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詹：断层线——对危机的系统分析（下）

第六章：当货币成为一切的价值衡量　　

18世纪当货币制约着法国君主制政权时，越来越具有创造性的筹集资金的很多方法随之产生。其中之一是出售年金债券——即对享有年金的个人在其死亡前发放固定数量的政府债券。在真正的养老金产生之前，这种年金提供了一个有保证的生活收入，所以它曾经在公众中非常流行。而政府也非常喜欢这种能够预先获得收入的债券。

   专制政权主要将这种政府年金推销给五十岁出头的富人，这些富人拥有购买年金的能力，而且在当时较低的寿命预期下他们并没有多长的时间可活。另一方面，年金价值颇高，对富人而言也是很好的投资产品。此外，对于年金的购买者而言，年金收益的支付对象可以他自身以外的其他人。也许，这个疏漏并非是由于设计者的粗心大意，因为，正是这一点增加年金的需求：比方说，对于一个想为女儿的未来做好准备的富商而言，年金的上述特点使得其很具有吸引力。他在选择年金受益人时可以选择年轻健康的女孩子（和现在一样，女人的预期寿命比男人长），这些被选择的女孩往往有着从家族史可以推断出的长寿遗传基因，并且她们在当时儿童高死亡率和天花的致命威胁下存活了下来。在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这位富商可以为她们从法国政府那里购买年金。这些仔细挑选出的健康的十岁女孩比起其他的年金受益人有着更长的寿命预期，因此，她们在一生中所能得到的年金收益远比购买年金的成本高。

    当时日内瓦的一些银行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日内瓦挑选满足条件的女孩并且从法国政府为她们每人购买一份年金。而后，为了规避女孩们意外死亡的风险，银行家把这些年金以三十人为一组集中起来，再对日内瓦的平民售卖她们意外死亡后的现金流入的索赔权。这种早期证券化的形式让这些银行家创造出了虚拟的货币机器，使得他们能够从法国政府手中便宜地购买保险而后再在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给投资者。这种投资在当时很流行很畅销——特别是当银行家有着好的信誉并且这些年金的赔付方又是政府时。

    然而，投资者却并没有认识到政府违约的风险。法国革命在1789年爆发，专制政权被推翻后，新建立的革命政府很快就不能够如期履行年金的支付义务。最终，革命政府使用新发行的流通货币指券（Assignat）来偿付年金，但实际上指券贬值严重，一文不值。而日内瓦的银行家们对当地投资者债务却是以较为坚挺的瑞士货币计算，在上述情况下，虚拟化的索赔偿付无以为继，银行家们只能违约。同样的道理，对于那些借债购买“包赚不赔”的保险收益的投资者而言，他们也只能对其债主违约。

    这场历史的小危机给了我们四个重要的经典的启示：第一，银行家是最善于捕捉赚钱机会的人。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说银行家过于贪婪。尽管亚当·斯密的名言中写到“并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慈善我们才能有我们的晚餐，而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他认为“自利原则”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但是，很少有生意人是全然不顾他们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的。勿宁说，无论怎样掩饰，银行家们对赚钱机会的渴望，部分来自于竞争激烈的银行业的本质，部分来自于银行从业人员业绩的衡量标准——一个银行从业人员的好坏几乎只靠能赚多少钱这一项来衡量，至于其行为对真实生活的影响则不作考虑。在美国和英国这样国家所建立的独立金融系统中，银行业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分离是最为明显的。 

    第二，银行家们总是在投资新手或者是没有很强赚钱动力的投资者身上寻找最大的机会。非常清楚的，对金融领域不太熟悉的个人投资者是潜在的顾客目标，但这些人也会认识到他们自身的无知，因此他们往往只跟自己熟悉的中间人做生意。并且，一般而言，他们所持有的资产量太小不足以引起银行家们的兴趣。更具吸引力的顾客目标群体则是受过一定训练的管理大型基金的基金经理，比如养老保险基金或者外国国有基金；这些基金经理无法知道这些银行家们可能对某些情况也不知情，因此，银行家们会对这一点加以利用。但是，最具吸引力的目标也许是政府。无论政府资金的代理人有多么精明，政府本身具有的非流通非经济的特点，使得政府容易成为狡猾的银行家们的猎物。而且，相比较于资金有限的天真的个体投资者，政府拥有大量的可持续的资金流，赚取这一部分的资金能够长时间的支撑许多银行家们奢华的生活方式。

    第三，银行家的行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有一种自我强化的趋势。具体来说，在上述年金的案例里，当来自第一份保险方案的利润变得清晰可见时，不仅越来越多的银行家会被吸引到这种投资中，而且第一份保险方案出售的有价证券的价格也随之被推高，这将会给银行家们传递更强的投资信号。同样的，当最初的房屋贷款变得有利可图时，更多的银行会拓展这项贷款业务，从而推动房屋价格的上涨，这反过来又使得最初的房屋贷款显得更具价值。这种行为会使得投资趋势放大并且使得价格的增长远远地超出投资实体价值。市场中的先行者会认为自己是天才，但其实他们只是一群快速冲向悬崖的羊群中的领头羊而已。原本只是一些银行家和相关投资者的冒险引发的小型损失，由于上述羊群效应，转变为一个严重得多的群体性损失。

    第四，投资者数量的增加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安全性。由于银行业倒闭对于普通公民的关联性影响，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让所有的银行关门。因此，即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政府也仍然持续偿还前专制政府所欠下的债务，直到其财力不能支撑为止。这并不能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银行家们一开始就预计到他们会失败但最终会被政府救助：尽管政府介入这种可能性存在，但银行家们明白失败从来不是一件让人感到愉快的事情。而且，被政府救助这个想法也许从来没有真正出现在银行家们的考虑之中。更确切的说，政府介入的预期所带来的问题在于，冷静的市场力量不再能够阻止银行家们在看似有利可图的机会面前所被激发出来的羊群的竞争性狂热——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被市场或投票者所决定的主要演员行动产生的无意识指引。在这种情况下，借款给银行的人并不要求与银行家所冒风险相对应的补偿，因为他们知道失败带来的损失会由政府买单——由此，在行动上，这些借款者推动了风险行为和羊群行为。市场的正常的基础性作用（有时市场自身也可能陷入狂热）被重复的政府介入所减弱了。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将进行一个现代的比较。对于政府想要推进低收入人群房屋贷款的意图和外国对于高利率债券的需求，美国发达的金融系统做出了反应。金融部门据此需求，开辟次级债相关金融衍生品，其依据是按揭代理人和外国投资者几近官僚的未经思考的估值方式。按揭代理人发现他们可以随意贩卖各种金融垃圾，特别是当金融产品的信用质量退化被巨额的进场资金所掩盖时，市场规则被破坏了。当崩盘的时刻最终到来时，政府和美联储不能够对金融系统的整个危机以及房屋所有者所遭受的损失袖手旁观，只能对市场进行介入以刺激住宅价格和次级债券价格；而这一举措恰恰让市场之前漫不经心所带来的恶果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

    在本章中，我讨论了违约的多米诺骨牌所涉及的各个角色，他们原本是不道德的金融部门赚钱的目标人群，但这些人的行为联合起来造成了抵押贷款质量的稳步退化。接下来，我将解释为什么银行会在其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上持有巨额的以高风险资产为基础的有价证券。

金钱无谓香臭　　

    大多数人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而工作。一些人希望能够改变世界，另一些人则想要留下一些能够流传后世的艺术文化作品。一些人千方百计想要出名，而另一些人则满足于默默地做善事。然而，对许多人而言，从一项工作中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是其看得见的成效。对于一个老师而言，见证一个学生终于理解了某个问题时的喜悦；对于一个农民而言，看到大片大片的金色麦田随着微风摇摆；——对于所有这些人，他们最初的动力都是他们的工作能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麻省理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实验证实了金钱以外的意义对于工作动力的重要性。这个实验的对象是哈佛的学生，他们被要求将指定的“生物乐高积木”套装拼起来（麻省理工的研究人员很可能认为这对哈佛学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些学生每多拼一个模型所得到的报酬是递减的，因此，最终他们会停止搭建更多的积木模型——他们所得的报酬已经不值得他们多拼一个模型的努力。在这个实验的第一组情况设定中，每一个完成的模型会被放在完成该模型的学生的面前，而该学生会得到另一个相同的模型盒子来组装下一个；而在另一组情况设定中，学生在完成作品后也会得到另一个模型盒子来组装新的，但不同的是，研究者会当场拆毁刚刚完成的模型，并把模型碎片放进之前的那个盒子里，当学生在完成后一个模型时再把之前的那个模型给学生，让他们重新拼装。

    尽管货币报酬是相同的，实验对象的工作成果是得以保存（至少是在其参与实验的整个过程中）还是立即被不留痕迹地拆毁，这一简单的差别对实验参与者继续工作的意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完成的积木模型被保留放在参与者面前时，平均每个参与者能完成10.6个生物积木模型；而当完成的积木模型在他们眼前被摧毁时，其能完成的模型个数仅有7.2个。由此我们认为，当实验被设计为赋予工作更多的意义时，实验参与者会在趋于降低的工资下继续搭建积木模型。能够亲眼看到你工作的成效，即便是在像模型搭建这样微小的工作里，对于持续工作的动力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然而，在一些工作中，成效是很难看到的。比如在装配流水线上，一个工人仅仅是巨大的生产机器中微不足道的一环。难怪现代管理艺术努力让每个工人感受到自身以及作为团队成员的重要性：比方说，以“持续完善”为核心理念的日本“KAIZEN系统”让所有工人都参与到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来，不管他们所做的改变有多么微小。

    在充满竞争的公平的金融系统中，许多工作也存在着问题，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正如债券经纪人看不见电子债券交易背后传送电力的发电站一样，她自己也根本无法看到其劳动的物质成果。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她也仅仅只是巨型生产机器上微不足道的一环。第二，金融领域从业人员业绩最为直接的衡量就是金钱——即她为所在机构所创造的利润或收益。在这里，货币是该从业人员工作和自身价值的衡量物，而且，这也同时是公正金融系统的优点和缺点。

    例如，某个交易员卖空一个他认为经营不善的公司的股票（卖空：借入并以现价卖出他实际上并不真正持有的股票，在该股票价格下跌的预期下，他能够稍后以较低的价格买入该股票平仓并获得可观的利润）。几乎没有人比卖空者受到更多地辱骂，他们就像秃鹫一样，他人的损失是其获利的盛宴。然而客观而言，他们却为社会贡献着十分有价值的功效——即从经营不善的公司手中掠取资源。一个股票价格大幅下跌的公司不容易筹集到资金，因而更容易被迫关门。卖空该公司股票的交易员不会看到因之失去工作的工人以及他们家庭因此而遭受的困境；交易员所能看到的是其正确的判断所能带来的巨额利润。然而正是他对其交易后果的无视使他成为一个进行改变的极具效率的冷血工具。

   如果在目标公司对自身经营情况的一再确认以及背后的政治力量支持下，交易员没能够造成该公司破产。该公司的经营状态良好，而卖空者的判断错误，那么，其他交易员就会抓住这次机遇，大量购入，推高股票价格，最终使得卖空者赔钱。卖空操作成功的通常仅仅发生在卖空者的判断被市场的大部分参与者所认同，而且该公司的经营状况非常糟糕的情况下，这时，该公司的股票才会大幅下跌。经营不善是公司陷入麻烦的根源；交易员仅仅是反映其经营状况的一面镜子。而且，该交易员与目标公司之间的联系越少，他越能提供一个可靠的镜子。然而于此也埋下了另一个隐忧。因为交易员与其行为的后果之间十分隔膜，所以交易员社会价值的最佳衡量只能是他从交易里的盈利能力：利润的获得证明了他对于目标公司判断的正确，也同时证明了他的行为对社会的贡献。

    尽管市场并不总是正确的，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市场仍然是准确的。虽然能源巨人安然公司的表面经营状态对其卖空者造成了猛烈的打击，但是像华尔街尼克斯联合基金公司的詹姆斯.查诺斯（James Chanos）这样的卖空者却深知其会计账目里面隐藏着巨大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安然当时自己设立了资产负债表外实体，并向其以极高的利润“卖出”失败的项目，因此在资产负债表上创造了盈利和增长的表象——而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正是卖空者迫使安然公司的股价骤然下跌并最终导致了其破产，尽管该公司背后拥有传统银行家的支持，给予与该公司“创造性”的会计方法相匹配的更具“创造性”的贷款。正如查诺斯后来为捍卫卖空者作为专业怀疑者的角色的文章里写道的：“我们与华尔街各种公司进行关于安然公司估值的讨论。然而使我们震惊的是他们竟然有那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办法对安然进行分析，但是却应该“相信”安然并进行投资。其中有一个分析师是这样说的，尽管安然的利润是一个‘黑箱’，但是，只要是安然报表上的，谁会有异议呢？”。

    查诺斯对安然的分析以及他敢于挑战“羊群”普遍对安然估值问题的勇气，为他赚取了上百万的金钱，更为他赢得了名誉。这正是公正金融系统的力量所在，即金钱是一切的衡量物，当然，这也是这一系统的弱点所在。就像一句拉丁的古谚所言，“金钱无谓香臭”。金钱的匿名特性，其可替代性以及来源的不可追溯性，都使得它不能够很好的作为引导雇员行为为社会需要服务的机制。交易员的获利是来自于比其他人更为敏锐的投资直觉，还是来自于他提前于其代理的客户进行交易（在大户下单前进行交易就能在大单造成股价改变时赚取利润）？抵押经纪人赚取的佣金是通过给一对想要改善住房条件的白领夫妇提供多种合理的贷款选择服务，还是通过煽动一对老夫妻为他们本不能承受的住宅进行抵押再贷款？在上述的两个例子里，显然都是前一种情况更为理想，但是对于交易员或代理商而言，后一种情况赚钱却更为容易；而且坏的选择仍然能够赚钱，并且几乎没有立即的不良后果或触动任何预警规章，因此它是最为诱人的交易选择。

     总而言之，银行家其实并不是现在公众眼中的长角的贪婪的恶棍。多年以来，我在课堂上一直说未来的银行家们应该像学生一样热切、友善、并随时准备共享，当然银行家们可能更聪明一点（要知道，金融领域的薪资水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大高于别的行业而且吸引了最具资质的人才）。我毫不怀疑他们仍然是正派的关怀他人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可以让他们的道德的以安身的支撑点，因此，他们最基础的衡量标准变成了赚钱的多少。在政府对银行的援助行动之后，银行家们为了奖金做牛做马的形象不仅让人无可容忍而且可悲——其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一直在大声要求恢复他们自身价值和地位的衡量方式。

    一般而言，竞争性市场机制能够将对利润机会的寻找规范在正轨上——即利润的创造也能够为社会带来价值。这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得以运行的最基本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银行家们在为自身带来大量财富的同时也能够为社会带来好处。然而，我们之前提到的违约的多米诺却扭曲了这一轨道。以物质激励为核心的金融系统由此迅速脱轨。通过把责任全都归罪于金融系统上，我们就很难去认识到违约多米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对银行家们不道德的严厉指责在历史上一贯以来已经形成了很好的一套修辞学和政治学，但是这并不能够从解决其能够造成如此重大危害的根本原因。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因素在风险极大的次级抵押贷款形成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经纪人和哪儿出了错　　

    在最近的这次危机的积累过程中，有大量的令人震惊的抵押贷款的例子。伴随着政府对于次贷市场支持力度的增加，以300万美金的风险资本创立于1995年的新世纪金融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次级贷款。因为次级借贷曾经是一项蕴含着极大潜在机会的创新，所以当时有大量的风险资本被吸引入场。新世纪公司在1997年上市。1998年，俄罗斯的贷款违约引发投资者逃离风险行业，一些次级贷款者关门大吉，但是新世纪在这次危机中存活下来并且在此后发展迅速。

    像新世纪这样的公司主要是通过小型的、独立的抵押贷款经纪行来寻找顾客。抵押贷款经纪人找到顾客，向他们建议可选择的贷款，然后再贷款交易开始后赚取佣金。伴随着新世纪和其对手间商业竞争愈演愈烈，经纪商们会更倾向于与能够快速完成贷款的公司达成交易。正如某一个经纪人所言，他喜欢与新世纪合作，因为和这个公司做生意“非常容易”。新世纪基本上不要求对于作为贷款基础的各项评估进行审查。因为新世纪将其业务外包给经纪商，因此它省去了雇佣更多的员工以及租用办公空间的麻烦，进而能够进行快速扩张。经纪商们每天从自己的家出发开着自己的车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他们一般都会愿意在晚上或者周末去拜访客户。新世纪的快速扩张使得它一度成为美国第二大的次级抵押贷款者，在2006年其抵押总额高达600亿美元。

    将贷款推销给有信用问题的人，这不需要一个天才才能办到；而且新世纪公司在2007年初之前也从来没有因为交易商放贷的质量问题对其进行过惩罚，而当它在2007年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为时已晚。《华尔街日报》曾报道过一个这类贷款的典型例子。露丝. 希拉里在加利福利亚的三居室房子每个月需要偿付952美金的贷款；而2006年，一个地产经纪商劝说已经70高龄的她从新世纪公司一项专为“老年人”设计的贷款项目进行抵押再贷款。露丝当时认为这项贷款可以使她在接下来好些年都不用在每个月进行偿还。但事实上，这项总额为33万6千美金的可调利率贷款开始时每月所需要的偿付额高达2200美金，比露丝月收入的两倍还要多。2006年底，这位希拉里女士再也不能够按时偿还贷款，因此新世纪公司通知她将收走她的房子。正如她的律师所言：“递给新世纪公司的贷款申请中，收入一栏是空着的。这样的一份申请在第一个经手的人那里就不应该被批准”。而俄亥俄州的首席检察官助理罗伯特.M. 哈特也说，新世纪公司的放贷标准实在太低，“他们甚至会给一条狗进行贷款”。　　

    尽管新世纪公司的贷款标准低地耸人听闻，但是它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过辉煌的成功；尽管媒体上对于类似案例有突出的报道，但是新世纪的增长并非主要基于其脆弱的退休的贷款人而是基于不断上升的房价和资产的证券化。随着房价的上涨，新世纪的经纪商放出的贷款能够在贷款开始阶段以较低的“引诱利率”来吸引借款者；而在房价不断上升的预期之下，当借款人进入可调利率的高利率还贷阶段时，他们可以进行再融资以享受新贷款的低利率。确实，这种设计就是一架虚拟的印钞机；因为再融资的成本将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归入新的、更大的抵押中去——直到房价停止上涨。到了那时，所有调到高利率的抵押将会变成实实在在的负债——即必须要偿还的债务——这种强制的高额偿付就像膨胀的气球使得在萧条中的房主不堪重负。　　

    新世纪的经营层一定知道房价的上涨不会没有尽头。那么，他们为什么直到其倒闭的那一天之前一直持续地放出风险极大的房屋贷款呢？ 一种回答说该公司不是将所持有的抵押死板地拿在手中而是将它们卖给了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又将其打包，再把该证券化产品（被评估机构大大高估了）出售给房利美和房地美、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全世界的银行。　　

    难道真的没有人关注过信用质量吗？投资银行（以及他们的信用评级机构）关注，但只是一种勉强的做法。推销抵押信贷证券化产品，他们必须首先说服自己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潜在信用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过去，当银行放出一笔抵押贷款时，它会找该可能的贷款者电话或面谈。贷款专员在谈话中会要求贷款者出示可靠证据来证明其工作单位和收入，并且评估他是否愿意并有能力举债。上述的这些评估并非仅仅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在他们的考虑中也包括了一系列关于该贷款人的举止是否得体、衣着是否整洁、是否值得信任、工作是否稳固等问题的评估电话结果。文化上的细微差别，比如该申请人握手时的坚定或者回答问题时看着放贷人的眼睛等等，也会在贷款成功与否中起到一定作用——不幸的是，种族同样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这些判断中的大多数因子确实增加了信用评估的价值。同样的，如果贷款专员引诱客户进行了一项他不能承担的房屋贷款，他与该客户之间的了解会使得他的良心收到谴责。　　

    但是，随着投资银行将大量抵押贷款打包后再进行整合，评估电话在信用评估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毕竟，没有任何客观机械的办法可以判断一个人做稳一份工作的能力。而且，评估电话中不依赖于客观事实的部分很可能给了抵押贷款人以歧视的名义进行法律诉讼的可能。对于投资银行和评估机构来说，其关心的基本上是对贷款者信用的数字化打分以及相对于房产价值的贷款总额。这些客观信息很容易操作而且也能够从表面上概括信用质量。相应的，经纪商在放贷时也只盯着这些客观指标，不考虑其他因素。而当市场不断走高时，他们甚至不再麻烦去验证其工作和收入信息的准确性了——一个兼职的园艺工被声称为一个拿着中等六位数年薪的树木修整专家。   　　

    在历史上由贷款专员所进行评估电话其实对于整体全面的信用评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这一评估手段被摒弃后，尽管各项客观数据指标一直都不错，但抵押贷款的放出质量却是恶化了。实际上，评估电话所判断的因素对于信贷质量是重要的。因为不管信用打分是多少，在面试中贷款者的举止、言谈、着装确实与他工作的稳定性是相关的。而在赚取佣金的激励下，经纪商和新世纪公司有着极大的动力扩张贷款量——在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应该盯住的数字是哪个。因此，经纪商丝毫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会尽力帮助想要获得贷款的客户改善其信用打分，聘请好说话的评估师将抵押住宅价值估高以保持贷款对房价的比率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由于他们愿意为达成贷款交易做几乎任何事情，新世纪的贷款部分以“成交大学”而著称。　　

    然而，新世纪的低信贷标准最终让其自食恶果。越来越多地，新世纪的贷款者甚至不能够偿付刚开始的那几笔额度进而违约。这些违约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购买这些抵押用于打包的银行可以将这些在早期就出现的违约抵押给新世纪公司。越来越多的抵押被退回并进入新世纪的会计账簿，而且借款者又开始降低甚至收回其授信额度时，新世纪公司最终宣布破产。人们不得不佩服新世纪公司创始人布拉德. 莫里斯的厚颜无耻——他在　2007年4月2日　宣布公司破产的新闻稿中说道“新世纪公司帮助了几百万的美国人体验了房屋拥有者的好处，如果没有新世纪公司，他们很可能没有机会获得贷款来实现他们的这一愿望”。而实际上，对于这些上百万的房主们而言，他们的房产就像是掉在脖子上的一块巨大的石头，将他们拽入债务的深渊。　　

归咎责任　　

    私人金融部门对于发生的一切负有不可推卸的巨大责任。但是经纪商的行为真的是不道德的吗？十分清楚的是，误导退休人员认为其每月应偿付的额度是不对的而且是超越了法律所规范的界限的。然而，尽管这样的案例在报纸的头条上屡见不鲜，但是这种掠夺式贷款的典型性却并不明显。经纪商以及像新世纪这样的公司所提供的正是许多房主所梦寐以求的东西：以更低的利率进行再融资，而不考虑未来自己的偿付能力。难道经纪商应该告诫这些饱受债务困扰的房主们，说他们应该在减少消费、还清信用卡债务、搬进一个更小的经济上更能承受的房子吗？也许其中一些经纪商为了培育一些信任他们的老客户曾经这样做过。然而，当他们知道他们成交的这些抵押贷款将会被打包出售时，他们想与客户建立长期关系的动力就被完全破坏了，剩下唯一重要的就是佣金——衡量他们工作好坏的唯一指标。所谓的公平交易市场没能培育信贷双方的同理心以及对长期的关注。　　

    在所谓公平交易市场这一运转良好的竞争性市场上所要背负的，还有另一项指责。如果对新世纪公司加以规范，使其被迫以相对公道的价格来售卖其抵押贷款的话，那么这些抵押的风险就根本不会膨胀到这次危机中所暴露的程度，而且他们也就不会劝诱那么多的贷款者为他们根本无法负担的房屋举债。竞争性市场应该提供规范新世纪公司的机制，然而，不幸的是，市场在当时以大大高于这些抵押价值的价钱购买其证券化产品，没有能够执行其传统的原则。　　

    原因之一是市场当时呈现非理性的繁荣状态并坚信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然而，大部分的泡沫都存在并日益积聚于低收入家庭房屋贷款领域的证据越来越多，表明这并非是一种普遍性的非理性状态而且其他因素也在其中起作用。　　

    另一种更为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大力推进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计划使得大量的资金加速进入这一领域。经纪商、借款人、打包商、评级机构只不过是没有足够的人手和能力来有效地驾驭巨大的工作量。尽管，他们也许也会担心其马虎的工作对其声誉的潜在损害；但是由这些业务所带来的巨额佣金收入显然缓和了这种忧虑。比方说，很多新世纪公司的高级经理都是金融行业的老手，他们深知像这样地几近于印钞的机遇期不会很长：尽管新世纪公司的流动资产在2005-2007年间不断下降，尽管该公司被迫消化其会计账簿上不良贷款所带来的损失，其每股的分红还是上升了。　　

    这些还不是完整的探讨。因为上述种种只是触及到了解释这一谜题的第一步而已。上述解释只是说明了为什么投资银行（以及评级机构）在新世纪公司的违约抵押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而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们能够以极高的溢价将上述资产打包证券化卖出。也许是最终的买家被评级所愚弄了，也许是对于这些交易发起的强劲需求，造成了他们对于上述金融产品潜在价值或者质量的忽视。　　

毋庸置疑的，一些官僚化的养老基金和外国银行并不在意他们所购买的产品究竟是什么，只要该产品承诺较高的收益并且拥有　3A　的评级；然而，他们却忘了问问自己，凭什么能够在不冒风险的情况下获取收益。作为事后诸葛，他们当然知道不应该盲目信任而应该更多的进行核实，尽管他们仍然相信公平市场中像评级公司这样的机构。同时，对这次次贷之祸需要承担责任的还有，以房地美、房利美为代表的公司和像联邦住宅管理局这样的政府机构。前者为完成政府配额，不得不购买大量的次级贷款证券化产品；而后者则造成了房产市场部门不可持续的需求。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彼得. 瓦利森所指出的：“2008年末，联邦住宅管理局持有450万次级及近优贷款；房地美、房利美被接管时会计账簿上也躺着上千万；在社区再投资法的要求下，其他银行到目前仍持有270万。”这些政府指令下的贷款几乎占到金融系统中所有抵押垃圾金融产品的2/3，而这些贷款比优质贷款的违约率高9-15倍。　　

与上述指令一样有问题的是上升的速度。考虑到金融机构和政府组织被迫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购买的数量，除了集中精力在像信用打分这样的硬性指标以外，他们不可能执行太多的质量控制。而信用打分我们已经在前面证明了其存在的问题。也许政客们不是那么着急的推进穷人拥有住宅的计划，贷款的放出也许会更加谨慎，信用评级机构的监察会更彻底，购买者也会对于其购买的产品更加小心。　　

