市场来决定。

政府机构将承担执行破产程序所带来的损失，这比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损失要小得多。要对厄运缠身的政府支持企业的资产组合逐步实施清算，相应的累计损失可以通过国债加以吸收。最终在房地产市场恢复稳定、依据平衡原则的抵押贷款站稳脚跟之后，就连抵押贷款担保都成为多余的职能，彼时即是时候关闭这类政府机构。（待续）

　 　不仅美国愿意长期维持对外赤字，其他国家同样愿意长期保持顺差。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结束了这种发展模式，而且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种体系是多么不公——美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外围国家受到的损害却更严重　　

银行资金　　

应当在全系统内部强制执行银行重新注资方案，就像亨利·保尔森所做的那样。注资完毕后，最低资本要求应降至如6%，这样会鼓励银行的放贷欲望。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抓住目前丰厚的差额。经济将重新启动。每个人手中都有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迫不及待地要加以利用。到那时，随着通胀脚步的迫近，最低资本要求将提升至8%，而后更高，并以此来降低银行系统的杠杆率，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

如果当初以这种方式执行美国的救市计划，也许可以用原先拨付的7000亿美元甚至还用不了那么多即可完成银行系统的重新注资。不幸的是，那7000亿美元已经花掉了一半，而情况较之以前却恶化了许多。两个月前完全可能的方案今天已经不再现实。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某项措施在某个时点上看似恰当，但在很短的时间内机会可能稍纵即逝。

银行体系现有的市场资本总额不会超过1万亿美元很多，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不止这个数。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公众会心甘情愿地接手注定要落入政府控制的银行股票，政府将不得不利用区分好/坏银行的方法：受损资产、现有股权和次级债将留在坏银行里，而好银行则将获得新的资产注入。股东和次债债主除享有增持好银行的权利以外，将损失他们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投资。他们可能会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好银行或许就不会落入政府之手。纳税人不得不消化坏银行的额外损失。即便如此，为挽救经济也必须向银行系统重新注资。注资的成本现在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但那也比听任累计债务把经济拖垮要好。

聪明燃料　　

在抵消衰退和通缩的过程中，能源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创新作用。美国消费者无法继续扮演全球经济引擎的角色，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替代能源和节能减排可以发挥引擎的作用，但前提是保持传统燃料的高价，为投资新能源创造理由，这样的投资也可以缓解通缩。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美国政客敢于说服公众我们有必要维持传统燃料的高价格。

奥巴马总统需要拿出更多的勇气和技巧来采取正确的对策。他必须确定化石燃料的底价，强制收取碳排放税或拍卖排污权。前一项措施更加高效，而后一项措施政治可行性更高。此外还要对石油征收进口关税，将国内油价维持在每桶70美元以上。关键是要说服公众能源成本将永远维持在高位，以此来鼓励对替代能源和节能设备的投资。

最终，能源成本可能会随着新技术的普及而下降。但价格机制本身并不足以保证新能源的开发。税收优惠、补贴、汽车排放标准和建筑法规必不可少。即便如此，如果碳排放无需付出代价，那么能源安全和减缓全球变暖也都实现不了。美国自己做不了这件事，但没有美国的领导这个任务也完成不了。

重新平衡核心和外围利益　　

1980年代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一直被美国和所谓“华盛顿共识”所主导。他们不仅未能提供一块平坦的舞台，反而以损害处在世界经济外围的国家为代价，一再照顾国际金融机构（IFIs）控制国、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外围国家必须遵守“华盛顿共识”中规定的市场纪律，这让他们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无处可逃，而美国却可以一直不受影响，吸干全球的储蓄来保持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

这种状况本来或许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因为不仅美国愿意长期维持对外赤字，其他国家同样愿意长期保持顺差。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结束了这种发展模式，而且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种体系是多么不公——美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外围国家受到的损害却更严重。

伤害外围国家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这种现象出现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它的深远影响远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处于危机核心的国家有效地担保了银行存款，但外围国家却无法为投资者提供同样令人信服的担保。结果造成资金从外围国家出逃，到期的贷款难以展期，而出口也由于资金匮乏而受到了影响。

