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喜好四处游荡的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在一些新建的商品住宅社区，总是有很多操外地口音的妇女，上班时间在家里带孩子。那个时候保姆的职业刚刚流行，让我一度误以为她们是有钱人雇的保姆。其实，这些人不是什么保姆，就是新建商品住宅的女主人，这也是为什么她们可以不去工作而悠闲自得的原因。当时城市居民因大多有单位福利房，并不热衷投资商品房，在最初新建的商品住宅中，外来群体一开始就占有很大的比例。当时的感觉是“太原市的新盖房子都让外地人、农村人买走了！”这些外来富有者大多是地市、县镇工商业者及农村乡镇企业主，在历经十多年的原始积累之后，已经拥有了迁居城市并在城市二次创业的资本。他们可以算是实行住宅商品化之后，第一批告别家乡举家迁居大城市的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这类富裕群体迁居城市的规模还不很大，处于无组织和自发的状态，但已如涓涓细流，连绵不绝、悄无声息的向大城市渗透。
又过了三五年，互联网开始在中国普及，城市网吧犹如雨后春笋般在大街小巷兴起。因为想出书的缘故，我开始接触网络，时常光顾一些网吧。其中有一家“前线”的网吧，处在与新建商品住宅毗邻的一个单位社区，因环境优雅、配置较高吸引了很多人来上网。经常在那里管事的是位50多岁的老头，因他操着吕梁一带的口音，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与他的闲聊中得知，他是这家的网吧老板的父亲（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网吧老板雇的退休职工）。后来得知他儿子大学还没毕业，实际上他才是网吧真正的主人。老头告诉我他是离石市某税务局的退休干部，退休之后为照应上大学的孩子便举家迁入太原生活，他们不仅在太原开了网吧，而且还买了附近的商品房。虽然这在当时只是一个随机的发现，但地市、县镇地区退役、甚至在职官员在大城市买房置业已非个别现象。这一购房群体的出现，标志着外地人在大城市买房的人员结构已发生了大的变化。
在大城市购房置业的外地官员，虽占外地人购房比例上不大，但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却不可小视。他们是农村地区素质最高的一个阶层，他们的一举一动会成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居民效仿的榜样。在他们的示范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地市、县镇干部、工商业者和乡镇企业主加入了到大城市购房置业的行列，在迁居大城市过程中相互攀比，相互促动、相互竞争，形成了无论是官员还是富有者都竞相涌入大城市的风气。迁居大城市成了当时很光荣和时髦的行动。同时，这些外地富有者很快发现，除了自住房之外多买一套或几套住房用以出租还能赢得不菲的回报，于是投资更多房产成为迁居城市富有者不二选择。这种商住并举的购房模式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富有者涌入大城市购房置业，使原本处于自发状态下的、各行其是的移民潮开始朝着自觉的、甚至有组织的方向转变。2002年之后，外地人在大城市购房置业已由原先的涓涓细流汇集为滔滔河水，最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连绵不绝的购房冲击波。
在他们的示范和影响下，那些刚刚解决了温饱、不算富裕的农民也产生了移居城市的念头，他们试图通过进城务工来获取在城市安居乐业的资本，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此外，伴随着大量富裕家庭迁居城市，大量资金和财富也随之涌入城市，农村资金流动性不足造成农村市场消费疲软，无法给那些留在农村地区的人创造更多的机会，这在客观上也迫使他们背井离乡，踏上都市牧歌的打工之路。这些人进入城市之后，必然会产生租房需求，城中村房屋租赁市场开始繁荣。2002年前后，奥运之后掀起的城市建设热，吸引了更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在城市工作生活农民工人数成倍增长，一时间，限制农民工进城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同期，大学连年扩招也加剧了地市、县镇及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的步伐，大学扩招本身就直接增加了来自地市、县镇及农村地区的学生人口。由于扩招之后的大学无法满足学生基本的住宿条件，学生只有靠在外租房来解决，最终形成在校外租房热，这同样刺激了城中村房屋租赁市场的迅猛发展。2002年之后，城中村租赁经济在各大城市几乎同时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租赁市场的繁荣必然驱使更多的人投资房产，在此之后不论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不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都将投资房产看做了绝好的生财之道。这就为投资过度直至全民投机炒房埋下了伏笔。
当外地人在悄然进入城市购房置业的时候，广大城市居民还处于单位福利房制度的庇护之下，在能够满足自住的条件下他们并不看好对商品住宅投资，所以在反应上要略迟钝于嗅觉灵敏的外来富有者。90年代末，单位福利分房制度开始让位于与市场接轨的货币化分房，这时的城市居民才开始关注房产的投资问题。同期，大量外地人购房置业无疑在城市居民中产生鲶鱼效应，他们开始像外地富有者一样积极参与商品住宅投资。这样一来，在购房置业过程中就产生了城乡互动效应，这种效应实际上已带有无意识炒作的性质，而且客观上推动了城市房价的持续看涨。正如城乡交接带的自由市场往往更繁荣一样，城市居民与外地（农村）移民在商品房投资市场的角逐，必然会导致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
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真正形成，大概是在2002年我国申奥取得成功之后。围绕奥运工程大手笔的奢华投入，成为新一轮中国城市化大跃进的风向标。在举国办奥运的旗帜下，以“经营城市”名义，从北京到各地市掀起了一股城市环境建设和改造热潮，并一直高热不退延续至今。中国GDP能够连续八年实现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申奥成功之后在城市环境建设上持续不断的政府巨额投入。这一段时期，全国各大城市都变成繁忙的工地，混凝土装载车在城市的马路飞驰而过，并时常制造将行人卷入车轮下的惨案。工地昼夜不停的轰鸣声考验着城市居民脆弱的神经，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导致的跳楼秀时有所闻。但在这八年的时间里，城市居民的收入并未像GDP一样大幅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徒有其表的城市环境建设，在大量破坏城市个性和传统民居等文化遗存的同时，只是给城市居民带来了视觉上享受，而他们的衣食住行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城市建设上的巨额投入在给房地产资本开辟道路的同时，本身也直接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货币的连年贬值一定程度上以房地产泡沫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情势之下，购房保值增值不仅成了外地迁居者的首选，也成为工资增长停滞不前的城市居民的必然选择，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过剩，投机炒房的势头愈演愈烈。
大概在2005年，不论城市环境建设，还是商品房建设都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来自地市、县镇及农村地区的购房置业者已由滔滔河水发展为滚滚洪流。购房自住和购房投资已难分伯仲，购房投资的需求甚至超过了自住需求，外地人购房的比例已由原先的八分之一发展到五分之一，在一些大都市甚至达到三分之一。外地人购房比例的激增不仅为房地产投机创造了条件，而且本身就带有巨大的投机色彩。2006年后，房地产市场投机已呈暗流涌动之势，城市房价开始了大踏步的上涨。尽管某些别有用心的专家学者们一直以房产市场刚性需求为高涨房价辩护，但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包括大多数良知学者和普通老百姓的人们的共识。2006年温州炒房团的横空出世，为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投机、房价是否有泡沫做了有力的注解，同时也标志着投机炒房由地下转入公开，形成了有组织、有预谋的集团军作战的态势。随后山西煤老板炒房团、东北人、内蒙人炒房团揭竿而起，将全国房地产市场炒得热火朝天。只要炒房团出现在哪里，哪里房价就迅速飙升，炒房团作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把中国房价泡沫炒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炒到了中国社会所能承受的临界点。
炒房团的出现，标着房地产市场投机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阶段，同时炒房团的出现客观上也创造了更多的投机暴富机会，吸引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参与炒房大军，普通人贷款、借钱炒房者如过江之鲫，加之同期股市经历了过山车的行情之后低位徘徊，致使很多经验丰富的股民也从股市退出进入房市炒作。这样，在住房市场上，也形成了类似股市的“大户大炒、散户小炒”的全民炒房浪潮，持续不断的刷新着城市房价的最高纪录。由于城市居民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疯狂上涨的房价，城市居民的住房梦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后，最终只能望房兴叹。
实际上，早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因恶性竞争导致利润微薄而大伤元气，这也是温州炒房团出现的一个客观条件。因为在出口市场已经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资本必须寻找新的增值点。既然房地产市场可以轻易的赚钱，过剩的资金流入房市是不可避免的。2008年之后，挤入房地产市场参与土地竞拍的央企也是这个道理，它们不仅本身资金实力雄厚，而且还能获得国家锦上添花的贷款支持。如何将这些钱花出去，竟然成为这些国企领导者十分头痛的问题。既然房地产市场回报率如此之高，投资房地产市场也就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实力雄厚的央企涉足房地产市场，共同与房地产大鳄参与土地竞拍，在形成一个又一个“地王”的同时，也奠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魔兽争霸的新格局。土地炒作和房价炒作互动，进一步强化和支撑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似乎正变得更加遥不可期。
高房价不仅击碎了城市居民住房梦，而且由此助长的城市化大跃进也给城市居民身心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一度控制的高耗能产业因房地产市场火爆借尸还魂，卷土重来，城市原本污染的环境雪上加霜。流光溢彩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在给予城市居民视觉盛宴之外，并未给他们的生活质量带来实质性的改善，拔苗助长的城市化使城市居民提前享受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享受到的城市病，诸如：环境恶化、空气污染、水体污染、交通拥堵、噪音充斥、治安恶化等等，而且症状因人多地少、人口密集而更加严重。虽然我们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上振振有词的用人均排放不及美国1/4为自己辩护，但反过来算，单位面积污染程度及污染物所伤害民众数量同样数倍于美国人。如果将可比的范围缩小在城市，那么城市居民一天呼吸的污染物的数量，不论人均吸入还是总量吸入，恐怕都要令其他名义上比我们人均排放更多的国家相形见绌。不仅呼吸越来越让窒息，吃的粮、喝的水、都不再安全和不再让人放心，苏丹红、二聚氢氨、毒韭菜、太湖蓝藻等问题一再刺激着他们脆弱的神经，而且他们事实上也深受其害，各种疾病的年轻化、低龄化已经向国人敲响了警钟，现在中国已有9200万糖尿病患者，早在07年中国已经成为癌症第一大国，并以每10年30%的速度猛增。如果把糖尿病简单的看做是一种富贵病（侧面可反映中国人膳食结构、营养状况的改善），那么癌症发病率猛增则与城市环境污染恶化密切相关，这从河南、安徽淮河地区污染越重与癌症患者越多已经得到了有力的佐证。
诚然，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也曾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但由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较早，工业化进程也非一蹴而就，城市化和工业化比较和谐有序，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时叠加，并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状况。另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在出了问题后迅速反应、亡羊补牢，所以尽管出现过一段污染时期，但没有像我们这样久拖不决而积重难返。由于他们较好的处理好了GDP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人均CDP更多的环境污染，而且还促进了国民体质和健康的同步改善。而在我国却正在呈现出全然相反态势，GDP的高速增长带来竟是青少年体能素质国民健康指标的急速退化。如果再沿着这条“自废武功”发展模式走下去，中国老百姓恐怕将成为世界上身体状况最差的人群，“东亚病夫“，这个多少年来试图通过奥运金牌来摘掉的帽子，很可能会再次戴到除奥运健将之外的中国人头上，甚至会出现奥运会金牌越多标志着中国人体质和健康状越差的怪状况。环境污染的背后还隐藏着资源和能源掠夺式的消耗及过度排碳导致全球变暖的问题，不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不回归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方式，不仅中国的老百姓深受其害，而且会威胁到其他国家人民的健康，不利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会引发国际性的不满和抵制。城市化大跃进带来的高楼大厦、宽马路、阔广场、汽车等现代化生活便利和时尚都不足以的补偿国民在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上的巨大损失，中国在城市化建设上的顾此失彼、环境保护上的欠账最终会像黑洞一样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
有人说，房地产绑架了银行，绑架地方政府、绑架了中国经济，这些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绑架国民的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而后者才是中国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如果我们一味追求GDP给国民带来更多的身心上的伤害，那么这样经济发展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了国民的幸福和健康，何来国家强盛和安稳？因此，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化解房地产市场潜伏的危机，不仅事关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关系到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而最终决定中国到底能不能和平崛起。
对于高房价产生的原因，专家学者多少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说是土地财政推高房价，有的说是房地产商捂盘惜售，有的说是信贷导致市场流动性过剩，有的说是刚性需求过旺所致，更有甚者说是离婚率高推高了房价。尽管很多人也意识到了外地人买房是推高城市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囿于限制外地人购房就是歧视外地人”的观念，很少有人敢从限制外地人购房的角度出谋划策。个别城市曾有过限制外地人购房的政策考量，但最终因反对意见过多和民意抵触而不了了之。在对房价泡沫成因认识不清、争议较大的情况下，要想出台一个让各方都满意而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很艰难的。从06年到09年，面对日益暴涨的房价，国家连续出台了一些短期性的政策试图调控，但由于找不到症结所在，无法对症下药，常适得其反，出现了逢调必涨、越调越涨的怪状。
由于自己也是城市居民，同样面临着结婚买房的问题，所以对房价问题一直也比较关注。在2007年夏季的一天，我与好友在千峰南路散步闲聊，看着四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不由得谈起了房价的话题，他看问题比较直接，“都是外地腐败分子到太原买房洗钱将房价推高的！”。话虽有些夸张，但毕竟是基于事实的夸张，在外地购房的富裕人群中有很多是来自外地尤其是县镇地区的拥有灰色收入的官员，他们在大城市购房置业的愿望一点不比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主差，因为他们比乡镇企业主更缺乏对家乡的感情，有着更为强烈的挤入城市上流社会的愿望。顺着外地人购房的这一思路，逆向推究外地人的来源和购房轨迹，我突然顿悟到了造成大城市房价持续看涨的形成机制：
来自地市、县镇及广大农村地区富裕阶层涌入城市掀起的持续不断的购房潮造成了大城市房价的持续看涨；大城市房价的走高反过来又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房价的不断上涨，最终形成了城市房价普遍性的上涨。同时，与外地富裕阶层购房置业的相对应的，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外地（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穷人涌入城市租房打工，事实上正是外地富人购房置业带动而且客观上迫使外地穷人随之而来租房打工。打工者租房必然导致城中村及商品房租赁市场热，租赁市场热又会激发房地产投资热，因为刚性需求巨大且持续看涨，商品房价格水涨船高也自在情理之中。由于从外地（包括广大农村地区）人向大城市的迁移是单向的，几乎是不可逆的，这就形成了一股从农村到县镇，从县镇到地市，从地市到省会，从省会到首都或沿海大都市的连绵不绝、持续不断的梯级购房冲击波。这股冲击波起初（从农村到县镇）好似涓涓细流，不惹人注目，但它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发展的【注】，最终聚合到大城市的时候，力量早已今非昔比，变得十分强大和惊人！这从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外地人购房达1/3以上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
这三分之一得外地购房者是个啥概念？就数量上来看，似乎仍可称之为少数，但它引发城市本地居民的恐慌性购房和投机客顺势投机的效应却大的惊人。正如国家投资一元可以拉动8元的GDP的增长一样，1/3外地人购房足以使北京的房价翻三倍，投机客顺势狂炒足以让房价再翻一番。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上涨规律表明了这一点。进一步分析这三大都市房价上涨的速度和幅度，还会发现，越是外地人购房比例大的城市，房价上涨的速度就越迅猛。其中，深圳外地人购房的比例是最大的，甚至达到了60%，它的房价一直全国最高，直到2010之前深圳房价一直领涨全国。外地富裕阶层在趋之若鹜涌入深圳购房置业的同时，外地（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也接踵而至，这同样是倍增购房冲击波效应的另一股强大力量。因为他们得到了助涨了城中村和商品房租赁市场的火爆，间接导致了商品房市场的供不应求，导致房价一涨再涨。
从另一个角度看，外来租房打工人口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深圳人口流动性很强。和北京、上海相比，深圳的人口流动性是最强的。这样，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规律：人口流动性越强的地方，房价上涨就越快，就越容易形成泡沫。中国如此，世界上也是如此，比如，美国是世界外来移民涌入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流动性最强的地方，房地产泡沫首先发迹于美国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把深圳比作是一个“小美国”，那么美国就好比一个“大深圳”，他们房价泡沫的形成机理都是一样的，都是人口流动性过度导致房价泡沫过度。原因非常简单，流入当地的外来人口同时也携带着量的资金，人口流动性过剩必然导致资金流动性过剩，在市场资金过度充裕的情况下，必然会直接或间接推高房价，并形成巨大泡沫。由此，我们可以对经济学家们常挂在嘴边的流动性给予更深层次的解读，所谓的流动性过剩本质上就是人口流动性过度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造成房价泡沫的根本原因不是流动性本身，而是隐藏在流动性背后的人口流动性。针对中国房价泡沫出台的各种政策措施之所以屡屡实效，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形成房价泡沫的“病根”，找不到病根当然就不能对症下药，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越治理问题越严重。
简言之，外地人购房置业带动了外地人租房打工，进而是导致了人口及依附其上的资金流动性过剩，最终导致了各大城市房地产业过热和房价被不断推高。其他因素，如土地财政、炒客投机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但并非主要原因，而且也只有依附于人口及资金流动性方能发挥作用。出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一理解，我提出了更好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消除房价泡沫的思路：
既然外地人购房是以沿袭“从农村到县镇，从县镇到地市，从地市到省会，从省会到首都或沿海大都市”路线，以梯级购买的形式进行的，那么为何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在每一个梯级环节都设置一个门槛税，来逆向缓冲和化解外地人购房对大城市房价的冲击呢？顺着这个思路，“限购之后——中国楼市危机破题新思路”开始成形。。所以，我决定把我头脑中的方案落实到纸面上，于2007年8月完成了《限购之后——中国楼市危机破题新思路》初稿，并向国家发改委、社会经济劳动保障部、住建部等国家经济职能部门接连投稿，但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同时也给几家地方政府网站发了电子稿，个别反应不错但无一敢采纳和尝试。我一度有点灰心了。到了2008年房价一度出现了下跌行情，但我预料这只是一个上涨过程中的调整，而且我认为即使房价出现了回落，限购之后仍旧有必要推行，因为它实施的作用绝不仅限于降房价，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外还有一系列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社会效应
2009年，一度疲软的房市再度升温，随后房价就像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的疯涨起来。高房价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包括房地产商、银行、央企、甚至地方政府都成为网民发泄不满的众矢之的。再任由房地产业如此过热的发展下去，受害的不只是城市有自住需求的普通老百姓。泡沫一旦崩溃，对整个中国经济伤害都是致命性的。出于对广大城市居民的同情和社会责任感，我决定再次毛遂自荐，当然这次不是向发改委的专家和官员，而是向广大对新理论、新观点孜孜以求的好学上进的网友，我相信只要本书观点和提出的方案能够赢得包括“外地人”在内的广大网友的认可和支持，也许有一天会得到国家政府的重视甚至采用。即使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它也会引发全社会对房地产市场问题再争论和再思考，有助于转变人们、尤其是“外地人”对异地购房的观念和态度，化解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对立情绪，为政府采取与此思路相近的政策措施做好舆论上的铺垫；同时，形成本方案的思路和方法论，对全社会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激发和平崛起的中国人所亟需的创造性思维，也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1、外地人购房引发高房价和楼市泡沫，对包括外地购房者在内的各类居民群体权益造成了严重侵害，影响到了广大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⑴对大城市当地居民的购房权益构成损害
