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制度危机

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制度危机

    

    2011年以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越演越烈。美国标准普尔评级公司给美国的长期国债降级，欧元区一些成员的债务频频受到市场的质疑，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的国债利息率不断上升，也遭到美国评级公司的降级。但与此同时，美欧日等国的大型跨国企业却没受什么影响，它们不缺流动现金，危机中甚至收益颇丰。西方国家的政府财政与大型跨国公司的财务间为何会出现这种强烈的反差呢？其实，这一切都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由西方国家政府推动的全球化给西方的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这可能是那些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所始料不及的。

    一、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这场经济全球化经历了几个阶段，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1．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放松管制，让市场更多地起调节经济的作用。解除金融管制是整个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新自由主义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于企业家对经济自由的要求，反对政府对市场的任何管制，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被神圣化，而信奉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西方国家政府开始清除那些市场上的种种行政或政治障碍，以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提供方便，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西方经济学也呈现一边倒现象。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统治了经济学界，它们将金融业地位的攀升及其高利润的回报归结为4项政策：（1）持续的解除经济管制；（2）依赖于负债的兼并、收购及杠杆收购；（3）投机的经济效用；（4）衍生工具对市场的有益促进作用。华尔街开始录用大量的数学、物理、化学专业的毕业生，用大量的数学模型来处理金融专业人员都看不太懂的金融衍生产品，美其名日这些模型可以成为金融衍生产品可靠的基本风险管理工具。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及欧洲的股票市场由大量的并购、重组及杠杆收购活动所推动，市场行情不断上升，吸引越来越多的私人投资者加入进来。
    同时，政府也开始减少企业税赋，鼓励投资，鼓励金融创新，等等。这场由政府发动的运动，很快会变成由大型跨国企业推动的一场运动。
    2．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变发展战略，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经济全球化。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的发展学说也认为发展中国家要真正走上经济发展之路，必须打破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垄断，改造发展中国家一直为工业化国家提供廉价原材料的模式。于是，“进口替代”成为大多数后发国家的发展战略。具体地说，政府出面扶植一些国有领头企业，生产进口急需的制成品，逐步摆脱对工业化国家制成品的依赖。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欧美国家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进口替代战略也不再受到鼓励。相反，西方国家不断批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认为这种战略需要政府用高关税扶植“幼稚产业”，而这又造成了“寻租”等腐败行为，最终浪费了公共财政的开支，养活了一批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与此同时，欧美国家还说服发展中国家采用引进外国企业，鼓励出口的增长模式。亚洲的“四小龙”就被认为是以出口带动增长，实现产业升级并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典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加入了国际劳动分工的新格局。中国参与国际市场，导致了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3．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鼓吹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全面推行私有化。这些措施后来被总结为“华盛顿共识”。金融自由化造成资本流动加快，亚洲及拉美许多国家因为开放市场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但它们无法控制资本的使用，外来资本制造出一起又一起泡沫。随着泡沫的破裂，亚洲及拉美国家在90年代先后陷入了金融危机。为了给这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救援贷款，代表美欧国家利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许多条件，要求这些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把一些国家资产私有化，卖给美欧企业。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原东方集团的国家采取了“休克疗法”，将大批国有企业私有化，引进西方资本，更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4．美欧等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不断提高利率，结果银行业收益明显提高。这引起了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并推动美元升值。当时的总统里根非常欢迎这种趋势，并在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将成为“全球资本投资的乐园”。但这一切都伴随着对制造业的严重打击，制造业日益凋敝。美元升值，美国企业到其他地方投资就会占便宜，美国企业便把一部分生产转移到亚洲国家，企业外包（即把生产部分包给其他企业，自己只负责最后组装或销售）成为大趋势。
