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破旧立新下的中国风险和对策

　　

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的中国风险和对策　　

　　

　　

世界经济格局正处在破旧立新的历史阶段，所谓破旧立新，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必然走向破灭，代之而起的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必将诞生。　　

什么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一言以蔽之，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在控制了世界生产要素市场主导权、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主导权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权的前提下把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从西方国家转出到中国等昔日自然经济国家、地区形成的中国等昔日自然经济国家、地区充当世界工业制成品的主要生产者、西方通过进口中国等昔日自然经济国家、地区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成为世界工业制成品主要消费者的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等昔日自然经济国家、地区由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承接了从西方转出的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而被称为所谓的世界后起工业国家、地区。　　

什么是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依旧图谋控制世界生产要素市场主导权、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主导权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权的背景下，西方在包括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在内的工业生产环节全面取得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的均势或优势、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丧失工业制成品主要生产者地位的世界经济格局。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开始走向破灭，然而，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开始走向破灭到世界经济新格局最终确立是一个至少不短于十年的曲折漫长的过程，这个曲折漫长的过程构成的世界经济格局的破旧立新历史阶段包括四个不同的阶段：即试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快速修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的速胜论阶段；金融危机蔓延深化阶段；西方从其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中稳住阵角并逐步走向工业生产环节复兴和中国等昔日自然经济国家从深陷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这一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向经济发展方式创新的阶段；世界经济新格局最终确立阶段。　　

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西方把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转给中国等昔日自然经济国家、地区造成西方的产业链在工业生产环节存在严重的弱化乃至缺失。正是西方的产业链在工业生产环节存在的严重弱化乃至缺失从根本上导致了以巨额负债、高位失业率和资金链断裂为主要内容的西方金融危机。　　

当前的世界正在进入金融危机蔓延深化的艰难阶段，西方远未从其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中稳住阵角，因此还谈不上西方真正地走向工业生产环节的复兴，尽管美国已经率先表现出了复兴美国制造业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动向。当前的中国仍然深陷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这一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中找不到创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正确道路，尽管当前的中国表达了创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强烈愿望并做出了一些创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探索。　　

通过工业生产领域、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推动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在更高的起点上回流西方世界，同时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掌控的世界生产要素市场主导权、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主导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权打压世界后起工业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世界后起工业国产业链的升级能力是未来西方在包括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在内的工业生产环节全面赢得对世界后起工业国均势或优势的必由之路。　　

失去工业生产环节竞争优势和世界工业制成品主要生产者地位的中国如何找到能够支撑国家、人民和民族生存、发展的经济发展新道路？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要远远大于西方复兴其工业生产环节的难度。　　

　　

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前世今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是在一个迅速地走向覆盖全球的世界市场中形成的。　　

世界市场根源于十五到十七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海上新航路的广泛开辟，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壮大，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制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崩溃使世界市场迅速地覆盖了全球。　　

世界市场上的国家盈利模式问题即一个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从世界市场上获利是世界市场的核心问题。　　

从世界大航海时代到二次世界大战，一种极其野蛮的国家盈利模式出现在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种极其野蛮的国家盈利模式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和赤裸裸的枪炮优势居高凌下地把世界自然经济国家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的原料基地、商品倾销市场并大量地使用战争手段直截了当地抢劫、勒索世界自然经济国家的黄金白银。数百年间，这些遍布全球的自然经济国家的大量自然资源以极其廉价或无偿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这些遍布全球的自然经济国家的大量黄金白银在杀气腾腾的枪炮声中带着斑斑血迹一船一船地运进西方资本主义各国。　　

这种极其野蛮的国家盈利模式以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盈利模式为代表并主导了从世界大航海时代到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极其野蛮的国家盈利模式可以被称为英国式盈利模式，这种极其野蛮的国家盈利模式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可以被称为英国式盈利模式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　　

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起云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终于以民族革命的强大力量冲跨了奴役自然经济国家数百年的英国式盈利模式，西方世界不得不寻找新的国家盈利模式来取代难以为继的极其野蛮的英国式盈利模式，伴随着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虚拟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英国式盈利模式逐步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演变成了一种新的西方世界的国家盈利模式，这种新的西方世界的国家盈利模式就是：西方世界在牢牢地掌控了世界生产要素市场主导权、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主导权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权的基础上把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从西方世界转移到所谓的后起工业国，并通过世界生产要素市场主导权、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主导权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权主宰世界经济的利润分配。　　

这种新的西方世界的国家盈利模式以这一时期形成的美国盈利模式为代表并主导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新的西方世界的国家盈利模式可以被称为美国式盈利模式，这种新的西方世界的国家盈利模式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可以被称为美国式盈利模式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美国式盈利模式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下的西方经济发展方式，即在享有世界经济产业链高端地位的前提下把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转出给世界经济产业链低端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　　

世界生产要素市场主导权、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主导权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权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世界财富分配权。西方所享有的世界经济产业链的高端地位来自西方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垄断。　　

和英国式盈利模式相比，美国式盈利模式把对世界市场的赤裸裸的暴力控制变成了以暴力为后盾，以强大的经济、政治渗透和虚拟经济体系为常规手段的看似温情脉脉的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把不惜用赤裸裸的暴力抢劫、勒索作为世界硬通货的黄金、白银变成了用无法和黄金持久挂钩的美元纸钞作为国际结算货币，把昔日英国人不惜用重炮和毒品打开的工业制成品倾销地——当年的世界自然经济国家变成了为西方廉价生产工业制成品的世界工业生产车间。　　

西方世界的国家盈利模式在形式上的变得斯文掩盖不了西方世界的国家盈利模式在本质上的一贯贪婪，然而，问题的另一面，世界自然经济国家却正是在西方世界贪婪依旧的美国式盈利模式主导下以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方式启动了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看似后发突进实则前景坎坷的进程，世界自然经济国家由此第一次在世界市场中获得了自己的国家盈利模式——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盈利模式，所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盈利模式就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控制了世界生产要素市场主导权、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主导权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权的前提下通过从事世界工业的生产环节参与世界经济的资源交换和利润分配。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盈利模式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就是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　　

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盈利模式受控于掌握了世界财富分配权的美国式盈利模式。美国式盈利模式所牢牢掌握的世界生产要素市场主导权、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主导权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权支配着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盈利模式的成本、售价和技术更新、产品行销乃至资本配置、资本定价。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盈利模式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盈利模式为代表，可以被称为中国式盈利模式。　　

美国式盈利模式及其表现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盈利模式及其表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把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转给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昔日自然经济国家、地区即所谓的世界后起工业国家、地区，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必然要以进口中国等所谓后起工业国的工业制成品的方式来消费工业制成品。　　

中国工业制成品的成本分两类，一类是凝结在成本中的用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货币从国际市场买入的原料和劳务，另一类是凝结在成本中的中国人的劳动消耗和从中国本土采掘的原料，前一类成本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上通过中国的国际采购和国际销售最终可以实现中西方物流的大致平衡和中西方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货币进出的大致平衡，但后一类成本却难以避免中西方的物流失衡和中西方的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货币进出失衡。　　

一九七八年以来，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源源不断地用支付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货币的办法使中国人的劳动消耗和中国本土采掘的原料流入西方支撑西方的高消费和高福利，但中国用西方支付的这些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货币从西方买到的东西却十分有限，由此形成的中西方物流失衡和中西方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货币进出失衡在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集中地表现为贸易逆差、美元短缺、巨额负债和工业制成品过剩，在中国集中地表现为贸易顺差、美元过剩、人民币过剩和工业制成品生产能力过剩。　　

中国想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付的这些美元等国际结算货币买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科技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世界自然资源市场的股权，但西方的高科技和西方主导下的世界自然资源市场的股权是现代世界生产要素的重要支柱，美国等西方国家决不会用出卖世界生产要素控制权的办法来平衡中西方的物流失衡和国际结算货币进出失衡。中国三十多年来越积越多最后累积成天文数字般巨大的外汇储备充分证明中国能够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买到的东西极其有限。西方不但限制高科技卖给中国而且对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同样心存芥蒂。　　

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买入凝结在工业制成品中的中国人的劳动消耗和中国本土采掘的原料支付的美元等国际结算货币从何而来？由于中国输入美国的包括中国劳动和中国原料在内的物流远大于美国输入中国的物流，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必然要用从世界经济中分割到的利润来购买凝结在工业制成品中的中国人的劳动消耗和中国本土采掘的原料，然而，在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所谓后起工业国输入工业制成品给西方构成世界贸易主要内容、西方能卖给后起工业国的东西极其有限的前提下，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利润分割得再多，也不可能多过凝结在工业制成品中的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所谓后起工业国本土的劳动消耗成本和本土的原料成本。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分割的利润不足以支付凝结在工业制成品中的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后起工业国本土的劳动消耗成本和本土的原料成本，但是，三十多年来，中国货却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等西方国家，这里头有何奥妙？奥妙就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负债买入中国货，奥妙就在于美联储通过赤裸裸地印刷美元让美国买入中国货。　　

美国式盈利模式虽然主宰了世界贸易的利润分配，但却由于在转出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给所谓的后起工业国的同时无法在对外贸易中实现西方和所谓的后起工业国之间的物流平衡而累积起巨大的债务和高位失业率。谁拥有世界财富分配权谁就可以主宰世界贸易的利润分配，然而，世界贸易的利润分配和世界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的物流平衡、国际结算货币收支平衡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可以在每一单生意中都狠赚贸易对手国一大笔并不等于在很少向贸易对手国出口但却大量从贸易对手国进口的情况下有足够的美元等国际结算货币支付进口货款，天文数字般巨大的西方负债和美联储的大肆开机印钞由此应运而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历史证明：在西方世界和所谓的世界后起工业国之间的贸易中，没有贸易双方的物流平衡就没有贸易双方的国际结算货币进出平衡，即使其中的一方主宰了双方贸易的利润分配也改变不了物流失衡引发的国际结算货币进出失衡。　　