大量外地人涌入大城市购房，直接推高了大城市房价，使原本可以买得起房的大城市居民望房兴叹，如果他们要买房必须付出比原先高至少三倍以上的价格，如果他们想等攒够钱再买，那么他们可能永远攒不够，而且越往后会付出越高昂的代价。这是因为进入大城市购房的外地人是源源不断的，所以对大城市商品房的需求也是源源不断的，甚至永无止境的，所以房价只会持续不断的上涨下去。所以，外地人源源不断的涌入购房，还会引发城市当地居民恐慌性购房，导致很多原本计划推后买房的当地居民，提前做出买房的决定（因为他们怕越往后买越贵），这样就和外地购房者形成一种竞争性购房的态势——炒作的态势，房价因此涨的更快、串的更高，并能长期维持一种房价高企的状态。诚然外地人也因此付出了更高的成本，但这种成本是可选择性的，太高他们可以暂时不考虑买，因为他们外地还有房，不必过于急切出手，在买房的时机和意向上完全可以灵活掌握。另外，在外地人中还有一类人，他们是暴发户或腐败官员，再高的房价他们都敢出手，而且往往是买涨不买落，这就造成了一部分外地人嫌房价高暂缓购房时，另一部分外地人仍旧有足够的力量推高房价。也就是说，外地人在购房问题上选择性很强，弹性很大，嫌贵的暂缓出手，不嫌贵的可以当下出手，因为外地人在推高大城市房价的同时，给自己造成的损害是极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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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地人购房不予任何限制，得益者只是极少数实际购房的外地人，受害的是最广大多数城市居民和外来打工者及外来者故乡的外地居民群体！ |
但大城市本地人则不同，他们就居住在本地，住房更多是自助性需求(儿女结婚需买房)为主，根本就没有外地人那样选择的余地，暂缓购房只能越等房价越高，所以即使再高的成本他们都得“打掉牙齿含血吞”。也就是说，外地人涌入大城市购房推高的房价成本，主要是由大城市当地人埋单的，房价高企的最终受害者是大城市当地人。外地人可以自由决定买不买房和什么时候买房，本地人则在买房上缺乏自主权和自由度，就两个购房群体对比而言，在购房选择权利上就不是对等的。若不对外地购房者进行一定的限制，必然会而且事实已经对大城市当地居民的购房权益造成了损害，致使他们要花费三倍以上的购房成本才能拥有一套住房，不少人因此沦为房奴——甚至终身房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并成为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连大城市当地居民的日子都过得越来越艰难了，还有什么更美好可言？
⑵对外地人中更为庞大的群体——外来打工者权益造成了同样严重的损害
在外来群体中，外来打工者数量比起外来购房者要多出几十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无力购买住房，在外来购房者尚未大规模涌入大城市购房时，大城市的住房租赁价格不是很高，他们这一群体基本能够承受，每月收入在交付房租之后尚有一些盈余。但2003年起，大量外地人涌入城市购房后，城市商品房价开始像脱缰的野马快速飙升，随之也带动了租房市场的火爆和房租的同步高涨。这对于那些数十倍于外地购房者的兄弟姐妹——外地打工者来说，高企的房租同样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同样和大城市当地居民一样为生存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其中，很多人因不堪高房租的重负，从城市主流区退出，迁居到大城市郊区农村居住，最终沦为了“蚁民”一族，在城市生活的最底层挣扎，生存状态极为恶劣，很多人靠群租缓解房租压力，很多人打工收入连维持日常支出都很困难，不少依赖还千里之外外地老家父母汇来。
但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旧会在大城市出现“限制外地人购房”的言论观点时间，出于同类群体本位主义心理，仍旧会本能的、不假思索的站到“外地人”的立场，并与外地购房者一道表达他们对“限制外地人购房”强烈的不满和愤懑。事实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压根就无力购房，有些人也从未想一辈子漂在大城市，只是偶尔头脑中闪过的“将来或许买套房”的念头增强了他们对外地购房者的认同感，并很自然的把自己混同于外地购房者的角色，发出了其实只会让少数外地购房者收益，让他们自己的生活更加艰难的错误的“声音”。在外地购房者尚不急切的情况下，那些压根就不打算或没有能力在大城市购房的外地人却急红了眼，出现了“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情况。这就和当年支持农民领袖当皇帝的农民起义者一样，他们天真的认为只要自己人当上皇帝，他们自己的命运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事实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他们的命运甚至更为悲惨。外地打工者对外地购房者感情用事的支持，只能推动大城市房价的高位运行，进而拉动外来打工者租房成本的水涨船高，最终受益的是少数购房者，遭受更多损失和权益损害的恰恰是他们自己。
⑶第三对生活在千里之外的外地人的原住地居民——即外地购房者和打工者的家乡城市或农村的居民（他们的父老乡亲）生存和发展权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外地购房者大量涌入大城市购房的同时，也把他们在家乡赚取的财富同时带到了大城市，这对于并不缺乏资金的大城市来说是锦上添花，但对于资金原本就缺乏的外地（农村）来说却是雪上加霜。这与近些年大量中国富人移民海外导致巨额资金外流、甚至人才外流同出一辙。外地人购房导致家乡城市和农村财富向大城市单向流失，直接造成了外地城市和农村发展资金紧张的局面（中小城市多少年来一直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就是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抑制了外地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大量外地购房者将资金带入大城市的同时，也将消费机会从外地带到了大城市，外地城市和农村消费市场因此萎缩，又导致当地与富人消费相关的产业包括服务业走向衰退，那些原本想留在外地（家乡）外地人的工作机会因此丧失，迫使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沿着外地购房者的路线图涌入大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
但源源不断涌入大城市的外来打工者，客观上与先前抵达的外来打工者在就业上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态势，造成了大城市用工市场一直都是买方市场的局面，外来打工者工资十年来停滞不前与他们之间相互竞争不无关系。在这种就业背景下，他们在大城市谋求生存与发展同样不易，真正改变命运的少之甚少，到了一定的年龄或丧失劳动能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得带着遗憾甚至不满重返故乡。由于很大一部分财富也被外来打工者带走，外来打工者的流失也意味着消费人口的流失，进一步萎缩了外地的消费市场，加速了外地工商业的衰落，导致那些一直不愿离开家乡的外地人，日子同样过的非常艰辛。
⑷外地人购房最终也对外地购房者自身权益造成了损害
“伤人者必被伤”，外地购房者在高歌猛进向大城市迁徙的过程中，最终导致大城市房价泡沫的形成和膨胀，而房价泡沫不仅大幅提升了外来者的购房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因为在外来购房者中腰缠万贯的毕竟只占一部分，更多是那些勉强能买得起房的中间层，他们之所以来大城市，是看中大城市的发展机会，但如果自身能力不够，即便能买得起房，最终也会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边缘化，甚至再次沦为大城市的弱势群体。因他们涌入大城市，带动了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大城市，大城市正在变得不堪重负，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空气污染、传染病蔓延、地下水枯竭、垃圾围城，导致了大城市生活品质快速下降，这样的城市生活同样不是他们所想要的美好生活。犹如一个好的旅游景点，过度接待游人会导致了景点破坏一样，大城市人口超载带来一系列城市病同样会让大城市生活不再美好。外地购房者最终也为他们的盲目涌入付出了代价。
受到损害的还有一部分是外来投资、投机者，他们来大城市购房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投资和投机，捞一笔走人，不打算长期发展，不愿意为大城市做更大的贡献。由于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广大农村人口仍占多数，因此每年涌入大城市购房或租房打工者是源源不断的，与此同时，大城市的商品房兴建的速度和空间都受到制约，这决定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几乎是只涨不跌的，正是在这种预期心理的作用下，外来购房者中的投资、投机者大有人在。
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因计划生育政策正在快速用尽，大城市像上海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考虑到独生子女导致家庭数量和规模的日益缩小，大城市对商品住房的需求实际上已经进入平稳回落的轨道。在大城市居民住房能够满足自助需求之后，与外来购房者竞争性购房的态势就会缓和，投资和投机的空间会随之受到压缩，大城市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最终会破灭。另一方面，对于持续高烧的房价，政府也不会袖手旁观，为向广大民众有个交代，即便不愿意也得采取一些抑制房价的政策措施。最近一轮房市调控政策举措之烈已在某种程度上标明了政府要和民众站在一起的决心。一旦在外地购房者放缓涌入大城市的步伐，大城市的房价将企稳回落，很大一部分投资和投机者将失去“下家”接手，而遭受巨大的损失。
2、外地人购房引发高房价和楼市泡沫，对城乡经济、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形成巨大威胁
⑴人口红利导致大城市过度繁荣，但红利吃尽必将陷入全面衰退，依赖大量外地人涌入的繁荣无可持续性。
大城市因外地购房者涌入而变得更加繁荣，外地购房者消费旺盛也扩大了城市内需，导致大城市工作机会猛增，随之又招致大量外地打工者蜂拥而入，大城市人口规模也飞速膨胀，飞速膨胀的人口又导致了大城市消费需求的急剧扩大，进一步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持续繁荣。假设一个农村富有者（四口之家）进城购房花了20万，置业和生活费还有10万，那么一个富有者进入城市，意味着有30万的资金被从农村带入城市。据统计，中国农村地区共有村庄320万个（页脚注释国家一级行政区共34个 ；地级（含15个副省级城市）：共333个，县级：共2861个 ；乡镇44821个 村庄：有320.7万个村庄，其中行政村63.4万个，居住生活农户2.05亿户，7.95亿人），假设一个村庄一年有1个富有者家庭迁居城市购房置业，那么整个农村地区就有320万×30万元=9600亿元资金（（据安邦特约经济学家钟伟测算：中国农村每年流失资金高达2400亿，但这只是直接流失的资金，并未将外来购房者和外来打工者携带的资金计算在内 放入脚注）流转到了城市，这对资金原本就充裕的大城市而言无疑是锦上添花，这么多的资金用于购房置业，不只会导致大城市房价飙升，形成楼市泡沫，还会间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么多的资金用于生活消费，大城市消费市场将进一步扩大，进而推动和维系城市经济持续繁荣。外来购房者涌入大城市，将原本存在于农村地区的工作机会也带到了大城市，这又客观上迫使更多的外地打工者也踏着他们的足迹涌入了城市，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买不起房，但租房同样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总量惊人的个人消费也给大城市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大城市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外地人大量、持续涌入形成的“人口红利”基础之上的，只要外地人涌入城市的规模和速率不减弱，大城市经济的繁荣毫无疑问将继续延续下去。由于中国人“群羊心理”十分严重，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外来人口单向涌入大城市的趋势不会改变。但从更长远看，人口红利终究是要吃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会加速这一进程，到那时，在外来人口进入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大城市将因老龄化严重而背上沉重的包袱，当今繁荣的大城市经济将迅速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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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大城市经济繁荣是靠过房地产业支撑的，但实际上是依赖外地购房者和随之而来的大量外来人口消费需求来支撑的！若没有蜂拥而入的外地购房者和打工者，大城市房地产业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不可能连续十年繁荣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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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外来人口在带来巨大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求职就业上的激烈竞争，外来人口越多的大城市就业压力就越大。由于外来人口的进入远远超出了大城市岗位需求，导致大城市人力资源市场始终都是买方市场。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在工资待遇上有绝对的话语权，他们为应对同样激烈的市场竞争是不会轻易给打工者涨工资的。外来打工者工资涨不起来，大城市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同样难以涨起来，因为外来打工者的工资水平事实上已经成为国企制定工资的一个参照，在外来打工者工资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在国企工人岗位很容易被外来临时工取代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国企工人的工资会增长起来。可以说，外来人口的大量存在无形之中积压了国企工人的饭碗，使国家出台的有关企业工资协商制度形同虚设。外来人口的涌入是源源不断的，后来者加入求职就业竞争，又会对先来者造成工资上的挤压，这样正是大城市居民工资收入长期停滞不前或增长缓慢的根源。在大城市居民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大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却在急速发展，“未富先老”将成为未来中国大城市发展无法回避的挑战，“未富先老”的社会问题处理不好，大城市经济发展将背上沉重的包袱，大城市的繁荣也将成为昨日黄花。
⑵大量外地人涌入大城市给大城市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但对广大外地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而言则意味着人才、资金的大量外流，使中小城市发展乏力，农村经济雪上加霜
外地人涌入大城市购房的同时，把个人消费(机会)带到了大城市，使外地人家乡城市和农村地区消费疲软，进而导致外地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各种产业（包括围绕这一群体的服务业）不仅很难以发展起来，而且会进一步走向衰落和萧条。粗略估算，将近每年有320万外地购房者涌入城市，因此流失的资金达 9600亿。对资金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农村地区来说，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大量资金的流失必然会导致农村地区经济停滞不前甚至日益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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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脚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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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地区共有村庄320万个，假设一个村庄一年有1个富有者家庭迁居城市购房置业，那么整个农村地区就有320万×30万元=9600亿元资金，对资金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农村地区来说，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大量资金的流失必然会导致农村地区经济停滞不前甚至日益萧条。 一个富有者留在农村可以为5个贫困者提供就业岗位那么320万富有者移居城市，意味着会有1600万打工者被迫踏上城市牧歌的打工之路，按每人随身携带1000元计，1600万人口涌入大城市就意味着有1600亿元资金涌入了大城市。这样每年合计有1万亿资金从农村地区流入城市，他们的出走还会进一步减少农村地区的消费，进一步减少农村地区的工作岗位，并迫使或带动更多的青年人涌入大城市谋生，最终形成了农村地区人口单方面的、持续不断的、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的向城市集中和涌流。大城市资源环境不堪重负， 农村经济则因此停滞不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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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的向城市集中和涌流。假设一年有1600万人口涌入大城市打工，按每人随身携带1000元计，1600万人口涌入大城市就意味着有1600亿元资金涌入了大城市，如此巨额资金的流失和消费人口的流失，给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失去了壮劳力、失去了消费者、失去了巨额资金的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建设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米之炊，很难像国家一厢情愿的那样发展起来。可以肯定，在不限制外地人购房进而引导人口有序流动的情况下，国家无论给予农村地区多么大的财政支持，农村地区的经济都不会繁荣发展起来。因为这些政策最终是被少数人利用了，投入的资金则通过项目建设汇集到少数人腰包里。这样只能是造就一批一批新的富有者——最终也加入迁居城市浪潮的富有者。国家对农村地区输送的血液，最终流入到少数富有者身上，随着他们迁居大城市，这些血液便再次回流到了大城市。这样，国家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就陷入了“越是扶植农村地区经济，农村地区经济就越难发展”的怪圈。
在农村的外地人口持续不断的涌入大城市同时，来自中小城市人口同样也希望进入大城市过更风光的生活，在随大流心理的支配下，也滔滔不绝的涌入了大城市。这些人在向大城市迁移的过程中，同样也把原本属于家乡地区的大量财富和消费机会带到了大城市，导致了中小城市资金大量外流，消费市场日益萎缩，同时，伴随人口外流是中小城市大量人才和劳动力的外流，在资金、市场消费和人才都大量流失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中小城市会繁荣发展起来，因此，大量外地人口涌入大城市，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中小城市长期发展缓慢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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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富有阶层涌入大城市购房置业，将资金和消费也带到了大城市，既是这些年大城市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渊薮！ |
由于中国的大城市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地人口向大城市涌入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中西部地区人口大量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资金和消费人口也随之流向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中西部地区投入和消费不振，致使中西部经济也呈现出发展迟缓的状态，并最终造成中国产业布局的严重失衡的态势。中国大中小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不均衡，追根溯源，就是人口单方面向大城市流动和聚集，引发资金和消费分布不均衡而间接造成的。而且，人口单方面的从农村涌入城市，从中小城市涌入大城市，从中西部涌入东部沿海地区，还直接造成了中国人口区域分布的不均衡，不仅使国土资源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也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和隐患。比如新疆地区，假使大量汉族人迁入东部地区，只留下少数民族，就很难对新疆地区的“三股势力”形成有效的牵制。大量汉族人口在新疆地区的存在，是维护边疆地区稳定的一股重要力量。
⑶将房地产业视为支柱性产业，将对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和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楼市泡沫一旦崩溃很可能牵一发动全身，引发重大经济危机。
外地人购房引发高房价和楼市泡沫形成的“洼地效应”，吸引着大城市各种经济资源向房地产市场汇集，房地业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带动一系列产业出现问题，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大城市经济逐渐被房地产业所绑架，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由于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极大，地方政府历来都对房地产市场寄予厚望并给予大力支持。也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支持，导致了房地产业非理性发展，推动了大城市房价持续飙升，并最终形成了巨大的楼市泡沫。与房地产业相关行业大多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地方政府支持房地产业实质上就是在支持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前些年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因此大打折扣甚至功亏一篑。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迅猛发展，同样又会形成地方政府对此类产业的GDP依赖，并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暧昧态度，从而使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更加遥遥无期！
在过度依赖房地产业乃至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情况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很难培育起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不起来，大城市经济抗风险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一旦楼市泡沫崩溃引发经济危机，将找不到有效的缓冲带，大城市经济很可能面临硬着陆的风险。大城市经济又是国民经济的领头羊和主力军，大城市经济一出现问题，还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甚至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大衰退。
