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是资本主义深不可测的黑洞
【《日本时报》网站2月26日文章】题：现代资本主义的黑洞（系世界银行年刊前总编辑）
国际劳工组织上月对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日益严重的失业现象发出严厉警告。该组织在报告中说：“全世界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在未来10年创造6亿个有价值的岗位。”
这份报告几乎被所有人无视了，除了严肃媒体和英国广播公司。或许这并不令人意外。国际劳工组织如何计算得出这个数字？他们统计了失业人口数量吗？人们如何对6亿这个数字进行统计，更何况是10年后的6亿？这是不是他们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而能想出的最大数字？
该组织又补充了更糟糕的一段话：即使在今天，全世界仍有11亿人没有工作或生活在贫困之中。至于它所说的“世界”必须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且是“有价值的”岗位，这个“世界”指的是什么，主宰这个“世界”的又是谁呢？
对于不严谨的观点挑剔一点没错，尤其是在世界不止一个的情况下。但世界劳工组织在脱离联合国讲话并对清晰的现实危险发出警告时是比较有把握的。
失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深不可测的黑洞。在美国或欧洲，失业会令你的生活天翻地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未来一片空白的发达国家，这一点显而易见。
21世纪的西方更是如此，过去那种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会相互扶持的由家庭组成的社区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迅速发展的混乱不堪的城市，失业在这里已经几乎算的上是灾难。
西班牙去年的失业人口达到530万人，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近一半人没有工作。在整个欧盟，无业者达到2200万人。
那些败落的美国旧工业城市情况更糟糕。亚当•戴维森在最新一期的《大西洋》月刊中讲了一个关于美国棉花种植区的笑话：纺织厂的自动化程度太高了，现在它只需要雇一个人和一条狗。这个人的任务就是喂狗，而狗的任务就是让这个人离机器远点。
在与中国争夺世界最大的制造商这一头衔的战斗中，美国正在败下阵来。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1%下降到如今的 1I%。更令人吃惊的是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崩溃，过去10年中，6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从1960年到2010年，美国的商品生产（包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从38%下降到14%，而服务业则相应地从62%增加到86%。
1960年，员工数量最多的几家美国公司都是制造企业：通用汽车拥有59.52 万名员工；AT&T公司前身贝尔系统公司拥有58.04万名员工；通用电子拥有 26.06万名员工；福特公司拥有26万名员工；美国钢铁公司拥有22.52万名员工。
2010年，美国最大的公司是服务企业。沃尔玛以210万名员工名列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提供临时服务的凯利服务公司，为53.8万人；IBM公司为426751 人；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为40.06万人；麦当劳为40万人；此外还有拥有肯德基、必胜客等品牌的百胜全球餐饮集团。而拥有28.7万名员工的通用电子仅排名第14位。
美国和西方的制造业就业普遍受到自动化和外包的双重打击。这有可能演变为更严重的问题，造成危险的道德和社会影响。如果唯一的就业选择是众所周知工资很低的销售或职员工作，那么富人与穷人间的收入差距还将拉大。
工人们还要多久才会集体奋起反抗那些在他们苦于找不到工作时暴敛钱财的金融天才呢？他们能否认可高收入者是一个与自己不同的群体，他们是在世界范围竞争的全球精英，企业必须用数以亿计的美元去聘请他们，否则就要失败。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在世界80%人口居住的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更加严重。
在孟加拉国的农村或是亚洲其他人口大国和非洲的很多地方，想了解哪些人没有工作或者有哪些就业岗位很难，这些地方很多家庭都没有土地，成年人季节性地出去打工，孩子们都不上学，靠给别人照看牲畜挣点零钱。季节性就业和不充分就业是这里的家庭世世代代都必须面对的难题。