用世界生产要素市场主导权、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主导权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权三位一体构成的世界财富分配权分配世界财富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这个巨大的漏洞就是没有世界财富分配权的一方和世界财富分配权垄断者的资源交换严重不对等，就是用这样的世界财富分配权分配世界财富必然导致这样的世界财富分配权的垄断者走向借助滥发国际结算货币和大量透支国际结算货币负债的方式把他人生产的工业制成品的主要部分分配给自己。　　

西方和世界后起工业国之间的贸易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下的物流失衡、国际结算货币进出失衡决定了美国式盈利模下转出了以中、低端工业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的西方不可能持续地以负债、发钞的形式来消费世界后起工业国的劳动消耗和原材料，决定了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盈利模式下从事以中、低端工业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的世界后起工业国不可能通过持续地向西方出口本国的劳动消耗和原材料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由美国式盈利模式及其表现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盈利模式及其表现的经济发展方式构成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由此变得不可持续和必然走向破灭。　　

　　

二、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的中国风险　　

在二00八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世界市场上，有三个突出的贸易现象十分引人注目，一个是中国的制造业产能继续大幅增长，另一个是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世界的负债继续大幅增长，还有一个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大幅增长。这三个大幅增长集中到一点，就是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世界用大幅增长的负债和美联储印钞来购买中国大幅增长的制造业产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　　

二00八年以来，中国沿海制造业西进中国内陆的热潮已经使大大小小的制造业工厂遍布中国内陆从县城到省城的各种城市，有的制造业工厂甚至开到了偏僻的乡镇和村庄，制造业在中国内陆的蓬勃发展大大地激发了内陆各省的城市化热情，制造业不仅成为了中国就业的主渠道而且还成为城市化和城市化旗帜下的房地产、基础建设的发动机，时至今日，制造业毫无疑问地充当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顶梁柱，然而，这条顶梁柱的地基却是美联储的印钞机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债务在二00八年后的以更大幅度的持续增长。　　

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盈利模式实质上就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即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用一句中国人人能懂的口语来说，这个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贴上中国人自己的自然资源给洋人打工的经济发展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暴露了洋人假阔佬的真面目，这个假阔佬的真面目就是西方用负债和美联储印钞的方式消费亿万中国人贴上中国自然资源打工制造的工业制成品、就是西方用借钱和印美钞进口的中国工业制成品来支撑西方各国的高福利、高消费。　　

（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走向破灭下的中国风险集中地表现为债台高筑的西方世界的负债消费工业制成品严重地威胁着立足在其上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生存安全、发展前景。　　

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把家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放大为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斯大林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因为它使中国经济五千年来第一次面向世界寻求资源、资本和技术，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通向现代经济的大门并取得了斯大林主义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不是永恒的，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进步意义的终结、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毁灭性破坏作用的开端。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世界经济形势深刻地表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千疮百孔具有无法修补的必然性，谁也没有力量把世界经济重新拉回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落后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极少生产工业制成品的发达国家以负债进口的方式消费工业制成品却双方相安无事的局面。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中国社会陷入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无法修补造成的严峻险境，这个严峻险境就是：债台高筑的西方世界的负债消费工业制成品是中国制造业的生存基础，中国制造业是中国城镇化及其拉动的房地产、基础建设的生存基础，从债台高筑的西方世界的负债消费工业制成品到中国制造业再到中国城镇化及其拉动的房地产、基础建设构成的中国经济环境是中国政治的经济基础。这个严峻的险境看起来就好比是一座三层楼房，它的第一层是制造业、第二层是城镇化及其拉动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第三层是政治，然而支撑这座三层楼房的地基却是债台高筑的西方世界的负债消费工业制成品。　　

以债台高筑的西方世界的负债消费工业制成品为生存基础的中国制造业的畸形繁荣引发了中国的城市化错觉，尤其在中国内地，政界和学术界的许多人都产生了一个极度危险的错觉，这个极度危险的错觉就是：认为中国制造业大规模西进造就的中国内地制造业的欣欣向荣景象表明中国内地已经出现了千载难逢的拉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快速增长的城市化机遇。　　

把中国内地城市化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以债台高筑的西方世界的负债消费工业制成品为生存基础的中国制造业的畸形繁荣上的做法极度危险，这种极度危险险在何处？险在把千千万万失去土地的进城农民、数以亿计整天为三餐饭奔波不息的城市劳工的基本生存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乃至中华民族的未来寄托在美联储的印钞机和西方的负债消费工业制成品上。　　

美联储滥印的货币通过西方世界的政府、企业、国民负债融资的方式进入国际贸易领域和世界资本市场。　　

二00八年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借来的货币、西方印钞机滥印的货币通过贸易渠道、投资渠道以及其它灰色渠道进入中国并给未来中国埋下了在通胀和通缩之间不断恶性轮回的巨大隐患，这个巨大的隐患一旦成为现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必将被西方洗劫一空。　　

从负债累累的西方世界的负债消费工业制成品到西方从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中稳住阵角后走向工业生产环节复兴，这中间必然会出现中国对西方的巨大债权遭到西方以各种手法进行的残酷洗劫，奉行实用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世界决不愿意背负沉重的巨债展开工业生产环节的复兴进程。　　

美联储的大肆印钞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债务在二00八年后的以更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以及西方以各种手法残酷洗劫包括中国债权在内的中国财富，所有这一切，都是债台高筑的西方世界负债消费工业制成品的必然产物。　　

债台高筑的西方世界的负债消费工业制成品注定不可持续，这种不可持续对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顶梁柱的中国制造业的釜底抽薪必将会以大地震的方式冲击着立足在西方负债消费工业制成品之上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生存安全、发展前景。　　

（二）、世界经济走向新格局下的中国风险集中地表现为：　　

1、西方从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中稳住阵角后走向工业生产环节复兴严重地威胁着立足在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这一经济发展方式之上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生存安全、发展前景。　　

许许多多中国人都对西方要摆脱金融危机就必然要在包括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在内的工业生产环节全面取得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的均势或优势感到难以置信，世界经济新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中国最可怕风险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这种 “难以置信”。　　

美国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两年有余、欧洲的金融危机正在深入地爆发中，在西方如何千方百计在包括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在内的工业生产环节全面取得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的均势或优势方面，欧洲还无暇顾及，美国必然走在前面，所以，现在要窥探一下世界经济新格局形成过程中西方如何在包括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在内的工业生产环节全面取得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的均势或优势，还只有盯住美国才能看出端倪。　　

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美国风险有三个，其中两个是表面风险，即天文数字般巨大的债务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另一个是内在的根本风险，即处在世界经济产业链高端的美国无法单凭其所谓的高端产品和世界经济产业链的高端地位来实现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的贸易顺差。　　

所谓的美国战胜美国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美国成功化解债务问题和失业问题，并找到既可以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的高端地位又能够实现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贸易顺差的办法。　　

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的心里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心理定势，这个由来已久的心理定势就是：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是世界中、低端工业品的天然生产者和出口者，美国人既不屑于从事世界中、低端工业品的生产更不具备生产世界中、低端工业品的成本优势。这个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心理定势是中国人大错特错的心理错觉，在美国人一直无法用其所谓的高端产品和世界经济产业链的高端地位赢得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贸易顺差的历史事实下，一方面在巩固美国的高端产品优势竞争力和世界经济产业链高端地位的同时继续打压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在高端制造业上和产业链升级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在包括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在内的工业生产环节全面取得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的均势或优势是实用主义的美国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二00八年以来，讲求实际的美国人已经开始一方面大声呼唤美国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另一方面切切实实地用压迫人民币升值或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政策配合中国因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国市场的巨量人民币消灭中国制造业在生产成本上的竞争优势，美国人的这些举动显露出了未来西方务求在包括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在内的工业生产环节全面取得对世界后起工业国均势或优势的坚定意志和必由之路，这个未来西方的坚定意志和必由之路就是：通过工业生产领域、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推动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在更高的起点上回流西方世界，同时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掌控的世界生产要素市场主导权、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主导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权打压世界后起工业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世界后起工业国产业链的升级能力。　　

中美两国在化解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影响上的能力严重不对称，比如由于中国大量廉价工业制成品的输入美国，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美国物价上涨的推动力要比对中国物价上涨的推动力小得多，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压迫人民币升值一样都具有消灭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相对提升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不同的只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前者需要支付一点成本并且需要在重债缠身的情况下付得起这点成本，后者则是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受控于美国自己的美国新增进口成本可以通过美国出口的扩大加倍地赚回来。中国原来一直引以为自信的成本优势随着原材料成本、劳动力生活成本和人民币汇率的上升、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的巨量人民币源源不断地注入国内市场、随着西方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进一步技术突破和管理创新必将变得荡然无存。　　

华尔街在世界虚拟经济方面遥遥领先的技术手段和经验积累可以使华尔街的大亨们借助资本和货币在全球的流动来洗劫世界后起工业国的财富，但却无法使美国人在世界工业生产环节被转移到中国等后起工业国的前提下可以不通过美元负债和美联储印钞的方式来消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人不可能凭借华尔街在世界虚拟经济方面遥遥领先的技术手段和经验积累来消除美国的金融危机及其根源，这也就是2008年以后华尔街迅速恢复了赚大钱的能力但美国金融危机却没有多少改观的原因。　　

没有包括中、低端制造业在内的美国制造业在生产成本上取得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制造业的均势或优势，仅仅拥有所谓高端产品和世界经济产业链高端地位的美国就不可能实现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的贸易顺差，没有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的贸易顺差，仅仅拥有所谓高端产品和世界经济产业链高端地位的美国既难以面对国内的就业压力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在美国的重演，这就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面对的世界市场和美国国内市场。　　