另外，房地产业过热导致与房地产相关的工程类专业一时间变得非常热门，导致大专院校设置专业结构严重失衡，过多偏向工程类，短期内事满足了人才市场的需求，但长远看，房地产业不可能无限火爆下去，一旦房地产业陷入衰退，相关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将面临大规模难以找到工作的风险，工程类专业将与当时的会计专业一样盛极而衰，风光不再，不仅学生找工作难，而且该专业的老师也面临下岗失业的风险，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房地产业带动着相关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一旦房地产业陷入衰退，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仅房地产业及相关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将大大降低，其他产业用人需求也会相应减少，新一轮“结构性失业”的出现带来严重的就业问题同时，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房地产成为最佳投资渠道的情况下，银行资金通过投资者和向房地产商房贷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而对就业贡献极大的民营企业却很难得到信贷，民间融资又严令禁止，最终导致民营企业发展缓慢，无力进行技术革新和产品开发，只能在低端产业链维持运转、徘徊，依赖低附加值产品艰难的谋生。因为利润微薄，劳动者报酬增长乏力，而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又会导致消费不足，扩大内需繁荣经济成为政府的一厢情愿。这中国经济一个死结，如不打开，中国经济很难摆脱内忧外患的尴尬境地。在外需不足，内需不振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很可能第二次探底，甚至陷入长期衰退。而要解决这个死结，必须房地产市场降温，让房地产不再是投机者的乐园，引导投资更多的向新型产业和高科技领域投入，这样才能消除房地产经济对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才可能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才能使劳动者预期收入不断提高，形成稳定而巨大的国内需求市场，给中国经济繁荣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
房地产业过热，刺激了高耗能产业的产能扩张，导致了产能过剩局面。在产能过剩的形势下，企业要生存就必然会采用低价策略来稳定市场，这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赢利空间，而且不可避免的引发了恶性竞争。企业和在赢得规模的同时不断丧失效益，不少风光一时的企业再度濒临亏损的边缘。其中，尤以钢铁企业最为典型。这些年中国钢铁产量翻着跟头往上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由于钢铁企业对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前景的预期良好，理论上存在无限增长的可能，故每一个钢企都卯足了劲，大干快上，将钢铁产能扩张到了惊人的程度！而且这种增长是受到政府鼓励甚至要求的，钢企高管若不能将产业“做强做大”将面临走马换将的风险，在这种压力下，钢企高管即使认识到风险，也只能一味追求规模和产量。但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即便房地产业无限增长的预期不变，但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加上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过于依赖房地产业可能带来的危害，已经开始对过热的房地产业进行遏制，从年初以来推行的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房市新政，已显现出较为明显的效果。随着房价上涨速度放缓，房地产业的增长势头也正在放缓，对钢铁的需求大幅下降，钢铁价格也跌到了一个低谷。据说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钢企陷入亏损。假使有三分之一的钢企因此倒闭怎么办，那将带来多少失业人口？又会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多大的冲击和影响？房地产业骤然衰退影响的不只是钢铁企业，与其相关的水泥、化工、运输、装饰品产业都会受到冲击，同样会面临亏损倒闭的风险，都会产生大量失业人口，给社会的稳定和谐带来巨大隐患。而且，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衰退，还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传导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一场难以预料的经济危机将接踵而至！
当前，国民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已经形成“骑虎难下”的困局，继续骑危险会越来越大，贸然下同样存在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早下要比晚下好，早下也许只损失一个胳膊（GDP增长率），等这只老虎饿极了，再下，丢掉的可就是身家性命了（30年改革开放经济成果）。只有想办法让房价回归理性，才能让房地产市场降温，也只有房地产市场降温，才能彻底让人们打消靠房产投机、一夜暴富的念头，才能迫使企业家们关注创新，另谋出路，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型。
3、外地人购房引发高房价和楼市泡沫，在刺激了大城市经济持续繁荣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大城市谋生，给大城市的资源、环境、治安、交通、疾病防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引发了一系列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的“城市病”
⑴垃圾围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大城市环境不堪重负，超过了城市环境的承载能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垃圾围城”。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越来越大。据统计，全国668座城市，已有三分之二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而且垃圾处理问题越来越严重，已成为大城市发展难以克服的瓶颈。垃圾中有毒有害物质非常多，主要有废电池（含有汞、镉、铅等有毒物质）、油漆、过期药物，有毒有害物质一旦渗入土壤就污染了土地，农民种的蔬菜、粮食中也就可能含有有毒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最终会危及人体健康。无法处理的垃圾还是病毒的滋生地，可能引发传染病甚至瘟疫，时刻威胁着城市居民的生命健康。针对日益严重垃圾问题，北京、广州一些大城市陆续出台了建造垃圾焚烧厂的规划，但这些规划一经出台便遭致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即使不住在垃圾焚烧厂的广大市民也不完全认可政府建造垃圾焚烧厂的是一个好主意。据有关专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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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严重透支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再不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经济结构将无法调整，增长方式将难以转变，中国经济将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开始陷入长期性大衰退之中。今天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明日的衰退和停滞基础之上的，再这样高烧不退中国经济巨人将有被烧毁的危险。 房地产业不仅透支未来发展空间的同时，还严重的透支了中国国民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在原本幸福感就匮乏的基础上面临疾病缠身的风险，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增长缓慢敲响了国民健康恶化的警钟！经济是人的经济，国民素质的蜕化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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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次污染，会释放大量致癌物质二噁英，会对周边民众的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建造垃圾焚烧厂来处理城市垃圾在国际上已不看好，但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像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因垃圾处理引发的社会矛盾将进一步尖锐，因焚烧厂选址引发的群体事件还会不断出现。在面对城市垃圾处置的问题上，大城市政府正陷入两难，不建造垃圾焚烧厂，垃圾围城会让一个城市窒息，严重威胁城市居民的健康，遭致广大居民的强烈不满；建造垃圾焚烧厂，同样会引发一部分居民的强烈抵制，而且垃圾焚烧造成的高污染和高排碳同样于环保、低碳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垃圾围城的根本原因是大城市规模过度膨胀，人口增加过快造成的，而人口增长过快与外来人口涌入直接相关。与此同时，日益西化（确切的说，是美国化）的生活方式也使人均垃圾制造量成倍增加。比如购物，原来使用的布袋或竹篮，现在则完全使用一次性塑料袋，而且是几乎天天使用，垃圾塑料袋在生活垃圾中的比重已将近一半；又如，汽车取代自行车成为出行工具后，一辆汽车因维护保养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垃圾是自行车的十几倍。大城市垃圾围城的难题要想解决，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比末端处置更为重要，而要想减少垃圾的产生，必须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减少外来人口的过量涌入，在此基础上还要反思和改变中国人日西化，尤其是美国化的生活方式，并回归适合中国国情的传统生活生活方式，才是根本出路。
⑵地下水枯竭，水体污染，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过度膨胀，导致人口用水量和工商业用水量增长十分惊人，地下水连年超采现象十分严峻。地下水位下降后，由于破坏了原地层的受力平衡，在地面载荷（压力）作用下被疏干的含水层就会被压缩，因此可造成地面下沉，建筑物倾斜、开裂，桥梁、道路变形等严重的后果。另外，地下水位下降还可引起海水倒灌、咸水入侵等污染淡水资源的现象。很多城市已经形成巨大的漏斗区，因地下水位下沉产生的城市“天坑”越来越多，对地表建筑尤其是高层建筑的安稳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2010年8月11日 ，太原市人民医院门口街面突然塌陷，形成了巨大的天坑，与其相距不远的门诊大楼产生了严重倾斜和位移，给当时就诊的市民带来了不小的恐慌。如果再不对超采地下水行为进行限制，类似着这种城市天坑隐患会越来越多，给地表建筑尤其是高层建筑带来严重不安全因素，并很可能造成群死群伤的灾难性后果。地下水位持续下降，采水成本也越来越高，水价问题也成为地方政府的两难抉择，提高水价会增加城市居民的生活开支，遭致民意的强烈反弹；继续低价供水，不仅在成本上难以承受，而且不利于节约资源，可以预料，城市水价上涨将是不容回避的难题，涨价是早晚的事，城市水价上涨之后，不仅影响到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会加大城市工商业成本，严重约城市经济健康发展。
在地下水日益枯竭同时，水体污染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由于大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破球。全国有监测资料显示：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在七大水系中，以辽河、海河、淮河污染严重，在统计的138年城市河段中，有133个河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范围内78％的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水源，5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污染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量变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质变，一旦水污染问题集中爆发，将给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带来灾难性后果。只不过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不易察觉过程，而且因存在个体差异，劣质水源对每一个人的影响也不同，但长期在体内累积的毒素必将有一天通过疾病或亚健康的形态表露出来。如果能将与水质恶化引发的各种疾病和疾病的开支准确测算出来，那同样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⑶汽车问题，在西方国家，汽车社会是在人口素质的较高的基础上逐渐进入的，而中国则是在国民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在短短十年时间里骤然进入的，在心理和素质上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情况下，进入汽车社会后的中国驾驶员，不可能达到西方人那样的文明素养，反而会把不文明的行为更加充分的暴露出来。即使在比发达国家更加宽阔的马路上行驶，爱投机钻营、缺乏车德、素质低下的驾乘人员也会时常制造人为的交通拥堵，而且出现了马路修得越宽就越堵的怪状。堵车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已经成为大城市居民和打工一族的心病。
大量素质不高的外地购房者，进入大城市之后炫耀心理很强烈，开车也相当粗鲁，超速行驶、横冲直撞，还喜欢动辄按喇叭，在他们的示范效应下，原本素质较高的城市人也养成了动辄鸣笛的坏习惯，导致了大城市噪音污染成倍增加，给大城市居民工作、学习和休息带来严重滋扰。长期浸淫在噪声充斥的环境中，会使人心烦意乱、焦躁不安，无法安静下来思考，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都会降低，创造性思维会受到抑制，很难激发出灵感的火花，产生创造性成果和创造性举措。长此以往，创新型国家建设变得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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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是城市支持农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不断向农村地区输血，但实际上，这些钱通过惠农工程等渠道大部分又进入了少数人的腰包，这些人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会毅然离开他们的家乡，通过购房置业将农村地区的资金再次带回大城市，这正是多年来“扶贫扶贫、越扶越贫“的原因！ |
要说这几年国家推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大城市的空气质量应该越来越好才是。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大城市的空气质量仍在持续恶化。最新监测数据表明：大气污染已使我国600多座城市的大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不到1%。原因很简单，飞速增长的汽车使以往推行的环保举措的效果几乎化为乌有。汽车尾气已经取代工业污染成为大城市的首要污染源，而且汽车尾气的毒性远比工业污染还大，是近地面污染，直接对行人和青少年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汽车尾气和空调高排碳产生的热岛效应，也使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破坏，最终热岛效应还影响到了全球气候，导致全球变暖趋势加快，极端性天气频繁出现，使国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水灾和高温）之中。
⑸治安恶化，城市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治安恶化，现有统计表明：通常在各种犯罪案件中，外来人口已经超过城市当地人占到了一半以上，尤其是暴力性犯罪外地人所占比率更高。外来人口犯罪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导致外来人口犯罪的因素很多，如：不公平的就业环境，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被边缘化，生存压力和精神负担较大；城市本地人存在一定“歧视”和排挤（很大程度出于堤防陌生人的心理）；城市贫富差距大，富裕阶层奢侈生活和炫富心理，在加深他们仇富心理同时，也强化了他们一夜暴富的想法。但真正让外地人付诸犯罪、痛下杀手的原因，还是外地人对城市当地人缺乏感情，这与外来人口和城市当地人口血缘关系较远有很大关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总是亲爱与自己血缘关系最近的人，然后才次第亲爱血缘关系更远的人，这解释了外地人在他们的家乡或家乡城市，犯罪活动远远要低于外地的原因，“兔子不吃窝边草，虎毒不食子”，本质上都是感情的因素在作怪。加之，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很强，居住不稳定，客观上使犯罪之后逃窜更加容易，这也是外来人口犯罪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外来人口犯罪率很高，大城市居民先前对外地人的同情正逐渐转变成憎恶，并有意识的疏远、提防外地人；与此同时，外地人感觉自己很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常常有种被冷落和被歧视感觉，进一步增加了对当地人的不满和敌视心理，并极易引发对当地人的犯罪活动。双方对彼此的这种心态，就在城市人口中形成一道无形的藩篱，阻碍着城市当地人与外地人的融合。
既然，外来人口犯罪率远远超过了城市当地人，那么改善大城市治安的最好办法就是设法限制外来人口的数量。虽然犯罪分子大多出自外来打工者当中，从逻辑上看似乎应该限制外来打工者，但实际上外来人口是跟随外地购房者而来的，是外地购房者把资金和消费带到大城市造成外地（农村）就业机会萎缩，才迫使外地贫困人口涌入大城市打工的。因此，限制外来人口数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外地购房者涌入，只要能减少外地购房者数量或减缓外地购房者涌入的步伐，外地贫困人口涌入大城市的规模就会大幅减少。“拔起萝卜带出泥”，假设外地购房者比作是萝卜，外地贫困人群比作是泥土，把一个萝卜由农村移植城市，就会把大量泥土也带到城市。反之，把萝卜更多的留在农村，带入大城市的泥土也会大量减少。假使一个外地购房者会带来20个外地打工者，那么减少或延缓1万个外地购房者进入城市，就会同比减少20万外地打工者盲目涌入大城市。
4、外地人购房引发高房价和楼市泡沫，直接和间接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侵蚀大城市的居民的身心健康，在大量吸引外来打工者的同时，也造成外地“留守儿童问题”和艾滋病等性病的快速传播
⑴身心健康受到侵蚀，在环境污染和生存压力下，精神疾病、肉体疾病接踵而至。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美好的愿景在大城市人心目中，似乎正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随着大城市外来人口的过度涌入，原本饱和的大城市更加不堪重负，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竞争激烈、大拆大建，发达国家上百年形成的城市病在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就提前到来，在给大城市居民带来的无穷的烦恼同时，也严重程度的侵害着他们身心健康：
教育资源紧张导致的入托难、上学难现象更加严重，学费连年上涨超出了居民的承受力，成为城市居民挥之不去的心病；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土污染、噪声污染时、食品污染刻侵蚀着城市居民的健康，各种各样的怪病恶疾随时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甚至夺去他们年轻的生命；交通拥堵，耗费了他们在路上的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长时间保持与汽车尾气的亲密接触，不仅使他们头晕恶心、身心俱疲，而且长期吸入尾气有害物还有诱发肺癌等绝症风险；治安恶化，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城市治安状况日益恶化，城市居民的安全感持续走低，他们对外地人的不信任感也与日俱增，时刻对陌生的外地人保持着警惕和距离，外地人则因自感被当地人歧视，而对城市当地人充满了对立情绪，并成为驱使外地人更多走向犯罪的心理诱因。
大量外地人涌入城市，还给城市当地居民的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由于外地人与本地人在就业上存在竞争关系，本地人嫌挣钱少的工作都可以被外地人替代，使本地人找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城市居民工资收入十年来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外地人口大量涌入在就业上恶性竞争造成的。外地人大量涌入城市，在带来商机的同时，也使原本已经竞争激烈的市场更加白热化。因为外地人中的富有者大多选择从商，导致商业竞争十分激烈，为争夺有限的市场，不仅外地人与本地人商户在竞争，外地人之间同样在激烈的竞争，致使商业的回报日益微薄，微薄的回报又驱使人们不断延长劳动时间以谋求收入的稳定，在对利益你死我活的追逐和争抢过程中，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因此越来越快，连静下来学习、看书、休闲的时间都没有，城市居民的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大多数人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大量外地人的涌入，导致城市住房市场刚性需求剧增，城市房价持续走高。因为买不起房，多少人迟迟走不进婚姻的殿堂，又有多少情侣因房子问题而最终分道扬镳？城市剩男剩女的大量出现，高房价可以说难脱其咎。剩男剩女在长期找不到归宿的情况下，其中一些人会产生心理问题，甚至导致精神疾病，不仅影响到家庭的和谐，而且可能成为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定时炸弹。福建校园惨案的制造者就是因情感问题迁怒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所谓“买得起”高房价的，又有多少人因此沦为了房奴，让他们一辈子都在为还清房贷劳苦奔波中，心力憔悴，未老先衰！
那些涌入城市的外地人同样深受其害，他们在与城市当地人争饭碗的同时，更多涌入城市的外地人也在与他们争夺着饭碗，外来打工者的工资增加更加缓慢，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引发的就业竞争有关，在劳动力供过于求，招工非常容易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绝然不会轻易给打工者涨工资的，何况残酷市场竞争已经导致利润微薄，也根本没有涨工资的空间。与此同时，他们比起城市当地人更不晓得空气污染的危害，更不懂得自我保护，因此比城市当地人更容易患上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有关患病看不起病的社会新闻其中的主人公大多数是外地人便是有利的佐证。打工者中成功者少之甚少，大多数外地人在城市打拼多年，到头来不仅无法实现留居城市的梦想，有的甚至还搞坏了身体，患上了重病，最后不得不带着一身病无望的还乡。外地人过度涌入大城市，导致城市资源环境严重透支，给大城市居民和他们自己身心健康都造成损害，这就好比一艘严重超载的巨轮，如果继续超载，巨轮就有沉没的危险，限制更多的人登船是相当必要的，否则巨轮将与新老乘客一同沉没。又好比是一个能住四个人的宿舍，在四个人之内，住宿的人都感觉很舒适和惬意，但非要住20个人，人挤人、人挨人，到头来谁都会觉得住宿条件糟糕透了，再没有人会感觉到宿舍是舒适和惬意的。大城市也是如此，一旦人口规模超出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会质变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
⑵留守儿童问题，长期与父母两地生活，导致越来越多的身心健康问题，一个庞大群体正出现人格缺陷，走向堕落