这使得国际金融机构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完成新任务：保护外围国家免遭源自核心国家也就是美国的风暴袭击。这需要为保护外围国家的金融体系提供大额援助，包括贸易融资，同时协助他们的政府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前一项任务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笔应急资金，后一项任务则需要提供长期融资。可事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处置的自由资金只有约2000亿美元，考虑到巨大的潜在需求，这些钱根本不够提供有意义的援助。该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创造更多货币。已经存在特别提款权的发行机制，只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5%的成员国批准，即可启动特别提款权计划。过去，美国一直坚持反对态度。

创造更多货币供应是应对信贷崩溃的正确措施，这也是美国国内正在采取的做法。那么在国际上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特别提款权在提供短期流动性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如果富国向穷国捐赠他们的额度，就可以协助外围国家实行反周期政策。如果大规模实施特别提款权计划，比如以1万亿美元为限，该计划即可在对抗衰退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富裕国家这种看似无私的举动实际却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刺激全球经济并支撑本国的出口。

除捐赠特别提款权配额外，主要发达国家应该联合在一致限度下为外围国家发行的长期政府债券提供担保。只要符合相应的国际框架，应该对地区解决机制持鼓励的态度。比如，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应该配合IMF的一揽子计划为乌克兰的市政工程提供融资；应该鼓励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原材料产地的利益，只要中国愿意遵守《采掘业透明度计划》和其他国际标准。

此外，应该引导长期顺差国家拿出一部分货币储备或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欠发达国家的长期政府债券，并以增加出资国在IMF的投票权作为交换条件。这种方法可以和拟议中增加短期流动性机制的信托基金配合使用。

由于特别提款权计划在向外围国家提供短期流动性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因此短期流动性问题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解决。引人注目的是，长期顺差国家可以向补充IMF全新短期流动性机制（STL）的信托基金提供支持，该基金允许国家在三个月内提取五倍于自身配额的流动性。比如，按照短期流动性计划巴西只能提取234亿美元的款项，而其自身的储备却接近2000亿美元。灵活性更强的补充基金扩大了短期流动性机制的影响，而提供高配额希望可以吸引长期顺差国家出资成立规模足够的补充基金。

此外，发达国家央行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换汇额度，同时应该接受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资产来使援助更加有效。IMF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为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资产价值提供担保。

从长远来看，国际银行制度应该促进信贷流向外围国家。从短期来看，发达国家央行应该对商业银行施加压力，促成信贷展期操作。这项任务或许可以由国际结算银行（BIS）来负责协调。

只有放开引起很大争议的额度再分配问题，以上这些措施才能够成为可能。这符合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自身利益——除非他们放弃一部分投票权，否则新兴国家就会弃IMF于不顾，转而寻求双边或地区安排。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但真正解决却需要很长时间。以同意开始谈判来换取对大规模特别提款权计划的支持是最好的方法。奥巴马总统会满足全世界的愿望，引导这个问题向前发展。长期利率的上升将会抑制复苏，而货币供应大幅度增加将导致通胀，这样意味着很可能出现一个时期的滞胀。但是，这是一个高级、令人渴望的结果，因为它会避免长期的萧条　　

全球经济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奥巴马总统能否实施全面和一致的一揽子措施，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地落实这些措施。中国、欧洲以及其他主要国家如果应对也将同样重要。如果国际合作良好，那么世界经济可能会在2009年年底慢慢走出低谷。否则我们将会面临一个非常漫长的经济和政治的混乱和衰退时期。

我们无法一蹴而就地重新建立经济均衡。相反，我们首先要向经济体内注入充足的资金，来弥补信贷的崩溃。随后，当信贷开始再次流动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流动资金从经济体系中抽出去，这要像当初注入资金一样快。第二步行动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要比第一步行动困难得多，这是因为把钱给出去总是比把钱收回来容易得多。因此，经济刺激计划应该导向相对高产出率的投资就更为重要了。挽救美国的汽车产业应该只是一个例外，而不能成为定规。

