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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詹：断层线——对危机的系统分析（上）

拉詹 · 2012-02-27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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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07年的金融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让许多经济学家不得不采取退守之势。无论是新闻节目，杂志，权威人士，还是英国女王都在追问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没有预见到金融危机的到来？经济界人士或撰写文章或召开各种会议，反思他们怎么会犯如此大的错误; 其他人则拼了老命地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于那些一向敌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人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无疑证明了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的：皇帝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根本就什么都没穿。 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也因此发生了剧烈的动摇。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一个人预见了这场危机。一些对冲基金经理人和投资银行的交易商只顾埋头赚钱却对即将到来的危机闭口不谈。为数不多的几个政府官员和美联储官员对此曾表示过深切的担忧。一些经济学家，如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鲁里埃尔·罗比尼(Nouriel Roubini)，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和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曾多次就美国房价水平和家庭债务水平向民众发出过警告。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层将此次经济繁荣同过去那些结局悲惨的经济泡沫相提并论。问题并不是没人提醒过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是那些从一个过热的经济中尝到甜头的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根本就没心思听。经济评论家们常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卡姗德拉（Cassandras）或“永久的悲观论者”，因为他们总是预测一个很长的经济下滑期，所以不管怎样他们的预测最终都是对的，这就好像是一座停了的钟，一天中也总有两次所指的时间是对的。我知道，因为我就是这些卡姗德拉们中的一员。　　

每年，世界各国央行的领袖们都要在美国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城(Jackson Hole)召开为期三天的会议，就会议主办方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提交的主题论文展开辩论，参加会议的还有私营部门的分析师，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记者。每天会议结束之后，参会人员都会去游览美丽的大提顿国家公园，在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湖光山色中，他们又谈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在潺潺流水声的配乐中激烈地讨论维克塞尔（Wicksellian）利率。　　

2　　

2005年，美联储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卸任前最后一次参加杰克逊霍尔会议，因此会议的主题被定为格林斯潘时代的遗产。那时我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而此前的二十年中，我曾任教芝加哥大学，教授银行学与金融学课程。主办方要求我提交一份论文，主要论述格林斯潘时代金融领域的发展演进。　　

当时我写的那篇典型的金融行业论文是一篇关于金融市场在全球迅猛扩张的长篇大论。主要讲述了证券化的神奇之处，通过证券化银行将住房贷款和信贷打包在金融市场上出售，以此方式规避风险。同时，金融市场中包括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在内的长期投资者因购买此类债券而承担一小部分的风险, 由于他们投资期限长且资产组合多样化，所以抗风险能力要优于银行。从理论上来讲，风险得到缓释之后，投资者所应获得的收益也相应减少，使得银行能够降低贷款利率，也就扩大了贷款者的融资渠道。　　

在撰写论文的准备过程中，我请员工为我搜集了一些图表和表格。在研究这些图表和表格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个令人好奇的地方。首先是这些图表对美国大型银行风险的度量不同，其次是这些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银行所承担的风险逐步加大了。这着实令人吃惊，如果银行通过出售债券将高风险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的话，银行的安全性应该提高才对。最终我才想通原来我是犯了经济学家们最大的一个禁忌，我假设了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说我假设了除我所要研究的证券化这一现象以外的其他条件是不变的。而通常来讲，万事万物都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更重要的是，放宽管制以及证券化的发展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使银行家们（更广泛地说是财务经理们）开始追逐更加复杂的风险形式。　　

当我认清了这一趋势时，论文也就一气呵成。我将标题定为《金融业的发展是否加剧世界的风险》。华尔街时报曾在2009年刊登一篇文章中对我的这篇报告发表评论：　　

　 　

拉詹先生认为，工人们赚钱的时候收益颇丰，赔钱的时候损失却很轻微，使得激励制度严重失衡。 这促使金融公司将资金投入于能够产生巨大收益的金融产品中，这种投资如果赔钱将会损失惨重。　　

他提到了为债券风险提供保障的“信用违约互换”。拉詹先生称，承保人或其他人通过出售这种看似风险较小的掉期合约获得巨大利益，可是违约情况一旦出现，损失也是极其惨痛的。　　

他还认为银行同样持有这样的信用证券，如果这些债券出现问题，整个银行体系将出现动荡。他说，那样的话，银行之间将彼此失去信心。“银行间市场的冻结也就不可避免，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更是近在咫尺了。”　　

两年之后，这一切真的都应验了。　　

在那时，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并不要求有多么高超的先见之明：我只是运用了我和同事一起研发的理论框架将一些点连接起来而已。然而，我却并没有预见到一向彬彬有礼的大会听众将作出何种反应。并不十分夸张的说，我就如同一个早期的基督徒，蒙头蒙脑地闯入了一个饥肠辘辘的狮群。我的观点自然是遭到了一些杰出人物从头到脚的严厉批评（当然也不乏一些例外），从大会的讲台走下来的时候，我感到十分不安。这并不是因为我受到了抨击，因为在各种研讨会上身经百战之后，人们自然会练就一张厚脸皮：如果总是对观众的意见耿耿于怀，今后就甭想发表任何观点了。令我不安的是，批评者们似乎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首先，我因为说跑题而遭到了炮轰。会议中的一些论文紧跟格林斯潘时代这个大主题，探讨格林斯潘是否是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央行行长之一。而有些人则给这些赞誉之词浇上了一盆冷水，他们说一切都很糟糕，并呼吁加强监管，众所周知，格林斯潘对监管的有效性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论调自然是被嗤之以鼻的。其次，大家的反应都是在竭力为自己辩护，如果金融业发展严重脱轨，监管者们难道不应为自己的疏忽负责吗？而且，听众的反应也显示了监管者的盲目乐观。由于美联储成功地应对了2000-2001年由互联网泡沫引起的经济衰退因此自信地认为可以在金融体系再次触礁时力挽狂澜。　　

尽管我在演讲时担心的银行家的动机，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担心监管者的动机了，虽然越来越来多的评论者和监管者开始接受我的观点，我认识到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这次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仅更具广泛性而且更具潜藏性。我们不应把一些看似说的过去的原因堆砌起来，再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它们。那些贪婪的银行家们会受到规范；不称职的政府官员也会下台。这是一个最轻松的解决法案，因为坏人总是很容易地被辨认出来，人们就可针对这种不法行为和渎职采取措施。更进一步说，我们就无需为加速经济衰退负责了，这也搬走了压在每个人心底的一块石头。但是这种说法未免太草率了。　　

　 　

我们不能对这次危机掉以轻心，觉得它似乎和以前的危机没什么两样，也是由房地产市场和外资流通所引起。尽管每次金融危机的起因都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共性，但很多人认为，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全世界最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一贯起作用的监管和制衡到底怎么了？市场本身的规范机制到底怎么了？个人自我保护的本能到底又怎么了？难道自由企业制度基本已经崩塌了吗？如果这只是发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次“平常的”危机而已，我们也不会有如此多的质疑。可是考虑到此次危机的代价，我们又岂敢作出轻率的抑或错误的判断。　　

虽然我认为自由企业制度的基本思想是有理可循的，但加剧这次危机的那些断层线却遍布于整个系统之中。它们不仅来自于某一个个人或是某一个机构。为这次危机负责的应该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其中有国内的政客，外国政府，像我一样的经济学家和像你一样的普通百姓。而且，并不是大家都被一种集体狂热的气氛笼罩着。我们不能说人们的行为缺少理智，因为利益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融市场的出了问题，但是所有人还是幻想未来会云开雾散，并紧紧抓住这个希望不松手，因为这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我们的行为“齐心协力”地把世界经济逼到了灾难的边缘，如果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采取措施亡羊补牢的话，悲剧还会再次上演的。　　

在全球经济中存在着很深的断层线，并且不断加深，因为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个人和机构来说最适合的未必适合整个系统。其中一些十分严重的断层并不是由经济原因导致，它们是政治的产物。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将一切暴露无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断层线分布在哪。如今政客们宣称，要“永远告别危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只会抓几个替罪羊而已，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体系实难改变，更是因为政客们若是追踪这些断层的所在，那么就会发现他们自身也存在着断层。如果经济复苏加快，人们安于现状的想法就会变得更加坚定，作出改变则会显得尤为困难。因此，本书意在吸取本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从更深的层次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能够应对本次危机真正原因的政策选择，以避免重蹈覆辙。　　

大家普遍认为的本次危机的根本上是由历史性危机的延续造成的，首先，我要说说我对此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曾经依靠外国借款花钱大手大脚的发展中国家（为简练起见，我用“发展中”这个词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用“工业化”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决定改变消费习惯，以省钱来取代花钱。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当时也处于日益加深的经济下滑之中。于是总得有人扩大消费和投资以防世界经济大幅度放缓。对于那些愿意花钱的国家，好消息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日本以及紧随其后的德国和石油富国们已经有足够的盈余为他们买单。　　

20世纪90年代末，在工业化国家中，一些公司在以信息技术和通信为代表的行业中进行大规模投资。不幸的是，这股投资热潮最终演变成了我们如今所说的互联网泡沫，2000年初泡沫最终破灭，同时各个公司也在大规模地缩减投资。　　

随着美国经济的放缓，美联储加大干预，大幅度削减利率。希望以此激活经济领域中对利率敏感的经济活动。正常地讲，此举本应拉动企业投资的增加，但是这些企业在互联网泡沫的时代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此时已有些力不从心。相反，较低的利率刺激了美国消费者购买住房的热情，从而抬高了房价，使房地产投资猛增。这些住房购买者有相当数量的人信用评级较低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也就是所谓的次级贷方和Alt-A贷方----这些不符合常规抵押贷款借贷条件的人如今也获得了贷款途径。持续走高的房价使次级贷款者有能力为低息抵押贷款重新融资（从而避免违约）。对于许多贷款者来说，还贷似乎还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　　

海外投资者通过对美国的出口集聚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便如洪水般向美国的借贷者涌来，这样也就助长了美国无节制的消费习惯。那么德国斯图加的一名牙科医生是如何把钱借给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一名次贷者的呢？这名德国的牙医当然不能直接把钱借给要贷款的人，那样会产生巨额的成本，因为她既要调查该贷款者的信用程度，也要使贷款行为符合地方的各项法律法规，还要收回还款，一旦发生违约时还要进行干预。而且，每一个次级贷款购房者违约的可能性都很高，必然会高于一个保守的私人投资者可接受的范围。　　

此时，错综复杂的美国金融业就有了用武之地。贷款的证券化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如果将该抵押贷款同来自其他地区的抵押贷款打包出售，那么多样化的投资则有利于风险的降低。风险最高的贷款可以出售给有能力进行风险评估，喜欢在刀尖儿上跳舞的买家。安全性较高的贷款则可以直接卖给这名德国的牙医和她的银行。　　

以这种方式，美国的金融业填补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一边是过度消费，需求旺盛，而另一边则是消费不足，市场低迷。但整个大厦是建立在房地产市场的基础之上的。新的住房建设工程以及房地产销售增加了美国建筑业，房地产中介以及金融业中的就业岗位。而攀升的房价还可为贷款和新的消费融资。美国的消费者看起来欲壑难填，其他国家可以一边通过对美国的出口拉动经济走出低迷，一边又借钱给美国为进口买单。人们就好像活在一个甜蜜的梦中，可梦终究是会醒的。　　

但是当美联储宣布要提高利率并抑制房价上扬时，这列飞速运行的欲望号街车终于戛然而止，疯狂的借贷行为也因房价的走低而偃旗息鼓。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价格骤降，因其背后的抵押风险比宣称的风险更大。结果这些看上去很精明的银行家们手里却持有大量评级高但质量低的证券，即使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在玩火。而且，他们竟然通过大量的短期债务为这些证券融资。结果可想而知，短期债务的持有者惊恐万分，当债务到还款期限时，他们拒绝再为银行融资。一些银行以破产告终，其他银行获得了政府的援助，而整个体系却濒临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急速下滑，虽然现在已处于恢复期，但是恢复得十分缓慢。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量流入美国的资金被用来给次级信贷融资呢？其他经济体，如德国和日本靠出口走出了2001年的经济衰退，为什么美国不能效仿此法呢？为什么像中国一样的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要为美国这样的富国的非可持续性消费融资呢? 为什么美联储要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较低的利率呢？为什么金融公司要贷款给那些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三无人员呢——这种做法极为普遍，甚至已经有了自己专有的名称，叫忍者贷款（NINJA loans）。为什么当银行—也可以说是香肠生产者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时还要留着那么多的香肠自己吃呢？　　

我试图在本书中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首先我要说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我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解释，因此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预防危机再次发生的灵丹妙药。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会显得过于简单化。为了更好的解释，我引用了断层线这个比喻。在地质学中，由于地壳构造板块相互挤压和冲撞在地壳表面形成的断裂称为断层线。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慢慢集聚，挤压着这些断层线。我将要在本书中对全球经济中出现的断层线加以论述，并解释这些断层线是如何影响金融行业的。　　

第一类断层线产生的根源是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几乎每一场金融危机都有其政治根源，尽管各不相同，因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能够战胜大多数工业国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第二类断层线则产生于上诉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国家间的贸易失衡。最后一类断层线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走到一起为不平衡的贸易融资：尤其是当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建立在合约基础上的透明的公平金融体系为其他大部分国家不透明的金融体系融资或接受后者的资金时。因为不同的金融体系运作的原则不同，政府干预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当它们相互作用时会阻碍各体系自身功能的发挥。所有这些断层线都会影响到金融领域的行为，对理解此次危机具有核心意义。　　

　 　

不平等的加剧助推了住房信贷的发展　　

第一种断层线的最典型例子便是美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及其要求放松信贷所造成的政治压力。很显然，美国高收入人群的显性收入持续增加。1976年，收入排在美国前1%的家庭的总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8.9%，但到2007年，这一比率已上升至23.5%。换句话说，从1976年到2007年，美国实际总收入每增长一美元，就会有58分流入这些超高收入家庭。2007年，对冲基金经理约翰·鲍尔森的收入为37亿美元，是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74000倍。　　

尽管精英人群的巨额收入受到了公众的关注，甚至还激怒了代表中产阶级的专栏作家，但是这样具有亿万资产的对冲基金经理在美国还是很少见的。人们更关注的是和自己的经历相关的事情，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工（如办公室经理）工资的增速要远大于中等收入工——工厂工人和办公室助理是该类人群的典型代表。可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美国的生产技术的进步要求劳动力掌握更高的技能——对于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来说，有个高中文凭就够了，但是如今的大学本科学历只够当一个办公室文员——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未能够为广大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必需的教育。这是因为营养，社会化和学习在人们的孩提时代并未受到重视，加上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又差强人意，使得很多美国人没有做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准备。　　

结果，中产阶级工资水平几乎停滞不前，失业的可能性却持续上升。虽然政客们能够体察民怨，但改善教育的质量实属不易，只有通过在某一地区实行切实有效的政策改变才可实现，而该地区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希望维持现状。更重要的是，任何改革都不会立竿见影，所以无法立刻解决选民的燃眉之急。因此政客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其他能够快速见效的方法来安抚选民。我们一直都明白一个道理，即消费能力比收入多少更加重要。说穿了就是，如果能够提高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能力，让他们隔几年就可以买辆新车，偶尔还可以出国度假，那么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在意收入是否还是在原地打转了。　　

因此，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现象，政府采取的是扩大对家庭借贷的措施，此举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政府如此应对选民的诉求，不知这是谋划在先还是顺水推舟。于是，拉动消费和扩大就业的成效立刻就显现了出来，然而人们距离偿还贷款的期限还远着呢。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级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拿宽松信贷出来当作安抚剂。然而，政客们在表述这一目的的时候并不是平铺直叙地告诉人们要扩大消费，他们的宣传更令人振奋也更具煽动性。在美国，拥有住房被视为美国梦的重要元素，让中低收入家庭也能购买房屋是实现扩大信贷和消费的关键。一方面资金雄厚的政府积极推动宽松信贷政策，另一方面以利益为驱动的金融行业错综复杂，竞争激烈且道德缺失，当二者发生相互作用时，一条深深的断层线便产生了。　　

当然，这不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政府通过扩大信贷的方式来缓解一部分人因被别人落在了后面而产生的担忧情绪，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就俯拾皆是。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放松管制政策和银行业的迅速扩张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对民粹主义运动（populist movement）的回应，该运动得到了中小型农场主的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落后于队伍日益壮大的产业工人，并要求获得更加宽松的贷款。而过度的农村信贷是美国大萧条时期导致银行业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口导向型增长及其依赖性　　

靠借债来维持的消费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尤其是对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对消费品和服务的强烈需求使得物价不断攀升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为缓解对通胀的担忧，央行通过加息来扼制家庭的借贷能力和消费欲望。从20世纪90年代的晚期到21世纪的头十年，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满足的，比如说过去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现在更多是从中国进口，这些国家历来都是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并且拥有十分充足的产能。但是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讲的那样，如此强大的消费品生产能力也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增长模式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过度依赖国外的消费者。这种依赖是形成第二条断层线的根源所在。　　

全球经济之所以不堪一击，是因为传统的出口国国内需求疲软从而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扩大开支以维持平衡。因为出口国的能够提供充足的商品，像西班牙，美国，英国这样忽视甚至鼓励家庭债务的国家，以及像希腊这样缺少政治意愿去压制政府民粹主义和工会需求的国家，就开始了长远的规划来拉动国内需求。最终，这些国家的家庭和政府都债台高筑，不仅未来需求能力的扩张受到了制约，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全面改革的阵痛。但是，只要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死守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不放，大量的商品就会像潮水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涌动，寻找政策和自制力最为薄弱的国家作为突破口，诱使其消费，直到其最后无法负担，继而陷入危机之中无法自拔。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经济体要依赖其他国家的消费才能得以发展？这种依赖性产生于他们渴望摆脱二战的毁灭性打击或者摆脱贫困实现飞速发展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和银行）广泛地进行干预，以牺牲本国家庭消费能力为代价，打造实力雄厚的企业和极具竞争力的出口商。　　

长久以来，这些国家建立了十分高效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行业----如佳能（Canon），丰田（Toyota），三星(Samsung)以及台塑(Formosa plastics)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为保护其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醒。尽管全球性的竞争减轻了政府干预出口领域所产生的恶性影响，但是面向国内的生产领域就难逃此劫了。银行，零售，餐饮以及建筑行业通过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限制了各行业内的国内竞争。所以，这些行业的效率很低。比如在日本，没有一家银行能在全球范围内同汇丰银行相抗衡，没有一家零售商在规模和价格优势上超过沃尔玛，没有一家快餐连锁在分店数量上击败麦当劳。　　

所以，尽管这些经济体能够实现高速增长并跻身富国行列，但低劳动成本优势会渐渐消失，出口也会变得愈加困难，那些效率极低的内向型行业就会成为严重制约国内经济自发性增长的瓶颈。到那时，这些经济体在正常时期获得自身发展已经很难，要是赶上萧条期，若不通过巨额财政开支的刺激作用，实现国内增长更是难上加难。当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解囊时，政府就会出于本能地眷顾那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内生产商，但是这些企业效率偏低，并且对经济的长远发展作用甚小。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依赖国外需求来使自己走出经济低谷。　　

前景看起来并不容乐观。随着这些国家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改革会变得更加困难，其依赖性也会日趋严重。尽管中国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目前也正走在这样一条危险的路上。中国若不想沦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则必须作出实质性的政策转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充分发挥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体系的碰撞　　

过去，在一些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尽管工厂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外的需求，但这些国家并不是净出口国。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早期，包括韩国和马来西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增长节奏较快，因此要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大量进口机械设备。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要承担贸易逆差并要从世界资本市场贷款为其融资。　　

甚至连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最初也帮助消化了一些剩余的出口。但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从工业化国家大规模贷款来投资无疑是自找麻烦。在第三章中，我将会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会从剩余产品的吸收国转型为净出口国，从而导致了问题的出现：从实质上说，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与其融资国的金融体系是建立在不同的基本原则之上的，而且两种体系是互不相容的。这种差异性是断层线产生的另一根源，也极大地提高了通过借债来为本国投资和增长提供资金支持的风险性。　　

像美国和英国这样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强调的是是透明度及合同在法律体系内的可执行性：因为商业交易并不依靠幕后的私人关系进行，这被称为“公平交易”制度。因为金融家们有能力搜集各种公开的信息，也了解借款者的运作方式，并且深知自己的债权会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执行，所以信心十足。所以他们愿意持有长期债权（如股份）和长期债务，不需要通过银行等中间机构就可以为最终受益者直接融资。每一笔交易都应该公正公平并且要通过激烈的竞标。上诉说法显然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在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中透明性已经荡然无存—但这种说法反映了该体系的实质。　　

对于那些政府和银行积极干预经济增长的国家，其金融体系与上诉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公开的金融信息非常有限，或许是因为政府和银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直接指挥资金的流通，不需要也不想要公众监督。如今，虽然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已经放下了手中的指挥棒，但银行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信息被严密地掌控在一些内部人士手中。由于公开的信息较少，所以合同条款的执行基本上要依赖于长期的商业关系。借款方要么还款，要么同贷款方通过诚信的方式进行协商以防关系破裂产生不良后果，在这样的一种体系中，关系就是金钱。这就意味着体系外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外国的金融机构，几乎无法融入该体系。事实上，恰恰是这种差异令这一体系能够顺利地运转，因为如果借款人能够像在公平交易体系中那样让贷款人之间相互竞争，干预将失去效力。　　

因此，如果来自工业化国家公平交易制度中的私人投资者需要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融资—正如20世纪90年代早期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外国投资者因为不了解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内部关系，所以会采取三项保护措施。第一，只提供短期贷款，以确保能随时撤资，达到风险最小化。第二，只接受以外币标价的付款，以防该国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或者货币贬值时其债权缩水。第三，通过当地银行放款，如若发生撤资，而当地银行无力还款时，政府将出面协助银行以避免大面积的经济损失。所以，投资者得到了政府隐性的担保。由于担心当地经济出现动荡而受到附带性损害，这些来自公平交易体系中的投资者愿意将他们的钱委托给这个模糊的关系体系。　　

这样一来，东亚在9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问题，外国投资者由于受到这些措施的保护，几乎没有任何动力去审查得到融资的企业。而国内银行体系的贷款一直都是由政府来掌控和担保，几乎没有能力进行细致的评估，尤其是当贷款者运用复杂的技巧或是投资复杂的资本密集型项目时。看到信贷的自由流动，贷款者高兴都来不及，哪会有功夫去想潜在的问题。但是，当项目出现表现不佳的迹象时，外国投资者就会迅速撤走资金。因此，严重依赖外资为该国融资的发展中国家就经历了周期性的暴起暴落，最后以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而告终。　　

那些危机不仅极具破坏力而且令人感到丢脸。例如，印尼的GDP从峰值一路狂降25个百分点，堪比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济下滑。但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经济自由落体式的下滑，使得数百万工人失去饭碗，衣食无着，也让印尼遭遇了种族暴乱和政治动荡。最糟糕的是，印尼曾经为从殖民者的统治中获得解放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独立而感到自豪，可这时却要可怜兮兮地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其贷款，为此还不得不接受了大量的附加条件。其中很多条件都是工业化国家为满足自身利益而直接制定的，印尼虽然怒火中烧，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主权受到侵犯。　　

从此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暗下决心以后绝不能再靠国际金融市场（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怜悯度日。联想到印尼的遭遇，这也就不足为奇。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决定不再从国外贷款，彻底抛弃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和以借债来维持的经济扩张。此外，一些国家还决定通过低估货币来繁荣出口。他们不仅通过购买外汇来维持较低的汇率，还建立了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未雨绸缪，以防国外债主再次恐慌。所以，在9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缩减投资，从商品和资本的净进口国转型为净出口国，也就加剧了全球商品的过剩。　　

不久之后，工业化国家企业的投资的项目也在互联网泡沫中迅速崩溃，于是世界经济在新千年的头几年间陷入衰退期。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因其经济模式是出口导向型，所以也自身难保。刺激增长的重任便落在美国的肩上。　　

失业型复苏和刺激政策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美国的政治因素决定其必须刺激消费。但是尽管美国为世界经济走出2001年的衰退期提供了必要的刺激，但人们仍然发现，正如1991年的复苏一样，工作岗位并没有随之增加。由于美国的失业救济期限较短，进一步刺激经济活力的政治压力显著升高。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说，失业型复苏并不一定是一个过去时—实际上，目前的复苏情况已经表明美国迄今为止在增加就业岗位方面进步缓慢。失业型复苏是尤其有害的，因为长期刺激政策的目标是迫使私营部门非自愿地增加就业，这样做会削弱该部门的积极性，尤其是对金融行业来说。这样也就行成了由政治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另一条断层线，这一次，它随着经济循环发展到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　　

从1960年到1991年的经济衰退之前，美国的每次经济复苏都是很迅速的。经济从衰退的低谷期回升到衰退前的产量所用的平均时间不到两个季度，恢复就业所用的时间也不到8个月。但是，1991年和2000-2001年之后的经济复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尽管恢复产量的时间，1991年为三个季度，2001年仅为一个季度，但两次经济衰退之后，恢复就业的时间却分别用了23个月和38个月。确实，尽管经济回暖，但失业仍在继续，所以这类复苏被名副其实地称为“失业型复苏”。　　

不幸的是, 美国简直被它搞得手足无措。一般来说，失业津贴仅能发放六个月。更糟的是，医疗保健福利一直以来都是和工作捆绑在一起的，一个失业的工人很有可能无法承担医疗费用。　　

只有在经济回升较快且工作岗位充足时，短期的福利才会有效。工人们因为担心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就失去失业津贴，于是就会更加卖力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但是新增工作岗位数量很少，积极的动力又沦为巨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不仅对失业者来说是这样，甚至那些拥有工作的人也担心某一天会丢了饭碗，茫然落魄。　　

政客们若是无视公众的焦虑，只能自食苦果。尽管老布什在伊拉克不负众望地打了胜仗，但他第二次竞选仍然失败了，大家普遍认为这是由于他对2001年经济衰退后的失业型复苏所引发的公众担忧缺少关注。政客们充分地吸取了这个教训。从政治上来讲，经济复苏的关键不是产量，而是就业，政客们愿意从财政方面（政府开支和低税收）和货币方面（降低短期利率）加大对经济的刺激，直到就业出现起色为止。　　

从理论上讲，这种行为反应了民主的优越性。而实际上，公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巨大压力反而让政客们可以无视美国长久以来政策制定的制衡体系。在危机的阴影下，政府出台一些长期的政策，那些在经济下滑的时期恰巧执政的政党就可以借此机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在政策制定上就会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选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同样也会招致过度开支,不利于政府长期的财务稳定。　　

在第五章中，我将会探讨这些政治因素是通过什么具体方式影响美国的货币政策的。货币政策当然由美联储来掌管，但美联储的独立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若是有哪位美联储主席敢挑战政府的权威，在就业没有转好之前就提高利率的话，我们只能说，您的胆子可真大。确实，美联储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持高就业率。而且，当失业率居高不下时，工资上涨（央行的主要担忧）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美联储就会认为保持低利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一方面，一些其他的市场，包括国外市场，就会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出反应。例如，大宗商品的价格，如石油和金属的价格可能会上扬。另一方面，资产价格，如房屋，股票以及证券，也会发生膨胀，因为投资者会抛弃较低的短期利率，转向收益更高的投资。　　