全国妇联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2000万人，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8％至22％。调查显示：由于父母长期没有和子女在一起，部分留守儿童在生存发展中面临着突出问题。
长期缺乏亲情，容易形成内心世界封闭，造成情感淡薄，心理素质差，情绪不稳，思想消极。这类儿童长大以后，难以融入社会，导致人格缺陷，容易误认为社会存在歧视，往往引发仇视他人、仇视社会的报复事件。临时监护人一般只管吃穿，不愿管理教育或者不善于管理教育，致心理问题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解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旦形成畸形心理，进行矫正型教育要比教育更难。
另外，受出外打工的家长影响，留守儿童易产生“读书无用”的思想，出现厌学情绪，学习缺乏热情，不求上进，成绩普遍较差。经常说谎，不服管教，常有迟到、早退、打架斗殴的现象；由于监护人的溺爱，在家里好吃懒做，不做一些诸如洗碗、扫地等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少整天沉迷于武侠小说和网络游戏中，模仿成年人抽烟喝酒、拉帮结派，被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拉拢、利用，甚至参与盗窃、抢劫等。据不完全统计，在留守儿童中犯罪比率已达1.3%，远远高于非留守儿童0.52%的比率，而且倾向于暴力犯罪。这些问题少年若无法得到有效的援助和调教，成年之后很可能进一步滑入犯罪的深渊而无法自拔。
如果说独生子女是娇生惯养的一代，那么留守儿童就是放任自流的一代。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到人口素质的稳定增长，而且更容易成为问题少年，沦为犯罪分子，给当地治安和未来城市治安埋下严重隐患。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限制大城市外来人口过度涌入，引导他们更多的留在当地和邻近城市就业，这样不仅可以让留守儿童的得到父爱和母爱，而且客观上还可减少大城市外来人口的犯罪率。
⑶艾滋病等性病的快速传播，传染病防治形势严峻。
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外来购房者和外来打工者涌入城市数量激增，性病、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防治面临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统计表明：在性病、艾滋病患者人群中，外来人口的比例最大，在很多大城市外来人口患性病和艾滋病的数量已经超过城市当地人，尽管外来人口在比例上还远远低于城市当地人（深圳除外）。造成外来人口患病率高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外来人口大多远离外地亲人，缺乏亲人的提点和监督，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由活动的空间，这样很容易受到外界诱惑，发生性行为随意性很强，而且不会顾忌远在千里之外亲人的感受，所以导致了很高的患病率。生活在城市的当地人由于受到家人的监督，而且也担心做见不得人的事情会在亲人和单位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在私生活上能够洁身自好，自我抑制能力相对很强，不像外地人那样胆大和随意。另外，性工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主要也是脸面的原因，不会在家乡城市从事这一职业)，也是造成外来人员传染性病和艾滋病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
目前，中国虽然未设立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HIV监测哨点，但在已经发现的HIV感染者中，流动人口占的比例很大，且流动人口感染HIV的几率相对较高。以下是随机网上搜索有关流动人口与艾滋病关系的几个报道：
江苏省1986——1999年报告的感染者中52％为外省流动人口，省疾控中心门诊部公布的16名艾滋病感染者中就有9名是外省人士。流动人口已经成为艾滋病袭击的重点对象。近期，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对我省建筑工地、娱乐等4个行业的流动人口共1001名外来务工人员开展了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数字：24．5％流动人口使用安全套
1996—2005期间，无锡在经过传入期、扩散期后，迅速进入快速增长期。2001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数量较前4年发现的总和还多。2006年发现的感染者数量和增幅列近年来之最。在无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外来人口的感染者占感染者总数的72.5％，这些感染者大都是青壮年者，年龄在20—40岁左右，约占外来人口感染者总数的92.28％。这表明青壮年是受艾滋病影响的主要人群。
今年1-10月，深圳市共报告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812例，比去年同期（636例）上升27.7%。其中艾滋病病人123例（比去年同期126例下降2.4%），死亡病例6例。据介绍，感染者中以男性和青壮年为主，今年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性占80.7%，女性占19.3%；20至39岁青壮年占81.8%。同时，张丹介绍，深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有19.5％为深圳市户籍人口，80.5%为外来人口。
对比外来人口犯罪率和患艾滋病比例，我们会发现外来人口犯罪比例和外来人口艾滋病比例几乎完全一致，都占到了所在城市犯罪活动和艾滋病人数的一半以上。造成外地人口犯罪和艾滋病高发，一个很大的远远就是身处异地，远离亲人的提点和监督，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由活动的空间，这样很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走向犯罪或随意发生性行为。对此，社会学者给予了更加科学的解读，“当家人和朋友无法知道他（她）们在外面做了什么，他（她）们就会感到社会规范的束缚相对较少，从而增加了行为的自由度。匿名的生活和城市中的商业性交易的存在，更容易促使流动人口摆脱社会道德规范的束缚和对性的忠诚，从而鼓励他（她）们接受临时的性关系。”
可见，只要对外地人口有所限制，让他们更多的留在家乡或本地城市发展，就能更好的受到亲人朋友的提点和管束，不仅犯罪冲动会减少，随意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大城市的犯罪率和艾滋病率就能大幅度的降低。
5、外地人购房引发高房价和楼市泡沫，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风俗习惯全然不同的大城市，支离了原有的熟人社会，撕裂了原有的人文血脉，对中华文化多样性维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⑴中国人群地域基因多态性受到破坏
城市的发展原本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就和人体的成长一样需要一个过程，这个程就是大城市居民不断磨合、最终融合并形成熟人社会的过程。但外地者购房大量涌入和随之而来的外来打工者大量涌入，迅速缩短并打乱了这个过程，以致于外地人和当地人无法很好的磨合、融合并彼此适应，而是很大程度上彼此对立的存在，这导致传统的熟人社会迅即走向瓦解，原本充满人情味、其乐融融的城市逐渐成为冷冰冰的陌生人的世界。每个人都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出了这个圈子则是一个陌生的，甚至连当地人都日益感到陌生的世界，人们不信任感在增强，遇事冷眼旁观的现象在增多，人与之人之间的关系在迅速的疏远。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当地人男子过剩，不少男子开始将目光盯着外地女子身上，而外地女子为了更长久、更稳定的在城市生活，也愿意嫁给城市当地人。这就导致了“远缘通婚”现象快速增加，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远缘杂交是有利于物种进化的，换句话说远缘通婚生的孩子更聪明，这某种程度也给予了远缘通婚者更多理由和动力。
但万物是有尺度的，任何事情超过了一定的度，就可能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远缘通婚也是如此，最新的研究表明：超过一定限度的远缘通婚，可能出现个别孩子的智商较高的情况，但同时智商平庸者更为普遍。不仅如此，远缘通婚还会导致后代体内基因不和谐，并通过性情急躁、缺乏团队意识等外在性格特征体现出来。一位姓刘的民间研究者发现，远缘通婚的孩子患癌症的概率要大大超过更加近缘的孩子（亲缘关系比较近，但不是指近亲关系），并通过比较维族、回族（远缘通婚形成）与藏族和蒙古族（较近缘通婚形成）癌症发病率予以佐证（页底脚注《杂交变异致癌说》：刘先志，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S3期
中美混血儿费翔的姐姐、蒋经国的几个子女都患有恶疾，早早过世。 刘 先生还发现，发达国家中美国癌症发病率最高，而同时美国又是发达国家远缘混血最严重的国家。混血儿究竟聪明不聪明呢，从个体来讲，远缘杂交可能碰巧出现个别智商较高的后代，但这通常是建立在更多杂交不成功孩子基础之上的。证明混血儿是否聪明其实非常简单：假设远缘通婚的混血儿近缘通婚的孩子聪明，那么由混血儿为主体构成的民族国家一定是发达的国家。但事实是美国以下，远缘混血更为严重的、而且完全就是混血儿主导的拉丁美洲绝大多数都是不发达国家，而且呈现出混血程度越高的国家就越落后的规律，如中美洲地区混血最为严重，是完全混血儿国家，这里是拉美最落后的地区。有人可能会说，美国不是远缘通婚的发达国家吗，不错美国直到目前还可以看做最发达的国家，但美国的优势正因为日益增多的拉丁人口，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远缘通婚的更加普遍，而开始走向了衰落。证明美国必然衰落也非常简单，假设把墨西哥人全部移居美国，美国人全部移居墨西哥，结果会怎样，美国将沦为墨西哥式的三流国家，而墨西哥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发达国家。因为人口的素质归根到底决定了国家强弱。大量拉丁美洲人源源不断的涌入美国最终会导致美国拉美化，拉美化之后的美国犹如现在墨西哥，不衰落是不可能的。美国之所以现在还发达，不是因为他远缘混血程度高，恰恰是他的远缘混血程度要比拉美低得多，这从美国比较层次分明的族群构成可以看出来。美国主导地位的白人仍旧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近缘通婚的传统，这有力的延缓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虽比北欧、日本远缘混血程度要高，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完全过度，远缘通婚的优势较多的掩盖了它带来的劣势，表现为充满活力，聪明和富有创造性。但发达国家最高的癌症发病率已经敲响了远缘通婚给这个民族带来危害的警钟。中国人同样如此，虽然中国人概念上是一个民族，但由于地域广大面积和欧洲相当，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基因差异很大，尤其是南北中国人的差异，不亚于欧洲日耳曼人和拉丁人的差异！不仅南北方差异显著，南北方内部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比如典型的山西人和典型的河北人很容易区分出来，而湖南人和广东人外在特征上也一目了然。这种天然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基因多态性非常丰富。基因多态性的一个优势是，对传染病的抵抗力较强，一个地区的人容易患的传染病，在与其基因差异较大另一个地区的人那里也许不易传染，如在明朝时期，在中国危害不十分严重的鼠疫（黑死病），传播到欧洲人那里却造成了惊人的死亡率。但如果整个中国远缘通婚泛滥之后，中国基因多态性破坏之后，某种病毒将毫无阻隔的传遍整个中国。基因多态性的破坏，最终摧毁的将是中国人的“根”，到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将再也找不到地道的北京人，再也找不到地道的上海人，再找不到地道的广东人，所有地方的人都变得不地道、非典型，典型的当地人只有到老照片或老新闻资料中寻找。没有根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没有根的民族也很难成为强大的民族。
远缘通婚的危害不只在后代身上表现，而且通婚本身就埋下了家庭不和谐的种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嫁给外国人的明星魏唯，因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性格脾性差距过大，最后被外国人抛弃。拒不完全统计，远缘结婚的家庭（北方人和南方人通婚），不和谐、不和睦的比例远远大于近缘结婚（北方人之间或北方省区内部之间）的家庭，而且离婚率也非常高。我有个亲戚就是南北方组合，大姐、二姐都离了婚。离婚本身又会对孩子身心健康带来伤害。那么南北方通婚的孩子又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是非典型，看不出是哪里人；其次是性格普遍急躁多动，自我意识很强，有一部分确实比较聪明，脑子快，但静不下来、意志力不足，学习成绩并非十分优秀。另外，这类孩子患鼻炎的概率很高，这可能与内在基因的不和谐关系密切。另外，南北方通婚女方流产的概率较高，据一个找了广东当地女孩的同学讲，女方流产比较频繁，后来问当地医生，医生的回答是：基因不合。过度近缘通婚——近亲结婚，后代得免疫系统疾病风险很高，但过度远缘通婚—跨种族，得癌症的比例也很高，以动物做旁证：过度远缘杂交的狮虎兽生出来活不长久，也说明了过度远缘杂交的危害同样巨大。这只是笔者生活中的观察，只代表个人观点，是否科学有待科学进一步证明。但哲学告诉我们，凡事有个度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
⑵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受到破坏
在地域人群基因多态性受到破坏之后，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多样性也将受到破坏。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是谁创造的，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某个地方人创造的，是五十六民族，是各个极具地方特色的人群创造的。换言之，是人创造了文化，而不是文化创造了人，有什么样体质和性格的人往往就会偏好和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比如四川人的体质适应吃辣，就创造了四川的火锅文化，比如广东人胆子大，就形成了什么都敢吃的饮食习惯。比如苏南地区人们细致，就造就了世界上久负盛名的“苏绣”，包括苗族妇女的头饰，蒙古人的旗袍都是体质和性格的产物。也就是说，文化的载体是人，人的个性决定给了文化的独特性。要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就必须保护地方人群的多样性，保护地方个性（性格偏好和审美情趣）。如果依然像现在一样对外来人口、流动人口不做必要的引导和限制，那么远缘通婚的情况加更加普遍和严重，因性格与习俗不合导致家庭不和谐现象会越来越多，离婚率将随之进一步升高，单亲家庭和问题少年也会越来越多，将会对社会和谐稳定构成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人的体貌特征、性格偏好和审美倾向都将因远缘通婚过度而日益趋同，在地方文化的载体——地方人群的差异性消除之后，附着其上的地方文化也将灰飞烟灭，包括方言在内的个性风俗和文化将快速消亡，经过几代人之后，中国也和中美洲混血严重的国家一样，只存在一个面孔、一种风俗、一种方言（普通话），一个单调的而且永远无法挽回和复原的世界。尽管她的面积和欧洲一样大，人口比欧洲还要多，但却再也找不到和欧洲那样千姿百态的民族文化了。到那个时候，外地人还会对北京感兴趣吗，北京人还有必要去外地旅行吗，因为全中国都完全同化成没有方言，更没有地方个性的世界了！
消灭一个民族首先消灭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消灭一个民族的语言。人口的盲目流动和强制推广普通话，导致了各地方言文化不断受到侵蚀和污染，并在这一过程呈现消亡的迹象（加入世界语言灭亡速度例证）。依照现在的人口流动规模和频率，即使不强制推广普通话，普通话也会在语言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因为流动人口在异地生存通常要以普通话作为媒介语，久而久之他们自身的方言就会被淡化，尤其是他们的后代更无法继承方言，甚至一代人之后，外地的流动人口就会完全改说普通话，彻底遗忘方言和乡音。加之国家强制和变相强制推广普通话文化，这会进一步加速方言文化的没落和灭绝。
方言文化是中国地方文化中最灿烂的奇葩，它像被誉为“活化石”的水杉一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够从中看到地方族群的演变和发展的脉络。不仅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考古对象，而且还是考古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比如，在研究关汉卿到底是哪里人时，考古学家就分析了他作品中的方言俚语，从中推断出他祖籍山西。此外，方言还是刑侦的的重要手段，在刑事案件的侦破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每一个刑事案件的侦破方言工具都功不可没，绝大多数都是以犯罪分子的口音（方言）为突破口，大幅（几十倍到上百倍的）缩小排查范围，来锁定犯罪分子的。在介绍刑事案件新闻中，经常可以看到，警方破案时，首要做的就是打问受害人或目击者犯罪分子操哪里口音，以此缩小排查范围，最后锁定犯罪分子的。假使有一天没有了方言，犯罪分子将混同于城市几百万人口之中，更好的隐藏起来，警方失去了方言这一有效的侦破线索，将给案件侦破和犯罪分子搜捕带来巨大的难度，而且会造成刑侦成本的大幅攀升；与此同时失去了方言这一身份识别的参照物，犯罪分子将更加有恃无恐，制造更多的犯罪活动，因为他们可以更安心的混迹于口音趋同的异地人群中，不必担心因口音不同而被识别辨认的问题。
⑶包括人类在内的物种多样性受到破坏
早在几十年前，科学家们就提出了“维护物种多样性”的概念，当时是基于自然界的物种因人类活动面临急速消亡而提出的。“物种”简单的说就是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种类，维护物种的多样性，就是维护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多样性！之所以要维护物种的多样性，是因为物种与人类的繁衍生息休戚相关，毁坏物种某种程度上就是自毁人类长城。物种多样性不仅给我们直接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而且多样性的物种本身还是绝佳的景观，比如深海鲨鱼、美国雪松、南极企鹅、西藏羚羊、草原狮子等，都已成为高品位的旅游资源，给人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可见，物种多样性可以给人类带来肉体上（饮食）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一旦地球失去了物种的多样性，那么地球将变得单调和乏味，失去生机和活力，我想这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的和向往的世界——一个只有人类的孤零零、冷清清的世界。对于物种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和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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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__ 但人类是什么呢，难道是自然界的上帝？当然不是，他只是自然界物种进化的金字塔的最顶端，仍旧没有脱离动物的范畴，属于高级动物而已。人类中的每个成员和动物界中的每只动物一样，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宿命。仔细想想，人和动物区别，不过是人会思想，会制造并使用手机之类的科技工具而已，其他方面并无本质的不同。但人类在演化的进程中，随着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升，他们与动物渐行渐远，最终把自己于动物区别开来，并自视为自然界的主宰或者是上帝。这可能正是人类在想到“维护物种多样性”的同时，却始终将自己置身事外，不把自己当做物种，从未想过要维护人类自身种族的多样性的一个原因吧。而这正是人类自己的可悲之处，他们在不遗余力的维护着“物种”多样性的同时，人类自身的种族多样性正在不知不觉中遭受破坏，并日益走向消亡和灭绝。
既然人类已经知道维护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意义，那么维护人类自身多样性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人类是物种进化的顶端，保护人类种族多样性的意义要远比维护动植物多样性重要的多！如果我们连自身多样性都保护不好，又如何更好的维护物种的多样性呢？事实上，正是因为人类对自己种族的混同熟视无睹，才导致物种多样性的保护越来越艰难，甚至由此加速了物种多样性的毁灭。个中缘由并不复杂，人类在演化出不同种族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种族的性格偏好和审美倾向，而这正是世界文化多样性根源所在。譬如，中国人在漫长历史时期培育出了短嘴猪、欧洲人则在漫长历史时期培育出长嘴猪，这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欧洲人、中国人对各自其所培育的物种感情渗透的过程，最终形成了欧洲人对长嘴猪的认同感，中国人对短嘴猪的认同感。正是这种认同感决定了他们在豢养物种上的个性选择，从而决定了人类家畜物种的多样性。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人类各种族之间远缘通婚加剧，人类种族之间基因开始混杂和趋同，由基因决定和影响的性格偏好和审美倾向也随之走向趋同，性格偏好和审美倾向趋同又必然导致对物种偏好一致性，这就使得那些符合趋同审美倾向的物种越来越多，而不符合趋同审美倾向的物种逐渐被人类冷落，最终走消亡和灭绝。中国几千年来，培育的家畜物种（包括短嘴猪）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灭绝，很大程度上就是审美趋同的产物。因为大家都认为长嘴猪是优秀的，所以养短嘴猪的农户就越来越少，直至短嘴猪这一人工物种被淘汰。当然，政府的示范养殖和强制推广也是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但政府官员之所以强制推广外国物种，也是全球化导致的审美趋同的必然结果。而导致审美趋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口流动性过剩，包括政府官员和普通人口的流动性过剩。异地轮换做官会把以往地区的城市建设风格带到异地（比如湖南省长到山西当省长，就会把湖南城市建设经验和风格带到山西），并在不断轮换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跟风导致官员审美日益趋同，导致中国城市化建设呈现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特点，中国城市草坪都用美国草就是这个原因。外来人口流动性过剩对物种多样性的破坏更具有灾难性，因为外来人口不断的流动和随之远缘通婚增加，会导致全国性的审美倾向日益趋同，一个地方流行养什么宠物，一夜之间就会传遍大江南北，比如时下流行养“洋狗”，中国一些笨狗则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造物主既然创造了千姿百态、不同体貌特征的人类种族，自然有他的道理，否则他只要创造一个种族就可以了！一个可以肯定的生物学上的原因是，种族的多样性可以增强人类对莫名病毒的免疫力。这是因为不同种族携带有不同的基因序列，某一种病毒在某一种族内容易传播，但另一种种族则可能对其有天然的免疫力。如殖民地时期，来自欧洲的西方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印第安人没有，结果导致大量死亡率。假使西方人和印第安人混血成趋同的种族，那么再遭遇类似病毒时人类将因此付出惨重代价。而事实上，混血儿本身的免疫力，因其内部基因构成的不和谐、不稳定性，比起相对单一基因稳定的种族而言，业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一位姓刘的民间学者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已经发现了混血儿易得癌症等恶性基因疾病的规律。猪流感首先出现并肆虐混血程度非常高的墨西哥，恐怕也不仅仅是一种巧合。造物主创造不同的种族，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同种族因其个性和思维方式不同，创建的国家和文化形态都不尽相同，不同的种族可以在相互比较、相互学习、相互竞争中，选择和改进国家的治理的模式，在提升各自种族文明程度的同时，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近现代欧洲后来居上，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民族国家林立，多种文化并存，使得欧洲国家之间可以在相互比较、相互学习和相互竞争中，促成各自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昌盛！假使近代之欧洲与东亚一样形成一国独大的态势，必然也会和落伍的中国一样，因缺乏比较和竞争而走向僵化和没落！另外，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在造物主心目中是一视同仁的，既然物种的进化要遵循“由水生到陆生，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那么人类种族作为物种之一，同样要遵循这一规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顺应物种进化的天道，人类将繁荣昌盛、生机勃勃；逆反物种进化的天道，人类将自毁长城、自掘坟墓！这绝非危言耸听，依照现有全球人口流动的速率，用不了1000年，人类种族将在交流中走向融合，并最终同化成为巴西球星罗纳尔多类似的体貌特征，兼有黑白黄三大种族的体貌特征。人类基因的多态性将彻底摧毁而走向混血性单调，一旦未知病毒突袭人类，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退一万步讲，即使没有病毒的侵袭，或者说科学可以挽救人类于危亡，那个只有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风俗、一类相貌的单调的未来人类世界，是否就是古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呢？是否那时的人类世界就会更美好呢？我想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愿意看到那样一个单调的、枯燥的未来世界。我们将再看不到地道的黑人、地道的白人、地道的黄人，人类种族的混同将使人与人之间因相貌差异和文化差异引发的好奇心不复存在，失去了好奇心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人类的思维能力将因此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到了那个时代，因为种族的混同必然导致人文景观的趋同和风土人情的趋同，你再也看不到当今世界这样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了！走到哪里都一个样，旅游又有什么意义呢？诚然，自然景观的差异还将存在，但失去了人类种族多样性这一地球上最美丽的风景线，自然景观留给人类的将是更多的惆怅和感伤。他们只有从尘封的声相资料中，从人类种族的博物馆里，方能看到昨日、也就是今天人类世界的五彩缤纷、千姿百态。人类大混血完成之时，也是人类步入老朽之年和走向衰亡之时，这将是一个令人痛心和追悔的没落时代。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要想确保中华民族在世界种族之林的独特性，同样需要减少国内大范围的流动性，提倡就近上学、就近工作、就近结婚，这样就能保护好地域族群的基因独特性，从而确保中华民族独特性。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尽可能维护自身种族的多样性，那么不同种族（个体）性格偏好和审美倾向的差异性将很好的保持，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就能得以涵养和传承，人类就能在差异和差距中找到灵感和动力，并在相互对照、相互学习、相互竞争中，延缓衰老并维系更持久的繁荣。