美元　　

向美国经济注入大量资金，将会在汇率和利率两方面遇到困难。在当前金融危机之初，美元面临压力，但随着危机的恶化反而出现了强劲复苏。美元在2008年下半年的强势并不是由于人们更多地想要持有美元，而是因为借美元变得更为困难。欧洲和其他国际性银行通过在银行间市场提供资金而持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当市场萎缩的时候，它们被迫购买美元。与此同时，周边国家持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当它们无法发行新的债券偿付这些债务时，它们就不得不偿还这些债务。处于欧元区周边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与欧元的联系更为密切。但是，当俄罗斯市场崩溃的时候，对美元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俄罗斯中央银行购买了大量欧元，现在他们不得不抛售这些欧元来维护卢布。

这种趋势在2008年年底出现了暂时的逆转——美联储把利率降到了实际上零的水平，同时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出现了急剧的止跌回升，但由于欧元区内部出现了困难，这种回升是短暂的。希腊骚乱活动的蔓延使人们注意到了南欧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以及爱尔兰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的可转让存单利率上升，信用评级被调低，而它们的国债与德国国债的收益差扩大到了令人惊讶的水平。从2009年初起欧元掉头向下，而英镑的跌幅甚至更大。

鉴于德国和欧洲中央银行对全球经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抱有不同的看法，世界其他货币的汇率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并且使经济的复苏被放缓。欧洲中央银行的指导方针是不平衡的：它在法律上只需要关心维持价格的稳定，而非完全就业；德国现在还对魏玛共和国时期最终导致纳粹上台的失控的通货膨胀记忆犹新。这两点顾忌阻止了财政上的不负责以及无限制的货币供应。

这对于欧元作为一种价值储存手段有利，但是对缓解欧元区内部的紧张却不利。欧洲没有一个保护银行系统的统一机制、各国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事实，使人们对它们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表示担心。爱尔兰的信用足够好吗？欧洲中央银行是否能超越某些限定为希腊的国债提供担保？《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基础正在动摇，更别提英国和瑞士在保护它们畸形发展的银行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了。

当各国的监管者试图保护他们自己的银行时，他们可能会伤害其他国家的银行系统。比如，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银行在东欧涉足颇深；现在由英国政府控股的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在海外，另一方面，英国相当大一部分的住房资金来自于外国银行。最终各国的监管部门将不得不相互保护，但这只会发生在它们面临共同的危险之时。

财富的拥有者也许会越来越多地转向日元和黄金，以寻求安全，但他们可能会受到监管部门阻挠，首先就是日元。寻求资金安全的势力，与需要利用外汇储备来拯救它们的商业的势力之间可能会发生激烈的斗争。由于这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的作用，外汇市场将会出现大幅的波动。

利率和增长

走出通缩陷阱的途径是先诱导通货膨胀，然后去降低它。这种操作非常复杂，很难保证成功。美国经济一旦复苏，政府债券的利率就会大幅上扬。实际上，由于人们的预期，收益曲线可能会巨变。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长期利率的上升将会抑制复苏，而货币供应大幅度增加将导致通胀，这样意味着很可能出现一个时期的滞胀。但是，这是一个高级、令人渴望的结果，因为它会避免长期的萧条。

很难想象美国经济将在未来十年中年均增长3%，但是这并非不可能。美国一直存在经常账户赤字，最高的时候超过国民总产值的6%。这一局面将会消失，但将留下巨大的外债负担，未来几年的预算赤字将进一步扩大外债规模。消费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例必须下降。一直是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金融服务部门将会萎缩。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开始进入退休期，使人口趋势出现不利的局面。所有这些都是负面的因素。

那么有哪些是积极的因素呢？国内和国际的收入分配将更均衡，社会服务（包括教育）将更好，建设性的能源政策将引导在替代能源和节能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军费开支缩减，发展中国家更快速的增长将会提供更好的出口市场和投资机会。

但是，即便有最好的政策，美国国内的增长也很有可能会落后于全球经济的增长。

中国　　

中国采取的行动，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将会产生和奥巴马总统一样的影响，而中美关系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中国而言，全球经济繁荣至关重要。奥巴马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重新建构国际金融体系，但是这要求中美双方娴熟的技巧和高瞻远瞩。