那么责任究竟由谁承担了呢？不是新世纪公司的创立者，他们在公司状况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将股份出售了；不是交易商们，他们在危机崩盘之前轻轻松松地赚取了大量佣金；不是信用评级公司，他们仅仅只是没有注意，或者说是选择性地忽略掉了潜在的贷款质量恶化问题；不是某些房产所有者，他们将本不应该属于他们的房产当做了虚拟提款机进行了超前消费。最终，责任被那些退休了的老人们承担了，他们被骗进行了昂贵的抵押贷款，在本不需要再有任何忧虑的老年，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从自己的房子中被逐出的窘状。最终，责任被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承担了，他们要面对巨额损失所带来的依赖于他们的每个家庭的投资收益减少。最终，责任由纳税人承担了，他们所缴纳的美元被用于拯救有联邦住宅管理局撑腰的房利美和房地美。　　

总结及结论　　

金融部门的表现——特别是在一个金融从业人员与终端消费者进行的多是一次性交易而非建立长期关系的公平金融系统之中—— 往往只能用金融从业者创造的利润来衡量。当大部分的人在金融以外的部门被雇佣时，对个人的衡量往往包括是否创造了对社会有用的产品这一问题；但这种情况在金融部门中则较少发生，因为对于金融从业者而言赚钱才是唯一的王道。在极具竞争性的环境中，价格的极小的扭曲都能够造成金融部门极大的震荡。　　

许多因素合力积聚成为了贪婪。然而，贪婪，或者用更为平淡的词来说，自利是任何公平交易的动力源泉。这是一个常量，并且不能够解释经济的繁荣和萧条。私人部门按照一贯的方式运作：寻找最能赚钱的机会。不加疑问的外国资金和部分由于政府指令推动的国内资金给了私人部门将次级贷款引向灾难性后果的推动力。这并不是说私人部门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而仅仅是说将以下二者结合起来存在着大量的风险：持有大量资金但对于价格和风险并不敏感的投资者和具有高度进取心的私人金融部门。　　

外国投资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为有趣。伴随着外国对美国出口的扩张和美国投资者在国内低利率的压力下转向海外寻找获利机会，外国中央银行面临着巨额的美元流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在能够获取较少收益的条件下购买美元资产。谨慎起见，他们不得不将手中持有的美元进行债券投资；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债券所暗含的特殊保护，使得他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因此，在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反过来刺激了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扩张。由于这些金融产品的代理商所享有的政府背书，外国中央银行对于这些代理产品的风险并不担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本次危急中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对于美国所做的，正是在他们自己的经济危机中外国投资者曾经对他们做的。　　

同样有问题的是像德国兰德斯银行这样的私人投资者。他们相信了以次贷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评级，并于房利美和房地美一起推高了这些证券产品的价格，使其具备了远超于自身价值的吸引力。第三章中的新兴市场危机描述了公平交易市场中的资金涌入以长期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系统时会发生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在现在这场危机中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正好相反，是在公平交易市场系统中涌入了来自国外和国内半政府性质的对价格和风险不那么敏感的资金。　　

这场危机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不知什么原因，私人金融部门将其前沿领域转变为了自我破坏的工具——商业和投资银行将抵押资产一起打包证券化出售，却最终成为了这些证券化产品的主要持有者。和所有其他因素比较，这一现象使得美国住宅泡沫的破裂没有演化为灾难性的全球金融危机。要理解为什么这些会发生，我们必须越过风险收益层面，深入探究现代银行家的动机。这是我要在下一章探讨的问题。　　

第七章：赌上银行的命运　　

在贷款泡沫繁荣期间，大概有60%以房屋抵押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被评级为AAA；而同期只有1%的企业债券被评为AAA级。这无论如何也是有悖于常理的，特别是在这些金融衍生品所基于的还是次级房贷。这难道不是评级机构进行了欺骗吗？

理论认为这不一定是欺骗行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以低质量的贷款为基础的很大部分的证券化产品可以得到较高的评级。下面，我用一个例子和一些简单的可能性分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将两个面值均为1美元、违约几率均为10%的抵押打包，而进行该产品设计的投资银行发行了两项基于该打包的证券产品—— 一个次级证券，面值为1美元，承担1美元以下的主要损失；一个优先证券，承担1美元以上的损失。

优先证券仅仅承担在两个抵押品都违约情况下的损失。如果抵押违约的发生是相互独立的（这是指二者的违约没有关联性），那么优先证券仅仅承担1%的违约损失。这就是将多样化和债务分组结合起来的魔力——即创造出具有不同优先级的证券产品。将足够数量的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发起者的次级贷款抵押放在一起，再把基于这些抵押品的证券分组；如果这些抵押品违约发生的关联性不强，那么确实是有可能将大量的次级贷款的青蛙变为AAA评级的王子。

在平常，住宅抵押违约之间的关联性是较低的；这是因为人们只有在个人状况恶化时才会违约，比如生病或者失业（更多的是较突然的有特殊理由的，而非一般性的失业）。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由于经济的不良表现导致的大量失业以及住宅价格在全国范围内的下跌所造成的再融资困难，没有人真正知道此时违约之间的关联性。如果此时违约间的关联仍然低，那么之前的评级就是恰当的。如果此时违约间的关联变高了，那么所有的赌注就丧失了——比如说，关联性变为1，那么优先证券与次级证券所基于的抵押品违约率变成一样的10%。

AAA级组别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非常具有吸引力。相较于具有同样评级的企业证券产品而言，它们常常提供更高的回报率。但是这样高的回报率其实是基于它们实际上具有的高风险的。违约相关性比评级机构或投资者所预期的要高得多。首先，贷款放出时的质量较低，许多贷款者依靠房产价格上升后的再融资来还贷，这样，房价下跌和再融资枯竭基本上就注定了许多人的违约。其次，太多的打包产品并没有根据地区进行足够的多样化：太多的抵押来自于加利福利亚某个分支机构的同一个可疑的激进的经纪商。

确实，如此多的银行暴露于同样的多样化池子，这一事实使得可能的违约关联性上升；因为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全国范围内的银行会同时减低抵押贷款和再融资。这种集体性的反应又导致了该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当然，在经济景气的时候，该问题的严重性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因为在房价不断创下新高和再融资放松的情况下，没有人违约。然而就像捕蝇草一样，AAA评级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用其评级掩盖了高风险，其高收益又吸引了大量对金融知之甚少的投资者以及更多应该知道其风险性的专业投资机构。

而在上一段末尾提到的专业投资机构中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它的金融产品部（AIGFP）现在声名狼藉，其通过信用违约互换出售包括前文提到的AAA评级的优先次级债之类金融产品的保险。它向互换产品的购买者承诺如果保险的证券违约的话，AIGFP会补偿他们。AIGFP实际上是在赌博——他们所预计的违约率远比市场的预期低。在私下的场合，AIGFP的执行人员说这些互换合同就像是为永远不会发生的灾难进行的保险：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赚钱！正如在媒体中被广泛报道的，AIG在此期间实现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AIGFP的主管，约瑟夫. 卡萨诺则获得了2亿美元的奖金。

然而，在2007和2008年，随着经济陷入衰退，AIGFP发行的以房产抵押为基础的衍生债券价值出现暴跌，房贷违约相关性比预计得高，而且违约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尽管很少有债券真正违约，AIGFP在互换产品上的负债稳步上升，直到AIGFP不得不兑现。到了2007年，即便AIGFP不得不因为资产组合削价而损失数十亿美元时，卡萨诺依然保持信心，他说“并非轻率，但现在仍然很难看到有任何理由会导致我们在互换交易中损失1美元的情况发生。”最终，这些损失大到不能忽视，卡萨诺离开了。但是他并不是被解雇的：他带着优厚的合同“退休”了—— 连续九个月每个月1百万美元的收入以及进一步获得奖金的权力。AIG的客户开始要求附属担保品以保证AIG会补足其互换产品负债。2008年9月，AIG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输血对象，它从美国政府那里收到了超过15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尾部风险　　

极具风险性的抵押贷款衍生金融产品的创造本身并不令人意外，但是让人惊奇的是那些看似谙于此道的金融机构，其中包括创造这类证券的机构，竟然持有这种产品的很大部分。这些典型的AAA评级的证券产品有着违约的风险。金融机构还承担了另一些违约风险，比如来自于附属贷款义务的证券的风险，而这些贷款被用于并购和收购。更糟糕的是，这些投资中许多的融资来源是极短期债务，这就注定了当抵押贷款金融衍生品出问题时，金融机构将会面临巨大的债务偿还风险。

那么，为什么金融机构同时承担了被高度评级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违约风险和以短期借贷支撑长期资产的流动性风险？正如我在本章中阐述过的，这些风险集聚的特殊方式使得其特别易于被大型银行所持有—— 事实是，也许看起来非常错误，但是对于银行来说将上述两种风险结合起来其实是有些道理的。

这些风险的本质有些特殊。显然，银行认为违约的风险很低——不仅仅是那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也包括这些银行持有的（或者AIG保证的）优先的高度评级的那些证券。因此，抵押贷款的违约必须是很大量的，其衍生证券的违约才会发生。同样的，融资枯竭的机会也被认为是很小的。这些风险被称为尾部风险，因为它们在概率分布的尾部——这意味着可能性很低。

这些风险的第二个特征是要使这些违约发生必须有系统性的不利于这些抵押的事件发生：要使优先证券违约，全国范围类的抵押需要违约，这意味着许多家庭陷入贫困。相同的，对于那些投资多样化的大型银行来说，融资不会枯竭，除非出现系统性的大恐慌。第三个特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当这些风险兑现的时候，其损失将会是巨大的，因此就算其发生的概率很低也不应该被忽视。

不幸的是，这些系统性尾部风险的特征使得金融机构和市场都将其忽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同时增加了这些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当银行将所有的违约可能都归于一个极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时（因此，他们也有了原谅自己的借口，谁能够预见一个极其罕见的事件？），他们有意地忽略了他们的行为会增加上述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这样的事件几十年一遇，而花旗银行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从未陷入过这样的麻烦，因此也遗忘掉了这个周期。

我在这里描述的是现代金融系统中的动机结构导致金融从业者会选择承担这种风险。接下来我将讨论为什么公司治理系统没有能够阻止这样的风险偏好，为什么不同的市场，特别是银行债市场并没有被波及。

为什么银行家选择尾部风险？寻找Alpha　　

要理解金融部门中的动机结构，我们必须了解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内在关系。现代金融的核心宗旨是投资者天生就是风险规避的，作为更大风险的回报，特别是那些会雪上加霜的情况下，将会有更大的收益。因此，风险更大的资产一般而言会有较低的价格（为未来预期的每一美元的分红或利益所付出的价格），这样会带来更高的收益：股票的收益一般而言比债券更高。对于银行或者基金经理而言也就有了为其客户带来更高平均收益的简单途径；他们只需要冒更大的风险去购买股票就行了。这意味着基金经理的表现并不能仅仅由收益来判断：他们所冒的风险也必须被考虑。

金融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去构建精妙的计量模型来确定一定的风险所对应的“合适”或者说是市场决定的收益水平。金融部门的经理只要超过这一模型测算的基准值，他们的表现就能够比市场的平均水平更好。投资门外汉所认为的基准是拿来与基金经理的类似投资组合收益相比较的：比如说，基金经理所投资美国大型公司所创造的收益将会拿来与由包括美国主要大公司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相比较。这样的基准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投资者只要购买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到标准普尔500的指数收益。基金经理如果只能获得这样的收益，那么他不应该赚取佣金；但如果他能够持续地创造超出风险适度的基准值的超额收益，那么投资者会让他赚取丰厚的佣金。在行业内，这样的超额收益被称为”Alpha”。

为什么金融部门的经理们要赚取这个”Alpha”呢？如果他/她想要持续不断地吸引大量的新资金流这一让他赚取大量金钱的关键，他/她应该至少看起来具有超出平均市场表现的能力。最直接方法的是对收益作假。最近，一些基金经理，比如伯纳德·麦道夫，简单地伪造收益数字，而其他人则持有复杂的极少在市场交易的证券组合，根据一些与现实相距甚远的金融模型造成其极高的价格。但大部分金融部门经理所创造的收益是很容易被跟踪和观察的，因此，造假一般而言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那么，那些既不是卓越的投资者也不是伟大的金融企业家的普通经理们，如果没有新证券产品或者计划来出售的话应该怎么办？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尾部风险部分试试运气。下面举个例子来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假定一个金融部门的经理决定制定一个地震保险政策而不告诉其投资者。那么当他/她开始实施这项保险并开始收取保费时，其所在公司的收益将会增加。并且，由于地震很少发生，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有索偿发生。如果该经理不为地震发生后所需的保费赔偿提前留出资金（地震尽管很少发生，但其的确会发生），那么他/她就会被看作是新的巴菲特：所有他/她所收取的保费都会被看成纯收益，而且没有任何看得到的风险。这些钱可以作为奖金或分红。

当然，当地震发生的那天，他会不得不赔付索赔。由于其事先并没有预留相应资金，他很可能不得不对这些索赔违约，而她造假的行为策略也会被揭露。但在此之前，他将享受投资者们的奉承，也许能够从巨额奖金中储蓄足够的钱可以在巴哈马拥有一幢面朝大海的别墅舒服地退休。如果运气够好，地震是在一场更大的灾难之中发生，那么他可以把地震带来的糟糕表现归因于万年一遇的灾难上，而且可以很快找到其他的工作。在羊群中失败很少让个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更一般的情况是，当融资充沛时，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之间会存在巨大的竞争，那么创造Alpha的需求无情地迫使他们转向尾部风险。由于尾部风险发生的概率极低而且能够隐藏很长的时间：一个经理甚至可能并不清楚自己正处于尾部风险之中。但是为避免在光景不好时的灾难性损失，人人往往愿意支付大笔金钱，因此这种尾部风险的相应收益是很高的。因此，如果某经理能够拿着投资者的钱承担额外的风险，进而创造出他的投资者自己所不能创造的收益（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那么他会被看作是投资天才并会得到丰厚的酬金。他很可能自己也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天才。换句话说，正是现代金融市场上对罕见的Alpha愿意提供的巨额酬金催生了蒙骗投资者的强力动机。

因为这种动机遍布金融机构之中，高级管理层没有任何理由限制这种创造Alpha的实践。实际上，公司结构中每一层级的相互制衡都被破坏了。尾部风险特别恶性情况在于，当市场大范围地暴露于其中时，它将会产生冒更多尾部风险的动机。一个看似不理性的震荡可能是金融机构太过理性计算的产物。

前线的风险　　

一家经营良好的金融公司会承受经过计算的有限的风险，风险能够为公司带来收益，即使这一收益没有实现，其损失也不至于给公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美国国际集团、贝尔斯登、花旗集团、莱曼兄弟这样的公司则铤而走险，选择承担极大的风险，尽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促使这一冒险行为发生的最明显的因素是薪酬系统——对于赚取利润的金融从业人员，往往有丰厚的奖金等待着他们，然而对于其造成的损失则很少进行严厉的追究。这种有利可图的单边赌博有着不同的行话名称，比如：阿卡普尔科把戏，不行就跑，以及在芝加哥的奥黑尔选择（即在奥黑尔国际机场买一张机票，如果赌博策略失败，用这张机票走人；如果成功了，撕掉机票回办公室）。这样的策略在行业中显然十分普遍，以至于其有了专门的命名。这说明了并不是所有的交易员对于所面临的风险处于无知无觉的状态。

瑞士银行巨人瑞银集团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其投资银行部门为了利润在AA评级的银行里借入低成本的资金然后投资在高回报率高评级的抵押金融衍生品。由于其投资的产品评级很高，所以银行资本的规范要求被放置一边，上述策略得到了支持。在危机发生之前，该项投资虽然单位收益率并不高，但是由于其高达500亿美元的投资总额，总的利润额相当可观，因此瑞银投资部也得到了丰厚的奖金。不用说，这种在车轮滚滚的蒸汽机车前捡钱的作法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成功，直到次贷危机将瑞银所有的利润化为乌有。

银行中一些更为聪明的交易者则越来越懂得和担心创造和持有抵押衍生金融产品所带来的风险。比方说在莱曼兄弟，固定收入的交易员开始卖空这些基于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尽管当时地产和抵押贷款情况尚好。显然，任何专业从事对某一类资产的创造和持有的部门很自然会不愿意宣告该项资产增长前景的终结。该部门的规模、实力、声誉将会与其投资的资产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部门主管人员就成为了该项投资的主要推动者。对于莱曼的抵押贷款部门而言，宣告抵押贷款上升势头的终结无异于宣判自己的死刑。但是，了解到某项投资的关系密切者可能在评估该投资相应风险时并不可靠，一个公司的风险管理经理们应该介入阻止进一步的投资发生。可惜的是，很多公司并没有这样做，理解这背后的原因非常重要。

风险经理应该根据相应的风险调低证券的单位收益，从而降低那些顽固而危险的冒险动机。在这次危机中的风险——违约或者说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对训练有素的风险经理来说并不是很难辨认的，只要他/她能够看到该部门的账目。然而，风险经理对风险的忧虑和让高级经理层也有这要的担忧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事情。

在很多作风激进陷入麻烦的公司里，风险管理首先是作为规则的顺从角色而非管理控制的工具。比如说在花旗集团，风险经理有时会向负责收益的运营部门管理人员报告，这不是让狐狸照看鸡群吗？最能反映出公司对于孰轻孰重观点的事实是，风险管理职位的薪酬大大低于运营部门职位，因此，必然导致风险管理部门吸引不了那么多有天赋的人，而该部门也只能得到较低的尊重：不令人惊奇地，研究表明在那些风险管理经理不独立于运营部门、薪酬也相对于其它部门经理低的公司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很糟糕。他们的弱点在繁荣增长时不断积聚。当一个CEO宣告在明星交易员和风险管理经理之间存在的不同意见时，当前者在过去的十个季度持续创造每季度5千万美元的利润，而后者则反对前者所冒的越来越大的风险时，自然的抉择会是在明星交易员那一边。风险经理们常常被描绘为不理解新模范的老朽——而冒险者则用过去的成绩证明这一点。

我记得在2007年春季与众多主要银行的风险管理经理和学术界人士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这些学界人士非常惊奇地发现这些经理们并没有十分担心来自于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风险。在我们的问题基本没能够得到满意的回答之后，以为敏锐老练的风险管理经理在休息的间隔把我拉到一边说道：“你必须明白，任何对你所说的问题表达出关切的人都已经被炒掉，不在这个房间里了。”高级经理层将所有准确的在最危险时刻限制冒更大风险的人全部解职了。但是，如果这是真实情况的话，那么鼓励赌上公司命运冒尾部风险的责任要归结到高级管理层。

高层的冒险　　

管理层究竟在想什么?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像其他交易员一样，他们也在进行一个单向押注。然而，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遭受最严重打击银行的CEO们并不缺乏管理好其所在银行的动力。莱曼兄弟的理查德. 福尔德在2006财年年终拥有大约10亿美金市值的莱曼股票，而贝尔斯登的詹姆斯. 凯恩拥有股票市值为9亿5千3百万。当上述银行由于现今的挤兑而破产时，其CEO的损失是巨额的。确实，该项研究表明那些CEO拥有大部分股份的银行恰恰是在危机中表现最糟糕的。如果他们的赌注没有下对（不管其成功后会拥有多少财富），其损失是十分可观的。因此，他们并不像其他的交易员，其赌注不是单向的。

一个解释是CEO们高高在上。一个并非奉承的福尔德画像上，他在其莱曼兄弟总部31层的办公室里窝着，完全不知道办公室外的大楼里发生着什么。而在纽约时报上卡文.崔林的一篇口吻讽刺的文章说，华尔街的问题在于它经历了一个跨时代的人员质量的革命性转变。在崔林上大学的时候，只有那些在学校里垫底的学生会去华尔街工作，这份工作无趣而且收入也只是一般。然而，正当这些笨蛋升到银行的顶层时，华尔街变成了一个更为激动人心而充满挑战的地方，其报酬超越了人们最大胆的想象。华尔街开始吸引和招收班级里最聪明的学生，他们认为可以将担保债务凭证(CDO)的价格成平方和立方的增长（特别是那些涉及CDO的证券的各种令人惊奇的形式），同时还能应付相应增加的风险。正如崔林写道的“当一个聪明人开始从事资产证券化，而其证券化的资产却并不存在时，谁在他们所工作的公司里头做负责人呢？我们这代人里头在班级里垫底的那些人！他们对于信贷违约互换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他们仅仅知道会因为这项产品赚到很多钱，所以必然会喜欢。”

相比于在高薪酬低管制时期招募进来的班级里最聪明的雇员，在过去稳定和较严管制时期被招募进金融领域的老板水平要低一些——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项有关美国金融部门的有趣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其它部门，金融部门雇员的收入在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对该部门管制的放松开始爬升。而且，金融部门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求更强的数学能力。尽管本科毕业的金融从业人员和工程专业人员的工资差距几近于无，但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工资之间的差别变得很大（金融研究生工资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工程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　和　博士们在金融公司从事分析员和经理工作。因此，不仅仅在于金融部门需要更高教育水平的人，而且由于其能够提供的高薪酬，相比于过去更多聪明的人被吸引到该领域——和我的观察一致，在我的MBA班上许多聪明的学生都被吸引到了金融部门。显然，管制的放松和随之而来的更为剧烈的竞争和创新提高了在金融部门任职的技能要求，相应的该部门的报酬也因而增加了。

某些CEO相对于其手下而言既不聪明又不懂专业，尽管上述结论看似很吸引人；但是公司层级本质上是一个艰难上升的阶梯，很多能力不足的人会被淘汰出局，特别是在金融部门严峻的竞争和不原谅错误的环境下。在21世纪的头几年，位于高级经理层的大部分人都是在上世纪活跃的80年代加入该领域并且在市场的起起落落里存活下来的，很难去想象他们不是能力很强的极具智慧的个人。因此，纯粹用高级经理层的能力不足不能解释这场危机。

一个更好的解释是CEO们之间的竞争使他们不顾长期风险，而仅着眼于短期内能够创造的更多利润又或者在包销和借代榜上位居前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写过一篇描述银行问题背后的类似上述动机的文章，我相信现在上述现象应该是更为普遍了。斯坦. 奥尼尔，美林的总裁，为了与像高盛这样的对手竞争，激进地推进看似高利润的抵押资产的金融衍生证券。他密切地注意高盛的季度数据而且经常询问公司职员其它对手的相对表现。美林在该领域经验的缺乏造成了巨额损失以及与美国银行的短暂联姻。

CEO们身上的压力不只是来自于股东或者是自我膨胀，也来自于激进的下属。在距离市场开始转向前仅一个月的2007年7月，花旗集团CEO恰克. 普林斯所做出的评论已经成为了现今这场危机中CEO角色的最好注脚。一个记者问他为什么他的银行仍要继续以宽松的条件为收购贷款时，他答道：“这是一个关于流动性的问题，如果音乐停止的话，事情将会变得更为复杂。但是只要音乐还在继续，你就不得不继续跳舞。现在我们仍然在跳舞”。

这个言论被普遍看作银行家门对于风险漫不经心的态度和他们对短期利润的疯狂追求。几个月后，我在一个会议上和普林斯参与了同一个讨论小组，我问他那句话的本意究竟是什么。他解释道，尽管他知道风险的存在，正如他那句话的第一部分所提到的，但他只是不能停止借贷，因为借贷是保障投行业务的关键：当他停止借贷时，他会使很多关键的高级雇员流向那些仍然在“跳舞”的对手。因此，影响继续放贷决定的因素中，赚取短期利润的企图并不占主要，而维持花旗集团在投行地位以及其未来发展的能力的动机才是主导。当然，继续发放质量低下的贷款，其雇员伤害的不仅仅是其所在部门的未来更是整个集团在市场的位置。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如果少跳几只舞，普林斯和花旗集团的状况会好一些。

一些CEO勇敢的面对了来自于敢冒风险的雇员的压力。JP摩根的CEO杰米. 迪曼，从2006年开始在阻止该银行深入涉足高评级的抵押贷款衍生证券领域以及对已涉足的部分进行收缩的方面，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正如他经常对其员工强调的：“我们必须有一个起到堡垒作用的平衡表！…… 没有人拥有假设商业循环不会发生的权利。每五年左右，你必须为不好的事情做准备”。此外，他还提高了风险经理们的工资，这样该职位能够吸引到有学识的交易员。同时他还尽力让风险经理们拥有影响力。尽管比起他手下的很多高级管理人员，他自己对衍生品有更深的理解，但他有一项原则：如果他不懂某项赚钱的生意，那么他不会参与。不懂的风险不要去冒，这是一般而言最好的风险管理方式。但是，拥有信心不足或者资历不够的CEO的公司大多只是跟随着羊群，在雇员野心的驱使下，一起奔向悬崖。

但是，在对CEO的先见之明做出过重或过轻的评价之前，让我们在看一则近期很清醒的研究：该项研究考察了危机前多个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的薪酬以及薪酬与其后表现之间的关系。

结果是在1998-2000年间，一些公司倾向于对高级经理层薪酬采取激进的奖励政策；这一结构对明显有影响诸如银行规模这样的因素做了调整（大银行薪酬更高是因为他们一般而言能吸引也需要更有能力的人）。激进薪酬计划执行者包括大家都会联想到的贝尔斯登、莱曼、花旗集团、美国国际集团，而保守薪酬计划执行者则包括JP摩根这样的公司。该项研究表明那些在危机前薪酬计划最为激进的公司在2001-2008年间有着最糟糕的股票回报率，最高的股票收益波动，最多的暴露于次级抵押，通过计算，他们一般也拥有最高的杠杆率。正如我之前的讨论中所表明的，激进的薪酬政策与激进的风险原则以及其后在危机中糟糕的表现似乎是相关的。

十分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在不同的时期重复进行了上述分析，探讨1992-1994年间的薪酬政策与之后1995-2000年间的业绩表现。在这个时段，采取激进政策的基本上是同样的公司，但是他们其后的表现却比保守政策的公司好很多。他们股票收益更高，尽管就风险衡量而言，比如说股票收益波动，也要更高一些。因此，该研究的得出结论认为某公司的最终市场表现并不取决于特定CEO的敏锐或无能：倒不如说，某些银行有着特定的喜欢挑战高风险的文化并且对短期利润给予很高的奖金，这样的文化吸引相似风格的交易员、投资者（激进的银行的股份由更短期的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甚至是CEO。当这些银行在繁荣时期表现优异时，其CEO被夸大为英雄；但是当他们在这场信用危机中表现极差时，这些CEO们（常常是前任）又变成了恶棍。然而事实是，他们可能既非英雄也非恶棍。他们只不过累积了太多的风险，包括尾部风险；但是这次这些风险没有转化为利润。

过去的经验可能导致CEO们高估他们处理尾部风险的能力。《纽约》杂志上关于莱曼的一段话将这一点揭露无遗：

“2006年底，莱曼的一些员工开始认为房地产长期的上涨趋势就快接近尾声了。麦克. 格尔本德负责的是商业和住宅房产部分，在这个时点开始决意转向看空。根据某位了解格尔本德思想的人说，格尔本德在其2006年的奖金复议中告诉理查德.福尔德‘世界在起变化，我们应该重新考虑现有的商业模式’。

但是，对于莱曼而言，房地产是其命脉；格尔本德所言不实福尔德所想要听到的。当福尔德看到自身股份周期性的下行，但他的态度是‘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困难时期，结果我们总是熬过来而且变得更强大。’他告诉格尔本德‘你太保守了’。

