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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高盛!

晨露 · 2012-03-1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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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成立于1869年的高盛集团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最有权势的投资银行。从当年的马夫门面店到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从一间地下室一个雇员到如今上万亿美元资产的影子操控者,高盛经历了无数次风雨沉浮,走过一个多世纪洒满鲜血的征途,登上了球金融的巅峰。从1929年起,世界上任何一次大萧条和对美国之外的国家进行的狙击,高盛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高盛对中国的经济操控和攻击非常频繁,给中国造成极其巨大的损失。

目录:

新    闻:高管辞职信曝高盛堕落根源 谢国忠指其内幕交易已久

美国多位高官来自高盛帝国 金融巨头被批政治权力过大

高盛之罪:隐瞒作假

操纵石油

希腊危机 嫁祸中国

整垮贝尔斯登、雷曼

“全球化模式”陷阱

“展期期权”陷阱

左右中国猪肉价格

警惕高盛:警惕高盛这个嗜血幽灵

附:离职高管的盛世危言:《我为什么离开高盛》

高盛:欧洲的新主人

新闻:

高管辞职信曝高盛堕落根源 谢国忠指其内幕交易已久

2012年03月15日 16:52 来源:凤凰财经 :权基正

凤凰财经讯 3月15日消息,本周三高盛前执行董事Greg Smith在《纽约时报》刊登辞职信,公开抨击公司“有毒的”文化,这篇1270个英文词的辞职信通过网络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进一步引发媒体针对高盛内幕交易的报道。就此,凤凰财经致电摩根士丹利原董事总经理谢国忠,他指出,高盛一直存在内幕交易,并不是新事。

Greg Smith标题为《我为什么离开高盛?》的辞职信中提到,公司主管公然将他们的客户称作“提线木偶”、“白痴”,他认为,公司道德品行沦落是对高盛长期生存最大的威胁。同时反问,谁会明知投资不可靠或不符合客户需求,却依然将它推荐给客户。

该辞职信内容进一步引发媒体针对高盛内幕交易的报道。对此,谢国忠表示,“高盛内幕交易这么多年一直都有,并不是新的事情。”

高盛发言人曾反驳,不同意辞职信中的观点,在高盛看来,只有客户成功,才算成功,回顾高盛百年历史,高盛客户确实有不少“成功”的赢家。

1929年,“高盛交易公司”(简称:GSTC)亏掉了客户90%以上的投资,当时一位戏剧明星艾迪?坎特起诉GSTC,索赔1亿美元,并在舞台上把高盛的名称作为取笑的对象,声誉的急剧下降使得高盛在以后的5年里没有开展过一起主承销业务。

另外,1970年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倒闭,高盛被控欺诈,约有60桩针对高盛的诉讼,主要由那些在高盛明知“宾铁中央”的信用评级被下调后仍然被推销的8700万美元的投资者提起的。

尤其是,1994年“麦克斯韦”案件诉讼震惊全世界。高盛已经减持了当时著名的英国公司MCC的股票,几小时后,这家公司的老板英国大亨麦克斯韦去世,有传言说他是自杀。正是高盛抛弃MCC,才导致其破产。在接下来的几年,高盛因MCC的倒闭而陷入了一系列的指控和诉讼之中。1995年,尽管高盛称自己无罪,但仍然同意支付235亿美元以解决官司。

最新的案例是,2010年4月,美国证监会起诉高盛公司及其员工法布里斯?图尔(Fabrice Tourre),指控高盛和法布里斯?图尔提供虚假信息,在涉及次级抵押贷款业务金融产品问题上涉嫌欺诈投资者,造成投资者损失超过10 亿美元。

一直以来,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投行饱受华尔街和部分客户的批评,其中的诉讼更是屡见不鲜,而高盛对批评好像已经已习以为常。

美国多位高官来自高盛帝国 金融巨头被批政治权力过大

来源:环球时报2012年03月16日

据3月16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高盛公司一名高管14日在《纽约时报》上刊登辞职信,曝光高盛“道德黑幕”,将这个华尔街巨头推上风口浪尖。过去两天,世界多家媒体都提到美国《滚石》杂志作家泰比2009年对高盛的一个著名描写:一只巨大的吸血乌贼”。去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打扮成大乌贼的样子,在高盛公司纽约总部游行,标语口号是“高盛吸血”。2011年4月,美国参议员列文公布为期两年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时,将高盛描述为“充斥着贪婪、利益冲突、公司犯罪的金融蛇窟”。

俄罗斯“索里特”咨询公司分析师科拉留克15日对媒体称,高盛通常被称为“世界影子政府”,美国及世界组织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来自这一公司,可以说是一个帝国。