结语：
在对外地人购房导致一系列连锁问题的分析之后，再争论到底该不该限制外地人购房已经没有意义了，在当前形势下，对外地人购房进行限制，不仅是必要的、合理的，而且是紧迫的，因为越往后拖问题会越严重。近来，北京、上海一些城市已经在限制外地人购房上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外地人只有在北京工作三年（以连续上保险为凭）方可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房贷优惠。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这一举措传递出一个信号：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一味追求绝对公平只能带来更大范围的不公平；外地居民享受当地居民的购房优惠，必须对城市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但由于尚未认清外地人购房给广大民众利益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这一举措仍旧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窠臼，仍旧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表面化的、战术性的解决方式，可能会在短期内发挥一定的作用，缓解房价上涨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并不能对房地产过热产生有效抑制，更不能对社会经济现存的一系列问题系统性的解决。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都与对外地人购房不做任何限制有关，若任由外地人大量涌入大城市的现象发展下去，不仅房地产市场过热势头无法遏制，房产泡沫难以消除，而且会导致大城市不堪重负，中小城市发展乏力，城乡经济、区域经济严重失衡，贫富差距、两级分化更加严重，人文个性荡然无存，多元文化受到破坏，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外地人购房作为引发中国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渊薮，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对外地人购房有一个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症下药，提出并出台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
1、为什么北京人买不起北京房？
北京人的收入在中国名列前茅，即便如此竟然也出现了北京人买不起北京房子的怪现状！对于北京人买不起北京房的原因，大家都清楚：北京的房子都让外地人买走了！大量外地人涌入北京购房是造成北京房价持续飙涨，导致北京人买不起北京房最主要的原因！
难道外地人比北京人还有钱，为什么他们在北京买房一买就是几套、几十套？
就人均收入而言，绝多大多外地人是没有北京人有钱的，但在中国“人均”这个词有巨大欺骗性，它既可以让国民收入被增长，也可以掩盖少数暴发户们的资金实力。外地人平均收入而言，没有北京人有钱，但外地有钱的平均收入则是北京人无法比拟的。这从他们动辄在北京买几套、几十套房可见一斑。
由于北京的商品房针对的销售对象不只是北京人，而是除北京之外全部中国人，或者说所有外地人，尽管某个“外地”城市或农村富有者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全中国的富有者数量则十分惊人。一年之中，只要一个市县有一个富豪去北京买房，全中国就有3000多个富豪涌入北京抢购住房。由于这些外地人实力雄厚，行事高调，一买就是几套、几十套，很容易引发北京当地居民恐慌性购房！恐慌性购房一旦出现，就会进一步推高房价，与此同时，温州、山西炒房团伺机杀入，轻而易举就可以将房价炒到天上。最终，人均富有的北京人就会成为弱势群体，形成北京人买不起北京房的悲惨局面！
除了外地富有者购房之外，还存在一个外地打工者购房群体，这些人主要包括北京私企白领、小商人、个体户等，虽然实力不雄厚，买房无法一次付清，但由于工作稳定，预期回报稳定，所以贷款购房者数量相当可观，成为北京楼市刚性需要的一个主要支撑，也成为推高了北京房价的重要因素。此外，北京当地少数富有者看到投资楼市的巨大回报，也会将大量资金用于投机炒房，这无疑也是造成大多数北京工薪阶层无法承受房价的一个原因。
由于外地涌入北京购房和打工者理论上是无止境的，所以给了北京购房者一个价格无限上涨的预期，他们相信在北京市土地供应有限的条件下，外来购房者和打工者源源不断的涌入会持续推动北京房价的上涨。因此，与其晚买不如早买，晚买会更贵，早买则会获得更大额升值空间。在这种购房心理的支配下，不论是外地人还是北京当地人，无论是投资需求的还是自住需求的，都尽可能的提前出手买房，这就造成了原本可以分散到未来几年的购房需求提前释放出来，导致了北京住房市场供不应求态势。在住房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开放商必然伺机抬高售价，但由于购房者恐慌心理严重，抬高售价不仅不能抑制购房需求，还会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恐慌性购房的心理，形成越涨越买，越买越涨的恶性循环，推动北京房价轮番上涨。但房价收入比高的一定程度时，不仅北京的普通老 百姓买不起房子，即使是月收入上万的白领也会沦为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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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太有钱了，房子太便宜了！ 房地产犹如鱼翅，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起的，而且卖鱼翅的也不是为穷人而活的！”任志强之所以敢口出狂言，因为他非常清楚：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面对的都是来自全国范围内的购房者，造成了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严重不对称，是导致房价上涨无极限的“刚性需求”的玄机所在。 |
其实，不只是北京人买不起北京房，任何一个地市以上的城市都存在当地人买不起当地房的现象，因为任何一个地市商品房面对的都是全国的购房者，任何一个地市都存在大量来自外地购房者，外地人购房的所占比例虽没有一线城市大，但通常都达到了30%，足以制造当地楼市紧张气氛，形成炒作效应，从而使价值规律扭曲，将房价推高到远远高出成本的程度。
2、为什么深圳房价十年来一直领涨全国？
深圳曾经是中国最富有活力的一个城市，随着其他沿海城市的崛起，深圳的优势从2000年后正逐步丧失，但奇怪的是深圳的房价在这十年间却持续上涨，而且越往后上涨速度就越快，在2008年之前深圳房市一直领涨全国！
抛去炒房的因素，深圳房价上涨过快，用经济学家的话说，是因当地货币投放量大，流动性充裕造成的。这些充裕的资金从何而来，有人说是银行贷款造成的，问题是银行贷款就一定会流入房市吗？如果流入也是在深圳房市投机盛行的最近几年，那么在此之前支撑深圳楼市繁荣的资金来自何方呢？
是外来人口！调出中国各大城市外来人口统计数据，再与十年来各大城市房价走势做比照，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人口流动性越强的地方（外来人口越多的地方），房价上涨就越快，就越容易形成泡沫。中国如此，世界上也是如此，比如，美国是世界外来移民涌入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人口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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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外来租房打工人口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深圳人口流动性很强。和北京、上海相比，深圳的人口流动性是最强的。这样，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规律：人口流动性越强的地方，房价上涨就越快，就越容易形成泡沫。世界上也是如此，比如，美国是世界外来移民涌入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流动性最强的地方，房地产泡沫首先发迹于美国就不难理解了。 道理很简单，人口流动性强，附着人口流动的资金流动性就越强。根据经济学原理，货币周转越频繁，所需的货币总量就越少，也就是说资金流动性强，同样数量的货币就能产生乘数效应，产生数倍于实际货币量的市场需求，从而给楼市带来巨大的刚性需求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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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的地方，美国10年来房价也一直在持续上涨，直到形成楼市泡沫和房贷危机。如果把深圳比作是一个“小美国”，那么美国就好比一个“大深圳”，他们房价泡沫的形成机理都是一样的，都是人口流动性过度导致房价泡沫过度。
原因非常简单，外来人口增多，人口流动性频繁，无论其是否购房，都会形成住房需求，购房会直接增加流动性推高房价，租房则会形成对商品房供应的间接压力，同样会推动商品房价格上涨。由于深圳是全国人口流动性强的地区，外来人口数量也是全国第一，所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楼市刚性需求也是全国第一。人口流动性过剩，正是深圳房价连续几年领涨全国的根本原因！因为流动人口是资金流动的载体，人口流动性过剩必然导致资金流动性过剩，在市场资金过度充裕的情况下，必然会直接或间接推高房价，并形成巨大泡沫。由此，我们可以对经济学家们常挂在嘴边的流动性给予更深层次的解读，所谓的流动性过剩本质上就是人口流动性过度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造成房价泡沫的根本原因不是流动性本身，而是隐藏在流动性背后的人口流动性。
其他因素，如银行货币投放、土地财政、炒客投机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但并非主要原因，而且也只有依附于人口及资金流动性方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流动人口，包括外来购房者造成的巨大购房和租房需求，银行贷款再多也未必大量进入楼市，投机客再炒也难以支撑房价持续上涨。比如，内蒙打造的新城，本地人不愿迁居，加上没有流动人口，最后只能成为一座鬼城。
北京、上海的人口流动性低于深圳，所以他们最近几年楼市上涨势头要逊色一些，其他二、三线城市，人口流动性、外来人口数量同比减少，所以房价上涨幅度也同比降低。因此，只要我们把握住当地人口流动性，就能把握住当地楼市价格走势！搞清了中国外来人口的流动规律，就能够搞清中国楼市价格变化的一般规律。既然，人口流动性过剩、外来人口过多是造成北京、上海、深圳呢、广州、杭州等一线大城市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只要针对人口流动性入手，通过设法抑制人口过度流动，进而化解资金流动性过剩，就能最终实现对楼市的有效调控！
针对中国房价泡沫出台的各种政策措施之所以屡屡实效，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形成房价泡沫的“病根”，找不到病根当然就不能对症下药，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越治理问题越严重。最近，深圳出台了限制外地人购房的举措，可以说找到了病根，但开的药方还是不对头，硬性的行政“限外”，一来违背市场经济要求，二来仍旧会给外地投机炒客以可乘之机，不能从根本上挤压掉炒作投机的空间。
3、到大城市买房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一是农村地区乡镇企业主，在历经十多年的原始积累之后，已经拥有了迁居城市并在城市二次创业的资本。他们可以算是实行住宅商品化之后，较早告别家乡举家迁居大城市的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这类富裕群体迁居城市的规模还不很大，处于无组织和自发的状态，但已如涓涓细流，连绵不绝、悄无声息的向大城市渗透。2000年后，乡镇企业出现了普遍性的衰退，乡镇企业主们开始撤离农村地区，大规模的涌入城市购房置业。
二是地市以下政府官员，在乡镇企业主迁入大城市不久，地市、县镇政府官员也开始向大城市迁移，他们之所以稍晚进入大城市，是因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得益于乡镇企业主权利寻租才发展起来；另外，他们在地市和县镇拥有正式编制的工作，很多是退休之后迁居大城市的，所以在迁居城市的过程中，要比乡镇企业主们稍微晚一些。大批地市、县镇官员涌入城市，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十分显著。在他们的示范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地市、县镇官员、工商业者和乡镇企业主加入了到大城市购房置业的队伍，在迁居大城市过程中相互攀比，相互促动、相互竞争，形成了无论是官员和还富有者都竞相涌入大城市的风气。迁居大城市成了当时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光荣和时髦的行动。
三是地市、县镇的中小工商业人士，商业的流动性特点，决定了他们是最早进入大城市，并对大城市了解较早的人，他们非常有商业头脑，他们迁居城市时通常会两套以上的住房，一套自住，其余几套出租。这类群体规模也很大，依据商人逐利原理，他们在地市、县镇发展起来后，往往会进一步到大城市发展。这类群体的生存能力很强，在购房置业之后能够长期居住在城市，并转化为城市居民。
四是地市、县镇大工商业者，这类群体以煤老板和温州商人为代表，生意做的很大，到城市通常会买几套以上的住房，由于其企业大多仍在原来地市或县镇，他们购置的房产要不出租，要不空置，自住利用率并不高，在房地产热兴起之后，他们在大城市投资的房产回报率惊人。
以上四类富有者构成了外地购房者的中坚力量，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和楼市泡沫的形成决定性力量。
除了上述四类富有者群体外，外地购房者中还有些来自地市以下广大农村地区的外地打工者，不过这类群体数量很小，不足外地购房者的十分之一。他们迁居城市有两种原因，一是大量富有者携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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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很多暴发户和有钱人都是高耗能、高污染乡镇企业主，这些人在牺牲农村环境和当地人健康利益的基础上，积累起了巨额财富。这些人在农村地区赚足财富之后，就会毅然放弃生养他们的家乡，携家带口涌入城市购房置业，他们将资金带到了城市，刺激了城市经济持续繁荣，但却将污染和贫困留在了农村！ 向这些人征收门槛税，将使其迁居城市的决策时间延长，引导其就近城市迁居或更多的留在农村地区，从而有效遏制资金和消费向大城市流转的速率，有助于农村地区市场的维护和扩大。当暴发户们更多的留在农村地区发展时，他们将深味和正视污染环境的害处，促使他们良心发现，进而改弦更张去发展绿色产业，实现农村经济的转型和繁荣。 |
额资产进入大城市后将消费也带到了城市，留给农村地区消费市场萎缩，工作岗位缩减，很多农民失去工作机会只有进入大城市寻找机会；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在迁居城市富有者的示范和影响下，产生了移居城市的念头，他们试图通过进城务工来获取在城市安居乐业的资本，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但这些外来打工者大多数收入微薄，只有极少数人经过长期的积累能够买得起房并定居下来，大多数打工者始终靠租房度日，到了一定的年龄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农村老家生活。相比前四类群体，外地打工者在外地购房者中所占比例很小，而且所购房屋面积有限，完全自住所用。
总的来看，到大城市购房置业的外地人中，富有者占了绝大多数。在富有者中，地市、县镇大工业者和乡镇企业主占有相当比例，这些人创办的企业大多为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换言之，这些富有者积累财富的过程，就是一个持续污染农村地区环境的过程，最终他们捞足了迁居城市的资本，却把污染和疾病留给了当地的农民。富有者中的商业人士，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虽对环境的影响非常有限，但他们服务的大客户通常也是制造污染的大工业者和乡镇企业主，也就是说他们间接支持了污染企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诚然，地市以下的富有者在富裕之后，也曾为家乡的捐款捐物支持农村环境建设或抚慰帮困，行善积德，但他们的贡献远远不能抵偿他们给当地带来的污染损失和民众的健康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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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有者大举迁居城市之后，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产生的污染却永远留在了农村，粮食和果蔬产量和质量都有所降低，村里人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患各种疑难杂症的人和英年早逝者越来越多。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死，成为村庄困难家庭无奈选择。 |
4、为什么人们，尤其农村人口趋之若鹜涌入大城市？
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不同，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城市过度发展和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的问题。表现在人口规模上，就是大城市人口规模过度膨胀，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缓慢。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外来人口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口持续不断集中向大城市涌入。
但为何人们要争相涌入大城市呢，而不愿意去中小城市发展？
客观上的原因有之，比如城乡发展差距大，大城市的繁荣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客观上会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进入。但主观上的原因也不可小视，中国人一个典型的国民性格特征是：爱凑热闹、随大流！因为大城市是最热闹的，所以会吸引更多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在农村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涌入过程中，又会进一步引发人们随大流的心理，在随大流心理的作用下，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涌入大城市的外来人口的行列。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大城市规模越大，吸引的外来人口就越多，吸引的外来人口越多，大城市规模就更大。随大流和凑热闹的心理，加速了外来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和集聚，导致了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并引发了包括房价飙升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发展迟缓的问题。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涌入大城市的外地购房者。这些来自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富有者，在涌入大城市的过程中，也将原本从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赚取的财富也带到了大城市，一部分用于购房置业，直接推动了大城市房地产业的繁荣，房地产业繁荣又拉动了大城市GDP进一步促进了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一部分用于日常消费，大城市的内需由此不断扩大，内需旺盛同样是大城市十年间持续繁荣的重要支撑！这些外地购房者，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给大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由于外地购房者是源源不断、永无止境的涌入大城市的，所以大城市给外来打工者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几乎是无限的，所以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持续不断得涌入大城市。
要说国家并没有忽视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每年都会有巨额资金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从大城市流向农村，用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可奇怪的是，国家越是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就越发展迟缓，越是向农村地区输血，农村地区失血就越严重。每年从农村地区流出，再次回流到大城市的资金更加巨大！这些资金是如何流回大城市的呢？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是城市市场经济发达，城市经济更具有竞争力所致。但实际上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外来购房者，这些来自农村地区的富有者通过到大城市购房置业，便将原本应该留在农村的资金和消费都带到了大城市，大城市经济因他们锦上添花，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则因大量资金和消费的流失，而雪上加霜。外地购房者将资金和消费带离农村地区之后，消费不足，需求不振的农村市场持续萎缩，造成就业机会和工作机会严重流失。在无法找到工作和创业机会渺茫的情况下，大量贫困农村人口只有追随着外地购房者的足迹，踏上城市牧歌式的打工之路！也就是说，外来购房者将工作机会带离农村，带到大城市，是迫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的一个主要原因。