如今，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外国投资慢慢进入，妻子或女孩们可能有机会在新开的美国服装厂工作，当然更有可能是中国或泰国老板开设的工厂。但这种机会也并不稳定，它取决于西方经济的持续增长。
西方就业岗位外包的空间还很大，因为研究表明，富国的简单劳动工资是穷国的10倍。这对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直为失业问题大伤脑筋的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
国际劳工组织说，全世界的劳动者数量比2009年减少了2900万，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失去信心的”劳动者放弃了继续找工作。年轻人受影响尤其严重，该组织称他们的前途将十分“暗淡”。
最糟糕的或许是似乎没有人曾预见失业问题及其影响，更不必说抓住机会进行补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欧元危机搞得焦头烂额，就连世界银行也被卷入其中。世界贸易组织的声音已经无人理会，在该组织内部，不管是美国、德国还是中国、日本，都已各自为营。
萨克斯：世行选行长需摆脱美国狭隘利益
纽约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贫困、资源耗尽和气候变化，要么下一代将面临资源战争、政治动荡和环境崩溃。
世界银行如果能够担当起合适的领导角色，将能在消除这些威胁及其隐含风险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世界银行的187个成员国今春如何选择将于7月卸任的罗伯特·佐利克的新行长，将事关全球重大利益。
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初衷是促进经济发展，如今，基本上所有国家都已成为它的成员。其核心任务是消除世界贫困以及确保环境友好、社会普惠的全球发展。实现这些目标不仅能够改善数十亿人民的生活，还能将因贫困、饥荒和争夺稀缺资源而引发的暴力冲突扼杀于未萌。
美国官员习惯于将世界银行视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商业利益的延伸。世行坐落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与白宫只隔着两个街区，因此美国人一直主导着这个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不少成员国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和数个非洲国家正在发声支持合议领导以及改善世行战略使之适用于所有成员国。
自世行成立至今，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行长人选由美国政府决定。成立至今的11位行长均是美国人，而且没有一位是世行核心责任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也没有一位拥有扶贫或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职业经验。相反，美国总是选择华尔街银行家和政客来担任这一职务，大概是为了保证世行政策能够符合美国商业和政治利益吧。
但这一政策却令美国弄巧成拙，也严重地伤害了全世界。由于世行最高层长期缺乏战略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该行一直没有明确的方向。许多项目与其说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不如说是为了迎合美国公司的利益。世行弄砸了大量的发展项目，解决的全球问题却少之又少。
长久以来，在世行的领导下，许多完全不适合最贫困过家及其中的最贫困人口的美国式概念被强加于他们头上。比如，世行完全没能处理好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大爆发，没能给予疾病暴发、数百万生命危在旦夕的国家足够的帮助。
更糟糕的是，世行主张采取使用者付费和“覆盖成本”的医疗服务，这导致穷国的最贫困人口最需要服务的人群根本无法获得赖以救命的医疗服务。2000年，在德班艾滋病峰会上，我建议成立新的“全球基金”来对抗这些疾病，而我之所以如此建议，正是因为世行的不作为。全球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对抗基金（GlobalFundtoFightAIDS，TB，andMalaria）成立了，并挽救了数百万的生命，光是在非洲，疟疾致死率就至少降低30%。
类似地，世行错失了在非洲、亚洲和拉美贫困农村地区支持自耕小农、普及促进农村综合发展的关键机会。从1985年到2005年的近20年时间里，世行一直拒绝使用已被证明效果良好的定向小地主支持项目以帮助贫困自耕农提高产量、走出贫困。而在最近，世行已增加了其对小农的支持，但距离它所能做到也应该做到的还差得很远。