更严重的是，在这些时期，金融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性更大。在2003-2006年间，低利率使得政府原本就鼓励的低收入购房行为更加疯狂，助长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同时也加重了美国的债务。美联储为鼓励企业投资，增加就业岗位，曾承诺会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低利率，这无疑是火上浇油。这个承诺让资产价格继续走高，并加深了金融行业的风险。在艾伦格林斯潘的最后一搏中，这位美联储主席在2002年告诉市场，如果市场发生自爆，美联储不会出手去捅破资产价格泡沫，而会通过新的扩张帮美国度过危机。如果金融市场在进入狂热状态之前需要一个证书的话，那么这番话就是那张证书。　　

美联储仅仅关注就业和通胀——实际上，只有就业受到了关注，这是一种在政治上缺乏谋远虑的行为。尽管这完全是美联储的职责所在，但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手中的工具有限，美联储央求别人不要一下塞给他们这么多具有潜在竞争性的目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其狭隘的侧重点对经济产生的广泛后果：尤其是，美联储倡导的低利率和高流动性对金融行业的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断层线因以政治为动机的刺激政策与正在寻求竞争优势的金融行业相互作用而产生，就如同鼓励低收入购房一样，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美国金融行业的结局　　

来自各个断层线的微震是如何集中爆发，差点毁了美国整个金融行业的？我认为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首先，大量的资金从海外或通过政府扶持的抵押贷款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流入了低收入住房市场。这导致了房价暂时的飙升以及按揭贷款的质量的不断下降。其次， 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承担了大量的风险，包括购买大量为次级抵押贷款融资而发行的低质量证券，但却通过短期贷款的方式进行融资。　　

让我说得再具体一些。在新世纪的头几年中，发展中国家靠出口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而美国，在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尤其是在住房建设行业，于是发展中国家就扮演了美国的融资者的身份。为安全起见，外国投资者购买了由政府扶持的抵押贷款机构所发行的证券，如房利美和房地美，于是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政府的低收入住房计划。这些投资者中，很多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暗地里揣摩着美国政府会为这些机构背书，这就好像当时的工业国投资者认为会在危机发生之前得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一样。尽管房利美和房地美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他们已经不再按照市场的套路出牌了。　　

还有一部分来自国外私有领域的资金流入了评级较高的次级按揭证券。此时，缺少警惕性的外国投资者过于天真地相信了美国公平交易体系。他们充分相信该制度中的评级和市场价格，并没有意识到，流入次贷市场的来自抵押贷款机构和国外投资者的大量资金已经腐蚀了这一体系。因为公平交易体系的弱点之一便是，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说，它依赖于价格的准确性：但是当洪水般的资金必须得到吸收时，价格可能会变得极其不真实。在这里，不同金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再一次加重了金融领域的脆弱性。　　

然而，这次金融恐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银行将低质量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打包出售，而是银行本身就持有了大量的此类证券，并通过短期债务为其融资。说到这里，我们就又回到了我在杰克逊霍尔演讲的主题。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美国的银行愿意承担如此高的风险？　　

在第七章中我将会讲到，问题出在这些风险的特殊性。来自投资者的大量资金流入美国次级贷款市场，以及政府在住房市场中的积极参与，似乎暗示着在购房者没有发生违约之前，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与此相似的，由于高失业率，美联储愿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宽松的环境，因此融资紧缩的风险短期之内还不会出现。在这种环境下，现代金融体系吸收了过量的风险。　　

对于银行来说，通常情况下，承担的风险越多，收益越大。但也有可能损失惨重。从社会的角度看，银行不应当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遭受损失，代价是十分高昂的。不幸的是，金融体系的利润构成强调利用短期的优势，这也使得银行从业者们更热衷于追逐风险。　　

尤其有害的是，为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或避免政治痛苦，来自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已经或即将进行的干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让很多金融实体承担协调一致地承担同样的风险。这样一来，风险转化为损失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金融行业当然应该为风险承担主要责任。在这次危机中，金融业的失败表现在一下方面，如扭曲的动机，盲目乐观，贪婪，错位的信念以及从众心理。但是政府也难逃其咎，它让风险看上去更加诱人，妨碍市场遵守规范，甚至还违规的行为叫好。不幸的是，在危机发生之后的政府干预才可以说当上是恰如其分的。在这次危机之中，政治道德风险与金融业的道德风险一拍即合。令人担忧的是，此类情况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　　

换句话说，在现代民主制度中，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一直都是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很多学者都把心思放在定义两者的合理行为上，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脆弱性的主要来源。在民主制度中，政府不会允许普通百姓遭受来自残酷市场的附带损害。老练的现代金融业深谙于此，通过各种方式利用政府为不平等，失业以及银行业的稳定担忧的良好初衷。问题的症结是，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的宗旨和民主制度的宗旨互不相容。但两者却能够携手并进，因为两种体系可以互相弥补彼此的缺陷。　　

我并不是要为银行家们辩护，他们在危机发生之后的公共救助阶段仍然享受高额津贴，从道德上说，这是令人愤慨的，从政治上讲，这也是缺乏远见的。但是光有愤怒是没用的。尽管金融行业罪行累累，但由于它处在多条断层线交汇的中心位置，行为也会受此影响。包括银行家，政客，穷人，国外投资者，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在内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做了自以为正确的事情。但实际上，像政客和银行家这样的关键参与者极有可能无意识地分别受到了选举模式和市场认可的影响，才让他们一头猛扎进危机之中。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恶人，而且每一个参与者都没能够在断层线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使我们更难找到解决方案。规范银行高管的的津贴只能解决一部问题，尤其是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着多么大的风险时。　　

我们面临的挑战　　

如果此次危机是由参与者的合理行为（至少从他们各自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造成的，那么我们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了。很多都是金融行业以外的工作；怎样才能让美国的那些不甘落后者拥有真正的成功的机会。我们是否应该建立更加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在金融危机来袭时保护家庭的利益，还是寻找别的方式使工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如何让世界上的一些大国戒掉对出口的依赖？怎样才能使他们完善本国的金融行业，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和风险。当然，还包括美国应如何改革金融体系，避免再次将世界经济推向深渊。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安全的金融体系既不承担任何风险，也不鼓励创新和增长，更不会帮助穷人脱贫，消费者的选择余地也很小。这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体系。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是从人类所面临的各项严峻挑战来看——如气候变化，人口结构老龄化，贫穷等等——满足于现状才是最大的风险，因为这会让我们无力去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我们不想再回到过去那些糟糕的日子，银行业是多么的乏味：我们总是忘记在一个严格管制的体系中，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是那么的少。我们希望金融业富有创造力和活力，但不想看到过高的风险和令人愤慨的行为。这很难实现，但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我们也应该认清，好的经济和好的政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曾经被称作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家错就错在他们相信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制度的钢筋铁骨，政治的影响就会被削弱：这个国家就会永远的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我们现在应该看清，只有当政治合理且均衡的时候，制度（如监管者）才能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深层次的不平衡（如不平等）能够在政治上掀起巨浪，也盖过了制度的约束性作用。一个国家，若是政治失衡，不管其制度多么发达，都会重新退回到发展中国家的状态。　　

我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改革需要仔细的分析，有时也需要对细节的观察，这是有些乏味的。我将在第八章和第十章探讨可行的改革，并会主要关注宏观政策。我希望我的建议比那些要求严惩银行家及其监管者的呼声更加简明，更具建设性意义。如果这些建议得以实施，我们的世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将摆脱日益加深的危机，走上一条经济更加健康，政治更加稳定，合作更加广泛的道路。我们将会在克服全球挑战方面取得进展。这些改革的成功也需要各个国家改变生活方式，增长方式以及做出选择的方式。任何改革都难免会经历短期的阵痛，但是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广泛并且深远的好处。这种改革因为见效慢，所以很难迎合民众的胃口，从而对政客们的吸引力也很小。但是如果我们无所作为的话，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会比这次经济动荡更加惨痛。如果不加以补救，断层线就会日趋加深。　　

世界的前景并非是暗淡无光的。今天的我们有两个足够充分的理由来保持乐观：技术进步让几个世纪以来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经济改革带领大批的穷人从中世纪的生存条件一跃进入了现代经济。只要能够从危机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稳定世界经济，未来的我们就会大有作为的。同样，如果从中汲取了错误的经验，我们将会失去更多。现在，让我把这些断层线和艰难的抉择一一呈现在你们的面前，此时此刻，我的心中怀揣这一个信念，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就一定能够书写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这样做。　　

　 　

　 　

　 　

　 　

　 　

　 　

第一章   让他们消化信贷　　

简在一家非营利性的研究组织担任助理，她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32年了。她在学校的时候曾是一名出色的打字员，而且还修了一些商务方面的课程。上完大学第一学期的课程之后，她觉得对她来说大学教育的成本要高于所能带来的收益；市场对打字员的需求很大，而且薪水也比较有吸引力。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非营利性组织，一开始她要为两位上司工作。她的主要职责是缮打报告和研究论文，整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并接听电话。　　

很多年之后，好多最初和简做同样工作的人都失去了工作。计算机的出现——先是大型机，然后是个人计算机——缩减了助理们的日常工作量。中层主管和经理们都学会了自己打印文件。报告和基础分析都外包给了其他公司来做，那些公司中的工作人员能够很快地完成任务。大多数过去存放在柜子里的文档现在都以电子的形式存储在硬盘里。而且，简的老板越来越习惯通过电子邮件交流，电话也就不常用了：他们的业务运转并不迅速，不需要时刻同客户保持口头交流。结果，简的秘书工作也受到了威胁，最后，她失业了。　　

然而，简通过重新给自己定位，顶住了来自机器的侵袭。她很快地又在这个组织中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她成了新上司们的“维修工”，协助处理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的事务——比如，挑选餐厅，为办公室订餐，邀请演讲人并负责安排日程，阻拦愤怒的客户并确保他们的问题得以解决，或是跟一个执拗的会计打交道，弄清她的上司提交的账单。因为简现在所处理的事务都是不常规的，是无法通过机器来解决的，因此她需要向更多的上司汇报工作——最近的一次计算是九位上司。由于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所以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她很庆幸自己至少还有一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简的上司们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极大受益者。他们发表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过去，他们还要把这些文章影印出来通过邮递的方式寄送给一小部分真正感兴趣的人，但是现在，他们把文章上传到一个网站上，很快就会被广泛地阅读。他们的报告更加丰富，论坛也办得更加有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经常会回答一些来自陌生人的请求，这些人在网站上读到了他们的文章，这些陌生人希望同他们交流，咨询或是征求专家的意见。　　

科技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秘书工作和文职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如今已经逐步被自动化所替代，他们像简一样，大多数人拥有高中教育甚至是大学教育的背景。但是那些高层人员需要处理的非常规性的，富有创造力的工作得到了技术的辅助。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CEO们在键盘上敲打几下就能看到公司目前的库存状况，分析师和咨询师的报告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读到，对于那些具有技术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增加。尽管技术的发展抢了一些人的饭碗，但是它确实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　　

然而，一般来说，技术的进步从长远上看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益的。它能够缩减单调乏味的工作，让工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充分发掘自己的才能。现在我们可以把文章直接发到网站上供人浏览，不再需要让秘书去贴上千张邮票，再把这些最终都会被丢尽垃圾箱的信件邮寄出去，这样一来，还可以保护大量的树木。但是从短期来看，技术进步也可能极具破坏效应，而且如果人们缺乏应对措施的话，这种破坏效应甚至会一直持续下去。　　

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对技术的变革作出了适应性的调整。19世纪中期，随着农业的主导地位被制造业所取代，美国掀起了一场接受小学教育的热潮，使美国人成为当时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厂的劳动日益复杂化，一些新兴的大公司也划分出多个部门，对能够处理大量工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需求量不断提升，拥有高中学历的工人也越来越受到欢迎。在20世纪早期，高中教育开始繁荣起来，为美国的工厂和办公室培养了一批灵活，且训练有素的工人。在1910年，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工人拥有高中学历，到了70年代，也就是简开始工作的时候，四分之三以上的人都接受过高中教育。　　

尽管美国早期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凯茨（Lawrence Katz）所言，在下一个阶段中，美国在教育方面的进展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近来的技术进步要求工作人员拥有大学本科的学历才能够胜任。但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却无法满足需求——确实，各个年龄阶段的高中毕业生比例都停止了增长，甚至和70年代的水平相比还有略微的下降。随着就业市场出现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状况，那些有学士学位或者更高学历的幸运儿们发现自己的收入直线上升。但是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据2008年的统计，占美国人口的70%——收入水平则原地不动，甚至还有所下降。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堪一击，下一波技术改革和外包热潮又很可能吞噬掉大量的工作岗位，令人愈加担忧，面对这一切，许多美国人很难对未来保持乐观。虽然大部分美国人在寻求机遇方面比较灵活——他们愿意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另一个国度去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但是时代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人不得不回到高中去充电，然后才能尝到继续教育所能带来的好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那些遥远的不确定的工作机会。有些人缺少接受继续教育的毅力和动机；而另一些人则是压根就没有资源。例如，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每月要做两份报酬很低的工作，总是入不敷出，对她来说，继续教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由于美国的教育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存在不足，因此在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只是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平等，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左派和右派都各执一词。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近几十年大范围的放宽管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资源（如人才）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税率的变革，工会力量的削弱，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数量的增加，这些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管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已经让很多人深感不安。　　

美国曾被誉为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种说法曾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让美国成为自由经济的大本营，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对这一说法失去了信心。政客们总是对选民的心声非常敏感，他们试图寻找一剂灵丹妙药来应对这一发展难题：为那些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落在后面的人提供宽松的信贷资金。于是，美国在教育事业上的失败以及公民因机会难寻而产生的焦虑情绪都被间接地转化成沉重的家庭债务，也最终成为了这次金融海啸的震源。大部分观察家都忽视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恰恰说明了这些断层线隐藏之深，危险之大。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美国收入水平的不均衡状况日益加剧。工资是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资金额排在美国总人口的的前10%的人（即比美国总人口中90%的人工资要高的人），在1975年到2005年间，其工资的增长额要比排在后10%的人高出65%。（这一差异被称为90/10工资鸿沟。）在1975年，前者的平均工资比后者多三倍，到2005年，则多出五倍。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极高收入人群中：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分化并没有同高收入者之间的分化那么严重。　　

很多来自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的评论人士比较关注前1%甚至是0.1%的精英人士的薪水，或许是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往上看。我认为美国目前最令人担忧的趋势就是90/10和90/50工资鸿沟，这些差异真正地反应了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状态。　　

90/10工资鸿沟的产生的原因可基本归结为经济学家口中所说的“大学升水效应”。拥有本科学历者的工资同只拥有高中学历者的工资之间的比值自1980年以来稳步上升。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进行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高中毕业生的工资中值为27963美元，而本科毕业生为48097美元——比前者高出将近72%。拥有专业学历的人（如医学博士或工商管理硕士）的薪水则更高——工资中值为87775美元。“大学升水效应”同样也能解释为什么50/10工资鸿沟并未迅速扩大，因为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没有进过大学或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实际上，中等收入者的队伍主要由像简和她的同事一样的白领工人构成，这些人受到技术变革的冲击是最大的。　　

为什么“大学升水效应”会日益显著？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的发展要求工人拥有更高水平的技能，反映了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偏重于技能的技术变革”。但是戈尔丁和凯茨指出，科技的进步会对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二者之间的相对发展速度的是稳定的：在20世纪初，车辆和飞机的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不亚于出现在20世纪末的互联网和组织结构变革。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受教育者的数量。在1930年到1980年之间，30岁或30岁以上美国人的平均受教育时间每隔十年增长一年。到1980年，美国人接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比1930 年多4.7年。但是，在1980年到2005年间，这种增长十分缓慢——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仅增加了0.8年。　　

人才输出减速的部分原因是高中毕业率的停滞不前。尽管回顾历史，美国高中毕业生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比重自1980年以来一直岿然不动，但是其他国家却已经了赶上并超越了美国。而且，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处在20岁到24岁这个年龄阶段的美国人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这些人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比率从1980年的44%上升到2003年的61%），毫无疑问，这得益于潜在高薪的吸引力，但是大学毕业率的提高却跟不上这个速度：尽管“大学升水效应”日渐显现，但是很多像简一样的学生还是选择了从大学退学。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的大学毕业率比40年代的高不了多少——当我们联想到现如今大学毕业生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这个事实时，就不能不感到震惊。　　

教育发展停滞不前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一国国民所能接受的教育总量或许是有着内在限制的。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写出一篇博士论文的潜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只有美国受到了限制，其他国家似乎并未受制于此。尽管美国历史上曾领先全球，如今却在四年制大学毕业率上落后于其他12个富国。我们要是也注意到美国的高中毕业率在富国排名中位列倒数第三，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不仅输给了自己的历史也输给了竞争对手。　　

话说回来，工资并不是收入的唯一组成部分。总收入应该包括来自股票和债券的收益，并从中去除去所应缴纳的税金。很有趣的是，在20世纪末，美国前0.01%的最富有人士的收入中有80%来自工资和自营产业，只有20%是来自金融投资。这一比例同20世纪早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那时富人的收入多数是来源于资产。现在的富人都是勤劳致富——不管是比尔盖茨一样的企业家还是像高盛集团的劳尔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一样的银行家——而不是坐享其成。这是一个有了好工作就能致富的时代，但是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甚至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那些能带来财富的好工作拒之门外。　　

尽管我一直都在用“教育”这个词，但是有时我所指的也包括就业的能力，其实一个更好的说法是人力资本，即广义上的能力，包括健康，知识，智力，态度，社交能力和责任感，正是这些素质让人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一份子。传统教育或许在培养个人人力资本的过程中最为关键，但是家庭，社区和雇主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在后面的内容中，我将继续关注教育的话题，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上诉其他因素。　　

教育不仅仅能够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拓宽就业前景，它的意义要远胜于此：教育通过其内在的价值让人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潜质。此外，据研究表明受教育者通常情况下更关注保健，参与犯罪活动的可能性更小，更愿意参加公益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且，他们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从而让子孙后代从中受益。因此，随着美国教育的衰退，整体社会的质量也每况愈下。　　

为什么美国会落后？　　

为什么美国的教育体系令人失望？美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仍可称得上世界一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所以问题显然不是出在大学体系上。其实，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了三个很显著的问题。首先，很多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经历极其糟糕，很多学生没等高中毕业就退学了。其次，即使在那些能够从高中毕业的人中，仍有很多人没有准备好接受大学严格的环境。最终，随着“大学升水效应”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学费也在不断攀升：这是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供的一项服务，但近些年来这项服务并没有多大改进。（通信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并没有让芝加哥大学的班级规模显著的扩大，尽管学生的学习体验或许有所改善）。尽管美国有意扩大对学校的经济支援，但是把子女送到私立大学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甚至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随着各州预算吃紧，连州立大学也在大幅度地增加学费。　　

当然，在学校的学习并不是唯一接受教育的方式。在营养摄取，学习环境和行为期待值方面的差异使得每个孩子在童年时代就显现出不同的学习能力。家庭至关重要，同时，孩子们渴望效仿的对象以及朋友们的看法也会产生关键性影响。我女儿所在的大学附属中学里，班级里一个最聪明的孩子总是出类拔萃，尽管她不是受欢迎的那种，但却是其他孩子秘密崇拜的对象。拔尖的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大学的课程，甚至　和　教授签约进行项目的研究。然而，在美国很多学校中，聪明极有可能意味着危险，因为孩子们总是对那些敢于跳出低期待值陷阱的孩子充满怨恨。还是这个道理，强者总是越来越强。富人们能够住在体面的街区，为孩子提供充分的健康护理和营养，使得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功课若是掉队了，家长也能出钱给他们请家庭教师和学习助手。如果父母有钱的话，即使是残疾对于孩子来说也不会像它看上去那么痛苦。正如政治分析家劳斯·多尔特(Ross Douthat) 和赖安·瑟拉姆(Reihan Salam) 所说：“康涅狄格州预科学校的孩子抽着大麻却仍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去读大学；印第安纳州农村的孩子吸食冰毒并且辍学；纽约南布朗克斯的孩子吸食可卡因最终死于流氓斗殴中。”　　

家庭的不稳定对穷孩子的伤害也更大。贫困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夫妻关系破裂的可能性更大，一旦离婚，经济的担子要比富人沉重的多：因为他们需要同时维持两个家庭，轮流照看孩子，这些就要花去他们收入中的一大块，使得其他基本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就更不用想给孩子请辅导教师帮助孩子渡过难关了。因此，在穷人的家庭中，离婚对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富人的家庭。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不平等往往会愈演愈烈。　　

我们并不需要触及那些极端不平等的例子中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现象。大批的人因无法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不能够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显示出社会严重的低效性。对头脑的浪费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美国已经浪费掉了太多。　　

造成不平等的其他原因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更高要求的大背景下，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只是造成不平等日渐严重的原因之一。还有其他原因也助推了这一问题的加剧。在过去三十年中，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又偏逢美国放宽管制期。激烈的竞争确实加大了对人才的需求，与此同时拉大了美国人口的工资差距。激烈的竞争提高了歧视有才能的穷人所要付出的代价，本应该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不平等仍然加剧了。放宽管制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的灵活性，放大了员工的工资的涨落幅度：一个企业家在经过若干年的颗粒无收之后突然赚了上百万，这会增加收入分布曲线最顶部和最底部的分布范围。（对于一个后来成为一位收入颇　丰的　教授的穷学生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影响要为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负三分之一的责任。　　

更大规模的移民和贸易也在这个问题上难辞其咎，因为移民直接参与到非技能性工作的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性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到竞争之中，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大部分研究认为这一因素的影响比较小。然而，非技术性移民只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助长了不平等。他们基本上是位于收入分布的底端，从而使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更加严重了。矛盾的是，尽管他们在美国的收入要高于在自己本国的收入，但是他们仍然成为美国贫困人口的一员。　　

战后惩罚性边际税的削减（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最高税率曾高达91%，后来经过一路的起起伏伏，到我撰写本书时，已经降到了35%）刺激了人们去追求更高的收入，可能也促进了更多的企业家精神的以及更大的不平等。尽管放宽对竞争和进入的管制以及通过进口所带来的间接性的竞争是造成很多工会成员失去高薪的工作的主要原因，但是工会的软弱也削弱了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尽管只有一小部分的美国工人领取最低法定工资，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相对保持不变就意味着实际最低工资必然要下降（这样一来也能够确保那些有可能没有工作的人能够找到工作）最后，妇女也入到劳动力的大军中来，这也会对不平等性产生影响。因为具有有广泛社会关系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愿意相互结合，这种类聚婚姻也是导致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造成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原因是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被热议的话题。在我看来，一些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最令人担忧的不平等，即90/10工资鸿沟，主要是由市场对高度受教育人士的供求关系失衡所致。继罗纳德·里根总统开始执行反劳工政策以来，该政策一直都得到了在他之后的共和党政府的延续，其中，革新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保守派则通过倡导压制工资的方式来支持罗斯福提出的反竞争政策。然而，这两派都不否认教育的不平等是导致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对待不平等的态度　　

美国人历来不太在意经济上的不平等，除非这一现象走向极端——像十九世纪末所发生的那样。通过采用包括反托拉斯法和房产税在内的多种方式，人们确信由公司所有权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高度集中到能够左右政治力量分配的程度。为限制银行的权利，政府曾进行了多次的干预——这体现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为关闭美国第二银行（Second Bank of United States）而作出的斗争（在此之前，他指责该银行干涉政治领域），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让它成为各个银行除摩根大通之外的另一根救命稻草，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将最具实力的银行拆分开，实行分业经营的模式。同样地，通过反托拉斯调查，政府扼制了商业大鳄的实力，其中最有名的两项调查是针对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比尔盖茨的的微软公司。但是，除一些特殊时期外——如大萧条时期——政府和公众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向富人征税，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衡。　　

向富人征收重税的政策并没有得到穷人的热捧，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同情富人，而或许是因为穷人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变富：赫拉修·阿尔哲（Horatio Alger） 所写的关于普通人在这片充满无限机遇的土地上获得成功的故事具有十分广泛的吸引力。尽管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一直以来都不切实际，但是或许在过去，可能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不十分大，以至于美国人可以把这个梦继续地做下去。根据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显示：高达71%的美国认为穷人很有可能摆脱贫困，而只有40%的欧洲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一差异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根据跨国研究的结果显示，美国人的收入流动性并不比欧洲人高，实际上在美国，收入位于后20%的人的收入流动性极低。尽管如此，收入流动性这一概念还是深深根植于过去的。美国伟大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说，在美国，“财富流动的速度是令人震惊的，实践表明很少有上下两代人都受到财富眷顾的例子”。　　

在过去的25年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现实，即他们已成为教育质量不达标的受害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逊（Robert Samuelson）评论说“大体上，美国人并不十分担心不平等——即贫富差距——但他们更在意的是能否获得机会与成就：难道这说明人类进步了吗？”但是教育不平等的危害是极其隐秘的，因为它能够造成机会的不平等。一个人若是高中就读得马马虎虎的话，就很难在新兴经济的产业中谋求一份工作，这是连做梦都很难发生的事。很多美国人“将政治自由定义为完全的平等，却将经济自由定义为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实现不平等的成就，”在高质量教育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这一状况恰恰动摇了美国人心目中实现经济自由的根基，因为机会已不再平等。　　

如果美国人不再有机会让收入水平挤入更高的层级，他们就很难对未来保持乐观并对其他人的收入流动性保持容忍——因为眼睁睁看着别人往高处走的滋味并不好受。当其他人变得富有时，一切的价格都会上涨，而那些原地不动的人的实际收入——即通过购买力来衡量的收入——实际上就降低了。若是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资产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时，情况就更糟了，当我的邻居们都开上了现代和玛莎拉蒂的时候，我的雪弗莱就显得十分寒酸了。美国人历来不喜欢嫉妒别人，因为他们都很自信。但是当自信心即将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嫉妒和仇恨这对手足兄弟离我们还会远吗？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为参与竞争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他们也就开始接受了对自身期待值降低这一事实，“经济自由”这两个词也不再为他们勾画出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美好愿景。它们反而成了一个可怕的梦魇，充斥着持续增加的不稳定性和嫉妒情绪，因为穷人越来越难咸鱼翻身了。如果不加以遏止，任其发展的话，毁灭性的阶级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政治回应　　

政客们已经意识到不平等现象所导致的问题。因为和其他群体相比，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受到教育质量低的影响更大，所以，他们缓慢的发展经常被人们同种族原因相联系。然而，政客们深知，改善教育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多位总统都曾推动过教育改革，但成效甚少。而且，即使他们的改革真的奏效，变化也会姗姗来迟，来不及改变人们当下的生活。　　

税收和再分配应该是可选的解决方案，但是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迪（Nolan McCarthy）, 基斯·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指出，日益加重的收入不均问题让国会更加两极分立，从而更难在税收和再分配问题上达成一致。就在我写着本书的时候，议会中两党对医疗改革的政策和态度大相径庭，民主党一致支持，而共和党则一致反对。政客们正在学着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他说：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争吵是自然会发生的，费力地去纠正不平等的现象反而可能加剧公民所不愿看到的冲突。　　

所以，政客们开始寻求方式来提高选民们的生活质量。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宽松信贷一直都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解决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条障碍最少的道路。由政府提供的信贷并不会像收入再分配那样引起右派的关注——尽管，通过自身的经历，我们认识到它最后可能会成为成本最高的再分配方式，不仅危害接受者，同时也牺牲纳税人的利益。　　

政客们愿意让银行来扩大住房信贷，因为信贷能够同时实现多个目标。它能抬高房价，让房屋所有者觉得自己变得更富有了，还能推动他们消费。信贷还能够增加金融行业，房地产中介行业和房屋建筑行业的利润和就业岗位。而且，别担心，一切都是安全的——向房屋一样牢固——至少目前是这样。　　