据测算，一个农村地区的富有者留在当地（包括县城），会给当地创造10-30个工作机会。他们的出走则会带走同样数量的机会，一个外地购房者进入城市，也就意味着会有10-30个人外地打工者也会随之接踵而至！而且，这10-30个人的出走，同样也会带走资金和消费，这样就进一步迫使更多的人也涌入了大城市，造成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以至于不堪重负。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地区青壮年日益减少，妇孺老弱日益增多，在资金和消费都被带走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经济难以繁荣，新农村建设又何从谈起？外地购房者涌入大城市购房置业，不仅推高了大城市房价，还带动和促发了十倍甚至几十倍于他们的外地贫困人口也加入了涌入大城市谋生的大军。换言之，造成农村地区人口趋之若鹜涌入大城市，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外地购房者所致！
因此，对于试图限制外来人口数量的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来说，与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限制外来流动人口，倒不如设法限制外来购房者。限制外地购房者不仅能够消除楼市泡沫，而且能够间接实现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有效调控。机理非常简单，外地购房者，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外地购房者如果能否减缓涌入大城市的步伐，更多和更长时间的留在当地，就会把更多资金和消费留在农村，在资金和消费充裕的情况下，农村市场就会做大，农村就业机会就会增多，农村人口能够就近就业的情况下，就不会大量涌入大城市谋生。
5、人口与人才流动越频繁越好吗？
一定数量的人口流动，可以优化劳动力结构，调剂劳动力资源配置，降低劳动力使用成本，实现劳动力资源高效利用。同时，其中的一些外来人才，还能发挥鲶鱼效应，促进当地人才与外地人才形成竞争，并在竞争中促进整个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不是说，外来流动人口越多越好呢？
任何事物都是有度的，人口流动也是如此，超过一定的度，就会走向反面，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
1、在外来人口增长过度的大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超过极限，水源枯竭、垃圾围城、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治安恶化，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病，因人口过度膨胀而提前并更加严重的到来！ 北京等大都市开始出台限制外来人口措施实属无奈之举，再不限制整个城市可能陷于瘫痪！
2、艾滋病、性病等恶性传染病传播加速，给大都市居民带来严重健康风险。艾滋病最初就是通过流动人口传播的，而且外来人口越多，人口流动越频繁，艾滋病的传播速度就越快！
3、撕裂大城市原有的熟人社会，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冷冰冰的陌生人社会。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稀释了原有的熟人社会，撕裂了原有熟人群体的亲合力，使城市当地人之间的人情交往日益疏远。与此同时，外来人口的高犯罪率，又进一步增加了城市当地人的不信任感，陌生人的社会由此形成并日益加深。
4、人口频繁流动，也给他们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广大外来人口的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在工作不稳定的状态下，奔波于不同的城市会发生巨额的差旅费支出。很多人在没找到工作之前身上的钱财就花光了，还有很多的农民工一年下来赚下的钱，甚至连返乡的路费都不够。
5、过多涌入的流动人口，还给城市当地人就业形成巨大压力，由于外地人可以接受更低的薪酬从事更艰苦的工作，致使当地人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很多原本当地人从事的工作，被外地人以更低的薪酬条件抢走，增加了城市当地人口失业率，形成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6、由于外来人口过多，外地人之间的就业竞争也相当激烈，外地人之间为获得工作机会或揽得业务，彼此相互压价、恶性竞争再所难免，他们在抢走城市人当地人饭碗之后，彼此也在相互抢夺饭碗，饭碗的含金量因此越来越低。农民工工资十年间增长缓慢，很大程度上就与外来人口过多，农民工之间争抢饭碗导致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卖方市场造成的！
7、外来人口过多，还造成了大量“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现象，他们在稀释着大城市原有熟人社会的亲情，同时也在撕裂着自身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长期两地分居，孩子无人照管，不仅不利于家庭和谐，更不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不论是长期漂泊在外的外来人口还是留在家乡的留守儿童，因缺乏亲情温暖和家人的监管，走向犯罪的概率很大，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8、摧毁人文血脉，破坏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异地城市，势必要与当地人口交往和通婚，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浸染将不可避免，文化浸染将导致地域文化个性的泯灭和消亡。首当其冲的是方言文化，因为在外来人口较多的地方，普通话往往是外地人之间以及外地人与当地人之间交流的主要语言形式，长此以往，外地人的方言和当地人的方言使用将越来越少，直至混杂和最终消亡。频繁和大量的远缘通婚现象增多，将使中国人地域基因的多态性受到损害，中国人基因结构将日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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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不流动会形成死水一潭，鱼虾无法生存和成长，但河水流速过快，同样会让鱼虾无法生存和成长。哲学告诉我们：凡事不可超越度，否则，过犹不及，物极必反！人口流动同样如此，过于频繁的人口流动性，增加了人口自身流动成本，不利于人才自身积累和成长，客观上也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和低效利用！过度的全国性的大流动，则直接导致了任何一个大城市劳动力市场都是买方市场，中国工薪阶层的工资十年来增长缓慢，与人口全国范围内流动性过剩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就业恶性竞争密切相关！ 发达国家人口流动也非常频繁，但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区域性流动为主是其显著特征！这使得任何一个区域劳动力市场都基本处于供需相对平衡状态。没有或少有异地人口的就业竞争，当地人口便在工资的确定上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工资就能随着产业的发展同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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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并由此消弱对病毒的抵抗能力，从而加速疾病大范围传播。
可见，人口流动并非越频繁越好，过于频繁的人口流动，不仅对大城市发展无益，而且对流动人口自身发展也无益。流动人口只有保持一定合理的数量，并有序的流动才能更好的发挥其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作用。据统计，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6亿以上，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20%，换言之，10个中国人中就有2个在流动，而且外来人口流动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日本，人口流动更发生在同一区域内，而中国的外来人口不仅区域内流动频繁，而且全国性流动也相当频繁。因此，即使同样的人口流动率造成社会消极后果就更加严重。
既然人口流动过于频繁是不好的，作为人口流动内容之一人才流动过于频繁同样害处无穷！比如一个企业今天招到10个人才，明天又走了8个人才，企业能使用好人才吗？比如一个城市今天引进1000个人才，明天又走了80个人才，城市能留住人才吗？地方政府在争夺人才，无异于“自相残杀”、“相互拆台”，因为中国人才的总量不会因此增长，这个地方吸引人才多了，意味着其他地方流失的人才也多，实际上最终谁也留不住人才，即使上海、深圳那些吸引力较大的地方，也因人才过于频繁的流动，无法稳定为城市提供才智资源以维系其持久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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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动性犹如河水流动，河水不流动会形成死水一潭，鱼虾无法生存和成长，但河水流速过快，同样会让鱼虾无法生存和成长。过犹不及，物极必反，人才的流动性同样如此，过于频繁的人才流动性，增加了人才自身流动成本，不利于人才自身积累和成长，客观上也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和低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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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频繁的人才流动，不仅不利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人才自身自己也没有益处。统计表明：越是频繁流动的人才，成功的概率反而越低。原因是：频繁流动、跳槽的人才，心态普遍较为浮躁，很难安下心来好好工作，一个人如果静不下来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做不成。而那些流动比较少的人才，心态比较稳定，能够静下心来工作，这样很容易在岗位上做出成绩，取得成功。我们企业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效益不好的年代，很多不安于现状的人才离开了企业，但大多数最后混的不怎么样；相反那些在企业困难的时期，不离不弃的忠诚人才，最终都受到了重用，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中国人才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和人才的智慧不能充分的发挥，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人才过于频繁的流动。他们不仅在国内频繁流动，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内频繁流动，每年流向海外的人才有几万之多。在国内频繁流动，只是让少数沿海发达地区收益，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始终面临着人才外流的难题；在国际上频繁流动，最大的受益国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受损失最大的则是人才输出国。因人才流动是人口流动的一部分，所以人才频繁流动还会产生与人口频繁流动一样的负面效应。如前文所述。
在西方发达国家，当地的企业更重视本土的人才，但在中国，很多地方企业却信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在这种“重外轻内”人才观的误导下，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都热衷于引进外地人才，奉行外地人才优先战略。这种错误的人才观，在使企业和地方得到外地人才的同时，会失去更多的本地人才，往往是引进一个外地人才，会走掉三个本地人才，最终陷入了越是引进人才，人才越是外流的怪圈！国际上人才引进同样如此，本土企业和地方政府更重视“海龟”人才的引进和重用，而对实际上同等素质的“土鳖”人才则轻视而不重用。在待遇上也与海龟相差甚远。这就使得很多本土现货人才，因得不到赏识而愤然走出国门，到国外就业和打工，造成了更多人才的流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是引进海外人才，本土人才就越多流向海外的深层原因。
可见，中国人才的频繁流动，与中国人特有的人才观有着很大的干系，正是这种错误的人才观造成了人才更加频繁和盲目流动。反过来，人才的频繁流动，最终也使企业和地方深受其害，到头来，他们不仅留不住人才，而且用不好人才，最终影响到了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若想让人才的作用更好的发挥出来，若想让中国人创造性思维充分涌流，就必须设法抑制人才频繁流动、盲目流动，引导他们合理、有序的流动，让人才静下心来，专心工作，方能充分发挥出人才的智慧。同时，对中国人而言，还必须根除“外来和尚会念经”的错误观念，优先使用和重用本土人才。只有重视和使用好本地人才，人才外流的局面才能扭转，外来人才的鲶鱼效应才能更好的发挥出来！
6、扶贫政策为什么“越扶越贫”？
扶贫政策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但改革三十年的扶贫实践告诉我们：扶贫政策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地区积贫积弱的局面，某种程度上甚至强化了这种局面，出现了扶贫扶贫，越扶越贫的怪状！在扶贫政策中，大量向贫困地区财政拨款、转移支付是最近几年扶贫的主要形式，说的形象点，就是将城市人创造的财富通过行政手段向贫困地区转移。上海人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认为这种杀富济贫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经济萧条的现状。他们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实际上国家向贫困地区投入的资金数量，远不能弥补从贫困地区流失的资金数量。出现了越是向贫困地区输血，贫困地区失血就越严重的怪状，细心的人会发现，上海赞助各地的资金最后又悄悄的回流到了上海。只是人们始终搞不懂，为什么贫困地区的资金会更多的流出，而且最终聚集到了大城市？
个中缘由其实并不复杂，这些钱主要就是通过外地购房者，进而通过外来流动人口再次回流到大城市的！机理如下：
国家每年投入贫困地区的巨额财政资金，一分部以农业补贴的形式到了农民手里，看似数额巨大但均分到每个农户也就是千数块钱，另一部分则投到了工程项目建设上，只要有项目建设就会有权利寻租，当地的包工头、投机商，为揽到工程必然要贿赂当地官员，官员便有了可观的灰色收入，这些收入实际上都是国家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揽到工程的包工头和投机商更是得到了大头，虽然工程也解决了当地民众的就业问题，资金一部分也进入了普通民众的口袋，但数量很少。这些官员、包工头和投机商在赚取大头后，便拥有了离开农村迁移城市的资本。在一时还不能完全离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给子女买房先行将赚取的财富转移的大城市，到时机成熟后便举家迁移到了大城市。这样将大量原本应该留在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资金便再次被这些人带到了大城市，他们在大城市买房，推高了大城市房价；他们在大城市消费，刺激了大城市经济繁荣。
与此同时，他们的家乡则因为他们的出走，丧失了大量的资金和消费，在资金不足、消费不振的情况下，当地市场进一步萎缩，从而让原本就不景气的家乡经济雪上加霜。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原本想留在家乡发展的人，最后也被迫踏上了远走他乡，进入大城市打工谋生的道路！这些涌入大城市打工者同样会携带一定的资金，由于打工者数量十倍百倍于外地购房者，他们携带进入大城市资金的总量仍旧十分可观。这样一来，国家支援贫困地区的资金，大部分最终被外地购房者，进而被外地打工者带回到了资金的出发地——大城市。这就是为什么扶贫政策，越扶越贫的症结所在！
因此，在不限制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富有者向大城市持续涌入的的条件下，向农村地区注资就好比向一个没有堵住地漏的游泳池注水，任凭你怎么注水，游泳池水也满不起来。而且往往是投入农村地区资金越多，从农村地区流失的资金也越多。原因很简单，国家向农村地区投入的资金最终以工程项目的形式流入少数人的腰包，他们又会把赚来的钱用于到大城市购房置业。因此，国家向贫困地区投入越多，资金就越快的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由于这些人来钱比较容易，所以而他们迁居大城市或投资大城市商品房的冲动就越强烈，从农村地区流出的资金也就越多。这正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始终不能打破，甚至更加牢固，城乡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农村地区经济始终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在对外来购房者不做限制的情况，向贫困地区投入巨资是毫无意义的，就像将一条河流下游的水运到上游，并注入上游，结果水还是会径直流入下游，无论你怎么舀水救济，上游的水永远都满不起来。越扶越贫的奥秘正在于此！
如果想让“水”（资金和消费）更多的留在上游（贫困地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河流的上游修堤筑坝，对汹涌泛滥持续不断的外地购潮进行拦阻、缓冲，只有这样贫困地区上游的“水”才能丰满起来，经济才能发展起来，中国中小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才能走向繁荣，才能最终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在贫困地区资金外流现象受到抑制后，涌入下游大城市的“水”将随之减缓，流动性泛滥将受到遏制，中国的房地产热将因此降温，高企的房价会随之回落！
7、导致城乡差距过大，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症结何在？
从上边对扶贫政策为什么“越扶越贫”？阐述中，我们实际上已经找到了导致中国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大量外地购房者和外地打工者涌入大城市，将原本属于乡村地区的资金和消费也源源不断的带到了大城市，大城市的经济因为资金过剩、消费充足而更加繁荣，中小城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则因资金匮乏、消费萎缩而更加萧条，二元经济结构因此更加固化！我们知道，进入大城市的外来购房者和外地打工者大多为18——45岁左右的青壮年，留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则更多是妇女儿童和年迈的老人。经济是人的经济，没有了青壮年只剩下妇孺老弱的农村地区，经济又怎么能欣欣向荣起来，新农村建设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要想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首要做应是设法让更多人留在家乡或所属的县镇、地市发展，只要人留住了，资金和消费就会留住，有了资金和消费，还怕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起来？
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原因除了外地人购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没有完全市场化！粮食时至今日还是政府定价，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背景，政府主导粮价行为使农民根本无从受益！而且控制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尽管我们每年都在向粮农进行补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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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是城市支持农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不断向农村地区输血，但实际上，这些钱通过惠农工程等渠道大部分又进入了少数人的腰包，这些人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会毅然离开他们的家乡，通过购房置业将农村地区的资金再次带回大城市，这正是多年来“扶贫扶贫、越扶越贫“的原因！ |
这种补贴远远无法弥补粮食价格控制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损失。一方面是农资价格完全市场化，导致种粮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粮价，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缓慢，在市场的扭曲状态下，市场无法对资源真正有效的进行配置，导致种粮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严重挫伤。在种粮不赚钱的情况下，势必迫使大量农民放弃种粮而涌入大城市打工谋生！从而不断强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此，若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除了要设法抑制外地人涌入大城市购房外，还应该彻底放开农产品市场，尤其是放开粮食价格，实现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在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之后，中国农民将因种粮实现大幅增收，他们中的更多的人就会打消外出打工的念头而留在家乡发展。这样更多的资金和消费就会留在农村地区，有资金、有消费就会有市场，市场活跃了经济就会繁荣起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难题将迎刃而解！
粮价放开其实并不可怕，因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中，粮食仅占有很小的比例，远比蔬菜和肉禽蛋奶的比例小，放开粮价即便粮价上涨一倍，也不会对城市居民生活产生太多的影响。何况中国城市居民的饮食摄取热量已经过多，肥胖症、糖尿病等富贵病高发，提高粮食价格进而带动农产品价格同步上涨，将有助于抑制城市居民过营养化，减少肥胖症、糖尿病等营养过剩疾病的发生！真正对城市居民生活影响的实际上是房价，粮食价格放开之后，农民收入将大幅提高，农村市场需求将扩大，农村地区经济将发展起来，加之国家推动新农村建设，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留在家乡，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打工者重返故乡，大城市人口流动性将大大减弱，外来人口对城市租房市场的需求将减少，进而拉动大城市商品房价下行，如果大城市房价下降20%——50%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因购房减少的支出将远远大于因粮价上涨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放开粮价的好处不至于此，当大城市外来人口因此减少之后，劳动力市场将由买方逐步转入卖方，届时城市国企、私企的员工将在找工作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工资协商制度将因劳动力缺乏而开始发挥作用，员工将在工资制定上在与资方的谈判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城市工薪阶层工资大幅增长将不再是梦想！ 放开粮价不仅可以使中国农民大幅增收，间接促进城市居民工资上涨，最终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可以对国际市场粮价产生重大影响，对于那些依赖石油美元暴富的中东国家形成有力的牵制，中东国家将不得不消耗大量石油美元进口粮食，这样就间接遏制了石油美元流入恐怖分子的口袋，对世界反恐形势的好转也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8、大城市越大越集约吗，优先发展大城市更适合中国国情吗？