世行的工作人员是高度职业化的，只要摆脱狭隘的美国利益和视角的束缚，他们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世行具有成为催化决定世界未来的关键领域进步的潜力。其优先项目应该包括农业生产率、为可持续发展动员信息技术、开发低碳能源体系以及促进有教无类式的平等教育（更多地依靠新型通讯手段让数以百万计的原本得不到优质教育的学生获得优质教育来实现）。
世行的行动目前涉及到所有这些领域，但没有在其中任何一个起到实质上的领导作用。尽管其工作人员想到那个优秀，但世行缺乏战略眼光，也不够灵活，无法担起变革代理人的责任。让世行做该做的事需要艰苦的努力，要求其最高层具有专家知识和技能。
最重要的是，世行的新行长应该具有应对发展挑战方面的第一手职业经验。世界不应该甘于现状。地球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复杂的发展挑战，又一位来自华尔街或美国政坛的世行行长将是对地球的重大打击。世行需要一位成就卓著的专业人士，他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必须做好应对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的准备。
杰弗里-萨克斯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地球研究所主任。他还是联合国秘书长千禧年发展目标特别顾问
拉斯·特维德：霍伊特的房地产景气周期
美国房地产循环周期通常为20年，虽然慢，但由于体量巨大，对经济冲击非常严重；从该循环中受益的往往是房地产行业之外的人在对芝加哥地区100多年的土地价值和房屋价格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赫莫·霍伊特发现：
·“房地产循环”现象确实存在。
·这种循环的运行速度很慢。
·尽管速度缓慢，但由于体量巨大，一旦循环向下，对经济的冲击会非常严重。
·房地产循环不一定与原材料及股市同步，而投资者经常在这三个市场交替进出。
·在循环崩溃时买进房地产才能从这个市场获得最大利益；但是，赚到大钱的通常不是专家。
房地产循环的20个阶段
霍伊特不仅研究了100年间的统计数字，也考察同时期的商业、政治与人口事件。最终，他认为房地产循环包含以下20个阶段：
1．租金毛收入开始快速上升。
2．租金净收入升得更快。
3．由于租金飞涨，房屋的销售价格也大幅上扬。
4．建造新屋有利可图。
5．新屋开工数量增加。
6．信贷宽松刺激新屋开建数量增加。
7．“低成本融资”带动新屋建设数量大幅攀升。
8．新屋开建消化闲置土地。
9．在景气繁荣期间，人口预测趋于乐观。
10．原有耕地的新城市愿景：土地分割法。
11．毫无节制的公共设施改善支出。
12．各类房价都涨到最高点。
13．反转走势开始：房屋滞销。
14．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情况开始增加。
15．股票市场崩盘，商业活动普遍陷入萧条。
16．进入损耗的过程。
17．银行房地产贷款的宽松政策180度大改变。
18．陷入停滞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
19．存屋出清。
20．蓄势待发，为下一次繁荣做好准备，不过繁荣并非自然而然地到来。
霍伊特发现，调查的这100多年间，上述循环总共重复了五到六次。
循环速度极慢
霍伊特认为，房地产行业的循环速度非常缓慢，从房地产需求开始回升，到市场开始有所反应，就需要数年的时间。芝加哥地区的土地价格平均每隔30年才会出现一次峰值，房地产循环的波动就是这么慢，而基钦循环的周期通常为4.5年，朱格拉循环周期也不过9年。
然而，在研究任何一段期间的循环时，使用的过滤条件不同，就会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例如，国际清算银行所采用的过滤条件比较精密，结果显示房地产循环的平均持续时间和存货循环类似。不过，由于这种房地产循环的周期较短，因此波动幅度通常也比较小。通过目测方式考察房地产价格的趋势，就可以发现价格波动的差异，在房地产循环周期中，有时候会出现非常微小的波动，但也会出现很大的循环(这种循环的平均延续期间大约维持18年)。此外，房地产市场的循环不仅可能跨越几个持续时间较短的一般性经济循环，期间房价甚至可能完全没有修正。
波动幅度极大
霍伊特认为，虽然房地产循环的波动速度相当缓慢，但波动幅度却非常大。他对房地产循环与总体经济活动(GDP)等其他变量进行了比较，从而验证了上述结论。在他所研究的100多年里，总体经济活动的强度从未超过其趋势线16％以上，而银行信贷业务则从未超过28％，但房地产销售金额却曾经超过其正常值131％，新建筑活动曾经超过趋势线167％，而土地分割量甚至曾超过趋势线达540％。房地产循环向下时，情形也同样非常剧烈：新建筑活动曾低于趋势线达98％以上，土地分割则低于趋势线100％。也就是说，土地分割的活动完全停止。就任何行业而言，这都是非常大的循环波动幅度。