宽松信贷真是好处多多，它收益大，见效快，而且受益面广，可是苦头还在后面呢。它的收益结构正中政客们的下怀，让许多国家都拜倒在宽松信贷的石榴裙下。一段时间以来，在很多富国中出现了一些金融行业的监管机构，它们同政客们唱对台戏，批判这种短浅的目光。然而，这次美国的问题是，政客想办法绕过了这些监管机构，而且住房信贷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以至于没有人敢提出反对。　　

住房信贷的简要历史回顾　　

美国大萧条爆发之前一段时期内同样出现了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和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或许这并非巧合。那时的按揭贷款和现在的并不一样。住宅按揭由银行和储蓄公司来提供（也称储蓄与放款机构）。按揭的期限较短，大约为五年，到期时需整笔还本付息，除非借款者能够重新融资。而且，大部分贷款的利率不同，所以借款人要承担利率变动的风险；一般情况下，贷款人只提供不超过按揭价值50%的贷款，因此，房屋所有者要承担因房产价格波动而带来的大量风险。　　

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越陷越深，融资干涸，房产估价骤降，房屋拥有者没钱偿还到期的贷款，大批借款者开始拖欠贷款。全国10%的房产被取消了赎回权，政府不得不介入，挽救即将跌入深渊的住房市场。房主贷款公司（HOLC）和联邦住宅管理局（FHA）是政府最初建立的两所机构。　　

房主贷款公司的作用是从银行和 公司手中购买违约的抵押贷款，把它们重组为固定利率的20年完全分期付款抵押贷款（在贷款期限内偿还本金）。较长的还款期限和完全分期的还款方式意味着房屋所有者不必再去面对灾难性的融资难题。政府愿意在一定时期内持有这些抵押，但并不打算长期参与贷款业务，所以政府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让私有领域的贷款者对这些抵押贷款感兴趣。那些历来都排斥长期贷款的私人贷方是不会轻而易举的信任借款者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联邦住宅管理局通过提供抵押保险来承担违约风险——主要是为了让贷款者吃一颗定心丸，一旦发生违约，联邦住宅管理局会偿还贷款。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联邦住宅管理局收取保险费，并严格设定它所担保的最高贷款上限（最初为房产价值的80%）以及贷款金额。这些限制性条件也确保了一个政府不愿担保的私人抵押贷款市场的出现。　　

所以，那些购买由联邦住宅管理局提供担保的抵押贷款的银行和储蓄公司只需承担利率风险——利率风险的产生是由于他们用短期的可变利率存款来为长期固定的利率的抵押贷款融资。只要短期利率不走高，这笔生意还是有利可图的。　　

在1936年，房主贷款公司停止运作。为了向银行提供融资渠道，政府建立了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NMA），来再次吸引长期私人贷款进入抵押贷款市场。事实上，FNMA还购买了有FHA 担保的抵押并且发行长期债券，出售给像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样的投资者，以此方式来为购买抵押贷款融资。和银行以及储蓄公司不同的是，FNMA拥有更长期的固定利率的融资渠道，所以即使长期持有抵押贷款，也不用承担利率风险。　　

该体系一直运转良好，直到60年代，短期利率上扬，导致存款从银行和储蓄公司流出——因为在大萧条时期，政府为防止过度竞争而制订了调控性存款利率上限，使银行和储蓄公司无法与更高的市场利率进行竞争。对抵押的贷款的融资又干涸了。为了补救，1968年，政府试图通过将房利美一分为二来加强市场的直接融资能力——新建了的政府全国抵押协会（GNMA或基利美），继续从事抵押贷款的担保，打包和证券化，房利美经过改制成为私人持股公司，通过想公众发行债券和证券化债权为抵押融资。那时，林登约翰逊总统正需要资金为越南战争中越堆越高的账单付款，私有化巧妙地将房利美的债务从政府的账单中抹去，让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更健康了。不久之后，房地美（全称美国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成立，负责将储蓄公司的抵押贷款证券化。最终房地美也被私有化了。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为扼制通胀将短期利率上调到迄今都难以想象的水平。储蓄和贷款行业的投资组合中大部分都是利率较低时购入的固定利率的长期抵押贷款，而他们在融资的过程中却要支付高得离谱的短期利率，这些机构最终都破产了。政府并没有让储蓄公司关门大吉：房地产市场太重要了，而信贷又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让纳税人去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实在是难以启齿了。　　

为此，政治体系作出了回应，通过了1980年的《存款机构的管制取消及货币控制法案》（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和1982年的《甘圣哲曼储蓄机构法》(Garn-St. 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两部法律拓宽 了储蓄公司的贷款范围以及借款方式，帮助该行业重新赢得了稳定。后面的故事就十分令人遗憾了，尤其让人愤懑的是这些储蓄公司拿着纳税人的前在商业房地产市场上进行了一场血本无归的豪赌，我想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储蓄公司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损失，而对纳税人来说这简直是一次不可估量的损失，而政府在这场悲剧中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不用说大家也会知道结果，房利美和房地美取代了储蓄公司并在抵押融资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房利美和房地美　　

众所周知，房利美和房地美是受政府扶持的企业，它们是两个奇特的怪兽。尽管它们都是由私人持股且全部利润归股东所有，但它们并不完全私有。它们当然也并非公有，因为它们不归政府所有，但是它们在享受政府优待的同时还肩负着公共责任。它们享有很多优惠待遇，包括免交国家和地方收入税，董事会中拥有政府指定的董事，以及拥有美国财政部批准的信用额度。对于那些投资的民众来说，和政府之间的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意味着这些机构拥有整个美国的信用为其撑腰。所以房利美和房地美可以以只比财政部高一点的利率筹集资金。这些优惠的待遇也为两房带来了公共责任——支持住房融资。　　

房利美和房地美做了两件事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按照自己的设定的规模限制和信用标准从银行购入抵押贷款，从而使银行获得资金放出更多抵押贷款。接着，这两个机构将大量贷款打包，并在为抵押提高违约担保之后发行资产抵押证券。他们还直接从市场贷款，购买由其他银行背书的抵押支持。因为这些抵押贷款的信用较好，所以投资的安全性高且回报极其丰厚。但是大部分收益都得益于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实现的低成本融资。这样做是有严重政治风险的。　　

可支付性住房计划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量的的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看到自己的工资总是维持在原有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因此政治集团便开始寻找速效的解决办法——当然要比教育改革见效更快才行，教育改革要等上几十年才能看到成果。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可支付性住房，此时，房利美和房地美显然是最佳渠道。国会知道可以将房利美和房地美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因为他们从政府那里拿走了大量的好处，如果政府停止通过政府预算秘密地为“两房”拨款，那么他们的经理人一定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住宅企业金融安全与稳健法》，推行的此法的目的之一是改革对这些机构的监管，另一个目的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帮助低收入者和少数人群体实现他们的买房梦。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部（HUD）在该法案的指引下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制定了可支付性住房目标计划，并跟踪计划的实施。每当国会在某个法案中用了“安全和稳健”这样的字眼，结果往往就会和他们的初衷背道而驰，这部法律也不例外。　　

尽管两房不能阻拦法律的出台，却能够影响法律的制定，使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确保了法律允许其持有的资本数额低于其他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并确保新的监管机构——HUD中的一个在金融服务监管领域中初出茅庐的部门——要依靠国会的拨款才能维持运转。这就意味着，监管方若是想束住两房的手脚，他们在国会中的铁哥们就会削减对监管方的预算。国会积极的参与，由政府撑腰的私人企业对利益穷追不舍，监管者软弱且自主性差，所有这些因素摆在一起，便昭示着灾难的来临。　　

最初，房利美和房地美并不愿意把这些有利可图的业务暴露在风险之下。但是当看到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时，他们屈从了。上世纪90年代，《纽约时报》记者斯蒂芬·霍尔姆斯（Steven Holmes）曾警告说：“房利美进入了这个新的贷款领域，甚至可以说这是有意而为之的，该行为导致其所承受的风险大量增加，若是在经济向好的时期，这倒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经济出现衰退，这个由政府资助的实体就会陷入泥潭之中，政府救助也会随之而来，就像80年代政府挽救储蓄与贷款行业那样。”随着住房市场的繁荣，两房发现对低收入者贷款中的高利率十分具有吸引力，良好的市场环境再加上缺乏低收入贷款的经验，所有这些都蒙蔽了他们的双眼，让他们看不到其中的附加风险。　　

在克林顿执政的时期，HUD逐步提高了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低收入住房业务指标。两房欣然接受，他们还巴不得这样呢：他们有时似乎是在怂恿政府去委任给他们更多的权力，这样才能说服股东去冒更大的风险（除此之外，还要说服他们给管理层发放更加高额的津贴）。1995年，HUD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制定的低收入住房业务占总业务的比例为42%，到2000年（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一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0%。　　

一些批评家曾担心房利美和房地美对针对无还款能力者的掠夺性贷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回顾与两房之间的关系时，HUD在2000年的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承认，两房“拒绝”透露“他们所购买的高价抵押贷款”，所以HUD决定不再对两房施加“不必要的额外压力”！　　

居者有其屋战略　　

国会的努力得到了克林顿政府的支持。1995年在一份旨在扩大房屋自有率的战略性文件的序言中，克林顿总统写道：“去年，我指示住宅与战略发展部的部长亨利·G·西兹内洛斯（Henry G Cisneros）…制定一个长远规划，实现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提高住房自有率不仅有利于家庭和社区，还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壮大中产阶级队伍。重新点燃每一个家庭的购房梦会让美国为迎接新世纪的机遇做好充足的准备。”这番话有何实践性意义？这份战略性文件接下去说：“对于潜在购房者来说，没钱支付高额的首付和借款手续费是限制购房的主要障碍。而另一些家庭则没有充足的固定收入，无法每月根据标准借款条件所规定的市场利率还款付息。由公私领域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和才智（文件原文并非斜体，为所加）而打造的融资战略应当解决购房者的这两大金融障碍。”　　

简单地说，克林顿政府的意思就是金融领域应该开拓创新型解决方案帮助那些无力购房者实现买房梦，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尽管该战略有别于在危机中十分显著的忍者贷款和“骗子”贷款（指不要求借款者提交资料，借款者可谎报收入的贷款），但是却给即将出现的危机定下了基调。　　

克林顿政府还通过其他方式对金融领域施加压力。1977年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要求银行在本地市场中运营贷款业务，尤其是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少数人群体。但是该法案并没有明确规定贷款的指标，其执行由监管者负责。克林顿政府向监管机构施压，要求其通过对银行进行调查和威胁来执行《社区再投资法案》。仔细研究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之后就会发现，在90年代，随着该法案执行的力度逐步加强，贷款也在有所增加，尤其是在那些显眼且政治敏感的大城市里，因为在那里银行最容易受到监督。　　

这也使我回想起联邦住宅管理局曾为这些抵押贷款提供担保。主要是针对其他金融机构敬而远之的高风险抵押贷款。该部门直接受到政府的管控，并称得上是物尽其用。2000年，克林顿政府将借款人可申请联邦住宅管理局担保的最低首付标准大幅度地削减至3%，并增加了该部门可担保的抵押贷款的规模上限，同时还将借款人所应付的保费金额削减了一半。所有这些举措都为低收入住房建设和贷款市场的繁荣铺好了道路。　　

所有权社会　　

到了乔治·W·布什执政的时期，美国房产市场的风头正劲。布什同样也认识到了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后果将会是危险的。正如他所说：“如果你有一些资产，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会与你息息相关。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资产，那么美国就会更加朝气蓬勃，而且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在布什2002年对HUD发表的讲话中，他说：　　

但是我相信仅仅拥有一些资产也只是美国梦的一部分而已。我相信，只有当居者有其屋的时候，他们才算真正地实现了美国梦……昨天在亚特兰大，当我走进一个房屋拥有者的新家的时候，我对这一点则有了更真切的感受。这家的男主人对我说，欢迎来到我家，眼中洋溢着自豪感。他没有说，欢迎来到政府的家；他没有说，欢迎来到我邻居的家；他说的是，欢迎来到我家……他为此感到自豪……我希望这种自豪有朝一日会传遍整个美国。　　

后来，在解释他的政府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时，他说：“我要十分自豪地告诉大家，房利美已经响应了这个号召，据我所知，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他们将向借款人提供了4400亿美元的资金。他们通过影响力为我们前面所说的购房人群筹集了充足的资本。为住房市场融资是房利美的使命；现在他们必须将其付诸实施。房地美也有兴趣帮忙。我本人很感谢房利美和房地美强大的资金支持。　　

2004年，尽管美联储已开始加息并表达了对房市过热的担忧，布什政府还是将房利美和房地美对手低收入者的贷款业务提高至总业务的56%。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皮特·沃里森（Peter Wallison） 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卡罗米尔斯（Charles Calomiris）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这一段时期内更是脚踩油门，开足马力的原因并非是他们有无私奉献的精神，而是因为2004年曝光的会计丑闻让他们对国会关于低收入贷款的要求更加惟命是从。　　

到底有多少贷款从这些机构中流出，它们是什么时候流出的？我们很难得知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账本上到底有多少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正如房利美前首席信贷官爱德华·平托(Edward Pinto)所说的那样，这部分是由于在这些实体的账本上,很多贷款实质上都是次级贷款，但并未被归入到次级贷款的名下。比如说，只有当原始权益人将一项贷款归为次级贷款时，房利美才会跟着这样做。所以，很多对低信用借款人的贷款都没有被归入次级贷款或Alt-A贷款。平托发现，当贷款被正确归类后，对于两位抵押贷款巨头和联邦住房管理局来说，仅次级贷款这项（包括通过购买抵押支持证券的融资）就从1997年的850亿美元一路飙升到2003年的4460亿美元，此后，又徘徊在每年3000至4000亿美元之间，直到2007年，平托的研究结束。在这段时期，这些实体占市场的平均份额为54%，而2007年则高达70%。据他计算，到2008年6月，两位抵押贷款巨头，联邦住宅管理局和其他政府扶持的项目的总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金额将达到2.7万亿美元，约占此类贷款总金额的59%。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主要由政府投资，或由受政府影响的机构投资来做大的市场，除此之外，我们真的很难再得到其他结论了。　　

信贷也疯狂　　

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从政府扶持的机构涌入低收入住房的融资领域，私有领域也不甘寂寞地来凑热闹。毕竟，他们都很会算账，他们知道政府行为背后的政治压力不会转瞬即逝。只要有政府的支持，刺激贷款就会继续保持其流动性，低价住房的价格也会上扬。低风险高回报——还有比这更诱人的吗？不幸的是，在政府的资金的支持和教唆下，私有领域将可支付性住房指令以及建立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的良好初衷演变成了一场金融灾难。　　

克林顿和布什对经济增长让大量人口掉队的担忧是正确的，而且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扩大房屋自有率——也是一个合理的权宜之计。问题的出现并不在于政府的初衷，而在于初衷和结局总是相去甚远，更在于政府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所动用的组织和个人与政府是同床异梦的关系。从近期的历史中（包括储蓄与贷款危机）的得到的教训对政客们来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政府若是强迫善变的金融领域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且代价高昂。然而，为了满足那些相信政府会摆平一切的人的需求，政府必须做出行动，通常情况下，连那些最理智的政客都不会拒绝这样做。　　

而且，怀疑政府的动机是容易，但建立意图确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当参与方都不愿去承认该意图时——在金融危机这个例子中。政客们把宽松信贷当成一针安抚剂。我在本书中多次地说到，很多主要参与者们很可能根据民众的欢呼和喜好行事，而并非是通过深思熟虑来做决定。即使没有一个政客想出这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计划，即通过宽松信贷减轻选举人的焦虑——有大量证据表明政客们确实努力地推动了宽松信贷——他们的行为也会被他们所在乎的选民所左右。换句话讲，政客们会试图传递不同的信息直到有一条和选民产生共鸣。那条信息——例如，承诺让选民买得起房子——就成为了他们的政治平台的一部分。事实上，很可能是选民主导了政治行为（就如同市场主导企业行为一样），而非政治行为主导选民。至于到底政治行为是出于清晰的意图还是受到无意识的引导，对于它所产生的广泛后果来说，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　　

阿蒂夫麦恩（Atif Mian） 和阿米尔·苏菲（Amir Sufi）是我在在芝加哥大学博思商学院（Booth School）的两位同事，他们进行了一项很有趣的研究，将危机爆发之前的一些结果进行了微观数据分析。他们用邮政编码来表示那些潜在次级借款人（低收入和低信用评级较低的借款人）过多的地区，发现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这些地区的信贷增长是优级贷款地区的两倍还多。更有趣的是，在那段时期中，次级贷款地区的贷款数量和家庭收入增长呈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在2002至2005年间，收入增长缓慢的地区反而得到更多数量的贷款。回想起我在前面所讲的内容，这一发现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这完全是由政府精心安排的，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把钱借给穷人。　　

在这些次优级贷款地区，随着信贷规模的扩张，房地产价格也在不断上涨，。事实上，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低收入增长地区房价的涨幅比其他地区更高（因为低收入增长地区是贷款的重点地区）。不幸的是，信贷推动了房价继续走高，使得家庭的基本收入无法负担还款的要求。结果造成违约率上升。2006年以后，次优级贷款地区的违约率是优级贷款地区违约率的三倍，和其本身的历史违约率相比也要高出很多。　　

难道低收入家庭贷款的增加是受到了需求的驱动？毕竟，我曾提到过，他们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很难想象这些经济拮据的家庭会主动出去借钱来买房子。并非是需求的增加推动了借款行为：实际上由于政府出台的一些重要政策推动一些金融机构主动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的意愿。　　

并不是所有此次危机发生之前的狂热贷款行为都和低收入住房有关：很多贷款也发放给了大规模的公司收购。然而，次级贷款和次级资产抵押证券是引燃这场危机的元凶。尽管那些经济人，发放不良贷款的银行和虚报收入的借款人都难辞其咎，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不管政府的初衷是多么的良好，有证据表明政府的行为大大地推动了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一些金融机构也难以逃脱由危机带来的恶性影响。随着这些金融机构的抵押贷款投资组合损失日益加重，购买资产抵押证券的投资者也日渐担忧。　2008年9月7日　，财政部长亨利 ·J ·保尔森（Henry J Palson）发布的消息印证了市场上的猜测，他宣布：政府将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承担两家公司的债务。据保守估计，为救助两大金融机构，纳税人要付出数千亿美元的代价。而且，政府接管两房之后，就完全包揽了房地产市场所出现的问题。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两个由政府管理的机构正在扩大房地产市场的敞口，试图将房价维持在一个不切实际的水平，这意味着纳税人要为此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在和政府挂钩的机构中，并不是只有房利美和房地美出了问题。2007年至2008年间，虽然危机不断加深，但联邦住宅管理局仍在继续为低收入借款人的贷款提供担保。如今这些贷款的违约率超出20%。这或许还情有可原（虽然并不怎么明智），政府部门需要在经济艰难的时期通过支持贷款发挥一个反周期的作用。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皮特·沃里森指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联邦住宅管理局还要在2005年和2006年的两年间为本已经失控的次级贷款推波助澜，让这个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直到最后破灭。在这两年间，受担保贷款的违约率也超过了20%。联邦住宅管理局或许也需要纳税人的援助才行。政府扩大对低收入者贷款的行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还会持续增加，或许还会达到无法估量的水平。　　

有趣的美国特征　　

在1999年到2007年间，随着房价的上涨，美国家庭办理了房屋抵押贷款。这种贷款的范围很广，以至于尽管房价呈两位数增长，但美国现有按揭贷款的贷款与价值比率在这一段时期内几乎没有降低。房价的上涨让低收入家庭有能力获得其他形式的非抵押贷款。例如，美联储的消费者财政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2004年间，未偿付抵押贷款的低收入家庭（收入位于后四分之一的家庭）的比例翻了一倍，而那些拖欠信用卡债务的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提高了75%。相比之下，那些高收入家庭（收入位于前四分之一的家庭）拖欠抵押贷款或信用卡债务的比例在这段时期内则略微下降，这表明，家庭负债的迅速蔓延主要是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　　

确实，尽管世界各地都受到低利率影响而出现了房地产热潮，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主要集中在那些以前难以申请到贷款，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的借款人中。细致的研究表明，美国此次房地产热潮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低收入群体房屋价格的涨落幅度要高于高收入群体。　　

相反，在美国历史上的房产热中，高收入人群的房屋价格往往比低收入群体的波动更大。包括爱尔兰，西班牙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工业国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房产价格泡沫，不同的是，美国的整体房屋价格并不像上诉国家那样同基本面的联系那么紧密。房地产泡沫发生在那些对市场崩盘抵御能力最弱的人群中。至少从一些细节上来看，美国的的房地产热是与众不同的。　　

一些激进的经济学家争论这次危机是否是完全由政府对低收入住房信贷的干预所导致。这当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如果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政府，这是有误导性的。但是，如果说政府完全没有责任也同样具有误导性。私有金融领域在21世纪初瞬间吸收了大量的低收入住房贷款，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要搞慈善，也不是得益于金融领域的创新——毕竟，资产证券化在那时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忽视政客，政府和准政府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对屋子里的一头大象视而不见一样。　　

我已经提到过，政府对不平等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回应就是推动平民领域的信贷扩张，让那些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的人也能够消费得起。很显然，是美国当时的特殊环境让这种政治回应成为可能——尤其是，政府对住房融资拥有强有力的控制，而且考虑到当时美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实行直接的收入再分配也是很困难的。而且，为实现扩大住房自有率的目标，政客们还试图把人们带回那些具有象征意味的过去，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旧时光中，美国的小企业家和农场主都拥有自己的房产，并且和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这些特殊的社会环境并不一定会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　　

美国的过去和一些新兴市场现在的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两者都用信贷当作安抚剂。美国上一次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状况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中小型农场主发现自己已经被产业工人落在了后面时，他们借平民党之口表达了他们缺少融资途径以及希望银行业改革的声音。由于来自这方面的压力，在20世纪早期，银行业的放松管制得到了推进，银行业的规模也壮大了起来。确实，在一位平民党候选人在农场主的支持下赢得了1916年的北达科他州州长竞选之后，平民党创立了美国第一家州立银行——北达科他银行。此后，农村银行信贷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荣，然而，在20年代，农产品价格逐步下跌，农民失望情绪加重，大量小型农村银行倒闭。这和最近的这次危机一样，说明平民信贷的扩张有些过头了。　　

利用与政府挂钩的金融机构向那些信用评级不高但却有重要政治价值的选民提供贷款的传统在新兴市场中也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哈佛商学院教授肖恩·克尔(Shawn Cole)发现，在印度的州立银行会在大选年期间增加对一些农民的贷款，增加幅度约为五到十个百分点，这些农民相对贫困，但却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在选举势均力敌的地区，这种现象则尤为突出。这种贷款导致违约率大幅增加，而农产品产量却没有明显提高。由此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一种高成本的收入再分配形式。最近，印度联合进步同盟政府在2009大选之前，将中小型农户所拖欠的债务一笔勾销，评论者认为此举帮助了该政府重新当选。看来在全世界，平民主义和信贷都是一对亲密无间的伙伴。　　

摘要与结论　　

在美国，由于人们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从而加大了扩大住房信贷的政治压力。由此产生的断层线严重扭曲了美国金融领域中的信贷业务。扩大住房贷款途径，提高住房自有率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的最方便，最受欢迎，也是最快捷的途径。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借力于他们在大萧条时期为解决房屋贷款危机而一手创办的金融机构和部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组织如今反而成了此次房地产灾难的助推器。　　

这里并不是要怪罪他们的初衷。克林顿政府想让穷人也能买得起房，布什政府想提高住房自有率，这些初衷都是值得称颂的。他们在集中精力为落后者排忧解难的同时也在为根本性措施的奏效来争取时间。但是政府的意图和最终的结果可能会背道而驰，尤其是当私有领域在其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时。对那些耐不住性子的政客来说，越多看起来就会越好。任何政府政策工具都有其限制，在小范围内奏效的做法，一旦大面积推广，尤其是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推广，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噩梦。对低收入住房贷款给与一定量的扶持，不仅能使各方受益，而且也不会引起私有领域过于激烈的反应。但是大规模的扶持政策却可以扭曲房价和私有领域的动机，这就是过犹不及。更进一步说，私有领域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并不一致，通常政策的制定都没有将这个这个差异考虑在内。于是就出现了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　　

一届又一届的政府都接连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压，迫使他们支持低收入贷款。由于两房过去的业务主要是针对优级贷款的，所以他们没有发放和购买次级贷款的直接渠道，也就无法达到政府规定的指标。所以在资金最充足的几年中，他们购买了次级资产抵押证券，但并没有根据陡增的风险进行自身的调整以适应这种风险。而且，承担这些风险所带来的早期回报颇为丰厚。初期较低的违约率让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胆子更大了起来，而他们软弱且易受政治影响的监管者几乎没有限制这种冒险行为。同时，银行的经济人获悉有人愿意购买这些次级资产抵押证券，而且什么都不问，出手相当痛快，于是他们就开始忙不迭地发放贷款，根本不审核借款人的信用，信贷的质量自然要跟着下降。但是在开始的一段时期，问题被上涨的房价和较低的违约率掩盖了起来——宽松的信贷自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直到房价停止上涨，违约便如山洪爆发。　　

通过本次金融危机这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宽松信贷是一个成本极高的再分配方式。太多本来并没有购房欲望的贫困家庭赔掉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积蓄，现在又落得无家可归；太多的房子建好之后就得永远地闲置在那里；太多的金融机构损失惨痛，不得不让纳税人花上几年的时间慢慢地吸收这些损失。尽管住房自有率的确是提高了——从1994年的64.2%提高到2004年的69.2%——太多本来无力偿还贷款的家庭也没有抵制住诱惑，自从2004年开始，住房自有率开始下滑，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被取消抵押的赎回权，这一比率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这场教训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没有什么“解决方式”能像打开贷款的水龙头一样，在开始时给人支持与信念，结束时却只剩下相互指责和埋怨。贫困的国家现在仍在热切地希望能够得到外国的援助。现在我们知道，援助只会带给人们依赖，债务和差劲的管理，却很少带来增长。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式是微型信贷——通过小组贷款的形式将钱借给穷人，在这个系统中，来自组内其他人的压力会增加个人还款的动力。尽管这种方式在小范围内适用，但是历史教导我们，任何做法一旦大面积推广，尤其是被当作政府的政策工具时，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看着我们的美国梦日渐衰微，看着美国民众的机遇正在渐行渐远，美国应该做些什么？对问题视而不见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不加以纠正，不平等现象只能回变本加厉，甚至会激起群众强烈的反应。在民主的社会中，当人们看到经济前景黯淡无光时，他们会寻求政治上的解决途径，如果政治不能对此做出反应，他们就会想其他的办法。在政治上充当替罪羊的第一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最显而易见，最易被妖魔化，却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非法移民和国外的工人并不参加选举，但是他们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非法移民所做的工作是正常情况下别人不愿意去碰触的，而国外的工人为我们生产了廉价的进口商品，提高了美国人，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总会有一个比寻找替罪羊更好的解决途径，我将要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法。　　

在这一点上，我想转向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日益突出的一个问题。正当美国在政治压力的作用下开始走上刺激消费的道路时，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靠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已经占据了全球经济的更大比重。为什么这些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经济上的依赖性，以及这种依赖性会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产生何种影响，这便是我下面将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章 出口拉动增长

　 　

　 　

