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银花旗等12家银行因涉嫌操纵LIBOR遭调查
北京时间2月3日晚间消息，瑞银集团、瑞士信贷集团、花旗集团等12家银行正因涉嫌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而面临接受瑞士竞争委员会(COMCO)的调查。
据彭博社报道，瑞士竞争委员会今日在一份电邮公告中表示：“衍生品交易商之间的串通可能影响了LIBOR和东京银行间拆借利率(TIBOR)，基于这些参考利率的衍生品的市场环境也可能受到了操纵。”瑞士竞争委员会表示，在收到一份要求其“宽恕政策”的申请后展开了这项调查，这份申请表明多家银行的交易员可能操纵了LIBOR。
接受调查的银行包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控股、摩根大通、瑞穗金融集团、荷兰合作国际银行(Rabobank)、苏格兰皇家银行、法兴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等。
十多名交易员因LIBOR调查案遭解雇或停职
北京时间2月9日下午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了解利率操纵调查案的人士话称，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苏格兰皇家银行及花旗集团的十多名交易员在最近几个月被停职或被要求行政休假。因为雇用这些人的银行因涉嫌操纵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LIBOR正在接受监管部门的调查。
报道称，官员们已将该此案的调查对象扩大至对大举押注借贷利率变动的对冲基金和充当银行间交易中间人的经纪人。过去六周内，全球最大的货币经纪公司毅联汇业集团(ICAP)已要求一名雇员停职，另外两人进行行政休假。
监管当局正在寻求查明大型银行是否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合谋操纵隔夜拆借利率，交易员及其客户是否曾利用这些信息从交易中牟利。
伦敦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被疑存在串通作弊
路透伦敦2月10日电，一项对银行业在制定LIBOR时是否存在串通行为的全球调查，使人们对该指标利率的未来产生疑问。银行业者使用该指标利率为价值估计达360万亿美元的金融产品定价。LIBOR是金融系统的一个关键利率，用来为从企业贷款到住房按揭等几乎所有金融产品进行定价。
这是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爆炸性新闻。LIBOR是由英国银行家协会（BBA）每日统计得出的成员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数据，直接影响成员行下一个交易日的行为，原则上每日的实际利率是由市场产生的而非人为操纵的。由于LIBOR直接决定银行的资金成本，因此也就间接决定了其余各种金融活动的资金成本。又因为伦敦是全球金融中心，因此LIBOR实际上是全球金融活动的总杠杆。而该案的发生意味着：360万亿美元，全球金融产品总价值的半数以上，被人为操纵了！
全球经济再平衡 中美应承担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全球治理缺失导致美国等国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进口、过度福利、过度享受全球化红利，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全球自由化与发展、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严重失衡。美国应当承担起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和转嫁负担。首先，美国应调整其需求结构，从过度依赖消费转向鼓励本国储蓄和投资上来；其次，美国应调整其高技术出口限制政策；再次，美国应调整其供给结构，不应采取贸易保护的政策取向。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可承受能力之内应担当起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和义务。在这方面，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积极扩大进口、积极鼓励消费、鼓励资本输出和外汇资产多元化管理和应用。
美国受益于全球经济失衡，两次泡沫推高美国经常项目逆差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大幅增长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经历1991年短暂调整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自1992年以来呈现出持续增加的趋势。分别在1998年、2000年、2004年和2006突破了2000亿、4000亿、6000亿和8000亿美元的大关。其中1998至2000年，是美国IT泡沫高涨的时期；2004年至2006年是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高涨的时期，两次泡沫经济一次接一次地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推向新高。所以说，全球经济失衡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至2000年是IT泡沫带动的实体经济失衡；2001年至2008年是金融泡沫带动的虚拟经济失衡，由此带动了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持续增长。