福尔德坚持说‘我们被上涨的潮汐所举着呢’

所以，在福尔德看来，当时有问题的是格尔本德而非市场本身。‘你不想冒风险’，他说——这在投行交易圈的行话里是极深的侮辱。”

很快，格尔本德被炒了，莱曼的高风险继续不断堆积。在其破产前的一些日子，它请回了格尔本德来挽救危局，然而为时已晚，莱曼在2008年的大动荡中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更为一般的情况是，基金的银行风险策略在过去曾为其赢得了较高的收益，这是为什么那些享受着极高薪酬的CEO坐享大笔资产的原因。他们似乎并没有认清，是风险而非能力给他们带来了过去的收益。然而这一次，当他们摇动手中的色子时，出现的状况却十分糟糕。

然而，“也许CEO所做过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穿着合适的西装准时出现而已”，这种CEO没有任何影响力的说法太过绝对——斯坦.奥尼尔将保守的美林变为激进的风险偏好者。一定程度更有说服力的是，杰米.迪曼与花旗集团分道扬镳，经由美国第一银行公司加入了保守的JP摩根。他在JP摩根将高风险运作急剧紧缩，也许是因为他的警告正好进入了具有接纳性的耳朵。我们并不清楚他在花旗集团是否也拥有相同的影响力。《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德鲁.罗斯.索根报道了美国国际集团CEO鲍勃. 维拉姆斯德与其财务总监罗伯特.钱德的一次谈话，当时美国国际集团出现了资金短缺：“正是在这个时候，维拉姆斯德接受了JP摩根可能不会再继续提供资金的现实。在此之前美国国际集团的财务总监，罗伯特.钱德已经警告过他这可能会发生，但是他没有完全相信。‘JP摩根总是很强硬’，他提醒钱德，‘花旗集团则会做任何你要求它们做的事情。’但是谨慎的钱德只是颇具讽刺意味地回答道‘坦率地说，我们可以采用JP摩根对我们采用的一些原则’。”

总而言之，一些激进银行里采用的尾部风险模式在很长时间内为其赢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些银行的管理层似乎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优异表现有多少是由于运气，或者说他们们自身的集体行为如何使得他们本该恐惧的事件猛地发生了。

股  东　　

一个问题很快产生：如果激进的银行确实清晰可辨，那么为什么危机前市场不对它们进行惩罚呢？在危机的前一年，即2006年，在危机中表现位于底部四分之一的银行的股票收益比位于顶部四分之一的银行高得多。因此，市场似乎是鼓励风险偏好行为的，在危机前其股价一路飙升。

那些相信市场基本是无效的人很快用这一结果作为证据，以证明股票市场经常出错而且市场有效地将所有的公开信息转化为价格的理论——即“有效市场假设”——是无可救药的误导。但是，在有效市场理论里没有任何部分说市场总是毫无缺陷的。市场也许信息不完全——毕竟，就算是监管者事后也被银行持有的表内表外基于抵押的衍生证券数量所震惊。更有甚者，就算对所有的可能性事件都给予相应的发生概率，只有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实际上会发生。由后见之明带来的优势，特别是某项影响巨大的事件发生时，市场会被看作出现了判断失误，而之后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失误。但是，这并不是说任何人可以持续地做得更好。用经济学家的行话说，市场被认为是具有理性预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具备完美的预见性。

更为一般的是，当从危机的深度进行回顾时，对高风险进行批评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现在如此严重的危机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事前的风险都看似不负责任，处置不当。保守主义看似是具有预见性和敏锐的——确实，保守主义与现在的市场很合拍，危机之后它成为了选择的基本策略，而此时其实是可以容许更高的风险的。然而，判断危机前行为的正确方法应该是一项风险是否是有利可图的。

而且，由于有限债务保护股东不用承担尾部风险带来的极限损失（因为股东在股价跌至0时可以放弃股份，而具有无限债务责任的合伙人却必须用自己的资产来偿还债务），所以有可能是股东们倾向于认为尾部风险带来的收益预期是值得的——他们获得收益而借债者和纳税人承担了尾部风险爆发后的巨大损失。用另外一句话说，如果尾部风险按照可能性估算没有爆发，那么吉米. 凯恩（贝尔斯登），迪克. 福尔德（莱曼），恰克. 普林斯（花旗集团）可能现在仍被视为金融界的伟大人物。这不是说他们所冒的风险对社会来说是件好事，只不过是他们拥有让股东愿意下注的产品。

作为股东代表的公司董事会，其行动可能告诉我们股东利益在何处。不是所有的董事会都具有相同的能力，但即使是在拥有者像罗伯特.罗本（高盛的前CEO和财务总监）这样的中间分子的花旗集团董事会也可能根据懂行股东们的倾向性选择做出判断。有证据表明正是这个董事会推动了花旗集团不断进行高风险投资，最终导致了其失败。尽管我们无法判断董事会是独立的还是被管理层所操纵，显然它并没有限制银行的风险水平。

最后，资产市场也并没能完全意识到风险的严重性。从2005年的第二季度到2007年的第二季度，标准普尔500两年间股票期权的价格波动——对股价波动提前两年进行预期——高于短期一月间波动30%-40%。这一个数据表明，尽管在高位运行的市场并没有认为对股东不利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高，但它预计到最终市场的下行无可避免。如果市场相信银行在尾部风险之中，那么这正是我们预期的市场应有的表现。

因此，当讨论涉及的角色从公司层级到交易员到风险管理经理到CEO到董事会到股东不断的进行变化时，我们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现对尾部风险不断积累的担忧，特别是在那些激进的银行里。在这幕大剧的主要演员里——交易员、经理层、股东——都把注意力放在尾部风险的好处上。用保险的用语来说，当世道好的时候，他们能够分得巨额利润的一杯羹，而当极端情况下的风险爆发时，他们被有限责任所保护从而避免承担了巨额损失。那么，这些损失由谁来买单呢？

典型的答案应该会说是银行的债务人。对商业银行来说，其中一些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储蓄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担损失；而另一些则利用放出短期贷款和对其贷款进行证券化来保护自身。如果以资产为抵押的证券违约不断积累，短期资金出借者会认为他们能够在市场崩溃前将资金取回。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毫发无伤地成功逃脱。那么，他们怎么没有更加担心呢？

同样的，为什么长期没有安全保护的债务持有者没有极端担忧呢？特别是考虑到在股票市场上预期到的未来大幅波动？银行债务持有者一般而言是讨厌波动的，因为他们在市场上行期不能享受其收益而在下行时却要承担所有的损失。作为衡量银行违约风险的指标的银行债分布直到危机前仍保持在看似良性的状态。

政府的帮手是如何造成伤害的　　

债券持有人对风险的无知，这一点是很难辩驳的，特别是当资本期权市场释放出危险信号时。对于他们持续暴露于风险之中的明显解释是债务持有人并不认为他们会承担损失，因为政府最后会来收拾残局。对于这种安心的来源可能性有两个——这些理由实际上是由大事件产生的。第一，没有安全保障的债券持有人没有应有的担忧是因为直接政府介入的预期，在房产和信用市场政府不会让事情变得无法收拾。第二，赌博最高风险的机构是那些被认为对整个金融系统影响巨大到政府无法让其破产的金融巨头。如果政府为上述金融机构注资救市的话，银行债务持有人不用承担任何违约风险。使银行债随着其风险水平的增加而走高的原因，有对政府介入的信心因素，更重要却还是，由于债务持有者完全的放心，经理层采取越来越大胆的策略运用杠杆为资产创收。

考虑尾部风险的本质。与违约发生相互隔绝的普通贷款或个别的抵押不同，高评级的、多元化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违约只有在全国范围内违约大面积发生时才会发生。而如果这样的不可能最终发生了的话，政府可能不得不对房地产及房地产金融市场进行介入：当以百万计的房产所有者都违约时，它不可能坐视不管。同样的，当这样巨型的系统风险发生时，不仅仅是大型银行感觉到融资的困难，而且从大到小的各种公司会面临更为艰难的融资限制。同样的，美联储不太可能对这样的流动性丧失局面坐视不管，特别是其主席格林斯潘曾经作出过信誓旦旦的承诺。所以，尾部风险系统性的本质确保了如果风险爆发，银行会集体遭遇困境，而那时候政府的支持会到来。这减小了该风险的成本。

现在这种预期的支持已经到来。具体而言，为了支持房地产市场，联邦政府引入了税收工具鼓励房产持有，其中包括对首次置业者的税收优惠。从2008年起，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宅管理局借出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贷款给低收入者，以期维持房产价格。彭博的金融网站上估计，2009年美联储和财政部总共购买了1300亿美元的基于抵押贷款的衍生证券，是该类型证券发放总量的76%（包括再融资的部分），是市场总量净增长的三倍。上述统计数字表明，这些交易将抵押率降低了75个基点。问题资产援助计划在其2010年1月对国会进行的特别监察长报告中说：“政府不仅仅只是就住了抵押房贷市场。从许多方面来说，房贷抵押市场绑架纳税人承担由私人投资者造成的风险”。《金融时报》报道说，特别监察长尼尔.巴诺夫斯基提到“在房地产市场上被毁坏的一切和各种私人游戏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已经被我们部分认清了…而实际上造成泡沫和引致危机的那些因素都被政府方面的角色复制了。”

在房地产市场以外，美联储也展开了所有可能的缓和危机的努力，特别是在莱曼兄弟破产后。美联储将利率降低至不能再降的底部，创造出为私人部门提供贷款的创新计划；于此同时，财政部通过问题资产援助计划为金融企业注资并改善其资本结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也通过在2008年为所有银行提供暂时性保险以及提升储蓄保险配额的方式进行援助。在2001年美联储就曾以大幅降息对当时的危机出手相救，之后格林斯潘有一句名言说美联储会“在危机发生时减少损失并希望能够帮助完成从低谷向下一轮繁荣的转变”。所以记得上述事实的银行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被再次施以援手。那些面临流动性风险但最终存活下来的银行由于其后的利润得到了补偿——但其中一些没有能够坚持到盈利的那一天就倒下了。

也许让银行债持有人安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知道借款的这些大型银行被当局认定对整个金融甚至经济系统拥有太大的影响而不能让其破产。羊群行为更是使得这一判断变得毫无疑问：如果许多大型银行都面临同样的尾部风险，那么他们会在同一时间变得脆弱，这样，政府冒险让其中之一出局引发系统性恐慌的可能性就会成比例减小。对于2008年9月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带头的援救华盛顿互惠银行方案，布什任内援助计划的领军人物、财政部长哈里.保罗森写道：

不幸的是，尽管根据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设计的程序，对华盛顿互惠银行问题较为顺利地处理了，但该援助方案并非完美。JP摩根的交易没有花纳税人的钱，没有储蓄者遭受损失，但是其为华盛顿互惠银行高级债务持有人提供的交易是每美元55美分，这基本上与当时其证券交易价格相当。回顾这一点时，我认为在恐慌的中心，这是一个错误。华盛顿互惠银行是美国第六大银行，它对整个系统很重要。而对优先和次优债务的打压和对高级债务持有人的剥夺使得其他金融机构债务持有人更为不安，增加了市场对于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预期。

因此，尽管就在华盛顿互惠银行救助方案出台之前，市场完全预期到债务持有者不会被全额支付，尽管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完全有合法的权威界定债券持有者的损失，财政部长仍然对这一行动表达了自责和懊悔。要知道，对一个大型的较好地进行多样化资产配置的银行来说，唯一可能遭遇困境的时机是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下行和可能的恐慌之中，财长的逻辑应该是保护银行债券持有者遭受任何损失并避免银行家仅仅依据市场规律采取行动。

总而言之，如果银行经理层能够完全了解他们所冒的风险，他们的决策可以按以下的步骤逐步展开。在涉足尾部风险的早期，比如说像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违约风险和借入短期债为长期资产融资的流动性风险，他们可以小心谨慎甚至是偷偷的进行。毕竟，如果没有人知道所面对的风险，这些交易所带来的利润会看起来健康得多。相应的，花旗集团的表外渠道容纳了大量的以短期债务为融资手段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躲过了除最细致的分析师以外的大多数人的视线。

当足够多的银行模仿创新者并且涉足类似的风险，当市场参与者都认为危机发生时政府会介入，那么大规模涉足尾部风险的动机就会极度增强。即便极小可能爆发的风险最终爆发的时候，大部分的损失会最终被政府和纳税人承担；知道这一点后，市场会偏重于这类风险能带来的潜在利润。确实，以短期借债为融资手段的资产，在流动性收缩的时候就会有偿债问题，因此它会有很强的动力去将对“流动性永远不会枯竭”的赌注加倍——通过两个手段：购买依赖于流动性的资产，如果流动性枯竭，则资产就会贬值；利用更高的杠杆率。其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有限债务责任的保护使得股东即使判断失误，流动性枯竭对他们造成的损失不会很多；而如果他们赌赢了，其获利却是巨额的。难怪在危机之前，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交易和短期杠杆的使用都稳步增加。

对政府介入的预期使得在危机前的上行期采取保守策略变得更为艰难。比方说，维持一个具有充足流动性的资产负债表的好处之一在于，当市场上的流动性枯竭时，银行能够从那些太过激进的对手手中以最低的价格买入资产。但是，如果美联储在这种时候介入进行无息借贷的话，资产打折出售的价格就会大大高于没有介入时。很多问题银行在危机中成功地保住了他们手中那些原本不得不出售的资产。他们由没能维持流动性而遭受惩罚大大减少了，进而也使那些采取保守策略的银行抄底可以赢得的潜在收益。

最终，这一行为大大增加了尾部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当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中大量利用杠杆，而几乎没有人持有流动性储备时，市场上极小的与预期相反的震荡就能使整个系统陷入全方位的恐慌。同样的，当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交易持续增长，而对违约风险却全然没有关注时，抵押借贷随之扩张，借贷质量也相应扭曲，这反过来又使得房价万一下跌造成的大范围违约更可能发生。

在所有的这些情况中，我们不可无视监管者的行动。而推动银行涉足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交易的原因之一就是其相对于直接借贷更低的资本要求。然而，市场却认为这些证券具有比监管者所认为的更高的风险（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从而给出了更高的价格。银行进而获得了这些证券带来的更高收益，同时维持了少量的资本。这样资产收益看起来就十分健康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监管者不经意间将银行引入了这些证券的交易中。这样的实践多少是监管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银行有动机涉足某项风险交易，他们总会寻找机会从监管漏洞中创造最大的收益。但是对某些市场行为的资本要求过低的监管错误在这次危机中恶化了，因为银行在利用该监管漏洞时集体暴露在了同样的风险中。系统性风险暴露的动态后果此时出现了：如果所有人都大规模地暴露于同样的风险中，如果风险兑现的话，政府除了介入挽救银行业和整个市场以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银行通过暴露于该风险而获取最大的利润。

总结和结论　　

尾部风险的问题在现代金融系统中特别尖锐。因为在现代金融系统中，银行处于创造风险调整绩效的巨大压力下。很少有人能够在通常的情况下做出出色的表现，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那些能够做到的人，奖金是十分丰厚的。那么，对于那些二流市场参与者而言，涉足尾部风险并在一段时间内假扮超级明星的压力是很强的。

市场应该从理论上鼓励好的风险管理，惩罚过度的风险承担。但是，尾部风险很难控制，原因有二：第一，它们在风险暴露前很难辨认，即使是那些涉足了尾部风险的人。第二，一旦风险累积到足够大，政府部门介入以减缓危机的动机就会很强。一旦介入，政府会扭曲市场规律，从而在事实上促使市场支持风险行为。由于市场预期到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和流动性方面的介入以及美联储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借贷支持，银行家门也许实际上是被引导涉足尾部风险的。

这一观点并不是要为银行家们开脱。一些人知道这些风险意味着什么，但是仍然忽视它；更多的人原本应该意识到但却并没有认清风险。而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暴露于这一风险也许对于股东而言是最好的事前利益。对于花旗银行董事会能力的判断依据不应只是在危机中其股价跌至1美元以下的事实，也应该考虑到在危机前的2007年春季其股价曾高达50美元。股票市场不是一个无名的疏远的存在：它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集体都认可了最终被证明是对社会极其有害的投资行为。那些坚持保守策略的银行CEO们对社会做了有益的事情，但是如果仅就股东利益而言，他们的行为可能并不对。可以确定的是，危机前市场的观点就是这样。

换种说法，如果我们认为银行家们闯了红灯，解决方式很简单：我们应该给他们罚单或者让他们坐牢。但是如果我们精心设计的交通指挥系统引导他们向着错误的方向前行呢？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应该以道德当做指南针，一些人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正如我在前一章所表达的，金融产业的整个价值体系用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如果信号灯坏了的话，解决方法会难得多，至少从社会集体利益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进一步来说，将危机部分归因于银行家和市场对于政府介入的信心，我并非建议政府应该坐视经济崩溃。而且，我想要强调的是，内生于现代金融系统的对于出色业绩的追求和文明政府不愿意坐视由于金融部门的崩溃造成普通公民陷入困境，二者结合起来造成了潜在尾部风险的产生和周期性的昂贵的后续处理。甚至，正如我所写到的，数额庞大的纳税人金钱被导入房地产市场，银行家们创造出对政府和美联储在下次危机中政府行为的预期。在任何改革中，我们的聚焦中心应该是消除这样的预期，这将是我马上就要转入的话题。

第八章 金融改革　　

对于危机的重要原因我们已经做了全面的探索。正如我写到的，全世界的金融部门通过政府的保证、资本的注入、和中央银行的借贷从危机的边缘给救了回来。极低的利率持续以储蓄者的利益为代价救助银行：如果银行能够无息借入资金并大范围的放贷，不赚钱是不可能的。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支出维持了上述银行行为，然而，不确定的是，已经大量负债的普通家庭能否在政府刺激计划退出后接过消费的接力棒，特别是在美国。预测最可能的情况是一段时期内在工业化国家将会有缓慢的增长以及大量的政府债务。幸运的是，我们总算停止了沿着三十年代大危机的道路发展的可能性。尽管这次危机造成的损失惨重，但是它完全可能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我先前指出的断层（fault lines）和脆弱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消散。其中一些还在加深，需要直接地面对。但是即便当政治家们感觉到了改革的需要，公众对于任何改变现状的事情的不信任感却在上升。极端的建议盛行于博客圈，——尽管有着这样大的动荡，公众对于转变引起的额外的不确定性的容忍度还是很低。

公众对于整个系统失去了信心，因为这个系统的游戏规则似乎仅对少数人有利。一些在无眠的周末赶出来的援助计划建议往好了说是缺乏周全考虑，往坏了说则是被贿赂了。滚石乐队的迈特.泰比将高盛叫做“吸血的乌贼”——高盛在政府的各个部门里都有校友，尽管它宣称自己并不支持，但最终却成为援助计划最主要的受益者。泰比给高盛的这一绰号似乎代表了当时公众的情绪。而听不进批评的银行家们却在被政府救助的过程中给自己发放大笔奖金，而更让人愤怒的是，在得知公众的反应后，他们还表现出了吃惊和受伤。

但是，私人部门并不是唯一应该被指责的对象。有很充分的证据表明政府介入和监管的失败在这次危机中与私人部门一样也起到了负面作用：确实，正是上述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引发了最为严重的后果。政治家的企图则是将导致危机的特定趋势找出并加以修正——而这些趋势当中，主要的责任人是私人部门。其所要取得的反应力量目标是非常明显的。公众广泛地表现出了对引致更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和更为自由的金融机构的自由化的反感。反全球化的力量——全球化即通过贸易、跨国公司、资本流动、以及移民将世界各国更紧密的联结起来——也重新组织起来，本能地从国外为自身问题找根源。顽固的社会主义者却对这场大危机幸灾乐祸，因为他们认为这正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先兆。

金融、市场、全球化、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会熬过这次危机。但是这个大事件却用艰难的抉择拷问我们，不是关于资本主义自身，而是关于我们所需要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实现形式。如果我们不修复断层（fault lines），我们会有下一场危机，尽管细节会与现在的危机不一样。下一场危机会在已经脆弱的公共和家庭财政基础上加重税负，也会挑战系统背后的政治共识，甚至会达到某个拐点。改革到那时会困难得多。我们最好不要检验老天爷，应该将这次危机当做改革的警钟。

艰难的抉择放在我们面前，因为任何选择都会同时带来好处和坏处。认为系统从根本上有问题的极端立场是很流行。这种观点与公众情绪不谋而合，在现在的情形下也很容易被接受，而他们最大的优点是与现有制度的距离。

要为已经失败的现有系统的基础结构进行辩护，我面临着被看作保守主义者、不知悔改的辩护者、或更糟糕的被看作一个支持支持者益的的，有系统的基础结构进行辩护，我面临着被看作保守主义的银行利益的捍卫者的风险。但是尽管系统性的失败意味着深刻改革的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会更好。我相信我们必须要努力改革，但是仍然有许多值得保留的好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彻底的“休克式”的改革：可以选择能够修正之前所指明的那些确实很严重的问题的方式。下面从金融部门开始，这里是大量连锁违约的发生地。

作为开始，我们必须作出一个判断：金融部门实际上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还是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只在周期性的爆发时才让人感觉其存在的部门。如果是后者，改革很简单：禁止金融部门很多现有的作法，创造几个稳定的垄断者，对留存的业务紧密管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就不用再管这个部门了。严肃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广泛地在“让金融变得无聊”标题下，号召了这样的改革。但如果金融部门是经济增长的中心，改革就会更具挑战性。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为了减少金融部门可能造成的损害而为其创新能量披上马胄加以限制。这一挑战我会在本章加以讨论。

为了让这个辩题更为充分地得以展现，我将摆出两方在同一特定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即信贷的扩张。我认为继续扩大人民所拥有的选择是民主而有效的。想要朝相反方向努力的监管改革从长期来看是不持久的，特别是在民主体制中。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怎样在限制金融部门不稳定的同时又从金融发展中获益。我在这里强调改革需要尊重的一些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讨论更为具体的问题，即如何减少在这次危机中如此普遍的涉足尾部风险的动机。最后，我会以关于如何让系统对不可预测的危险更有弹性的思考作结。

民主化与债务　　

从很多角度来说，金融部门是现代经济的大脑中枢。当运行良好时，它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源和风险，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安全、充实。它给更多的人机会并攻击特权。它为我们所有人服务。当然，当运行出现问题时，就像现在发生的，它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只让极少数人获益。

一个触及到每个家庭但较具体的担忧是：是否信贷可获得性的危险到了这样的程度，即我们应该完全不让一些人获得贷款或者对他们的借贷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而完全相反的看法则存在于对另一个相关问题的讨论：即通过信用卡、房产信贷、工资日贷款等方式是人们能更容易地进行借贷，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一种观点认为，信用民主化是一项杰出的吸引人的发展。它使得每个家庭都能够根据未来的收入进行贷款并将他们的消费和支出在不同的时期进行平衡；同时也让小企业家具备事业起步的能力：许多小型风险投资都是从信用卡透支开始的。

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所依据的最根本的假设在于大多数家庭是理性而负责任的：他们只会借贷其所需要的数量，并且完全清楚其行为后果。任何企图限制他们选择的行为都是家长专制主义和没有根据的。这种观点的持有者用“信用”来描述“借贷”。在《韦氏英语词典》中，信用被定义为“对购买能力的信心和支付的愿望”；“信用”这个词也与传统的美国式乐观相一致。如果最好的还在后头，那么为什么不从未来借贷来让今天过得更好一些呢？

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借贷是不道德的，它是对诱惑的投降。那些负债累累的人没有自我控制能力也没有自我负责的意识。其中一些责任应该归于金融家（被认为是借贷鲨鱼），他们是轻易信贷获得的提供者；一些责任应该由市场和刊登广告者担起，他们向公众灌输了其对本不需要的商品的强烈需要。然而，根据上述观点，信贷扩张的全部后果是过度消费和过度负债，以及一个短暂的幻象的最终会导致贫穷和懊悔的繁荣。持该观点的人往往用“负债”来描述“义务”。在美国长久以来也有一个反映该观点的传统，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德年鉴》中所概括的“但想象一下当你负债时你会做什么；你给了他人左右你自由的权利。如果你不能按时还债，你会在借债者面前感到自惭形秽；当你跟他说话时，你会感到害怕，你会制造可怜兮兮的狡猾借口，而且逐渐丧失你的诚实并陷入卑劣的毫无羞耻的谎言之中；正如可怜的理查德所言，第二大恶性是撒谎，而第一大恶性则是借债。”

信用作为通向机会的钥匙和通向你应得的消费的手段，又或者是作为罪恶的债务和你抵押的永远不会拥有的未来——这两个相反的观点贯穿于美国的历史，前者往往流行于繁荣时期，相伴随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后者则在经济萧条时期变为主流，此时清醒和令人压抑的悲观主义呈现主导。他们代表着我先前提到的重构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想要享受金融的创造能量，还是我们认为金融过于危险以至于大多数人不应该接近而且我们应该将它限制起来？社会对于金融改革的态度取决于是否相信在给予相应的方法的条件下，人民和公司大体上能够做出理性的财务决定。

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在学术界尚无定论。即便是在行为经济学中的研究告诉我们，在财务决定中，一些人会持续犯错；但同时它也告诉我们大多数的行为是理性的。正如我在本书中一直坚持的，理性决策者一般而言并不是问题所在。应该说，有问题的是决策所带来的外在利润是否完全地反应了社会的成本和收益。我们的目标应该让做决定的人能够将其决定的所有后果都考虑进去，而不是武断的组织他们做决定的权力。

更普遍的是，就算我们作出结论说有一些人在繁荣时期存在着过度借贷的问题，但斩断他们通向市场的途径或者限制他们的财务选择（典型地方法是通过立法来限制他们对产品、价格、和机构的涉足）是家长制的、不民主的、没有希望的方法，这会让那些被保护者没有机会去学习和改进他们自身。当然，我们需要确保他们被给予所有的机会来认识为什么某些选择是不好的，并认识到人民传统上会犯的错误从而能够改进他们的行为。我们也必须保护他们不受恶劣的捕食者的掠夺。但是限制选择权不是正确的答案。

自由社会确实会在危机后回复到更为家长制的作风和对选择作出更多的限制。将危机的原因归责于选择自由的扩大是很自然的事：如果选择在之前就被更为严格地限制（并且，伴随着后见之明，现在我们十分清楚哪些应该被监管），那么我们就不会作出那些糟糕的选择。但是，文明民主社会的整体趋势是不断为所有人扩张选择的权力而不是限制选择，更不用说仅仅对特定的人群进行限制。从一个可行的立场来看，限制选择的监管可能在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内流行，但是当对于危机的记忆消退之后，这种方式将不可避免地被削弱。实施那种将会很快过时和淘汰的监管伴随着内在的成本：它在公众中创造了撤销关之规定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可能会过度。因此，更好的选择是做出正确的监管，不要在任何一个方向上犯错误。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不同意金融是一个无用的工具，或者我们仅仅为少数被选择的具备知识的人提供金融的利润的观点，那么，改革的目的就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们享受金融能带来的最好的东西，同时将不稳定的风险降到最低。