     由于我父亲是位印度外交官，因此我跟随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对印度真正的记忆得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是父亲回到德里工作，而我才刚十岁出头。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我们不算贫穷，但是父母要养活四个孩子，而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父亲在政府工作的薪水。更严重的是，市面上能买到的东西很少，尤其是对于习惯了欧洲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孩子，日子更是难熬。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来到超市搜寻面包。当时，政府正在努力限制非必要消费品的生产，面包当时也被认为是非必要的。此外，由于政府对面包进行官方定价，仅有的少量面包都被那些有关系的人买走，并以黑市上的高价转手。因此，我们在空荡荡的超市转来转去，想着怎么取悦于售货员，虽然其价格是政府定价的两倍，还是希望他们会有人从他们隐藏起来的存货中卖给我们哪怕半块儿面包。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朋友的哥哥在市场上买下了一个铺位，我们都极其兴奋，这使得我们不必再去市场上苦苦寻觅了。

　 　

    但是，我们在找汽车上就没这么幸运了。高额的进口税使进口汽车价格十分高昂，让人难以承受。政府只允许三家国内的企业生产汽车，而且产量有限，因为汽车也被认为是非必要商品。能够容得下我们一大家子人的唯一一种印度制造的汽车就是大使牌轿车，这是1954年款的老爷车的印度版，几乎与原版没有什么区别。虽然这种车在其他国家都被认为是老古董了，但是印度想要购买这款轿车的人却要等好几年才能轮到自己。因此，我的父亲决定买一辆小型摩托骑着去上班。因为公共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全家很少出去游玩。

　 　

    政府希望限制消费，并鼓励储蓄，而家庭的储蓄的确很多。但也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后果。由于商品短缺，而价格定得非常地低，在公开市场上很少能买得到。黑市因此繁荣了起来，如果你有现金或有关系，在黑市上一切都能买到。就业机会很少。增加汽车产量就意味着对餐馆和电影院的需求增加，于是，不仅汽车工人，而且侍应生和售票员的需求也增加了。我想这种现象背后可能有我理解不了的宏伟计划，但政府的政策显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印度依然很贫穷。我决定深入了解一下，于是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这本书也是印度政府政策无心催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三十五年之后，描述成功的国家寻求经济增长所遵循的发展道路就变得比较容易了。这种政策一方面注重政府在早期发展阶段加强干预，这正是我为什么将其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或者管制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注重出口。尽管描述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在关键发展阶段，政府的行为必须背离其自然倾向。我青年时期的印度就搞砸了。也许这是为什么近年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迅速地摆脱贫困的原因。

　 　

    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在得到很好实施的情况下，成为了战后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在这一战略刚出现的时候，出口国的出口量很小，使得世界其他国家能够增加支出并消化其出口商品。不幸的是，当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出口国富裕之后，他们在长期追求外向型增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和体制已经使他们无力催生强劲而持续的内需，经济增长也难以均衡化。

　 　

    他们在全球市场上为其剩余商品寻找那些能够消化这些商品的国家，并吸引世界各地的国家、公司和家庭增加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担负了巨大的贸易赤字，这对于消化剩余商品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有多少国家为此而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发誓绝不再担负进一步的赤字以及不再借款。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扔掉了依靠外债增加支出这个烫手的山芋，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如希腊、西班牙以及英国却接了过来。不过，我想先描述下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以及这种战略行得通的原因。

　 　

　 　

                              寻求增长的不确定性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今天很多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长期的稳步增长，而不是因为他们增长的速度很快。在1820年到1870年之间，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是当时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它们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8%和1.3%。相比之下，智利、韩国和台湾这些后起之秀在短期内的增速是这个速度的好几倍，短短几十年内跻身世界富裕经济体之列。日本在1950年不是个穷国。但是在1950年到1973之间，日本的人均收入涨幅高达8%左右。这些后起之秀为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梦寐以求的发展标杆，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这些后起之秀，尤其是在增长速度方面。

　 　

    那么，这些后起之秀怎么会发展如此之快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日本在1950年到1973之间的增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匹敌的。但是从那以后，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中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这个发展速度。为了了解这些发展态势，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最初会贫困，以及他们是如何摆脱贫困的。

　 　

                               增加资本对增长很关键吗？

　 　

    任何一个从富裕国家到贫穷国家的人都会发现他们之间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实物资本的层次不同。在富裕国家，巨大的机场里停放着巨型飞机，大型的工厂摆放着高科技机器，灌溉良好的田野里轰鸣着大型的联合收割机，而且家庭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家庭用电器。这都告诉我们富裕国家的实物资本远远多于穷国。实物资本能够提高收入，因为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产效率。一个使用反铲挖土机的工人所挖的泥土比好几个使用铁铲和独轮手推车的工人完成的工作量都要多。

　 　

    然而，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1990年得一份有创意的论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实物资本的多少，那么为什么富国的富余资金不流向穷国使穷国能够购买所需的实物资本呢？毕竟，资本投资每增加一点点，穷国从中得到的利益更多。在非洲一些地区，要去数百英里远的某一个非洲城市，乘飞机去伦敦或纽约，然后再转机去这个城市，比直接去还要划算。如果非洲城市之间的道路修好的话，那么非洲的商业将会得到很大的促进。但是，增加一条大路对于交通已经很发达的日本对没有多么大的作用。的确，卢卡斯计算得出，一美元的实物资本在印度创造出的价值将是在美国创造价值的58倍。他提出，即使考虑到在印度投资可能伴随着较大风险，全球金融市场也不能无视这些收益的巨大差别。

　 　

    卢卡斯总结说，也许是因为在穷国的收益会比计算的少很多，因为这些国家缺少创造收益必需的其他因素，也许是教育或者人力资源的缺乏。也许，一个使用牛和耕犁（已经延续了了五千年的耕作方式）的埃及农民，在使用了拖拉机之后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相比之下，一个美国爱荷华州的农民在已经使用了多种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之后，即使在多一个拖拉机，效率也提高不了多少。但是，印度农民也许受教育程度没有爱荷华州的农民高也许不了解废料和杀虫剂，不了解什么时候该使用这些东西实现产量最大化。因此，印度农民使用一辆拖拉机所增加的产量可能低于爱荷华州农民多买一个机器所增加的产量。

　 　

然而，即使在考虑到富国和穷国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异之后，卢卡斯断定，资本的使用效率在穷国还是要高于富国。此外，有证据显示近年来世界各国教育领域的巨额投资，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穷国可能缺少其他的要素，不利于机器和受教育的人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妨碍这些国家变富。少量的外国援助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提供这些要素。

　 　

                                      组织资本

　 　

    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支撑实物资本的有效利用。你不能购进一个复杂高速的机器后只雇佣一个聪明的人来操作它就行了。如果想将这台机器投入使用，这名操作员周围必须有一整套组织体系。你可能需要一个可靠的供货商来提供原料，需要买家购买生产出来的商品并将这些商品应用到实际生产中，需要经历决定产品结构，需要一个维修团队来负责机器的维修，需要采购团队与供货商接洽，需要营销团队来与买家打交道，需要安保体系在夜间保护机器，等等。一个小型汽车修理铺和丰田之间的区别，或者一家小药店和 梅奥临床 之间的差别，都是相当巨大的，而且这种差别据定了他们是否能够有效使用现代化的大型尖端设备。

　 　

    当然，这些复杂的组织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他们需要其他复杂的组织来提供投入以及优势购买产出。同等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金融，电力、运输以及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同时，还需要良好的政府管理体制，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并推动商业交易的进行。

　 　

                    起步较早的国家如何建立组织资本

　 　

    奥地利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提出，资本主义是在创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来者带来了创新性的方法和技术，摧毁了原有企业的生意。工业化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很多动态确实反映了这一过程。比如，在过去很多年间，摄像行业的很多发展都由于数码摄像技术的革命而黯然失色。柯达这样的公司没有预料到这场变革会进步如此之快，结果现在苦苦挣扎力求重塑自己。

　 　

    这是考虑到这一增长过程，体制派经济学家（只是宽松的定义）提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是创造促进竞争和创新的体制环境，即确保财产权、完善专利法、削减准入门槛、减税，之后再让私营部门发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有个小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遵循着这条道路迅速脱贫致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穷国没有必要的私有组织来有效利用这样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又不利于快速创造出这样的组织。

　 　

    比如，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具有很多这派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特点：政府小而清明、国内税率低、关税低、注重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政策（甚至在处理饥荒问题上也袖手旁观）。然而，在1820年到1950年之间，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长几乎停滞，年增长率仅有0.1%，因为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几乎没有培育工业，而是鼓励从国外，尤其是从英国，进口商品，引进管理经验：1880年，印度的关税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结果，印度的私营部门几乎没有赖以发展组织资本的政府鼓励和必要保护。

　 　

    实际上，经济学家可能夸大了体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体制性变革通常不是先于经济增长，而是在这一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开明政府在工业起步之际不会制定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保障知识产权，因为这样的法律将会终结对外国人的疯狂的盗版，而这种盗版对其早期的发展是很有裨益的。而他们却会在国内企业足够强大了，能够创新，而且需要保护的时候才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法。一般来讲，体制似乎是有了现实需要的时候才应运而生的。这些体制在实际运用中得以完善，并防止那些应用这些体制的组织滥用权力。在很多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挑战是创立各种有效而复杂的组织。

　 　

    起步较早的富裕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都是在长期过程中逐步建立其复杂组织的。新的产业最初常常是有很多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些公司经营较好，创新能力卓越。他们比竞争对手的利润更高，雇佣的工人更多，而且逐步建立了有效、稳定的组织架构。起初，这些企业发展缓慢，既因为他们需要花很长时间建立起能够确保本企业正常运作的社会关系、组织规范以及组织程序，也因为一个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使用外部融资的能力有限。最终，有些企业获得了良好声誉和财富，很多都是，像安海斯布希公司和美国嘉吉公司一样的家族式企业，它们的名誉可以代代相传。因为银行将这种名誉和财富视为融资的抵押品，这些企业就能获得贷款并实现更快的发展。然而，一般来讲，它们增长缓慢而稳定，很多公司都中途倒闭了，新成立的小公司失败的比率特别高，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一般来讲，起步早的国家的政府，没有多少能力创造一个有力的发展环境，即使它们有意为之。在大萧条期间政府支出大增之前，美国政府在1930年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4%。那是，人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就在于国防和法治两个方面，但是要加强国防，也需要财富，而且富有的人不会滋生麻烦。因此，政府的确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通融过贸易壁垒和关税的使用。

　 　

    笛福是商人、记者和檄文执笔者，也是《鲁宾孙漂流记》的，他在其《英国商业方略》中详细描述了早期政府扶植产业的发展状况：都铎王朝的国王如何将英国从一个依赖原毛出口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依赖羊毛制成品出口的国家。玫瑰战争后，亨利八世即位。即位之前，他曾在低地国家地区流亡。当地羊毛生产带动的繁荣令他震撼，于是他决定在英国鼓励羊毛生产。

　 　

    他采取了诸多措施，包括确定适宜生产羊毛的地区、从低地国家挖来熟练工人、提高羊毛出口关税，甚至禁止羊毛出口，以及禁止出口布料半成品，同时促进毛呢服装出口。伊丽莎白一世甚至向俄罗斯、蒙古以及波斯帝国派出了贸易专使。只有当度铎王朝的统治者们确信本国的生产者能够使用到充足的羊毛，而且在出口多余原毛上具有国际竞争力，才回允许原毛出口，这充分表明了对工业的支持是多么的用心良苦和谨小慎微。这种政府管制下的竞争结果导致了低地国家羊毛业从业者纷纷溃败。

　 　

    政府还竭力创设银行业和贸易领域的私人垄断。（当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对印度贸易的某些垄断权，结果摧残了次大陆的很多地方）但是，公民们将这视为一种间接的征税，而且随着民主权利普及，公民们开始反对这些措施。结果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受制约，政府几乎不干预。政府干预的程度高低，是起步早的国家和起步晚的国家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

　 　

                              起步晚的国家的战略

　 　

    起步晚的国家，尤其是二战后独立的国家，起步时期的组织缺陷和起步早的国家当初的情况相似。印度的政治家们常常回忆到，在1947年独立时，印度不得不进口缝纫用的针线。然而，他们的政府却迫不及待地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考虑到刚刚获得自由的人们的期待。此外，当他们起步的时候，他们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起步早的国家当初所没有遇到的。从起步早的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到起步晚的国家开始工业化期间，运输费大幅降低，但来自富裕国家的潜在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

　 　

    然而，发展的战略还是很清晰的，即沿着富裕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逐步从低端科技转向高新科技和创新的前沿领域，并利用廉价劳动力保持竞争优势，直至技术得到改进以及可用的资本储备（包括人力资本）增加。

　 　

    组织资本发展的基础也不是很好。由于起步晚的国家的政府不相信本国小而且不发达的私营企业会引领经济以自己满意的速度增长，政府面临两个选择：他们可以创立官办企业来进行商业活动，或者干预市场运行，为少数企业提供优待，使其能够不受竞争羁绊的情况下实现较快发展。无论哪一种情况，国家的储蓄都是通过金融体系提供给特权企业。政府一般还会通过高关税和进口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来竞争，给予国内企业足够的繁荣空间。

　 　

                                  制高点

　 　

    先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即设立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除了军队，政府组织通常算是最完善的了。政府很容易运用现有的组织模式（通常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另外设立负责管理投资和生产的部门。其实，列宁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演讲中指出了这条道路，他宣布国家必须控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即他所说的“制高点”不过，这是在为其新经济政策做辩护时提出的，而新经济政策主张给农民和商人更大的自由，有点讽刺意味儿。

　 　

    有些经济体依靠公立企业的巨大贡献而变富，比如法国和台湾，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且不提经营复杂的企业，修建学校、道路和大坝等政府项目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其动机不是出于高效利用资源，政府的主要角色就是确保保障公共安全、市场运行以及履行合同等私人活动的上层建筑的有效运转。这意味着政府要保持中立立场，要透明地使用权力，而不能出现权力寻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员的收入应该来自其长期的政绩、职位和为公益服务的知识，而不是来自于滥用权力。换言之，他认为缺乏金钱激励符合官员工作的性质。

　 　

    此外，由于很多政府活动的表现不好衡量，政府官员通常没有金钱激励，因为如果这样，恐怕他们会将精力放在那些易于衡量的的事情上（比如，处理的文件数量），而不是有用的事情上（比如，决策的质量）。知道他们行为的准则有很多。因为如果组织内部补偿机制差异化过于明显，那么成员之间可能会出现摩擦和嫉妒，这很难处理。所以，在进行可以衡量的任务时，比如进行一个任务明确、时间明确的项目时，金钱上的激励不是很多这并不足为奇。结果，政府项目拖时太久，负责人也不灵活应变。因为这种应变意味着政府官员要发挥主动性，而这可能有悖于某个规定。

　 　

    极力不足引起的组织内部的低效，被这样一个事实加重了。这个事实是：政府是垄断组织，只要纳税人还可以压榨，不必担心资源不足。激励不足，加上缺少竞争，导致政府在进行本该属于私营部门的活动时，结局往往很差。比如，20时间80年代阿根廷国营的电话系统效率低得出名，等待一根电话线的时间居然长达六年！而且有的公司还专门聘请人负责拿着电话，一直拿几个小时，知道拨通为止。

　 　

    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国营企业带来发展的例子。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发展很快，而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大萧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日本固然为韩国等东亚其他经济体树立了榜样苏联也以其国营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尼赫鲁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树立了榜样。不幸的是，效仿苏联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苏联官员的动力来自于革命热情或爱国热情，另外还有一层恐怖的氛围加强了他们的动力，即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项目，就会遭受搞破坏的指控，可能会被判死刑。这种氛围下，官员的精力异常的充足。然而，这种激励不会持久，热情变成了愤世嫉俗，恐怖也逐渐蔓延。

　 　

    此外，即使国营企业的激励措施得以维持，但长期来看，随着国家经济实现了基本的自给自足之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日益复杂。经济增长最终不仅需要更多钢铁，还需要一些更多的详细信息，比如需要什么级别的钢铁，需要多少，何时需要以及哪里需要等等。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范•哈耶克认识到，这种信息分散在社会中，存在于全国的钢铁消费者和分销商那里。这些信息可以被计划部门所获取，但是如果要求把个人的具体感受转化成为冰冷的数字，那么就会失去很多隐含的信息。而且，报上来的数字可能因为人的不同动机而被扭曲，比如，消费者向隐瞒需求量，希望加大产量，进而降低价格，而生产者希望降低生产指标，进而减轻压力。

　 　

    哈耶克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认识到市场价格可以在不受到组织缺陷或偏好的影响来搜集信息。比如，不同级别钢铁的价格每天都在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有时也会根据有组织的交换来变动。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写报告，而是通过他们期望的买卖价格来表达自己的意向，这些价格反映了他们对市场前景的独立见解。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官方的要求，而纯粹是出于私利的动机。无论这些信息质量如何，无论对某些人是否有害，只要时常还运作，价格变动就能帮助搜集这些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在苏联，经济体制最终崩溃的部分原因是中央部门赖以决策的信息是虚假的，不符合实情，不过这些数据被篡改得如此精巧，就算美国中情局的人也不会知道苏联经济的真正缺陷在哪儿。

　 　

    总之，确实有一些运转良好的国营企业。但运转最好的那些企业往往会远离政府那一套规则、程序以及干预，除了所有权归国家之外，一切都遵循私营企业的模式。

　 　

                                      特权政策

　 　

    很多政府不再依靠国营企业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在依靠市场信号来进行资源配置的同时，着力弥补私营部门的组织缺陷，并努力打造国内的龙头企业。这种牵线搭桥的过程常常被奚落为权贵资本主义，换个好听点的说法就是关系资本主义或管制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在鼓励企业提高效率的同时，不仅保护少数企业使其免受外国竞争，而且给予其大量特权，以使这些企业能够实现盈利，增加自己的组织资本。

　 　

    20世纪50年代，台湾为了促进其纺织工业发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就是很好的例子。台湾第一批纺织企业是由中国大陆人士创办的。这些大陆人士在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而中共接管大陆时把大量的机器装到了船上，最后来到了台湾海峡的对岸。不就，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台湾当局开始提高纱线企业的准入门槛，以防止“过度竞争”。之后，为了扶植现有的企业，台湾当局直接给予他们原棉，提前提供周转资金，并购买这些企业生产的所有纱线。对纺织企业的支持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台湾当局还对进口纱线和布料征收关税，甚至在关税不奏效时禁止进口。随着纺织企业逐渐崛起，当局鼓励企业之间相互融合兼并，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一般来讲，政府使用的工具库包括设立准入门槛、提供减税政策，帮助私营企业实现更多利润并利用现有资金进行投资、鼓励银行与特权企业加强联系，使银行能够给予企业充裕（以及低息）的贷款、向企业提供原料并提供价格补助、征收关税消除外国竞争的威胁。有了政府的补助和保护，少数特权企业便能够快速发展，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获得技术、组织能力和稳定性。

　 　

    政府干预的力度有时候还会更大。尹仲容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并尤其钟爱经济学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著作），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经济的设计师，被誉为台湾工业之父。他在1953年进行得一项研究中，将塑料工业确定为台湾进军的重要领域。据传，他利用自己能够接触银行存款信息的便利，敲定了一个名叫王永庆的人作为扶植对象。王永庆有一定的储蓄资金，而且浓厚的创业激情。尹仲容决定上一个塑料的项目，便指示王永庆去做。台湾第一个生产聚氯乙烯的工厂就是在政府监督下建成的，并在运转良好的时候于1957年转给了王永庆。王永庆接着打造了台塑集团，这是台湾最大的企业。

　 　

    然而，政府特权政策的干预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政府腐败，那么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优惠分配给竞争力低下的朋友或亲戚，什么也阻止不了政府的这种行为。菲律宾之类的国家就面临这样的痼疾。即使政府最初的意图是良好的，而且对现有企业进行了仔细的筛选，政府的保护依然意味着慵懒而低效的企业不用遭遇无奈的倒闭。因此，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在让特权企业盈利并提升组织能力的同时，依然保留住市场的约束性和激励性。

　 　

    有些政府努力直接增强企业的效率意识和质量意识。比如，台湾经济的设计师尹仲容曾下令在台北公开销毁两万只不达标的灯泡，并没收数吨不达标的谷氨酸一钠(一种食品添加剂，味精的化学成分)。在这些案例中，生产者能够领会政府的意图。但是政府需要的不是某些官员的心血来潮式的约束，更加系统化的约束机制，这种机制即使在特权企业面前也一视同仁。

　 　

    发展中国家的特权政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家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导致家庭消费水平往往走低。对于新成立的企业而言，工资往往很低，因为很多在低效率的农业领域的劳动者等待着工厂的低薪工作，构成了随时可以替补的预备大军，结果妨碍了工业领域的工资快速上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有可能会干预工资制定过程，这种有利于资方而有损于劳方的行为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此外，特权企业能够以低价购买政府控制的能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政府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损失，便加大对家庭的征税力度，而在这样的垄断市场中，企业向家庭出售的商品价格很高。然而，银行给家庭的储蓄利率是由政府制定的，非常之低，而政府却对企业贷款提供补助，这就进一步剥削了普通家庭，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总之，打造强势企业的需要，可能会导致政府在牺牲公民利益的基础上，给予企业和银行特殊利益。因此，这些经济体中的国内消费就受到了认为的压制。我年轻时候的印度与我的韩国朋友记忆中的韩国没什么两样，工资低、工作时间长、消费受到抑制。没错，他们很多人都回忆起夜色下的首尔是何其黯淡，因为明亮的霓虹灯是不准用来为消费品做广告的。宵禁既确保了安全，同时也阻止了年轻的工人将经历浪费在跟经济生产无关的也生活上。因此，管制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公司由于国内消费不足而丧失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外向型增长和管制资本主义

　 　

    约束低效企业并拓展商品市场的一个途径，就是鼓励国内的大公司进军国际市场。通过出口，企业不仅被迫生产出成本更具有竞争力的商品来赢取国际市场的份额，而且国际市场还有可能使这些企业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此外，由于出口企业不再受制于国内市场的狭小，便可以加大力度生产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最有比较优势的商品。

　 　

    发展中国家中，新成立的企业常常集中在技术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比如服装业和纺织业。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一旦国内企业在政府庇护下站稳脚跟，政府便开始鼓励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到1961年，台湾的纺织品出口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对台湾纺织品实行了配额制。这一现象无疑表明台湾的纺织业已然成熟。

　 　

    一旦企业了解了纺织品制造的基础，便开始沿着技术的阶梯爬得更高，生产更加复杂的商品，比如，阿到1970年，韩国主要出口纺织品，但今天主要出口汽车、硅片和手机等。而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依然在竞相出口纺织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加大鼓励出口的力度，提出对出口企业提供更多的补贴。比如，在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外汇稀缺，国家便会限制进口。然而，政府会给一些出口业绩显著的企业发放进口许可证，而这些许可证一转手便能获利，因此，企业便有了扩大出口市场份额的强大动力。如果遭遇了外国的进口配额，或者原料稀缺，政府也会将这些资源更多地分配给成功的出口企业。因此，效率高的企业就这样或直接或间接地收到了鼓励。

    外向型增长战略不意味着政府要减少对内向型产业的支持。的确，如果出口企业想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确会在初期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有些国家依靠认为压低本国货币汇率，或通过压制、笼络工会来压低工资水平，以此向企业提供变相的一般性补贴。这种策略更受专制政府的青睐。还有的政府会向企业提供特定的补贴，压低关键原料或能源的价格，或直接对出口商品或进口生产外贸商品所需的设备提供补贴。

　 　

    政府加强干预、做大国内企业的战略必然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推动这些企业经受出口市场的检验。管制资本主义在使国家脱贫的即期目标上确有奇效，但落实起来绝非易事。

　 　

                                    错过转型

　 　

    管制资本主义初期需要给予企业特殊优惠政策，但这种政策在民粹主义的民主国家中不容易持续下去。然后，政府尽管在企业成立初期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最后还是要将其推向出口市场的。对于台湾这样小经济体，内部市场狭小，使得出口成了燃眉之急。而对于巴西这样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家来说，内销转向出口的进程却一拖再拖。

　 　

    在转型问题上的一个反面教材就是印度。在首任首相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治理之下，印度着力加强企业的组织能力。尽管尼赫鲁将钢铁和重型机械等产业收归国营，却从未大力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实行了一套臭名昭著的“执照管理统治”，表面上是为了谨慎使用国家储蓄，而实际上的意思却是引导投资撤出官员们认为不能为未来增长奠定基础的产业（甚至包括汽车这样的耐用品产业），而是将投资引向重型机械这样的能够为经济增长助力的产业。可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那些现有的企业，尤其是早已经站稳脚跟的企业，收到了政府保护，无须参与竞争。政府还设法阻止外国竞争，一次来为印度的薄弱产业提供一个成长环境，知道他们羽翼丰满并有竞争力为止。

　 　

    然而，印度政府向这些企业提供的保护，却使企业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彼得潘”(苏格兰剧作家 James Barrie 所著的剧名，及该剧主角，一个不肯长大的小孩) ，即永远壮大不了的公司。汽车工业即为明证。将近四十年中，印度只生产了五种款式的大使牌轿车，而且不同款式之间仅有的区别就在于头灯和风栅得形状上。印度取得独立之后，其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现在却陷入了人均实际增长率仅有百分之一的泥潭中，这一增长率被奚落地称作“印度增长率”

　 　

    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就应该像韩国和台湾那样，转向出口市场，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但由于印度国内市场受到保护，而且市场很大，至少与一般的发展较晚的国家相比，企业全然不顾国家鼓励出口的政策，而甘于仅仅开发国内市场。这不是说政府试图变革极其艰难，尤其是考虑到受到保护的企业为执政党角逐选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一事实。这一阶段的民主国家却显示了很多的缺点：韩国朴正熙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却不必为这样的细节所忧虑。结果，在韩国等国家爱的经济腾飞了很久之后，印度依然封闭、贫穷、没有竞争力，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相似。

　 　

                          出口国富裕之后的情况：德国和日本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功地实施外向型增长战略。而且，这种战略会随着国家的富余而逐渐显露其局限性。为了理解这些局限性， 我们需要仔细地考察一下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二战之后，两个国家都不算真正地贫穷，它们拥有受教育程度高的国民、明确的组织发展蓝图，而且一些制度基础也得以幸存，但两国的经济都在战火中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股金总额大幅减少，大型企业或联合企业或者崩溃或者被占领当局压制着，而且家庭破败，无力消费。显然，出口成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由于很多人依然在农业领域，而且劳工组织都很温顺，战后的工资最初并没有与生产力增速的迅速提高保持同步（生产力增速用于衡量生产性投入的使用效率，因此，也可用来衡量利润率）。结果，公司能够暂时获得巨大的利润。

　 　

    在德、日两国，成熟的银行体系承担了国家的部分职能。企业与全能银行之间的密切合作由于相互持股而得到了巩固，催生了国内卡特尔，弱化了国内市场的竞争，这就使企业能够将精力集中于角逐国际市场上。与德国相似，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经典版的管制资本主义。日本的企业集团以银行为中心，受到财政省和国际贸易工业部的监管。

　 　

    然而，一旦农业部门的劳动者被完全吸引到了工业部门，出口企业中的工资水平难免会与生产率的增长保持同步。 截止到1975年，德国每小时的工资水平已经赶上了美国的水平，而日本则在20世纪90年代赶上美国的水平。因此，出口企业不再因为低工资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相对优势。更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德国和日本的初期的发展阶段结束，赶上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人均资本水平，则其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商品的进口大幅下降。由于家庭消费在战后受到抑制而内需不足，而且历届政府关注的是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调控而增加生产，因此，这些国家难免出现大量外贸盈余。起初，这些盈余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支付外国借款，但最终会加剧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