美国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受益者本轮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下渐次推进的，经历了由贸易和投资全球化向金融、科技、市场全球化方向的转变。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开放、市场化和一体化。美国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最大的全球化红利，其优势是建立了全球性军事、政治、金融、货币霸权，具有全球最强的人才、技术、规则、资讯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首先，全球霸权地位保证了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48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8%。这个按照“居民”统计的美国出口，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按照“所有权”统计的美国出口，即美国通过长期对外股权投资，建立起其全球生产体系，从美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只是美国全球出口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美国享有全球化红利而不愿意承担全球化调整的责任。无论IT泡沫破灭的新经济周期调整，还是金融泡沫破灭的资产负债失衡的调整，美国都不愿意承受调整所必然带来的衰退和失业，不愿意调整低储蓄、高碳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愿意调整其过度依赖金融的产业结构，最终使全球失衡越来越严重，直至不得不走向危机调整。
其次，全球金融货币特权保证了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受益者。其标志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持续下降，最后进入国民负储蓄状况，还有用不完的剩余资本，要用过度消费和资产证券化去消耗，最终酿成了这场危机。这说明，当金融货币特权被滥用时，美国才成为过度索取金融全球化红利的受害者。在过去10年，在华尔街制造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诱导下，美国最好的理工科人才都去了华尔街，美国企业利润的40%来自金融领域，美国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负债消费和进口的过度扩张、各种债务过度积累制造了非理性繁荣幻觉。一旦泡沫破灭，美国民众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再次，技术创新成为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最大受害领域之一。自199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相对比重持续下降，金融和建筑、房地产业的相对比重持续上升。1998年以来，OECD成员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比重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走势。尤其是2000年以来，美国几乎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增长都呈现了20%以上的下跌，这反映了美国在金融和楼市泡沫时期，技术创新活动被普遍忽视。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发表了《岩上之屋》(“TheHouseUponaRock”)的演讲，阐述美国经济复兴战略，即美国“经济之屋”要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之岩”上。要重塑美国21世纪全球领导力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美国完成这个战略调整至少需要10年，谁来为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埋单呢？
最后，制定全球规则并奉行规则是保证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基石。如美国提出太平洋时代和太平洋战略，包括主推排他性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用意。一是要超越WTO和传统FTA，组织以美划线的区域化组织。二是为危机后全球贸易规则建章立制，设置以美国规则为“范本”的TPP进入门槛来改造自由贸易区(FTA)。如制定更严格的劳工和环境标准，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更高的服务市场开放要价，10年内实现跨境货物贸易零关税等。三是制定先进入者门槛较低，后进入者门槛更高的激励导向，使大国博弈达到大国平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四是实现美国综合与动态一体化收益最大化。美国先进制造业早已实现了生产全球化的战略布局，美国运用跨境后规则的能力最强的优势，为服务全球化打开全球市场大门。
美国试图推卸失衡的调整责任
为了推卸造成这场危机的道义责任，对外转移国内失业增加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和调整代价，为泡沫经济所造成的竞争力持续下降赢得调整的宝贵时间，美国把中国作为替罪羊来转嫁危机责任和失衡调整代价，以转移国内政治压力，就成为了美国政治家们的一项有效策略。其理由是中国持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余额和18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为什么不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为什么不扩大国内消费，为什么不采取大幅增加进口的措施。
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10年的年度报告，指责中国操纵货币，导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该委员会在2009年度报告中曾提出，目前危机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支出者和借款人，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者和贷款人，各自应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担一半责任。美国要运用贸易救济法律回应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动；主动回应中国货币操纵行为以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更灵活地反映市场力量，以矫正全球经济失衡。