他还发现，房地产活动低于趋势线的情况少则维持在10年以内，最长则曾持续26年。换句话说，这种“存屋出清”流程通常会对经济形成幅度很大、持续时间很长的拖累。此外，虽然房地产市场的“头部”和股市及原材料市场的高点没有明显关联，但在所研究期间，每次的房地产危机都会引起广泛动荡，一个原因是房地产市场规模高达GDP的2-3倍左右，一旦房地产市场受创，必然会对经济造成实质的打击。也有很多其他研究显示，房地产危机与总体金融危机之间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资产配置的替代选择
通过对原材料、房地产价值与股票之间关系的研究，霍伊特发现，这些行业之间往往呈现轮动而非同步走势。他认为一部分原因是战争的缘故，因为战争会推升原材料需求，而士兵的返国则意味着对房地产的需求上升，接下来的经济复苏则创造了对消费品的需求，这对股票市场有利。
抄底的艺术
霍伊特指出，多数投资者、投机客通常都擅长原材料、房地产或股票投资，敢于在危机时进场捡便宜货的人才能赚到最多利润；不过，房地产专家却通常无法赚到这些超额利润，因为他们可能早在下滑阶段就已被深度套牢；因此，即使房价跌到非常便宜，他们也已经没有资金可以继续买入。但是，处于其他产业且拥有大量资金的人有能力在机会来临时，积极承接土地和房地产。他发现，在这100多年间，芝加哥当地最优异的几笔房地产交易是由毛皮交易商约翰·杰柯伯·阿斯特、大盘与零售交易商马歇尔·菲尔德以及从事贸易与旅馆业的波特·帕墨等人所缔造，他们都不是房地产专家，但在房地产危机触底时拥有大量资金。
虽然他可能低估了失业率、财富、流动性与利率的作用，但霍伊特的见解确实非常独特。
评判地产价值的指标
霍伊特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开发商以及商业地产的价值进行评估：
·净运营利润 (NOI)，即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营业收入可能包括租金、停车费、洗衣/自动贩卖费等；营业成本则包括维修、保险、管理成本、水电燃气费及房地产税等(不包括融资成本、资本支出、所得税及贷款的摊销等)。
·资本支出，即进行重建(不是维修)的成本。
·负债支出，即融资(如房贷)的本息。
·净现金流量，即净运营利润减去资本支出加上负债支出。
·资本化比率(CAP)，即将年度运营净利润除以房地产的购入价格所得到的预期回报率(类似股票的市盈率)。
· 负债保障倍数(DCR)，即营业净利除以负债支出成本(支付的本金和利息)。多数放款人希望这个比率至少能介于1.1-1.5，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所有权人才有能力负担债务，也有较充裕的现金流量可以进行房地产的维护。
CAP比率通常应该比长期利率高1％-1.5％。例如，如果一宗房地产的买入价是l000万美元，净现金流量是60万美元，那么其CAP比率就是6％；如果融资成本约为4.5％，那么CAP比率就是合理的，因为投资者将有1.5％的空间用来支付重建与所得税费用。
所有权人自住的住宅型房地产有所不同，因为这种房地产不会创造收入，当然就没有营业净利可言，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家所谓的“保留价值”，即愿意接受的最低卖出价，这个价格必须等于该房地产在扣除管理成本后可以为所有权人创造的价值。如果普通民众对未来前景感到乐观，就会愿意在可融资的范围内尽可能多买房地产。此外，当房屋平均品质上升，或财富增加使收入中用来支付必需品的比重降低时，因可支配收入增加，收入中被用于房地产相关支出的比重就会上升。
预测房地产循环
最有用的房地产市场指标是上一次扩张或崩溃点。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发现，40％的房地产繁荣都以崩盘收场。从繁荣后崩盘的概率来说，房地产显然高于股票，股票崩盘的概率只有16％。在定义住宅用房地产的“繁荣”与“崩盘”方面，主要观察以下三个指标是否偏离长期趋势：
·负担能力，也就是每个月房贷金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房价占员工薪酬的比率。
·房价占GDP的比率。
以商用房地产而言，主要是研究：
·投资回报率和CAP比率与利率的比较。
·租金成本与放贷成本的比率。
本文拉斯·特维德曾任瑞士避险基金Pro Value公司的一般合伙人及基金经理，本刊记者石伟编译
美打压伊朗意在维护美元霸权
西班牙《起义报》近日刊登署名文章，古巴国际问题评论员、哈瓦那大学博士生埃德尔韦托•洛佩斯•布兰奇在文中指出，美国和欧盟在经济制裁上秉持双重标准，对伊朗的包围圈越收越紧，意在清除这个敢对欧美霸权说不的中东国家。
最后的绊脚石
文章说，美国借口伊朗能够制造核武器而加强对其经济和金融制裁，首先是单方面禁止任何国家购买伊朗石油，随后又对伊朗央行和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外国机构进行了制裁。伊朗表示将在欧盟迫于美国压力禁止购买伊朗石油前切断对欧石油输出。伊朗议会决定切断对将在7月1日欧盟石油禁令生效后执行禁令的公司和国家的石油输出。