早在几年前，国际著名管理咨询机构麦肯锡，就提出了中国应兴建数十个特大城市的建议，最近一段时间，一些专家也抛出了中国应兴建若干特大城市群的论调。他们认为：大城市比起中小城市更集约化，更利于节约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各类资源，所以更加符合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国情。事实真是如此吗？
在我看来，大城市越大越集约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尤其在中国，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相比在建设和布局上更加粗放，更加浪费资源。原因如下：
中国大城市建设与西方国家大城市建设思路不同，西方国家大城市马路一般很窄，道路面积占大城市建筑面积不是很大。而在中国，城市越大，马路越宽，有些城市贪大求洋，甚至出现 150米 宽的马路，大量挤占了住房用地和绿地用地，本身就是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据新华网报道: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居世界之首，在西方国家“越大越集约”在中国竟成了“越大越粗放”！此外，修建超宽的马路也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造成大量污染物和碳排放。中国大城市建设模式本身就是粗放式的。
有专家会说，大城市高层住宅为主，能够比底层住宅容纳更多人口。这也不完全正确，这是因为高层住宅本身公摊面积很大，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和使用面积缩水，同样建筑面积并不起底层能容纳更多人口；高层住宅之间间隔很大，同等面积的社区，高层住宅能够容纳的人口量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此外，高层住宅与马路的距离通常比低层住宅更远，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综合上述因素，高层林立的大城市，在土地资源的节约上并不比底层（小六楼）具有显著的优势。此外，即便在土地资源上有一定的节约，高层住宅代表的居住模式本身就是高耗能、高排碳的同义语。这是因为同样样建筑面积，高层住宅比起低层住宅要耗费更多的钢筋和水泥，直接的资源浪费和间接的碳排放十分惊人。而且，使用过程资源浪费也十分惊人，比如高层电梯使用频繁耗费了大量电能，高层供水、供热和供气成本也十分高昂，在资源浪费的同时还间接导致了巨大的碳排放。
有专家会说，大城市使用集中供热，所以供热成本更低。实际上，集中供热的成本远比单位供热要高的多，这从实行集中供热的大城市，供热价格持续攀升可见一斑。造成集中供热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很简单，集中供热使用的主管道是原来单位供热的5倍-10倍粗，而且主管道要跨越超宽的城市马路和路经大量非住宅区，在途中会造成巨大热损失；单位供热则不然，单位供热一般一个社区一个小锅炉，管线比较细，不必跨越宽马路和经过无人区，管线热损失少，热量利用反而更加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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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越大越集约，不仅节约土地资源，而且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这是包括房地产三剑客之一谢国忠都极力鼓吹的伪科学观点，对于缺乏实践和推理能力的人来说很有蛊惑性。但事实上，大城市因交通拥堵导致的高耗能、低效率已足以反驳这种经不起推敲的观点。只要从一个城市居民与一个农村居民垃圾的制造量进行比较，也能有力的反证“城市越大越集约！”砖家谬论！ |
还有专家会说，大城市交通便利，城市道路使用效率高，这更是一个伪概念，大城市交通拥堵、出行效率低是有目共睹的，大城市马路虽多，不仅无法车畅其行，而且正在沦为私家车公共的停车场，何来道路利用率高之说呢？即便道路利用率高，但道路破损率更高，修路现象十分频繁，造成的资源浪费更加严重。
专家们提议兴建特大城市群，还有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就是中国人多地少。问题是，这么多年中国人并为人多地少而无处居住啊。即便是现有规模的大城市，也存在数量惊人的空置房，这些房子利用起来，完全可以满足新增的人口。何况，中国因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已经增长非常缓慢，在大城市独生子女一代家庭将来会继承各自父母的两套房产，独生子女二代就可以继承来自父母和爷奶的共四套房产，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怎么会出现住房供应紧张呢。专家会说，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大都市势必造成住房紧张，但这只能说明我们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没有打破，中小城市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但农村经济和中小城市发展起来之后，愿意留在新农村和愿意进入中小城市的人会越来越多，大城市住房紧张情况将日益缓解。
大城市是否应该成为未来中国主流的城市化模式，只要看看现在大都市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就可以做出判断。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水源枯竭、犯罪率高、传染病、垃圾围城已经让城市生活更加艰难，如果再一味听从“砖家”的忽悠，继续兴建更大规模的城市群，中国的城市化将走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实践证明：特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即使在西方社会也不流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特大城市也屈指可数，到了欧洲我们几乎找不到特大城市，尽管欧洲的人口密度并不比我们低多少。而且，特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高耗能、高排碳，消费更多的资源，与提倡绿色低碳的时代观念格格不入，更不符合我国资源匮乏的国情。
综上所述，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而且只能走，限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实现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相关联接：我国城市人均占地远超发达国家集约用地口头化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我国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已超过不少发达国家，严重脱离本国国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集约用地”的意义在于，现有耕地保有量（18.27亿亩）距18亿亩耕地红线仅一步之遥，而城市化工业化又不可避免要占用耕地，因而在耕地“开源”有限的情况下，“节流”成为必需。
而“集约用地”四个字，多年来似乎只停留在口头，如何用地才算“集约”？其是否有明确且据可操作性的标准，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从权威部门获悉，国务院近期将就“集约用地”问题发出通知，并从根本上突破以往集约用地“提法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等弊端。
而此前国土资源部在其内部明电中要求“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明确规定土地闲置费原则上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依法可以无偿收回的要坚决无偿收回；对于违法审批而造成土地闲置的，要在2007年底前完成清退。
集约用地迫切性凸显
国土资源部第七次卫片（卫星照片）执法检查统计显示，在被检查的90个城市中，未能提供合法用地手续的有13997宗，涉及土地面积近50万亩，其中耕地24.8万亩，占新增建设用地的比例分别为56.7%、45.7%和48.6%，均超过或者接近半数，与第六次卫片执法检查结果相比，都有上升。
在近年来持续的土地高压管理下，仍有如此高比例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不能不说是各地用地需求的旺盛，造成了大量突破用地指标、违法用地。
但不惜违法占用的地却并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土地利用效率低、集约化程度低，宽马路大广场的现象在一些城市中并不鲜见，对此，中国土地学会理事长邹玉川指出，“长期延续的以土地换发展的用地模式，造成了大量的土地浪费”。这位老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指出，发展需要空间，但是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用地方式，不能把发展的空间锁定在无限制的扩大城市规模上。
事实上，我国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已超过不少发达国家，脱离了本国国情，甚至可以说到了相当奢侈的程度。一项近期权威调查显示，全国644个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已达 133平方米 ，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 82.4平方米 和发展中国家人均 83.3平方米 的水平。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严伟、江楠撰文指出，据统计，仅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10年多时间，全国仅3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区面积就由1.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6万平方公里，增加了60%，同期，上述城市的市区人口（含农民工），从2.7亿增加到3亿左右，仅增加10%左右，市区面积增加的速度是市区人口密度增速的6倍，与此同步，上述城市市区的人口密度也大幅下降，约由每平方公里1.5万人左右下降到每平方公里1万人以下。
严伟、江楠测算，如果按照上述城市目前的1平方公里市区面积容纳1万人的密度计算，到我国峰值人口大约16亿时，按75%的城市化水平计，未来我国城市人口总量大约为12亿，那么意味着我国最终实现城市化约需占地12万平方公里，约合1.8亿亩，这就需要再增加约1.2亿亩的城市市区面积。
9、30%外地人买房是啥概念？
大城市楼市购买对象统计数据表明：外地人购房比例已经达到30%以上，个别大都市像北京、上海、深圳，外地人购房比例甚至超过了50%。平均而言，外地人购房比例也达到了这1/3。这1/3得外地购房者是个啥概念？
就数量上来看，似乎仍可称之为少数，但它引发城市本地居民的恐慌性购房和投机客顺势投机的效应却大的惊人。正如国家投资一元可以拉动8元的GDP的增长一样，1/3外地人购房对房价涨幅的影响绝不是1/3，它对房价产生杠杆效应，足以使大城市的房价翻1-2倍，投机客顺势狂炒足以让房价再翻一番。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上涨规律表明了这一点。
外地购房者对房价的杠杆作用表现在：外地富裕阶层在趋之若鹜涌入大城市购房置业，会将大量资金和消费一并带到大城市，导致外地市场进一步萎缩，就业机会进一步缩减，这样就会迫使来自外地（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也随着外地购房者接踵而至，这从外地购房者越多的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也越多可以得到印证。外来流动人口虽然不购买住房，但会对租房市场形成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到来助涨了城中村和商品房租赁市场的火爆，间接导致了商品房市场的供不应求，成为加剧商品房价持续上涨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一个外地购房者进入大城市，通常会牵引家乡地区5个-15个以上的外地打工者随后也进入大城市。打工者的财力虽然有限，但人员数量巨大，往往十倍于外来购房者，这些人租房打工必然会对商品房供应产生巨大的间接需求，进而成倍放大外地购房者对大城市房价的影响力，导致房价上涨幅度会远远超出外地人所占购房者的比例。当外地购房者和外地打工者涌入大城市，形成房地产市场巨大的“刚性需求”之后，就为职业炒房客提供了炒作的基础，炒房客正是依托这种“刚性需求”，借力打力，才能四两拨千斤，将持续高涨的房价继续推高，掀起楼市巨大泡沫。
可见，30%的外地人购房对大城市房价的影响，远不像他们所占购房者比例那么小，他们涌入大城市购房产生的杠杆效应远远超过了大城市居民自住购房的影响力。如果没有这30%的外地购房者进入大城市与当地居民竞争性购房，大城市每年新建的住房面积足以满足大城市新增人口的需求，在大城市住房市场供求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房价将失去上涨的动力呈现出稳定变化的态势。但30%的外地购房者涌入大城市，打破了大城市住房市场的供求平衡，由于外地购房者涌入大城市是一个连绵不绝、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给了外地购房者们一个房价无限上涨的预期，这种心理预期必然激发更多的外来人口涌入大城市购房，进一步推高了大城市的房价。最终形成了“城市房价越高，涌入的外来购房者就越多，外来购房者越多，大城市房价上涨就越快”的恶性循环。
10、商品房和一般商品根本区别在哪里？
商品房作为不动产不具有一般商品的迁移性，无法通过货运方式在全国范围自由投放。也就是说，房地产商完全不能将自己的商品房投放到供不应求的异地市场去参与公平竞争（例如，山西的房地产商无法将他们的商品房搬运到深圳去销售，并和深圳房地产商开展公平的竞争），这样消费者就无法从房地产商的自由竞争中得到降价的实惠（而一般商品完全可以通过异地投放、自由流通和竞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另一方面，真正需要住房的人和商品房一样也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出于故土情结和工作关系，很少人会因为异地的商品房便宜而举家迁移，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供求关系对商品房价格影响。
这样一来，市场机制中的三要素价格、竞争和供求关系有两个已几乎失效。在此基础上价格的涨跌同样也不能有效调节供需（就如同年关火车票上涨不能阻止人们回家的热情进而大量减少回家的人数一样），因为价格的制定权由于竞争和供求关系要素失灵已基本掌握在房地产商手里，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的操控商品房价格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因为住房和食物一样对于许多中国家庭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就象春节回家对于他们是不可或缺一样，他们只能“打掉牙齿含血吞”，再贵也得为儿女成家购置商品房。价值规律作用在房地产市场发生扭曲情况下，市场机制对房地产市场资源有效的配置更是无从谈起。
此外，商品房本身具有和黄金一样的投资价值，保值增值特性极强，这进一步使它远离了一般商品的概念。一般商品绝大多数都具有时效性或保质期，而商品房则几乎不具有时效性和保质期，这就决定了投资商品房可以一劳永逸的坐享其成，即使转卖价格贬值他们也可以通过出租来弥补损失。在不征收闲置累进税的情况下，房地产商通常宁愿将商品房闲置、也不会低价出手或降价出租（就和原先西方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掉也不低价卖给老百姓一样）。
商品房的这些特殊属性，决定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如果以调控一般商品的思维看待和调控房地产市场，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一般商品可以通过加大供应量来平抑价格，但对于商品房而言，加大供应量无异于饮鸩止渴，无论供给多大都会被来自全国范围内的消费者消耗掉。鉴于商品房固定无法迁移而外地购房者可以随意流动的特点，只有通过抑制外来人口的流动性，提高外地购房者进入大城市购房的门槛，才能打破大城市房地产市场供求不对称的局面，建立起相对平衡的供求关系，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会降温，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的势头才会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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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作为不动产不具有一般商品的迁移性，无法通过货运方式在全国范围自由投放，参与异地市场的公平竞争，这样消费者就无法从房地产商的自由竞争中得到降价的实惠；与此同时购房者则可以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到任何一个城市购房，这样就形成了供求关系的严重不对称。意味着，任何一个城市的商品房面对的都是来自全国范围内的购房者。这正是中国楼市“刚性需求”永无止境的症结所在！ |
鉴于商品房稳定增值的属性，结合中国地大人多的事实，只要外地人向大城市涌入的趋势不扭转，房价就会永远涨下去。牛刀之所以屡屡预测房价回落和泡沫崩溃失算，就是因为它没有搞清楚商品房的特殊性，没有想到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大城市房地产市场存在着的严重不对称，更没又想到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中已经被严重扭曲，只要外地人大量涌入大城市的势头不停止，他的预测永远都将是一个“狗咬自己的尾巴——始终够不着”的游戏。
11、地方政府与地产公司有何差别？
在上世纪90年代经营城市的概念出现之后，地方政府开始搭建起经营城市的融资平台。借助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可轻易获得银行巨额贷款，并且能像企业一样开展经营城市的活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融资平台建立。但融资平台的建立，也使得政府行为企业化日益加深，严重错乱了政府角色，背离了“政企分开”的初衷！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间接干预市场、参与竞争，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扭曲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而且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2000年房地产热兴起之后，融资平台除了土地抵押获得银行巨款外，还可通过土地招拍挂获得巨额资金。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兴起了大拆大建之风，使整个中国都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并在此过程中与房地产商合流，结成了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同盟关系，成为助涨城市房价的幕后推手。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但老百姓的生活却日益艰难，城市居民的工资增长，不仅跑不过GDP，更跑不过飞涨的房价。高房价在提高生活成本的同时，还在客观上扩大了内需，并因此促进了城市经济的持续繁荣！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高房价成为一个不得不解决的民生问题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响应中央政府“兴建经济保障房”的号召，大规模的参与居民住宅市场的开发，演变为一个披着公益外衣的地产公司。因为从保障房的定价来看，已经开始比照商品房来确定了，远远超出了福利房的价位标准。换言之，地方政府亲手操控保障房建设，不再是贴钱的买卖，而成为获利颇丰的行当。由于保障房不必上缴房地产相关税费，有些保障房的净利润甚至已超出同等地段的商品房。这不能不让老百姓怀疑地方政府的用心，如果房地产商唱的是“黑脸，那么地方政府唱的是不是“白脸”呢？他们的共同目的似乎是一致的，都是在通过参与住宅开发来获利。打着节约用地的旗号，如今的保障房已不再是“小六楼”的同义语，而成为高层住宅的代名词。尽管与商品房仍旧便宜很多，但对于城市工薪阶层而言，高层住宅的保障房仍旧是一种奢侈品。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弃购保障房的现象，预计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让城市广大低收入者“被上楼”，通过禁止“盖小六楼”，必须盖高层住宅，来强制居民高消费。这样，地方政府在博得“民心工程”的赞誉的同时，还可以达到提升城市的形象，获取高额灰色财政收入，和扩大内需刺激GDP的目的。地方政府与地产公司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地方政府已经扮演了地产公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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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要想得到解决，地方政府必须与房地产商切割，成为一个维护市场公正、社会正义的裁判员，而不是违背游戏规则的运动员。“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样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出调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扭曲的价值规律才能复位并发挥出调节房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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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企业化，使其可以更随心所欲的参与市场活动，并通过参与市场活动推动城市的繁荣。城市经济很大程度上已沦为“政府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政府经济不仅包含着计划（GDP）指标，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成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混合体。显然，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和目标相背离的，在一定时期内可能造成城市经济的虚假繁荣，但从长远看将抑制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影响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给市场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政府经济的出现，可以说是改革的倒退。
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实质上是“大政府”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不仅要管理社会事务，承担裁判员的角色，而且要像运动员一样亲自参与经济活动。这些年“国进民退”的势头愈演愈烈，与地方政府企业化和大政府的管理思维不无关系。大政府思维是通过支持和影响国有企业来顶托和影响国民经济的，国有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弱小的民营企业将无法恢复市场的信心和活力，整个中国经济将遭受严重的危机。
12、限制外地人买房是“歧视”还是“正视”？
回答这个问题前，有必要澄清什么是“歧视”？比如酒店迎宾、国旗班士兵，必需有一定的身高和容貌要求。试问：这算不算是歧视？！为什么身材矮小和容貌丑陋的就不能做迎宾，就不能护卫国旗？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心照不宣的认为：“这不该算是歧视！”尽管不是很肯定。那就反过来操作，身材矮小和容貌丑陋做酒店迎宾，让身材容貌好的去厨房洗碗，那你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是顾客，你会面对容貌丑陋的迎宾胃口大开，赏心悦目吗？
