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市场不经济、计划不经济

引言　　

最近，伴随着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持续，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在治理这一轮危机所面临的困境，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学术界热起来了。前不久在昆明召开的“中外经济学说研讨会第18次年会”就以“中外经济学说与中国模式”为主题，以“中国模式”为主题的论文仅仅在2009-2010年两年内就数以百计。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强政府+弱市场”；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应该从政治、经济、体制等多个方面去总结；有人认为，现在总结中国模式，为时尚早，现在紧迫的问题是探讨如何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取得了极大成功；有人认为，中国模式祸福未定；更有人认为，现在应该是对中国模式的反思，而不是唱赞歌，更不应该试图去推广和发扬光大。　　

当然，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近30年来在中国模式下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经济快速增长，这是中国模式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其最大的优点。其内在道理，简单地说，主要是由于熊彼特创新增长理论所说的几个方面的创新（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供应来源、实现工业的新组织）、以及部分行业垄断的打破和城乡劳动力流动壁垒的打破导致的资源流动性提高、以及计划经济性质的政府配置资源导致更多的资源被整合在一起生产出更多的产品。[1]　　

不过，秦晖先生（2010）在《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中对中国模式的总结——“低人权、官自由、只能感恩不许问责”，或简言之为“非民主平台”，确实非常独到。[2]只是秦晖先生注重于政治角度，对经济角度关注不多，尤其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关注更是不多。就中国模式在此对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做一简单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中国模式的低效率增长特征　　

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是以计划经济（公有产权）效率低、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效率高为理论前提的。不管是农村耕地包产到户、打破部分行业的垄断、对外开放沿海城市，还是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大批工人下岗）；不管是教育产业化、粮食部门市场化、医疗卫生保健市场化，还是加入世贸组织开放资本市场和农产品市场、住房市场化等，都是以市场是经济的（或者说是有效率的）为理论前提。　　

然而，市场就一定经济（即有效率）吗？经济、或有效率，意味着在既定成本条件下收益最大化、在既定收益条件成本最小化。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带来的增长有多少是有效率的，我们得到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　　

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率来说，不要说与发达的欧盟、美国相比，更不要与日本相比，就是与韩国、新加坡小国相比，甚至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生产效率都是很低的。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学术委员会指出：我国制造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25，日本的1/26；（为了高速增长而大量耗费不可再生资源）我国大多数矿产保有量呈下降态势，45种主要矿产中，储量减少的矿种占58％（如媒、铁、锰、铬、铜、铝、铅、锌、金、硫、铁、磷、钾等），我国石油、铁矿石等主要资源短缺的局面将长期存在。[3]中国近30年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数量扩张性的、粗放型的增长，主要是靠资源（除了生产资料外，还有庞大的劳动力大军的血汗）堆砌起来的增长，这估计是不会有什么异议的。那么，既然是这样，怎么说得上是有效率的呢？　　

那这种低效率的增长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个是市场配置了大量的资源生产有害伪劣商品（比如，有毒奶粉、灌水猪肉、重金属超标的香烟、有毒酒、劣质商品等）以及各种造假（如公司为了上市而花费巨额资金造假等），二是政府配置了大量的资源用于重复建设和对提高民众福利没有多大意义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低效率产业。第一种情况是市场不经济，第二种情况是计划不经济。　　

首先说市场不经济的原因。按照新古典主义的说法，市场在“看不见的手”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资源总是趋向于效率最高的地方，消费者实现了其效用最大化、厂商实现了其利润最大化，市场是经济的。但是在中国模式下，这个神话再一次被打破了，市场也有不经济的情况。那为什么市场不把资源配置在最有效率的方面呢？比如，为社会生产物美价廉的、民众最需要的商品。原因很简单，在中国模式下，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比比皆是，法律规章制度经常是让位于人情、让位于金钱，公众利益让位于少数的私人利益，结果就是公众的利益被轻视、被忽视甚至是被践踏。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有害伪劣商品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市场自然就会把资源配置在这些商品的生产中了，这对个人而言的经济，结果就导致了集体、社会的不经济。而之所以会出现“法律规章制度经让位于人情、让位于金钱，公众利益让位于少数的私人利益”的情况，正是因为秦晖所言的中国模式的政治特征——“低人权、官自由”（或非民主平台）。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是法治；不是法治，在掌握着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官员与民众利益相冲突时，法律制度就形同于虚设。公众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市场中可以通过损人来利己，市场就不会经济。换句话说，市场配置资源要经济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而这个条件就是民主与法治。　　