2001年以来美国先后轰炸和占领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并威胁以相同的手段对付叙利亚和伊朗。控制石油是美国赖以生存的根基，另一个根基是利用为其债务提供资金的石油美元维系世界原油贸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在纽约曼哈顿的住所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军应当占领7个以上的中东国家，并且即将完成任务，真正能打破平衡的伊朗是最后一块绊脚石，现在是以色列全力以赴攻击阿拉伯人的时候了。顺利的话，中东一半领土都将是以色列的。他的言论令美国的意图昭然若揭。
确保美元霸权
美国希望利用国际货币战争控制中东和近东的石油，然后让其主要盟友、该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看管这些石油，并最终确保其对石油美元的霸权。自从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便使美元成为外汇储备货币，其价值有大量黄金储备作为保障。
美国总统尼克松令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同意用美元为石油付款，尼克松还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并且大量发行美元。此后，所有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一致同意只用美元收款，同时原油进口国必须用美元来储备贸易利润，以便购买石油。同时，波斯湾的产油国在美国财政部的迫使下将其利润兑成美元，这使其公共开支显著增加。此举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目前美国外债超过14万亿美元，所以为了维持巨大进口额，每天都需要来自中国、阿拉伯国家、日本和韩国的数亿美元资金。
文章指出，美国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导致美元贬值、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庞大开支、生产率降低和失业率升高等诸多问题致使很多国际大银行和国家寻求其他货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
制造人类灾难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遭到美国轰炸的伊拉克和利比亚，以及美国威胁推翻其政府的叙利亚和伊朗都曾推动不使用美元结算，早在几年前叙利亚就开始把大部分外汇储备兑成欧元。
2000年末，欧盟数个成员国说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中使用欧元结算。很多专家认为，该举措使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身上，在美国率领北约将其推翻之前的几个月，他曾提出不用美元或欧元进行商品贸易，而在国际贸易中使用金第纳尔，并建立一个拥有共同经济空间的唯一的非洲国家。对此，法国总统萨科齐称利比亚威胁到人类的金融稳定。
伊朗则走得更远：批准建立一个使用欧元结算的石油市场。伊朗在波斯湾的基什岛注册了一家石油交易所，使用欧元买卖石油，并且成为继纽约、伦敦、新加坡和东京之后的第五大石油市场。在美国和欧盟决定石油禁运和金融封锁之前，伊朗的两个主要原油购买国——中国和印度曾表示将用人民币、卢比或黄金购买石油。
可以肯定的是，战争游戏越玩越危险。这并不是因为伊朗可能发展核武器，而是伊朗（和叙利亚一样）给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夺取霸权制造了障碍。美国希望维持为其债务提供资金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作为主要贸易货币的统治地位。文章称，战争一触即发，而且一旦爆发就将成为全人类的灾难。
赵武阳：欧洲统一体梦想六十年
近日，欧盟各国财长齐聚布鲁塞尔，最终达成了对希腊债务危机的第二轮救助方案。由于该方案同时要求希腊通过严苛的紧缩政策达到减债的目标，因此能否扭转危机恶化的局面、维护欧洲统一体的梦想，尚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两年前率先掉入债务泥淖的希腊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2011年四季度GDP缩水7%，25岁及以下的年轻人过半失业，社会极不稳定，罢工成为常态，自杀率急剧上升，更为严重的是，民众对十余年前加入欧盟的认知产生动摇，脱离欧元区的动向愈演愈烈。
一些希腊经济学家认为，希腊加入欧元区似入无边苦海，活生生沦为德国等先进国家增长的祭祀品，而今唯有脱离欧元区、夺回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通过贬值刺激出口，才能挽失业狂澜于既倒，扶经济大厦之将倾。
而这种思潮，又被德法等先期援助过希腊的欧盟国家视为忘恩负义，他们认为近两年来各国已为希腊付出了重大代价，现在唯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度时艰。在此内交外困的复杂局面下，希腊债务危机的任何发展，都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