一定会心里按骂：“这么好的酒店找这么丑的迎宾，真寒碜人！”，当你走到厨房看到身材容貌俱佳的女孩在洗碗，你一定又会心里暗骂：“这么好的女孩怎么让洗碗，怎么不去作迎宾啊！”当我们每个人这么想的时候，潜意识里都是在“歧视”。因为按照“反歧视主义者”的逻辑，为什么丑的就不能作迎宾，为什么矮的就不能护国旗，分明是不平等吗。再比如男人总希望找一个与自己般配的，容貌较好的女孩，见了几个丑的或一般的女孩都不愿意，那是不是就是对丑女的歧视呢？若不歧视，你为什么不找个丑女呢？这就是所谓的反对歧视者的逻辑，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和一起正常人一样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视意识。生活中类似的、可以套用反歧视主义者的歧视标准的例子还很多，在这里不做尽述。
由上可见，所谓的“歧视”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存在的，是与生俱来、自古如是的。他既然能如此深入人心说明自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歧视”顾名思义，就是不正视。而之所以不正视，说明考量的对象本身就是有差别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如果事物或人完全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那么肯定不会存在“歧视”的问题。人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亲，也是因为自己的和别人的是有差别的，如果没有差别，他们很可能会认为别人的孩子更亲。这种差别是建立在血缘远近基础上的，血缘关系越近就感到越亲近（英国科学家发现人总是相信和自己长相接近的人便是有力的佐证）。而中国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对血缘关系远近而亲疏有别的一种诠释。可见，人总是先关爱自己的直系亲属，然后再关爱旁系的亲属，最后才会关爱到非血缘关系的外人，这既是人之常情，也有助于维持社会的和谐。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在本国公民与外国公民发生冲突时，正常国家都无一例外的袒护自己的公民，其次才考虑外国公民的权益，这就如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和外人发生冲突，家庭总是本能的袒护自己的亲属一样。而且，换个角度看，区别对待不同地区的购房者，不仅不是一种地域歧视、身份歧视，相反是一种地域正视，身份正视，是对本来就存在的客观差异的主观反映，是一种维护家庭和谐、家族和谐，族群和谐的有益手段。
表面看来，对异地购房者征收门槛税好像是歧视外地人，但换个角度看却是对他们的最大的正视和尊重。这是因为，异地去购房的人本身就是对自己家乡和地方的一种歧视，如果你不歧视自己的家乡，为什么不在本地购房置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呢？ 如果今天你觉得他乡的月亮圆。可以抛弃自己的家乡移居他乡，那么明天外国的月亮更圆，你是不是就可以抛弃自己的祖国移居海外呢。所以，实施异地购房梯级门槛税对外地人绝不是一种歧视，而是一种正视，就是要唤醒每一个外地人渐行渐远、日益淡薄的乡土情结，从而激发起他们热爱家乡，改造家乡的热情。就是要引导他们，不要再歧视他们故乡的父老乡亲，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将从故乡赚的财富更多的运用于故乡城市的发展上，就近购房，就近置业，就近工作，就近消费，从而使他们的故乡也能够像大城市一样，繁荣发展起来，最终让他们自己和后代不再在自我歧视心理支配下，总觉得外边的月亮圆，随意抛弃自己的故乡，成为浪迹天涯的游子。
商品房与其他普通商品不同，普通商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而商品房则不具这种特性，只能固定在某个地区。比如，深圳猪肉价格高，可以将四川的猪肉运输过去，平抑那里物价；但深圳房价高，却不可能将四川的房子运输过去，平抑那里的房价，这就造成了无法通过让房地产商参与市场竞争来实现平抑房价的目的。本地人由于工作和婚姻关系，不可能轻易迁居到房价便宜的城市，为了结婚或改善居住条件，无论房价高低都必须购买，在购房上几乎没有选择权。外地购房者则具有很大的选择权，可以选择去哪个城市买房，也可以根据房价高低决定是否购买。因此，只有限制而不是鼓励外地人购房，才能更好的实现本地人和外地人在购房上的公平性。眼下，对外地人实行“购房过户”政策，实际上是在变相补贴外地人，因为一个大城市户口附带福利的含金量，不是几万块钱就可以轻易获取的。换言之，本地人实际上花费了比外地人更高的购房成本，这对不给任何补贴且没有购房选择权的本地人来说，就更不公平了。
事实上，发达国家同样对外国人有准入门槛。众所周知，日本的房价比较稳定，但殊不知它也是实行了区别本国与外国人购房政策，对外国人实施了非国民待遇或额外增税进行限制的结果。假如日本人对外国移民没有任何门槛，那将会有数量庞大的外国人涌入日本安家落户，必然推高日本本国的房价。世界上是如此，国内同样应该如此。因为中国特殊之处在于，它一个省的人口就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规模。中国国内各省区之间的就好比世界国与国之间，省区与省区之间不实行一定的门槛，必然导致类似于世界不存在国家那样可怕和混乱的局面。当前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泡沫越吹越大，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省区之间、省区内部之间购房门槛限制，从而放任了大量外地人涌入城市购房置业所致。
假如，中国的人口只有西班牙、意大利三四千万，当然也没有必要在一个国家内部实施“门槛税”，因为三四千万人口内部自由迁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比起13亿中国人在国内大量自由迁移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而且，人口少，国家小，也不存在中国这样经济发展地区间严重失衡和城乡间巨大差距的状况，自然也就不会出现落后地区和农村人口单方向的扎推涌入发达的地区或城市的现象，实行门槛税毫无意义。所以，国家无论制定什么政策，必需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必需考虑中国人口众多且地区经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最大的国情。而不是动辄机械的与国际接轨，或以形式平等的名义制造实质上的不平等。
13、城市当地人的“生存权”和外地购房者的“发展权”哪个更重要？
一般情况下，外地人到异地大城市购房，通常是出于“发展”自己的需要，他们想通过购房在大城市落户，获得比起他们家乡城市更好的发展机会。由于大城市通常实行“购房过户”的鼓励外地人购房的政策，所以迁居大城市的外地人更是趋之若鹜，最终导致了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这些涌入大城市购房的外地人在家乡城市通常已有一套住房，他们在大城市购房实际上是在买第二套住房。他们的发展权是得到了伸张，但却给大城市房价造成持续上涨的压力，导致了“城市当地人买不起当地房”的怪现状。
与外地人到大城市购房不同，大城市当地人买房，一般是出于子女结婚自主性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不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权”，而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权”。人可以不发展但不能不生存！与外地人的“发展权”相比，显然当地人的“生存权”是第一性的，更为重要。外地人即使不到大城市买房，在家乡城市同样能够更加滋润的生活，但当地人不买房，则无法结婚和过正常生活。
而且，城市当地居民对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主要的贡献，如果因为照顾外地人的发展权而让城市当地人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显然是不公平的，还会造成当地人对外地人的敌视，对城市发展与和谐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而且不限制外地人购房，同样会对外地人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大城市人口规模已经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如果对外地购房者，进而对外来人口不做限制，那整个城市可能因垃圾围城、交通拥堵而陷于瘫痪，最终不利于外地人发展权的有效实现。
对于城市当地人，关系生存权的自主性需求而言几乎是没有选择权的，即便房价再高，为了子女结婚也必须买一套房子。对于外地人而言，是否到大城市发展，究竟到那个大城市发展，则具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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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歧视”，比如酒店迎宾、国旗班士兵，必需有一定的身高和容貌要求。试问：这算不算是歧视？！为什么身材矮小和容貌丑陋的就不能做迎宾，就不能护卫国旗？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心照不宣的认为：“这不该算是歧视！”尽管不是很肯定。那就反过来操作，身材矮小和容貌丑陋做酒店迎宾，让身材容貌好的去厨房洗碗，那你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是顾客，你会面对容貌丑陋的迎宾胃口大开，赏心悦目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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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心里按骂：“这么好的酒店找这么丑的迎宾，真寒碜人！”，当你走到厨房看到身材容貌俱佳的女孩在洗碗，你一定又会心里暗骂：“这么好的女孩怎么让洗碗，怎么不去作迎宾啊！”当我们每个人这么想的时候，潜意识里都是在“歧视”。再比如男人总希望找一个与自己般配的，容貌较好的女孩，见了几个丑的或一般的女孩都不愿意，那是不是就是对丑女的歧视呢？若不歧视，你为什么不找个丑女呢？这就是所谓的反对歧视者的逻辑，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和一起正常人一样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视意识。大城市比作一个单位，单位优先自己员工购房怎么就是歧视了？如果大城市居民到你所在单位和你平等的购买福利房，你心里好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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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权，如果北京房价高，外地人可以选择去天津发展，但北京人结婚却不能选择去天津居住。因为他们工作还在北京，所以对于在购房上没有选择权的北京人而言，即便房价再高，他们也不得不在北京买房。这种情况下，城市当地人的生存权比起外地人的发展权更为重要，因此在只有限制购房才能有效平抑房价的情况下，限制有选择权的外地人去北京买房，相对来说比较可行的无奈之举。
本方案中提出的限制方案不是行政性限制，而是通过征收门槛税的方式来缓冲外地人涌入大城市购房的压力。对于那些真正想在大城市安家发展，且有实力去大城市购房的外地人来说，门槛税对他们影响并不大。如果将门槛税当做是获得当地户口福利的一种成本支出，我想他们仍旧愿意为进入大城市埋单。但对于外地投资客和职业炒房客来说，门槛税则是他们无法逾越、也不敢逾越的“鬼门关”，因为他们在缴纳门槛税之后，等于是花费了比当地人高出30%左右的价格买到了同样的房子，找到愿意用高价接手的“下线”（有购房需求的当地人或外地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地人可以直接购买免门槛税的商品房，外地人则可通过6年的连续工作与生活自然获得当地人同等的购房权益。
可见，通过限制外地人的购房权（发展权），可以有效挤压掉外来投资者的投机空间，最终会实现平抑房价的目标，届时不仅本地人的生存权会得到有力保护，外地人的发展权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因为房价泡沫一旦因此消除，以后的外地购房者即使再缴纳门槛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也远比现在高房价下买房要低得多！
引用中国青年报一文章：
北京房价居高不下，且再次飙升，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所有的外地人，无论有没有在京固定工作，无论有没有持续稳定地对这个城市建设做出个人贡献，却都以相同的房价在北京买房。
禁止外地人在北京买房，立刻会被指责为“歧视外地人”。此路不通。
问题是，允许外地人与北京市民以相同的房价在北京买房，这公平吗？
承德和瑞士的启发
有朋友近日去承德游玩，回来后愤愤不平。问之何故，朋友答曰，到承德游玩，买了景点门票后得知，在承德有两种票价。卖给外地游客是一种价格，承德当地人却是另一种价格。据朋友了解，同样的景点票，当地人用很低的价格就能买到。朋友说，这不是歧视外来游客吗？为什么要搞两种门票呢？
于是记者将瑞士人的类似做法告诉了朋友。
记者赴瑞士旅游。接待方为每位中国客人办了一张交通通票。瑞士旅游官员告诉中方客人说，瑞士的交通费很贵，办一张通票比上车买票便宜很多。但是，瑞士当地人乘坐公共交通所付的费用比通票还要便宜。
同样乘坐公交，为什么价格不一样呢？这不是歧视外地游客吗？
瑞士官员脸上显出自豪的表情告诉中方客人，我在瑞士工作，向当地政府交纳个人所得税，这是政府对我的贡献给予的回报。外地人不在这儿工作，没向当地政府交纳个税，没有做出贡献，当然不该享受跟我们瑞士人一样的价格。否则的话，是不公平的！瑞士官员用不解的眼神看着中方客人说：“这里面并不存在歧视的问题。”
朋友欣然悟道，不同的票价体现的是一个公平原则，而非歧视。
北京人、外地人买房价格应有别
就买房而言，北京市民和外地人在北京买房，房价应不同。
北京人在北京买房，房价应低于市场价格，低于外地人在北京买房的价格；相反，外地人在北京买房，房价应该大大高于北京市民买房的价格。
换句话说，不是不让外地人在北京买房。外地人要在北京买房，就得掏更多的钱，承受比北京市民更高的房价。
同样的，北京人如果去外地买房，就该承受更高的价格，花更多的钱。外地人在本地买房，也应该得到低于当地市场的房价，低于北京人在当地买房的价格。
也就是说，北京人到外地买房，不应该以同当地人相同的房价在外地买房。外地房价应该区别对待北京人和本地人。
这就如同承德的景点门票和瑞士的公共交通费一样，对待本地人和外地人要有不同的价格。本地人享受到的票价要大大低于外来游客。
“歧视理论”不应牺牲公平原则
我们国家公民的个人所得税是由地方政府征收的。
常年工作在北京的市民个人所得税缴给了北京市，为北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作为北京市民，就有充分的理由享受政府给予的回报。在北京买房时，北京市民就有充分的理由享受更低的房价。同理，外地人的个人所得税交给了当地政府。外地人在当地买房时当然应该享受到更低的房价。
也正因为如此，北京人去外地买房，就没有理由享受当地的优惠房价，而应出高价，花更多的钱；外地人到北京买房理所当然也得花更多的钱。
这样的做法才更符合市场经济下的公平原则。相反，外地人和北京市民以同样的价格在北京买房，才是不公平的。
时下，确实有一种“歧视理论”困扰着公众。
这种理论认为，大家都是人。人人生而平等，任何事情上都应享受同样的待遇，不能歧视。按照这种理论，买房亦如此，北京市民是人，外地人也是人，不能歧视。北京人享受低房价，外地人要出高价，就是歧视外地人。
这种“歧视理论”是用“表面的”公正，替代了实际上的不公平，还是用计划经济时代“一大二公”的思维、方法，解决市场经济下的新问题，结果只能是牺牲公平原则。
现实社会，每个单位都会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员工工作的感谢和慰劳。逢年过节，分发过节费或物品。平常日子也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员工一些商品。这些都是非本单位员工所不能享受的。
试问，有谁会跑到跟自己不相干的单位说：“你们单位分东西该有我一份。你们单位必须以同样的低价把商品卖给我。否则就是歧视我！”再试问，如果一个外单位人员可以享受到与本单位员工相同的待遇，这公平吗？
同理，外地游客可以享受与承德当地人同样的低价景点门票，外国游客可以享受和瑞士当地人一样的公交优惠，承德人、瑞士人都会高喊：“这不公平！”
显然，承德、瑞士的做法都更尊重公平原则，而不在乎所谓“歧视理论”的责难。
进京投资买房牟利更该出高价
有人会说，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不是哪一个地区的；北京人在北京做贡献，外地人为北京也没少出力。外地人在北京买房，向北京市缴纳房产税，不同样为北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吗？理应享受同北京市民一样的房价买房呀。
事实上，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买房是为了投资，是为了挣钱。外地的“炒房团”进京购房就是典型的案例。他们看准时机，房价较低的时候买进，房价涨时卖出。相比起他们交纳的房产税，挣的钱更多。“炒房团”的集中购买，更使他们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房，炒高房价再卖出，从中获利。
显然，这种行为是到北京淘金挣钱。而北京市民却要为高房价买单，这公平吗？
同样，如果大家都到某省买房，那地方的房价必然暴涨。然后大家高价卖出，挣了钱。当地人不得不承受被炒高的房价买房。对那个省的人而言，这公平吗？
相反，外地人在北京买房，炒高了房价，赚取了利润。所以，外地人就应该以更高的价格在北京买房，这才是公平的。
如果北京的房价无利可图，外地的投资者还会来北京买房吗？到北京买房，挣了北京的钱，还要享受跟北京市民同样的房价，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北京市民应该享受更多的优惠
有个朋友常年居住工作在美国。他说，在美国最烦、最不愿见到的就是收税的官员。他们来了就是向你要钱。但是转脸他就说：“我在美国是很牛的！”问他为什么？朋友言道：“我是纳税人呀。去公园是免费的，开车上高速也是免费的。我交了税，政府就得回报我。”
这就告诉我们另一个道理，如果一个外国人想享受到美国人的种种优惠，他就得在美国工作，向美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外地人，他在北京工作并向北京市缴纳了个人所得税，若干年后，他就应该获得与北京市民同样的待遇，可以以相同的低房价在北京买房了。北京人如果在外地工作并向当地政府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后，他也同样有资格享受当地人的低价格在当地买房了。
作为北京市民，应该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比如乘坐公交，应该享受比外地人更低的折扣；游颐和园、天坛应该可以买到比外地人更低的门票。同理，山东人爬泰山，安徽人上黄山，江西人游井冈山，也应该享受到比外地人更低的价格。
外地人游颐和园，不必因为自己买的票比北京人贵而愤愤不平。你来北京工作，向北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若干年后你就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
北京人游黄山，也别因为自己买了比当地人贵的门票就投诉人家。如果你很想享受当地人的票价，那你就到安徽去工作，向当地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几年之后你就可以享受到同等待遇了。
困扰的出路
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
就外地人在北京买房而言，“歧视理论”困扰理论界、政府部门多年。要跳出这种理论的困扰，前提是要用符合市场规律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拿计划经济时代的眼光看待时下的新事物，永远都会是格格不入的，既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于还会引发新的矛盾。
对王进观点的补充说明：
表面上看，外地人在大城市买房与大城市人一个价格，是公平的；但由于外地人购房通常赠送“户口”这一无形资产，实际上在变相向外地购房者补贴，换言之，等于是让大城市当地人用高于外地人的房价买房。如果将户口“回扣”价值计算到房价中的话。
给外地购房者这一“超国民待遇”，实际上是在歧视当地人。不光是北京人、上海人、还是广州人，长期以来，一直在遭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的幌子下，用表面上的价格平等，掩盖了商品房对当地人的价格歧视，在助涨外地人肆无忌惮投资炒房的同时，最终将城市当地人沦为了买不起当地房的弱势群体。
如果继续给外地购房者户口补贴，不仅是在实际价格上歧视当地人，而且是在歧视那些无钱购房的外来租房打工者。凭什么，同样为大城市做贡献，同样是外地人，外地有钱人就能享受锦上添花的户口补贴，为城市繁荣做出贡献的租房打工者却无法获得雪中送炭的户口补贴？有钱购房的却“送户口”，没钱购房的竟“买户口”，天理何在，公平何在？
让外地人付出更高的价格，不仅不是歧视外地购房者，恰是要扭转对当地人的歧视，要实现在购房面前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正！而不是表面上和形式上的假公平、假公正！
事实上，真正歧视外地人的，不是大城市当地人，恰恰是外地人自己。假如外地人不歧视他们自己，他们为何不在外地人聚集的家乡城市买房呢？很简单，因为北京人的素质高，他们“高看”北京人，歧视他们家乡素质低的人，想在更高质量的人文环境中提升他们自己的素质。如果不是不是自我歧视，他们决然不会到北京工作和发展。正因为这些外地人看不起自己的家乡的同胞，看不起生他养他的的家乡，他们才趋之若鹜的涌向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城市。试问，一个连自己的外地同胞和家乡都歧视的人，一个可以为了自身利益轻易抛弃自己家乡的外地人，还有什么资格不让北京等大城市的居民歧视你呢？
今天你可以为贪慕城市的繁华或更好的发展机会，离开那个需要你感恩和回馈的家乡，明天你就可以以同样的动机或理由，抛弃养育你的祖国亟不可待的攫取定居美国的绿卡！
因此，对于外地购房者而言，让他们花费更高的价格购房，不仅不是歧视外地人，相反是让他们“正视”自己，正视自己的家乡和同胞，不要因为歧视他们而疏远他们，否则让你高看的人群同样会歧视你。如果更高的房价能让这些实力雄厚的外地人，更多的在家乡城市购房置业，那就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和人才留在当地，当地的经济将更好更快的发展起来，并最终缩小他们与北京等大城市的差距。到那个时候，外地人还会歧视他们的同胞和家乡，而趋之若鹜的涌向不堪重负的大城市吗？
如果将大城市比作是一个“国有单位”，大城市当地居民就好比是这个单位的员工，大城市兴建的商品房就相当于是这个单位的福利房，它应该优先将福利房卖给自己单位的员工，而且是比市面上更优惠的价格。这个单位完全有理由不将福利房卖给外单位的人（外地人）。如果同意对外销售，那通常是在保证本单位员工住房都解决的前提下，而且对外销售的价格肯定会比卖给自己员工的高的多。
像现在这样，对外单位的员工（外地人）销售价格，比对自己员工（当地人）的销售价格还便宜，那显然是不公平的，本单位的员工决然不会答应，他们对外地购房者不满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对本单位的贡献远远大于外单位的人，绝不应该受城市当局的“逆歧视”。
结语：
对于城市当地人，关系生存权的自主性需求而言几乎是没有选择权的，即便房价再高，为了子女结婚也必须买一套房子。对于外地人而言，是否到大城市发展，究竟到那个大城市发展，则具有很大选择权，如果北京房价高，外地人可以选择去天津发展，但北京人结婚却不能选择去天津居住。因为他们工作还在北京，所以对于在购房上没有选择权的北京人而言，即便房价再高，他们也不得不在北京买房。这种情况下，城市当地人的生存权比起外地人的发展权更为重要，因此在只有限制购房才能有效平抑房价的情况下，限制有选择权的外地人去北京买房，相对来说是比较可行的无奈之举。
可见，通过限制外地人的购房权（发展权），可以有效挤压掉外来投资者的投机空间，最终会实现平抑房价的目标，届时不仅本地人的生存权会得到有力保护，外地人的发展权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因为房价泡沫一旦因此消除，以后的外地购房者即使再缴纳门槛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也远比现在高房价下买房要低得多！
对外地人购房进行一定的限制，不仅是在保护大城市居民合理权益，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保护包括外地购房者在内的广大外来群体乃至他们家乡人民的合理权益。保护的不只是城市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同样也是保护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最终是保护整个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尊重本地人的利益，就是尊重外地人的长远利益，就是尊重他们子孙后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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