彭博社曾以“高盛的政治权力太大了”为题写道,别提“达芬奇密码”了。如果你想了解真正的阴谋,不妨看一看高盛员工是如何控制世界各地重要经济职位的。美国财政部、意大利银行和英格兰银行,最近都从世界上最赚钱的投资公司挖取重要的政策决策者。位于纽约的高盛公司是一个充满顶级人才的赚钱机器。这一点无人怀疑。不过,这么多决策者都来自同一个地方,这就不正常了。高盛雇员总是被任命为政治高官。这一现象很难忽视。英国《独立报》去年刊文为“高盛攻克欧洲”忧心忡忡。文章说,随着欧债危机深入,高盛这只“吸血乌贼”的触角伸到了欧元区的最高层,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说,高盛在推动“高盛公司项目”,紧紧拥抱政府,让创造人、观念和钱之间的深深交流,这样一来,根本分不清哪里是公共利益,哪里是高盛利益。

(本报驻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记者吴成良 李珍 纪双城 杨明 青木●本报记者 魏莱 ●汪析 柳直)

高盛之罪:

隐瞒作假

2008年1月,高盛集团财务官萨拉•史密斯在2007年10月30日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一封信公之于众。信中透露,该集团提前预见到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熊市并大量做空。由于涉嫌有意向投资者隐瞒关键信息,美国纽约州立检察院、康涅狄格州检察院表示将对高盛等华尔街机构“是否有意对投资者隐瞒高风险债券的关键信息”进行联手调查。

2010年4月,美国证交会(SEC)对高盛集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其在2007年出售金融衍生品时,涉嫌存在重大信息虚报和遗漏,以及误导性陈述,特别是隐瞒了与投资者有直接利益冲突的知名对冲基金投资组合的有关事实,导致投资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正在被该对冲基金卖空的产品,给投资者造成高达逾10亿美元的损失。
 ——《高盛遭前执行董事抨击 市值一日蒸发逾20亿美元》

来源:中国证券报 本报记者:黄继汇2012年03月16日

操纵石油

2003年,美国通过一项规定,放开了对大宗商品交易的监管,而放松监管就意味了高盛等投行有不公布其持仓报告的特权,他们拥有了无限持仓规模的豁免权,这使得对冲基金可以通过与投行达成互换协议来绕过持仓规模的限制,从而间接介入期货市场进行投机。这是自此以后基金变得活跃、投机行为增多、油价上涨的起因。

2008年伊始,因全球金融市场的混乱,老百姓已经不愿意把钱投到任何感觉不靠谱的领域。华尔街便把赌局设在了老百姓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商品市场领域:粮食、咖啡等粮食资源,以及原料资源和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美元贬值、信贷和地产危机,这一切都造成所谓“飞向商品实物”的局面。石油期货价格像坐了火箭一样向上攀升,从2007年中的60美元一桶飙升到2008年夏天的峰值147美元一桶。

在那个总统选战如火如荼的时期,对于油价攀升到4.11美元一加仑的合理解释是“全球石油供应问题”。但是全球石油供应紧张是在撒谎,虽说全球石油供应最终会耗尽,但是短期石油供应量其实在增加。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报告,在石油价格达到峰值的前6个月,世界原油供应量从每天8524万桶上升到8607万桶,而同期世界原油需求量则从每天8682万桶降低到每天8607万桶。也就是说不仅短期原油供应量上升,而且需求量在下降,这种情况按照经典经济学的理论,本应该带来原油价格的下跌。但是,价格上涨的不是真实石油消费,而是纸面石油交易。

高盛通过说服养老基金和其他大型机构投资人投资于原油期货,几个大玩家竭尽全力把一度稳定的大宗实物商品市场搞成一个投机的赌场,也就是在固定的某一天可以以固定的价格购买原油。这种做法一举将严格按照供需情况定价的原油,从实实在在的商品变成了一个像股票一样可以投机的东西。投机到实物商品市场的热钱从130亿美元增长到3170亿美元,增长了2300%。到2008年,大约有800只基金集结在原油期货市场,油价波动的60%到70%是投机和操纵市场引起,而平均一桶原油在最终储运和消费掉以前,要倒手27次。

在半公开的政府豁免权武装下,高盛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赌场的首席设计师。高盛商品指数跟踪24种主要商品价格,其中原油价格的权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各种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其他机构投资人进行大规模长期赌博的主要场所。