　 　

    为了保持竞争力，德国和日本不得不进入到价值链的上游和需要创新的领域，制造出更多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不得不稳步提高生产效率。当然，在贸易部门，两国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国内不可贸易的部门，问题还是出现了，比如建筑业、零售业和宾馆业这些外国竞争不存在或者被刻意消除的领域。虽然政府为了支持出口企业而对市场进行的干预受到国际市场竞争程度的制约。毕竟，无论政府提供了多少帮助，如果一个产品的生产成本过高，那么必然失去国际市场的份额，而国内不可贸易领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部门生产增长率之所以低下，就是因为迫使低效企业收缩或彻底倒闭的市场力量受到了抑制。

　 　

    在这方面，日本的表现要逊于德国。德国是欧盟的一部分，在国内竞争方面受制于欧盟的规则。因为德国在欧盟内部权力很大，因此一旦自己打破规则很容易使这些规则彻底失效。而日本在亚洲则找不到任何相同的外部规则。结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内向型生产部门提高效率具有极大的危害。

　 　

    很多到过日本的人都惊奇地发现，日本宾馆的电梯尽管灯光明亮，指示清晰，任何人都能看到，能听清，竟然会有专职的女士负责为宾客升降电梯。也许这些女士在电梯是个新生事物的时候有这一个职责，因为那是正确使用电梯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挑战，而且老年人必须费尽口舌才能诱使他们进入电梯。这些年来，这一工作一直都存在，也没有经过改革而保留其迎宾的必要职责，使得这些女士可以做其他有用的工作。这说明日本的服务业还没有竞争力。

　 　

    确实，当壮大的理发连锁企业开始在全国迅速开设美发沙龙，提供快捷廉价的理发服务，并削减现有的理发店数量时，就引起全国理发店协会的注意了。这个协会要求加强对其管理，并提出抗议说如果没有在理发之前先用香波清洗的话，会很不卫生，并最后通过一个法令，要求所有的理发店都必须采用昂贵的洗发设备。这里既就削弱了新发展起来的企业，并打击了这些企业的低价战略。

　 　

    由于外贸生产部门的工资上涨推高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高工资（相对于生产率而言）以及理发、餐馆饭菜、宾馆房价等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上涨，削弱了国内民众对它们的需求。因此，创造了出口奇迹的国家看起来有点发展畸形，颇似只有一半肢体的人：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效率奇高的生产部门和病态的服务部门想并存，即使国内需求萎靡却依然注重外国需求。

　 　

　 　

                                    断层线：日本的案例

　 　

    日本和德国对外向型增长的依赖在其发展的早期问题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们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相对较小。但随着他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它们便会给其他国家创造超额需求带来巨大的负担。

　 　

    对遵循外向型发展道路的国家的未来而言，尤其有警示意义的是日本并虽然曾经努力实行变革，却没有成功。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同意允许提升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由于日本的出口面临压力，日本银行大幅削减利率。根据日本银行一位高官说，“我们打算首先提振股市和楼市。如果有这两个不断繁荣的市场作支撑，出口导向型产业会重新洗牌，能够转型适应高内市场。这一步骤之后将会推高每一个经济部门的资产价格。这种财富效应之后便会刺激个人消费和住宅投资，之后工厂投资和设备投资也将增长。最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

　 　

    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的是大规模的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一时间导致人们普遍认为东京帝国广场那块儿土地比美国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还要值钱。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公司投资的确增加了，但并不是投向了内需型生产上，很多资金都投到了那些劳动成本低廉的东亚国家，其投资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增加出口。日本的建筑量和个人消费确实增加了起来，但这都是暂时的高涨。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日本央行在一片惊恐中开始加息之际，股市和楼市的崩盘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大崩溃，其影响至今犹在。

　 　

    因此，依靠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非但没有在富裕之后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增长均衡化，反而发现依靠自身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难度极大，因为增加最终消费的正常渠道在着力扩大出口的过程中已经趋于萎缩。由于银行习惯了政府庇护下的市场，并习惯了根据上级命令来决定放贷对象，因此，当他们有了自主决策权的时候却迷茫彷徨，不知如何放贷了。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密切，因此，政府更容易通过国内企业加强消费引导。不过，虽然企业的影响力大，却未必有效。在日本，政府支出越多，新建的路桥越多，但多数时候是没有必要修建的。只是建筑领域的游说能力多余强大，因此，得到了大量的政府刺激资金。尽管日本国内到处都铺遍了为刺激经济而导致的混凝土，但其经济病态依旧。

　 　

    结果，不仅日本这样的国家不能帮助世界经济走出下挫泥潭，反而需要其他国家伸出援手拉它们一把。这是很深刻的断层线。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弊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并没有完全克服它在1990年到1991年之间所遭遇的经济衰退，因此对日本商品的需求很小，（历史上去很大），也就无力帮助日本走出衰退。知道21世纪早期，日本为了摆脱经济泥潭的多次努力都失败之后，美国为了应付互联网泡沫破裂而采取的措施才增加了日本的出口量，再次帮助其走出了困境。

　 　

    要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进而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个过程定然不会是自然顺利而没有曲折的。暂且不说出口部门的作用及其继续带来的巨大收益，但是转移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就需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政府用来扭转过去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工具也是很有限的。比如，国内部门的工资较之于这些部门的生产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允许工资差别化，虽然对于促进服务业繁荣来讲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将会使当前在服务业就业的人群的收入大幅下滑。他们反对这种变革的动力很强。此外，外国资金进入服务部门将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多年的政府保护和过度调控却很难客服，而且强大的利益集团，比如日本的理发店，就爱个年会反对竞争和外资进入的。

　 　

    相似地，消费者越来越懂得谨慎消费了，而且零售金融业也不是很发达。日本家庭不同于美国家庭，他们不愿意借钱来花。老年人很难忘却战后的贫穷与不安全感，也很难忘记之后储蓄被认为是爱国行为的经济增长阶段。而恰恰是老年人最有消费能力，使他们决定了消费格局。曾有一段时间，日本的年轻消费者被寄予了厚望。但数年萧条的经济形势之后，他们似乎也无奈地退却了，或许巨大的公债和资金短缺的养老金计划会给他们造成另外的重担。日本的经济改革需要巨大的政治意愿。而由于现状令人十分舒服，而且相对衰落的速度较慢，因此，改革的政治意愿十分缺乏。

　 　

　 　

　 　

                         中国将会加深还是弥合断层线？

　 　

随着后起之秀不断强大，世界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平衡吗？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给未来敲响了警钟。许多后起之秀即将加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来。他们是否会继续过分依靠出口？一旦他们富裕了，他们是否会进行经济改革让经济重新回到平衡增长的轨道上来？中国的表现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阻碍，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虽然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它也走了外向型增长的道路。

与其他走外向型经济道路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远低于平均水平。因为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数据是不能完全相信的，经济学家经常认为中国非常规的畸形发展是数据问题。但是假设这些数据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消费如此之低呢？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家庭不能再依靠亚洲传统的养老保障，即孩子。根据政府的政策，大部分夫妇只能有一个孩子，六个大人（四个祖父母和两个父母）将来都要这一个孩子来赡养。难怪大人们，尤其是祖父母，都想快点攒钱。更糟的是，他们当中的许多曾在国企工作的人，都失去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随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医疗等服务，价格上涨非常快。中国正在改善养老和社会保障系统，但是国家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说服公民相信政府的承诺。

中国的外向型增长战略还面临另一个更传统的问题。作为中国经济总收入的一部分，家庭收入很低。工资低是因为大批的劳动者仍然想从农业转向工业。家庭收入受限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会以低利率的形式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这就意味着家庭存款从银行得到的利息也低。另外，许多福利，比如教育和医疗，都不再由国家免费提供，这就进一步减少了可支配开支。

最后，家庭消费低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自己比实际上要穷。国有企业并不把红利分给国家，因为每个家庭并不是直接拥有他们的股份，他们没有看到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变成自己财富的一部分。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些国有企业创造的财富会被重新分配为公民服务。但是现在，家庭认为他们并没有从中受益，所以他们的消费比他们应该消费的要低，如果他们能把自己想的富有一点的话。

   国内消费水平低使得经济过度依赖国外的市场需求。此外，即使中国能够找到合适的途径，在危机中促进家庭消费，但这种消费在全部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十分小，因此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大。因此，每当中国当局需要在全球经济下挫之际保持经济涨幅时，便会刺激投资，而且他们确实需要保持经济增长来符合民众的期待。他们把大量的贷款从国有银行体系下拨给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使其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规模，而不考虑长远的盈利能力。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功地落实了“栽好梧桐树 引来凤凰栖”的策略来发展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过快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已经完备的情况下。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官员热衷于形象工程，建造巨大的机场、豪华的现代化大楼（尤其是官员们自己用的大楼）以及大型购物中心。这种经济刺激方式是不是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尚不明朗。过去，中国的领导层在必要的时候已经做了调整。他们能在为时已晚之前远离出口拉动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诱惑吗？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中国是深化断层线还是弥合断层线。

　 　

                                摘要与结论

　 　

发展较晚的国家最初并不注重创新，也没有创新的动力，因为富裕国家已经客开发了必要的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可以被特许使用或者可以借来使用。他们在处理基础教育缺失、劳动力技术水平低以及医疗保健体系不完善等传统发展问题的同时，竭力弥补一个基础性的缺陷：现有组织的缺点。它们认为，加强组织的过程需要政府进行大规模而比较慎重的干预。新成立的企业必须得到优惠待遇。然而，真正的危险在于，新成立的企业要求长期保护，并会遏制经济增长，这一点在印度20实际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中已经暴漏了出来。

　 　

    其中的一个选择就是增加国内竞争，削减准入门槛，取消多重补贴。但政府认为这将浪费资源，

可能会危害到当前刚刚实现盈利的企业。此外，国内市场狭小，再加上对企业的优惠政策会抑制家庭消费，使国内市场受到进一步压制。解决之道在于发挥世界市场的约束力以及吸引力。政府运用向外资开放经济带来的威胁迫使企业实现自立，强迫运行良好的公司展开竞争，扩大出口。政府强行进行这种转变面临着强大的压力。企业希望政府能够继续保护它们，这样就能过上平静而盈利的生活。但有些政府，尤其是设法避免私营企业的影响的专制政府，会推动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今天让我们庆祝的就是这样的增长。

　 　

　 　

    不幸的是，他们的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那些年中形成的政府政策，国内及的利

益团体以及家庭习惯的共同作用，也导致了这种依赖性。世纪因此失衡了，而市场却不易扭转：

我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的多数时间都在就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发出警告，而不是金融问题。

这两者相互关联，因为全球出口国有着大量的外贸盈余，他们迫切需要寻找那些政策不足而倾向

消费、却又能够凭借自身的信用借款的国家。，至少短期内是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的国家，因过度支出而陷于困境。这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是我

接下来要讲的。

　 　

　 　

　 　

　 　

　 　

　 　

                     

　 　

                    第三章 不稳定的外国融资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德国、日本等出口大国正在努力为其过剩的商品寻找销售市场。发展中国家比较贫穷，人均消费水平及投资水平偏低，但如果能够成功实现融资，则其消费水平很可能会大幅提高。事实上，韩国等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十分注重出口型生产，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进行了较高的投资，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资本商品及机械设备。这种做法虽然令他们背负了大量的贸易赤字，但有助于消化剩余商品。

　 　

    结果，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靠外国融资，来弥补支出（指消费和投资）与自身总产出之间的差额，并为其贷款还本付息。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其他国家或者世界银行之类的多边国际机构。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中东国家富余的石油美元越来越多地流入西方各大银行，使得这些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随之攀升。20世纪90年代，向来与发展中国家保持距离的外国基金，如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都纷纷增持发展中国家政府公债及企业债券，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额度。因此，民间性质的贷款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融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不幸的是，即便在背负高额贸易赤字的时候，也很少有国家会自觉以认真的态度来规划本国的贷款与开支。大量的外国融资的确能够刺激人们作出浪费性的开支决定。从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这样一个教训，无论增加的支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投资，依靠大举外债来快速增加支出的做法具有很大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破产现象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由于支出太多而陷入了金融困境，不得不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剥离冗繁的政府福利性支出，以此实现更加稳定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大量的破产现象导致以借债来进行投资的出口大国（如东亚各国）削减投资，以弱化对外国融资的依赖程度。他们开始干预汇率，增加外汇储备，并在此过程中将其大量的储蓄投放到全球经济之中，准备贷给任何需要扩大开支的国家。由于东亚各国的进口能力弱化，国际上的剩余产品开始在其他地区寻求销售市场，结果导致全球经济更加失衡。前一章中所描述的经济断层线因此而更加严重。

　 　

                                  储蓄与投资　　

　 　

    在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理想世界中，一个国家的投资不应该取决于其储蓄水平。毕竟，如果一个国家面临良好的投资机遇，他们应该能够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而且不应该与他们的国内储蓄挂钩。因此，一个国家的投资与其储蓄之间的联系程度应该很低。在1980年一份具有创意的文件中，来自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与来自大阪大学的查尔斯·堀冈证明这个假设是不准确的。他们指出，如果资本能够在国家间流动顺畅，一个国家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正相关程度要远远高于人们的预期。

　 　

    这些发现可作如此解读。一个国家，尤其是布隆迪和厄瓜多尔这样的贫穷国家，不能得到足够的外国融资来满足其需要，因此他们不得不削足适履。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未必与第一种解读相斥。国家也有可能主动限制本国的外国融资，借此使其投资行为更加符合其储蓄水平。但是，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克服前一章中所提到的组织缺陷，而且其投资机遇十分良好，为什么还会限制外国融资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很多年前我与埃尔温德•萨布雷曼尼安（ 现供职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埃斯华•普拉萨德（现供职于康奈尔大学）二人进行了一项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我们考察了最近几十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常项目盈余与其经济增长的联系。经常项目盈余就是一个国家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盈余表示该国将储蓄投放到了全球金融市场，而赤字则表示该国借助外国融资来进行投资。经常项目盈余常常也意味着贸易盈余，即一个国家的出口总额大于其进口总额。我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正相关，即一个国家越是借助其国内储蓄来进行投资，其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利用的外国融资越多，其经济增长越慢。当然，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外国融资，可能是因为其储蓄相对不足，或者是因为投资过度而超出了其储蓄水平。但无论依靠什么来投资，我们发现一个国家投资越多，其增长速度越快，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通过投资，建设了更多的道路，生产了更多的机器，所有这些能够大大地提高其工人的生产效率。然而，外国融资在其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其增长速度越慢。有趣的是，发达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发展中国家，至少是那些能够持续增长的国家，似乎总是竭力避免大规模的外国融资。

　 　

    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环境，但这却阻碍了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这使得他们很难利用外国融资来有效地扩大国内民众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确实，除了外国直接投资（比如丰田汽车在中国设立分厂），外国融资的发展策程度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扩大内需的决心，而非私营部门的意志。因为外国贷方注重的是国家及其政府的信誉如何，而不是该国政府所投资项目的具体特点。而且由于外国贷方比国内贷方的资格更老，外国贷方往往在考虑到投资项目的好处之际表现出非凡的宽容。此外，政治上的因素往往迫使一个国家加紧步伐进行外国融资，他们往往会过度使用这些资金，直到外国融资的渠道被封死方休。于是，接踵而至的破产倒闭风潮往往极大地遏制了经济增长。

　 　

                    偏向生产者的经济体中的金融部门　　

　 　

    政府指导的、偏向生产者的增长战略往往会遏制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因为放贷的对象是由上级命令来决定，而且国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程度有限，因此银行便无心去搜集市场信息，无心掌握信用评级技能。强迫财力薄弱的借款者关门或者迫使高风险借款者还款的法律架构几乎不存在。

　 　

    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政府确实会努力通过压低储蓄利率的方式帮助生产者。然而，因为银行间竞争有限，银行的工作效率往往会变得非常之低，员工傲慢无礼，官僚主义的程序过于繁杂。无论是谁，凡是想在发展中国家的公立银行兑付支票，必须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支票辗转于一个又一个柜台，被签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名字，最后才出现在出纳员的窗口。效率低下，加上银行间竞争不足，结果导致利率差距非常之大。利率差距是指银行的贷款利率与银行资金成本（即储蓄利率）之间的差距。在巴西，即便是资信状况良好的公司进行短期贷款，其利率差距往往会高达10个百分点，而这在工业化国家却不足一个百分点。因此，很多本该由压低储蓄利率带来的一系列资本优势，却由于银行部门的效率低下而被抵消了。

　 　

    不仅普通家庭从其储蓄中得到的利息微乎其微，而且他们发现，如果自己想贷款，难度却很大。给家庭放贷，即使在美国这样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也是有风险的，在欠发达的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将会加倍。信用记录追踪机制根本不存在。因为在正式的备案的部门就业的人数很少，而且相当一大部分的收入，比如工人给父母寄的钱，并不是建议在正式的合同关系之上，所以银行用来决定是否放贷的信息是少之又少。此外，因为司法制度并不允许银行处置公民的个人财产，银行不能轻易地以房子或洗衣机等作为抵押来放贷。　　

　 　

    家庭的确能从放债者那儿贷到款，但是得付出尊严的代价，因为债主担心其拖欠不还，而且利率奇高，宛如天文数字。正式的银行体系为了防止发生拖欠不还的状况，也会设定很高的贷款利率（依然低于民间放贷者的利率），但是一些政客往往会被阻止这样的做法，他们宣称将会压低公立银行的贷款利率，为公民的权益而“战斗”。而压低贷款利率也使得公立银行的贷款行为无利可图，从而迫使需要贷款的家庭转而求助非正式的、不受国家调控的放贷者。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这样的局面将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的确反应了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局面。

　 　

    之前我曾经说过，总体而言，有两个原因使一个发展中国家亟需外国融资：低储蓄，或者投资额超过其储蓄额。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下一个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储蓄会非常少。

　 　

                       低储蓄与1994年墨西哥危机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很难获得零售贷款，因此他们一般不敢超出预算，而是节衣缩食，以备不时之需。因此，与美国金融部门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中欠发达的金融部门使该国政府很难通过执行放松信贷的政策来落实惠民政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反而履行了本该由银行部门来履行的职责，比如先借款然后给享受优惠的选民进行汇款或补助，以使这些家庭能够扩大支出。因此，发展中国家低储蓄的原因就是本国政府背负了大量的国债，并通过借债来完成资助。通常来讲，这些财政赤字是由于给予了有政治上享受优惠的那一部分人过多的补助，这是基于政治逻辑，而非出于经济考量。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肯尼亚为例。这个国家依靠国际援助才得以维系下来，2006年人均年收入为463美元。但是，其议员每年的基本薪资却高达81,000美元，不仅免税，还有额外的补助和津贴等，导致他们的实际收入翻了一番。曾经在一个大旱之年，肯尼亚议员们的公务用车型竟然为梅赛德斯- 奔驰E级轿车，每月的基本车补多达4719美元。即便如此，这些议员们还不满意，竟然在议会厚颜无耻地压住缓解旱灾的议案，使其迟迟不能通过，同时以选区路况不佳为由要求提高车补。民众要求议员维护道路的呼吁如石沉大海，但是议员们提高车补的提案却通过了。在肯尼亚，这不足为奇。这些“公务员”的收入远高于大多数企业高管，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的收入还高。

　 　

    当政府的贷款超过了可用的国内资源、而不能使用政府间贷款援助时，便转而求助外国的私人性质的放贷者。因为政府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而且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多边国际机构获得贷款，所以放贷者会愿意暂时给他们提供资助。然而，某些政府投机心理严重，竟会通过将本国货币升值来冲销债务，或者不停地筑高债台以期赖账。知道了这一点，国际上的放贷者便开始未雨绸缪了。他们便要求债务国使用外国货币来还款付息，因为这种途径不受债务国货币升值或变贬值的影响，并根据债务国负债水平来缩短还款期限，以便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将贷款收回。

　 　

    因此，已经无力向国内民众贷款的民粹主义政府，为了获取足够的资金，便转而求助外国放贷者，而不是选择控制开支。因此，外来贷款的环境并不是很有利。知道了这一点，外国放贷者便要求保护措施，贷款的政府为了提供这样的保护措施，只得牺牲国内现有债权者的权益，比如，负债过多的政府以外币形式借的债越多，最终其通货膨胀率就越高，这样才能弱化国内债权者要求还款的压力。此外，因为外国放贷者提供的都是短期贷款，任何政治上的风吹草动都会把他们吓得拒绝给予政府任何资金。问题更大的是，放贷者本国内部环境的改善，比如利率上扬，将导致外国放贷者大量抽回资金。

　 　

    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中，这些因素兼而有之。当年，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的六年执政期将满。按照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一贯作风，他大肆扩大支出，以取悦于选民。1991年到1994年之间，储蓄额降低的幅度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3%。在新增支出中，政府新增支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导致其经常项目赤字在2004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7%。就在大量需要外国融资的时候，墨西哥国内的政治事态趋于恶化。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愤怒的农民开始武装反抗政府，同年晚些时候，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多纳多•克罗西奥被暗杀。此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94年不断提高本国利率水平（从3%提到到5.5%），导致许多美国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抽回美国。

　 　

正当外国投资者在为是否要出资帮助墨西哥缓解经常项目赤字而犹豫不决时，墨西哥政府开始将其以比索偿付的短期债务转化为了基于特索债券（Tesobono）的形态。特索债券（Tesobono）是一种短期债券，与美元挂钩，将使投资者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但是，随着政治形势日益云谲波诡，这样的举措也不足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纷纷开始抛售所持有的债券，将比索兑换成美元，逃离墨西哥。墨西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随之耗尽，及至下届总统欧内斯托•塞迪略就职之时，一场危机已经充分形成，愈演愈烈。最终，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防止墨西哥政府发生债务违约的情况，给予其一大笔贷款，持有特索债券的投资者得到了偿付，但是墨西哥这个国家却经历了一场痛彻心扉的危机，而那些持有以比索偿付的债券的债权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是一场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危机，其内在的动因是政府开支过多。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与之不同。首先，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是某些国家虽然拥有不少储蓄，但投资过热；其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内部的私营部门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为了弄清楚当年的事情，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企业是在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经济体中是如何进行投资的。

　 　

                         企业投资与管制资本主义　　

　 　

    我在前面提出，在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经济体中，尽管某些贷款者享有优惠政策，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定的补助，但是从银行获取贷款的代价依然是巨大的。在这些经济体中，企业追加的投资，往往是来自企业本身的资源，比如，销售额和利润提高所产生的资金。对那些与银行有着良好联系的企业来说，这个做法有利于减少从银行的高息贷款。对于那些刚起步的、在银行部门没有关系的小企业来说，高息贷款则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企业总是只有在实现快速发展之际才会利用自身积累的利润大幅扩大投资。有利于生产者的战略有利于实现这种增长，因为经济体中的剩余资金被直接分配给生产者，提高了他们的盈利能力和投资能力，这样就绕开了家庭或者不能有效放贷的金融体系来进行，规避了了曲曲折折的复杂程序。

　 　

    这样的一种资源配置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利的。盈利状况良好的企业，可能有较好的投资机遇，在现有业务上追加投资的资源就比较多。因而，盈利推动投资，使得国家或银行免于做出政治性投资决策。当然，这样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即企业会继续追加投资，直到生产能力过剩、利润消失。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小国家，世界市场往往足够大，使得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 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生产能力过剩则是一个明朗而切实存在的危险因素。

　 　

为了缓解这类问题，企业会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韩国的财阀，即广泛涉足建筑和电子等领域的企业集团，以及印度的家族式企业集团，比如主要从事钢铁和汽车制造的“塔塔”与业务遍及水泥和移动电话等领域“伯拉”，基本上都承担了与银行类似的角色。他们在企业集团内部设立资本市场。尽管发达国家经常存在企业政策的焦点不在企业集团的问题，导致很多公司历史上辉煌一时却如昙花一现，比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立顿工业公司，但是，企业集团在发展中国家却被证明是十分珍贵的，因为其另一个选择，即依赖金融体系融资这一做法的局限性太大。

　 　

当然，如果企业想是想真正的快速增长，内部基金是不够的。另外，刚刚进入新兴产业的企业也需要融资。快速增长的新企业便转向国内银行来贷款。如果国内储蓄不足，它们不得不依靠外国融资。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东亚国家是企业所采取的做法。

　 　

                         投资过度与1998年东亚危机　　

　 　

    我们已经了解了东亚各经济体所走的外向型经济增长道路。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高速的增长之后，便开始增加投资了，其资金来源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规模流入的外资。以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三国为例，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从1998年29%的高位增长到1996年的42%。

　 　

    但是这些国家实际上根本无力进行如此高水平的投资行为。野心勃勃的公司梦想着引进硅片制造设备、设立石油化工公司和钢铁联合企业。1995年12月，泰国成立了一家投资12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是由全球最大的手机晶片制造商得州仪器和泰国阿尔华特集团共同出自筹建的典型的合资企业。这个半导体工厂的制造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计划生产16兆及64兆的动态随机存储器，其产品由得州仪器负责购买。最终的目标是建立面积为4000英亩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名为阿尔华特科技城，以同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相竞争。这一愿景是很宏大的，但也许有点过于宏大而脱离实际了。

　 　

    在最初发挥了信贷分配及建立强大的国营龙头企业之后，东亚各国政府便从信贷分配的业务上撤了出来，因为企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水平也日益复杂。信贷分配的任务便下放给了国内银行。

　 　

    国内银行在以往曾通过与企业建立长期而亲密的关系来克服了不利于贷款的因素，比如强制还债的困难。通过与定期拜访和会见客户。这样的做法能够使银行接触到一些不公开的信息，其作用类似于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和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席位的作用。此外，鉴于外人接触这些信息有一定难度，银行便对贷款者有了一定的控制。借款者担心银行会拒绝给予他们更多的贷款，以及其他银行也不肯贷给他们，所以，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还本付息。

　 　

    这样的关系有很大的代价。银行不能轻易地给现有关系圈之外的人提供贷款。而且他们所支持的企业客户很有可能是一个早就该倒闭的企业。外人几乎不可能知道这个企业内部真正发生的事情。企业的做法是不透明的。企业金字塔式组织结构和交叉持股公司内部或相互之间的现金流状况也是不透明的。很难评估一个企业与银行或政府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也无法准确估计其能够或明或暗地得到的贷款金额的多少。此外，万一公司发生破产，在清偿债务的时候其他投资者在要求公司财产方面是否具有相对优先权也不确定，而且缺乏一套明确的、有效执行的破产法规，这都降低了投资者的信心。

　 　

    由于企业投资的增速超出了国内资源可以承受的水平，他们便不得不转而求助外国资本。但很多的外国投资者都是银行，这些银行对申请贷款国内部的企业知之甚少，也不确定是不是能在法庭上通过强制手段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国内的银行都与企业都着密切的联系，而国外的银行与国内银行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愿意给予企业长期贷款，不愿承担企业可能会出现的不规范行为带来的风险。

　 　

    外国放贷者通常会同意以外币的形式给予短期贷款，通常不是直接贷给公司，而是先给该公司所在国家的银行，然后通过该银行再转贷给需要贷款的公司。贷给国内银行实际上把政府也拉了进去。因为，除非政府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关门大吉，否则一个健康的政府必然会出手救助陷于困境的银行，从而也救助了给这个银行贷款的外国投资者。其他外国投资者通过股票市场也加入进来，成为资产组合投资者，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在问题萌芽之际抛售并撤出这个国家。