中国外贸顺差不是全球经济失衡根源，美国泡沫经济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显著增加始于2004年。有两个因素推高了中国顺差的大幅上涨。一是中国加入WTO后全球投资者大举投资中国，尤其出口导向型外资的大量涌入，迅速拉高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二是美国金融泡沫带动的全球非理性繁荣，拉动了中国出口增长。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在1999至2003年期间一直保持在3%以下，2004年达到3.55%，2005年上升到7.19%，2006年达9.53%，2007年达历史新高的10.99%，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很快降至2003年的水平(如2011年上半年降至2.8%)。这说明，美国泡沫经济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而不是相反。当美国经济进入“去泡沫”阶段的时候，尤其在2011年美欧经济都陷入低迷时，无论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还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这说明，美国泡沫经济以及由此带动的经常项目赤字快速上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因，中国出口和招商引资增长是被动因素。
中国贸易顺差的实质是全球化顺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形成了各占半壁江山的两元贸易生产体系 。一元是以国际产品内工序分工为基础、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体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2009年，我国加工贸易体系中，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84%，内资企业占比约16%。另一元是以国际比较优势和差异化分工为基础 ，以内资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贸易生产体系。其中，内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贸易额的68%，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32%。
这两元贸易生产体系有着以下不同的特征：
(1)贸易顺差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2010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顺差是1830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3229亿美元，一般贸易逆差472亿美元。
(2)加工贸易的主要增值环节在国外。据中国科学院陈锡康教授研究团队的测算，我国加工贸易出口1美元所创造的附加值仅为0.2美元左右，而我国从美国进口1美元商品为美国创造的附加值则高达0.8美元。
(3)人民币升值对顺差的影响很不确定。顺差的主要创造者――国际大跨国公司对人民币升值很不敏感，而就业的主要创造者――港澳台及国内中小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较低，这既制约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空间，也降低升值对顺差的调节效果。
(4)扩大进口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的效果也很不确定。如果采取扩大一般贸易逆差的方式来弥补加工贸易顺差的方式平衡贸易收支，就会产生进口的价值100%境外创造，所弥补的加工贸易顺差只有20%左右是本地创造，顺差不一定减少多少，而对国内制造和就业产生较大冲击的结果。
中国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缺口，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和市场经济因素，促进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而国外跨国公司落户中国的目的，前期主要是为了获得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和资源，后期转向扩大在华销售的市场份额。这种互利共赢的合作所带来贸易顺差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全球经济失衡产生的根源。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以美为主，中国尽力
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主要在逆差方呢、还是顺差方？美国学者会认为，美国为全球承担了最终消费者的义务，如果美国不再愿意承担这种义务，其他国家就应承担更多创造最终需求的责任。事实上，美国承担的全球最终消费者和贷款者的责任是与其享有的全球金融货币特权和贸易投资地位相一致的。当美国承担的全球权利和义务出现严重失衡，尤其是金融货币特权被滥用导致过度消费和进口，导致全球失衡越来越严重时，就应当承担调整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和转嫁负担。
美国应在3方面承担责任
首先，美国应调整其需求结构。从过度依赖消费转向鼓励本国储蓄和投资上来。而不是通过创造更多流动性的方式来创造需求。美国目前宏观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创造大量新增流动性进入全球资产市场和别国虚拟经济部门，来制造新一轮的泡沫经济。这只会恶化而不是改善未来的全球经济失衡状况。