新的世界强国的崛起是一个危险的进程。上个世纪两次大国崛起都导致了世界大战，最终崛起的大国战败。中国如果想要成为世界领袖，需要独辟蹊径，使它为各国所接受。中国的“和谐发展”主张是正确的策略。由于布什政府的政策错误和超级泡沫的破裂，中国过快地获得了过多的权势。为了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双方都必须尽最大努力。奥巴马总统必须把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而中国则必须继续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这对双方都不是易事。

中国将承受很大压力。如果无法取得满意的经济增长率（一般看来需要保持每年8%的增长率），就会很容易导致动荡，而中国如果发生动乱对全世界而言都是灾难。中国已经建立了细致的协商体系，可以在决策时给主要的利益集团发言权。达成共识的进程的主要缺点是缓慢和繁琐，因而就存在中国领导人在全球经济突然发生衰退时无法快速应对的风险。

印度次大陆　　

印度与中国相比更为自我收敛，而且维持向上的势头较为容易。印度的股市比其他国家遭到了更大的打击，但在很大程度上它的银行系统依旧掌握在政府手中，受到的影响不大。来自海湾国家的汇款将会减少，外包业务会遇到挫折，但是基础设施投资却很有希望，印度在这方面一直欠债，它希望继续这方面的高速增长。印度宏观经济的状况也比世界大多数国家更好。

印度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政治方面的，而且与巴基斯坦这个失败的国家息息相关。2008年11月26日恐怖分子对孟买的攻击是经过精心策划、安排和执行的。这一袭击发生在印度大选之前，意在让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交恶，让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势力至少能够存活下来，甚至控制这个国家。

布什政府允许不同的势力相互钳制。它让巴基斯坦对付印度和阿富汗，让巴基斯坦的军队对付文官政府，让文官政府内部的谢里夫对付扎尔达里，乃至让得到军队武装、用以对付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各个部族相互争斗。奥巴马政府的任务就是团结不同派别对付共同的敌人，也就是孟买恐怖袭击的策划者。

巴基斯坦的问题与阿富汗密切相关。美军入侵阿富汗最初被当成解放者，但是北约在没有适当的参与计划下就加入进来，经过八年时间后，外国军队不再受到欢迎。应该计划有秩序的撤离，但是在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正在积聚势力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当地民众的积极支持就难以打败他们。

在成功道路上存在三个障碍。第一是毒品战争，这一战争让当地民众与占领军对立；第二是巴基斯坦部落领地中存在的安全的避风港；第三是卡尔扎伊政府失去了合法性和民众支持。局势并非无法解决，但这要求有极高的技巧和耐心来控制局势。（由于过度依赖国家的专断权，俄罗斯不能得到直接的帮助——当俄罗斯看到国际合作，尤其是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合作取得进展时，它不会愿意被独自留在寒风中　　

石油输出国　　

石油输出国的运势急转直下。它们的盈余变成了赤字，而国家主权基金和外汇储备损失惨重。由于私营部门包括某些银行扩张过度，海湾国家遭到严重打击。迪拜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不得不由阿布扎比的巨额储备挽救。

但石油生产国的遭遇并非全然是坏消息。某些主要石油盈余国家，最为主要的是伊朗、委内瑞拉以及俄罗斯，一直是当今世界秩序的敌人，现在它们的羽翼已经被剪除。伊朗支持邻国政治和恐怖活动的能力下降，已经产生了有益的效果。伊拉克的政治和安全局势看起来正在稳定，而叙利亚好像更加愿意谈判了。伊朗总统内贾德不大可能在2009年重新当选。

与此相较，俄罗斯可能由于石油价格下跌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在普京的统治下，民族主义已经取代共产主义成为俄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克里姆林宫正在利用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来重建俄罗斯的政治大国地位，让统治者发家致富并且确保他们对国家的控制，同时贿赂和收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统治者。不同的目标相互强化，它们共同构成了新秩序，即建立在石油赞助上的伪民主。