    直到1985年里根政府不得不与西欧及日本商量对策，最后在纽约的广场饭店达成了“广场协议”，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广场协议后，美元长期贬值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通货与美元挂钩也间接受益。日元升值造成日本制造业的衰退，日本制造业转而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并扩大海外投资，东南亚一些国家吸收了日本企业的投资，亚洲经济增长世界瞩目。
    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使西方国家企业利润大增；金融自由化使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筹资更加容易，降低了融资成本，企业扩张更快。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成为最大的赢家。

    二、表面繁荣掩盖下的劳动收益下降

    随着美国企业生产的转移，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分配差距拉大。而美国政府的政策又放大了这种差距。
    1．美国劳工谈判的能力下降。美国企业向发达国家转移生产，使发达国家国内的劳资谈判向资方严重倾斜。当劳工方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时，资方总是会拿出转移生产相威胁。劳工方失去了谈判的筹码后，美国劳动力平均工资多年停滞。
    事实上，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国工资，普通美国人的工资收入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并没有提高，有些行业反而有所退步。到2000年12月，美国企业中小时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仍没有超过1968年9月的工资水平，比1979年的最高点低5％。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在1989－1995年间也有少许下降。直到1998年，其收入水平才刚刚比1989年的收入水平高4％，比1979年的收入水平高8％。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财富分配更令人咂舌。从1990－1992年间，占总人口20％的上层人群占财产净值总额的百分比从59.6％上升到62.9％，而80％底层人口所占的比例则相应下降。1999年，美国的贫困率水平仍高于1979年的水平。
    2．美国政府的政策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政府依照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提供的理由，从政策上不断给富人减税。根据这种理论，减税后富人会更倾向于消费和投资，会刺激生产，创造就业，最终政府也能从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的税收。
    然而，为了保持一定程度的预算平衡，从里根政府起，美国不断削减社会福利项目，以减少政府赤字。当社会出现抗议浪潮时，里根政府又不惜动用军队来代替工人，以打击和瓦解工会。结果，随着制造业的萎缩，工会势力不断下降，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剧上升。
    在制造业投资越来越难以获利时，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资本开始大量转向服务业。服务业没有工会组织，容易得到资本的青睐，因此非制造部门迅速扩张。批发和零售商业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有活力的部门。美国新闻界的解释是，这两个部门由于大量使用了电脑、互联网等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美国新闻报道不太提的是，这两个行业的劳动成本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在极低的水平。1993年，一线生产工人和非管理工人的实际工资（不包括津贴）仍然比1973年的战后最高水平低17％。在这个起点上，1993－1999年，批发和零售商业部门凭借投资的高增长率达到了税率增长的顶峰，并相应提高了利润率水平（批发商业利润率提高了50％，零售商业则提高了33％）。
    3．美国的货币政策促使金融泡沫不断腾起又破裂。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价格低廉，压低了通货膨胀率。美欧等国家的央行下调利率，进一步刺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消费增长，繁荣掩盖了不断增长的债务。金融市场的繁荣表现为一波一波的泡沫出现与破裂。
    美国的税法规定，对资本收益的征税率要低于对股息红利的征税率，而且它允许公司完全注销利息支付。美国公司充分利用了法律上的这种规定。从1994年到1998年，非金融公司回购股票的年价值翻了3倍；从1997年到2000年，非金融公司回购股票的年价值总额达到了2202亿、2995亿、2613亿和2464亿美元。公司购买股票的做法符合公司高管们的利益，因为随着股价的上涨，他们所持有的企业优先股也跟着增值；技术公司里的一些高级雇员们也很高兴，因为他们也分得了一些优先股。