一旦西方的包括中、低端制造业在内的整个制造业在生产成本上取得了对中国等世界后起工业国制造业的均势或优势，世界贸易的形势必将发生逆转，西方将不仅能给自己生产出足够的工业制成品而且还能对外出口品质优良、价格有竞争力的工业制成品，西方的债务问题、就业问题乃至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由此将逐步地得到根治，失去工业生产环节竞争优势和世界工业制成品主要生产者地位的中国如果找不到能够支撑国家、人民和民族生存、发展的经济发展新方式，必将由此陷入内忧外患和经久不息的社会动荡，立足在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这一经济发展方式之上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生存安全、发展前景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2、由于错误的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导致中国经济旧病未了又添新病从而进一步恶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许多理论家都把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走向经济发展新方式的问题局限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从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下的西方经济发展方式，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实质上仍然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下来思考和判断中国如何走向经济展新方式的问题，然而，事实的本来面目却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不可持续、必然走向破灭，在中国如何走向经济发展新方式的问题上，中国人首先要考虑的恰恰是中国如何摆脱已经迫在眉睫的由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必然走向破灭酿成的极其严峻的中国风险。　　

这些理论家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理解成为一条倒置的抛物线，中国的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居于这条倒置的抛物线的最低端，西方的在享有世界经济产业链高端地位的前提下把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转出给世界经济产业链低端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居于这条倒置的抛物线的最高端，于是乎，中国的出路就顺理成章地在于从这条倒置的抛物线的最低端走向这条倒置的抛物线的最高端，这种自以为比常人高明几万倍的论调恰恰比不上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都具备的一个常识，这个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都具备的一个常识就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已成覆巢之势下，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固然短命，在享有世界经济产业链高端地位的前提下把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转出给世界经济产业链低端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同样命在旦夕，此情此景，所谓的从其最低端爬向其最高端的理论和实践还有意义吗？　　

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到今天，西方转出其工业生产环节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先是朝鲜战争后转给在从殖民地险境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觉醒得最早的日本，然后是转给亚洲四小龙，再后是转给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巨大中国。世界工业生产环节在半个世纪里经历了连续三次从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的大转移后，环顾有限的地球空间，还有哪些落后国家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承接从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巨大中国转出的以中、低端工业的生产环节为主的工业生产环节？即使这些落后国家具备了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进行这个承接，那么又有谁能够对抗得了由美国式盈利模式及其表现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盈利模式及其表现的经济发展方式构成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必然走向破灭的大势所趋？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制成品进口者西方和世界上原本廉价劳动力最多的工业制成品生产者、出口者中国都无法对抗这种世界经济格局必然走向破灭的大势所趋， 难道在二十一世纪的地球上还能找到比西方更强大的工业制成品进口者和比美国金融危机前的中国更富有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制成品生产者、出口者来维系这种世界经济格局不要走向破灭？　　

世界经济的未来大趋势是出现世界工业生产环节第四次从发达国家转向落后国家还是西方世界不得不选择重新振兴其包括中、低端工业生产环节在内的工业生产环节？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因这个问题涉及到未来中国经济能否选择出正确的发展方向，涉及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能否找到正确的道路。　　

 世界经济的未来大趋势决不是出现世界工业生产环节第四次从发达国家转向落后国家而是西方世界不得不选择重新振兴其包括中、低端工业生产环节在内的工业生产环节。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即将一去不复返，这个即将一去不复返的世界经济旧格局留给发达国家的是由于极少从事工业生产环节却享有高消费、高福利造成的天文数字般巨大的负债和唯有重振工业生产才能化解困境的必然选择，这个即将一去不复返的世界经济旧格局留给中国的是既不要幻想可以继续活在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中也不要幻想可以走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下的西方经济发展方式。　　

辩证法告诉人们，事物的发展是新秩序代替旧秩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不是要做必然走向破灭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强者而是要做未来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强者。　　

在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执迷不悟地要做经济旧格局中的强者，其必然的结局只能是成为经济旧格局的殉葬品而付出沉重代价，个人如此，国家也然。这样的殉葬品很可悲但却并非没有，远的不说，近的如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有的穷了几代的农民把辛苦积攒下的钱甚至借来的钱用来购买从来没有如此便宜过的被大量抛售的田产，结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这些经济旧格局的殉葬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沉重代价。　　

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搞成追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下的西方经济发展方式是错误的，坚持这样的错误追求必然导致中国经济旧病未了又添新病从而进一步恶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三）、世界经济破旧立新下的中国风险的客观存在不是一个党派政治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民族问题和一个极其严峻的民生问题。　　

这个极其严峻的民族问题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摆脱只有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给洋人打工才能生存的尴尬处境和危急局面，这个极其严峻的民生问题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如何才能够摆脱只有仰仗美国人的印钞机和西方世界的负债消费才能生存的尴尬处境和危急局面。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其政治观点如何、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每一种政治力量，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无论其代表了中国的哪一个阶层，都必须面对这个极其严峻的客观存在的民族问题和这个极其严峻的客观存在的民生问题。　　

在世界走向西方重振其工业生产环节、中国等后起工业国必然丧失工业生产环节竞争优势和工业制成品主要生产者地位的世界经济新格局的过程中，中国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新方式才能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必然破灭的险境中走向民富国强的现代化新境界？　　

　　

三、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的中国对策　　

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的中国对策集中地表现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思维和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取代源自西方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城市中心论和1978年以来一以贯之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　　

（一） 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人自己的经　　

济现代化战略思维和经济发展方式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美国人当年为了攻破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化了很多心思来琢磨和击打日本的虚拟经济体系，但是现在，时易势移，美国人打定主意要直截了当地集中火力摧毁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础——中国制造业，这种釜底抽薪的极其老辣的博弈手法源于美国人心里十分清楚：现在中国的虚拟经济体系依然是受到国家行政权力强力保护的并非美国人头脑中的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虚拟经济体系，尽管美国人迄今仍在千方百计地让中国开放资本和货币在中、西方之间的自由流动，攻击这样一个依然受到国家行政权力强力保护的虚拟经济体系要比攻击当年日本的虚拟经济体系麻烦多、风险大，弄不好还会偷鸡不着反丢一把米，但是，现在中国的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制造业的抗风险能力却远远不如当年的日本，这种远远不如既表现在技术品质上的巨大差距也表现在世界生产要素市场和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上的发言权的巨大差异。　　

中国经济现代化战略思维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图强的紧迫性集中地表现为美国人的刺刀已经开始指向中国经济的咽喉，这个咽喉就是严重缺乏抗风险能力却已经被弄成中国经济大厦墙基的中国制造业。　　

在美国人的刺刀已经开始指向中国经济的咽喉时，中国人应当猛然醒悟：继续沿着西方经济现代化的旧思路来推进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已经没有出路。　　

什么是西方经济现代化的旧思路？这个旧思路就是：以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城市化发展，以城市化发展拉动乡村的现代化发展进而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这个旧思路用简略的方式来概括，就是：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城市中心论。　　

    这个旧思路是西方理论家对西方工业革命中走过的经济现代化实践道路的理论总结，是西方人认定的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而被许多向西方学习的东方人认定为同样是东方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个旧思路体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就是已经从沿海推广到全国各省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1978年以来一以贯之的而且已经从沿海推广到全国各省的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源自西方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的具体表现。　　

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用简略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城市中心论的经济发展方式。　　

这个已经从沿海推广到全国各省的经济发展方式体现在中国经济的实践中就是：为了制造业的扩张而不断圈地盖工厂，为了制造业的出口而不断加深对美国等西方世界负债消费中国工业制成品的依赖，为了制造业的生产而不断助推美元计价的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为了制造业的出口收汇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下的资本流入而不断推高国内的外汇储备和国内的人民币流通量，为了制造业推动的城市化而不断圈占农村土地搞大拆大建。　　

这个已经从沿海推广到全国各省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美国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毁灭性破坏作用集中地表现为：不断加深的对美国等西方世界负债消费中国工业制成品的依赖使中、西方贸易问题日趋政治化并埋下了引发中、西方严重冲突的导火索；在圈地拆迁、大拆大建中不断推进的城市野蛮蚕食农村埋下了中国自身走向社会分裂的种子；国外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因出口收汇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下的资本流入而不断释放的巨量人民币使不堪重负的企业和老百姓怨声载道。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经济现代化的旧思路及其体现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把中西方引向对立冲突、必然把中国社会推向对立冲突的极度危险的经济现代化思路、极度危险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必然性来自西方经济现代化的旧思路及其体现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二十一世纪世界的不合时宜，这种必然性决不是来自所谓的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或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正如中国革命时代，源自苏俄的以城市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必然把中国共产党引向巨大灾难，这种巨大灾难的必然性来自以城市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社会的背离国情，这种巨大灾难的必然性决不是来自所谓的革命转型阶段或中共夺取政权阶段‘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西方经济现代化的旧思路及其体现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决不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神圣思路和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神圣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革命时代，照搬苏俄的革命道路行不通，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时代，照搬西方经济现代化的旧思路及其体现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样行不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永远正确而在于有勇气在实践中检验错误的东西、有能力在实践中创造出正确的东西。　　

上个世纪末中国的沿海开放地区通过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转型，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继续用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推进中国内陆诸省份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却已是此路不通。　　

    中国由此必须要有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人自己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思维和经济发展方式。  　　

什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人自己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思维？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人自己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思维集中地表现为：以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发展；以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发展拉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用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撬动中国的产业链重组和市场创新、撬动在中国产业链重组、市场创新基础上的中国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从而实现中国公正地分享世界财富分配权，从而最终实现中国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以真正强有力的步伐走向世界。　　

这个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人自己的经济战略思维用简略的方式来概括，就是：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农村中心论。　　

这个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人自己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思维所体现的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以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为基础的农村包围城市、中国走向世界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农村中心论的经济发展方式。　　

只有采取以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为基础的农村包围城市、中国走向世界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必然破灭的险境中走向民富国强的现代化新境界。　　

           （二）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 　　

中国现代化是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农民社会里的一代又一代农民的现代化，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问题是一八四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民的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是艰难起步于鸦片战争的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革命正是在变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一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创新的推动下以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战胜了中国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所无法战胜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自一九七八年起的三十年改革开放正是在变斯大林主义的人民公社土地制度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创新的推动下以釜底抽薪的巨大力量挣脱了沉重束缚中国社会主义并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拖入灭亡的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制。　　

在二十一世纪中、西方经济的残酷博弈中，要化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走向破灭下的中国风险并实现中华民族的新一轮现代化大发展，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放弃出自西方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城市中心论，就必须用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创造出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1、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创新的首要问题　　