在普京的统治下，经济权力被集中在两大集团的手中：获得财产的集团和从现金流量中分得一杯羹的集团。大体上，第一个集团更老练并且更倾向西方——他们的钱和孩子都在国外，第二个集团更加直接地利用国家的专断权。第一集团在金融危机中大量倒下，第二集团相对来说却未受损失——由于官方外汇储备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帮助第一集团摆脱资产困境，以及重新获得他们的资产，危机强化了国家的专断权。

这相当重要，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普京政权无法再满足公众对经济的期望，国家的专断权很有可能会被更加积极地运用。毕竟，克里姆林宫现在的掌控者不再是苏联时期谨慎的官僚们，而是一群冒险家。这可能导致海外的军事冒险和国内的经济萧条。

欧洲　　

由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济利益，不同的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崛起的反应并不相同。欧洲必须抵御俄罗斯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它们只有联合起来才有机会成功。但是统一的欧洲政策一定不是纯地缘政治性的，因为欧洲的共同利益还没有大到能够超越国家的利益。俄罗斯可以分而治之，就像它正在做的那样。

欧洲如要抵御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优势，关键在于制定一个统一的能源政策，建立一个欧洲范围的分配网络和超越于各国之上的欧洲能源监管机构。这将使俄罗斯无法再利用一个国家来压制另一国——它提供给一国能源经销商的优惠将立即成为提供给所有其他国家的客户的优惠。

需要改革国际金融体制以及给予俄罗斯的周边国家更多的关注，来继续推动法制建设、国际合作和开放社会的原则，这与能源政策同等必要。乌克兰现在已是危机四伏，它东部的钢铁业陷于困境中，如果能帮助这一地区的公共建设项目融资，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就可以在政治和经济上带来巨大的变化。必须帮助格鲁吉亚，使之从与俄罗斯冲突后的损失中恢复过来，但是这种帮助的条件是萨卡什维利政府必须遵循开放社会的原则。由于过度依赖国家的专断权，俄罗斯不能得到直接的帮助——当俄罗斯看到国际合作，尤其是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合作取得进展时，它不会愿意被独自留在寒风中。

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对世界是一个考验，人们希望看到欧盟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其相对较新的金融体制的发展。欧盟有着共同的货币还有欧洲中央银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政策或国库。这一缺陷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可能导致欧元区的分裂。但是隶属于欧元区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希腊遭受的损失比丹麦小，尽管它的问题更严重。因此，如果欧洲中央银行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欧元将很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危机。

布什政府区别对待“老欧洲”和“新欧洲”。我们希望奥巴马政府将采取相反的方式。世界太需要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更加联合的欧洲了。

发展中国家　　

巴西和智利等少数国家，有很好的理由，在谋求国际金融组织少量支持的情形下坚持实施反周期的政策。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非常依赖国际支持，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国际计划，它们的未来将非常暗淡：巴基斯坦、埃及、摩洛哥和海地等国家已经出现了“粮食暴动”，墨西哥由于毒品走私而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有可能会出现大骚乱。

全球金融体系的信贷崩溃，对于处于危机边缘的国家比那些处于危机中心的国家而言破坏力更大。信贷额度被收回，到期债务无法偿付，贸易融资枯竭。惟一给人希望的是，全球领导人认识到援救发展中国家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特别提款权捐助计划的吸引力，在于它并不会给捐助国带来任何直接的成本，它们所需做的只是投票同意建立特别提款权，然后向欠发达国家输出利益。我希望它会最终实现。（待续）

银行系统这样的社会构造，和银行通常坐落的类似希腊庙宇的建筑这样的物理构造之间，应该有一些区别——市场参与者，包括监管者，在2008年的危机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非常吃惊地发现了这一事实——世界经济正在遭受其后果的冲击　　

对金融市场的主流解释——有效市场假说——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遭到了很大的质疑。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是由某些外部因素——像石油卡特尔的形成 或解散——引起的，而是由金融系统自身所导致的。这证实了金融市场趋于均衡，背离是由外部冲击所引起的观点是一个谎言。但是，我主张的市场运行替代选择理 论——反身性理论——还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它甚至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认真考虑。

当我问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有一个回答说，我的反身性理论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东西，即市场价格反映了市场参与者的偏好。这 显然是对我的理论的误解，我的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定价错误在具体的情形和方式中，能够影响市场价格应该反映的基本面。有些其他专家说，我的泡沫理论已经 包含在现存的模型之中了。