改革的广泛原则　　

改革所应该遵守的指导性原则是什么呢？让我把关键的原则先一一描述，然后再举出具体的例子。

我们应该限制竞争吗？　　

一个惠泽普通民众的健康的金融系统需要竞争和创新。寡头垄断意味着对于拐头而言利润的获得是非常容易的，因此他们会非常不愿意冒险。而与之相反的是，将机会扩展到新的需要更多服务的客户和未来的创新者那里，要求金融系统愿意承担合理的风险，而这必然需要竞争。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时期，这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观点，因为此时的自然趋势是去谴责市场以及像竞争这样使市场自由的因素。

大萧条时期的主要担忧之一是价格过低，而错误的判断了过度竞争。“罗斯福新政”是通过形成卡特尔推高价格。为了平滑通过必要立法的政治路径，竞争往往被描述为“经济的同类相食”、“致命的价格战”。“粗野的个人主义”正式地成为了“工业强盗”。意味着创造卡特尔和压制竞争的监管成为了“公平竞争法典”，而各种形式的官方批准的勾结共谋被刻画成“合作行为”。当然，寡头企业对于经济的监管和卡特尔化是十分配合的，因为这对于他们而言会使很多事情变得简单。

现在危机中的主要担忧聚焦于风险的低估。再一次的，这一担忧颇具吸引力地错误地指责银行间竞争。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减少各种来自于实际和潜在的政府介入和羊群行为造成的风险估价的种种扭曲。我们不应该对所谓“粗野的个人主义”过分担忧，真正应该担忧的是无差异的集体思考，因为这是系统性问题的首要来源。

一个竞争性的系统也更易于产生金融创新，而这也是机会扩展和风险扩散的必要前提。现代的金融创新看似与信用违约互换、担保债务凭证、衍生证券这些除了华尔街之外没有人认为应该被创造出来的产品成了同义词。但是，要看到，创新也为我们带来了货币市场账户、信用卡、利率互换、指数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这些都被证明是极为有用的工具。所以，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好与坏是伴生的。一些人建议完全禁止提供任何未经审查的金融产品，就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新药品进行审查一样。这一建议可能有点过了，因为许多产品只是对之前的产品作微小的改进，而且并不是十分危险的，在实际使用之前没有办法真正被理解。温和自由的试验应该被允许，但是大面积的扩散应该等到监管者真正了解某项创新并知道该如何面对随之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之后才能进行。

更一般的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中，停滞往往是不稳定的最大来源，因为停滞意味着该系统没有适应变化。相反的，竞争和创新帮助系统调整，而且如果被正确地引导，竞争和创新是多样性、弹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动态稳定的关键。批评者会很快指出竞争和创新在经济上行发展到危机的过程中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毕竟，像二次、三次担保债务凭证这样的证券是极端难以被定价的，因为一旦抵押贷款开始出现违约的话，它们就变得全无市场。然而，并非竞争本身，而是扭曲的银行家逐利动机和风险价格导致了这些有害工具的产生。

减少不良动机和价格扭曲：管理对政府介入的预期　　

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讨论的，承担过度风险的某些动机也许是从在银行内部和外部管理的故障带来的。这些机制需要被修正，我将会在下面讨论一些可能性的选择。但是一个系统性故障的首要原因总是对风险的低估。而低估的来源，其一是非理性繁荣：起初的、适中的风险低估互相推动直到它们累积为巨大的问题。然而，这样的泡沫一般不是凭空突然出现的。导致现有危机的风险低估，部分来自于对政府或者中央银行对市场的介入的预期。并且，自从危机爆发以来，财政部和美联储强力地介入了市场，从而证实了之前市场的预期。对于认为政府或者其代理人会支撑房地产市场或流动性市场的预期，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消除。

终结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补贴和特权　　

和政府介入特定市场一样具有破坏性的是政府对特定金融机构的支持。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让失败和成功拥有同样的自由。市场往往亲睐那些政府会在其失败时进行扶助的机构，对他们往往不太问问题，而且给他们自己的产品太多的资源。更过分的是，这样的保护扭曲了竞争形态。我们必须以这样的系统为目标：即在这个系统中，没有私人机构直接或间接地被政府进行保护；在这个系统中，每个私人机构都知道如果犯了严重的错误，其后果将由自己全部承担。

制定适应经济周期的监管规则　　

当我们从恐慌中恢复过来，正直的政治家觉得有必要做些什么。被公众指着脊梁骨责怪曾经的不作为的监管者们几乎想要实施任何限制，而脆弱的资产平衡表和对危机的生动记忆使得银行家们避开任何可能的风险，因而对监管者们所要实施的限制更能够接受。但是，我们的改革似乎是在以下幻觉中的：被监管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是静止和被动的，监管环境不会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监管在经济周期的底部最严厉，而此时市场中没有太多需要监管的参与者。相反，在经济周期的顶部，市场自治的误解却是最流行的，而此时却是经济系统最危险的时点。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样的差别，并制定出适应经济周期变化的监管规则，因为与周期不适应的规则不会持续长久。为了能够更好的创造出能够贯穿经济周期始终的稳定性——即不被周期影响的——新监管规则应该是全面的、非随意决断的、依情况而定的、具有成本效益的。

能够适用于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杠杆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太可能在繁荣时期鼓励金融机构行为从严厉监管下的模式向放松监管下的模式转变。这样的转变成为不稳定的来源之一，因为其破坏性的后果会反过来通过无法预见的渠道，在繁荣中打击被严格监管的机构。比方说，花旗集团曾经将资产担保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摊薄放在资本化的表外，但这些证券在商业票据市场枯竭时转回到其资产负债表上，这造成了花旗集团巨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金融部门的所有领域互相都紧密联系着，因此，要创造出一个绝对安全的区域是极其困难的，忽视在所谓的安全区域外的行为是轻率鲁莽的。

那些非随意决断的、透明的监管有着更大的机会被遵守，即便在极度乐观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和大众中的利益相关成员能够更容易地监督市场参与者，从而部分地为监管者分忧。而被监管者也清楚监管规则会怎样实施。这种规则的一个例子是1991年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修正法，该法案要求监管者对法定资本降低到一定水平以下的银行采取一系列收紧银根的措施。该法案的缺点在于公众和媒体很难实时监控银行的法定资本，因此就很难监督监管者是否按法律要求去做了。不过，该法案为新的法规提供了可能的发展方向。

尽管存在这可能性，只有在十分需要时监管才应该被实行：监管应该再有害的大事件发生时启动，而不应该是一个常态的存在。这样依据情况触发的监管有两个影响。其一，因为他们只有在特定时间才会介入，他们比总是存在的监管少了很多麻烦，银行也不用用那么多的聪明人去发明绕过监管的办法。其二，监管的要求水平——比如对资本水平的要求——可以在必要时提高，从而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最后，这样的监管对于被监管者而言遵守起来并不特别的昂贵，又或者说，对于监管者实施起来也比较不容易被绕过或者被忽视。而且，这样的监管在关于过去问题的记忆消退后，也能够有更持续的影响力。

减少对尾部风险的寻找　　

让我们将所有上述原则应用于以下具体问题：我们怎样防止差一点就给金融部门带来毁灭性打击的系统性尾部风险的发生呢？我将精力集中于讨论两个相关的尾部风险的例子——存在于优先资产担保证券中的违约风险和以极短期债券为存在潜在流动性风险的资产进行融资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我探讨了减少上述风险的详细建议，因为第一眼看起来有道理的方法常常在仔细审视后产生更多的问题。

正如我在第七章中论述过的，如果他们能够在业绩评估手段里较好地将风险隐藏起来的话，金融系统的每一个层级都存在着涉足尾部风险的强烈动机。那些放弃尾部风险的人愿意放弃相应的收益；而那些涉足尾部风险并小视该风险破坏力的人则将该风险带来的收益看成纯利润，看成是他们天生智慧的结果，没有看到其实这些所谓的利润只不过是对其对应高风险的补偿而已。贩卖风险所带来的收益与这些风险可能带来的预期损失是成比例的（如果预期地震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则相应的保险价格就会越高）；收益越多，金融公司的销售部门就愿意冒越高的风险（因为当他们的公司最终要面对这样的风险所带来的损失时，这些人并不认为他们还在公司里）。太多的金融机构急切地涉足一些代价极其昂贵的风险领域，因此他们会在过低的价格水平上对这些风险产品进行竞争。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创造出太多的风险。

因为风险水平过高，如果每一个人都预期政府或是美联储会对尾部风险冲击下的市场或金融机构施以援手，那么，事情会变得更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提供的类似安全网的预期，即使清醒地看到风险，涉足尾部风险的人仍然会认为是值得的。很少有金融机构愿意错过这一风险盛宴的狂欢。因此，如果足够多的机构这样行为并推动对政府介入的预期，那么开始时作为隐蔽风险和愚弄市场的企图就变为会被市场奖励的一个公开的有利可图的交易。

如果认识到尾部风险，或者说是知道该风险是被证券市场所鼓励的，那么面对这种风险的方法就是改变金融公司里各层级里从上到下面对风险的动机、债务结构、监管结构。一个看起来很明显的减少这种涉足尾部风险错误动机的方法是在这种高风险系统化之前消除所有与业绩表现挂钩的报酬：像给官僚支付薪酬的方式给银行家们薪酬。当然，金融公司可以根据银行家的表现给予他们其它的奖励，比如地位和升职，这种奖励是很难被消除的。即便防止对监管的规避是可能的，也可能有另一个明显的劣势；银行家们会丧失动力去努力工作或者承担适度的风险。在今天的竞争激烈、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官僚化的银行家们不会是现状的改善力量。我们从银行家那里需要的是称职的风险管理，而不是完全的风险规避。因此，我们必须在找到减少涉足尾部风险动力的方法的同时，又根据银行家的业绩给予奖励从而他们能够继续创造出创新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及给予虽然具有风险但同时也具备成功潜力的早期创业者提供资金。

这意味着，只要可能就应该让冒险者承担风险真正发生后相对应的惩罚，从而社会不需要觉得有宽恕他们的必要，因为那些无知者、关联者、以及利益相关的公众人物（politically vocal）也会跟着遭殃。当然，过高的惩罚也会打压掉一般性的风险行为，某些惩罚将不得不被恰当地测量。也可能没有人，包括市场自身，能够遇见某些风险。面对这样的可能性，私人部门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缓冲系统来吸收这些冲击同时让系统产生处理他们的弹性。现在，我将会更为具体地进行讨论。

改变由薪酬带来的风险动机　　

涉足尾部风险最为明显的形式来自于个体交易员或者公司部门，就像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门一样，该部门职员从额外盈利中获利而且在上行阶段享受了巨额奖金，而在下行阶段他们又避免了付出这些奖金来处理他们创造的恶果。一个能够使金融部门将高级经理层或者风险经理没有发现或者不懂的小概率尾部风险内化的方法是将每个年份部门奖金的很大部分以有附加条件的契约形式加以保留，这部分留到以后的年份，根据部门的持续表现逐步以补偿性收入的方式兑现——这个建议我早在银行家的奖金问题成为政治化的皮球被踢来踢去之前就提出过了。简单而言，如果交易员今年获得了大笔奖金，那么这笔奖金中只有一部分会在当年兑现，其它的部分会被银行保留并在一定条件下逐年发放，即如果该交易员没有将本年所赚的钱在以后的时间里全部赔掉的话。这将给予交易员长期视野，创造出关于尾部风险的不确定性，即该风险是否会在他的奖金被支付完之前爆发，进而也给了他更大的规避该风险的动机。

当然，这样的薪酬结构只有在交易员清楚地指导他涉足了尾部风险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如果他自己无意中被诱导进了这种风险，那么这样的薪酬结构就无效了。

顶部动机　　

上述控制尾部风险的办法假定位于公司顶部的高级经理层希望降低这种风险。而之前，我已经讨论了一些CEO可能没有动机降低尾部风险的原因，比如说，他们与其他公司经理层竞争的愿望、对政府介入预期所带来的对下行风险的认识不足。一些银行界老手很喜欢回忆投资银行界仍盛行合伙制的时光，那时候合伙人对他们所有的资产负全责。现代银行的规模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使得回到合伙制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合伙人的相互监督蕴含着过度的风险行为。另外，强制银行缩小规模也不一定能够提高安全性。我们也看到仅仅给予经理层公平的奖金是不够的，——因为尾部风险在爆发之前能够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巨大，而爆发后的损失对他们个人而言很有限。

有用的作法也许将一定的风险负担放到高级经理层身上，而没有必要让所有人都卷入到风险之中去。比如，斯夸姆湖金融监管工作组（在这次危机后由达特茅斯学院的肯.法兰奇教授组织的一个提供改革方案的独立研究机构）的建议就提到，不仅可以保留部分高级经理层的奖金以用于在未来出现损失时扣除——就像我上一节提到过的带附加条款的契约一样——而且还可以在公司将来不得不接受以任何形式出现的紧急援助时，将这些保留的奖金扣除。因此，保留的这部分奖金的效果就像有特定作用的普通股票一样，将让高级经理层拥有十分谨慎对待紧急援助的动机。

金融公司的董事会本应该是管理不善的另一个监督者。但是即便涉足尾部风险并非股东的利益，银行董事会也可能并非是制止该风险的有效力量来源。董事会成员在真正独立时，一般而言得不到足够的信息，而当他们不独立时，他们对管理层就不会指手画脚。比方说，莱曼的董事会成员组成都是一些逢场值得尊重的独立董事。但是，当它在2008年申请破产时，其董事会的十个成员中有九个都退休了，其中四人年龄在75岁以上。一个是戏剧出品人，另一个是前海军上将。只有剩下的两个人有直接在金融服务产业的从业经验。尽管高龄并非意味着能力不足，但是它与现代金融的肉搏形态是不那么符合的。这样的董事会对于莱曼的风险监管显然是有限的，更何况其下属的风险委员会每年仅开会两次。

董事会可以通过引入金融服务领域的专家和华尔街以外的专业人士并举来增强能力。更近一步而言，如果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经理被要求对董事会进行常规性汇报，那么董事会的信息掌握情况会更好。董事会下属的风险委员会也应该设置一个常规性的会议，这个会议高级经理层不能参加，而由全公司的各部门经理共同讨论公司范围内的风险问题，这样，公司的各个部门都能够从交易前沿的从业者那里对正在涉足的各项业务有一个了解。当然，如果有能力的董事会与高级经理层一样被同样的利益所驱动，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寻找别的办法来规制风险。

那么，银行监管者是否能够作为董事会之后的第二道防线，对高级经理层涉足的风险进行监控呢？一些评论员，包括著名的阿兰.格林斯潘，对于这些监管者扮演此角色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尽管享受更高的工作稳定性，监管人员的薪酬比私人部门的执行官低得多。除了那些真正被公共服务这项事业所激励的人以外，监管人员一般要么不那么聪明要么是极端风险规避者，这两种者对于私人部门的风险规范都没有什么帮助。然而，监管者拥有两种力量能够帮助他们对私人部门风险进行有效监控：首先，他们有不同于私人部门的动机：他们更注意小概率事件所带来的风险；其次，他们能够从整个金融产业的各个公司搜集数据从而能够很好地看清风险积聚领域。因为尾部风险最要命的地方在于整个系统暴露其中，所以信息完全的监管者能够监控整个金融部门的风险暴露程度，并警告那些超过行业平均风险水平的公司停止类似交易。关键在于，监管者要找到的平衡——既不要过于频繁地以自己的判断代替公司的判断，也不要太过自由放任忽视系统风险的积聚。

要想让这样的系统良好的运行，我们需要更好的信息流通。现在，太少的金融机构能够每日更新他们公司的风险暴露程度：如果利率上升25个基点，如果意大利政府债券信用评级降级，如果俄亥俄的一家银行被监管者查处，接下来市场里会发生什么？信息更新滞后的后果之一就是让监管者也处于不知情的状态。当美国国际集团已经深陷次贷泥潭而无法脱身时，正在处理莱曼悬而未决的破产问题的监管者似乎才刚刚得知美国国际集团有问题——这部分是因为通过购买小额储蓄和贷款以及确保自身交易行为在储蓄监管局的界定内，美国国际集团让自己处于一个较弱的监管之下。在现代，对于一个监管者而言，无知就是没有觉察。许多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过程是能够自动进行的。通过提供标准化程序和模型对风险暴露程度进行计算，监管者能够持续获得这些信息。标准化对于非流通证券、资产、职业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现在每个金融机构对价值和风险的计算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因此他们的报告之间没有可比性。

当然，监管者很少能够在过度管制和自由放任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政治压力往往让他们在市场繁荣期过于放松管制，在市场衰退期又过于保守，这恰恰是其应有行为的反面。如果将他们搜集的信息公开，这能够提供运用公众监督监管行为的途径。比方说，一旦关于总体风险水平和个别金融公司的风险水平的信息被整合在一起，在一定的时滞之后，市场就能以一种很好消化的方式分享这些信息。当风险水平超标时，监管者就必须对其作为或不作为做出解释。

监管部门常常不愿意公开市场风险水平的过多细节，因为他们害怕其希望尽力避免的恐慌会被触发。然而，再清楚不过的是，当公众对于银行运行状况产生担忧时，开始公开银行的风险水平是一个错误的时机。而开始公开这一信息的正确时机应该是在某个市场处于常态、不会发生恐慌的时间点。从这一时间点往后，如果信息对公众的公开呈现常规化，那么公众能够对金融机构产生稳定而健康的压力。

对公众的信息公开能够在尾部风险早期就加以控制，因为只有在公众不了解公司风险水平的情况下，早期尾部风险才能够为金融部门带来巨额利润。债券持有人一般而言总是不喜欢这样的情况：上个季度过亿美元的利润获得是基于价值上万亿的小概率风险的。

金融债权和动机的重新估值　　

通过金融债权人对其对应公司的过度风险检查，对公众的信息公开可以实现。当然，股票持有人能够从尾部风险交易中大量获益，他们实际上可能喜欢尾部风险，只要金融公司的资本率相对于公司规模比较低的话：他们没有什么可损失的。因此，更高的资本率是停止过度投机的必要前提。下面，我建议一些融资的方法。同样，正如我前面指出的，很多债券持有人——不仅仅只是已投保的储蓄者还包括那些长期的无担保债券持有人——认为他们最终会被政府施以援助，因此在金融公司进行更高风险水平的投资时，他们所要求的利率没有相应上升。如果让债券持有人承担下行风险的话，他们则可以对风险行为实现有效约束，因为对未来损失的预期会反映在他们对金融机构更高的利息要求上。

如果某金融公司在进行更具风险性的投资时，其大部分债券利息也相应大幅上扬，他们的利润就会随之减少，经理层和董事会就有可能停止这样的风险行为。至少，这样的利率增长将会对公众和监管者发出强烈的信号，让他们知道该公司正在进行大量的风险投资。因此，金融监管改革应该在这个方面集中精力：即确保金融机构大部分的债券持有人知道他们会为其所持有债券的金融公司的风险行为付出痛苦的代价。

但是，当某一风险变得极具系统性，市场普遍认为政府会在风险爆发时介入支持，股票持有者和债券持有者就都不会太过担心了。在这种情况下，经理层与股票持有者或债券持有人一起将风险行为看成了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果某金融机构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太大以致于政府不能让其破产，那么该金融机构不当操作所造成的损失就不会仅仅让其投资者承担。这种情形实际上鼓励了尾部风险行为的发生，因为该公司在市场好的时候赚了很多钱——每个人都从像美国国际集团这样会被政府支持的公司购买尾部风险保险——如果尾部风险不幸发生，那么美国国际集团会跑去向政府要求援助。让我们一个一个地考虑上述情形。

政府对市场的介入　　

当政府直接地通过联邦住房管理局和吉利美、间接地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很深地介入抵押贷款交易，当住房信贷市场，特别是次级房贷市场，一定会在风险爆发时被政府援助。同样的，美联储和财政部最终援助了那些选择涉足流动性风险的大银行。

清楚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减少尾部风险行为的办法是尽可能地减少政府介入。没有任何内在原因让政府必须在住宅信贷市场进行如此深的介入，除了中产阶级已经习惯政府的间接住房补贴这一事实以外。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监管，通过打破垄断和创造一些私人机构，让市场有机会真正创造出没有间接政府保障的私人部门住宅信贷。同时，联邦住宅管理局和吉利美应该稳步减小规模。尽管一些人认为私人部门的浮躁——目前私人住宅次级贷款枯竭是这种浮躁的证明之一 ——是政府保持其在市场的介入的原因之一，但是这次危机中住宅价格冲高到无法持续的地步以致于私人信贷枯竭，其背后的部分原因也正是政府的介入。

相同的，除了政治压力以外，没有其他的因素让美联储通过零利率的手段让市场上流动性泛滥，进而让我们经理一个有一个的泡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萧条的教训——让银行破产不是个好主意——已经被美联储充分吸收消化，它反过来被银行所挟持。我在第九章将要讨论的一项改革就是创造一个更强的社会安全网。这样一来美联储的压力会减少一些，因为在以往，当经济困难时，只要就业没有增长那么美联储就会一直采取刺激性的经济政策。

此外，货币政策的实施应该把其对私人部门风险行为的影响考虑进来。金融稳定应该与就业和通货膨胀控制一样重要，应该成为美联储指令中一个更为明确的部分。美联储应该问问自己，即便经济仍处于困难之中，名义利率是否还是有可能太低了呢？19世纪的《经济学家》编辑，瓦尔特.巴杰特喜欢做这样的阐述“英国可以忍受很多事情，但它不能忍受2%的利率水平。”同样的，没有人能够忍受接近于零的利率；当美联储将短期利率压到极低水平，特别是通货紧缩前景尚未明朗而只是一种可能性时，储蓄者会转移到投资风险更高的资产，这就会使得风险资产的价格上升而风险收益则会下降。一个极低的短期名义利率推动了风险投机行为并且使得价格泡沫膨胀；但是，不清楚的是，在促进公司资本投资和就业增长方面，极低的利率与一个较高一些但仍属于低水平的短期名义利率相比，前者是否更有帮助。

而且，如果美联储处于不得不大幅降低利率的状态，它应该准备好，当这种紧急状态结束后，将利率比市场决定的水平进行更大幅度的提高。这样的利率政策对那些维持资产负债表良好流动性的银行有利，而且会阻止那些导致流动资金链过于紧绷的市场行为。它也会让美联储停止以储蓄者利益为代价对负债者有利的单边歧视性介入。

不管哪套推荐建议都不会很容易被接纳——从住宅市场上退出或者实行更为公平的货币政策。利益集团，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和信贷机构，会希望看到住宅市场上持续的政府介入。难道我们应该等着下一次更大的危机来让政府退出吗？同样的，货币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家们（这二者往往是一回事）会认为利率应该只与实际市场行为挂钩，而所有想将利率与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因素相联系的想法是疯了——这一观点，本.伯南克在2010年1月3日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经济协会上的演讲里已经被充分地表明。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金融部门能够对实际市场行为产生复仇性的恶果。我们已经在以前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注意风险行为，这样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

消除“因为有系统性影响所以不能破产”　　

市场没有对大举涉足尾部风险的金融机构进行惩罚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对于整体系统太过重要以致于政府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破产。通过在危机后对几乎每一个大型或相关的银行进行援助，其中包括最具争议的那些已经从美国国际集团购买了保险的大银行，政府的行为再次印证了上述观点。但是，政府不能够被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市场看成是一个轻易上当的人。因此，改革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确保任何私人金融机构都不享有特殊的政府保护。

市场上某些特定经济实体太具系统性影响而不可能让其破产，这一认知的广泛存在不仅会使得动机扭曲，而且相对于那些不被保护的经济实体，它们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它们能够承受潜在损失巨额的尾部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在风险尚未爆发时他们能够享受该风险带来的收益，而在风险爆发之后他们则能把损失转移到政府头上。同样有问题的是，市场投资者，知道他们投资的那些机构有政府保护，因此也就没有动力去限制过度的风险投机行为。确实，因为尾部风险能够带来巨额的潜在利润，而风险带来的损失则有限（对于股份持有者而言），因此投资者会鼓励该风险行为：危机爆发前，风险偏好最强的银行在市场上的股价最高。因为债务持有者不要求更高风险应该对应的更高收益，银行因而能够运用杠杆将赌注翻倍。最终，因为这些银行享受到融资的更低成本，他们的规模能够变得更大业务也更具综合性；他们也有动机去进行这样的扩张，因为这样他们会变得更具系统性。

当经济步入下行通道时，上述实体经济带有的问题就被认为具有太强的系统性而不能让这些机构破产。这样的结果是，尽管某些公司结构已经被不断证明了其无效，但资源还是被困在其中；随着这些金融机构对价值的破坏，来自纳税人的更多资源也吸入其中。出于对政府介入的自信，这些机构会与政府玩“胆小鬼游戏”，拒绝采取措施，比如提高资本率，对风险进行更为谨慎的规避。

这样援救的政治后果也许很严重。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就很难否定裙带资本主义的存在。除了已经阐明的挽救经济的目的，在以下两种动机之间没有很明显的可辨明的区分：特定金融机构太具系统性影响政府不得不出手施援，还是政府官员想要挽救朋友或是他们曾经和未来的老板。假使阴谋论者有一个户外集会日，将与金融系统有任何关系的人都看成是腐败的，这对私人企业系统的公众信心有着毁灭性的打击：这意味着有两套游戏规则，一套是给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的，另一套是给其他人的。而这些阴谋论者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政府机构在对某机构是否具有系统性影响时的偏向潜在着极大腐败的可能性。

我在前文中避免了这一说法“金融机构太大了以致于不能让它破产”。这是因为有些经济实体规模很大但具有透明简单的结构，从而很容易能够处理破产事宜——比方说，经营家族共有基金的金融机构。相反，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反而能够导致系统压力的大规模上升——这样的金融企业包括背书市政债券的垄断债券承保人和贝尔斯登。规模以外的很多因素可能使得一个金融机构拥有系统重要性，包括市场的集中性，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风险暴露水平，损失发生后债权人会承担的部分在多大程度上会同样加诸到资产本身，该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之间关联的复杂程度（这使得政府当局不确定该机构破产后会引发的系统性后果，也不愿意冒险去承担这一可能的后果）。

应对这些问题有三种主要途径。首先，避免金融机构变得具有系统重要性。如果他们确实很重要，迫使他们创造其他的私人部门缓冲机制以减少对政府援助的需要。如果尽管有这些私人部门缓冲机制，金融机构的情况仍然恶化到一定程度，让他们的破产对政府当局而言变得更容易。我会逐一对上述途径进行讨论。

避免金融机构变得具有系统重要性　　

关于如何避免金融机构的系统性影响，存在各种各样的建议。最通常的情况是防止他们在一定的规模以上继续扩张，这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保尔.沃尔克的想法最为一致。尽管乍看起来很吸引人，该建议还是有缺点的。

尽管大的机构最有可能具有系统性影响，但是规模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虽然贝尔斯登被认为关联众多而需要被援助，但是在很多的计算方法下，贝尔斯登的规模都不被认为是大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共同基金先锋集团管理者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资产，但是它却不具有系统性影响。所以规模的各个方面不是同等重要的。