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创新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农民地权和资本的关系问题。　　

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创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回答也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的回答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答。　　

土地制度的创新，必然不是回到斯大林主义的土地制度或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也必然不是停留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举步不前，否则，就无法称之为创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无论是中国革命时代的变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还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变斯大林主义的人民公社土地制度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不是任何形式的搬用外来的资本主义土地制度，也不是任何形式的搬用外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土地制度，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伟大创造。　　

中国革命所追求的农民土地所有制是一种不允许、不容忍土地兼并的以地权均等为宗旨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这种不允许、不容忍土地兼并的以地权均等为宗旨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允许农民地权被兼并的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封建主义土地制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个本质的区别正是中国革命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伟大创造。蒋介石南京政权拒绝这个伟大创造，顽固地坚持允许农民土地被兼并的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和封建主义土地制度，结果却是八百万军队连同美国大老板撑腰也保不住政权，共产党忠实地实践这个伟大的创造，结果却是靠农民的大刀、梭标、鸟铳艰难起步的共产党武装也能够一步步壮大并最终发展到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消灭掉美国大老板撑腰下的蒋介石南京政权的八百万现代化军队。　　

改革开放之初所实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收益权农户所有的社会主义土地制度，这样的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和一切地权收归公有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个本质的区别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伟大创造。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制拒绝这个伟大创造，顽固地坚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土地制度，结果却是摧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制把中国社会主义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力革命性已经走到了尽头，只有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桎梏下的严重缺乏现代财富创造力的中国农村地权发展成为具有高度的现代财富创造力的中国农村地权并使农民永久地、公正地享有这种具有高度的现代财富创造力的中国农村地权，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代化才不会从根本上失去发展的动力。　　

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创新对中国农民地权和资本的关系问题的回答集中地表现为：中国农民地权和资本的关系既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农民地权彻底排斥资本的关系，也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把现代资本排斥在农村土地经营之外的关系，更不是资本主义的允许资本兼并农民地权的关系，而是在国家政权扶持下的农民地权与资本互不兼并、合作共赢的关系。　　

艰难起步于鸦片战争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辩证统一，这个辩证统一就是辩证地统一于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中国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与时俱进地创造出最能够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必然是在农民土地所有制前提下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形式的现代化创新。　　

                            2、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规律　　

辩证法所主张的创新从来就不是割断事物发展历史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创新而是遵从事物自身发展规律的创新，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走过的波澜起伏的曲折道路中蕴含着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个发展规律就是：农民地权主要由农民土地所有权、农民土地使用权、农民土地经营权、农民土地收益权构成，农民土地所有权、农民土地使用权、农民土地经营权、农民土地收益权唯有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适当分离才能产生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的巨大力量。　　

农民地权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形成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产物。　　

中国革命实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从新民主主义形式到人民公社形式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集中于农户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集中于人民公社再到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在农民集体和农户之间实现分离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人民公社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对新民主主义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新民主主义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收益权均归农户所有的允许土地买卖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收益权均归农户所有的禁止土地买卖的农民土地所有制，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这种混为一谈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巨大进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既否定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又充分释放农民人身自由和创造力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形式，1978年到2008年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稳定、经济飞速发展的奥秘就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形式既避免了新民主主义农民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重新回到中国革命时代的地权两极分化又进一步释放了新民主主义农民土地所有制形式下农民的人身自由和创造力。　　

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全部集中于农户和全部集中于农民集体都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反动，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唯有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适当分离才能产生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的巨大力量。这个关系构成了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发展规律的内容。　　

3、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集　　

中地表现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　　

中国农民地权和资本在国家政权扶持下互不兼并、合作共赢的关系以及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集中地表现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就是在农民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相分离基础上的农民土地经营权和农民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的形式。　　

农民地权的资本化既不是农户的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更不是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的资本化，农民地权的资本化是而且只能是农户的土地经营权的资本化。　　

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下，农民土地经营权的资本化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农户用其种植业土地、养殖业土地的土地经营权投资形成代表其土地收益权的地权资本，另一种是农户用其种植业土地、养殖业土地、宅基地以外的土地的土地经营权出租形成代表其土地收益权的收租权，还有一种是在宅基地以外的农村土地的经营权的资本化实践获得成功的前提下给农民宅基地赋予经营权与收益权导致的农民宅基地经营权的资本化形式。　　

当种植业土地和养殖业土地采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时：　　

流动的是农户用土地经营权投资特定农业经济体。　　

流不动的是农民集体手里的土地所有权、农户手里的土地使用权和农户手里的通过其土地经营权投资形成的代表其土地收益权的地权资本。　　

其中的特定农业经济体是农户用土地经营权投资入股形成的农户地权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农户地权资本以外的一切资本，下同）合资构成的专门从事粮食种植业、副食种植业、经济林木种植业、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农业经济体，这种特定的农业经济体可以被称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内在的专门经营农村种植业土地、养殖业土地并专门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特定农业经济体。　　

当种植业土地、养殖业土地、宅基地以外的农村土地采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时：　　

流动的是农户把土地经营权出租给承租人，租金和租期由出租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和承租土地经营权的承租人按平等协商的原则自行确定，承租人可以把承租到的土地经营权用于何种用途由政府在所辖行政区域内的产业规划中事先确定。　　

流不动的是农民集体手里的土地所有权、农户手里的土地使用权和农户手里的通过其土地经营权出租形成的代表其土地收益权的收租权。　　

（1）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内在的专门经营农村种植业　　

土地、养殖业土地并专门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特定农业经济体　　

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内在的专门经营农村种植业土地、养殖业土地并专门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特定农业经济体中：　　

一块钱社会资本、一块钱农户地权资本和投入到生产经营中的一块钱债务资金所产生的盈亏是相同的，社会资本享有投入到生产经营中的债务资金产生的全部盈利、承担投入到生产经营中的债务资金产生的全部亏损并承担全部负债的还本付息责任，农户的地权资本既不参与任何债务资金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的分配也不承担任何债务资金的还本付息责任，农户的地权资本本应承担的亏损份额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农户地权资本亏损补偿基金承担，农户的地权资本应分享的利润份额由地权股股东享有（即将土地经营权投资到这种农业经济体的农户，下同）。　　

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农户地权资本亏损补偿基金承担这种农业经济体中的农户地权资本本应承担的亏损份额，这个做法听起来十分荒唐，但在细细回味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发展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者现代化立场、细细揣摩现代社会的商业规律之后，这个听起来十分荒唐的做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却十分地清晰：　　

中国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小土地权益人的土地权益稳定的历史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者现代化立场决定了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离开土地必须是带着以可持续的土地资本分红权、收租权和稳定的社会保障权为核心的土地权益离开土地，农户的地权资本不因负债或亏损而丧失是确保农户土地资本分红权、收租权可持续和确保农户社会保障权稳定的根本前提；从现代社会的商业规律来看，负有稳住全国大局之责的中央政府实质上是以地权资本亏损补偿基金作为投资撬动巨大的社会资本投入到中国巨大乡村的现代化开发中，国家只对这种农业经济体和从这种农业经济体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利润分红收入免征一切税费，中央政府由此从中国巨大乡村的现代化开发及其推动的中国社会的新一轮现代化大发展中获取的税收等收入以及创造的社会效益必将大大地超过中央政府投入的农户地权资本亏损补偿基金。　　

国家按这种农业经济体的采购发票金额的一定比例支付补贴款给这种农业经济体，而且国家只对农村中的这种农业经济体发补贴，国家不对农村中的其它任何经济体发补贴。　　

这种农业经济体用“国家为其免除的全部税费和国家给予的全部补贴款”的一定比例为地权股股东交纳社会保障金，这种农业经济体的净损益越是低于某个盈利水平，这个“一定比例”就应定得越高，但最高不能高过国家设定的上限，这种农业经济体的净损益越是高于某个盈利水平，这个“一定比例”就应定得越低一些，但最低不能低过国家设定的下限。为地权股股东交纳社会保障金后剩余的国家免税款和补贴款以营业外收入的形式进入这种农业经济体的利润分配。这样做既可以淘汰这种农业经济体中的没有或缺乏经营能力的社会资本出局，也可以促进真正有经营能力的社会资本进入这种农业经济体，还可以保障地权股股东切实分享国家给予的财力扶持。　　

国家严格控制粮食种植业用地用于非粮食种植业、副食种植业用地用于非副食种植业、经济林木种植业用地用于非经济林木种植业、畜牧水产养殖业用地用于非畜牧水产养殖业。　　

由国家设立的专门负责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给这种农业经济体发放无息的美元贷款用于专门进口农业先进技术、农业先进设备、聘请境外的农业先进技术人才，国家通过制定规则对能够良好使用进口农业技术、进口农业先进设备、境外农业先进人才并在使用后的若干年内取得盈利稳定增长的这种农业经济体的美元贷款本金进行减免。被免除掉的美元贷款利息和被减免的美元贷款本金均按地权股股东权益和社会资本股股东权益的比例分别转增地权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社会资本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因为中国的美元财富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和社会资本的共同创造。　　

允许这种农业经济体和境外的先进农业资本进行新的有创造性的符合中国农业国情的“三来一补”式的合作。　　

允许和鼓励这种农业经济体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成为上市公司。　　

在这种农业经济体内的地权资本作价问题上，国家以切切实实的实地勘察、实地考察为基础按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规定各地的“地权资本÷社会资本”这一比值的下限，由农户和社会资本投资人在这一下限之上自行商定地权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股权比例并按这个股权比例确定地权资本的作价。　　

国家对于这种农业经济体的上述政策、措施均应通过立法上升为专门针对这种农业经济体的法律并忠实地充当法制的守护人。　　

（2）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内在的种植业　　

土地、养殖业土地、宅基地以外的农民地权出租制度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内在的种植业土地、养殖业土地、宅基地以外的农民地权出租制度就是在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农户所有前提下农户把种植业土地、养殖业土地、宅基地以外的农民土地的经营权出租给承租人用于政府事先规划的用途。在这个出租制度中，农户代替国家成为出租人和收租人，国家是征税者、土地用途的规划者和法制的守护人，国家可以用税收杠杆依法调节农户的租金收入，国家既可以用税收杠杆更可以用土地规划权力调节农村种植业土地、养殖业土地、宅基地以外的土地的用途。　　