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看来，显然希腊民众在觉醒：如果只有财政政策而无相应货币政策制定权，政府将无法自如地调控经济。这也是克鲁格曼等学者很早之前就指出了的。
而从外人看来，正如祁斌最近在一篇演讲中提到的：“（希腊）生产力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就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事实上，除了“进入共产主义”的憧憬之外，欧洲国家还有对“回到原始社会”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深深恐惧。这种恐惧作为欧洲国家对于过去几百年战乱尤其是二战的共同记忆，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重要推手。
在当前对欧盟理想愈演愈烈的怀疑思潮中，知识界已经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也开始采取行动捍卫这一理想。
哈贝马斯，欧洲当今公认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在2011年6月联合18位著名学者发表了一封致政治家的公开信，对欧盟政治的现状和由此造成的长期隐患深感忧虑。他们担心，在身处欧债泥淖的危难关头，政治领袖的决策受短期民意和党派利益的牵绊，无法从欧洲文明传承的高度来思考问题，欧盟的扩张、一体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有可能发生逆转，知识阶层在战后痛定思痛后追求的欧盟理想可能与当下岌岌可危的希腊经济一道坠入泥淖，“回到过去，回到那个相互竞争、彼此猜疑的民族国家的欧洲”。
对于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的是《三国演义》的卷首语“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当代欧洲知识分子如此惧怕“相互竞争、彼此猜疑的民族国家的欧洲”可能有些不解。事实上，如果对欧洲历史多一些了解，则很难不认同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忧虑。
当今欧盟人口与面积均相当于小半个中国，但与中国仰仗始皇帝“车同轨、书同文”所创立的大一统格局不同，欧洲国家在历史上虽各有渊源，但希腊思想、罗马法制、基督教文明以及后世王国间长期的通婚和领土混战，导致其文化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
然而，从来没有一个强大的王朝能长时期驯服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并建立和维持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
站在二战满目疮痍的废墟上，欧洲思想家终于开始了“灵魂深处的革命”，并认为唯有通过彼此合作共赢，才能避免猜忌、恶性竞争以及你死我活的战争。因此，从1952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欧洲统一体的理想迄今已经践行了一个甲子的春秋。
而今，站在欧债泥淖之上，一体化的理想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协强扶弱、同舟共济进一步推进欧洲政治的一体化，毕其功于一役解决成员国“蹩脚”的经济主权问题？还是认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重新回到群雄并起逐鹿欧罗巴的时代？进退维谷的欧盟理想，考验着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长期独领风骚的欧洲人民的智慧。
系复旦大学会计学博士生、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
日本的经济情报战略揭秘
也许你不相信，当今美国成长最快行业之一，竟是经济情报行业。
新出版的《间谍对抗战》一书强调，“白”间谍和“黑”间谍不再为东方或西方政府服务，而是为环球经济中相互角逐的大公司服务。电脑网络成了他们较量的主要战场。各公司竞相利用新的方法挖掘具有竞争力的情报，其中大部分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一家公司花钱雇人窃取秘密情报或闯入竞争对手的电脑系统时，这种刺探情报的活动就超过合法的范围。
尽管这是高度保密的领域，但根据美国工业安全协会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1996年有大约1300家公司发生了1100多起非法工业情报刺探事件。而4年前，只有246家公司发生589次类似事件。被窃取信息的潜在商业价值，可能高达3000亿美元。