    由于美联储提供了宽松的信用供给环境，非金融公司的金融活动滋生蔓延。这些公司不仅回购自己的股票，还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不断增值的股票增加了企业的账面资产，反过来又扩大了企业的贷款能力。这样金融泡沫便拥有了自我膨胀的力量。
    当金融泡沫腾起时，各种投资机构纷纷允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人们往往就忽视了投资的风险。而且，投资机构弄出的投资组合又那么复杂，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就在这种“非理性的狂热”中，隐藏了各种金融欺诈。危机爆发后，美国揭露出了各种金融欺诈案，赫赫有名的就有纳斯达克股市前总裁麦道夫及斯坦福的巨额诈骗案。
    当股市面值不断上涨时，美国政府从股市上得到的税收也不断增长，以至于1998年，克林顿政府甚至实现了政府预算的盈余。但与此同时，私营经济部门的赤字——代表家庭和公司使用贷款来支付消费的程度－－的增加幅度却要更大些。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私营部门的收支盈余一直占GDP的5％左右，但到2000年，该部门的收支状况发生了逆转，赤字占了GDP的6qo，也就是说，10年内，该部门的消费借贷上升了11个百分点。可以说，从那时起，美国经济增长对私人负债规模的依赖不断扩大。
    当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裂后，美国一度陷入了衰退。但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数次猛降利率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再度腾起。银行开始给那些没有购买力的人也贷款，让他们买房。这些保险系数不高的贷款被称为“次级贷款”，因为风险高而被银行打包当作金融资产卖到市场上去。格林斯潘当时非常推崇“次贷”，把它称为重要的金融创新。

    三、政策失灵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表面看似乎很繁荣，但美国社会的严重分配不均给这种繁荣埋下了垮台的种子。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美国就面临着政策失灵与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双重危机。
    1．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银行与金融机构把盈利的宝押在了私人债务不断增长上，用各种方法让个人借钱消费，再把个人债务打成包，让各种债务掺在一起，最后再通过市场卖给其他机构。这种债务交易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债务市场上的主要交易，并被戴上了“金融创新”的桂冠。
    银行的创新就是扩大债务，它们的债务花样翻新，相对于它们拥有的可支配现金来说不断增加。控股公司的创新就是想出办法来增发更多的债券和优先股，用收回来的现金再去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企业兼并潮更是典型的金融创新。当有些企业收益不好、股票卖不动时，金融公司就把它们包装成高风险、高回报的垃圾债券，放风说有些大公司要收购它们。投资者们闻风而动，赌的就是这些企业未来会被人以更高的价格买走。
    然而，2006年至2007年，当美联储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时，那些借了次级抵押贷款购买房屋的人就一下子落人了债务陷阱。当美联储提高基础利率后，这些次贷的利率迅速上升，许多收入不高的购房者当然就还不起贷款了。违约——收回抵押品，这种房产在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换手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随即房地产这种抵押品价值大幅缩水。银行与其他信贷机构的坏账叠出，这些公司的股票又大幅下降，公司的流动性短缺，但在市场上再也借不到可以周转的资金了。于是，惜贷导致了全面的经济衰退。
    2．政府的债务危机引发了政治与经济危机。金融机构的大量坏账需要政府出面弥补，一方面美国财政部拿出了几千亿美元救急；另一方面美联储出面，用定量宽松的说法，增发上万亿美元的新货币，把银行系统中的坏账置换到了政府手中。这一切救了美国的银行，但却使政府的负担节节攀升。同时，这种作法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反弹。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所获得的80%的金融资产收益，以及几乎全部的“私人收支赤字”，都发生在最富有的阶层内部，而且主要是金融业人士。因此，当危机爆发后，美国舆论指责金融界的声音很大。然而，靠政府的救济，金融界不但没受什么损失，有些机构还乘机发了财。于是，美国政府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质疑。从2011年9月中旬以来，“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运动从纽约扩大到华盛顿，再扩大到其他城市，充分表现出美国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共和、民主两党政治开始走极端化路线，遇到政府提案时，议会坚决反对。政府决策的效率下降，两党政治僵持不下，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前景因政治因素而显得遥遥无期。
    3．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财政负担会越来越重，债务便成了定时炸弹。美国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投资率没多少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公共开支对维持经济增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政府却要被迫大幅削减开支，未来美国经济不会快速恢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现在讨论美国经济是否符合经济学定义上的衰退（即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已经没有意义，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一种高失业、低增长困境，而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和债务不断增长却会成为常态。