（3）宅基地制度　　

在宅基地以外的农村土地的经营权的资本化实践获得成功的前提下，给农民的宅基地赋予经营权和收益权，从而使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民的其它土地一样同时具备农民集体所有权、农户使用权、农户经营权、农户收益权。农民的宅基地获得经营权和收益权后，农民既可以选择将宅基地的经营权用来出租，也可以选择将宅基地的经营权用来投资于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内在的专门经营农村种植业土地、养殖业土地并专门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特定农业经济体，还可以选择继续将宅基地用于自住。　　

农民宅基地经营权的资本化形式就是农民既可以将取得的宅基地经营权用来出租形成代表其土地收益权的收租权，也可以将取得的宅基地经营权用来投资于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内在的专门经营农村种植业土地、养殖业土地并专门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特定农业经济体形成代表其土地收益权的地权资本。　　

为什么在宅基地以外的农村土地的经营权的资本化实践获得成功的前提下才能赋予农民宅基地经营权和收益权？因为中国的历史常识告诉人们，农民有饭吃、有房住是农村改革和改良的前提，农民没饭吃、没房住是农民革命和造反的前奏。　　

               4、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的实践来源　　

新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经历过中国农民的两次创新，一次是在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全部集中于农民集体的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下创造出了人人高度重视的著名的土地的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在农民集体和农户之间实现分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次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创造出了谁也不当一回事的无名的土地经营权和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新突破。　　

这个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谁也不当一回事的无名的土地经营权和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新突破始于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农民大量外出打工或经商，不少的农民由于长年在外已无法自己经营土地，这些农民中的有些人就率先开始在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自家所有的前提下以不承担负债和亏损的方式把土地经营权转给第三方，而且这种把土地经营权转给第三方往往伴随着这些农民向接受土地经营权的第三方要求分享或多或少的土地经营收益即往往伴随着这些农民在转出土地经营权的同时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收益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无法自己经营土地的外出农民在打算转出他们的土地经营权时如果碰到想接受土地经营权的第三方要求他们承担接受土地经营权的第三方在经营土地时产生的负债和亏损，那么，无法自己经营土地的外出农民最终作出的选择通常是放弃转出土地经营权，忍痛将土地抛荒。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农民把土地经营权转给第三方的事情越来越多，以至于发展到现在，新一代农民子弟中的很多人即使无法融入城市也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更不愿意回到农村去重复先辈们重复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但人们却对上世纪九十年初以来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把土地经营权转给第三方的现象中蕴含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变革的新道路的雏形视而不见甚至不屑一顾。　　

这个农民土地所有制变革的新道路的雏形是什么？正是在农民土地所有权与农民土地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相分离基础上的农民土地经营权与农民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中国农民在他们所创造的这个农民土地所有制变革的新道路的雏形中表达了他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方向的现实要求，这些要求就是：　　

（1）农民变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之一“伴随着不愿意放弃土地收益权的土地经营权转给第三方”表达出来的在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转出方所有基础上的土地经营权的资本化要求。　　

    这样的地权资本化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禁止地权买卖的地权资本化要求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主张地权买卖的地权资本化要求。　　

（2）农民变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之二“以不承担负债和亏损的方式把土地经营权转给第三方”表达出来的土地经营权资本化形成的农户地权资本不承担负债和亏损的要求。　　

    用实践行为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变革的要求是中国农民的一贯做法，这个一贯做法体现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上就是中国农民用变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行为表达中国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方向的现实要求。　　

中国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变通再一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发展规律的重要内容——农民土地所有权、农民土地使用权、农民土地经营权、农民土地收益权唯有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适当分离才能产生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的巨大力量。　　

中国农民不是理论家但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首创者和主力军，中国需要有人把蕴含在中国农民的实践行为中的社会变革要求和社会变革的正确道路用简单直白的话表达出来，更需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用简单直白的战略、战术和方针、政策引领作为中国社会变革首创者和主力军的中国农民改革中国、发展中国。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农民创造的，中国的书本精英往往对此很不服气，大多认为农民不过是群盲，只有自己读了几本书堪当救世主，实际上只是读了几本书还真的算不了什么，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往往蕴藏在中国农民的自发创造中，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政治力量的最显著特征就在于承认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尊重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并善于从中国农民的自发创造出中总结、提炼出服务于中国农民社会现代化的战略、战术和方针、政策，在中国现代化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农民社会现代化的独特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褪去了这一最显著特征什么时候就必然走向政治生命力的衰亡。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就是在农户、社会资本、国家三方共赢的前提下实现中国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革要求。　　

（三）以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为　　

基础的农村包围城市、中国走向世界的经济发展方式 　　

所谓农村包围城市，就是通过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首先实现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其次才是通过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拉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所谓中国走向世界，就是用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撬动中国的产业链重组和市场创新、撬动在中国产业链重组、市场创新基础上的中国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从而实现二十一世纪中国走向公正地分享世界财富分配权，从而最终实现二十一世纪中国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以真正强有力的步伐走向世界。　　

世界财富分配权是现代国际舞台上的一切国家权利的基础，没有中国的公正分享世界财富分配权就没有中国的公正分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话语权，正如没有美国的世界财富分配霸权就没有美国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霸权。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驱动了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二十一世纪中国在中、西方经济的残酷博弈中又一次要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驱动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历史似乎又一次回到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这个原点，然而，辩证法告诉人们，历史总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它的原点，这个更高的层次就是：　　

三十多年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所推动的是制造业经济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主导下的中国部分地区、部分人口的先行富裕、先行现代化，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所推动的是以高度发达的国内市场和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三业并举为基础的人民共同富裕、共同现代化。　　

                 1、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创新　　

                      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　　

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为什么如此艰难？从中国国内的生产方式来看，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占中国土地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仍然处在锄头铁犁老黄牛当家作主的秦始皇时代的小农自然经济中，就是因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无论是留在乡村还是出门讨生活，他们的生存基础依然是锄头铁犁老黄牛当家作主的秦始皇时代的小农自然经济。　　

全世界人人都知道，土地是财富之母，可是在中国，说起来让人惭愧，这个财富之母历经中国人一八四0年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艰苦奋斗都还只有小部分即中国的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得到了现代化的开发，除此之外的绝大部分即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仍然处在远离现代化的秦始皇时代的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在世界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的二十一世纪，千千万万游荡在中国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讨生活的农民子弟清苦落寞时蓦然回首思故乡，想到的却是故乡泥泞的土路和老旧的锄头铁犁老黄牛，还有那曾经在异乡繁华的土地上耗尽青春归故里的父辈如今又重复着爷爷和爷爷的爷爷们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占中国土地绝大部分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的现代化出路在哪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出路在哪里？在西方历史上走过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吗？不是的。　　

这条两百多年前西方走过的旧路是两百多年后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村土地和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死路，在这条死路的前方是美国人对中国制造业的无情截杀，在这条死路的后面是资源瓶颈对中国制造业规模和城市化规模的刚性限制，在这条死路的路途，是失去地权保障的农民被迫两手空空地进入城市靠最低等的劳动收入成为美国人截杀中国制造业和资源瓶颈刚性限制中国制造业规模、城市化规模引发的种种灾难性后果的主要承受者。　　

占中国土地绝大部分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的现代化出路在哪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出路在哪里？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推动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集中地表现为：　　

（1）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在禁止土地买卖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社会主义原则下释放现代资本、现代市场、现代技术、现代劳动力的力量以充分解放农村土地的生产力。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什么始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践踏？原因很简单，当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土被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大规模开发、经营时，中国的全部国土还在锄头铁犁老黄牛当家作主的秦始皇时代的小农自然经济中沉沉地昏睡，这样的小农自然经济支撑的国家当然难以逃过帝国主义用大工业和市场经济锻造出来的现代化枪炮的蹂躏。众所周知，中国国土的地权属于中华民族，但是，世界近代史用世界自然经济国家被野蛮蹂躏的事实残酷地证明，当一个民族用落后于时代的地权经营方式经营自己的国土时，严重的国土危机必然发生在这个民族身上。世界的土地应当由拥有先进的地权经营方式的国家和民族来占有、经营是帝国主义者认定过的一个强权逻辑，英国曾经在这个强权逻辑下割占香港，日本曾经在这个强权逻辑下侵占大半个中国，沙俄曾经在这个强权逻辑下割去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近代帝国主义国家曾经依仗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地权经营方式野蛮蹂躏世界的小农自然经济国家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残酷事实，透过这个血淋淋的残酷事实，二十一世纪中国没有理由不看到把占中国国土绝大部分的农村土地的生产力从小农自然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严重紧迫性。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对农村的种植业养殖业土地、宅基地以及其它土地分别采取三种不同的具体办法，目的是在禁止土地买卖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社会主义原则下通过国家策动的现代资本、现代市场、现代技术、现代劳动力的力量把农村种植业养殖业土地的生产力从小农自然经济的束缚下解放成为现代种植业、现代养殖业的现代生产力，把种植业养殖业土地、宅基地以外的农村土地的生产力从小农自然经济的束缚下解放成为现代商业地产的现代生产力，把农村宅基地的生产力从小农自然经济的束缚下解放成为农民拥有自主经营权和收益权的现代土地资产的现代生产力。　　

唯有用中国人自己的办法充分地释放中国农村土地的生产力，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二十一世纪中国创造现代生产力的潜能和创造民富国强的现代社会的潜能。　　

（2）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在充分解放农村土地生产力的基础上把农村经济发展成为以现代种植业和现代养殖业为主体、以工业和服务业等其它产业为辅助的现代经济。　　

人类世界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现代化开发后，资源瓶颈的刚性约束已经使人口世界第一的庞大中国无法用大规模的地权工业化开发和经营农村土地，中国农村土地的现代化开发和现代化经营只能是以现代种植业和现代养殖业为主体、以工业和服务业等其它产业为辅助，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的现代化目标只能是以现代种植业和现代养殖业为主体、以工业和服务业等其它产业为辅助的现代经济，只有这样的农村现代经济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农村现代经济。西方历史上走过羊吃人的以大规模地权工业化开发、经营农村土地的城市包围农村的旧路，然而，这样的旧路在中国却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亡国灭种的不归路。　　