更进一步，即便我们能够清楚地指明规模中造成麻烦的因素，通过对资产、资本、利润等作为标准的部分进行缩减，银行也可以避免任何在规模上的限制。粗糙的规模限制可能使银行停止很多金融活动以规避监管者，在最糟糕的年景里再让这些交易活动回归（同时也会体现在资产平衡表上）。有很多隐蔽资产规模的合法手段。将资产放在资产负债表以外，银行能够为表外资产作担保，正如最近的这场危机中所盛行的。作为替代的方法，如果资产得以规范，那么我们能够推动银行尽可能地缩减规模；但这不是能够获取安全的药方。如果利润被规范，那么我们应该让健康的银行把利润放在别处，同时允许不健康的银行进行扩张。

而且，规模大有着很多优点。大型银行在多样化投资和吸引管理性人才（包括风险管理经理）方面更具优势。尽管2万亿规模的银行由于经营不善给整个系统带来了大麻烦，但是如果100个规模为200亿的银行同时涉足相同的风险给系统带来的问题则会更大。重要的不是规模本身，而是系统内部风险的集中和关联，以及相对于资本的风险暴露水平。确实，在过去，由于某些经济实体规模太大，监管者对整个系统进行了援助——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储蓄和信贷产业的宽容就是一个例子。

替代对金融机构的规模限制，监管者应该运用更为精巧的机制，比如说禁止大型银行兼并或者是鼓励有问题的大型银行进行拆分。像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实体已经拥有了上述的权力。尽管关于监管者是否会滥用职权的担忧从未消失，但对于立法者和法院进行监督的难度来说，对上述权力的监督比基于反竞争考虑的权力的监督要容易得多。

已投保银行建议的通过某种现代版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条款限制交易行为方案，经过进一步的考虑，看起来也不具有吸引力。显然，一些大型银行的行为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不透明性。在可能的范围内，这些行为应该在合法的经济实体里进行分离从而避免将来损失发生时造成影响。比方说，银行不应该在其经纪部门（这些部门出借证券、提供贷款、为客户进行理财、典型的是对冲基金）使用抵押的客户资产进行进一步的交易。客户资产与银行自身融资行为的混合降低了透明度、增加了风险，也是许多投资银行在本轮危机里发生挤兑的原因——客户试图在银行倒闭前取出他们的资产以免除银行倒闭给他们造成损失。当然，这样的分离会提高银行借入资金的成本，但是归结起来还是利大于弊。　　

自营交易——利用部分包括政府担保储蓄的资产负债表，银行在其中进行投机交易仓位—— 是另一项被谴责的行为。批评者想要禁止这项活动的原因在我看来是错的，但是，限制这项活动确实是应该的，只不过我认为的原因有所不同。批评者认为自营交易有风险。但很难将这看成此次危机的原因：银行并不是因为交易仓位带来的巨额损失陷入麻烦的。银行的问题来自于其持有的抵押资产证券，而不是因为交易它们。地区性银行成批破产的原因是没有人说过要禁止的对商业住宅的贷款。只是因为一些交易看起来比另一些更具风险性，认为让银行远离这些交易就完事大吉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银行想要涉足风险交易，它们只需要在任何允许它们涉足的交易里选择风险更高的。比方说，只要他们能够借入资金，他们就能够自由地向负债很高的企业继续提供不安全的、长期的、“低门槛”贷款。关注点不应该是禁止某一特定的行为，而应该是限制他们的风险动机以及他们跟随其他银行进行风险投机的羊群行为。　　

尽管如此，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需要我们寻找限制自营交易的方式。与各个公司有业务交往的银行往往能够获得相关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从原则上来说应该被用于帮助这些客户，而不是被用于不利于它们的交易。就交易而言，银行比其他人拥有不可相比的信息优势：尽管为了防止将敏感客户或市场信息泄露给市场交易者，银行内部设有防火墙，但银行自己仍然能够使用这些内部信息。应该通过限制自营交易减少这种优势。我这里说“限制”是因为一些合法的行为，包括对冲和庄家行为，与自营交易之间很难区分。不管交易目的，而武断地将银行自身账户交易进行全面禁止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种方法与其他任何不加选择的武断限制一样有着同样的缺陷。也许和资本限制的情况一样，开始时采取武断全面的限制，随着时间进展，逐步根据实践经验放松管制也许是一条出路。　　

防止金融机构变得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最好方法也许并非对规模和交易行为的武断限制，而是通过监管者对机构间相互暴露和系统风险集中度信息的搜集和监督。通过指令和控制，监管者可以确保系统不会过于暴露于单一风险来源或特定机构。监管者自身也需要被监管；因此，正如我之前建议过的，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关于暴露度的信息应该定期公开地公布。比起规模或交易行为限制，这样的手段更少波动性和惩罚性，而更容易被执行，很可能也更有效率。　　

创立更好的缓冲机制　　

无论政府如何尽力不让金融机构变得具有系统重要性，某些金融机构还是会具备这样的影响力。也许一些机构会拥有特别的能力来主导特定产品市场和客户；另一些也许仅仅会比那些大机构更有效率。然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一旦某些机构被认为具备了系统重要性，它就会自动地在融资和销售方面获得优势。要抵消这样的优势，监管者可以要求这些机构拥有更多的权益资本。权益资本的成本很高，因此这种间接的征税（因为权益资本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比债务更为昂贵的一种融资方式）能够抵消他们的融资优势；而且通过创立额外的缓冲机制，使得这些机构成为纳税人负担的可能性更小。　　

正是因为权益资本的昂贵，如果强加给银行的成本太高则它们会尝试逃避，所以监管者应该想出能够实现资本缓冲机制的合适规模。监管者对额外永久性权益资本的强调可以少一点，而更多的强调或有资本——或有资本能够在机构或者系统出现问题时介入。在或有资本的一种版本中，系统重要性的银行能够发行某种特殊债券，能够在银行资本率降低在特定值以下后自动变为股权。另一种版本，杠杆化的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被要求购买完全的抵押保险（从没有杠杆化的金融机构、外国投资者和政府手中），这些保险能够在出问题时注入资本。　　

可转换的或有债务和资本保险二者都同样暴露于经济下行风险，而且，如果市场进行了合适的定价，二者都能够成为著名的“矿井金丝雀”起到很好的预警作用：它们能够反映出市场对于特定机构风险水平的判断。当然，如果特定风险被给予合适的定价，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不管政府当局对别的机构如何，它都不会对这种风险带来的债权人损失进行补偿。政府当局对于金融机构债权人进行补偿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不知道这些债权是否被其他金融机构所持有：如果是，那么让这些债权人承受损失有可能加速危机的扩散。因此，更为重要的是监管者阻止任何杠杆化的金融机构进行或有资本转换或者进行资本保险（或者，持有其他杠杆化金融机构发行的未保险的长期债务）。作为替代的，互助基金、养老基金、主权基金应该成为投资者的选择。　　

通过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拥有更强大的缓冲机制，监管者能够降低它们利用自己这一特殊地位的可能性。如果某一机构通过资本作垫基本实现自身破产保护，那么政府的可能性介入前景就不会给它带来太大的额外优势。　　

让金融机构更容易被清盘　　

在十分可怕的危机中，不管监管如何完善，不管缓冲机制如何充分，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可能还是会面临资本不足和濒临倒闭的境地。如果他们特定的一些行为对整个经济体的健康具有本质性的作用，我们需要找出办法来“清盘”——让投资者承担适当损失的同时保持核心的经济活动继续。这一清盘机制的关键目标之一是让债权人承担部分损失，这样他们就不会倚仗对政府在必要时进行介入的信心，在股权人进行尾部风险投资的时候放弃额外风险溢价的要求而保持沉默。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拥有多家银行的公司，监管者目前并不具备实施上述清盘机制所需要的“清盘权”，而通过一般性的破产法律程序所耗时间又过长：金融产业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消失了。因此，对于监管者而言，最本质的是要获得权威让其能够有效地实施破产法庭的功能。破产程序缓慢的原因之一在于法庭首先需要界定企业的所有资产和负债，然后才能决定什么可以被保留而谁应该承担损失。而在简单的银行结构中，所有这些信息是已经存在了的。但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一般而言其结构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的其中一部分是随着时间通过并购和拓展海外分支逐渐积累的；一部分来自于避税行为和对监管的躲避行为；还有一些则来自于不规范的管理。莱曼在破产时拥有的分支机构高达600余家。　　

因为清算这样的一家巨型金融机构在今天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更别提还要快速地完成，所以援助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一种出路是将这项任务的责任放回到金融机构自己身上。每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都应该与监管者定期会面讨论其“生前预嘱”，即一项能够使其被快速清盘的计划——理想状态下，是一个星期内——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紧急事件情况下。这样的计划在细致度和及时性上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记录自身风险暴露水平的要求，要满足这样的要求很可能需要依靠更好的利用相关技术。为了防止流于形式，在“生前预嘱”计划里的许多细节应该以容易理解的形式对公众和市场公布。　　

由于要预计到所有的意外情况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生前预嘱”计划可能只被有限运用在指导特定机构的实际清算过程中。然而，它却能够大大有利于简化银行结构。进行“生前预嘱”计划的需要不仅仅给了金融机构与监管者合作降低组织复杂性和简化解决机制的动力，而且它也确实促使管理层在繁荣时期考虑小概率事件从而帮助银行避免突发事件带来的昂贵代价。更为重要的是，这能够让市场知道政府当局会允许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破产。当这场危机逐渐过去，这个信息的传达是最为重要的。　　

弹性　　

在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降低尾部风险行为和让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破产的相关问题，现在让我转向无法预知的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探讨了减少由委托代理行为造成的危机的方法。但是，我们也必须对产生于不可预见的大事件和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危机的可能性进行讨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激励机制，错误、非理性的信心加上坏运气结合在一起还是会让危机再次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为经济系统找到对不作为行为更具弹性的办法——即，不管问题的来源是什么始终维持经济活力。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下一次危机的触发点不会再是次级贷款抵押证券了。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仅需要执行防火规范来避免火灾发生的可能性：我们还需要装配洒水车。　　

资源　　

清楚的是，资源对于处理任何危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在现在的危机中，工业经济体没有步入曾经发生在新兴市场身上的典型宿命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的政府能够对银行债务进行担保进而压制住了恐慌的发生，而其政府的承诺是可信的。然而，这场危机已经扩散到了大部分工业国家的金融领域，其中许多政府丧失了其顶级的信用评级。要为以后的突发事件再次做好准备，它们必须通过偿还债务重建政府金融健康；这要求它们增加税收、减少支出，但同时又不能对经济增长造成太大的逆向影响。在下一章，我会就美国在这方面的经济政策做更为详细的探讨。　　

尽管拥有对抗危机的资源十分重要，但是使这些资源随时待命并不总是一件好事。现在正在辩论中的提议就是让政府和中央银行能够容易的得到资源来进行救助，从而避免像2008年国会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之前的几周所发生的市场恐慌再次发生。这样的行动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为救助提供了合法性。如果通过提供救助资源的可获得性，国会批准了救助，那么财政部长还会让任何一个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吗？我们不应该让救助危机的资源获得程序更容易。正如瓦尔特.白哲特所正确地感受到的一样，系统性金融机构和市场应该对于问题发生后的状况是不确定的。让国会对于是否救助进行辩论显然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和一定程度上的监督，而且国会表现出了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能力—— 尽管也许在国会发言人正式宣布救助计划之前，财政部长几乎要下跪恳求国会通过救助法案。为了给其他人树立先例，在拯救一切的骑士到来之前，让一个或两个大型金融机构经历这样严重的压力，或者甚至是让它们破产，并非是一个坏主意。　　

冗余　　

如果一个系统过于依赖于单一机构、市场、监管者、或者规则，那么它就会变得脆弱。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冗余和多样化—— 任何金融服务都应该有多项途径可供选择，而且对其中的某项途径不应该有过多的依赖。比方说，随着次级贷款市场的升温，太多的投资者开始依赖于评级进行决策。这些评级由不同的评级机构提供，或者投资者可以通过对不同的抵押贷款证券进行多样化投资，这些都不重要：危险的是评级过程本身。当评级系统开始遭受质疑时，整个市场崩溃了。要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冗余和多样化，我们不仅需要属于证券化过程中各个水平上的多种参与者，也需要除了证券化以外的进行抵押融资的多样化途径。　　

获得多样化的一种途径是在不同的金融机构组织间采取统一的规范。比方说，欧洲的银行发行担保债券，其实质是基于抵押贷款池子的债券。它与抵押贷款证券是类似的，除了一点，即在抵押贷款池子被证明不能够偿付债券时，担保债券的投资者能够要求银行偿还。将抵押贷款的大部分放在表外而在问题发生时将其转回到表内的做法，美国的银行没有采纳，它们选择了将抵押贷款证券化。事后再看，担保债券的做法可能让抵押贷款的持有更加透明，也给了银行更多小心行事的激励。但是资本要求更鼓励表外工具。不同金融机构组织形式之间更轻的更为统一的规则实际上为制度多样化留出了更大的空间，并允许更有效、更少监管者决定的行动方式的存在。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当更多的机构被统一到同样的规则保护伞下时，我们在同时又为令一个错误打开了大门：如果监管者犯了错，那么这一错误会影响到更多的机构。比方说，如果全世界的监管者对优先贷款抵押索赔都只要求很少的资本准备，那么全世界的银行就都会大量进行这种交易并同时遭受巨额损失。相反，许多大型对冲基金却没有涉及上述证券交易，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它们的活动不在资本管制的范围之内。由于被监管者会跟随监管者犯错误，因此监管错误的伤害性很强：监管者监管的界限越宽，其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　　

因此，这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把监管之网撒得越开之时，我们能够确保没有金融机构受到特殊待遇或者被歧视，而且最合适特定交易的金融机构总是能够获得特定交易的市场份额。但同时，我们也使得监管错误的影响变得更大。缓解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是降低监管者在规则制定中界定本质上定性判断的程度 —— 比如说，特定交易所需要的资本储备。轻的有效的规则在错误发生时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性更小。　　

逐步淘汰储蓄保险　　

最终，为了确保多样性，我们不应该让任何特定的制度形式拥有特权。银行享有的特权的主要来源是储蓄保险：如果某一金融机构的融资来源碰巧为某一种特定的可请求债务形式——储蓄，储蓄是完全由政府的储蓄保险机构所担保的，其所需要的保费只是名义上的形式。没有其他的制度形式享有这种短期债务的保险。　　

我早前提出过，是否可以限制对银行进行保险的行为。也许更好的问题是，是否银行应该享有储蓄保险。在现今全世界的政府都在为所有的银行储蓄进行背书的现状下，问这样一个问题显得有点奇怪。但是这正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储蓄保险原本并不是通过防止银行挤兑来压制市场恐慌的手段：政府，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才是这项任务的承担者。但是，政府却只是保护了个别的银行不受市场原则约束。换句话说，既然政府在各个角落都进行着间接的担保，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移除那些看得到的直接担保吗？　　

过去储蓄保险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为普通家庭提供一种安全的储蓄方式。今天这种逻辑已经不适用了——对短期国库券进行投资的货币市场基金能够提供这种安全。一支多样化良好的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高评级的商业票据并且按照市价进行估值，这已经几乎是与储蓄保险同样安全并且不会出现像其他没有按市价估值的基金一样在危机中遭遇挤兑。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确保支付系统的相对安全：未被规范的、不安全的、未保险的资产不能够影响到它，进而不能让系统崩溃。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比如说实时支付结算系统的产生，现在有可能保护支付系统不受任何支付者的违约影响，尽管这样做的理论基础并不充分。　　

储蓄保险确实有助于帮助小型的、没有进行多样化投资的银行。这些银行对于地方信贷而言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对于小型的蛋糕店或者玩具店——小型银行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一种可能性是对中小型银行保留储蓄保险，相应的它们需要支付一定的储蓄收益；对于大型银行则要逐渐减少直到完全消失。　　

显然，如果银行被认为是“太大不能倒”，消除储蓄保险是无实际意义的，因为这些银行无论如何最终会被政府援助。英国储蓄保险系统是局部性的，但是却没有能防止英国北岩银行的挤兑风波，也没能阻止政府最后的介入。消除储蓄银行的关键点在于让储蓄者在事实上造成银行“太大”之前，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与英国的储蓄者不同（所有银行储蓄都是被部分保险的，因此在大型银行的储蓄会安全的多），在我的建议中，大型银行的储蓄者拥有以下选择：选择小型银行，得到全额的保险；选择大型银行，基本得不到保障。这样的措施能够对一些有严重管理问题的大型银行设置限制，同时也能够平衡游戏参与的各方。　　

逐步淘汰储蓄保险并不意味着淘汰监管。因为当金融部门真正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最终还是会介入的，因此政府必须要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可以基于大型机构的资本结构（资本大小和短期债务）和资产性质（持有的非流动性证券和非流动性的贷款），对它们进行更为统一的监管，而不应该像以前做的一样基于是否拥有银行业从业执照。　　

深入思考消除储蓄保险并不容易。今天很少有储蓄者能够想起曾经一度储蓄可以不被保险。然而，不被保险的银行曾经存在过几百年。随着确保家庭投资和支付方式安全的替代性方法（比如货币市场储蓄）的产生，以及因为最近的这些大事银行已经被足够保护了，也许现在是时候我们淘汰这种过时的特权了。　　

凯撒的妻子　　

在作出结论以前，还有最后一件事需要讨论。我已经集中探讨了一些措施来确保政府不会轻易对特定市场或私人机构的展开救助。我假定政府就像凯撒的妻子一样，是不被怀疑的。而根据在博客圈和网络新闻网络中进行的一项快速调查（要承认这不是一项无偏差的样本），公众有着普遍的担忧政府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一些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当某个美国财政部雇员从历史上最大救助基金的管理职位直接跳槽到世界上最大的债券基金公司时，当另一个财政部雇员从金融救援的组织工作直接跳槽到最需要救助的银行之一的经营职位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自然要打折。不管个人的出发点值得尊重的程度如何（我绝对相信其值得尊重），或者不管新雇员多么小心的避免利益冲突，这种交易往轻了说总归是说不清楚。　　

即便私人金融部门对于这样做的政治后果置若罔闻，其政府部门中的校友们显然也没有能够理解这一困境。在常态下，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上述“旋转门”总是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政府部门能够吸引到大量的人才，即便其支付的薪水总体来说偏低。而且，一般来说，在这种“旋转门”之间转换的利益冲突很小。但是在经济下行期，利益冲突就可能很大了：政府的金库是完全打开的，一支签字笔和一把钥匙能够决定数以十亿计的公众资金的走向。因此管理这一“旋转门”的规则必须被重新审视。　　

还有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即政府行为是否过度被华尔街所影响了。我相信当华尔街的校友们占领政府或者美联储的重要职位时，他们会做他们认为对美国最好的事情。但是当他们根据被华尔街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所咨询的华尔街的熟人们的意见进行思考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相比于裙带资本注意，注意力捕获是这种现象更好的一种描述。这种纽带需要被打破，可能性之一是通过雇佣华盛顿和纽约之外的人才，甚至是雇佣金融领域以外的人才，来填充财政部的关键职位——比如说职业监督员，具有金融从业经验的公司执行官，甚至是学术界人士。多样化是改善信任问题的关键。　　

小结和结论　　

我们怎么能够在保留金融民主化的好处的同时确保金融系统不会容忍过高的风险度呢？在这章里我所提议的并没有很极端，不像进步论者建议的对私人部门抛弃，也不像意识形态正确者建议抛弃政府和监管部门。私人部门和政府连接处出现的问题——即，断层出现的地方——但是，既然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边，现实的改革就必须在两者的结合部展开。我们正处于一个需要前进方向的点。　　

金融部门已经最大程度的利用了政府想要推动住房贷款和推动就业的想法为他们带来的间接担保，最终却也结结实实地摔了大跟头。政府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对市场进行救助，实际上，做得已经有些过头了。现在政府的责任是让金融部门相信这样的救助以后不会再发生。　　

但是现在政府还没有从房地产金融领域撤出：实际上，目前政府卷入得更紧了。即便政府是由于政治原因对特定市场和金融部门进行支持，它还是必须让金融部门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实体是太具有系统性而不能让它破产的。因此，金融部门改革的关键性问题是，我们如果让私人部门再次对风险进行正确地估价，而不再理所当然地认定政府最终会介入进行救助。本章中讨论过的一些建议提供了一条可能性的路径。　　

重要的是，必须使信息透明以吸引有兴趣的公众加入到监督政府或监管者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中来。我所提倡的大部分措施可能不满足一些人希望的剧烈的变革。但是正如贾斯丁.路易斯.布莱德斯在1922年的一封信中所言，“不要相信你能从对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中找到对付不良境况或不道德行为的全能药方（就像国家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也不要对立法有太大的信心。为改革所设立的特定机构将会变为完全为敌人所控制，并成为镇压的工具。”他所提议的替代措施正是我们今天所言的“透明”，在他的信里他使用了“公开”一词：“公开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治疗社会和工业化疾病的良方。阳光是抵御细菌的最好办法，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　　

现在，我将转入美国经济所需要的改革步伐，重点讨论如何改进良好教育的可获得性和如何巩固安全网。　　

第九章 改进美国获得机会的公平性　　

在第一章中，我指出在美国由于很多人相对停滞的工资增长所造成的压力跟许多在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它们导致美国政客们用扩大信用作为权宜之计。次级贷款只是这一问题的表象，真正的原因是许多人面临的经济机会的缩减。

从纯粹经济意义上来说，并非所有形式的收入不平等都是有害的。更高的工资给更有才能和更勤奋的人，区分出经济中需要更多技能的工作，也给年轻人信号让他们知道投资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的好处。忽视不同工边际贡献的工资的被迫平均化会使人们丧失工作动机并且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

但是，当通往高工资的唯一的可能性路径被认为是出生、影响力、运气、或者甚至是欺骗，这样的话工资间的区分可能不会是刺激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当努力不再是得到相应收益的途径时，为什么要努力呢？的确，正如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托.阿里西亚和乔治.阿格雷托论述的，在民主社会里，对于工资或财富的高低程度的认知能够产生一个自我复制的模式。如果一个社会相信高工资是培训和努力的结果，那么它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就会少一些，进而确保了人们有获得技能和付出努力的强烈动机。但如果一个社会相信高收入来自于关系、机会、或者是欺骗，那么它就会对收入征收重税，而且诚实者很少人会努力工作，只有那些有关系的、幸运的、以及欺骗的人会越来越多。

美国今天的全体选民好像很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对富人征更重的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于富人是谁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不是很久之前，美国社会典型的富人是当地自我成就的企业家，比如汽车零售商和电影院所有者，他们跟当地其他人一样曾经上过同样的高中。而今天的富人，是那种让人有距离感的、薪资过高的CEO，贪婪的银行家，或者是进行大量内部交易的对冲基金经理。对他们的成见和认知很重要:富人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员，富人是“他们”。

不管从现实上还是认知上，美国都需要防止进一步的社会两极化。进行这一任务的具体方法很重要。如果大多数人经历的工资上的不平等扩大，是像我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起源于高人力资本的工人的相对稀缺的话，那么对这一不平等的社会反应就是改进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仅仅靠征收重税来将工资平均化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什么作用，并且会降低努力工作或获取技能的动力。这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减少不必要的收入不平等的最好方法是降低人力资本培训资源的不平等性。

机会可获得性的公平能够减少冲突的发生。比方说，如果富有的家长可以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高中，最终更好的大学，而贫穷的家长则不能，这样的结果就是贫穷者会对富人越来越没有容忍度。除了穷富之间不断增长的冲突之外，不平等的机会也可能会导致对扩大机会的经济改革的抗拒。比方说，没有机会上大学的贫穷城市工人可能对于有助于小企业创业的改革没有兴趣，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贷款。

我们在政治上的取向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很难聚在一起作为一个社会做出互相有利的决定。而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比机构质量之间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各自社会中的政治共识以及以此带来的采取行动以短期的痛苦确保更好未来的能力。不平等的机会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并会破坏社会共识。尽管这一章聚焦于美国，这里探讨的问题对很多国家也都有参考意义，包括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国家。

问题在于任何改进机会可获得性的政治经济成本——比方说，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都只是铺垫性的，而其好处要在未来才能显现。很难让公众，以及其后的政治家，对于这样的行动兴奋起来，特别是在目前公共财政拮据的局面下。但是，如果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的，不平等会自动复制。以后再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且许多公民也会在社会上由于缺乏必要条件而不能够创造出有生产力的生活。换句话说，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会不断积累这种不可接受的不断增长的成本，并拒绝将这种显然的成本作为成本收益计算的必要部分。

在达成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拒绝两项看似具有吸引力但是非常危险的观念。其一是政府支出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事实是资金在很少情况下是缺少的关键性因素，正如发展中国家中发生的一样。确实，政府的大笔资金如果没有腐败发生的话，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但是，另一方面这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会通过自发的私人行为来解决，这是另一个危险的观念。政府的努力（有时是资金方面的）在协助个人和社区方面，能够起到关键杠杆作用。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看到，成功需要关键市场参与者的聚集，比最初看起来更广泛地界定问题所在（因此也能找到更多的解决办法），以及重构所有参与者共同协作的动力。

改进人力资源质量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一整套的素质能力集合，包括健康、知识、智力、态度、社会能力、同理心等等铸就一个具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的要素。学校教育、家庭、社区在其中都是影响因素：要让一个孩子能够从他们的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收益，确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创造让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价值观和学习态度。而一旦个人完成了他们的正式教育阶段，雇主在推动雇员的继续培训和鼓励他们在工作中继续积累人力资本中，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作中的个人发展将伴随着我们一生中工作年限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型员工在完成正式教育阶段之后，可能会工作差不多五十年。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对在美国能够改进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一些重要途径进行描述。

早期的劣势　　

让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在很早就铺就了。对于遗传基因，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怀孕期间和儿童早期的营养对于孩子成人后的智力和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儿童早期的营养不良被认为与晚年的衰退性疾病有关，比如冠心病和糖尿病。孕妇的不良习惯，比如抽烟和喝酒，对其子女的健康有长期性的损害。不幸的是，这些问题更可能发生在贫穷和缺乏教育的家庭的子女身上，这实际上使得贫穷成为了自我死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更多的资源应该用于贫穷家庭孩子的早期发展阶段，可以采取提供营养补贴、医疗、以及对父母的教育等形式。

早期教育也被认为有很大的作用。在8岁以前，根据一般性的标准，智力发育已经基本完成。因此，对于儿童来说是否能够接收到有质量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是及其关键的。研究表明，早期儿童学习项目会减少未来从高中退学的可能性，增加进入大学的比率，进而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也减少了儿童在未来成为流氓、罪犯、瘾君子、或者少女妈妈的可能。