    4．虽然削减政府开支也涉及军事开支的减少，但削减最多的属社会福利开支。这满足了一些右翼共和党人的要求，但却使社会不公平更加明显。奥巴马政府虽然提出要恢复对富人征税，但能不能在国会通过仍是个悬念。另外，2011年奥巴马政府与国会达成的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是以未来穷人享受的社会福利会下降，特别是老年人的养老金及福利会缩减为前提的。在危机中削减社会福利会加剧民众的社会不公感，会引发社会动荡，英国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在美国重演，这会引起经济的损失、投资的下降及经济的衰退。
    5．统计证明，社会中最大的消费群体其实不是富人，而是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在金融危机中已经受到重大挫伤，而未来如果他们的社会福利一再降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会进一步下降。美国经济的动力主要来自消费，如果未来消费持续疲软，美国经济则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如果经济缓慢恢复，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美国政府财政收入能力再持续下降，剩下的只有扩大债务来维持政府运行。但在已经非常大的债务基础上继续扩大债务，这种做法会越来越遭到外国投资者的怀疑。
    6．美联储搞了两次量化宽松政策，但第二次的效果要明显弱于第一次，而且从美国投资的情况来看，大量增加流动性并未促使投资大增。这不由得使人想到英国经济学凯恩斯当年的假设，即流动性陷阱的道理。由于名义利率不可能为负，因此当利率已经降到最低时，刺激经济的功能就没有了。由于流动性偏好，人们在衰退时仍然喜欢握住现金，不会马上投资，所以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时，货币政策是失效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流动性陷阱应该有新的解释。那就是，当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不好时，这些国家中央银行释放出的大量流动性没有流向本国的投资市场，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并不看好本国市场。统计证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并没有随着货币政策的放松而扩大，而是流向了新兴市场，加重了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压力。

    四、全球化发展的前途坎坷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财富的重新分配，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它们获得的利润最大，而大企业的高管们更是受益匪浅。但是，企业在向海外扩张的同时，美欧等国内却出现了产业空洞化，“非工业化”等趋势，就业形势严峻。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美欧等国政府调控主权债务的能力下降，未来社会与政治危机可能会迭加。
    1．美欧跨国企业的利润和经营日益与本国经济脱钩。美欧虽然陷入了债务危机，经济复苏前景暗淡，但美欧的大型跨国企业日子却不难过。事实上，从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企业的利润增长得很快。2011年第1季度，美国企业总体年化净利润为1.45万亿美元，成为历史上利润最高的一个季度。2010年时，企业净利润已经从2008年的历史低点1.05万亿美元增加到1.41万亿，涨幅为34.29％。
    其实，美国企业的收益这么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的投资。以美国对华投资为例，2008年，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33％，远高于它们在其他市场的投资。欧洲一些企业的利润增长也来自新兴市场，特别是来自中国。像大众奥迪公司的利润1／3来自中国市场，超过德国本土市场五成。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欧企业的海外赢利均超过了国内。以美国为例，2007年，美国企业海外赢利8840亿美元，超过了国内赢利的7140亿美元。到2008年，美国企业海外赢利9563亿，国内赢利5320亿美元，海外赢利已是国内赢利的1.8倍。从1999年至2008年，美国企业海外赢利的年增长速度为18％，2008年美国企业海外赢利9563亿，相比1999年的1819亿增长了5倍多。
    美欧等国大型跨国企业的投资与利润都发生在海外，由于产地的原因，税收也向海外政府倾斜。这就造成了本国资本市场与本国经济进一步脱钩。股市反映的是企业的经营业绩，业绩好的企业股票价格就上扬。如果上扬的企业股票占多，市场气氛就会造成股票整体上扬。但美欧企业的业绩主要来自海外，所以当美欧本身经济不景气时，企业的业绩没有太受影响，所以美欧股市的表现要好于美欧整体经济层面的表现。
    2．缺少国际合作的意愿，美欧国家滥发钞票似成主流，通货膨胀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与社会动荡会成为美欧国家下一阶段的主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20国集团曾协调政策，防止经济衰退。但面对未来的债务危机，G20在协调各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可能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许多国家都意识到，因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某种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在对付危机的过程中可以把部分负担转嫁到其他债权国头上。因此，它们希望美国能负起责任，执行更加负责的货币政策。但美国却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失衡，而为了恢复平衡，新兴经济体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特别是贸易顺差大国中国，不仅应该让人民币加快升值，而且应该扩大进口。其实，从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扩大的进口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回升的重要引擎。但中国不可能像美国希望的那样去处理人民币的汇率及资本市场的开放节奏，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迅速达成意见一致。