（3）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在以现代种植业和现代养殖业为主体、以工业和服务业等其它产业为辅助的中国农村现代经济的基础上把中国农民解放成为拥有稳定社会保障权、可持续土地资本分红权和可持续土地租赁收租权的自由择业、自主创业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　　

中国农民为什么穷？因为中国农民迄今为止都还是用落后时代数千年的小农自然经济和秦始皇以来一以贯之的锄头铁犁老黄牛种地赚钱赚饭吃，因为中国农民带着这样赚来的可怜巴巴的差不多仅够吃饭的钱自羞形秽地进入城市在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最低端——生产线上赚取最低端的收入。　　

中国现代化区别于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现代化是世界上最大最悠久的农民社会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中国农民的进程，中国革命把中国农民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地权制度下解放出来，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中国改革开放把中国农民从农民土地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形式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支配自身劳动力的自由并把中国的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效率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却无法改变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小农自然经济生存基础。　　

小农自然经济生存基础并不是中国农民命中注定的永远不能改变的生存基础，尽管小农自然经济生存基础已经和中国农民如影相随几千年。中国农民的小农自然经济生存基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的严重危害性早已被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残酷侵略所证实，现在又正在被金融危机下中国现代化发展面临的种种新困境所证实， 中国农民的小农自然经济生存基础的现代化变革路在何方？不在于把中国农民两手空空地赶进城市充当末等市民而在于用“中国人自己的办法——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即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把陷在小农自然经济生存基础中难以自拔的中国农民解放成为拥有稳定社会保障权、可持续土地资本分红权和可持续土地租赁收租权的自由择业、自主创业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　　

（4）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在中国农民成为了拥有稳定社会保障权、可持续土地资本分红权和可持续土地租赁收租权的自由择业、自主创业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农村社会结构和全新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这个全新的农村社会结构就是以农村地权为纽带连结起来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和社会资本投资人、现代劳动力构成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社会，这样的农村现代化社会的出现必然导致一种全新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出现，这个全新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就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产权关系基础上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在这种全新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国家在法律上是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产权关系的守护者，在精神文化上是民族精神和中国梦的浇灌者，在行政管理上是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社会的民事事务的服务者，在取、予关系和道德形象上首先是农户地权资本亏损补偿基金的出资者、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下组织起来的现代种植企业和现代养殖企业的免税者、财政补贴者，其次才是种植业土地、养殖业土地以外的农村土地上的经营活动的收税者。　　

没有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创新，就没有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创新，就更没有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创新。　　

  2、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拉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世界现代化潮流下的中、外城市化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它的普遍性在于世界现代化潮流下的中、外城市化都是以财富的巨大增长为城市化的动力，都有一个人力、财力等资源向城镇聚集的过程，都有一个城市发展方式的现代化过程，它的特殊性在于世界现代化潮流下的中、外城市化有不同的城市化主要动力的来源，有不同的资源向城镇聚集的方式，有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方式的现代化创新。　　

世界现代化潮流下的中国城市化决不是西方历史上那种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圈占农村的城市化，而是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拉动的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1）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拉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首先表现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创新推动的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创造的财富巨大增长。　　

没有财富的巨大增长，就没有城市化，城市化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如何创造财富巨大增长的问题。　　

从十五世纪末资本主义走向世界市场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把世界工业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所谓的世界后起工业国家、地区，野蛮猎取世界自然经济国家财富的英国式盈利模式在西方世界持续存在了五百年的漫长时间，英国式盈利模式的漫长持续性为西方国家从对外贸易中攫取到了巨大的财富，西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对外贸易创造的财富的巨大增长，正是对外贸易创造的巨大的财富增长推动着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　　

西方城市化的发展集中地表现为把圈地运动制造的备受剥夺的城市廉价劳动力发展成为享有良好社会保障和优厚劳动报酬的工人。没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西方的城市化就是乏善可陈的拉美式的城市化，没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西方的资本主义就是乏善可陈的短命的资本主义。　　

西方历史上曾经走过用圈地运动把两手空空的农民赶进工厂和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的城市化道路，工人运动由此在西方社会不断兴起，然而，西方的城市化却能够最终走上在经济发展中让工人获得良好社会保障和优厚劳动报酬的道路，西方的城市化为什么能够最终把充当廉价劳动力的备受剥夺的劳工发展成为享有良好社会保障和优厚劳动报酬的产业工人？根本原因就在于持续时间极其漫长的英国式盈利模式把世界自然经济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西方国家，正是这些年复一年地输入到西方国家的巨大财富使西方国家最终积累起足够的财力在连绵不断的工人运动的压迫下一步一步地把充当廉价劳动力的备受剥夺的劳工发展成为享有良好社会保障和优厚劳动报酬的产业工人。继英国式盈利模式而起的美国式盈利模式只不过是西方在世界自然经济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压迫下换了一种从世界市场赚钱的新方式来继续谋求巩固、发展西方的世界财富分配权，没有美国式盈利模式对西方的世界财富分配权的继续巩固和发展，就没有现代西方城市化的和谐的劳资关系和社会稳定，从城市化的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美国式盈利模式的危机实质上是现代西方城市的劳资关系的危机和社会稳定的危机，美国式盈利模式带来的西方国家的巨额债务和高位失业率清清楚楚地表明西方国家用美国式盈利模式赚来的钱远远不够支撑高消费费、高福利史无前例的现代西方城市化下的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　　

英国式盈利模式在西方存在了五百年，美国式盈利模式在西方只存在了不到五十年就立刻显示出了它的不可持续性，然而，从城市化的角度看，无论是英国式盈利模式还是美国式盈利模式，实质上都是以对外贸易为主要动力来获取支撑城市化所需的巨大财富，不同的只是英国式盈利模式主导的对外贸易野蛮凶悍，美国式盈利模式主导的对外贸易看起来颇有几分斯文公道。　　

面对西方城市化的历史轨迹，中国人需要扪心自问的是：在西方国家纵横世界市场已经长达五、六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进入世界市场才三十多年的中国有没有可能象昔日西方那样以对外贸易为主要动力来获取支撑城市化所需的巨大财富？　　

如果说昔日西方城市化的背景是小而强的西方面对大而弱的世界自然经济国家构成的自然资源尚未被开发的世界市场，那么今天中国城市化的背景则是大而弱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所谓后起工业国面对小而强的主宰了世界财富分配权的现代西方构成的自然资源已经被深入开发了数百年的世界市场，如果说支撑昔日西方城市化的海外赚钱方式是小而强的西方在市场世界上通过对外贸易连哄带抢地赚来了大而弱的世界自然经济国家的海量真金白银，那么今天中国城市化下的海外赚钱方式则是大而弱的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宝贵自然资源“赚”来了一大堆并不代表真实财富的、购买力可以被西方随意操纵的美元之类的西方纸钞，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要在今天这样的世界市场中象昔日西方那样以对外贸易为主要动力来获取支撑城市化所需的巨大财富已经毫无可能。　　

世界市场的巨大变化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走出属于自己的新道路。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资本、人口和土地资源，有了资本、人口和土地资源即使在荒凉的月球上也可以创造出繁荣的市场。　　

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是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最大、最优良的潜在市场。　　

这个潜在市场的“最大”表现为中国农村辽阔的土地和举世无双的巨大人口，这个潜在市场的“最优良”表现为它所在的国家——中国拥有充沛的资本、表现为中国农民拥有数千年求富求强的坚韧精神，这个潜在市场的“硕果仅存”表现为环顾当今世界，已经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大、更优良的潜在市场。　　

为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这个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最大、最优良的潜在市场在资本异常充沛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得不到应有的开发？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世界曾经出现过的一切土地制度都无法打开资本进入中国农村开发中国农村土地的大门。斯大林主义的土地制度固然关上了资本进入中国农村开发中国农村土地的大门，从内在本性上一贯主张地权买卖和允许资本兼并农民地权的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同样打不开资本进入中国农村开发中国农村土地的大门。　　

唯有用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才能打开资本进入中国农村开发中国农村土地的大门，从而把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这个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最大、最优良的潜在市场开发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最具财富创造力的世界新兴大市场，从而充分运用这个二十一世纪全球最具财富创造力的世界新兴大市场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来源。　　

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不可能来自对外贸易，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只能是来自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推动的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创造的财富的巨大增长。　　

（2）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拉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其次表现为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拉动着人力、财力等资源以独特方式向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聚集。　　

独特方式的内涵之一：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拉动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带着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下的具有高度财富创造力的现代地权进入城市。　　

农民如何进入城市是城市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中国无法重复西方农民进入城市的旧路——用圈地运动驱使一无所有的农民进入城市然后再经历数百年时间把来自这些进城农民及其后代的备受剥夺的城市廉价劳工发展成为享有良好社会保障和优厚劳动报酬的产业工人。　　

相对于今天中国的13亿人口，昔日西方城市化进程中的西方诸国都是区区小国，相对于今天中国面对的已经被开发了五、六百年的被强大的西方牢牢控制的世界资源，昔日西方城市化进程中的世界资源既丰富又廉价，甚至一个西方小国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占有和掠夺一个庞大的自然经济国家的全部资源。在昔日西方城市化外部条件远远优越于今天中国城市化外部条件的情况下，西方诸国尚且从托马斯·莫尔时代起直到马克思时代化了近四百年的时间都未能把来自圈地运动的城市廉价劳工发展成为享有良好社会保障和优厚劳动报酬的产业工人，因此，在今天13亿人口的史无前例巨大的中国，一旦大规模地出现失去地权的农民两手空空地进入城市，中国社会必将无法避免经久不息的贫富对立和社会动荡。　　

中国农民的进入城市既不是失去地权的农民两手空空地进入城市，也不是农民带着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严重缺乏财富创造力的自然经济地权进入城市，而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带着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下的具有高度财富创造力的现代地权进入城市，对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来说，这种现代地权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稳定的社会保障权、可持续的土地资本分红权和可持续的土地租赁收租权。　　