　 　

    公司从国内有关系的银行获得的贷款也往往是以外币的形式。因为银行想要将货币风险转嫁给企业来承担。企业也愿意承担这份风险，因为以外币的形式取得的贷款的利率相对较低，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比起来一直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点。

　 　

    因此，问题就出现了。管制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处理来自外国的大量资金。当资金不足、政府指导借贷的时候，大型项目往往在政府指示银行给予贷款之前就经过了认真审查。尽管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享有使用资金的特权，并获得过多的利益，至少还存在一层监督。另外，企业也不得不谨小慎微，因为一旦拖欠不还，将失信于长期合作的银行，这意味着可能永远不会再获得这家银行的贷款了。但是现在，由于国外放贷者的资金充裕，而且这些国外的放贷者认为自己的利益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很少对投资项目进行审查，各投资方竞相放贷，国内企业也不用担心被国内银行永远拒之门外了。企业开始变得不谨慎，国内银行掌握着过多必须贷出去的资金，也无奈地放下了高傲的架子，希望企业能够从自己这儿申请贷款，完成放贷指标。

　 　

    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在商品房市场和制造业过度投资引起的。虽然社会关系良好的精英和投资者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很多利益，但最终经济崩溃的风险却要由政府和当前及以后几代国内的纳税人来承担。外国融资其实是私营部门将系统性违约的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进而将风险社会化的一种途径。

　 　

    少数几个政府的行为就是这一问题得最佳明证。比如，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提出“2020宏愿”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其中包建设括巴贡水坝（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大坝）、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综合办公大楼的双子塔（世界最高的大楼之一）、超现代的机场以及在吉隆坡附近建造新的国家行政首都，名为布城（国王之城）。马哈蒂尔的宏愿具有法老式的特点：当我最近经过吉隆坡时，巨大的机场虽然基本上没有了飞机的轰鸣和熙攘的乘客，维护得非常好，看起来依旧是那么的壮观，不愧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但一般来讲，政府的过度支出不是核心问题之所在（前面所提到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的经济危机，如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情况与之类似），错就错在私营部门投资过热，其资金来源是外国贷款。这些外国贷款轻而易举就能取得，因此用起来有失谨慎，并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导致破产现象发生的典型因素包括借助短期债务进过度投资，以及外国货币错配的风险。这两大因素俱在时，危机一触即发，唯一欠缺的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而已。这根“稻草”来自两个相关的方面。

　 　

首先，野心太大的投资项目告吹。截止1997年初，阿尔华特因为债台高筑而流于崩溃，当时其所建造的存储器工厂尚未完工。阿尔华特原本是家小型的家族式企业，在经营半导体工厂方面的经验有限，这种经验的欠缺在其投资过程中便显现了出来。工厂的建设进度也一再延期，因为厂址选择在了一块儿湿地上，混凝土桩必须打得非常之深才能保持大楼的稳定，这样的做法代价又很大。并且那儿没有清洁水或能源，这都是制造存储器所必需的条件。因此，阿尔华特不得不另外建造必不可少的设施，这又增加了成本。甚至在阿尔华特这样的高科技工业园区还没有完工时，很多投资者就开始对园区建设的可行性忧心忡忡，纷纷开始撤股。

　 　

    其次，从1995年起，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开始疲软。由于东亚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得更加紧密，导致日本出口的商品比东亚出口的商品更有竞争力。由于泰国的商品质量优劣不确定，而且泰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不多，因此，在汇率错配之际，进口者更倾向于重新选择选择久经考验的日本产品，而不是泰国产品。东南亚各国的出口额开始动摇，企业的盈利能力骤降，投资项目纷纷下马。

　 　

    外国投资者开始将其资金撤出东南亚各国。投机倒把的人看到很多政府竭力维护此刻已经明显被抬高的汇率，也开始趁火打劫。而各国的外汇储备在维护汇率过程中已经耗尽，货币贬值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贬值后首先破产的便是以外币形式借贷的企业，接下来便是给这些企业贷款的国内银行。虽然企业无力偿付本国银行的贷款，但是国内这些银行欠外国银行的钱还必须还。就这样，东亚奇迹瞬间就幻化为了大规模的倒闭浪潮。

　 　

    东南亚各国的银行不得不向本国政府求助。政府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他们所需的外汇，用来偿付外国银行的贷款，并挽救本国银行。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是附带有条件的，要求申请贷款的政府必须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来满足一个合格的、资信良好的贷款者的条件。有些条件是在获得贷款之前必须采取的，有的则是在获得贷款之后采取的。有些条件是相对规范的，毕竟，当没有人愿意提供贷款的时候，愿意放贷者就需要通过订立合同来确保借款人会偿付借款，但有些条件未免有些苛刻了。

　 　

    东南亚国家的政府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两个方面做得过了头。首先，它规定的条件表明，它并不明白它此时所面对的“客户”并不同于以往的客户。总的来说，东南亚政府不是像墨西哥政府那样因为过度开支才陷于困境的。而是国内的私营部门疯狂的投资，外国放贷者也缺乏自律性，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政府会给予一些隐含的担保。燃眉之急是及早恢复金融稳定，也许通过政府采取的刺激措施，才能弥补经济活动减少造成的损失。然后，随着信心的恢复，再逐步收拾乱局。

　 　

    这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在2008年到2010年间所做的事情，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所采取的措施。但是骄傲的东亚国家的政府官员被当成了不了解如何管理廉洁政府的玩忽职守者。一夜之间，管制资本主义被贴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标签，任人唯亲的例子不胜枚举，报道出来足以让西方的财经媒体声名大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政府最初的政策建议集中在惩罚裙带关系上，而没有认识到整个体系是相互关联的，很多无辜的人将会在这个过程中跟着遭殃。同情心的缺失，或许是因为管制资本主义对局外人太冷漠了，而这些局外人现在却成了发号施令的了。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要求过分是因为其在设定条件的时候，常常被美国等主要成员国所左右。它的条件总是试图按照西方的管理理念来改造亚洲国家。比如，要求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采取大约140项措施，包括打破丁香垄断、加强植树造林、实行小额信贷计划等。在愤世嫉俗的人看来——他们有时候时正确的——这些措施的真实意图是迫使印尼向西方公司和游说团体开放一度受到国家保护的广大领域。虽然就长期而言，其中的一些措施是有利的，但也应该由本国人民自主采取，而不是在自己落难时任由外国人来指手画脚。在一张不幸流传开来的照片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米歇尔·康德苏与印尼总统苏哈托正在签署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前者交叉双臂抱于胸前，高傲地俯视着似乎被吓得唯唯诺诺的印尼总统，这样不禁让人想起来征服者接受战败者无条件投降时的场景。虽然签字现场的情况可能比较友好些，但是这张照片却加深了人们的认识，即这就是一种新型的金融殖民。

　 　

                        断层线加深：发展中国家的分化　　

　 　

    总而言之，在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运行良好的国家，国外投资者一般与该国国内投资者享有相似的信息和权利。他们不会要求什么特权，也不会试图以该国内部银行为中介来放贷，获取该国政府暗地里的保证，也不会通过直接给政府贷款来获得明确的支持。公司和普通家庭能够直接获取贷款，这就迫使外国投资者谨慎决策。不然，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只能由自己来负，不能诉诸贷款者所在国家政府。

　 　

    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国家，外国融资往往是无奈之下的最后选择。因为外国投资者担心自己比贷款者所在国家银行了解的信息较少，也无力强制贷款者偿付，他们便尽力要求使用外汇来偿付、并缩短债务偿付期限，以保障自己的利益诉求。矛盾的是，国内金融体系的落后使得后来的外国投资者们能够要求并享受特权，而这些特权则会侵蚀掉当前国内投资者的利益，或者由于政府暗地里给予外国放贷者这样那样的保证，会侵蚀掉纳税人的财富。此外，这些外国投资者们得到了保护，就不是那么谨慎地考虑所资助项目的可行性了。结果这又使得借债者——无论是当前的政府还是银行——不再认真考量向外国借款的全部成本，他们往往倾向于过度借款。

　 　

    在这里附带性地说一句，读者们会注意到美国次贷市场，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准政府行为，背离了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金融准则，并在许多方面折射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缺陷。这些相似点正是我们加以比较的对象。我稍后会谈到这些问题。

　 　

                                  改革

　 　

    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些低储蓄的国家被迫实行了一系列必要的改革。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1991年由于政府财政赤字和经常账目赤字巨大而发生了危机；而像巴西这样的拉丁美洲国家，他们的经济由于低储蓄而十分脆弱。对于这两类国家来讲，这些金融危机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原来政府管制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被打破了。印度和巴西两国都实行了经济自由化政策，减少政府对经济行为的控制，削弱政府产权比重，消除价格管制和利率管制，提高金融体系内部的同业竞争，开放进口与外来投资，并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他们同时采取了更加明智的宏观经济政策，削减政府赤字（至少暂时性地），并改善货币政策管理。

　 　

    在政府的管制和保护下，这些国家实现了长期的增长，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强有力的企业组织，即使在竞争加剧之际也能够保持繁荣。竞争程度的加剧也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公司显示出其最佳的优点。在收购欧洲钢铁巨头康力斯集团之前，印度的塔塔钢铁公司是世界上钢铁生产成本最低的公司之一，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一个私营化的飞机制造商，在全球中型飞机领域开拓了广大的市场。

　 　

    这些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较晚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使他们不必过于偏袒出口部门。巴西和印度都“管理”他们各自的汇率，但是他们并不竭力通过压低汇率来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此外，他们不必在贷款问题上压制私营企业了，并不是因为他们当前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不允许他们再行压制之举，而是由于这些私营企业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实力。他们实行了储蓄利率自由化政策，减少对普通家庭的征税，，并准许金融部门扩大对家庭的信贷业务。因此之故，巴西和印度两国的个人消费和内向型生产部门都实现了健康发展，其效率足以与出口部门相媲美。虽然巴西出口额的迅速增加得益于其商品量的增加，但是其经济具有多样化和弹性强的特点，即便出现暂时性的商品价格下跌，也足以熬得过去。他们错过了转向出口的有利时机，他们仍有一线希望，因为他们本不必进行转型。现在，他们的经济更加协调，其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弱化。

　 　

    东南亚各经济体，除了印度尼西亚之外，恢复得都很快：货币的低汇率使他们的商品很有竞争力，他们甚至在用更加廉价的国内商品取代进口商品的同时，也扩大了出口。他们还大幅减少投资，就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平均来讲，投资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96年的41%降低到了1998年的24%。这很重要，因为他们外贸盈余不断攀升的原因不是国内的普通家庭大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是因为政府和企业削减了投资。同样，这对全球储蓄资金的供应量也产生了积极效应。东亚经济体不再是最初的纯借款者，开始将他们的储蓄输送到全球金融市场。但是，投资货物——比如工厂和设备之类的硬资产——需求量锐减。这些往往是曾经需要进口的商品，因此，全球市场都能感触到其影响。全球过剩的商品也再次开始寻找那些会过度开支的国家。

　 　

                               概要与结论

    那些过于注重外向型增长的国家得到了沉痛的教训，他们开始认识到一味地追逐廉价商品和低息贷款是很愚蠢的行为，因为以大举外债为前提的开支最终往往会让人欲哭无泪。说得更明确一点，因为管制资本主义在外国投资者看来很难理解、很难驾驭，他们应对的办法只能是保留债券，并要求短期偿付债务，随时准备做空债务国。一旦他们真的不顾债务国国情开溜了，那么依赖这些不稳定的外国融资，无异于经营一家没有存款保险的银行，十分脆弱而经不住任何风吹草动。尽管出口国深知改革金融领域的必要性，他们却认为这些危机中凸显的问题，并不是外向型增长的大战略的问题。这些经济危机反而使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实现外贸盈余比单纯地出口还要好，因为有了贸易盈余，国家便能够积累起大量的外汇储备。实现外贸盈余的途径就是削减投资，这也有助于帮助这些国家摆脱一度困扰他们的繁荣——萧条怪圈。

　 　

    不过，这些出口国独善其身的努力增强了其他国家的脆弱性。他们后来纷纷奉行的出口拉动增长的战略，不仅加重了其他国家的负担，压制了其他国家对其商品的需求，也凸显了这个政策所导致的国内问题。这一点在前一张已经重点讨论过了。

　 　

    这项战略同时也导致出口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这些储备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放贷目标。为了吸引这些资金，国家必须愿意让自己的支出超出国内生产者的承受能力。而且，还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来吸引资金流入，使资本输出国相信自己的资金会很安全，比在发展中国家要安全得多。最为引人注目的目标便是美国（其次是西班牙和英国）。

　 　

    由于美国的不公正现象日益严重，其政治环境越来越有利于负债消费的增长，（我在第一章已论证过），所以，美国便是最终的、也是最佳的贷款对象。但是，本世纪前几年美国采取的一些政策使其成为了全球公认的消费大国，这些政策的背后有一个新的现象，即美国的恢复越来越呈现出“失业性复苏”的特点，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却不足以应付这一问题。

　 　

　 　

                         第四章 薄弱的社保体系　　

　 　

巴德里25年前到美国读书，并取得了许多学位，其中包括冶　金工程　博士学位。1997年他在华盛顿附近的一家美德合资企业找到了工作，这家企业是制造顶级存储芯片的。这是巴德里的第一份工作，任务是协助建立新型芯片生产线，以及降低芯片的次品率。这项工作使他充分运用了他的渊博知识和技术，因为发现残次品需要极其了解十分复杂的程序和机器，每周连续工作70个小时是正常的事。

之后，美国投资方将股票卖出，德国公司就把合资公司变成了拥有全资的独立公司。之后公司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专注于逻辑芯片，另一部分专注于资本密集型存储芯片。所以尽管巴德里数年专注于存储芯片的制造，使芯片由大变小。在盛衰荣枯循环罔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里，公司由两大财力雄厚的投资方控股的合资公司，转变为芯片制造多样化的公司，最终成为了一个孤立的、业务单一、债台高筑的公司。

终于，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008年初，巴德里的雇主发现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因为他之前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了最新科技领域。当时他可以选择关闭在美国或德国的工厂，但考虑到关闭德国工厂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而且保留德国工厂还可以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补贴，最后他选择了让美国工厂的工人全部下岗。

一夜之间，巴德里发现他的六位数收入蓦然而逝了。因为公司宣告破产，也就不用付给他遣散费来补偿他为公司效命11年的辛劳。此时，他只有每周400美元失业救济金，他不仅要用这些钱来支撑四口之家，还要还银行的抵押贷款。更令人忧虑的是健康保险。失业之前，公司每月都为他交50美元的保险费，这钱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意味着打水漂了。当他去私人保险公司咨询时，他发现这些公司不帮他办理，因为他血糖高，有轻微的糖尿病。即使没有这些病，私营保险公司每月的家庭保险费也高达1100美元，占据了他每月的失业救济金的三分之二还要多。巴德里真的非常需要一份工作，至少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不必拿自己的健康和经济冒险。他投了成百上千份简历，但是都如石沉大海。他的失业保险将要花完了，只有动用为儿子上大学准备的储蓄金。从这点讲，巴德里算是幸运的。不像其他许多同样境遇的美国人，至少他还有些储蓄！

同时，巴德里所在公司的美国资产清算很彻底，一些昂贵的机器设备被其他生产商买走了。这些资产被迅速有效地加以利用。在关闭美国工厂几个月之后，公司无奈地意识到他们的业务不是很盈利了，于是德国工厂也被关闭了。

　 　

                         经济刺激的意愿　　

　 　

从上一章我们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早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量下降，传统的出口大国纷纷为其剩余商品寻求新的销售市场。随着世界经济在网络泡沫破裂之后进入了衰退期，而美国在一段时期内实行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剩余产品创造了过量的需求，使这些商品得以吸收，而美国的资金来源却是从外贸盈余国家借来的外汇储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我曾说过的一样，美国毫无选择地成为了消化剩余商品的最后的救星，因为像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都自顾不暇。但是，美国考虑继续采用扩张政策没非出于世界公民的义务，而是迫于其国内压力才进行过度刺激经济的。

巴德里的经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与其他富裕工业国的工人不同的是，如果经济衰退深入发展而且旷日持久，美国的工人不会自动地得到社会保障。美国人历史上一直反对高福利，结果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比较薄弱，其中包括失业救济。二战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可以快速、敏捷地应对困境。银行会拒绝贷款给经济效益不好的公司，而且风险资本家也不会资助那些刚刚起步的、业绩不佳的企业。现有的公司倒闭之后，其资产被清算，并被卖给那些能更好运用它们的公司，就像巴德里的公司所经历的一样。这些举措为新企业的出现创造了空间。另外，因为失业救济不能维持长久，那些失业的工人迫切需要找到一份新工作，即便新工作的薪水低、工作内容变化或者经常出差也在所不惜。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形势，二战后到1990年之间的重建进度很快。平均来讲，产出水平不到两个季度就恢复到了经济衰退前的水平，就业率也在经济低谷过后的八个月内得以恢复。政府和中央银行政策的只是在经济下挫时期提供点帮助，那只能解决很小部分问题。大部分阵痛还是由银行、公司和工人们来承受。

但是，1990年—1991年的经济衰退打破了这种战后发展模式。经济产出迅速增长，但是就业岗位的增速并没这么快。虽然生产量在1991年的三个季度里就恢复了，而1991年经济低谷造成的失业却需要23个月才能缓过来。因此，不难理解，失业者或即将失业者肯定非常焦虑，因为他们积蓄很少、失业保障金有限、没有健康保险，而失业期很可能持续很久。政治家们忽略了公民的这些担忧，产生了很多不利的影响。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这方面就上了沉重的一课。尽管在他的努力下结束了冷战，并赢得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绝对胜利，但在总统竟选中他还是败给了比尔•克林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选民对1990—1991年的经济危机中的大量失业很不满。由竞选谋士詹姆士•卡维尔为克林顿制定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傻瓜，经济才是关键！”。如今，这一教训已经充分被华盛顿政府所吸取。今天，华盛顿政府的主流想法就是，当前的失业率是决定能否连任的主要问题。

　 　

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型复苏的出现表明，美国的选民，与其他工业国的选民相比，对经济下挫的忍耐度更低。自2001年发生经济衰退以来的恢复过程中，美国之所以实施了长期的经济刺激计划，就是因为尽管经济产出在2001年的一个季度里就恢复了，但是就业率只有在此次危机结束之后38个月才得到全面恢复。其实，即便在经济恢复期也会发生失业现象。为了引导不太顺从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政府和美联储，特别是后者，停止了对它们的经济援助，并支持房价泡沫，尽管这可能会引起金融危机也在所不惜。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处理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华盛顿的权力走廊中肯定会弥漫着一种恐慌的气氛。而与此同时，虽然欧洲大陆各国的失业率水平与美国相似，但它由于们的社保体系更加完善，应对起来就显得有点从容不迫了。因此，美国国会和美联储感到格外的创造就业的压力。虽然根据具体形式来制定具体政策的弹性具有一定的优点，但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制定出的政策不会是有效的政策。其影响有两大方面：首先，正如我在本章所证明的那样，它将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国家，这会减轻其他国家的负担，使他们不那么愿意改变其经济增长战略；其次，正如我在下一章中将要论证的那样，如果政治动机过于强烈，经济刺激政策就会削弱金融部门的积极性，并有可能再次引发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金融灾难。

　 　

                              薄弱的社保体系　　

　 　

    在历史上，美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失业救济金的水平不同。比如，1989年到1994年之间开展的一项全面研究表明，不仅美国的失业救济金低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水平（平均来讲，美国的水平是失业前薪水的50%，而德国为57%，法国为63%），而且美国的救济金持续时间更短。平均来讲，美国的救济金不出六个月就会用完，而法国的会持续三年之久，德国的是无限期。那次研究之后，德国进行了改革，将失业救济金的持续时间缩短为一年半。但法国和德国的工资补偿率均有所上调，而美国的却几乎纹丝未动。

　 　

    美国的失业救济金不仅数额较小，而且还有其他漏洞。尽管失业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90%，但只有40%的人在失业的时候能拿到救济金。因为有的人资格不够，他们或者因为工作年限不够，或者因为自动离职，有的因为卷入了劳务纠纷，甚至有的人是因为在失业期间没有时间再就业。

　 　

    由于美国没有全民医疗保健体系，以及廉价的私人医疗保险，美国失业者会更加让人忧心。由于美国的税法只对工人在失业之前、由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提供补贴，一旦失业，工人则需支付多出好几倍的费用，才能获得与失业前同样的待遇。此外，即使是个人能够支付巨额保险费，私人保险公司也可拒绝让其投保，因为投保人先前可能有轻微的健康问题，正如Badri一样。考虑到即使是生龙活虎的人可能有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潜在的健康问题，多数美国人对可能会失业的焦虑便不难理解了，失业人员想重新就业的愿望是巨大的。并且，美国人焦虑时，他们不吝于让他们选出的代表们知道。随着失业率上升，政客们面临的压力也就随之增大，他们亟需采取点应对措施。

　 　

                                  失业型复苏　　

    我们已经知道，自战后的萧条期以来，美国的就业率迅速攀升。因此，在之前历次经济衰退时，虽然失业救济金的持续时间很短，这些津贴足以在大多数失业者找到新工作之前维持他们的生活。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长期失业的情况很罕见，可能是因为救济金期限太短，这样就迫使失业者加倍努力地找工作，即便工资较少，也愿意稳定下来。

经济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为何美国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不同。一种理论认为：在以前的萧条期，工厂在需求萎缩时暂时裁退员工，等到需求上升时再重新雇佣，而如今却不同。经济正在发生深层结构变革。资源正由成熟老工业流向新兴工业——可以说，从钢铁工业转向软件工业。结果，被解雇的员工不得不更加努力找工作并为可获得的工作接受再培训——因此失业率回升了。尽管这一说法貌似可信，在这些衰退期期间，各产业之间有更大的工人流动的迹象并不明显。

另一种解释跟衰退期的“净化作用”有关。如果森林经常发生小火灾，矮树丛就会被除去，这样就不可能发生更大更具毁灭性的森林火灾。同样地，经济衰退迫使各个公司企业认真思考其资源使用现状，并强迫他们果断地重新配置资源，而这在非危机时期是不会发生的。这一过程有助于避免持久而深刻经济损失。例如，企业的管理层在扩张时期积聚了各种办事效率低下的员工和职位。解雇一个不称职的员工不仅仅对于管理者是痛苦的，这也会降低幸存员工的士气，因此人们自然会倾向于避免不近人情的严厉行为。而衰退期提供给管理层一个来裁减冗员的借口：“我们不得不通过裁员来保证竞争力。”此外，留下的员工的焦虑仅限于在衰退期期间。因此，公司利用衰退来“高效地打扫屋子。”

1990——1991年和2001年两次衰退的不同是每次衰退发生于将近十年的经济增长之后。 根据这一观点，公司企业在扩张期间收取了太多的“矮树丛”：因此需要更多的净化，其影响也更深远。换一种说法，富足的年份越长，饥荒也越长。但是因为战后长期扩张后并没有发生许多经济衰退，也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解释。

然而另一种假设与招聘过程的改善有关。在早期的经济复苏时期，公司会张贴广告招聘，人们通过邮件回复，接受审核，然后等待面试通知，所有这些事情都花费时间。长时间用于雇佣意味着公司要担忧他们有可能没有足够员工满足上涨的需求，如果不尽量提前开始招聘，销售可能遭受损失。随着网络的出现，有空置职位的公司企业和符合要求的应聘者能更容易地实现双向挑选。网络使公司能简单便捷地等待和监管其订货簿，并及时招聘来员工满足生产需求。当然，如果每个公司都这样做，就会减少招聘的动力：不仅仅失业率会居高不下，需求萎缩，可用的应聘人员也会很多，因此，不用着急尽快招聘到最好的员工。

支持“及时”招聘理论的一个证据是，在最近的两次经济复苏中，公司过于依赖临时工，这表明公司不情愿去创造长期性的工作。在目前这轮复苏中，临时性工作也在增加，全美独立企业联盟的威廉姆·丹尼斯也认同了这一观点，他说道：“当一个工作出现空缺时，我们的企业便雇一个临时工，或者延长兼职人员的工作时间，或者找一个自由工——之后他们等待着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无论哪个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未来的经济复苏都是失业型复苏，那么社保体系薄弱的美国根本无力应对。

　 　

                         社保体系为什么薄弱　　

　 　

为什么美国的失业救济金如此之少呢？就爱心和慷慨而言，美国人不一定逊于其他富裕国家的公民。事实上，美国人在做慈善方面比很多其他工业国的人好得多。根据2000年进行的一份研究显示，美国人平均在作慈善上花691美元，而英国的平均水平是141美元，欧洲整体上是57.9美元。由此看来，美国人并不小气。但如果不是因为小气，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了解一下这个政策的的起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救济金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期以来经济刺激政策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

　 　

                          经济层面的答案　　

　 　

漫画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其能够把刻画对象的本质特性表现出来。如果非要我刻画美国公司（或者广义上的英美公司，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联合王国以及美国的公司），我会如此描述它们：与供货商、放贷者、客户和雇员关系疏远，思想行动有创新性和极端性，奖惩方面公事公办不讲人情。而欧洲大陆或日本的公司却依赖与供货商、银行、客户和雇员的长期良好关系，思想行为具有渐进性，而且合作伙伴之间更加愿意分享痛苦和成果。促使它们保持交流互动的是这种长期有好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法律合同。

　 　

这些特点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全世界的公司都在迅速变化。在日本，过去人们会在同一个公司里效力很久，但是现在这种一生只为一家公司效劳的观念却不再被奉为圭臬，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不是长期的。在美国也不难找到一家有关怀精神、乐于分享的公司，在欧洲也不难找到不人性化的企业。但我已经说了这只是漫画性的描述，总体上正确，细节上略有出入。

　 　

刻画这些特点的意义就在于论证他们可能属于同一类，可能催生出不同性质的社保体系。具体来讲，欧美国家成熟的公司面对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依赖于透明管理，各种信息及时发布。类似于季度销售、营业收入以及现金流等硬信息能够轻易地传达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但是管理层所获得的更加及时的信息，比如当前的销售数据和库存量以及市场传言等，却不能传达给投资者，因为这些信息可能不准确、不具体。此外，诸如管理层性格、能力以及意志力等软信息只有通过投资分析师的评估才能传达给市场，而他们自身的观点也会妨碍其他人做出正确的判断。比如，在投资者大会上，尤其是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敏锐地选择回答哪些问题，拒绝回答哪些问题时，投资者们如何才能判断他是对公司内部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还是仅仅在利用别人捉刀的PPT做个陈述呢？

　 　

    相反，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的体系里，公司与投资方之间长期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互动沟通也都是基于良好关系的。投资方往往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之类的机构。公司往往能和一位相交多年的银行家分享大量的软信息和内部消息。这种关系有助于帮助银行在决定是否放贷时作出正确的判断，有助于影响管理层的行为，而且这种关系鼓励她在公司面临困境时出手相救，因为她甚至当该公司时来运转时不会轻易抛弃自己。

　 　