其次，美国应调整其高技术出口限制政策。美国希望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而不对中国开放高技术产品市场。认为前者是经济问题，后者是政治问题。从中国角度分析，农产品进口是真正的政治问题，它涉及到数亿中国农民的生计。而高技术产品进口才是经济问题，它涉及减少中美贸易顺差。
再次，美国应调整其供给结构。美国实施振兴制造业战略涉及到用什么方式来实现的问题。是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方式，推进制造业的本地化、区域化和集团化；还是采用开放的多边主义，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和普惠制。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再工业化战略都存在走向保护主义的政策取向。
中国应在能力范围内承担责任
首先，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可承受能力之内应担当起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和义务。2011年，中国外经贸工作的重点是积极扩大进口、稳定出口、减少顺差。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速高过出口4个百分点。历来是出口交易为重点的中国广交会从2011年也开始转向鼓励进口交易。
其次，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十二五”开始积极鼓励消费，建立国内最终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这是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立国，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和投资双驱动的巨大转变。随着这个转变，中国将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大份额的最终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再次，2011年中国加快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资本输出和外汇资产多元化管理和运用。2006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年均超过40%，明显高于外商来华直接投资10%的年均增速。未来5年，中国将转向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
中美之间是竞合关系
(一)增进中美合作的潜在冲突点
首先，中美作为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两位的大国，战略竞争的态势在显著加剧。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出，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2016年中国GDP将由2011年的11.2万亿美元(201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约6万亿美元)升至19万亿美元，而2016年美国GDP将由2011年的15.2万亿美元(2010年14.7万亿美元)增至18.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虽然各机构的预测结果有所不同，但都揭示了同样的趋势，即中美之间的人均差距在趋于缩小，总量差距会发生逆转，从而改变中美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潜在影响力。这是中美之间存在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冲突的基本面。
其次，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路向选择是中美之间存在潜在冲突的另一个基本面。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美国主导的，它希望全球化按美国化的模式向前推进，全球治理按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向前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按美元化目标向前推进。对此，中国更加希望全球化向开放的多边主义方向发展，更加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同发展模式的选择，更加提倡全球治理结构的多极化。中国反对美国对外转嫁危机和失衡责任的做法，反对美国人权高于主权和任意干预别国内政的做法，反对美国自由化高于发展和单极化的做法。为此，中美之间在全球化发展路向、权利再分配与国际秩序调整等方面存在着尖锐对立和利益冲突。
再次，全球化损益是中美两国各自核心利益存在着潜在冲突的另一个关键点。从美国角度看，各国经济越开放、越市场化，就越有利于美国价值观、货币金融渗透力、重要资源控制力的全球扩张，美国越可以长期坐享国民负储蓄、高福利和高碳生活方式的好处，成为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美国在大力推动金融全球化以“免费”享受各国金融资源；大力推动科技全球化以“免费”享受各国科技资源(如云计算)；大力推动民主全球化以“免费”享受各国社会模仿和道义支持的过程中，也遭受到了金融危机、科技泡沫和寻租失控的冲击。为此，一些人认为，美国成为全球化红利的受损者，中国则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应为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埋单。这是中美之间存在潜在冲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二)中美之间的潜在合作点
第一，中美在经济方面是战略互补关系。当前的世界经济很可能进入一个“高通胀、低增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美国短期将面对着“缺需求、缺信心、缺对策”的复苏困境，中期将面对着“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出口”举步维艰的调整困境，长期将面对着主导全球治理、引领世界趋势、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的称霸困境。为此，美国有进一步改善对华战略合作关系，增强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需求。