这种趋势导致一种行业的兴起，所谓的“信息经纪人”及其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专门从事刺探商业情报活动的组织。
与此同时，随着资讯科技的发展，技术情报比以往更容易获取。个人电脑和区域网络的出现，意味着企业公司原来锁在保险柜中的重要知识产权现在被储存在磁碟上。公司为了提高效率或竞争力，有时反使自己的商业秘密更易被窃取。而大量削减人员、使用临时工和外购电脑管理系统等重要功能设备的相应增多，将彻底摧毁员工的忠诚观念。比如说，一名临时工窃取了匹兹堡玻璃板工业公司玻璃纤维制造的技术情报，企图在联邦调查局密探逮捕他之前，把它卖给别的玻璃纤维公司。
这也说明了，情报战已远远超越了高科技的范围。其实，有些获取情报的手段是完全合法的。根据《盖尔数据库目录》，公司的情报人员可以进入1.23万个数据库。由于这些数据库中有一半可以通过联机进行存取，所以，外人可通过搜索当地报纸、进出口记录、政府文件和其它信息来源，获得竞争对手的详尽资料。
情报人员可以在贸易展览会上以咨询员或人才招聘者的身份出现，向所猎取的对象套取信息或雇用他们，免费套取口风。尽管这些方法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却完全合法。1996年通过的《经济间谍法》，使得联邦调查局更多参与协助企业公司抵御情报人员、主要是来自国外的攻击。虽然联邦调查局关心的还是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情报，但也开始同企业界加强合作，把商业情报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日本的经济情报战略揭秘
日本的经济情报活动在世界上是有名的，西方经济界人士对日本的经济情报活动一是惧怕，二是心服。人们知道，日本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经走到贫困落后的地步。然而4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却成了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它不仅具有世界第一流的钢铁、汽车、造船、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而且还在半导体——电子工业、计算机、光纤维通信等所谓“未来产业”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日本的国际贸易抢走了美国在国外的大部分市场，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压倒了英、法等许多发达国家而仅次于美国。西方许多人士把日本的发展称之为“奇迹”。“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日本的经济情报工作对其经济振兴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
美国人马文•吉•沃尔夫在其《日本的阴谋》一书中写道：“日本在国际上运用剽窃、仿造、贿赂、背约、倾销以及严格限制进口等一系列方法，终于从一个战败国、少资源的国家，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是由于日本人很好地利用了情报的结果。“日本是一个社会情报意识很强的国家，从政府官员到普通老百姓，都十分清楚本国的地理条件和资源贫乏的情况;他们视情报为生命，在搜集和传递情报方面简直是不遗余力。
遍布全球的情报网络
在日本，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都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去国外设立许多经济情报机构。现在，日本的经济情报网络几乎遍及全球。早在1958年4月，日本通过国会立法，颁布了38条章程，正式组建了专门从事以海外为重点的经济情报机构——日本贸易振兴会。当年，贸易振兴会的全年预算是6.3亿日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他们配备职员230人，设立海外机构21个。到80年代末期，日本贸易振兴会已经在62个国家和地区的82个城市里，拥有一个工作人员达600多人和许多先进的情报通讯设备的、巨大的海外情报网。与此同时，他们还建立了以东京本部为核心，遍及全国各府县，垂直管理的国内情报网。在大阪设立了第二本部，在全国29个县都设有地方分部，即地方经济情报中心，均系该会直属机构。东京本部统一管理各地方机构的经费，统一规定各分部的业务分工，东京本部与各地分部实行纵向和横向的情报交流，使国内情报网络和海外情报网络互相贯通、浑然一体，大大提高了情报活动的社会效能。