亚当·斯密所说的“……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去促进社会的利益）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中国模式下遇到了例外。[4]而“囚徒困境”理论也证明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即市场未必一定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也未必就有效率。　　

其次说计划不经济的原因。在中国近30年的GDP增长中，政府投资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是从上个世纪1996年经济“软着陆”后，更是如此。而在政府投资中，很多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很多公路、桥梁、水利设施是修了又修、坼了又修，豆腐渣工程成出不穷，豪华政府办公楼累禁不止，面子工程比比皆是。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告诉我们，这都是由于政府资金处于公有产权的境地导致的“公有草地”悲剧。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也有政府投资啊，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模式下的不经济特征呢？其实稍加比较，我们就会明白，诸如美国等资本主义政府的资金与我国政府资金的产权状况是不同的，他们政府资金的使用要受到国会（民众）严格监督的，其公有产权的成分远没有我国的大。而存在这个区别的关键原因，仍然是秦晖所言的中国模式的政治特征——非民主平台。　　

计划不经济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府为了增加出口，通过一系列的包括税收和财政政策在内的优惠政策，扶持鼓励出口加工业、甚至原料资源出口企业。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源素质低的缘由，结果是大量的出口工业都是低效率生产（表现为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和资源密集型生产），更重要的是在非金本位制下的不对称的国际贸易中，我们输出了真实财富意义上的产品，却不能换得我们需要的高新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更不要说我们需要的高级管理人才和高新技术人才了，换回来的名义上的财富——钞票不仅不能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反而加大了通胀的压力，这本身就是得不偿失的（如果一定要说出口有什么收益的话，那就是增加了就业，但是离开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和民众福利水平提高的就业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其本质不过是通过为外国人创造财富，在国内实施的财富转移支付而已）。另外，就是为了创汇而廉价出口很多稀缺的、不可再生的、甚至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产资源，对我国未来而言，更是不经济（从今年开始限制稀土的开采和出口来看，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二、中国模式的分配不经济特征　　

中国模式的不经济不仅表现在投入—产出率或资源配置效率低这个方面，还表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上。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大（而其中，又以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为大，其实就是农民相对收入水平低为主、为甚），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至于我国经济陷入了这样的困境——越增长，越过剩，越需要出口和政府投资来拉动增长，结果是，经济增长与老百姓的福利之间的相关系数越来越小、资源配置越来越缺乏效率。[5]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就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科学论断，在中国的当今再一次得到了印证。那为什么会出现、而且是越来越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呢？这仍然可以从秦晖所总结的中国模式的政治特征——非民主平台得到解释。　　

比如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从改革开放以来，只有在短暂的五年内（1979年－1983年,1989年），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有相对于GDP增长率较高的提高，其它年份农民收入水平都是低于GDP的增长率的，这也就意味着农民收入水平没有城市居民增长的快。[6]在那五年中，政府通过严厉管制农资价格（医疗卫生、教育等费用也还没有涨起来）和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以及在农村实行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和新技术的应用带来的粮食产量大增，使得农民的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而且比城市居民增长快。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粮食部门（农产品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农产品价格的每一次上涨给农民带来的好处都被农资价格的更大幅度的上涨所吞没（到了2001年，种子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使得种子这个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也加入到瓜分农民从粮食涨价中所得收益的行列中了）。以至于到2009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为3.33：1,比2008年的3.31:1和2007年的3.32:1还高，创了历史新高。[7]　　