第二，中美之间是“一霸多极”的合作，符合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美国需要联合并分化多极世界，以增强其经济霸权的软实力。联合与分化的方式之一，就是保持与中国高层之间的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接触，通过建立战略上竞争、战术上合作；实力上竞争、虚利上合作；全局上竞争、局部上合作；宏观上竞争、微观上合作；政治上竞争、经济上合作的选择性竞合关系，确保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第三，中美在全球能源、区域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虽然美国石油、煤炭、可耕地、水资源等基本自然资源禀赋十分丰裕，但它依然是全球能源的净进口国，全球谷物、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净出口国，全球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的高排放国，在这些领域，无论在国际多边合作框架还是双边合作协议下，中美都有着更多合作利益。
中国工资上涨牵动美联储神经
低价进口商品曾令美长期维持低利率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月24日文章】题：中国人的工资上涨令美联储的工作更加困难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就一直在帮助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也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美联储)能够将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从而促使美国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不过，随着中国薪资水平的上升，中国商品的成本已开始提高。目前来看，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这将使得美国经济更容易面临通胀风险，也将令美联储的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据美国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进口了总值3,99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这一数据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前一年(2000年)进口额1,000亿美元的4倍，是1994年进口额390亿美元的10倍。
在中国进口商品大量增长期间，美国也处于一段通胀水平异常平稳的时期。据美国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的数据显示，过去15年，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美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年均升速为2.1%，低于此前15年的4%。
通胀的放缓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商品价格的回落，这里所说的商品指的是体恤衫等货物，相比类似理发这样的服务，进口体恤衫很容易，但理发服务则无法进口。过去15年，核心消费者货物的价格年均升幅为0.2%，低于此前15年的2.9%。
然而，据劳工部的数据，最近进口的中国商品的价格一直在上涨，1月份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3.9%。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但中国薪资水平的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似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进口鞋（鞋使用的原材料数量最少并且主要由中国制造）的价格为例，这类劳动密集型货物的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了5.5%。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的降温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暂时性的缓解作用，但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难以限制劳动力成本的阶段。一些制造商正在将业务转移至薪资要求较低的其他亚洲国家，不过这方面的操作空间还是存在局限：相比中国的13亿人口，越南人口只有区区9,000万。
这并不是说中国薪资的上升将推高美国的物价，而是不再产生拉低美国物价的作用而已。因此，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倾向将更大，生产率可能有微幅下降－－也就是说更像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之前的状况。
出现这种状况的结果就是物价的上涨可能会成为美国经济复苏初期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上个十年中，中国进口商品的低价格因素促使美联储将过低的利率维持了过长时间。而这次，中国因素可能会迫使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的步伐。
G20提出向IMF增资条件
20国集团(G20)财长们对德国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扩大欧元区5000亿欧元纾困基金的规模。他们表示，此举是非欧盟国家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的关键前提。