在2008年7月以前,高盛的投资组合是做空美元、做多石油,因而在2007年至2008年美元的下跌和石油的暴涨以及次贷衍生品的崩盘中,获得了丰厚利润。

高盛做空石油是在2008年,在2008年初,被誉为“油价预言家”的高盛分析师阿尔琼•穆尔蒂,在《纽约时报》撰文预测由于尼日利亚供应中断、俄罗斯产量下降、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将失控性的增长,石油价格将“急速飙升”到200美元一桶。2008年7月,时任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声称:“从原油需求、工业技术、地缘政治等多个角度考虑,国际原油价格依然会上涨”,他还提出高盛有关“未来6到24个月油价愈来愈可能升至每桶150-200美元”的预测并非危言耸听。

事实却并非如此,这实际上这是圈内人做空石油的信号,而做空的前奏就是吸引“最后一棒”接手原油仓位。原油价格于去年7月见顶每桶147美元,随后一路狂泻,到2008年12月触及2004年初来最低点每桶32美元。不幸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石油消费国,就真的成为了这“最后一棒”。他们在130、140美元的价位上大量接手。

2008年10月,当众多国家接手后,高盛出手了。高盛另人咋舌地兀然多翻空,在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时,把此前看多石油至150美元、200美元一桶,改为看空50美元一桶,这显然难以让人信服。被玩于股掌之中的人们早已失去了理智,更没有想到做空确实是由高盛说了算。

当然,高盛随之的策略调整就是做空石油、做多美元,随着这一策略的实施,石油从最高147美元/桶跌到33美元/桶,77%的跌幅,以及美元指数同期30%的涨幅所验证,全世界傻眼。

据《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猎杀“中国龙”》一书指出,高盛因为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突出地位,在中国大型骨干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扮演关键角色。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中国石油(9.67,-0.01,-0.10%)巨头,在股份配售承销、账簿管理、海外并购等各方面都得到高盛等相关美国金融机构的“周密服务”。因此美国高盛对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布局了如指掌,这也是为什么高盛为首的金融炒家总能轻易利用“中国因素”进行成功炒作。2009年以来,油价反弹,在每桶60美元徘徊。高盛却开始公开唱空油价,在5月初又发布研究报告,称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将在未来两个月跌至45美元/桶,事实是,截止5月底,美国原油期货价格涨至65美元/桶,高盛唱空和唱多油价,都是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当然,高盛介入的中国战略行业远不止石油。

希腊危机 嫁祸中国

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曾写道:“在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暗藏着金钱的秘密。” 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刚好印证了这句话。

希腊为了能够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寻求高盛等投行帮助降低财政赤字。因此,高盛帮希腊政府悄悄贷进了数十亿美元。因为被视为货币交易而非贷款,而没有对外发布。这笔交易帮助希腊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仅达到欧洲赤字的规定获得加入欧元集团资格,还得以继续挥霍,但也埋下了隐患。2009年,希腊国家负债高达3000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2009年12月,国际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希腊主权信贷评级,引爆希腊政府债务危机。

多项记录显示,在华尔街的协助下,希腊过去10年来一直努力躲避欧洲负债的限制。由高盛制造的一笔交易,让希腊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得以躲过布鲁塞尔预算监督人员的审查。希腊为此支付了高盛大约3亿美元的费用。

掌握了高盛及一些华尔街交易文件的雅典经济学家Gikas Hardouvelis表示:“这类交易因为没有以贷款的方式记录,常会误导投资者以及金融监管人员对一国负债深度的了解。”

此外,这些“秘密”交易,除了通过欺骗投资者,更诱导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以避免采取严格措施,来控制他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如,高盛曾一度要向中国推销250亿欧元希腊债券,想假借中国之助,进一步帮希腊来掩饰现在的债务。高盛此举有转移危机,嫁祸中国之嫌。

在财经作家李德林所撰《做空希腊下一步高盛的终极是中国》一文中,有如下描述:

在这场危机中,人们意外地发现“中国”的“身影”。去年(2009年,编者注)11月,高盛投行总裁亲自前往希腊首都雅典,提出了一项帮助希腊还债套现的计划建议,并建议希腊方面由高盛搭桥,将高达250亿欧元的国债推销给中国。当一月底希腊成功拿到80亿欧元的新贷款时,市场一度便认为希腊已经没有支付危机。然而这正是某些人需要造成的效果。这时高盛高层再度游说希腊方面。然而希腊新政府显然已经认识到,高盛的建议是饮鸩止渴。在希腊的拒绝下,很快,市场上便出现了新的谣传:中国拒绝购买由高盛投行安排的一项“私人投资”250亿欧元的希腊国债。也就是说,希腊委托高盛出面来替其安排寻找投资者,这明确显示希腊方面出现了问题。一个国家的国债无人问津的话,就是该国金融信誉出现问题的最为明确的标识。而中国的拒绝将使市场要求雅典提供更高的风险保险。在这种背景下,高盛就成为一个大赢家:一方面替希腊推销国债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而另一方面高盛手中的“信用违约互换”保险CDS则大幅上涨。