头脑启动计划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儿童发展计划，其主要手段是通过为儿童提供教育、健康、营养、社交机会等等各项服务加强儿童发展以增进学前准备。尽管政府对该项目的评估仍然比较混乱，但是从本地实验和常规评估的视野来看，很难相信由政府资源支持的为贫穷儿童提供的更多的幼儿园和学前教育项目不会产生效果。墨西哥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成功经验。通过设置一定的标准并为达标的贫困家长提供福利补贴的方式，墨西哥成功地鼓励这些家长在孩子的营养、健康、教育等方面倾注更多的注意力。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利用捐款采取了类似的现金转移的手段来进行类似的计划。但现在还太早得出其是否有效的结论。不过，类似计划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保证了更多这样的试验会被进行下去。

家庭对于儿童成长而言很重要。早在1966年，影响广泛的《科尔曼报告》的结论中说道，对于学生的在校表现而言，家庭背景比学校环境，包括学校对每个学生的支出等其他方式更为重要。而家庭中，不光是家庭收入重要，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这二者影响到家庭对资源的获得和这个家庭能为孩子提供的环境。如果父母是十多岁的青少年，又或者是成长于单亲家庭，这样的孩子成功的几率会小一些。而同样，这些问题更容易在贫穷家庭中发生。尽管政府在巩固家庭关系中只可能是一个作用有限的角色（政府绝对不应该像现在一样对结婚后的家庭征收更高的税），在社区范围内更多地认识到少年父母、单亲家庭、破裂的婚姻对孩子的伤害，这能够成为一项促进改变发生的力量。

正如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 赫克曼所言，更一般的情况是，孩子之间的差别在很早就已经被铺垫下了：大多数在18岁时被观察到的能力差别其实在5岁时已经存在了。而且，儿童是最具可塑性的：年纪越大，要改变能力和行为就越来越困难和代价也越来越大。因此，对儿童成长的早期介入对于改变孩子的成长路径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非认知的技能　　

介入并不仅仅意味着增进儿童的学习能力。学业的成功与职业生涯的成功一样，与非认知能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比方说毅力、决心、自律等。而且，认知能力相对固定得比较早，非认知能力能够被改变的时间段则长得多。

好的学校能够教给学生好的价值观，这能够在学生以后的生活中起到好的作用。以往的研究表明，教会学校的学生一般而言比城市内的公立学校学生更为成功，这也许是因为教会学校能够让学生更为自律和更有动力。而公立学校学生表现的改善正是由所谓的“家长式”学校带来的，这些学校对纪律加以坚持；学生不允许旷课、必须穿着规范、对违规的学生加以惩罚。但是，没有任何系统性证据可以证实这类学校的成功、以及让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或者是怎样的环境能够更利于成功。不管如何，学习环境和非认知技能的学习都能够通过知识和行为的教育被改善。

学校内外发生的事情都同样重要。不好的家庭和社区让孩子更难获得那些能够帮助他们成功的价值。课余教育和课外辅导——让学生有机会与成功而有爱心的成人在一起——能够弥补部分不良家庭和社区带来的伤害。同样的，社区内的良好领导和家长责任的分担也能起到这样的修补作用。正如在2004年民主党大会上，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说：“到任何一个市内公立学校里和附近的社区走一走，就能够知道单政府本身不能够完成教育好孩子的重任；父母必须教育他们的子女，如果我们不能够关上电视并提高孩子对自己的期望值，那么这些孩子就不会获得成功。”政府对教育的支持需要这样的家长和社区的责任感。

更为一般的，长时段的在芝加哥的深入研究表明一个失败的学校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加以改变：好的领导能够创造出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教员互相合作对学生提出挑战，而教员自己则被鼓励去发展他们的技能，学校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则一起合作来改进学生的整体学习环境而不是将改变仅仅局限于学校内，家长和社区也能够参与进来成为这项综合工程的一部分。

学校教育总量　　

研究表明，小学阶段公立学校中，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学生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上所取得的进展是差不多的，尽管前者在早期发育中的不足会带来一些劣势。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同社会阶层学生间的成绩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最主要的因素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收获在暑期时间内是停止或下降的，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智识在暑期间则是不断增长的。家庭间的学习环境是不同的，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教育游戏、书籍、私人辅导、暑期学校等等，这些让他们在学校之外也能够继续学习。而一些经济学家因此建议延长学校教育时间：日本的学年长达240天，而在美国则只为180天。还有人建议给贫困家庭提供代金券来帮助他们的小孩参加暑期学校。这两种方法都值得进行试验。

教学质量　　

很清楚的是，教学质量也影响儿童的教育经历。有动力的、具有启发性的、知识　丰富的　老师能够带来巨大的差别。同样的，班级的规模也一样。

得到好的老师要从雇佣开始。当给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其它机会受到局限时，很多具有天分的人就被吸引到教师这一职业中来，因为这一职业能够获得尊重并且向他们敞开了大门。那么，随着机会的大门向社会的弱势人群敞开，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就相应下降了。薪酬必须成为吸引人才的组成因素。但是，薪酬的增加应该与教师在课堂内外的表现挂钩，而这一表现应该部分地根据学生的学业进步来衡量。额外的薪资增长应该给那些难度大但是必需科目的老师，比如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应该给那些在不好的教学环境里工作的老师，比如市内教师工会就反对薪资差异，特别是仅仅根据学生表现的薪资差异。但是他们慢慢的开始接受改变。

和薪资一样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利用教师经验的职业生涯。只有部分教师喜欢，或者说适合担任学校的行政职位。其他的人则能够担任其他的重要角色，比如初级教师的辅导员、开设教学法课程的数学老师、又或者是某学科的专家教师。这些职业生涯必须被清晰地设计并能带来合适的报酬。

某课程的专家教师是重要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教师需要获得一个关于怎样教书的学位。可以肯定的是，我自身对教书的学习（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学生仅限于大学生）是直接来自于课堂经验和其他同事的指导。要求教师拥有教育学学位可能会大幅缩小教师职业候选人的范围，也可能让很多学科专家没有机会成为教师。学校应该做的不是要求特定学位，而应该是设立更为正规的辅导系统来给予初级教师建议并帮助他们分享经验。而且，学校系统应该找到办法来利用那些有动力有天分、但不把教师视为长期职业的人。比如在“为美国教书”项目中的，想要试试教书职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和那些想要用不同的角色重返社区生活的老年人，都应该被欢迎。

人数少的班级利于学生的学习，因为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这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尤为重要，因为这段时间是帮助儿童发展注意力和纪律性的时期。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减小班级规模和添置像电脑这样的教学辅助设施。因此，必须基于仔细的成本收益分析来权衡资源的分配方向。

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获得最好的教师资源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科技。科技能够帮助教师们分享经验、做课程计划、以及设计课后作业和问题。我是一家总部在印度但业务遍及三个大洲的名为Heymath公司的主管。这家公司给教师们提供设计数学课程和课后作业所需要的工具、模板、以及评估系统。它创造了一个交流社区，让全世界范围的数学老师能够分享最好的实践经验。Heymath也根据老师允许的范围内为学生提供辅导和帮助。因此，技术能够以相对少的投资帮助改进教学质量。

学校也需要一套问责系统。该问责系统的关键是一套全国范围通行的对学生表现的衡量标准，再加上常规的基于该标准的测试。因为学校录取的学生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学生的成绩衡量也必须考虑到学生的被录取时的质量：因此成绩的进步程度和成绩的绝对数值同样需要被衡量。我们也需要找出办法来公布对学校表现的评估，这一评估必须能够在学校之间进行比较而且能够被家长轻易地理解。不好的学校需要给予启动资金进行改善，但不应该给他们多次机会。2002年的《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最后，家长的选择也能够帮助学校间树立竞争原则。学校代金券项目如果被恰当地执行，那么学生能够用脚投票从而不好的学校不会阻碍好学生的发展。特许学校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这些准公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较少受到监管约束，拥有更大的自由的同时也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从学区所得到的经费拨款与其从所吸引到的学生数量成正比。证据表明这样的学校能够带来巨大的成绩改善，特别是相对于那些几乎没有关门风险的公立学校。

表现最差的公立学校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改变，因为存在与这些学校和周边社区的问题更深一些。组织化的资本投入和社区介入需要建立起来（这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一学校会关门，那么集体救援行动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必须有一个特定的时期，在该时期内资源被提供、改变被鼓励、关门的威胁被搁置。但是，如果在这一时期内，没有学习成绩改进要求，安静的非竞争的生活被永久的保证，那么集体努力也很难被引导出来。与发展中经济体一样，初期的哺育和保护与随后的竞争结合起来能够较好地起作用。

奥巴马政府为教育改革铺就了一条道路，其中涉及了比之前的《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更为细致的评估学校的方法。该教育改革计划要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测试标准、根据学生表现对教师进行评估、为进行改革的州和地区提供额外的资金。这些是重要而有用的想法，而且如果被执行下去，将会对改进教育是很大的一步。但是，我们不应该低估对统一标准、公布成绩、以及淘汰不好学校　和　老师的抵触，尽管他们只是少数——但安静的没有竞争的生活是让人沉浸的而且值得他们为之抗争。

对学生考入大学及大学阶段的帮助　　

来自家庭收入底部1/5的年轻人中，仅有34%最终进入了大学，而相对的家庭收入在顶部1/5的年轻人则有79%进入了大学。而且，那些进入了大学的学生中，家庭收入位于底部1/5的学生只有11%能够毕业，而家庭收入在顶部1/5的学生则由53%的毕业率。因此，退学的比例在贫穷人口中不成比例地高。

在更早时期被培养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对于上述差别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我在之前也讨论了对此进行弥补的可能性。还可以加上一条，大学可以对这些弱势的年轻人的给予便利，让他们能够更容易对学校进行申请、学费更能负担、更容易能够在学校呆下去并取得成功。

来自于更好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拥有大量资源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大学申请过程，包括学校的咨询老师和家庭中曾上过大学的亲戚。而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则没有这些资源。尽管存在着很多政府的辅助项目，但是其效率值得质疑。最近，有一些项目被建立起来帮助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与拥有大学申请经验的大学生之间形成联系。如果这一做法起作用的话，那么就值得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助学金也能够有所帮助。研究表明1000美金的补助能够将大学出勤率提高约4%，能够提升毕业率，并能够让学生选择用4年制本科教育替代社区大学。大量的助学金计划已经在进行中了。其效果好坏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助学金发给那些只有依靠这笔资金才能上大学的年轻人手中，同时也要讲申请助学金的程序设计得简单一些——目前这样的助学金项目有很多，但都没有被广泛地宣传，而且每个项目都有独立地申请程序，这些都增加了没有条件上网和打印的贫困家庭孩子的困难。最后，这些助学金的持续发放也要根据学生的在校表现来进行。

工作学徒制和培训　　

人力资本也能够通过在职训练来获得。学徒制，特别是在私人部门，对于培养工作习惯和行为进而帮助贫困青年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在美国，人们在其职业生涯中往往会更换工作多次，因此必须有外力来推动公司来提供这种学徒制。在公司自身很可能不能够长时间地使用其培训好的员工以及学徒制所需要的大量资源的事实面前，为公司提供补偿使公司拥有提供学徒制的动力是必要的。

决定什么能够真正起作用　　

很多关于如何帮助弱势人群增加人力资本的建议已经而且正在被提出。但是，在理论上不错的建议常常在实践中行不通。尽管我们应该尝试那些有证据和尝试表明成功几率很大的建议，并且在理想状态下，这样的项目也应该定期评估。这些评估将能够帮助辨别效用不佳的项目，同时也能够帮助项目的改进。

随着弱势人群的人力资本质量被改进，工资的不平等也应该逐渐消失。尽管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是否任何形式的对项目的介入应该被实施，是否某个项目会成功，又或者，这样的成功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对于那些在社会资源再分配上落后的人会有政治压力，这种压力要么是直接的要么间接的来自于实施了这样政策的人所获得的好评。相反的压力则会来自于那些承担了更高赋税的人群以及那些不相信收入再分配的人群。在一段时间内，较大的政治分歧还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必须希望随着弱势人群看到了这些项目提供的社会阶梯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机会再分配的前景会减少潜在的冲突和增长的代价。

保险和安全网　　

正如我在第四五章中所讨论过的，在美国能够在长时间的萧条中支持失业人员的安全网的缺失使得公众焦虑感增加而且会产生不成比例的货币和财政上的反应。增强工人对经济逆境的抗风险能力是改进措施的目标之一。这一问题不是与不平等不相干的。低收入导致人们的安全度低或者说让他们没有能力有足够的储蓄帮助他们自己度过失业期。

在寻找救助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企业和雇佣关系的本质，即强调灵活性和移动性，这可能与欧洲大陆的长时段安全网不相匹配。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会考察既能提升美国工在经济萧条期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又能保持其系统固有的灵活性的一些改变可能。

区别对待但规定明确的失业保险　　

现有的失业安全网依靠的是一个用暂时性延长失业救济的办法来应对长期大量的失业的政治策略。关于失业救济是否会被继续延长以及获得失业救济的标准，劳动者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政治家在紧急立法这一借口的掩盖下，利用公众对于救助行动的需求，不经仔细推敲地推动通过了许多他们个人感兴趣的项目。

如果美国的复苏确实从本质上有所改变，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的话，那么是否失业救济应该更为长期地进行就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更长时段的失业救济不仅仅要求更高的成本而且让一些失业人群对找工作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焦虑感。一个反应不那么灵敏的劳动力市场可能改变美国的雇佣关系本质，同时这种宽松也能让企业能够抓住一些新机会。美国可能想要为了给劳动者更多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一部分公司灵活性，但是这一决定是长期性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先更好的分析复苏的本质是否改变会让这一问题更为充分地被考虑进而也能更好地设计解决方案。

但是，有两项改革的净福利是很清楚的。第一，规定明确但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失业保险的延长对美国是有好处的。用另一句话说，不是基于当下政治形势采取特事特办的失业救济延长，而是将对失业救济的延长决定与一个公式相结合。这一公式的可以是工作职位减少的数据（一些州已经提供了）、创造的新职位和减少的职位的比例、以及萧条已经持续的时间这几个因素的简单函数。更复杂一些的公式则可以考虑加入以下因素：其一，工作的减少是在哪些领域（是那些产出具有周期性的产业还是说特定工作的减少表明的是更为长期的变化？）；其二，新创造工作的性质（是那些全职的、长期的工作还是兼职的、暂时性的工作？）。保持问题简单性的好处在于，劳动者能更容易地预测和计划失业救济的延长，而这正是减轻焦虑感的关键。

第二个需要改变的是医疗保健领域。很多围绕失业产生的焦虑感来自于伴随着失业产生的自身及家庭的医疗保险的丧失。正如我所写的，国会刚刚通过了一项接近于全民保险的法案，——这里说接近全民保险是因为即便法案的条款全部被执行，非法移民也仍然不包括在内。在实现有效全民保险的长期而艰难的征途上，这项法案的通过只是第一步而已。该项法案的许多条款确实在一年内就要陆续开始实施了，但是许多州立法都试图跳出该法案条款之外，当保守党当权后有可能废止该法案，同时主要的法律障碍是否被完全克服也仍然存在一些疑问。即便该法案在立法上的挑战被顺利地克服掉，那么有效的改革也需要想办法在减缓甚至减少医疗保险成本的同时确保把每个人都能被纳入其中。但是，该法案中所反映的政治计算中，强调了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扩大的好处是清晰而且见效迅速的，尽管法案里关于成本和控制的细节很少。这项法案中有很多好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坏的），但是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哪些想法能够得到发展的动力。关于全民医疗保险和其成本之间的辩论离最终的结论还很远，这一辩论还将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伴随着我们；因此更为仔细地研究关键因素是有用的。

全民医疗保险　　

美国完全没有兴趣对私人医疗保险进行激进的彻底改变。全民医疗保险的关键在于逆向选择问题。如果一个保险计划不成比例地吸引了过多的已经有健康问题的人群，同时吸引的年轻人和健康的人群又太少的话，这一保险计划就是不可持续不经济的，因为前者具有更高的保险风险，而后者对于补贴前者是必需的。

如果不少的年轻和健康人群选择不保险的话——年轻人对于其自身的健康有着很强的自信——那么，在每一个计划都不能拒绝有健康问题的人群加入而同时能保持适当水平收益的全民保险系统成功的关键在于确保那些年轻和健康人群付钱加入。激励机制可以是胡萝卜和大棒的组合——胡萝卜可以是对没有求偿的人给予回扣，大棒可以是对没有参加全民保险的人进行罚款。罚款和回扣都应该足够高可以使让那些健康的个人加入全民保险，而不会宁可交纳罚款而只在需要时加入保险。并且更多地吸引了有健康问题人群的保险计划应该从那些较少吸引有健康问题人群的保险计划得到补偿。

全民医疗保险也会需要对穷人进行补贴。我在第四章中讨论过无条件再分配，对穷人进行补贴显然会造成与那些讨厌的上述再分配的美国人的矛盾。很多美国人确实相信那些倒霉的、收入低的美国公民仍然应该给自己及家人支付健康保险，这并不正确。而且，许多没有保险的病人最后也会得到治疗，但是由于之前没有任何的预防性治疗，这恶化了健康问题并增加了治疗成本。最后，全民健康保险有更大的好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都被告知需要扩张宏观政策时，全民健康保险在萧条期带来的焦虑感的减少以及相应的对更大范围宏观政策的减少，都能够使美国能更好地根据实际运用其财政和货币政策。

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最主要问题在于，一旦逆向选择问题被解决，美国医疗保险似乎就不再需要成本收益分析了。2006年，美国在医疗保障上花费了15%的GDP，而该比例在德国和法国为11%，在英国和日本则只有8%。以人均水平来说，美国在医疗保障上花费6347美元，而日本则只有2474美元。这一区别在一直在扩大：1970年美国人均在医疗保障上的花费比上述其他国家多花40%，而2004年这一差别扩大到90%。但是人民的健康水平则没有得到相应地提升：1970-2004年间，上述其他国家在65岁人群中的预期寿命增加都高于美国，只有加拿大除外，加拿大和美国一样只有3.7岁的增长。

三个因素对于成本上升很重要。第一，在美国投入的价格更高：比方说，美国换臀的价钱是加拿大的两倍。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部分在于美国医生的报酬水平。第二，由于支付医生和医院报酬的依据是其提供的服务而不是疗效，由于保险最终买单，这样的系统容易导致对健康保险的过度使用。第三，该系统倾向于使用创新产品即使在有效性的证据还不那么充分的情况下。比方说，核粒子加速，花费了超过1亿美元，对罕见的脑部和颈部肿瘤很有效；但是它也被用于治疗普通的前列腺癌，但却不会带来额外的好处。一项好的法案能够鼓励更多的竞争，能够为结果而不是投入买单（同时给每个用户都设定一个每次看医生的减免费用水平，这一水平含有对特定医生的判断在内），能够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已被证明有效的治疗上而不是只关注更便宜的替代性治疗手段。

还有其他三个因素对美国医疗保险的高成本有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第一个因素是行政成本。这一点很难准确的估量，但据一个估计显示2006年美国人均行政成本约为465美元，而日本则仅为52美元。之前提到的美日人均医疗保险花费的差别有十倍之巨，显然行政成本的差别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然而，改进成本效率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信息技术革命能够最终被应用到医疗保险中去，比方说通过标准化病人的电子病历从而使病历档案转移能够更容易。

第二个因素是操作效率。美国的医院间能够从彼此之间进行学习，同时也能够从别的国家的医院学习，比如说印度就通过将在制造业中完善了的大型生产技术应用到医疗之中降低了成本。印度的医院已经发现当医生专攻某一类手术时失误率会降低。手术时间也在没有降低安全率的同时被缩短了。降低不必要的冗余和最有效地使用像医生时间这样的昂贵资源也有所帮助：即使印度的好外科医生和美国的赚得一样多，手术的总成本在印度却比美国低得多。美国的规章制度使得美国的医院成为“全能”医院而不是专门医院，这又使得成本上升。医院之间更强的竞争也能降低成本；鼓励跨国竞争的简单做法是让像墨西哥和泰国这样其他国家的授权医院里进行的手术也能够得到医疗保险以及医疗报销。

第三个因素则是医疗事故索赔的威胁，这使得内科医生会向病人推荐会保护他们在未来避免法律诉讼的治疗方案，即使这些治疗对于病人的健康毫无必要。医疗受益人的支出在一些医疗事故赔偿高的州能比其他国家高5个百分点：这一区别是很明显的，但仅这一条也不足以解释美国高昂的医疗费用。不过这些都是导致高昂医疗费用的因素，而且关于医疗事故索赔的改革也应该是有效法案的一部分。

需要发生的复杂改变很容易被最小化。医生们需要向病人推荐必要的治疗，包括预防性的，但是不应该有由于附带的费用带来的过度治疗的动机。统一的医生工资、参加健康维持项目的每名病人的费用、或者是对特定小病的治疗方式，这些都是吸引人的，但却都不是万灵药。 比方说，没有其他的激励来源，统一工资能够扼杀努力的动力。相同的，如果对医生、医院、医疗程序的效果进行信息公开，那么病人就能够对去哪里就医以及他们希望如何被治疗有更好的判断。最终，大部分的人的决定还是会基于权威，也就是我们的医生的建议。伴随着教育的发展，许多试验正在进行，来探讨如何正确地混合激励、透明、竞争、以及组织变化，让医生、医院、保险公司、病人、以及政府一起创造一个有效的医疗卫生系统。我们需要找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能够起效，并能让这样的解决办法按比例增加，并在运作过程中持续对其进行评估，并意识到各种不同的方法会使整个系统抗风险性更强。这都需要快速地完成。有效的改变不会容易，但可负担的全民医疗保险的好处远远不只是美国社会民众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它还能延伸到美国经济体的健康。

改善社会救济以及劳动者的可流动性　　

增进个体劳动者在经济萧条期的抗风险能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储蓄和养老金的可流动性。依赖雇佣者提供长期储蓄的劳动者——比方说，如果他们足额支付养老金计划，或者在其公司持有大量股份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在其雇佣者有麻烦时会遭受双重打击；他们会同时丧失工作和养老金。理论上来说，养老金计划必须保持足额支付，但是陷入困境的雇佣者往往不会足额支付。尽管政府能通过“养老金保障公司”部分买单，但更好的长期解决办法是让劳动者的储蓄独立于公司的健康状况，具体方法则是通过确保他们投资于多样化投资养老计划（在这样的计划中，多样化互助基金的雇佣者投资形成了养老金积累）。更一般而言，让收入一般的劳动者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长期福利独立于其供职公司的健康情况，能够降低劳动者的焦虑感和政府为了保护劳动者必须救助陷入危机的公司的政治压力。

对劳动者流动性的限制也是导致焦虑感的原因之一。工作场地越来越要求保密和资格证明：比方说，医生和律师在不同的州需要不同的执照。对于美国乃至世界而言，很重要的是不要被各种一旦迁移到新地方就需要重新建立的各种职业标准所割裂开来。法律上的考虑和职业资格要求（以及考试程序的质量）可能在不同地区间不同，而正是对精通领域有所要求，证书有时的用途在于将竞争挡在外部而给现有证书持有者更多的收益。比方说，很难相信医疗实践在在不同的州之间会有很大区别。这一程序需要被仔细地再审视以缩小标准之间的差距，或者是在可能之处推动跨地区证书，并简化考试和证书的再授予。有钱的职业组织没有任何动力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要靠公共压力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资格要求。

在现在的萧条之中，另一个限制流动的因素是住房所有权。案例证据表明很难售出的住宅以及那些市场价值低于所欠贷款的住宅让劳动者不堪重负并阻止他们到别处找工作。很多建议家庭购买房价下跌保险的金融创新已经被提出了，而且在现在的危机之中，对这类工具的需求也会上升。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对住房所有权的关注需要重新考虑的原因。

尽管现代经济需要一些工人专业化，比如在第四章中所提到的Badri，但这可能导致一个产业变得过度专业化。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所探讨的“生活”保险——一项对劳动者所从事的专业化领域的工作和收入下降进行保险。在某种意义上说，长期失业保险是社会提供的“生活”保险的一种形式。这种保险的缺点在于它降低了劳动者保持其自身人力资本与时俱进的动力。但有一个不具备生产力的依靠保险生活的下层阶级比有一个贫穷的下层阶级好；然而最好的还是让保险支付仅仅作为帮助失业人群培训再就业的过渡阶段的支持手段。

另一替代性手段是让劳动者通过打造自身人力资本的灵活性来保持流动性。公司没有直接动力来鼓励劳动者学习该公司利用不了的技能。然而，更大潜在的流动性却能让劳动者更安全。为了吸引到好的劳动者，企业应该提供人力资本发展的机会。一些公司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更多的公司却没有。也许问题在于年轻的高质量的劳动者不害怕他们的未来，而企业不想要通过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吸引不安全的劳动者。也许劳动者自身一旦踏入了公司门槛，也会延迟利于其流动性的技能发展——返回学校并不容易——直到对他们而言已经太难去进行发展。

不管是什么原因，随着工作生命的延长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特别是在知识密集产业，越来越容易发现他们自己拥有过时的和过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学术界，一般每七年就会有一年公休假用于知识更新。（芝加哥大学的教员除外：那里的人认为除了没有别的地方能够比芝加哥大学学习到更多东西，因此没有必要公休。）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像学界一样，也许雇员公休应该变得更为普遍一些。因为政府能够从劳动者人力资本更新中获得好处，所以可以考虑为已经工作了一定年限并决定休假进修或者再培训的劳动者提供税收优惠。这样的动作能够给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也允许这样的公休。

大学也应该采取行动。在美国，寿命预期自1900年以来已经延长了30年，这几乎是整个的工作生命长度。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取得了高级学位，但大多数人仍然在其生命的较早时期就停止了正式教育，正如100年以前一样。教育仍然指向第一份工作，即使技术革新、竞争、更大的工作流动性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言，第一份工作或者是第一个职业生涯并不会是最后一个。

一个正式教育结束于21岁的系统很可能提供了太多第一份职业生涯头几年的信息，但是却提供太少关于之后半世纪的知识。那么，减少对早期专业化的强调而更多地在日后提供正式教育，是不是更合理呢？这样的话，个人就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和偏好的改变。

通过对那些觉得自身MBA教育培训的技能需要升级的高级执行官提供开放注册更新课程，商学院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但是仍然有可能需要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进行再思考，因为这一系统结构是被设计为当学生离开校园时一般而言会在一生中受雇于同一家企业并从事于同一个职业。我们需要更多的模块式学位和在一生任何阶段都能够进入的高等教育系统（至少是各种教育项目），因此学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选择什么才是他们想要的。

远程教育的发展运用互联网技术帮助个体在进行全职工作的同时也能及时更新知识，并帮助减少高等教育的成本。一些学校已经提供只需要几周集中上课的MBA学位，其大部分必要的交流和讲授则是通过网络讨论组、电子邮件和网络讲课完成。这种项目会扩张。因此，帮助普通公民应对其生命中更大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工具将会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革命。

储蓄　　

最后，劳动者在有足够的储蓄时面对不幸遭遇时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对太多的美国劳动者来说，其财富增长的幻觉都来自于不断增长的房价。在这一次的危机之前，也就已经存在着财富幻觉——毕竟，如果你必须住在某处，那么如果你所住的房子价值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你真正拥有了额外的可支配的财富——这种幻觉最终随着房价的崩溃和留给借债者巨额贷款而破灭。