欧盟一些官员曾希望：欧元区“防火墙”——欧洲稳定机制(ESM)——能扩容至7500亿欧元，同时IMF也能获得各成员国的承诺、将其用来阻止危机蔓延的“火力”扩充至1万亿美元左右。
但本次墨西哥城G20财长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告（欧盟官员已努力使公告的语气变得更加柔和）却清晰地表明，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一些IMF成员国不愿与欧元区同时采取行动。
G20过去在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表现有好有坏，但在上周末的墨西哥城财长会议上，各国倒是就这一点达成了高度一致：除非欧元区加大自救力度，否则别的国家不会向IMF提供更多资金。
与会的非欧元区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内）普遍持这种观点，因此联合公告的拟定过程异乎寻常地顺利。上周六午夜时（对G20的大多数谈判来说，这个时刻只是谈判过程启动的时刻），会议就通过了一份初拟的公告草稿。
但对G20财长们来说，度过一个平静周末（其中多数财长在墨西哥城逗留的时间都不超过24小时）的代价就是别指望会议能取得多大成果。公告草稿表示，G20会在4月份考虑向IMF增资事宜，但增资的前提是看欧元区拿出多少资金来巩固其自身防范金融危机的防火墙。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贸易政策学教授、IMF亚洲区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G20中的非欧盟国家传递的信息很清楚。欧洲必须拿出更多资金、采取更多措施来巩固其自身的防御体系。如果不这么做，别的国家就不会向IMF增资、供其援助欧洲。”
G20在如何增加IMF的资源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果4月初增资事宜得到通过，那么增资很可能会采取向IMF提供双边贷款的形式，而非一般的增加出资额的形式——后者肯定会就配额和投票权问题展开漫长而争执不下的谈判。
其他一系列选择（如创建一个特殊目的工具，供国际社会向欧洲提供支持）都已暂时搁置。
G20两位官员表示，公告草稿提到了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的风险，并鼓励产油国承诺保证充足的石油供应，但未提到伊朗和制裁问题。
然而，几名官员表示，在一些双边会谈中（比如美日展开的会谈），与会者讨论了制裁伊朗的问题，并就如下这一点达成广泛共识：最有可能导致全球油价飙升的事件就是，未能吓阻伊朗研制核武器。
与上次在戛纳召开的G20财长会议比起来，本次墨西哥城会议的气氛更为乐观，因为全球经济数据有所转好。
“在更广泛的全球经济问题上，与会者的情绪要比戛纳会议略显轻松，”G20的一位官员表示，“全球数据向好……欧洲也出现了一定进展。”
参加此次会议的消息人士表示，公告草案称，“2012年增长预期温和，下行风险继续处于高位”。
这种语气较戛纳会议公告改观很大。戛纳会议公告指出，全球复苏趋势愈发疲弱。但几位官员表示，这种情绪可能会让旨在解决欧元区危机的全球协作失去动力。
预计公告将对欧元区在巩固自身防火墙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但会议对欧元区的关注意味着，G20几乎没有时间讨论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期议题，墨西哥已承诺将这类议题作为该国任G20主席国期间的主要讨论目标。
普拉萨德表示：“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紧迫性决定性的将G20的注意力从中长期议题转移到别处，这些中长期议题包括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梅新育：经济越发展，越要完善民族政策
不久前，有学者在《环球时报》刊登“解决民族问题急不得”一文，反对“有些自己不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学者，利用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鼓吹民族问题去政治化、非政治化”。对于这种看法，笔者并不赞同，其他社会科学与民族理论研究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我们理应反省：为何经济发展了，一直和谐的民族关系现在却出现一些不和谐现象，曾经主张的理论和政策存在哪些误区？
对于中国大多数三四十岁的人而言，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几乎对民族问题没多少概念，所以目前还没把这当作一个重大的现实挑战来看。不过，近30年来举世公认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解决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正视现行民族政策和理论的缺陷。
不只一个国家的前车之鉴表明，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可能激化围绕分配问题的争夺，经济增长、甚至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期望都有可能恶化一国之内的民族关系；这种恶化一旦成为现实，经济增长的果实又会反过来为民族斗争各方提供更多的资源，把矛盾冲突闹大。例如尼日尔河三角洲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发刺激了当地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苏丹因开发石油资源而爆发内战，并最终导致国家一分为二；即使富裕如英国，也因为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北海石油开发给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强劲的新动力。可见，我们不应将中国目前的民族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不够发达，而是应基于对事实的判断逐渐完善相应的政策。