    欧洲大陆国家呼吁要对跨境的金融活动征税，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很久以前提出的一种假设，认为它可能会遏制短期金融投机行为，但不会影响长期投资。但美英等国根本不会同意，因为国际金融活动是它们经济的主要成分，也是利润与税收的主要来源。如果实行“托宾税”吓跑了国际投资者，伦敦和纽约这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会是最大的受害者。
    如果未来世界主要经济体间达不成国际合作，世界各大经济体很有可能各自为政。美国有可能通过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来解决债务问题，第三轮量化宽松似乎呼之欲出。其实，历史上各国政府都曾借助于通货膨胀来解决主权债务问题，特别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货币拥有国很容易借此来摆脱债务困境。英国如此，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也靠此法解决相对西欧及日本积累的大量债务。当西欧国家抱怨美元贬值给它们带来的问题时，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康纳利却回答了一句历史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问题”。因此，未来美国会大印钞票，借此来摆脱债务困境肯定是趋势。欧元区一些成员国的债务受到金融投机的压力很大，加大了它们违约的几率。于是市场上这些债券的收益率不断攀升，加大了这些经济体的筹资成本，经济衰退迫在眉睫。为了缓解压力，欧洲央行开始购买问题国家债券。虽然市场在欧洲央行的干预下暂时稳定，但这种行为与美联储的行为一样，也属“印钞票”的行为。
    日元的升值压力巨大，日本政府已经表示要采取一切手段来防止日元进一步升值。看来，仅通过财政部出售日元来压低日元汇率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日本央行也会通过“印钞票”来压低日元汇率。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果都采取印钞票的方法来度日，全球经济某种程度上重现上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低增长就显得可能性大增。在这种背景下，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意识形态的缺失（民主加市场逻辑的破产）；各国中反对政府的力量在上升，但反对派中分歧巨大，形不成未来世界的主流。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率、低效的政治体制、燥动不安的社会群体，这些现象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3．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迅速，但也面临许多挑战。要防止落入陷阱，必须在未来的发展中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继续提高经济的整体能力。随着工资成本的上涨和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中国经济要保持吸引力，必须提高各部门的配合能力，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只要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就可以保持它的竞争力。（2）趁美欧等发达国家还在口头上坚持自由贸易及投资自由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继续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我们应鼓励大型跨国公司把更多的研发项目也转移到中国进行，进一步扩大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同时也加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力。（3）要保持稳步改革金融体系，逐步开放资本市场，绝不能让国际投机资本随意进出中国市场。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要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为了“国际化”而放弃屏蔽投机资本的防火墙。（4）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意防范投资国的政治风险和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风险，还要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创造自己的品牌，尽量扩大利润链条上的增值部分。
    全球化的发展使发达国家陷入了两难选择：不支持就无法受益于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的势头；但进一步参与会使穷政府富企业的格局更难改变。中国受益于全球化，但要避免新的陷阱，比如因过多投资发达国家主权债务而被拖累，既丢失了货币主权又损失了财富。只要中国坚持并完善自己的制度，不盲目追随，中国经济势必在危机后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9期，摘自2011年第12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