长时间自愿遵守——不然的话，他们能够在任何时间毁约。

也许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未来安全的最重要来源是社会保障。不幸的是，社会保障系统是一个现购现付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现在的付款者为现在的收款者买单，这在长期内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劳动者不得不延长工作年限而未来的退休金获得者则不得不领取更少。这些真实的改变不得不发生，对社会保障我们不应该假装会存在没有痛苦的改革方式（比方说，通过在公司资产里进行投资）。这一系统需要被改革，主要方式是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和放慢福利增长的速率；越快地完成改革，那么成本就越能被公平地分散到各代人之间。

政府能力　　

最后，政府财政在这次危机遭受的巨大损失后必须重塑健康。政府支出的能力总是萧条时期银行和公众抗风险能力的来源。也许美国政府最大的资金不足的欠债就是医疗保险和补助。这又使得把健康保险成本控制排在政府议事日程前列多了一条理由。

通过公平和有效率的方式减除不必要的支出和增加税收来降低赤字，必然是答案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两党派共同的努力来找寻所有的可能方案——包括加值税（一种全国的消费税）和碳税，这些方案都已经出台了。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其更高的收入税减免而抵消这些加诸于消费至上的税收。但是，只有富有者需要被征税来修补政府财政健康的概念与这一事实相抵触：这一税收概念对富者工作动力的扼杀效果大得多（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谋生而工作），而且他们也很可能可以通过往税收低的地区搬迁和制定税收计划来实现避税。在所有可能性里，所有人必须扎紧腰带。

概要和总结　　

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是被政策推动的，而这些政策是用于应对公众不断增长的不公平和不安全感，同时这些政策还助长了金融部门的过度扩张。修正美国经济的措施不会很容易而且将要求更多的政府介入。考虑到政府行为错误的可能性，我们在实施政府介入时应该谨慎而且带着批判精神。但是不作为将会让事情更糟糕。

对于年轻人，答案存在于拓宽各种途径让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成长。对于年纪大一些的，我们则必须帮助他们更新技能保持竞争力。对那些不能改变的人，我们则需要在提供必要支持的同时找出办法让他们始终作为有生产力、有价值的成员参与到社会之中。这些都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美国社会不得不在同情和理解之间找到平衡，来避免创造出一个依赖性强令人讨厌的寄生性下层阶级。

一些今天需要的改变可能看似与美国自我形象不符，美国一贯的形象是能够不受政府大手干预能够获得成功的企业家形象。然而，这一自我形象的中心在于任何一个人只要够努力就会成功，美国人相信明天会更好。而教育和医疗保险的不平等以及不安去昂的增加，特别是长时期的萧条，打击了这一自我形象。

一个不安的美国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担忧，因为这最终意味着一个更为向内审视不知何以自处的世界。世界需要美国进行改革。美国总是能够在逆境中重塑自身，因此现在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不能够再次这样做。正是美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美国未来的希望。那么整个世界又会怎样呢？下一章我将进行讨论。

第十章 再现“蜜蜂的寓言”　　

1714年，伯纳德·曼德维尔，一个生活在英国的荷兰人，写作了《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这部散文诗小册子是对残酷现实、奢侈、以及富裕的统治阶层的控诉。比方说，在他虚构的蜂巢里对律师的刻画，几乎是一则毫无掩饰的对他所处时代英国的寓言，而这对于今天许多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律师，这个行业的诀窍之根本　　

乃是均分办案所得，聚敛资金，　　

……　　

他们总是故意拖延出席听证　　

却掰着手指计算聘请的费用　　

为了给一项邪恶的理由辩护　　

他们便去检索浏览法律全书　　

如同窃贼商店和客栈之所为　　

寻找着最能乘虚而入的机会　　

但是，在曼德维尔对律师进行了批评之后，他笔锋一转，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意义：富裕有权阶层奢侈的生活以及他们不断改变的时尚品味实际上给许多人提供了工作。因此，

奢侈驱使着百万穷汉劳作；　　

可憎的傲慢又养活着另外一百万穷汉。　　

嫉妒和虚荣，是产业的奖励者；　　

其产物正是粮食、家具和衣服的变化无常；　　

这种奇怪而荒唐可笑的恶德，　　

竟然成为回转商业的车轮。　　

确实，当蜂巢中反对的声音变得足够强大，当腐败和过度消费被终结时，蜜蜂社会的经济也随之崩溃了。曼德维尔由此简明地指出，充满了酷爱节约的储蓄者的经济体不能够实现长期的繁荣，因为如果没有人花钱那么就没有人赚钱。我们提倡节俭而压制借贷，但是在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中，你实际上不能够只取一端。　　

近些年，世界经济又开始变得像曼德维尔的蜂巢。美国的消费（以及一小部分其它富裕的工业国家，比如西班牙和英国）已经比它们生产或赚取得多，因此它们以借债来补偿之间的差额。而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穷国所做的则恰恰相反。　　

能源的利用也是实际商品消费的参考指标。2003年美国人均使用7.8吨石油，这一数字是法国、德国、日本人均消费数量的两倍；是中国的7倍；是印度的15倍。当然，美国的人均收入也位于世界前列，但是其消费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还是不成比例地高出很多。而且因为其储蓄也相应的低，美国2006年的消费资金来源是通过借入世界上其他国家70%的储蓄来实现的。

这种消费模式的产生，部分是因为美国政策鼓励借贷消费，不管是在平常时期还是作为走出衰退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因为国际金融市场也愿意满足美国的需要。像智利、中国、德国、日本、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以及韩国这样的国家，则是通过一种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来供给美国，同时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提供了购买其出口物资的资金；这跟曼德维尔时代手持挥金如土的贵族借条的商人是一样的。对于很多这类国家而言，为外国需求提供供给比起创造本国需求而言是一条更为稳定的增长道路。　　

这一互相有利但最终不可持续的平衡已经被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萧条所打断了。就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美国也开始认识到通过平民信用扩张支持的消费是不具备生产性的。深陷债务中的美国家庭，被市场价值低于抵押借贷的住宅所拖累，他们已经开始更多地进行储蓄。为了确保消费不会崩溃，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扩大支出，但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进行支出是有限制的。今天共同的预测认为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较为长期的缓慢增长。预测总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这些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持续的高失业率将会将会为已经被停滞增长的工资所打击的中产阶级更为严重的不确定性。从上涨的房价和财富的幻觉中醒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西班牙和英国的家庭也处于类似的处境，而像希腊这样的更小的国家则在危机的边缘。　　

谨慎的宏观经济操作表明，赤字严重的国家应该压缩开支而增加储蓄。如果世界经济增长没有大大地减缓，那么具有贸易盈余的国家将不得不通过更多的支出来抵消这一转变的影响。理想中的情形是，这些国家中的富国——德国和日本——应该在国内像银行和零售部门提供生产力从而其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收入和消费，同时这些国家中虽然穷但是发展很快的国家——比如中国和越南——应该逐渐减少其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并推动国内消费。

甚至存在这发展中国家开始再次出现大量贸易赤字的希望，从而能够将工业化国家拽出增长滑坡的泥潭，特别是多边借贷机构已经进行改革更加支持借贷。这种希望是不现实而危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很难安全地通过借用外债来扩大国内需求。问题在于国内需求通常在政府具备政治目的或者金融部门的动机发生扭曲的时候扩张得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础资源配置被扭曲了。可预期的多变机构的金融支持只会在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之前增加不必要的铺张浪费。不负责任的外国出借人得到更多的补贴，而纳税人最终需要买单的财政窟窿却越来越大。当然，多边机构还是有一些发挥空间来为那些具有负责任政策的国家提供贷款的，这样的话那些拥有贸易盈余的国家能够不仅仅只是大量堆积外汇储备。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工业国家贸易赤字可持续的减少这一现象，其反应不应该是对应的发展中国家赤字和债务的扩大，而应该是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缩小贸易盈余的差距。

在实践中，这样的转变无论是对贸易赤字国还是贸易英语过，在短期内政治上都是十分痛苦的。就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美联储正在人为地将利率控制在极低的水平（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上），以此希望普通家庭能够重新启动消费——毕竟，家庭消费是今年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中国积极地介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以此来保护其出口。这些短视行为都使得从现有的不可持续的均衡中跳脱出来变得更为困难。

么好处，对于谁应该承担额外税收负担的战争可能会变得很丑陋。不想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在危机中并没有出现的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因为它仍然能够从世界的其它地方很容易地吸引到资本。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害怕美国政府不能够达成为有序解决政府财政困难所需要的政治共识，他们可能会开始担忧美国政府会采用其一贯以来通过高通胀来降低其公债实际价值的作法。如果他们恐慌，他们将出口美国政府债券，进而导致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利率由此可能不得不大幅提高以维护外国投资者利益，从而比预期地更为严重的减缓美国增长。这样的转变能够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和消费，但是这种方式使得其经历的痛苦最大化。

即使现状比我们所预期的延续得要久，维持现有不平衡模式会导致长期后果。第一，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可持续问题。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变得富裕，他们的家庭会更多地消费。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对于世界而言，像美国郊区普通家庭那样进行消费和浪费是不可行的：正如印度前财长施旺特·辛哈所言，那时“世界”将不存在，我们将无家可归。技术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从而使得消费对环境的破坏逐渐减小。但是，如果牺牲被平均地分配到全世界的话，消费增长从富裕的赤字国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是合理的。

改变策略同样符合出口国的长期自身利益。尽管出口导向策略成功地促进了快速增长柄确保了稳定，日本的经验却让我们对以下问题进行思考：是否应该坚持出口导向直到一国变得富裕为止——同时冒着在富裕之后停滞发展的危险——或者在变得富裕之前就转向更为平衡的发展路径。对于很多的出口国而言，比如中国和马来西亚，构筑能力的初始阶段早已结束。现在的挑战是拓宽其增长的动力，逐步撤销对出口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同时还要把竞争原则拓展到国内生产部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了迫使自己从对全球需求的依赖断奶以外，没有别的替代性办法，因为如果中国不从别的国家更多的进口，那世界上别的国家吸收中国出口的能力也将是有限的。当然，比经济上丧失购买中国产品能力到来早得多的，可能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出口的政治容忍度的极限。

因此改变将会帮助全球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并对每个国家的长期都有利。但是改变确实会让打破舒适的现状以及既得利益。比方说，美国房地产业的政治说客完全不希望看到政府减少对房产市场的支持，尽管美国的住宅存量很可能已经比它能够支付的要多得多。同样的，中国出口产业的政治说客也不希望看到人民币大幅升值。因此，我们被夹在金融上和环境上部可持续的全球需求模式与政治上难以改变的国内政策之间，左右为难。

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杰佛瑞.弗里德曾著述写过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世界宏观经济不平衡就是表现为拥有持续经常账户赤字的大国和为这种赤字提供融资的新兴国家之间。当时崛起的新兴国家代表为美国，而当时的赤字大国则为德国。那时候德国从国外大笔举债来支持国内的消费繁荣，以此来缓解困扰魏玛共和国的潜在社会矛盾。这不是小事：如果没有美国借债让德国能保持其经济活力，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性可能造成威胁整个欧洲的严重问题……

美德之间经济金融关系的政治基础却是脆弱的，因为这两个国家没有哪个为这样资本流动的潜在含义作好了准备。美国不愿意为德国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而德国商品出口正是德国得以偿还债务的手段；同时美国也没有提供任何政府措施来缓解德国经济上的困境。德国方面，则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出偿还债务所必要的牺牲。

当大萧条来临时，美国国家都关注自己而忽视对其他国家的影响。1930年6月，为了保护国内就业，美国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进口关税，这一政策使得那些世界上的举债国更难偿还债务。这些国家要么债务违约要么推翻试图采取紧缩政策的当权政府。希特勒正是利用经济危机登上了权力的舞台，在他于1933年1月上台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德国不会偿还其外国债权人所持有的债务。他所传达的仇恨和复仇恰恰迎合了感觉自己被全球化经济剥夺了的德国民众。

美国没有像魏玛共和国一样的政治忧患，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进行变革所需的国际经济合作，各国采取投机的民族主义会严重伤害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民族主义，与对政府平衡劳资双方矛盾能力的盲目信仰一起，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它被称为法西斯。要竭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一历史的重演。

已经存在的国际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如果还按照其过去的模式进行运作，那么它们在培育全球合作机制方面将会被证明是无效的。它们在运行方式上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能够更多地直接代表民众的利益而不是领导人的利益，更多地关注软实力而非硬权力。我将讨论这一方法是如何能够与中国所需要的改革很好地结合。毋庸置疑的是，多边机构的软实力也能够被用于推动之前章节讨论过的美国所必需的种种改革。

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年9月，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们齐聚匹兹堡，建立了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合作的基础论坛。与其前身七国集团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自称为世界经济保驾护航的组织排除了很多国家——为了实现对话避免过多的摩擦，这可以说是必须的，但同时却也是不民主的。谁在其中谁在之外这一决定也是武断的：阿根廷是成员国之一，而GDP总量5倍于它的西班牙却只是通过欧盟作为间接的成员国。尽管如此，二十国集团的领导能够得到安慰的是他们共同应对危机进行了“协调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并对政策结果使用了一个极不常见的简洁的（在官方声明中）描述：“它起作用了。”它们继续说道：“今天我们发起一个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框架。为落实这一框架，我们承诺制定一个流程，依此制订目标、实施政策并共同评估进展。我们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分析各国或地区的政策框架是否协调一致。……我们将共同努力，确保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调整政策有助于推动更加持续和平衡的增长。”

所以，成功携手应对了危机的二十国集团现在面临更大的挑战，即确保各国的增长与全球增长的再平衡相协调。这正是我所说的必须要完成的事。尽管在这场危机中二十国集团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的二十国集团的有效性是否有信心呢？

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信心。在面对危机的时刻，很容易让政治家们实施刺激计划，让中央银行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想要尽可能的刺激经济发展，因此不需要什么协调：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在号召协调的刺激政策时，实际上是在推一扇已经打开的门。当各国在政治上需要进行痛苦的改革时，真正的困难出现了。这些改革短期看起来更有利于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而政治永远是本地的：全球经济可没有选区。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以前曾做出过全球政治协调的尝试，具体来说是在协调全球大额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上。这一努力失败了，而且这一失败对于理解为什么具有指导意义。

在2006年，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一次又一次地创出新高，随着中国经常账户赤字盈余急速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一现象非常担忧。当时的基金董事罗德里戈·拉托决定需要一个新的方式。我当时在基金组织任首席经济学家，我们召集了对贸易不平衡负有最大责任的五大经济体——美国、欧元区、中国、日本、沙特阿拉伯—— 一起讨论他们如何能够合作将不平衡降低。为了准备这一系列会议，我领导了一个基金组织小组，在2006年夏天飞遍世界各地与这些国家商谈，试图帮助这些国家达成共识。就像一句老话说的，大多数国际会议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在会前已经讨论完毕了。　　

在沙特利雅德阴凉处的气温都高达　122华氏度　，而在东京却又出奇的凉爽。但参与谈判的人反应却很一致。各国同意贸易不平衡是不稳定的潜在来源，要降低贸易不平衡需要在市场恐慌或者政治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之前进行经济改革。但是每一个国家同时却也都指出为什么自己不是不平衡的原因，而为什么这一任务其他国家更容易实现。

比方说，美国当局坚持说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愿意把他们的钱投在美国，这不是他们的错：不平衡是中国人的错，中国人购买美元来阻止人民币升值。这样巨大资本流入压力导致了美国的消费。中国人则坚持如果他们让人民币更快地升值，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下降，但是柬埔寨或越南则会替代中国的份额，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会改变。在他们的眼里，美国消费者没有自制力。而且，中国人的巨额贸易盈余仅仅只是由于美国限制了其高科技设备对中国的出口。诸如此类。每个人都指责别人。事实是每个人都对问题负有部分责任，但是没有人愿意承担解决问题所需的代价。

2006年底，我离开基金组织的位子回到芝加哥大学，对于一无所获的事实感到沮丧。当2007年磋商最终结束时，基金组织宣布他们获得了成功：大家自由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但这实际上只不过彻底不同意见的官样说法。每个国家都同意做一些它们已经一直在做的事情，这对于解决问题基本上是于事无补。磋商没有能够产生实在具体的行动。几个月后，部分由于造成这种不平衡的行为，这次危机开始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论证不具有说服力。各国相互指责的原因并非他们不懂得自己的责任而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真的承诺解决问题所必需的行动。比方说，没有美国总统能够承诺大举减少财政赤字：这个决定只有国会能够做出。同样的，没有中国领导人能够单边同意允许人民币升值：这是需要国务院和共产党中央各级梯队经过仔细研究才能做出的决定。而且，需要的改变也远远不止于裁剪预算赤字或让人民币升值。所需要的是经济上更深层次的根本性改变。而且，当事情发展到需要最根本的改变时，世界的整体利益对于美国的政治家或者中国的共产党而言并不算什么。

尽管心存希望，但上述种种是为什么我对于二十国集团雄心勃勃的宣言保持怀疑的原因。同样，我也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在未来能够比在2007年底结束的多边磋商获得更多的成果。变革的发生只有在各国被迫时，或者变革是符合他们国家利益时，但是这个过程对于世界经济而言可能成本太高，发生太慢。

如果不作为不是一个选项，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全球合作得以实现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要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组织机构本身及其与主权国家的互动方式的彻底改革中寻找。

多边组织机构及其影响　　

多边组织机构迄今为止以两种方法起作用。一种方法是WTO所采取的准法定模式，WTO在参与国之间制定贸易规则，其行动基础是一套限制贸易壁垒的协议。这些协议由成员国政府在长期和健康的谈判后共同签署和修订。ＷＴＯ有一套分歧解决机制来迫使参与国遵守协议，而且因为规则相对清晰，各国的遵守情况就能在一个类似法律的机制内进行评判。对违反协议者的惩罚，通常是对其进行贸易制裁，这很容易实现。ＷＴＯ参与国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主权，比如设定进口关税或补贴特定产业的自由，来换取别的国家也和他们一样做出同样的牺牲。这些妥协促进了互利的贸易。当产业人士给政治领域施加压力来争取保护时，政治家们可以简单的袖手旁观而指责WTO。

第二种方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采取的国际宏观经济治理和协调，由于其任务的本质导致了其有效性要弱得多：本质上是一种规劝模式，这种模式只对找基金借钱了的国家有用。这里的问题是游戏规则完全不清晰。一国的行为模式何时会对全球造成伤害呢？当美联储将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由此释放出的全球性风险偏好浪潮，其他国家是否有权抗议呢？美联储能否不说其政策仅仅只是关注美国经济情况吗？当中国对汇率市场的干预阻止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是不是利用了不公平手段来获取竞争优势呢？一些人争论说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其不公平政策的证据。但是，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限制其公民和企业持有外国资产，因此其所持有的外国资产不可避免地显示为中央银行的巨额外汇储备。而且即使有证据说明中国故意低估人民币，中国能够不声称自己是一个贫困国家从而利用汇率低估来弥补它其他方面的劣势。

因此，IMF不像WTO，它不能构建一套详细而有普遍性共识的规则，而这样的规则是有其优点的。尽管建立规则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但参与各方却也能够从整体框架中看到长远的更大层面的利益。结果，在WTO分歧一般能够采取可能的“给与取”方式进行细节设置，通过复杂的贸易回合谈判来解决。基金组织想要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它必须尝试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确保覆盖多国的政治改革的共识得以实现，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内层面，赢家和输家都一目了然。而且每个协议都是自成一体的，基金不可能进行跨协议承诺来安抚那些觉得自己在特定领域内受损的国家。

当然，国家可以省却所谓的规则或者协议，而将裁决争议和根据情况界定违反政策导致国际性破坏的处理权交给像IMF这样的机构，对不遵守的国家实施惩罚。但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覆盖范围如此之广，它所要求国家主权向国际机构的让渡会非常大，这不太可能发生。历史上，世界的大国总是不愿意看到独立、强劲的多边机构产生。当多边机构很强有力时，它往往不能保持独立性；当多边机构保持独立性时，它们往往不那么有力量。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力量也不愿意改变这一现状，因为它们都不想要自己的政策被限制和批评。

即便有一个像IMF那样的机构既独立又有力，它仍然有其局限性：其思维模式是由一种特定的经验所驱动的。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像IMF这样的机构会招收在工业国受教育的学生，特别是美国。所教授的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原理是从工业国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工业国家的市场是有组织的而且一般而言运行良好。所以，对于IMF里的工作人员而言，很自然在市场运作中会倾向于某种特定的干预，比如说货币政策，同时又对其他形式的干预持有批评态度，比如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当然，发展中国家很少有运行良好的而且更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是需要的，这样在基金组织对其政策进行评估时往往是一个缺点。

而且，经济增长是以谜一样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模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经济模式发展，那么我们就不会有日本或者东亚的增长奇迹。如果国家允许宏观经济政策被国际组织来监管，给予它使用惩罚措施的权力。这可能会导致政策多样性的缺乏——这样的话，学习被限制而且也会对世界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最后，即便IMF能够提出一整套在理论上可接受的推荐方案，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执行。WTO规则不仅仅有制裁手段作为后盾，也能够通过政府规范贸易秩序来得以执行：商务部能够降低关税或者消除补贴。IMF的推荐则没有任何执行力来支持：大部分工业国家和大的新兴经济市场国家不需要IMF的贷款，而这是它进行劝诫的主要手段。而且，其推荐的改革一般与统治阶级的想法相左，因此让财长或者国家元首不可能承诺执行。

总而言之，IMF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的角色与WTO在贸易便利化中的角色是很不同的。首先，因为没有关于什么是允许什么是不允许的清晰规则，而且任何规范规则的企图都很可能让很多国家觉得不可接受。第二，改革必须根据情况达到共识，而且政府一般不会有国内政治支持来自信地承诺进行国际协议所需要的改革。第三，没有能力承诺意味着需要每个国家进行基础性改革的普遍国际协议很难达成，即使是当改革对每个国家的长期利益都有好处。

即便基金组织不是总是对的，但是其药方常常是对症的，因为基金组织没有政治性。但是，基金组织不会拥有像WTO那样的制裁力量，因为其面对的是宏观经济政策这样虚无的难以衡量的东西。同样在国际社会“点名蒙羞”的方法，对违反协议者不会那么有效。财长的首要考虑是国内的选民，他们一般不关心IMF的工作。这些财长们很不负责任。

但是观察给出了另一个选项。与其通过命令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特定国家，IMF没有权利使用这一手段，相反，IMF应该想办法施加让民众满意的影响。这同样也能帮助政府累积改革所需的支持。换句话说，与其尝试WTO的方式和使用强力，它应该仿效牛津饥救会的办法使用软实力。

获得全球影响力　　

推动消除气候变化，这是一个典型的以短期牺牲换取长期利益的例子。如果不是因为其选民中的草根运动，政治家们会避开这样的议题。促使政府这样做的压力上升不仅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大量证据十分具有威胁性，而且因为各种机构，从本地的到国际性的，都组织群众促使代表采取行动。同样的，像博诺这样的摇滚明星领导的群众运动迫使富国的政府免除穷国债务并在2005年格伦伊格尔斯峰会上许诺给穷国更多的援助。　　

当然，政府还没有对减排达成一致的承诺，而且他们撤回了援助承诺，但是关键在于这些草根运动通过让政治领导人相信国际协议存在着国内支持的基础而获得了影响力。随着互联网通过社会和政治网络网站而壮大的力量，随着真正民主的扩张，公众影响自下而上的可能——领导人会听取公众意见——会与自上而下的影响越来越趋于一致——领导人说服公众其观点的正确性。那些要影响政治家的人不能通过他们美好的愿望而需要直接通过领导人的主人，即民众。　　

像IMF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要扩张其能量所需要做的还很多——它们要为世界了发展对整个世界发声。除了对各国财长和元首的劝说，它们应该直接走向公众，包括各国政党、非政府组织、以及有影响力的名人来解释它们的观点。他们需要更善于利用互联网社区来影响被网络连接的普通民众并寻找进入学校和大学的方法，在那里学生是最容易吸收全球公民这一观念的地方。

比起政府，公众更为长远地掌握权力，而且一般而言更为理想主义而且关心全球的利益。而且更易于接受劝告，特别是在比危机状态更安定的状态下。当然，相比于要求一国为全球的利益作出牺牲，那些从长久来看对一国好处大于成本的改革更易于被人接受，但是即便是前者也不应该被排除：首先，最纯粹形式的援助要求单边的牺牲，而且在富国思维活跃的公众已经在推动了。同时，其他国家的公民投入协作需要一定的知识——即以全球和多边为目的的解决办法——这对于让劝说得以实现是很重要的。而且，让关心自己国家多变责任的国内公民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政治领导人就不能再认为违法国际义务不必在政治上承担成本；因此，“点名蒙羞”的方式也许能更有力。

这种运动不是现有的多边机构能够带领实施的。比方说以IMF为例，它认为其首要的受众是各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一直努力不冒犯任何成员国多年后，IMF工作人员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写作报告的方法，能够确保所有要点都能够被那些熟知其写作方式因而知道怎么阅读字里行间意思的人所看到（特别是IMF工作人员和成员国的官员），而其他人则会被其表面浮夸散漫的行为弄得睡着。IMF在与各国官员和财长的沟通方面已经有多年经验，但是却很少直接与非政府组织或媒体进行对话。世界银行在这方面稍好一些，但也只是稍稍好一些而已。

而且，不确定有权力的成员国政府是否会愿意让国际组织在其国内传达一些他们不能控制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是纯粹限制在经济方面的。不仅仅是那些压制言论自由的非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在公开场合虽然鼓吹需要透明和诚实的评估常常是那些在私底下扭曲国际组织意图的国家。

我想起2005年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发布IMF和世界银行半年期的《世界经济展望》的记者招待会的同时，英国大选正在进行。为了回答一个《金融时报》记者的问题，我提到英国需要在增加财政收入或者缩减支出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以实现财政平衡，这暗示着英国可能不得不增税。我的评论是基于IMF工作人员的分析报告，但是当时英国的财政部长，戈登.布朗却对我的评论非常气愤，因为这和他对公众所做的公开演讲内容相抵触。尽管英国财政部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基金组织还是坚持自己的分析结果。布朗当时也是基金组织执委会的主席，在第二天也安排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当时，IMF总裁罗德里戈德拉托也参与了布朗的记者招待会，他相当尴尬的坐在一旁，而布朗则开始了他对基金组织如何对英国作出了错误判断的炮轰（被记者会上不可避免的问题触发）。罗德里戈德拉托礼貌的没有做出回应，但是他的行为间接表明了他对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支持。从那以后的数据表明，基金组织的分析是正确的。　　