那些最赞同我的观点的人向我解释说，我的理论之所以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是因为它不能被形式化和模型化。但是，这正是我试图表达的观点：反身性引起 不能量化的不确定性和不能计算的可能性。在一个世纪之前，富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承认了它。然而，市场参与者、评级机构以及监管者在计算风险上，都 是依靠定量模型的。

反身性是否可以模型化，或者人们是否应该继续使用定量模型，但是为无法计算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错误预留空间，将反身性纳入考虑，是我努力寻找答案的 一个问题。我的预感是，这两者我们都要做。反身性不能从理论上加以模型化，但是，它在诸如贷款意愿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这样的具体实例上，应该可以模型化。 同时，在记住、特别是为了监管目的记住条件有时候可能会偏离均衡相当远的同时，定量模型在计算趋近均衡条件中主要的风险上是有益的。我希望其他人也能致力 于探索类似的问题。

行为主义的局限性　　

新出现的解释市场怎样运行的范式，是建立在行为经济学和进化系统理论上的。我怀着巨大的兴趣关注着它们的发展，并且认可它们的价值；然而，我担心它们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观点。我认为如果它们成为新的正统学说，就会阻碍对金融市场的恰当理解。下面我将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行为经济学探索人类行为的独特习性及其对市场行为的意义。它通过实验，以在不确定条件下作出决策特有的，并且对代理商自身的最佳经济利益有害的具体 行为偏好的方式，论证了许多偏离理性的行为。这已经对理性行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形成了挑战。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通过承认这些无效的存在，来加以回应， 但是，他们声称这些无效是可以通过套利交易加以消除的。

这种说法为所谓的市场中性对冲基金提供了正当性依据，这种基金声称，可以在利用杠杆的基础上，通过使用套利交易机会来获得高额利润。长期资本管理公 司(LTCM)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它在1998年破产，几乎使金融市场陷入瘫痪。行为经济学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什么会破产没有进行解释。更准确地说， 它暗含的解释是，行为偏好的力量比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抵挡它们的能力要强大得多。这远远不如我提出的自我强化偏好和泡沫的概念令人满意。

事实上，对反身性的攻击——它只陈述了人类心理影响市场价格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更有理由用来反对行为经济学。如果行为经济学成为新的范式，那么，定价错误能影响基本面，以及金融市场不仅仅只是对潜在条件的被动反应，而是组成一个影响历史结果的积极力量的观点，将会丢失。

市场经常迫使管理人员，甚至是政府，以具体的方式行为来关注他们的担忧。甚至在探索人类心理中，行为经济学也不如我的理论全面：它只探究行为偏好，而没有探究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样的错误观念。它也没有有效市场假说全面，因为它没有系统地阐述任何全局性的假设。

人还是机器？　　

与此相对，进化系统理论却系统地阐述了一个全局性的假设。麻省理工学院的罗闻全（Andrew W. Lo）将这种方法从理论上阐述为适应性市场假说，不只他一个人如此，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也在往同一方向努力。事实上，将查尔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应用到尽可能多的领域，已经变得非常流行。

罗闻全将金融市场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市场参与者利用不同的策略相互竞争，以最大化他们的遗传物质——也就是利润——的存活率。它通过承认任何策略——只要它能提高存活率——的方式，避开了有效市场假说的限制。

适应性市场假说的巨大优点是可以被模型化，而且其模型还是动态的：在反复的过程中，策略和它们的流行程度都在向前发展。均衡的概念可以被一个与反身 性类似的双向互动所取代。这种构建模型的技巧是在对捕食者和猎物数量间的双向关系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在这种研究中成效卓然。从那以后，除了金融市场 之外，这样的“适应性”模型还扩展到了许多其它的领域，包括对宗教的研究。

显然，适应性市场假说和反身性有很紧密的联系。我对此非常着迷，并希望它可以为反身性模型化提供方法——这似乎是阻碍我的概念框架被认真对待的主要障碍。然而，我也对此感到害怕。我担心我的观点在被模型化的过程中被曲解。下面让我努力阐明我的担忧吧。