在现行民族政策中，最引人争议的莫过于过多过滥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因为这既违背人人平等的理念，又不符合客观的政治经济现实，还造成了一些越来越明显的负面作用。毕竟，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都生活在落后地区，也并不是所有汉族都生活在优越的条件下，即使要为条件较差的国民创造更好的条件以利于其参与竞争，那也应该是实施地区优惠政策，而非民族优惠政策。笔者认为，这项政策并未实现其目标：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那些片面的优惠政策并未激励优惠对象的自我奋斗精神。令人忧虑的是，过多过滥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并未完全起到增进国家认同的效果。
新中国民族政策和理论有历史传承部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西方和苏联学来的。因此，客观认识评价这些国家民族理论和政策实践对我们有重要意义。
正视现实，反思和调整民族理论与政策，并不等于主张马上全盘推倒重来；把这两者画上等号，无异于抹黑。我们应当重视民族问题，但片面宣扬民族问题无小事，任何事情都要上纲上线政治化，只能人为地使小事变大事，无事变有事。我们不指望一夜之间化解矛盾，但我们可以渐进调整政策，“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
变相的英国“合法高利贷”
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起源于那里？首先，是资本家的贪婪。他们的吸金的对象是谁？当然是普通消费者。
过度的借贷如同让英国民众吸上毒品，欲罢不能。雪上加霜似的债务，终有一天，民众入不敷出，操盘者赌盘崩盘，金融危机爆发。
可以说，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行是拿着枪逼着消费者在银行借贷，只要你给出数字，银行就敢贷给你钱。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银行严加控制了贷款。如美国加紧了金融监控，让一些靠放高利贷高日子的公司，蜂拥来到监控比较宽松的英国。他们的利息较之英国本土的高利贷公司更加高，最高可至5000%。
当然，他们的贷款手续和方式更加容易和宽松。有民众表示，只需一个电话，登录网站申请，几分之后，需要的钱就已经到达账户。
英国一“互联网母亲”（Netmums）的调查研究发现，约25%的英国家庭长期通过信用卡借贷，暂且度日，5%的家庭在每个月发工资前需要借合法的高利贷，而更有1%的家庭甚至不得不向地下钱庄的高利贷主借债。针对英国5%的家庭在发工资前需要的合法高利贷贷款，英国的高利贷公司打出了“发工资日贷款”。
而这种方式，更助长了本来穷人穷人的恶性循环的换习惯。穷人本来没有钱，为了生活借高利贷为生，长此以往，结果不言而喻
据一项公司的调查，此项业务的规模在四年里增长了两倍多，已至每年20亿英镑左右。
英国年利率高达5000%合法高利贷，目标人群是穷人。很明显，最终得利者是资本家，受害者是穷人。
诺曼·拉蒙特：欧元区财政联盟难实现 欧元无法长期存在
当我作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英国谈判代表时，我认为单一的货币是脱离实际的。欧洲不是一个最佳的货币区域，因为这里的劳动力缺乏灵活性。单一的利率也并不能适应不同国家的货币环境和房地产市场。我们会丧失汇率调整的可能性，而这却是一个必要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我不相信在没有财政联盟前提下的货币联盟。
德国坚持欧洲央行要以德国央行为模型，并要它以对抗通胀为唯一目标，是可以理解的。德国非常重视“不救助”条款，虽然它在后来首次救助希腊而显得无效了。但在我看来，德国对“不救助”原则的重视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在每一阶段都会做出批评者们视之为“最小可能”的举动来维系单一货币。
批评者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它是否具有足够的资源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过于强调紧缩，就会像希腊一样，最终使情况变得糟糕。意大利总理蒙蒂也提醒可能引起民众强烈反对的危险。但是我们还是要在长期危机的阴影下生活。这个危机存在越久，一个主要的金融机构崩溃的危险也越大。
我很体谅德国对“共同债券”的看法。欧洲债券并不是正确的解决方式，同时欧元区证券市场的集中帮助创造了危机。我也同意欧洲央行不应该成为政府的最后贷款人。人们也怀疑欧洲央行圣诞节前的对商业银行采取的三年期贷款便利措施，导致了后来更多的债券购买。
在绝大多数的货币区，一个政府都只有一个中央银行。而在欧元区，却有17个主权政府，他们都可以无限量地发行债券。欧洲央行不得不把这些债券当作是银行系统的附属品，就好像它们是没有风险的一样，但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神话。
欧元区说是要朝着财政联盟的方向前进。但我不相信我们可以拥有一个照字面意义理解的，有“欧洲财政部”或共同的税收制度的完整的财政联盟。我们可能要接受借贷和支出总额的检查，可能还有一些国家预算的检查。但我不相信这样的压力会非常有效。
尽管我反对欧元，但如果欧元是以一种毫无秩序的方式瓦解的话，这将是一个大灾难。欧元可能会度过眼前的危机，但是之后，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它的地理轮廓。货币联盟在19世纪曾经多次瓦解，最近是在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或是卢布货币区发生。在阿根廷和冰岛也出现了类似货币贬值的现象。资本管制和币值改革的问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人们考虑解散欧洲货币联盟的代价时，并没有与维系它的代价相比较。那些可能落在德国纳税人身上的抵押品和现金需求会严重威胁德国的金融地位。
从长期看来，我相信欧元不可能长久存续。一些欧元国家十分缺乏竞争力。要让它们挤进竞争队伍里需要一个长期的紧缩政策，而这是不能为公众所接受的。英国政府希望欧元能够克服这些难关，因为我们也受到了它们的影响。但是如果欧元最终被舍弃的话，我不认为这会是欧洲的末日。因为，欧元不等同于欧洲，欧洲也不只是欧元。欧洲比欧元大多了。
(系OMFIF顾问委员会成员。许钊颖、蒋碧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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