一方面，一个客观的评论员对政府政策的评论可能造成的公众影响让政府担忧，这本身表明这种途径还可以大为发掘利用。另一方面，这样的行为需要多边机构改变它们看待自身的方式——是成为像WTO一样追逐它们永远不可能得到的硬权力的“想要们”，还是尊重各国主权并为全球的共同利益而工作，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进行，通过软实力和劝告的方式。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如果多边机构要改变其劝说的策略，从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时必须的。这样的改革将会包括组织本身的改变和其在各国运行的工作方式。它们的治理结构需要被改革因此他们能够获得不被任何国家过分影响的独立性，而这样的改变正在进行中。他们应该刻意地通过招收美国以外培训的人员来扩大其知识框架。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研究能力的提高和培训出更高水平的研究生，这一想法会逐步实现。多边机构应该把参与成员国公共辩论作为他们鼓励实施对全球有力的国内政策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最终，这些多边机构约束其成员国的规则应该能够促使成员国积极参与、帮助实施、并加以保护。这确实需要对IMF成员国签署的协议条款进行重大的修订，也许甚至需要一个新的历史性协议，就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创立IMF和世界银行一样。　　

这最后的一点是重要的。没有哪个拥有权力的大国，特别是但也不仅仅是那些非民主的国家，愿意给多边机构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各国必须了解到，通过采取更好的政策将会有重要的集体利益随之而来，而且如果他们想要一个能够影响别国政策的平台，他们必须允许别国也能通过这一平台来影响自己。这应该被理解为多边机构会将自己的角色限制在经济和社会经济层面，其观点是通过机构内一个公平和慎重的过程产生的，首先基于的是令人信服的经济研究和数据分析。它的观点应该被国际协议所保护，就像各国大使馆以及其活动受到的保护一样。当然，一个透明和公平的过程将会是说服各国公民相信多边机构是为他们利益说话的。换句话说，与ＷＴＯ的经济政策国际协议的方式不同，我们需要一个国际协议来解决各国国内政策如何能够被多边组织所影响来配合全球利益的问题。　　

我已经在贸易不平衡的背景下讨论了多边机构改革问题。但是改革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事情一起配合，而目前这种配合却没有形成。比方说，当粮食价格上涨时，许多国家就会限制粮食出口。尽管在短期内这样的措施确保了他们本国公民能够获得低价的食物，但是这却让他们本国的农民不能够享受更高的价格进而打击他们种粮积极性。同时这种政策也让别的国家感受到不安全并开始自己种植粮食，尽管这样做总体上来看是不经济的：现在在阿拉伯沙漠地区出现的大片农作物显然不适合当地水资源缺乏的现实。这样做法的净产出是政府保护其国内民众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导致长期内全球粮食的不安全以及生产的不经济。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协议来确保国际粮食市场不被政府行为所干预——但是现今没有政府愿意冒险面对签约放弃保证本国居民获得食物的能力这一指责。多边机构需要为国际协议创造必要的觉悟和动力。　　

我不会幻想这样的改变会轻而易举。作为全球性事务工的本能是推动建立更为清晰的规则。但是即便是在欧盟这样拥有建立规则权力和限制成员国政策能力的组织内部，尽管组成国相对类似，但也已经证明了各国不愿意接受来自外部的对其政策制定的强行约束。随着时间发展，来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管理被欧盟成员国民众视为被迫接受的负担，因为成员国的领导者总是将任何不愉快的事件归罪于欧盟而将所有的功能归结于自己。因此，毫不意外的，当欧盟成员国民众被问到是否想要一个更为强大的欧盟时，他们会大声喊叫着回答“不！”。　　

我们必须记住，即便是凯恩斯也曾担忧过全球不平衡并建议采取措施惩罚那些拥有持续贸易盈余的国家。这样的想法不易于被今天独立的国家所接受。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不会接受任何强制性的全球政策合作来填补国家之间的断层。我并非倡议停止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为实现改革协调进行的多边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到目前为止说的多做得少。也许二十国集团（G20）能够实现奇迹。但是，由于这一问题太过重要，不能仅仅让官员和政客来解决，所以，我建议另一条道路，即由更小的，非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组成的渠道来确保大国政策的相互协调。像IMF这样的多边机构应该向各国拿出一套行动方针，能够实现各国以及集体的利益，同时也能避免不作为的政治和经济危险。多边机构不得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做工作来说服它们最终的收获是值得用短期的牺牲来换取的。如果有了国内政治动力的支持，对各国领导人而言就更容易接受国际协议。换句话说，全球性政治协商必须要纳入到各国的政治辩论中去，这样才能够最终再回到全球领导人会晤的谈判桌。全球性多边机构将必须以全球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而非避免它。　　

中国和世界　　

在接下来的十年，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很可能是中国。很多中国以外的政策制定者都担心中国采取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从2005年7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稳步升值，但是随着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的到来，中国停止了其升值的步伐并重新回到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随之而来的是来自华盛顿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职责。而且美国失业率达到10%的同时中国GDP却实现了10%的增长，这二者之间的分别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无论美国国会采取任何形式的贸易壁垒或者重申人民币升值问题都不能平息这一差别带来的刺痛感。　　

那么，中国到底是否不公平地介入了汇率市场呢？如果是，那对象又是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答案是明显的。中国出口商已经享受了低融资成本、低价的土地和能源这样的补贴。而被低估的人民币让他们生产的产品更为低价，中国出口商由此能在与工业国家企业的竞争中胜出。这种情况看似是很不公平的。但是这一观点在很多其它方面意味着国家间的平均主义：每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法制质量、监管结构、教育水平、以及其它方面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当一国采取政策获得优势时，看似是违反了规则的。　　

但是看待竞争也有其它的角度。大多数局外人在思考中国时，想到的是奢华时髦的北京和上海，而不是那些落后得多的中西部省份。在发达国家中，基础设施要好得多；法律系统执法能力要强得多；监管结构更具预测防范能力而更少腐败；教育方面，不管学校在怎样不发达的地区，也仍然有所需的基本教育条件。　　

进行对比也许是有效的。在一项国际体育赛事中，一个参赛者被发现服用了兴奋剂。他由此由于违规而不能出赛。但是更为仔细的调查发现，当赛跑开始后，有一部分参赛者使用的是最新的特别根据空气力学制造的装备，这些装备是被赛事规则制定者们所允许的。这些赛事规则制定者又大部分来自使用这些装备参赛者的国家。另一方面，那个服用兴奋剂的参赛者使用的却是普通的便宜的装备。这里，到底谁在不公平竞争？在游戏规则之内，仍然是兴奋剂服用者违反了竞争规则。但是规则本身却造成了巩固了特定的优势造成了特定的劣势。　　

“不公平”这个词应该谨慎地使用，在使用时必须要考虑评估的框架；这个词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是不起作用的。比方说，哈佛大学的达尼·罗德瑞克曾争论到货币低估也许是发展中国家能够用以平衡其制度劣势的弥补性手段。显然，一旦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的劣势，币值低估是不公平的（今天的中国运动员确实拥有先进的装备）。对于更穷的国家而言，它们不但不具备中国现在所具备的一些优势，它们还要与中国在出口方面进行竞争，这也是不公平的。不管怎么说，判断是否公平是非常难的。　　

反对持续的币值低估的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币值低估是补贴一国出口部门的方式之一，这种补贴实际是以进口者和汇率干预机制资金提供者的纳税为代价的。反对中国继续进行干预的论点认为这样的补贴并不能真正帮助得到补贴的人，同时让那些为补贴买单的人越来越不堪重负。　　

中国的很多产业发展已经超越了需要“朝阳产业保护”阶段。而且因为中国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他们所获得的任何补贴都在竞争中以低价的形式转让给了工业国家的购买者。因为其它亚洲经济体为了与中国竞争也在干预其汇率市场并对出口进行补贴，亚洲国家贫穷的普通家庭实际上是被征税来支持出口商的利益，最终是补贴了工业国家富裕家庭的消费。这种情况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　　

而且，从币值低估中建立起竞争优势的企业会在生产领域创造出没有效率的企业，造成二者均依赖币值低估才能维持竞争优势。这些企业最终会与支持币值低估的政治说客汇合起来。像许多没有效率的扭曲一样，币值低估在中国创造了大量利益既得的支持者，他们会极力维持现状。持续的币值低估将会继续增加中国对贸易的依赖并进一步缩小其政策调控空间。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维持币值低估的努力造成了经济极大的扭曲，压制消费，在一个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国家进行极度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投资，金融部门没有得到发展。　　

币值低估的代价　　

如果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从中国出口商手中购买美元以防止人民币升值，那么它必须以印钞为代价。如果人民银行过多干预，流通中大量的人民币将会推动通货膨胀。要避免通胀，人民银行需要在购买美元的同时发行债券，以此抵消超发人民币的影响。换句话说，出口商实际上是以美元兑换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这一过程现在被称为“冲销干预”（“消毒干预”）。人民银行使用出口商的美元购买能够赚取息差的美国资产，包括第一章中讨论的机构债券，从而在赚取美元资产息差的同时偿付人民币债券的利息。　　

如果美元资产的利息很低，而人民币资产利息很高的话，哪么中央银行实际上就是持有低收益的资产而发行高收益的债券——这意味着会有损失发生。如果这一负的收益差乘以中国价值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不全是美元），这将导致中国财政预算巨大的漏洞。而且，人民币的高利率将会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为了在进行冲销政策的同时又不承巨额损失，人民银行将整个经济系统的利息维持在比美元利率更低的水平，采取的手段则是强制银行维持家庭储蓄低利率以及对其发行债券维持低利率。　　

这种政策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中国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镜子。如果美国利率非常低，哪么中国就不得不保持低利率。这样做导致了中国信贷、股票、以及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就像美国所发生的一样。由于没有使用利率政策来对冲这种趋势的自由，中国政府当局必须使用强制性的政策工具：比方说，如果信贷强劲的话，中国银行监管者就会放话紧缩信贷供给。一般而言，与政府没有牢固关系的私人企业将会不得不遭受这种信贷短缺的正面冲击。中国产业将经历从信贷盛宴到信贷饥荒的转变，而这打乱了企业的长期计划。　　

低利率还有另外的副作用：它减少了家庭收入，而且甚至会导致家庭为了充裕的退休计划略为顽强地反向增加储蓄。这压制了消费，进而让中国更依赖于外国的需求。更有问题的是，企业最大限度地进行借贷投资于机器替代劳力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同时在信贷供给停止时，存有这些资金）。这样一来，一个劳动力富余的国家却大量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其需求。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尽管以极低的真实利率对企业进行贷款，给储蓄更低的利率让银行仍然有巨大的利息差收益。这一资本靠垫以普通家庭的支出为代价进行积累，允许中国的银行犯下巨额的信贷错误而不会破产。这同时也允许银行排除其他来源的金融竞争，比如说企业债市场。所有的银行需要做的只是让借贷差缩小一点点从而让企业不去发债而来借款，进而让企业债市场缺乏流动性和吸引力。　　

此外，还存在着其他相关的扭曲。危险之一在于，一个没有效率的、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会导致与银行关系好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而与银行没有关系的企业则得不到贷款。在中国，主导的国有银行系统一般的借贷对象就是国有企业——没有贷款专员会因为贷款给国有企业而被控腐败——私有企业融资却极其困难。能够在国内获得低廉成本融资的国有企业和能够从国外获得低廉成本融资的外资企业的夹缝中，中国私有企业艰难地求生存。难怪在中国没有像印度一样，有很多较大规模的私有企业存在。如果中国想要更好地进行资本和资源配置，中国必须要对经济运作更有头脑，而现在所达到的水平还远远不够。中国金融部门正在成为国家政策没有效率的工具。这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没有好处。　　

被强有力的出口部门说客所推动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很可能危害到中国的发展。出口导向路径会像它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一样，带来中国的衰败。正如我们所见的，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说服中国　　

不管何时我在中国提到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一话题时，接待我的主任就会提醒我日本在1987年在美国压力下进行急速升值后所造成的错误。根据中国人的说法，日本从那个时期开始的灾难是由于它放慢了其最为成功的出口部门的增长而没有换得任何其他的利益。中国会选择更为缓慢和仔细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要“摸着石头过河”。　　

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从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转向更为平衡的增长，这一转型日本开始得太晚了，所以现在才不得不在面对这一问题的同时还要面对一个加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中国能够在其人口结构还相对年龄的时候开始朝更为平衡的增长路径转型（尽管老龄化将是独生子女政策不可避免的记过）。　　

中国所必须的改革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多边机构向中国民众解释什么是应该完成的以及这样做的原因，它们就可能找到感兴趣的听众。更强健的人民币将允许中国的中产阶级进口更为便宜的外国商品和渡假。更高的市场决定的利率也能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而将国有企业股份分配到社会保障系统中，将现有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系统打造得更为强健和覆盖面更广，这又能给中产阶级带来消费的信心。　　

当金融机构不得不为自己的借款支付更高的利息时，利润率会随之降低，因此他们将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以给国有企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贷款。国有企业中的一部分将会通过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直接进行融资，这将会推动企业提高透明度、改进公司治理、增加红利分配。企业债券市场能够成为银行的一个可行替代方案，这在所谓“关系”系统之外创造出一条融资渠道。如果银行丧失了最好的客户，他们就会不得不跳出“舒适区域”。他们也许会开始给中小私有企业进行贷款，从而为这些企业带来成长的空间。他们也许会扩大零售贷款，从而减少家庭在真正需要用钱之前的储蓄需要。中国能够变成一个不那麽生产者导向、资本密集的经济体，而变成一个更私人企业导向、不那麽依赖外国需求的经济体。　　

这样的转型并不容易，但现在时机已到。因为粮食价格已经上涨，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外国农产品进口，将不会给在中国占到大多数的农民带来很大的伤害。国有企业流动性充足，因此这些权势集团能够承受由资本、能源、土地补贴减少而造成的利润损失。最近，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投资的减慢也不全是坏事。但是，改革必须从现在的稳步试验的渐进主义走出，它所需要的是进入多项不可预知的前沿的胆识——比如说，汇率、利率、以及一些受管制的价格的自由化。监管者将不得不极度谨慎确保银行系统不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崩盘：这是日本转型失败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教训。　　

在这个时点，有两个理由支持中国可以对多边机构和协议更为开放。第一，它非常依赖出口，而在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对这会造成威胁。中国能够通过多边机构的说服一定程度上避开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因此中国有动力支持多边机构的发展。第二，中国所持有的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完全暴露于所持有债券国家的不良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之中。因此，从规范国家政策的强有力的国际经济协议中，中国能够获得的利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大。这意味着为了让中国认识到改变的价值，工业国家必须也证明自己是能够被说服的。　　

总而言之，现在对多边机构而言可能是个很好的时机，它们可以获得授权推动与中国有思想的中产阶级的直接沟通——通过文章、会议、以及互联网，用容易理解的措辞向中国知识分子解释其研究、分析以及建议。如果多边机构的角色能够被恰当的界定，中国的领导层也可能接受这一授权，特别是在一个别的地方已经做过的类似变革，而如果不进行这一变革的结果是导致全球经济步入保护主义的路径的话。确实，二十国集团应该给予像IMF这样的多边机构灵活处置的余地，在成员国国家内部展开更大范围的讨论从而能够实现之前提到的全球性调整的宏大目标。如果要获得更广泛的接受，IMF应该在推动政策改革方面，将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对待。在跳出“舒适区域”的过程中，多边机构没有任何损失，相反如果他们不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也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全球宏观经济的最重要问题。　　

总结和结论　　

导致全球贸易不平衡和创造出现今如曼德维尔笔下的“蜜蜂社会”的断层是很深的。而且，因为这些不平衡是由于深层次被实施的国家策略所造成的，改变将会十分痛苦。这不仅仅是在这里调高利率、在那里增加税收的问题，也不是在别的地方调整汇率那么简单。痛苦在于国际机构想要把调整看得简单，而其后却一再为所期待的改变没有到来所惊讶。它同样还会给政治领导人一个危险的印象，即改变对于别人来说更为容易，因此惩罚性的贸易制裁能够说服别人。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幻想：改变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很困难，尽管他们在长期都将从一个更为稳定的世界经济以及更为持续的国内增长策略中获益。　　

降低持续的贸易盈余或赤字的行动需要国内的政治动力，因此，那些国际会议没有带来实际的改变，对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省去陈词滥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事能够得以完成。我已经说明像ＩＭＦ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应该从推动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和支持对穷国的援助这样的运动中得到启示。他们应该不再局限于领导人这个层面，而应该使用所有可能的现代科技手段扩张到更广泛的群众之中来获得各国国内的政治支持。他们应该直接与有影响力和有关系网络的人进行对话，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改变是必要的，向他们说明为什么尽管调整需要代价但是最终会获益。多边机构应该帮助缩小国家之间的断层，帮助他们看到应该采取的行动。　　

这不是一个私人或非盈利部门能够承担的任务。可爱的考拉、热带雨林、赤贫的儿童激发出人们的爱心、思考、与捐助。全球贸易不平衡、汇率、以及粮食短缺这样的问题不太可能引发同样的公众同情，因此也不能由非政府组织来推动。这正是为什么资金充裕的多边机构必须涉足这些领域。与非政府组织不同，多边机构不用选择兴奋的、感性的话题来吸引资金：他们能够专注于影响全球未来的更为理性的领域。　　

最后，不管是使用大棒强力推行全球性原则，还是鼓励普通民众自下而上进行推动，多边机构所要引领的变革不会容易。同样，考虑给予多边机构影响国内政策的自由，这对于所有国家而言也非常困难。中国对于国内讨论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容忍度，甚至如我写到的，因为审查制度，中国卷入与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的纷争。但是，即使是中国也越来越难以控制网上的讨论。在中国实际上的民主比其选举所反映出来的要多。不断增长的使用互联网的中产阶级正在获得对共产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影响力。最近，政府当局想要限制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的阿凡达的上映的行为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最终导致了政策的改变（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实例很少），这也许是未来事态发展的一个预示。无论如何，严厉限制与外界联系的手段也许在短期内能够奏效，但最终将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而中国经济增长是中国共产党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而且，要求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人的国际公民的压力，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都在增长。　　

总而言之，多边机构应该在界定何为国际经济公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应该与全球有思想的普通民众进行直接沟通，不再使用模糊不易于阅读的论文而是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我的建议并不妨碍那些没有成果的国际会议的举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后记　　

我们正生活在物质充裕的年代。如果我把作为一名学者在过去三十几年中经历的所有变化都反思一遍，那会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我第一次有机会感受计算机是在读电气工程学的大学二年级。之所以称之为“感受”，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见到或触摸到计算机本身。计算机被放在一个神秘的装着空调的房间内，只有经过特许的人才能进去。我们普通人通常是先在穿孔卡上写下程序，然后交给计算机业务柜台。当计算机没有紧急任务时，穿孔卡才被输入计算机中。只有当几天后我们满怀期待但却得到非常奇怪的结果时，才懊恼的意识到，当初提交的有些卡片上逗号放错了位置。一个在如今只需几分钟就能调试好的简单程序，那时要耗费我们几周的精力。

个人计算机的出现给学术工作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早先的文字处理机使我们脱离了打字机和修正液，但文字处理机很难用，尤其是需要用它形成数学方程式时。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设法做出了在电脑中看似正确的方程式，但随后的分析却发现这些方程式是错误的。当然，那时候的电脑游戏虽远不及现在这样复杂，但也随处可见。曾经就有位同学因为迷上了俄罗斯方块这种游戏而延期一年才取得了博士学位。我之所以没有上瘾只是因为我一点都不擅长于玩电脑游戏。

在我刚开始从事学术研究那个时期，跨地区的联合研究还极为困难。越洋电话费用昂贵，文件也只能通过人工投递的平信来发送，这无疑使得完成整个项目所需的时间大大增加。查找相关文献得在图书馆中投入很多时间，而且通常我们只知道已经公开发行的资料，并不是全部的相关文献。由于论文出版前要经过很长的准备时间，即使最新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往往是几年前写成的。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即将步入大学就业市场的几周前，突然在《财经期刊》上发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包含了我毕业论文的核心思想，那时我会多么沮丧。（幸运的是，我们的论点上有很多不同之处，这能有力的证明我本人做了很多研究，但这样的经历仍让人感到失落。）

如今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现实是，我写这本书所用的笔记本电脑的处理能力是不久前我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时接触的那种足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的大型计算机的千万倍，而成本却是那种大型计算机的千分之一。对我的孩子们而言，我的整个学生生活是在网络时代之前度过的。他们无法想象竟然有像我这样古老的人！科技戏剧性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过去三十多年中所经历的巨变使我充满希望，我想如今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在将来是能够被解决的。

这种棘手的问题有很多。赤贫仍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灾难。尤其是大自然似乎往往喜欢捉弄穷人。近期在海地发生的地震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同样的强震，但没有这么大的伤亡，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建筑是防震的。贫困的根源以及大自然对于本就脆弱的人群看似缺乏同情的原因可能是一样的：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无力为人民建立基本的基础设施，无法保障让人民为自身建造安全和体面的生活的建筑。

工业国家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当危机过后政府债务攀升的时候，许多国家的人口也正快速老龄化，而且政府之前承诺的老年安全和医疗保健也可能成为泡影。因为政府也在勒紧裤腰带维持艰难的现状，并为将来做准备；如果再发生什么的话，将来的形势可能更严峻。

似乎还不止这些，我们正因过去犯下的错误而受到惩罚（我们过去犯下的错误正报复在自己身上）。气候变化的迹象及其可能对环境和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看起来确有其事。尽管我们总有可能反应过度，但那些最富裕的国家需要设法想出减少不必要的能源和原料消耗的方法，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思索维持可持续性发展的更多途径。

如果我们仍然对人类的足智多谋有信心，并且能够为其留出发挥空间，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或能在将来被解决。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群的创造力得到了释放。中国和印度有成百上千万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正在发挥着他们的智慧来面对挑战。目前，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电池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企业是电动汽车电池研发的领先者），而印度企业正在生产着价格可以被接受的电动汽车。同时，工业国家在原子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也在不断取得进步，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以可行的成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在几十年中逆转几个世纪的衰退，那么甚至是海地也可能利用近期灾难所造成的动荡来克服其历史中更大的灾难。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在其他方面也很有用处，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管理业务可以对发达国家采用何种方式使其公共卫生服务更能被民众负担得起形成启示（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管理业务可以向发达国家说明使其公共卫生服务更能被民众负担得起的方式）。凭借“医疗旅游”，富裕国家的病人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以低得多的成本享受到急需的医治程序；而凭借“退休移民”，老年人可以移民到那些有益于健康但不那么昂贵的国家的退休社区中，这既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收入，同时也使治疗和老年救济成为更易负担的事情。相反，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工业国家的年轻劳动力会作为工业国家的计税基数，从而有助于工业国家供养其老龄化人口，同时也能平衡全球收入水平。移民们给家乡亲属的汇款能使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印度、墨西哥及菲律宾的所有地区都因移民汇款而有了改观。如果加以正确管理，人口的双向流动能够作为解决世界上最棘手问题的一种方式。

活跃的金融市场能为全世界的改革者提供风险资本，同时也为老年人提供储蓄工具，并为移民提供货币汇兑条件。但金融业现已声名狼藉。各地都能听到限制金融业的呼声。更危险的是，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可能对曾经使它们变得强大的金融系统失去信心。而人们对市场和竞争中不完善之处的愚蠢认识正导致其对政府愈加信任。尽管政府可以做（而且是必须做）一些事情，但不是重要的巨大变革和创新。

有些国家的政府无法满足已被提高了的期望，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带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来维护其既得利益，这对他们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工业国家没有接受发展中国家成长的现实，也没有保持自身国内市场的开放性，而是固步自封，这会有损于大家的利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Foundation）民意调查显示，49%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在国际上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比1964年首次对该问题进行调查时得到的结果高出30个百分点。同样，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些责任是随着其经济增长产生的，相反，其行为更加强烈的表现了他们的观点，即他们的政策依然不会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依然可以把希望变成冲突，再变成绝望，就像此前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许多次一样。

经济停滞是产生冲突的温床。要阻止历史重演，我们必须理解近代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对策。金融市场和民主政府是相互矛盾的。金融市场的作用是将资源配置给最擅长利用这些资源的群体，并将风险分散给那些最能够承受风险的群体。而民主政府的作用是为金融市场的运转创造一个合法、规范并受监管的体系。然而，民主政府还拥有其他的角色，包括通过税收、补贴及安全网络来限制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最不公平的结果。当民主政府不合理地使用其他手段时，当其试图利用现代金融市场来实现政治目的时，当其变成市场参与者而不是管理者时，就会出现我们已经经历过的种种灾难。

有人辩称，是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我们引向困难的处境：管理者醉心于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典范，而当市场自我毁灭时他们站在场外袖手旁观。管理者们仅仅做对了一部分。尽管依靠乐观主义（有时是悲观主义）盛行风向理应是管理者的本分，但美国的管理曾受到了认为市场将会自我调节这种错误观念的驱使，这种观念一次又一次地使左派思潮落入右派思潮的圈套。美国政府受政治欲望的驱动，然而老练的金融部门设法求得美国政府乐于提供的优越感，大部分损失都是在这时候造成的。

美国的革新主义者在责备银行家，而保守主义者在责备政府和美联储。令人担忧的现实是尽管二者都应该受到责备，但没有哪一方能够充分认识到彼此间存在的断层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改变行动者，或尝试直接改变他们的动机，也许都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我们需要缩小他们之间更深层次的断层。如果我们不能重建政府及金融部门的正确角色，并且修复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那么以前发生的也许还会再次发生。

金融部门需要知道，其行为所造成的所有后果都将由其自身承担而不是纳税人，当然其中一定包括由其造成的损失。美国政府必须为其人民重新创造有关的权利和机会，这些历来都被看成美国经济水平的标志；同时，政府还需要帮助那些落后的群体。这样可以减轻政府面临的压力从而能够干预金融市场或对经济进行过度刺激。

其他国家必须实施改革，改革应有助于恢复世界经济平衡，并能减轻这些国家对全球增长的依赖程度。其间，正如世界面临的其他挑战一样，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世界大国，不论是形成已久的还是新兴的，都必须认识到他们的政策合起来并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大国已建成了强大的全球机构，而这些机构可能强行限制大国的某些政策，这是他们不情愿看到的。为消除他们的不情愿，我们需要将政策论战扩展到全世界，以说服每个国家的民间团体去推动其政府制定能促进全球形势好转的政策。

我参加了一个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并乘坐汉莎航空返回美国，在飞机上完成本书最后的这些文字。此时已是深夜，冬天的落日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柔和的夕阳在飞机巨大的引擎上闪耀着光芒。会谈举办的地点让我想到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其实，三十多年前莫斯科离西方的学者也很近。昨天我抵达莫斯科机场后发现，从机场到市区的道路非常拥堵，就好像莫斯科人把共产主义瓦解以来买到的所有上千万辆小汽车都开到了公路上。这就是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已经明显地带出了新的问题。

这样的场景使我们想到，世界各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都有了巨大改善，因为各国在获得经济自由的同时也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市场和资金的力量。但不幸的是，我们也纵容了国家之间政治及经济不平衡的发展。在很多富裕国家，不安全和失望的感觉已经取代了希望。我们不应该让已经出错的事情掩盖还可以做对的事，也不应该推翻已经取得的进步。要想维护并重建对市场体制的信任，我们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政府必须更有作为，帮助公民提高自身能力，过上富饶的生活。同时，政府在某些方面也必须往后退一步，容许市场有效运行。这次危机正是由于政府和市场陷入了混乱而不恰当的角色中而导致的。我们需要再次找回正确的平衡点，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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