其过中缘由，其实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以色列）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将他们与我国当代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知道，人均耕地面积、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大小都不是决定农民相对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决定性的因数是利益主体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和谈判势力——即政治地位和参政议政的力量。[8]为什么其他国家能对农业实施巨额的补贴、对农业实行高度的保护，而我国却不能？难道仅仅是因为那些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很富裕的缘故？要知道，重农主义并不是现代才有，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实行重农主义的，法国也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开始实行重农主义的（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农民相对收入水平、农民收入水平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农业比较收益低，这不仅影响到占中国人口主体的8亿农民的福利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可持续提高。除了上述的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内需不足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外，由其衍生出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和城市病问题也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9]农业比较收益低，趋利避害的农民就去干比较收益高的活，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殊而且庞大的群体——数亿农民工（及其后代）就出现了，农业生产就留给了众所周知的“三八、六零、六一部队”了、耕地大量抛荒了。结果是，（1）城市公共品——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安全等供给严重紧张（城市病就此出现），这使得更多的财政资金将被捆绑在边际使用效率越发低下的城市公共品供给里；（2）农业日趋衰败，粮食供给日趋紧张（今年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由曾经的粮食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而且进口从2000年开始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3）我国的物价水平在粮食（以及其它基础性产品）价格上涨的带动下不断上涨；（4）城市住房供不应求以及通胀的预期，为房价的巨幅上涨奠定了前提性的条件。　　

在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重出口加工业（以及重城市化）战略下，使得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巨额外汇顺差（以及凯恩斯主义积极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货币大量增发、城市住房供不应求（以及垄断性的供给）、再加之国际原油等基础性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最终使得我国经济陷入了螺旋式的通胀：一方面为了增长，需要不断地实行赤字投资、不断地增加出口，这最终都导致货币大量增发；另一个方面，粮食、石油、水电等基础性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又进一步推动了物价水平的上涨和带来通胀的预期；另外，在这种预期下，普通老百姓都想着如何保值增值手中的货币，结果不动产（如房产）就成了不二选择，就这样，我国的通胀就陷入了自我强化的轨道（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房价越调控越高的内在原因之一）。　　

而在这种自我强化的、螺旋式的通胀中，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城市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比如高房价，不仅让城市低收入群体沦落到更穷的境地，就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也被折腾为房奴），使得中国社会进一步地走向两极分化，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可持续提高更加艰难。　　

那为什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会如此之大、为什么农民的利益允许被牺牲、为什么要实行重工抑农（和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战略，为什么会有粮食安全问题、为什么会有城市病问题、为什么会有螺旋式的通胀、为什么会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都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秦晖所说的中国模式的政治特征——非民主平台。　　

三、中国模式在逻辑上的冲突以及转变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初衷，原本是为了改善民众的生活、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结果在非民主平台的中国模式下，增长与发展偏离了这个初衷，而变异成为了所谓的GDP增长而增长了。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也正是为了纠正这种有失偏颇的发展方式，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中国模式”的质疑和某种程度上的否定。而要转变发展方式，首要的是转变现有模式中的非民主平台政治特征。马克思说过，上层建筑是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是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的。我要说的是，在短期，上层建筑是经济绩效的最具有能动性的决定性因素，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及其效果与之相对应，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剩下问题的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让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地改善民众生活、提高民众福利水平、或者说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呢？显然，一个谈判势力结构不对称的社会，一个“低人权”、“官自由”、不遵守法律制度、私情和金钱至上的社会，那是不可能的；而资本主义200多年的历史也说明，实现的可能也是非常渺茫的。那要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实现呢？这需要我们大家立足于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实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去探索。　

《生产力研究》2011年第9期　

参考文献

刘明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解释》，《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5期　　

刘明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以谈判势力为重心的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

刘明国：《粮食安全视野下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改革》2007年第9期

刘明国：《对我国“城市化”的反思》，《生产力研究》2010年第1期

秦晖：《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网易网　2010年9月30日　

王宏彬 刘明国：《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当代经济》2006年第3期（上）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21世纪中国工业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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