中国农民的进入城市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在自主选择基础上的进入城市而不是长官意志和强势资本压迫下的进入城市。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在进城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既体现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自主选取择是否进城更体现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自主选择以何种方式进入何种城市，中国的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在城市化实践中的自主创新的城市化，没有了长官意志和强势资本的压迫，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必将在城市化实践中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层出不穷的城市化好办法。　　

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带着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下的具有高度财富创造力的现代地权进入城市。　　

独特方式的内涵之二：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既拉动着自主选择进城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民把流入中国农村开发中国农村土地的海外资源创造的财富带进中国城市，又拉动着海外资源以直接进入中国城市的方式促进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升级。　　

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过程是现代资本、现代技术、现代劳动力等资源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下不断流入中国农村以充分解放中国农村土地生产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流入中国农村开发中国农村土地的资源不仅包括中国本土的资源也包括海外资源。　　

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在今天这样的世界市场中不可能象昔日西方那样以对外贸易为主要动力来获取支撑城市化所需的巨大财富绝不等于中国的城市化不要海外资源。　　

在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下，中国的城市经济实质上是制造业经济和制造业经济拉动的房地产经济、基础建设经济，这样的城市经济必然导致中国的城市对外成为严重依赖海外市场和美联储货币政策赚钱生存的非常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城市，对内成为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实施城市版图扩张却又无法实施城市福利扩张的没有技术含量更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低水平粗放发展的城市，这样的中国城市是中国从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阶段特有的不可能持续发展的城市。　　

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必然不同于当前中国小农自然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城市，这种不同集中地表现为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升级。来自海外的资本、技术和人才是中国城市化升级的重要的辅助资源，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在把由制造业和制造业拉动下的房地产、基础建设支撑的中国城市解放成为由现代农业、服务业和有选择、有分工的制造业支撑的中国城市的过程中拉动着海外资源直接进入中国城市促进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升级。　　

（3）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拉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最后集中地表现为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拉动着中国城市化发展方式的现代化创新。   　　

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拉动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方式的现代化创新不仅包括城市化主要动力的创新和资源向城市聚集的方式的创新，而且还包括城市结构和城市分工以及城市人口分布的创新。　　

在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拉动下，一些具备了城市化条件的村庄和集镇的就地城市化将改变现有的从中心城市到地级市再到县级市的城市结构，随着这种城市结构变化而来的是城市分工的变化，中心城市将在告别制造业中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中心、现代技术中心、现代人才中心，其中的京沪广深将在摆脱制造业后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的现代资本中心、现代技术中心、现代人才中心，地级市将逐渐发展成为高端制造业的中心，县级市将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农业服务中心、传统服务业中心和规模受到严格限制的传统制造业聚集区，城市化了的村庄和集镇将逐渐发展成为天人合一、适宜居住的现代生活聚集区和符合当地日常需要的服务业生长区域、符合当地特色且不破坏当地自然环境的其它产业的生长区域，随着这种城市分工变化而来的是城市人口分布的变化，制造业人口将因为大规模地转向现代农业和服务业而大量地减少，在剩余的制造业人口中，高端制造业人口将主要地聚集在地级市，传统制造业人口将主要地聚集在县级市，中心城市将不再有制造业人口，县级市和城市化了的村庄、集镇将成为现代化农民的主要聚集区。　　

不具备城市化条件的村庄和集镇的去留将严格取决于村民的意愿，这些村庄和集镇即使持续保持乡村状态，也依然可以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的保障下实现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3、二十一世纪中国走向世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必然走向破灭决定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既无法继续沿袭出自西方历史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向世界，也无法模仿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下的西方经济发展方式走向世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必然走向破灭迫使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使二十一世纪中国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以真正强有力的步伐走向未来的世界经济新格局，这个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农村中心论的经济发展方式。　　

（1）二十一世纪中国以农村中心论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向世界首先表现为以农村中心论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向世界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必将公正地分享世界生产要素市场主导权、世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主导权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权三位一体构成的世界财富分配权，必将最终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以真正强有力的步伐走向未来的世界经济新格局。　　

   中国走向公正分享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正确道路在于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撬动中国的产业链重组和市场创新，撬动在中国产业链重组、市场创新基础上的中国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　　

中国产业链重组就是以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为根本动力把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下的制造业畸形独大的产业链重组为农村中心论的经济发展方式下的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三足鼎立、相互依存的新型产业链。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既是一条限制制造业畸形独大的杠杆又是一条适当发展、充分利用制造业的杠杆，既是一条充分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杠杆又是一条强势推动服务业繁荣昌盛的杠杆，所以，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必然是一条撬动制造业畸形独大的产业链重组为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三足鼎立、相互依存的新型产业链的最有力杠杆。　　

中国市场创新就是以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为根本动力把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下的城乡分割的狭隘国内市场创新成为农村中心论的经济发展方式下的城乡统一的可持续良性循环的消费能力全球领先的中国国内大市场。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既是一条最大限度地创造、扩大中国财富的杠杆又是一条在中国社会最恰当、最公正地分配财富的杠杆，所以，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必然是一条创造城乡统一的可持续良性循环的消费能力全球领先的中国国内大市场的最有力杠杆。　　

在中国产业链重组、市场创新基础上的中国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就是依托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三足鼎立、相互依存的新型产业链和城乡统一的可持续良性循环的消费能力全球领先的中国国内大市场发展壮大中国社会内部的科技创新能力并进而创造出有别于现代西方产业链的中国特色的产业链升级。　　

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动力来自国内市场创新和产业链重组的拉动，只有在城乡统一的可持续良性循环的消费能力全球领先的国内大市场和农业、服务业、制造业三足鼎立、相互依存的新型产业链中，中国企业才能以沉稳的心态进行本身就具有高风险和长回报周期双重特征的技术投入，也只有凭借这样的国内大市场和新型产业链，才能吸引海外的技术资源进入中国，才能促使中国政府投入到技术进步中的资源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　　

中国特色的产业链升级的直接动力来自国内市场创新和产业链重组支撑下的中国技术进步。中国特色的产业链升级就是把作为产业链重组产物的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三足鼎立、相互依存的新型产业链升级成为具有高度技术创新能力和高度技术品质的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三足鼎立、相互依存的新型产业链。　　

在当前中国制造业畸形独大并成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顶梁柱的状况下，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升级必然意味着有巨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要退出制造业，没有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撬动的中国产业链重组形成的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三足鼎力的新型产业链，这些从制造业中退出的巨量资本和劳动力必然无处可去，中国的而不是中国个别企业、个别地方的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必然随着这些巨量资本和劳动力的无处可去而成为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撬动的中国产业链重组、市场创新以及在中国产业链重组、市场创新基础的中国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必将彻底消除中国对欧美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的依赖，必将显著地架空西方在世界生产要素市场对中国的支配地位，必将使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赢得对美元的同等地位从而彻底消除美元等西方货币对中国人的盘剥，西方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垄断由此必将被打破，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殖民主义色彩由此必将被清除，二十一世纪中国最终必将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以真正强有力的步伐走向未来的世界经济新格局。　　

   离开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撬动的中国产业链重组、市场创新以及在中国产业链重组、市场创新基础上的中国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来谈论、实践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中国货在欧美市场的公平待遇以及中国购买力在世界生产要素市场的公正地位都是没有出路的，而且都是很有可能被美国人反过来加以利用从而导致中国付出沉重代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带有浓重的殖民主义色彩，这个浓重的殖民主义色彩集中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在垄断了世界财富分配权的前提下以滥发国际结算货币和大肆负债的方式不劳而获地消费凝结在工业制成品中的世界后起工业国的劳动消耗和原材料，带有浓重的殖民主义色彩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实质上是英国式盈利模式下西方列强通过暴力征服不劳而获地消费殖民地财富的升级版。　　

   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的世界后起工业国为创新自身经济发展方式而进行的努力和奋斗实质上就是为摆脱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殖民主义而进行的努力和奋斗。　　

  （2）二十一世纪中国以农村中心论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向世界最后表现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不存在以实现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为实践出发点谋求中国公正分享世界财富分配权、谋求中国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以真正强有力的步伐走向未来世界经济新格局的现代化捷径。　　

   八十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舞台上，曾经出现过神圣不可侵犯的以夺取城市政权为实践出发点赢得全国政权的革命捷径，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离不开夺取城市政权，但中国革命却并不存在不经过夺取农村政权的阶段就能够通过夺取城市政权赢得全国政权的捷径，这条革命捷径的巨大荒谬性由此昭然若揭，八十多年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农民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夺取农村政权就不可能夺取城市政权；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舞台上，正在出现同样神圣的以实现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为实践出发点谋求中国公正分享世界财富分配权、谋求中国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以真正强有力的步伐走向未来世界经济新格局的现代化捷径，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当然离不开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但中国现代化却并不存在不经过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及其撬动的产业链重组、市场创新阶段就能够通过实现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谋求中国公正分享世界财富分配权、谋求中国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以真正强有力的步伐走向未来世界经济新格局的现代化捷径，这条现代化捷径的巨大荒谬性由此昭然若揭，八十多年后全球最大最古老的农民社会走向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中国国情决定了不经过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及其撬动的产业链重组、市场创新阶段，就不会有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    　　

   八十多年前的这条革命捷径和八十多年后的这条现代化捷径在方法论上一脉相承，这个一脉相承的方法论就是：既看不到事物发展通向特定目标的起点，也不能完整地看清事物发展通向特定目标的各个中间阶段，但却理直气壮、唯我独尊地把离特定目标最近的那一个事物发展阶段当作实践出发点。　　

在这个一脉相承的方法论看来，离特定目标最近的那一个阶段前的所有阶段都是不存在的，谁要是主张在离特定目标最近的那一个阶段前还存在着其它的必须经历的阶段，谁就是人人可以口诛笔伐的消极、保守、不懂世界先进潮流的落伍者，这样的被人诬称为消极、保守、不懂世界先进潮流的落伍者所主张的实践道路在八十多年前的中国革命中被人嘲笑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道路，在八十多年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人视同草芥淹没在言必称欧美者泛滥成灾的口水中。　　