日本的九大综合商社(贸易公司)——三菱、三井、住友、丸红、伊藤忠、日商岩井、富士、第一劝银、三和等，都分别在国外设立了各种名目的办事机构，这些机构有的是以情报活动为主，有的虽然是负责经销商品，但也都有情报活动的任务。这九大商社在国外的机构共有690多个，遍及世界129个大城市，拥有两万多名工作人员，他们用各种先进的通讯设备与国内保持紧密的联系。仅三井物产公司的“三井全球通讯网”专线就长达40万公里，由人造卫星把77个国家和地区的185个分支机构联结起来;每天从世界各地发回日本的电讯达3万份之多。三菱商社在128个国家建立了142个分支机构，雇员达3700多人，其情报中心每天接到世界各地发回的电报四万份，电话六万多次，邮件三万多件。日本的这些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相当高，他们传递情报的速度十分惊人。有关统计表明：大约5～60秒钟即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行情，1～3分钟即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品种、规格的资料，3～5分钟即可查出国内外一万多个重点公司的各年度生产情况，5～10分钟即可查出各国政府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国会记录，5分钟即可利用数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画出国内外经济变化带来影响的曲线图。
对各国情况了如指掌
日本在世界各地搜集情报的热情之高、工作的细致深入，实在令人吃惊。日本贸易振兴会的各个驻外网点，不包括当地雇员，每处平均只有3～4人，有的只有1～2人，他们担负着情报收集、咨询、调研、贸易联系、搞展览会、进行国际交流和国内联系等等工作，差不多都能完成得很好。这些工作人员通晓当地语言，熟悉国内外业务，精通情报技能;别人搞不到的东西，他们能搞到;别人想不到的事，他们能想到。该会海外调查部部长木村，曾在秘鲁常驻三年，那里的情报资料很缺乏，他利用当地商人、银行等渠道，精心搜集并研究了秘鲁的债务问题，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使全场目瞪口呆。
几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出现一个新的经济、政治以至军事动向，或是在生产技术方面有某种新的发展，很快就会有日本人来进行了解和研究。当澳大利亚发现储量丰富的铝钒土矿之后，日本的三井公司立刻派人和澳大利亚联系，并毫不嫡疑地在那里建立了“三井铝钒土公司”。当津巴布韦于1980年3月宣布独立，时隔不久，一个由日本贸易界组成的44人代表团就来访了这个国家。位于美国旧金山西南约50公里的硅谷，是世界上著名的以半导体产业为主的高科技开发区，在70年代鼎盛时期，那里聚集了8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这当然也成了日本研究人员“走访”的重要地区，他们在那里弄走了许多高技术方面的机密材料，使得美国人大为恼火1978年2月出版的美国《幸福》杂志曾经刊登基居•比林斯基的一篇报告写道：“日本间谍正在用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肆无忌惮地搜集情报，他们渴望买回新式工具和仪器的样品，他们到这里来搜寻关于产量、劳动生产率和未来规划的资料。他们在国内一般要历时一年，通过耗费巨大的研究和开拓才能发现的东西，在‘硅谷’往往只消一次谈话就到手了”。
日本情报机构对中东石油状况的了解更是十分关切。在1978年伊朗发生石油工人总罢工和霍梅尼上台的事件以前，东京早就得到情报说来自伊朗的石油供应可能出现危机。1978年12月，伊朗宣布停止石油出口，引起世界石油市场的恐慌，而日本已经早做了防范，采取措施增加了从其他国家进口石油。这一点可以从日本石油进口数字的变化，明显看出他们根据情报行事的情况：1974年，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中有39%来自伊朗;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为20%;到1979年，日本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只占从中东进口石油总量的9%。
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对中国市场情况的了解也是颇下功夫的。有一次，一个中国考察团到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去考察，他们同松下公司中国室的人员座谈。有一个人问：“你们上海一度电的价格是多少?”考察团一成员回答说：“大概每度电2角1分。”松下公司中国室的室长马上纠正说：“你讲得不对，上海每度电的电价是2角4分。”接着他又一口气报出了沈阳、天津、武汉、南京、广州等七八个城市的电价。考察团的人听了后大为惊讶。事实上，松下公司的工作人员经常研究分析来自中国的市场情报，对中国市场上电器产品的需要量、产品的销售渠道、价格水平，以及中国电器产品的产量有多少，上海产多少，北京产多少等，对这些情况，他们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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