    美国冷漠的制度体系迫使公司高层必须拿出硬性的、可衡量的和能传达的结果，因为这是市场评估他们的依据。这个体系中充斥着这种压力，不公布数据的经理会受到警告。在经济下挫时期，压力尤其大，因为营业收入成为了判断公司是否盈利的关键指标，也是决定是否对其提供资助的依据。而公司这时候也不愿意供养过多的人，往往会裁减冗员，等到经济复苏时再把他们找回来，或另招新人。相似地，在经济衰退期，市场会无情地将业绩不佳的公司排除在可贷范围之外，以确保这些公司进行结构调整或者破产清算，市场强迫巴德里的雇主关闭在美国的业务就是这个道理。

　 　

    依靠关系的制度给予了公司高层更大的回旋余地。因为放贷者熟悉他们，评判的眼光不会局限于经济下挫时期的数据，能容忍盈利能力暂时的下降。裁减冗员的压力相对较小，特别是员工被认为比较重要，长远来讲难以取代时。反过来，员工们会更加忠诚，以更大的动力去发展自己的技能，是自己对公司的价值更大，即使这些技能在市场的其他地方轻易是用不到。最后，政府往往愿意竭力保留现有的工作岗位。

　 　

    最近发生的事情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差异。2009年初，由于金融恐慌以及由此引发的贷款困难，全世界的汽车需求量锐减，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都批准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汽车制造商，因为他们觉得汽车产业创造的是百万就业岗位实在太重要了，汽车行业必须不能崩溃。在美国，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获得政府资金的条件是必须采取大动作来调整公司结构，关闭效益不好难以自立的公司，并出售无利可图的品牌。第一次调整方案被政府官员斥为太怯懦而拒绝，之后，这些公司确实采取了大动作，公司虽然免于倒闭命运，却大为缩小。相比之下，在法国，标致汽车和雷诺汽车获得大批政府资金的条件却是在政府贷款期限之内，不得关闭工厂，不得裁员。

　 　

    这是否意味着英美冷漠的经济体制一无是处呢？未必。在英美这种体制下，资源能够更为迅速地被重新分配，得到更加高效的使用：汽车产业的规模确实也需要大幅缩小了。除了效率提高，不近人情的意愿有助于创新。过去的经验和关系对于推动人们彻底创新的作用不大，因为实际上人们的本能倾向是重复劳动和服务好当前的客户与需要，过去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是很不利的。冷漠的方式却有很大的优点。一方面，因为新企业可以找到新的资助方，之后会有更多这样的联系，新思想可以得到资助而被实践。此外，因为不好的思想无法继续吸收资源，这个体系可以进行更有风险的实验。不近人情的风险资本家一旦发现某种思想的盈利前景不好，便会立即将其放弃。这对于资本家的成功的作用犹如在未经雕琢的石块儿中发现钻石的能力一样。冷漠的体系种下一千棵树苗，再拔掉数百棵长势不好的，最后留下仅有的几棵使其茁壮成长。新的机会出现了，而旧的落后的业务被无情地淘汰掉了。这个体制的优点就是绝不努力偏袒任何当前享有特权的公司和工人。

　 　

    在注重关系的体制下最容易出现的是渐进式变革，因为公司可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适当地改革旧体制、旧方法，而银行等贷方对于现有的公司也很了解，愿意资助一些适当的创新。但因为很少有新创立的公司能够进入体制内，而且这种体制不会及时发布可信的硬信息，新的投资者也会感觉很不舒服，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幅度创新的难度就更大。因为这样的体制不要求无情地淘汰无法盈利的思想，其进行彻底实验的意愿也是有限的。巴德里的雇主之所以关闭在美国的工厂而保留在德国的工厂就是因为两个厂所处的体制环境不同。

德国工厂关闭之前的阵痛更长只能说明竭力维持一个无法盈利的业务只会造成更大程度的资源浪费。

　 　

    美国研发水平往往更具有创新性，这一点通过以下数据就可以体现出来：2008年，美国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大体相同，他们所发表的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期刊文章比例也大体相似。（美国为28.1%，欧盟为33.1%）。但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也是最有创新性的文章）中美国占51.6%，而欧洲占29.6%。

　 　

    美国经济体制的挤出效应和失业救济金的本质可以很清楚地实现完美结合。美国注重在经济困难时迅速进行企业结构调整，关闭垂死的企业并资助新企业。经济衰退既有毁灭性也有创造性。不仅毁灭了很多原来的工作岗位，还创造了种种新的就业机遇。救济金持续时间短，激励着失业者积极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性很强，因为被解聘的雇员数量很大，所以失业也没什么不光彩的。实现再就业也比较容易，因为经常会出现人员被解雇的事情，同一个工作岗位不会长久地为现任者所占据。巴德里当初被解雇后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最终去了中东一家新成立的企业，其薪水没有失业前薪水多，但其工作内容更有创造性，负责研究新型材料，他获得了很多的新技能。

　 　

    在注重关系的体制下，失业救济金不仅数量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这种体制的救济金与工作的长期性和保障性之间不是很协调，因为工作越稳定，越不需要这么久的失业救济金。但是之所以行得通，就是因为工种更加细化，人员流动性大为降低。注重关系的体制下分为内部人和外部人。内部人，即受雇于企业和政府的人，生活富裕有保障。而少数不幸的外部人很难成为内部人，失业之后成为外部人的少数人注定会遇到很大的艰难，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种太细化，以至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还因为外人不容易在短期内进入这种体制内。在这种体制下，失业救济金几乎不能促使失业者加快找工作的进度。但是这种体制下长期而大量的失业救济金使得失业者能够容忍长期失业，进而安抚失业者的愤怒情绪。

　 　

    因此可以说，每一种经济体制都形成了与其内在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失业救济金。这不是说每件事情都是很完美的。巴德里的工作很显然是非常专业化的，但是他一夜之间就成了失业人员，谁也不会摆脱这样的命运。此外，很难说经济结构和失业救济金哪个更重要。实际上，二者的背后可能还会有第三种因素的驱动，即意识形态或政治。

　 　

                                救济金的政治学　　

　 　

    美国人的“小气”不仅体现在失业救济金上，还体现在其他社会福利上。在写作本书之际，尽管美国在医疗保险上的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仍然没有实现全民覆盖。其他福利项目上的支出也不多。比如，1998年，美国养老金和残障抚恤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7%，而德国和法国的比重分别为12.8%和13.7%。65岁以上人员的退休近只是原来税前工资的19.3%，而德国和法国的退休金为37.2%和58.6%。美国的福利水平之所以低，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储蓄多得足以补偿失去的收入而不需要社会福利，而。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表示，1945年—1954年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休时储蓄不足，无法过上舒适的日子。

　 　

    美国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特殊历史因素的驱动。其中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缺少强大的全国性工人组织，部分人群中的贫困集中（与种族有关），国内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以及经济决策权的分化妨碍统一立法。

　 　

　 　

    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美国的文化和政治精神中有些自由主义的根基。按照洛克的解释，自由主义即是崇尚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正常生活。美国历史上没有受到暴君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美国国内不存在强大的贵族集团。因此，美国人没有形成强烈的阶级意识，也没有必要利用政府来征服那些压迫人民的精英集团。调查中美国人依然在述说着这样的信仰：美国的机会几乎是无限的，每个人只要努力奋斗都可以变得富有，贫穷的人是因为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和奋斗。这样的信仰和美国福利水平有限很吻合。尽管对于无法流动的、贫困的下层人民以及越来越多的中等阶级的人来说，美国的机遇和流动性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神话，但是他们的现实遭遇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国家精神。

　 　

    另外一套相似的论据将美国福利水平的的现状归结为缺乏强有力的工人组织。美国的白种男性不必反对国内的精英来获取选举权，结果，美国从来没有必要形成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这与英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英国，工人组织在19世纪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就形成了。选举权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团结起来的工人为此而克服了工作环境和目标的差异拧成了一股绳。如果没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工会就会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

　 　

    确实，在19世纪的后半叶，当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会蔚然成风时，灭国却有着尚未得到开放的广大边疆地带。这一事实意味着工人如果觉得当地的环境很压迫人，他们大可以放弃工作，迁移到尚未开发的地区。这种流动性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作环境对工人的压迫程度。因此，在这样一个环境差异巨大， 工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辞职的国家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其难度是何其大啊！

　 　

    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还有一个相关的论点，即在美国（南部除外），缺乏备受压迫的农民阶级，而只有农民阶级才能与工人阶级结为同盟，而且美国也没有经历过每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极度剥削和权威崩溃，而欧洲各国却经历过。实际上，西欧国家在一战之前只有20%的劳动者享受某种形式的保险，只有22%的人有健康保险，至于失业救济金根本没听说过。在一战的战壕里作战时，很多工人的政治觉悟都形成了，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纷纷组织起来以要求在经济困境中得到某些保障。在战后的混乱中逐渐壮大的社会主义党派表达了工人的利益诉求，欧洲很多国家也确实颁布了一些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而美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一直没有获取足够的选举权。

我们也不应该小看了人口多样性的重要性。美国人常说“若非看在上帝份儿上，,我非走不可”这句豪言壮语，这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逻辑依据。如果人们觉得自己所交的税是用来帮助与自己境遇类似的人，而不是帮助自己并不认同的人群，那么他们还是很愿意交税的。他们在选择受益人的问题上更有控制力，这正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人会在做慈善问题上慷慨解囊。如果政客们企图阻止救济金立法工作，就会立即提出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即纳税人辛辛苦苦挣的钱可能最后被用来资助那些没有责任感、不值得救助的懒人。如果这些人的行为和长相与这些政客的选民不一样时，这种蛊惑人心的论调尤其嚣张。

　 　

在20世纪的很多时候，这些论调都指向了非洲裔美国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开始了解了这种言论背后潜藏的阴谋。近来，非法移民成为了这种论调新的攻击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美国人纳的税可能被用来救助这些非法移民。其实，在最近一轮医保改革中，美国人围绕是否允许非法移民享受社会福利（以美国纳税人的钱为基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很少有议员问道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美国社会里有一群身患疾病而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人，美国社会是否还能依旧是一个健康和人道的社会。

　 　

最后，企业利益和金钱的力量一直是美国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除非某一项法案影响了所有的企业，迫使这些企业团结起来一致抗议，否则，将这些企业组织起来的难度，绝不亚于在一个幅员辽阔、多样性明显的国家把所有工人组织起来的难度。这些企业有着两方面工人不具有的优点。首先，尽管公司的老板们组织程度低，但他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比任何工人都有权有势，。其次，如果一个州的投资环境不利，他们会转战其他州。有的州，尤其是那些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州，由于担心会失去引进投资的机遇以及相关的税收，就会尽心竭力地维持低水平的社会福利，以期保障企业再本州的盈利能力。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都会降低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公司老板也并非都像狄更斯笔下描述的那些榨干工人每一滴血的冷血动物，其实，这样刻薄的行为根本实现不了利润最大化。如果工人能够得到足够的失业保险和养老金，他们就有安全感，如果他们得到医疗保险，便会拥有健康的体魄。这样的话，他们的心情就会更加愉快，就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为其雇主效力，在技术要求较高而难以监督工人是否用心用力的那些岗位上，这种怀柔政策的效果更加明显。然而，在20世纪早期，相当一大部分的美国雇主资金都不雄厚，无力支付员工福利，他们提供的工作岗位的性质也不需要工人有高兴的心情和饱满的热情。由于担心这些公司丧失竞争力，担心在争夺这些公司的过程中会输给其他州，公司所在的州往往会避免通过立法的形式强迫公司给予员工福利。

　 　

然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很薄弱，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尽管上述的种种困难，美国还是在大萧条时期通过了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这些法律的核心部分就是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这项法案不仅规定了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还规定了失业救济金。为什么社会保障法案会在大萧条时期通过呢？答案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些答案解释了美国社会演变的轨迹。

　 　

首先，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的工人长期感到了巨大的痛苦。截止1930年中期，失业率迅速攀升到10%以上，到1933年达到24.9%的最高点。整个20世纪30年代，尽管人们认为可能会出现一次复苏，之后会有另一次下跌，美国的失业率都一直徘徊在10%以上。193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失业率在18%左右。而且，这次失业是全国性的。约翰·斯坦培克经久不衰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是一个农场的雇农，当这个农场无法盈利时，他们被怕来到充满希望的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工作，但却无奈地发现加州也没有什么工作机遇。在失业的影响下，全国的工人的要求开始趋于一致。

　 　

　 　

其次，弗兰克林·罗斯福获总统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授权，并开展了全国性的立法工作。这种统一的立法消除了各个州的隐忧，使他们不必担心只有自己立法保护工人权益会将本州的工厂吓到其他州去。

　 　

再次，立法也有意外。比如，农业工人的利益就没有得到法律保障，可能是南方民主党人不愿增加黑人劳工薪水，他们的势力很强大，迫使联邦政府不得不表示赞同。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政客的“黑人可能会享受福利”的言论造成了民众恐慌，从而使立法流于破产。

　 　

最后，强大的企业也支持立法，这一点令人感觉有点意外。

　 　

    最后这个原因很有趣。既然立法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他们为什么还赞同呢？如果工人的福利由州政府负责，这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有两方面的好处：首先，如果企业原本就给工人提供了养老保险之类的福利，那么立法之后可能会将这个负担转移给州政府一部分；其次，一毛不拔的小公司不得不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人福利支出，无论这种成本的提高是否会带来利润的增加。假如一个公司对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没有要求，那么增加工人福利会提高成本而不会带来相应的利润。如此一来，即使是新设立的企业也不再享有支付低工资和低福利的优点，也就弱化了州与州之间对新企业的争夺。罗斯福新政时期颁布的很多新法律都带有反竞争的特点。

　 　

    我们应该从这些事情中得到什么教训呢？不利的经济大震荡十分有利于汇聚全国的智慧，因为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因此，经济形势的震荡就成为了实现变革的良好机遇。最后，我们往往需要在安全与竞争、创新、灵活性、准入以及效率之间实现平衡。安全就意味着保护特权，而为了安抚民众的焦虑情绪，这种对特权的保护必须不加区别地普及到每一个人。这就意味着，资源将会不可避免地被转移到所有受益人手里，无论其使用的效率高与低。为了保证一个人的利益，就会牺牲另一个人的效率。一项好的法案会谨小慎微地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

　 　

                             自主刺激的弊端　　

　 　

    我在前面已经谈了很多了导致美国的社保体系薄弱的因素。但这一事实却很令人费解。毕竟，美国民主制度健全，对国民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照顾得到，在经济下挫时期也能颁布法律保障困难人群的利益。不幸的是，这种形格势禁之际的政策往往是为了应对某种特定的局面而急匆匆地制定的，考虑不全面，带有机会主义的特点。虽然深刻的经济危机给予了我们一个认真反思、实现变革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在每次经济下挫时期都被动地制定相应的新政策来应对时局，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不合适的、不好预测的，立法任务会过于繁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许是继卡尔·马克思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衰退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政府应该增加支出，促进经济复苏，即使出现预算赤字也在所不惜。他的观点在二战之后深入人心，但其失业保险等政策建议早在大萧条时期就得到了有效实践。如果需求下降，政府应自动将购买力转移给民众，比如日通过失业救济金之类的形式来进行。此外，由于公司由于利润下降，纳税减少，政府的税收大幅降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若非经济形势到了危若累卵的地步，政府大可不必煞费苦心地增加支出力挽狂澜，因为经济体制之内存在着自动稳定因素。他们认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任务主要不是依靠财政政策，而是要依靠货币政策。

    然而，由于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再加上经济复苏期间就业率依旧难以恢复，从政治角度来考察，备受经济衰退折磨的每个人的情况都相当严重。因此，政府就面临着巨大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压力。这种刺激方案既有减税、增加支出等财政政策，也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的刺激措施有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在当前这轮经济衰退期，很多失业人员的失业救济金和健康保险都大大增加。但一篮子刺激方案总是能做得更多点。因此，关键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就业率恢复依然缓慢，一味地进行自主刺激经济而不加强社保体系的做法会有什么问题吗？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工人自己会感受到很大的忧虑，因为他们不知道衰退期是否会长期深入地发展下去，是否会促使政府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而且即便会这样，他们是否会受益。

　 　

    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有滞后性。今天筑路的投资也许到数月之后才能落实到位。但选民们要求政客们关心眼前的需求。如果政客建议民众保持忍耐，就会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这对其连任很不利。如果当前的失业率和就业增长率是某项政策的动因，那么这项政策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有刺激作用。如果今天制定预算修建公路，肯能个一年之后才动工，而那时经济开始复苏，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迫使政策调整，而调整的代价很大。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自主刺激经济的做法会导致权力被滥用。如果政客们在非常时期行使权力，可能会动机不纯，引起很多问题。具体来讲，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客们会提出各种项目，无不是打着刺激经济复苏的大旗来提出的。政府支出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政客们为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回报，或者是为了履行自己选举时期的承诺。他们几乎没必要解释这些项目的短期效益。奥巴马政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通过的刺激计划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都涉及到一次性退税。众所周知，这对增加支出的作用微乎其微，更大程度上不过是奥巴马履行精选承诺的举动而已。

　 　

    政府支出还有更加不合理的情况。为了安抚某个参议员，联邦政府批了65亿美元用于癌症研究。短期来看，癌症研究不可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遇。与其仅仅为了兑现增加拨款的承诺而将大批资金盲目用来资助一个研究项目，还不如循序渐进地增加投资。但由于每位议员在是否要通过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问题上都有投票权，所以刺激方案就必然带有这种特点。

　 　

    最后，即使在我写本书之时，房地产产业已经确保会重新给予首次购房者临时减税，理由是如果取消这一措施将会对房价造成重创。这样的减税无异于对少数人的补贴，其中包括首次购房者、房产中介及建筑公司，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非常有限，因为这些措施只是提前将未来的销售实现了而已，总销售额并未变化。如果有什么有点的话，那就是这些措施是临时性的，而且能在经济活动萎缩之际促使人们纷纷购买，从而为经济注入活力。这一措施之所以得以长久维系，是因为利益为少数人享有（游说强度大的那部分人），而代价由多数人（游说强度不足的那部分人）承担。

　 　

    机会主义可以说是没有党派之分的。当2001年的经济衰退袭来之际，美国财政部采取了积极措施。为了刺激经济，并履行竞选承诺，布什政府在收入所得税、资本收益和红利领域进行了减税。布什政府的这一举措不同于奥巴马政府所拥护的凯恩斯派经济刺激处方（即增加政府支出），反映出布什政府保守的、奉行供应经济学的根本特点。所谓供应经济学指的是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和生产。但在世界贸易中心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国家安全方面的支出渐增，这一做法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工业领域的投资大增，布什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无论有什么样的长远效应，短期来看是不可能推动投资和就业的。

　 　

    从更广的角度看，自主决定的财政刺激手段往往基于意识形态和之前的义务或利益，而不是基于具体形势的需要。很显然，如果创造长期性工作或者规避自我毁灭的经济下挫，很少有人会质疑支出的必要性。一般来讲，这样的措施意味着有限的、有针对性的支出或减税。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联邦政府只是在经济衰退的掩盖下做了之前一直想做的事。奥巴马的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在奥巴马政府就职之前曾表示，“永远不要浪费这次严重的危机所带来的机遇”。

　 　

    在这样的危机时代，容易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政策往往带有党派特点，不可能是中立的。当现任政府有机会通过其较长期政策时，自然会先通过那些可能在长期而合理的争论中被毙掉的政策。因此，经济危机时期的紧迫性就会导致一些党派特色明显的政策，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因为国会中的党派对立日趋严重，这就意味着如果一项法案不是绝对中立的，一旦没有了危机时期的大好机遇，就很难被通过。由于党派性质明显的法案总是容易被未来另一派的政府推翻，有效保障体系的缺失不仅会导致资源浪费，还会引起政策的动荡和不确定性。

　 　

    在失业型复苏的情况下，有效保障体系的缺失还有另外三个负面作用。首先，尽管政府可能会出台自主刺激方案，工人们却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受益，何时能受益。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工人阶级的担忧，导致政治压力逐渐增大。而社保体系的宗旨之一就是避免政治压力。其次，世界其他各国的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缺乏强有力的社保体系，以及为什么美国人愿意经济刺激措施延续到就业率彻底回升方休。当外向型战略导致结构性需求下降，而全球经济低迷使其影响持续更久之际（2001年便是如此），不仅很多国家发现很难有效刺激经济，他们还知道在全球性的政策较量中，最先打退堂鼓的肯定是美国。很多国家的经济与美国经济挂钩，他们只是认为靠着大树好乘凉，因此他们独立采取的措施远远少于美国。美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以及自身经济遭到重创的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主刺激过程中所采取的长期性的、基于政治动机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这种政策严重影响金融部门的行为。现在我回到断层线的问题上。

　 　

　 　

　 　

　 　

　 

第五章  泡沫不断

　 　

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每次改变观点都会吸引公众的关注，在这点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行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2004年2月，时任美联储理事的本•伯南克在东部经济协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了“大缓和”。所谓“大缓和”，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化国家的产出波动和通货膨胀膨胀就开始稳步下降。因为经济管理的理想目标是经济强劲、稳步增长，没有大起大落或高通货膨胀，这种“大缓和”的趋势表明一些政策措施确实发挥了作用。

本•伯南克考虑了以下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可能是我们比较幸运，这段时期内，战争和石油价格上涨之类的事情少了许多；第二，经济管理方式改变了，比如公司建立了新型管理体系，能更加快捷地获取销售信息，并持续地把这些信息转化为生产和库存管理决策。这些改进可以解释各国如何能够避免大幅度的库存挤压和生产锐减。这是前几次经济衰退的典型特点。第三，因为我们对经济的了解不断深化。很多中央银行的官员以前是大学里的经济学家，更了解金融政策是怎样影响经济产出的。

伯南克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作风非常严谨。他表示上述三种解释都有道理。但是，他强调说现在的货币政策比以前好多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决策者们制定的政策是基础性的，而且他们对经济关系的认识有时会出错，而今天的央行专家们更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伯南克比普通的决策者更谨慎小心，但是他的演讲的总体语气依然充满了炫耀的口吻：我们非常了解现代经济管理的各种手段，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只遭遇了轻微的衰退。其中的言外之意是（也许是无意的），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我们可以彻底消除经济危机。，

2008年9月，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已经意识了到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呼吁国会帮助。他指出：“尽管美联储、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做出了努力，可是全球金融市场仍然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这迫切需要国会采取行动来稳定形势，避免我们的金融市场和经济经历严重的后果。”简单地概括起来就是说，货币政策没有起作用，只有国会对金融体系进行紧急救助才能稳定经济、避免萧条。那么，美联储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

事后认识到，美联储似乎犯了两个错误。第一，2001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的失业型复苏迫使美联储长期维持非常低的利率。这就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经济过热现象，然而这时理论和政策要求美联储按兵不动。第二，美联储积极鼓励金融市场相信它的不对称政策：既不依赖潜在的、不可持续的资产价格上涨，又要做好泡沫破裂时收拾残局的准备。这两个含蓄的许诺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因为他们在刺激就业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承担金融风险的勇气。

很不幸，因为美联储的方案与自身的使命相一致，并有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作支撑，所以他们并没有被迫反思其政策究竟是否合理。再者，当时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出于政治压力，必须继续实施这些政策，这就使政策转变难上加难。

　 　

                           美联储的目标　　

　 　

    美联储得到国会授权来促进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这表示它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自1913年（即1907年金融危机之后）成立以来，就被赋予了确保金融系统稳定的使命。

    以前，经济学家认为维持经济健康运行的两大要素—保持充分就业（即高增长）和价格稳定（即低通货膨胀）的目标，长远来看是不可兼得的，因为高增长必定需要高通货膨胀。威廉姆•菲利普斯研究了1861年到1957年的英国经济之后发现了这一关系，这个平衡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这个平衡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观念：你时刻都能欺骗所有人，因为通货膨胀使人们认为他们从所售卖的商品中会得到更多的报酬，使得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于增加产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所有产品同时都变贵了。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在实际的经济数据显示菲利普斯曲线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二者之间关系的论断错误之际，“合理预期学说”开始主导货币经济学理论。它解释了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最主要的论据是人们了解决策者的目标和他们制定的政策，所以他们不会甘心被愚弄而跟政府合作。如果中央银行采取的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膨胀，生产者会理性地预料到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将上涨，并且当他们看到自己产品的价格上涨时也不会更加努力地提高产出，因为他们清楚，就购买力而言，自己多挣的钱其实是贬值的。一个经济长期的就业水平并不取决于通货膨胀膨胀，而是取决于商业环境、创新动力以及公司在雇佣或解雇工人上的自由度等因素。

    从长远看，这个观点消除了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这两大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依据“合理预期”这一新的主流理论，保持低通胀，就消除了难以掌控的高通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认识扭曲，央行专家此时最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还有一个短期的平衡。这种观点认为每个经济体都有一个潜在的增长率，即内在最高安全增速。经济走得稍快一步，工资和通货膨胀就开始加速增长，因为需求超出了生产能力；放慢经济增速，工资和通货膨胀就开始下降。当达到潜在增长率时，经济正好能有效维持充分就业率，即所有的失业者都忙于寻找合适的工作或不能被雇佣，任何加快经济增长的努力只会增加竞争和雇佣工人的工资，这样通货膨胀就产生了。所以理想的央行政策就是让经济永久地保持在它的潜在增长率上。

    不幸的是，虽然他们具有合理的猜测，但还是没人真正知道潜在增长率是多少。这个增长率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如果经济的主导产业变化，增长率就会随之改变。对央行来说，最好的标志就是通货膨胀膨胀。通货膨胀膨胀率的上升表明经济发展速度正在超出速度限制；如果通货膨胀率下降，将会刺激经济增长。当然，因为货币政策具有滞后的特点——现在提高利率，几个月以后才能在经济中看到效果。如果央行一直等着通货膨胀结束再撤回刺激措施，那他们会等上很久。所以，央行会预测其政策的效应（通常是两到三年之后的效应），并会采取措施遏制未来的通货膨胀水平，这样就能使增速接近潜在最佳增速。

在经济危机之前，央行和学术界一致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当然，他们还必须顾及金融稳定的目标。依据历史经验，央行只有一个工具可以实施货币政策——短期利率，用这个手段他们只能实现这一个目标。人们对金融稳定的忧虑使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轻率。结果，只有通过改变资金需求量之类的稳健措施来实现金融稳定，而执行的权力则下放给了央行下属的监管机构。

　 　

                           利率及其作用　　

　 　

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短期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引导货币政策。它通过干预银行同业间储备金市场来制定这个利率。美联储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短期利率影响长期利率。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同的经济观点是，市场上的投资者根据各种可能长期持续的短期利率来判断长期利率（比如十年期的财政部债券利率）。所以如果人们预计短期利率在未来十年内仍然能继续走低，长期利率就会很低。相反，如果预计利率只在未来两个月较低，但将会上涨到新的水平，那么长期利率就会很高。这一推理被称为预期假说。通过调低短期利率，尤其是市场认为短期利率将长期走低时，美联储可以影响人们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从而影响长期利率。

长期利率在经济中极其重要。较低的长期利率会增加股票、债券、房产等长期资产的价值。因为股息、利息支付、房产提供的服务的折现率较低。这样就能增加家庭财富，刺激家庭消费。长期的低利率也弱化了储蓄对家庭的吸引力，使其更倾向于消费，这又增加了市场需求。最终，长期利率决定了实际投资的盈利能力，刺激了公司的投资动力，同时强化了公司的贷款能力。

短期利率也对经济活动有直接的作用。很多贷款利率与短期利率联系在一起：例如，如果美联储降低利率，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利息支付就会下降，就会给予家庭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通过低利率政策，美联储也向市场发出了信号，即它打算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宽松的流通状态。这时，银行和金融集团就愿意提供固定期限的贷款，因为他们有信心再从市场中筹措到资金。