这个一脉相承的方法论是某些“西天取经者”的专利。八十多年前，这些“西天取经者”取来了俄国革命搞几下城市暴动就取得了全国政权的圣经，于是乎，就以神圣不可侵犯的俄国革命嫡传弟子的万乘之尊驱使中国共产党把夺取城市政权当作中国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的实践出发点，结果却是中国城市里的共产党力量被蒋介石消灭殆尽，连中共中央也被追杀得不得不搬到被这些“西天取经者”嘲笑为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山沟沟；八十多年后，继承了这个一脉相承的方法论衣钵的又一批“西天取经者”取来了西方在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下雄霸全球的圣经，于是乎，就以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现代化经验嫡传弟子的万乘之尊蛊惑中国人把实现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当作谋求中国公正分享世界财富分配权、谋求中国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以真正强有力的步伐走向未来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实践出发点，这种拉起世界先进经验这面神圣不可侵犯的洋旗帜作虎皮的花花做派究竟会把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引向何方？恐怕会是不但实现不了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升级反而会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积累起来的老本折腾得所剩无几，正如莫斯科来的纯正的布尔什维克们不但夺不了蒋介石手里的城市政权反而把共产党辛苦积累起来的老本折腾得所剩无几。　　

经济发展方式创新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热门词汇，一说起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创新，许多理论家言必称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升级，然而，事实的本来面目却是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升级只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创新的一个中间阶段，在这个中间阶段的前面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创新及其撬动的产业链重组、市场创新，在这个中间阶段的后面是实现中国公正分享世界财富分配权、实现中国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以真正强有力的步伐走向未来世界经济新格局。　　

更有甚者，有的理论家主张中国现在就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世界市场上和西方决一雌雄，这样的主张无异于主张井冈山红军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南京城下和蒋介石政权决一雌雄，这样的主张在实践中只能表现为愚蠢的自寻死路，这样的不讲事物发展阶段直奔事物发展目标的主张在方法论上完全否定了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由不同阶段构成的辩证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是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一百七十多年现代化艰难历程中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这笔宝贵财富决不能被滥用在当今世界市场上不自量力地和西方作叫化子与龙王比宝似的决一雌雄，这笔宝贵财富责无旁贷地肩负着促进当今中国由已经变得祸国殃民的城市中心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农村中心论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重任。　　

辩证法主张阶段论，辩证法反对超越事物发展阶段的实践行为，辩证法的阶段论不是高深莫测的玄学而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就是：要想跑先学走。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充满辩证法精神的方法论，实事求是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正确地找到事物向特定目标发展的起点并以事物向特定目标发展的正确起点作为实践的出发点。只有正确地找到事物向特定目标发展的起点并以事物向特定目标发展的正确起点作为实践的出发点，才能在实践中逐渐认清通向事物发展特定目标的各个中间阶段，才能在实践中以强有力的步伐实现事物发展的特定目标。　　

农村中心论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必然破灭的险境中走向民富国强的现代化新境界的唯一道路。　　

四、结束语　　

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民的现代化问题，谁抓住了中国农民现代化的领导权并创造出符合中国农民实际需要的现代化成果，谁就能够抓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权并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脱离了人类的现代化事业，就必然成为人类社会中的大而无用的屠龙之术，就必然要被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挤压到历史舞台的边缘。　　

马克思主义脱离了中国农民的现代化事业，就必然成为中国社会里的无的放矢的空头真理，就必然要被中国式的教条主义折腾到山穷水尽。　　

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现代化是草根大众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作为草根大众的现代化理论是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精英现代化压迫、剥夺草根大众的现代化权利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草根大众现代化表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民的现代化。　　

从一八六0年的洋务运动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南京政权被消灭，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历史清清楚楚地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以草根大众被剥夺现代化权利并陷入贫穷、饥饿与屈辱状态为基础的少数精英分子和特权阶层的现代化。　　

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的生产力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在生产力上的极其重要的表现。　　

在中国，草根大众不拥有地权就不能够公正地分享现代化的权利和现代化的成果、就不能够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精英、特权阶层现代化主张地权应当由精英、特权阶层来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草根大众现代化坚决反对精英和特权阶层垄断地权、坚决主张农民土地所有制并勇于实践最能够促进生产力现代化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形式。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存在着方法论上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主张从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出发实现中国农民的现代化，由此，共产党革命的枪炮为实现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而经久不息地鸣响，由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源动力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来自中国农民土地所有制具体形式的现代化创新。　　

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张从代表少数精英和特权阶层的现代化利益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出发搞中国的现代化，由此，资产阶级的改良、革命始终只是少数精英和特权阶层的政治游戏，由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总是空喊平均地权的口号而从不触动把亿万农民逼向了绝路的代表了少数精英和特权阶层土地特权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　　

中国现代化的农民现代化本质决定了只有主张草根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取得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权并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的中国风险和对策由此只有运用主张草根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和阐述。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尊重中国草根大众的首创精神，源自中国农民实践创造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战胜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的中国风险、实现中国人共同富裕、共同现代化的源动力。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反对脱离草根大众、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所谓世界先进经验的教条主义。　　

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人吃所谓的世界先进经验的亏不在少数，斯大林主义名下的所谓世界社会主义先进经验就是中国人吃过的一个大亏，西方资本主义名下的所谓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中国人正在吃的一个大亏。　　

所谓世界先进经验并不那么可靠，欧美博士尤其不是救世主，一九四八年的国民党翁文灏内阁就是一班掌握了“世界先进经验”的欧美顶尖名校博士出身的海归组成的志在充当国民党救世主的博士内阁，这个伟大的博士内阁充分运用了“世界先进经验”为国民党政权出谋划策，结果却是以更快的速度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倒台，由此留下的笑柄值得人们在笑过之后若有所思。　　

活跃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下的所谓世界先进经验大多是服务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发展方式的忠实工具，这些忠实工具作为“世界先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巩固和发展西方在世界经济产业链的高端地位、就是要把落后国家限制成为给西方生产廉价工业制成品的世界工业生产车间，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洋货不但无助于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的中国摆脱世界工业生产车间地位反而会使中国在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中越陷越深。　　

对所谓世界先进经验的无条件顶礼膜拜根源于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精英社会和特权阶层中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集中地表现为：外国人没有走过的路，中国人一定不能走，中国人可以走的路一定是外国人走过的路。民族虚无主义彻底否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主能动性，把人类历史上最具生命力的中华民族视为只配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的行尸走肉，一八四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用无数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有足够的自主能动性把握自己的现代化命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次历史转折关头，真正有能力把握中国现代化方向的力量从来就不是中国精英社会和特权阶层中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民族虚无主义者制造的无条件顶礼膜拜所谓世界先进经验的神话中总是夹杂着许多让中国人饮鸩止渴的冒牌的世界先进经验。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应当从民族虚无主义者制造的无条件顶礼膜拜所谓世界先进经验的神话中回归到中国人的常识、回归到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论。　　

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只有真正地把握住了中华民族历史规律的民族主义者才能融会贯通地理解人类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才能正确地鉴别什么是有益于中华民族现代化事业的真正的世界先进经验、什么是让中国人饮鸩止渴的冒牌的世界先进经验。　　

随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走向破灭，天文数字般巨大的资本於塞在中国城市这个狭小的堰塞湖里，这些天文数字般巨大的资本对外难以在世界市场上赚到钱、对内无法进入中国乡村开拓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因此不得不於塞在中国的城市中四处投机并由此严重加剧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的中国风险。　　

在中国城市这个资本堰塞湖的下面，占中国土地绝大部分的自然经济的中国乡村呈现出严重的资本稀缺状态。　　

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的中国资本过剩是资本相对于中国城市这个堰塞湖的过剩而不是相对于拥有巨大土地资源的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过剩，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创新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用一种既不是资本主义土地制度也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不是斯大林主义土地制度的新型农村土地制度打开现代资本进入中国农村建设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的大门，离开了这个首要问题，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创新。　　

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和二十一世纪任何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创新的根本区别在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归根到底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归根到底是中国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二十一世纪新型农村土地制度。　　

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筑就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城市这个资本堰塞湖，那么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就是要处心积虑地让汹涌的资本之水从二十一世纪中国城市这个资本堰塞湖里决堤而下淹没亿万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以使中国辽阔乡村的巨大地权成为少数精英和特权阶层的美味佳肴。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决不应当是任何意义上的回归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和斯大林主义土地制度而只能是修筑涵洞和渠道引领资本之水在有利可图和依法治理的市场经济中把中国辽阔乡村大地上的自然经济农民地权浇灌成为永远属于农民的具有高度财富创造力的现代乡村地权。　　

在中国这个拥有草根大众全球最多的特定社会里，资本和市场经济的生命力长盛不衰与具有高度财富创造力的现代乡村地权永远属于农民是两个相互依存的伴生体，乡村地权一旦成为精英和特权阶层的美味佳肴，资本和市场经济的创造力就必然随着草根大众争取现代化权利的斗争日渐兴起而日渐走向衰亡。　　

中国人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所有的所谓世界先进经验都没有告诉中国人如何在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　　

没有张屠夫，就要吃浑毛猪？是不是没有世界先进经验这个张屠夫的鼎力相助，中国人就要把充当世界工业生产车间的经济发展方式这头浑毛猪一吃到底？不是的，决不是的！　　

中国现代化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两大历史阶段构成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革命走过了全世界无人走过的路，世界经济格局破旧立新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全世界无人走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　　

以源自中国农民实践创造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为基础的农村包围城市、中国走向世界的经济发展方式。　　

这条新路是唯一能够实现中国草根大众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这条新路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来自这条新路对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坚定维护，这条新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来自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权两次分离形式对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辩证发展。　　

中国现代化是一代又一代农民的现代化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标志是农民土地所有制。　　

资本、市场经济、商品化的劳动力是人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是辩证发展着的能够促进资本、市场经济、商品化劳动力的现代化创造力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形式。　　

                                    　　

  ：    晏华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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