我的世界观的中心观点是，人类事务——由有思想的参与者参与的事件——和自然现象有根本不同的结构。自然现象是在没有任何人类思想干预的情况下呈现 出来的；在其因果链中，一组事实紧接着另一组事实。然而，在人类事务中就并非如此了。在人类事务中，因果链并没有将一组事实导向另一组事实，而是在一个双 向的反身回馈环中，将现实情形和参与者的思想连接起来。

既然参与者的观点和事情的实际情况之间总是存在分歧，反身性就在事件的进程中引入了在自然现象中缺乏的某些不确定性。我担心这个观点会在适应性市场 假说中失去方向，因为进化系统理论没有对人类和自然现象进行区分。适应性市场假说涉及的是种群的进化，而不管它们是由微生物还是由市场参与者组成的。

更具体地说：我将汽车和发电厂这样的机器，和国家、市场或婚姻安排这样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区分。我主张，为了能够经久耐用，机器必须结构良好，也就是 说，它们必须完成预设的任务。社会制度则不同：它们可能不能很好地实现它们的目的，但是，它们却可能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也就是说，市场可能适应不良。这是 适应性市场假说没有认识到的问题。

在适应性系统概念中有些东西令人怀疑，不管我们是在讲市场、政府还是宗教。它似乎证明了某些东西流行就是因为它们流行是正当的。这忽略了应该从 2008年的危机中汲取的重要教训。国际金融体系令人难忘而壮丽的大厦，不是因为外部的冲击而倒塌的，而是因为错误的构想而倒塌的。这怎么可能呢？

银行系统这样的社会构造，和银行通常坐落的类似希腊庙宇的建筑这样的物理构造之间，应该有一些区别——市场参与者，包括监管者，在2008年的危机 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非常吃惊地发现了这一事实——世界经济正在遭受其后果的冲击。我的概念框架识别了机械构造和社会构造间的不同，即反身性。适应性市 场假说根本没有注意到任何区别，从而延续了有效市场假说的根本错误。

对反身性的反思　　

经济学为什么会制造两个犯有同样错误的假说呢？其原因在于，有效市场假说和适应性市场假说都是通过类推方法发展的，即将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方法应用到 社会领域——有效市场假说学习了牛顿物理学，适应性市场假说学习了进化生物学。在这种背景下，我想援引我的极端易谬性假设：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获得了一些有 用的知识，我们都倾向于把它们扩展到在不适用的领域中。

作为对照，我以对思想和现实关系的说明作为开始，从中我得到反身性概念，然后发现这一概念可以应用到对金融市场的研究上。我认为我的方法比有效市场 假说和适应性市场假说的解释力都要强，并明确批判任何将我的结论和这两个假说中的任何一个调和起来的行为。由于有效市场假说已经完全不可信，所以我更担心 我的理论被占优势的适应性市场假说蒙上阴影。

我理解适应性市场假说背后的动机：保护经济学科学地位的愿望。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错位的努力，其结果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可以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物理嫉妒”。我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面临着不同的任务，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

在此，我必须介绍一个对我的观点的告诫。我对我在人类事务和自然现象之间所作的明显区分感到困扰。这样尖锐的区分不是自然的特征，而是为了理解非常复杂的现实所作的人为努力。这也与我的极端易谬性假设是一致的。

然而，我渴望对进化系统理论和反身性之间的联系有更好的理解。我在致力于研究复杂性问题的圣菲研究院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找到答案。这是我希望其他人也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我乐于承认，反身性没有达到当前被接受的科学理论的标准。这就是我将我的第一本关于反身性的书取名为《金融炼金术》的原因。但是，我主张我们要么修改这些标准，要么用非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金融市场。

修改科学理论的标准可能很困难，因为它可能会使经济学家失去地位。将新的范式称为哲学范式，而不是科学范式，可能会使其更容易得到承认。哲学在被科 学方法取代之前，常常占据着卓越的地位。科学方法在对自然的研究中创造了奇迹，但是在与人类有关的领域中却没有那么成功。这使我对卡尔·波普尔的科学方法 统一学说产生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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