我所指出的是货币政策运行的传统观点。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美联储是怎样应对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裂和经济衰退的，并看看传统观点在那些方面有纰漏。

　 　

                         网络泡沫破裂的应对措施　　

在2000-2001年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之后，经济衰退接踵而至，美联储试图通过不断降低短期利率消除投资锐减的影响。利率从2001年1月的6.5%降到了2003年6月的1%。利率之低达到了1971年的浮动汇率时代之后的空前水平，这给市场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购买房产又热起来，因为更多人们发现他们有能力承担较低的抵押贷款。房产需求增加刺激了房地产业，而工程建设也享受了低利率，以便开发商能够顺利贷款。

在生产力提高基础之上的产出实现了强劲的增长，但是公众和政府官员最想要的是就业率。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自动把食物摆在桌面上，不会承担家庭消费开支，不能减轻失业者看着他们的福利消耗殆尽的焦虑，也不能减轻人们对失业的恐慌。不幸的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就业率并没有增长。工业企业和服务类公司继续裁减员工，建筑业产生的新的工作也没有抵消其他领域的失业。2003年6月，失业率便达到高峰，而此时产出早已实现恢复、经济衰退也早已结束。

面对低通胀和高失业的状况，为了维护经济健康运行，美联储应当保持低利率。事实上，失业率偏高和经济衰退让包括本•伯南克在内的美联储官员非常担心可能会产生通货紧缩，即使2003年中期也不例外，那时，季度GDP增长率为3%左右。联邦储备好像受到日本的影响。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长期的通货紧缩和低增长。但这个担忧是错误的：不像日本，美国在2001年并没有经历债务危机，只是估价过高的技术股票崩溃了。债务危机可能导致银行倒闭现象增加，失业和通货紧缩。从历史经验来看，股票崩盘的影响要小得多。尽管有低价进口商品的下行压力（当然，我们无从得知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宽松政策，情况还是不是这样），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这一时期从未低于1%。更重要的是，通货膨胀未来预期一直在1%以上，接近2%,，这是美联储的非正式目标。事实上，当时反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上升，不是因为市场需求过低，而是因为外国竞争者强迫美国制造商提高生产率并限制工资增长，。

2003年中期，除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外，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实现强劲好转。美国的市场需求强大：美国的贸易赤字（用来衡量外国商品满足美国市场需求的指标）迅速扩大。实际上，美国就业率，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率，增长非常缓慢的原因可能是美元走弱，而中国和日本等国拒绝升值本国货币，使他们出口的商品在美国市场继续保持竞争力。美联储实际上刺激的是本已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为他国，而不是为美国，创造就业机遇。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平稳上涨，这表明世界经经济衰退状况正在逐步扭转。如果美联储这个事实上的世界央行一直将注意力放在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上，它就应该提高利率，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但其使命范围仅仅局限于美国自身。

　 　

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指出，即使根据人们所熟知的泰勒规则来衡量，美联储早在2002年初之前就应该开始提高利率了。（泰勒规则是指泰勒于1993年根据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实际经验而确定的一种利率调整规则，该规则将短期利率视为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美联储降低利率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了2003年6月。2010年伯南克在美国东部经济协会的年会上发表讲话时，为美联储的政策做辩护，指出如果通胀能够被恰当测量，就会发现美联储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并未偏离泰勒规则。其实，美国的产出增长并未带来失业率的提升。根据泰勒规则，美联储的焦点不是产出，而是就业。

　 　

当美联储最终在2004年6月开始提高利率时，却担心会中断刚刚出现的就业率上升的势头。因此，在调高利率的同时，还煞费苦心地宣布，利率将会继续走低一段时间，最后才会“缓步”上升，意思就是美联储的每次例会上提高25个基点。这一策略显然有助于使长期利率保持在较低的状态，但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人们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下降了。这点根据预期假设理论上可以看出来。而真实的原因是，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导致政府长期债券的风险溢价下降，最后还导致长期利率下降和债券价格上扬。事实上，即使美联储提高利率的进度缓慢，偏低的风险溢价也能够确保房产等各种风险资产或者长期资产的增值。美联储的政策似乎发挥了作用，因为其政策提高了人们对风险的忍耐度。

　 　

但是，贷款质量的日趋下降的确引起了美联储的担忧，使其发出了加强监管的呼声。但由于其过于依赖利率促进增长，监管措施并没有实效。最终，可能是美联储的行动结束了这一乱像。较高的短期利率提高了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还款额度，并通过利率重置提高了抵押贷款的前瞻性支付额度。随着住房需求量下跌，以及房地美和房利美减少了对按揭证券的购进，房价不再上涨了。结果，最初较低的诱惑利率结束之后，那些从银行大举贷款的买房者发现资金严重不足，开始拖欠还贷了。大量的房子被银行没收，而在大量的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时，房价开始下跌了，繁荣的表象戛然而止。我们此时都知道，美联储干预得太晚了。泡沫已经大为膨胀，接踵而至的便是令人痛苦的破产倒闭浪潮。

　 　

                        美联储犯错了吗？　　

　 　

等到一切都已确定下来，我们很容易就发现，美联储即使是在制定传统政策的制定上都犯了错。比如，它可能高估了通货紧缩的风险。不过，从某些方面来讲，美联储很可能利用发生概率很低的通货紧缩问题来转移公众注意力，用来解释为什么一直压低利率。真正的问题在于失业，这使得提高利率的政治压力很大而最终无法实现。过去，当经济增长与就业复苏并存时，这不是问题。然而，在失业型复苏的背景下，增长和就业就分离了。美联储必须长期保持低利率，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就业机遇增加。

　 　

对于那些认为美联储十分独立的人来讲，很难相信美联储也会承受很大的政治压力。然而，这如美联储官员私下里所承认的那样，国会时刻都会给美联储施加压力。国会中有权力的政客们在与美联储官员私下里谈话时，会有意无意地威胁美联储官员要仔细审查其政策。如果美联储不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就会企图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尽管一般来讲他们不干预货币政策的制定，但是不难理解，一旦失业率上升，他们也是很有压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联储对于独立的渴望却成了国会迫使其顺从的途径。

　 　

然而，此时，美联储几乎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就能保持低利率。主流的思想建议美联储的决策者们只有在通胀失控的情况下才应该担忧。但其实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是静态的，美联储实际上担心的是通货紧缩。因此，美联储大可以毫无顾虑地将注意力放在其第二项使命上，即实现充分就业上。然而，即使美联储竭力说服公司利用超低利率进行投资时，金融资产和房产的价格却在飙升。但主流思想的建议却是可以忽略资产价格。

　 　

　 　

                               上涨的资产价格　　

　 　

    迅速飙升的资产价格本应该敲响警钟。导致这些资产价格飙升的原因不是一些传统因素，比如风险抵抗能力提升、外国热钱涌入以及信贷扩张等。

　 　

    短期利率偏低促使投资者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其原因有很多。有些机构，比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都已经压缩其长期债务。凭借着安全资产享有的低利率，他们偿付这些债务的希望十分渺茫。与其为了提高保险系数而不足，他们更愿意进军风险更大但利息率更高的较长期债券业务，比如抵押债券业务。另外，随着长期利率下调，以及股票、债券和房产价格上扬，家庭感觉更富有，更有承担风险的能力。有些冒险的选择也许不是理性的。正如我的同事理查德·泰勒所指出的那样，当赌徒赢钱了。他们会冒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将其所赢得的钱视为他人的钱，因此一旦失去也不觉得很可惜。无论原因是什么，由于投资者更加愿意承担风险，各种资产的风险溢价也就下跌了。

　 　

    随着美国大量的热钱奔出过门寻求投资收益，尤其是流入高收益债券、股票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券方面。不过由于这些国家中有很多担心在对美国出口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央行便采取干预措施，从国内的私人实体那里大批买进美元，压低本国货币汇率，然后将这些美元冲洗投资，用来收购美国的政府债券和机构债券。因此，尽管美联储一直想把美元推出国外，最后却都流回了美国。在很多工业国，很多私人实体都有循环使用美元的业务。德国银行和日本保险公司利用其客户的美元存款来购买看起来很安全的美国抵押债券。奔出美国国门寻求高风险资产投资的资金于是又重新回到了美国，寻求看似安全但收益更高的债务类债券。在某种程度上，美联储的政策将美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避险基金，在全球投资风险资产，但资金来源却是在自己世界范围内放出的债务。

　 　

　 　

    信贷也在扩张。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本身就给予了家庭和企业用以贷款的抵押品，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曾指出过这一点。确实，很多低收入贷款者的融资都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基础之上，一旦最初的诱惑利率终结，他们也能够依靠出售资产实现再融资。因此，房价上涨，而不是收入增加，更能够保持贷款者的持续偿付能力。

　 　

    另外，美联储承诺在可预见的未来流动性充足，就意味着银行家们愿意给予企业长期的、非流动的，因而也是风险性的贷款。但由于企业不愿进行投资，银行只有寻找有贷款需要的交易项目。其中的一个选择就是私人股本收购企业，因为私人股本只有借助银行借贷才能完成收购。银行会将其发放的贷款整合为贷款抵押债券，然后出售债务性证券来获得更多资金来发放更多的贷款。结果是，杠杆收购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来满足投资者无法满足的债务索偿要求。由于各银行竞相放贷，贷款标准迅速降低，这就构成了典型的低门槛贷款。这种贷款使银行失去了用来在债务人状况恶化事用来索偿的各种条件，以及实物付息债券，即债务人无力偿付时用来支付债权人更多的债券。正如我之前所说，最近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由给穷人放贷引起的。

　 　

                              资产价格脱离基础　　

　 　

如果市场状况良好，而且资产价格并未脱离基础，那么资产价格上涨也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在房地产市场中，价格应该是利率水平、当地人口、家庭收入水平和当地调控措施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幸的是，资产价格的上涨会自动强化。例如，房价上涨，现有的业主就能有更多的能力向银行抵押贷款再用这些贷款去购买更好的房子。在这种操作下，新购得的房子价格也跟着上涨。房价不断上涨的历史就会导致幼稚的新的置业者们预料房价会继续上涨。的确，在一段时期内，这种语气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总是有很多资金充裕的、现成的业主跟上来接盘。

　 　

在多数市场中，精明的投资者们在价格过于偏离基础价格时，便会采取克制立场。在楼市中，投资者很少有机会作空头交易，即依靠出售并非自己所有的房子来牟利。这意味着乐观的接盘者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房价以及资产价格能过度增长，而一旦价格回归现实，结果是很残酷的。

　 　

央行专家们认为，他们不应该将估测合适资产价格过高作为自己的责任。毕竟，他们比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们知道得多吗？很多市场都能够自发运行得非常良好，而引进各种刺激或抑制措施制造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但是历史经验警告我们，像楼市这样的依靠银行贷款来驱动的市场的情形却是不同的：不仅非常脆弱（较少的楼市交易决定了全国的楼市价格），而且不允许投资者作空头交易。这些市场的价格可能会严重脱离基础。房价泡沫破裂，引起的不利形势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因为随着价格下跌，借贷终结了，人们无力还贷。之后便是抵押房产赎回权大量被取消，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

　 　

资产价格不可持续增长的关键预警信号就是信贷同时也在扩张。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这一预警信号就是，尽管股价增长，股票保证金贷款依然增加。在最近的经济衰退之前，房价持续高涨、房地产市场贷款、私募股本贷款增加和交易价格上涨本应该给各央行敲响警钟。历史上，信贷增加的确是银行家确定利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近年来，学术机构说服了很多人，使他们相信这种做法是过时的。令他们引以为荣的是，欧洲央行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央行，比如印度储备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都持续关注信贷增长。

　 　

信贷快速增长在过去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含义，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被认为预示了通货膨胀，部分原因是因为反映了信贷质量可能下降。学界专家们表示，信贷整张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并认为信贷问题已一去不复返，因为现代银行的管理和监管都已经得到大幅改善（这一点上他们显然是错误的）。

　 　

第二个论据央行专家们所提供的就是在投资狂热中，当透支着预料到价格会以超过百分之十的高速增长时，小幅提高利率是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一观点有两个问题，其一，问题得关键是预期。如果央行让投资者们相信，央行会拿出遏制商品价格上涨的姿态来遏制资产价格上涨，那么他们的价格高涨的预期就会大大泄气，尤其是在泡沫形成的早期。换句话说，央行利率的微调能大大地影响人们对于价格增长的预期。资产价格以超过百分之十的高速增长的事实并不意味着银行利率也要做出如此大幅度的调整。其二， 泡沫形成的基础是所谓的“博傻理论”，意思就是即使一种资产的成交价格已经被大幅推高，仍然会有人出更高的价格来接盘。此时，如果央行表示将要减少流动性并限制融资和交易，就能够告诉投资者有能力接盘的傻人就会更少。如此，泡沫便很难继续膨胀。

　 　

而事实上，美联储非但没有阻止泡沫的膨胀，反而通过银行的承诺来助长泡沫膨胀，这一项举措也许比美联储其他任何措施的危害性都大。这种承诺就是所谓的“格林斯潘对策”，意思就是美联储不可能准确判定资产价格会在何时高涨到泡沫的地步，因此美联储将忽视资产价格，只要做好一旦泡沫破裂出来收拾残局的准备就行了。为了理解他为何做出这个承诺，我们需要回到1996年。

                               

                          格林斯潘对策　　

　 　

阿兰·格林斯潘是一位目光敏锐、经验丰富却有点拘泥于意识型态的经济学家。1996年末，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他开始担忧股市的高涨。他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了一篇著名而大胆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质疑央行是否有必要担忧房地产、股票等盈利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这位央行行长以字斟句酌的模糊性言辞，几乎明确地指出股票价格被高估了。他的讲话如下：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得知非理性繁荣已经极大地推高了资产价值，并演变成日本在过去十年所经历的那种非预期的、长期性的衰退呢？……只要金融资产泡沫的破裂不危及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生产、就业及价格稳定，我们这些央行专家就不必担忧。……但是，对于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我们也不应该低估，或者盲目乐观。因此，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必须从总体上评估资产负债表，并有针对性地评估资产价格的变动情况　　

　 　

在其自传中，格林斯潘承认他并不知道市场是否能了解他的意思。实际情况是市场确实没领悟他的意思，并把他忽略了，因为实际情况证明，股票市场次日开盘之际就惊现大幅下挫，但不出一天就恢复了元气。而且忽略格林斯潘是正确的。因为即使格林斯潘在其演讲中暗示了采取这样的举措，美联储并没有因为他的忧虑而加息，。格林斯潘从来没有解释过他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很可能是因为当市场参与者们看透了格林斯潘打算让市场着陆的真实意图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应，结果束缚住了格林斯潘的手脚。　　

　 　

互联网热潮中，当股价继续飙升之际，美联储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没有盈利、甚至连销售收入都没有的公司，纷纷开始根据各自网站所吸引的眼球，以天文数字的高价出售股票。在俄罗斯在1998年发生债务危机并严重违约以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避险基金崩溃之后，美联储甚至采取了减息措施，直到1999年才开始小幅加息。　　

　 　

股市终于还是在2000年崩盘了，不过美联储在早期采取的重大措施保证了即使就业恢复比较缓慢，这次崩盘的负面作用也是轻微的。阿兰·格林斯潘曾于2002年在怀俄明州杰克逊荷尔讲话时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尽管美联储不能及时发现或者阻止资产价格高涨，却能够“在它发生时缓和其影响，而且有望促进向下一个扩张阶段的过渡”。格林斯潘早在1996年就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即美联储在资产价格过高时不应该采取干预措施，但是一旦出现破产现象，却能及时发现并收拾残局。这篇演讲似乎在事情过去之后说明了为什么格林斯潘有这种直觉却没有采取行动的原因。　　

　 　

格林斯潘的不对称逻辑并不仅很奇怪，因为底层怎么会比顶层更容易认识呢？而且很有危险性。它告诉华尔街和美国的银行，美联储将不会依靠提高利率来遏制资产价格，而且一旦形势恶化，美联储将会介入并推高价格，这就助长了资产价格高涨的气焰。这种为资产价格准备好保障的承诺被戏称为“格林斯潘对策”。他告诉投机商和银行家们，如果他们赌博，美联储不会限制他们的收益，但是如果他们赌输了，美联储将会限制后果。他们只需确保他们的赌注下在同一个事物之上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他们是各自下赌，那么将难以构成系统性的威胁。

　 　

同样重要的是，美联储愿意在经济严重下挫的时候向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这给银行家门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不必储存现金或易售资产来防备意外事件，美联储会及时出现帮助你们。”这样，美联储不仅减少了采取预防措施的价值，也暗地里鼓励银行家短期吸储并长线放贷，使银行家门相信一旦资金不足了，有美联储帮忙。举债经营的现象在整个金融体系内大量增加。长期以来，央行一直在解释为什么没有将焦点放在资产价格上，其依据是如果格林斯潘在1996年根据自己的直觉行事，那么将会扼杀掉美国股市的繁荣和美国家庭财富的空前的增长。在　2009年3月2日　，标普500指数以700点收盘，低于1996年格林斯潘发表重要演讲那天的744.38点。当然，到目前为止，这种说辞已经颇有市场，但是如果当年格林斯潘讲话之后进行相应的利率调整，那么就可能避免13年之久的受益丧失。当然，政治人物是否允许他这么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　　

　 　

    尽管在我写本书之际，美联储迫于失业率偏高以及所有资产价格都在上涨的形势，依然将利率保持在最低水平，最近的衰退还是导致人们开始反思货币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今天，唯一的值得庆幸的是信贷扩张的速度很缓和，楼市泡沫也不可能在我们惊魂甫定之际卷土重来。但金融部门如果说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它有创新性，即使招惹麻烦的方式也颇有创新性。

　 　

   我之前曾说过，学界和央行专家们一致认定，经济增长最大化和保持低通胀率的目标在长期来看是可以并存的。但是，旨在促进直接投资及实质增长的货币政策，与旨在阻止市场参与者进行高风险性单向赌博的货币政策相冲突。前者长期保持可以预计的低利率，并会在市场流动性紧张之际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而后者的政策风向不可预测，也不会保证在流动性不足时采取补救措施。

　 　

    那种认为货币政策无法阻止资产价格泡沫的论点是怯懦的，也是自私的，让美联储摆脱了保持金融稳定的关键角色。当然，美联储应当谨慎决策，在出现泡沫迹象时防止泡沫形成，而不应该天真地认为人们对泡沫的担忧是没有依据的。放弃本身应有的职责来获得政治认同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

　 　

更具有争议的是，美联储是否应该为经济振兴而将利率保持在最低水平。尽管这样的举措似乎是没有什么代价，但是却给储户强加了很大的成本，给债权人，尤其是银行，带来了意外的收益。因为这就是一个相对隐蔽的转账，几乎不会引起评论和抗议，尤其是当富余的储户倾向于在危急时刻保持沉默时。但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转移，每年的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此外，它给银行家门提供了一个单项赌博的机会：虽然他们使金融体系陷于困境，却依然能依靠利率获益匪浅。最后，尚不清楚超低的名义利率（几乎为0）是否会比低利率（2到3个百分点）给予投资者更大的投资动力

　 　

不过，美联储依然在推高房价，这一点的危害性更大。其间接手段是保持低利率，直接手段是给予楼市大量贷款。尽管美联储这种支持性举措有助于促使楼市泡沫逐渐消解，却一再推迟了楼市的调整。业主和贷方并没有不畏损失而贸然前进，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但只要还有进一步调整的希望，买家也不会进入市场。除非房产存量被彻底消化，建筑商是不会有很强的恢复建设的动力。因此，美联储不仅是在耽搁楼市的恢复，也使人们更加相信美联储不会阻止价格上涨，只会防止价格下跌。格林斯潘对策迅速地演变成了伯南克对策。

　 　

总之，美联储在2002年到2005年的货币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受到了的严厉批评。但明显例外的是，央行专家和货币经济学家却没有提出严厉批评。其局限性表现在：首先，这种政策过于关注持久的高失业率，只是尽力通过鼓励投资来降低失业率。这意味着美联储将会长期坚持低息政策，如果企业对此有所怀疑，美联储就会抛出林斯潘对策使其安心。批评这种政策的人应该认识到这种政策与美联储的使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美联储的加息来的稍早，就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然而，这种政策的更大作用体现在扩张信贷和推高资产价格上，但是对于房地产业之外的就业，作用却不大明显，因为各企业仍然忙于应付互联网泡沫带来的后果。

　 　

其次，学术界的主流思想认为，只要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央行专家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确实，担忧就意味着玷污了理论体系的纯洁性，因为这将会娇嗔个人多种目标，导致市场困惑。因为，央行专家应将目光放在抑制通货膨胀上，如此一来，就会使银行管理者们开始有点风险意识。不幸的是，管理者们却糊涂了，这次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采取了抑制私营部门的政策，结果弊大于利。

　 　

底线是，货币政策的争论，过去一度被认为已经有了定论，不得不重新进行。在各种紧迫的问题中，包括刺激投资和就业的政策，与旨在确保金融稳定的政策之间的平衡。资产价格上涨肯定会成为政策争论的其中一个方面。此外，美联储将不得不考虑是否只是在为美国制定政策，或者，其实是为了更大的全球经济。要做的还有很多。

　 　

                          学界的败笔　　

　 　

了解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学家们的败笔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许多评论者都公开奚落经济学家们的模型，讽刺说这些模型过于简化。还有的人怀疑一些模型过于复杂的数学阐释，还有人不仅提出批评，同时还指出人类的行为过于复杂，根本不可能为一些数学模型所把握。

　 　

最现实的模型恐怕就是详细描述所有个体以及他们任意的行为，以及所有制度。但如果这样，模型就十分复杂，在实际分析中价值不大。经济模型的全部意义在对经济进行有用的简化说明，使我们能够在变化不定的政策和环境下分析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向。那么，这种模型是有用的简化还是过于简化就只有在实际运用中加以检测了。

　 　

曾有很多经济模型都假设只有一个代表性个人来承担所有的决策权。这种代表性个人模型非常简单，便于使用，的确能够使人们进行正确的政策预期，但是它对工业经济的各种要素的分析过于主观化  金融债权、交易、激励结构、公司、银行、市场、规章等。只要这些机制运行良好，这种模型就是有用的简化。在伯南克提到的“大缓和”中，这些因素都处于正常状态，因此这种模型为人们进行抽象推理提供了基础。

　 　

但一旦这些要素反常，这种模型就显得过于简化了。确实，这类模型本身可能加速了这些要素的崩溃：由于美联储过于关注利率对于产出的影响，而非承担金融风险的成本（很少有模型会将金融部门纳入其研究范围，更别提银行了，金融风险因此就不受抑制了。

　 　

众所周知，罗伯特·卢卡斯曾批判过凯恩斯的模型，指出这些模型将会失灵，因为没考虑到如果政策试图运用历史关系的时候经济会作何反应。同样地，没有对经济要素的评判主观性太强的模型也将会失效。在未来数年中，宏观经济模型必须更多地考虑到经济要素，这在其他经济学科分支中被广泛研究。

　 　

危险就在于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将会努力抹杀掉货币政策、风险以及资产价格泡沫之间的联系。伯南克于2010年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一篇演讲中近乎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引起危机的并不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失误，他认为其政策完全合适，符合美联储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观点。危机的原因是监管不足。他总结说，尽管当短期利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时，价格的涨幅最大，货币政策并不能独立地解释为什么房价涨幅那么高。此外，国际经验并没有表明货币政策与房价上涨之间有什么显著关系。”

　 　

当然，没有人会声称要美联储为楼市崩溃负全责。政府制定的有利于廉价房产和私营部门的政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如果说美联储一点责任也没有也有失公允。确实，《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商业评论》 在2008年发表了一份详细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对楼市投资和房价具有显著的影响，2002年至2004年为了避免通货而紧缩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大地促成了2004年到2005年的楼市繁荣”

　 　

此外，在任何一个时期之内，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与房价涨幅之间都不可能具有严格一致的关系：价格涨幅可能受制于本国特有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当前的房价水平。更普遍的意义在于，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必须关注货币政策还有没有其他发挥影响的渠道（正如他们目前所做的那样）。

　 　

                                    摘要与总结　　

      

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降低，而且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工业国家的公司不再进行过度投资， 结果导致世界上的出口大国再次寻找那些消费必然超越本国生产能力的国家，即那些能够消化他们剩余产品的国家。美国已经开始鼓励家庭消费，以此来抚慰那些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成果的人。美国自身的失业型复苏和薄弱的社保体系，使其更有理由借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刺激来应对经济下挫。巨额的财政刺激方案耗尽了政府预算尚有的那么点盈余，使政府背负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除此之外，美联储还在货币政策上越走越深，向市场保证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而且会在金融市场出现问题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这些保证达到了扩张信贷的预期目标，但不幸的是，即使在美联储开始紧缩信贷以后，贷款范围不断扩大，贷款质量上不断降低。然而，在长时期内，美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亟需的需求。

薄弱的社保体系导致美国的政治体系对就业增长极度敏感。如果经济衰退很短暂，那么美国失业救济金的短期性和失业者的高价医疗保障还不太让人痛苦，因为这些不利因素会促使失业者在美国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以更高的热情去寻找新的工作。但是如果经济萧条持续时间比以前要长，这种体系就不得不改变，因为原来那种“衰退期短，救济金少”的社会契约逐渐崩溃了。

一种原因是纯粹出于道德的考虑。在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中，失业者都不该被迫做出使哪个孩子享受医疗保险，而将其他孩子排除在外的痛苦选择。这种状况不仅太残忍，也不会持续长久，因为那些在经济上彻底失败的人，会努力借助政治手段重新获得他们所失去的东西。民主体制会最终作出反应时，结果不能预测，增加了工人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以不伤害经济的灵活性的方式强化美国的社保体系。

美国社保体系薄弱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对经济下挫往往会反应过度，而其他国家却应对不力。因为每个国家都知道美国在政治上脆弱，不得不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挫，这就使美国市场対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流向其他国家，所以，在经济下挫时期，这些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或者政策调整的动力相对较弱。

　 　

但是，美国在经济衰退期所被迫采取的特殊政策的最大问题在于会直接危害经济长期健康运行，也可以通过影响金融部门产生间接的损害。有人可能会提出，美国在经济下挫时期自主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其能够根据具体形势确定自己的反应，但是在危急时刻实施的财政政策肯定不会公正、不会周密。是的，正如国会在目前的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国会能够轻而易举地增加失业救济金，但是政客们通常想做更多的事情。民众的焦虑允许政客们拿出所有喜欢的项目，所有有利于特权阶级的优惠措施，以及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网已经决定了的项目。

　 　

相似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美联储尽管表面独立，实则任务艰巨。在一个统一而创新的经济中，很难保证就业快速增加，因为企业利用经济衰退期来重新将注意力放在了提高生产力或者强化全球供应链上，进而转移到其他地区或国家。此外，招聘过程中采用的新技术给予需要招聘的公司更多的招聘机会。美联储在就业机遇稀少之际实行的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人们更加愿意承担风险，并推高资产价格泡沫，而这从长远来看又再一次弱化了经济结构。如果美国不能容忍长期的失业，而这又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泡沫连连的风险，因为美联储会被迫勉强自己力不能及的事，并在增加就业的希望几乎为零的地方去努力。

现在，我们该谈谈金融部门的弱点了，借此来看看为什么断层线会导致银行承担目前这样的风险。我关注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抵押贷款如此疯狂？（即下一章的主题）； 其次，为什么银行会承担这么多的还款违约和流动性风险？（即第七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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