法国分析家认为,透露出中国拒购希腊国债是令人吃惊的。这种消息按惯例是绝对处于保密状态的。对投资者或推销者来说,这种消息的泄露对两者都是不利的。然而《金融时报》却发现,消息透露者居然是高盛投行的第二把手凯利?科恩。他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前往雅典,试图游说希腊当局让高盛将高达250亿欧元的国债推销给中国,但遭到希腊的拒绝。于是消息便蹊跷地走漏出来,对希腊和欧元造成巨大冲击。

整垮贝尔斯登和雷曼

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认为,是高盛操纵股价导致它们垮台和陷入困境。据2008年《华尔街日报》英文版文章《Goldman Is Queried About Bear’s Fall》披露,高盛操纵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股价的问题已经被美联储调查。雷曼兄弟CEO Richard Fuld指控高盛CEO Lloyd Blankfein,认为高盛交易员在恶意散播关于雷曼兄弟的谣言,造成雷曼兄弟股价暴跌,最终雷曼只得以破产收场。在美国,操纵股价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

事实上,高盛的一封电子邮件确实对贝尔斯登造成了重大打击。

《财富》杂志曾报道,2008年3月11日,高盛的信贷衍生产品业务部在向其客户发送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称,高盛将不再就贝尔斯登的衍生产品交易为他们提供担保。

而在此前几周,高盛等银行都还在积极开展业务,同意对担心贝尔斯登这样无力履行其利率互换交易义务的金融机构提供担保,并从中收取不菲的佣金。

尽管高盛发言人当时声称该邮件不构成全面的拒绝,但资金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首席执行官Kyle Bass收到这邮件时还是感到异常震惊。Bass让同事给高盛打电话确认一下,问是不是搞错了。

“没有错,”Bass说,“高盛告知华尔街说,他们和贝尔斯登的关系完了,风险太大了。这是他们关系的终结。”

高盛的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泄露以后,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和其他客户开始撤资,最后撤资者多达上百家,加速了贝尔斯登的崩溃。

制造“全球化模式”陷阱

在过去25年里,华尔街制造了一系列的丑闻,能忽悠出去的东西也没剩下啥了。垃圾债券、IPO、次级房贷以及其他曾经盛极一时的金融产品,在公众心目中都成了诈骗的陷阱。信贷市场正陷入危机当中,房地产泡沫经济破灭,逼得华尔街不得不去找一个新的圈套诱人上钩——全球化模式。

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统一成“全球化模式”呢?1984年即在高盛任职的日本人神谷秀树在他所著《贪婪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这样写道:“推进全球化模式的中心人物无疑都是美国巨大投资银行的顶层人物。简单地说,证券世界的销售体系是由不到十家高盛这种巨大投资银行(包括储蓄金融机构的投资银行部门)掌握的。他们为了让自己更方便,要把所有的证券都做成“定性化的商品”。也就是说,他们使交易条件规格化以便于自己更好买卖。不仅仅限于证券,原油、玉米、大豆、咖啡豆等等,他们建立起的商品交易系统中,交易的种类越多,他们的利益和市场支配能力就越强。

他们在全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的商业圈和支配能力都增强了,以至于市场都要采取他们的游戏规则。像他们这样追求数字的人最忌讳的就是“个性”。当证券、商品都失去自己个性的时候,世界就掌握在了这些人的手里。

高盛等投资银行致力于用微薄的手续费来操作具有统一性(专家称商品化)的大规模商品,只要数量庞大,那么即使很小的价格差也能够带来巨额收益。以高盛为首的投资银行就是“贪婪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需要“全球化模式”,推行全球化,就掌握了世界。

            ——《白益民:谁来审判高盛》

来源: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  :白益民 2012年02月16日

“展期期权”陷阱

2005年,中航油(新加坡)在石油衍生品交易中损失约5.5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算合人民币45亿元)后,向当地法院申请召开债权人大会,以重组债务,而其股票已遭新交所停牌,总裁陈久霖的职位也被暂停。

据悉,中航油(新加坡)是从2001年开始参与石油衍生品交易的,除了对冲风险之外,公司也开展自己的交易活动。

但在和高盛新加坡杰润公司进行的交易上,中航油(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综合高盛与中航油(新加坡)的衍生品合约,可以概括为:高盛先以低价卖给中航油(新加坡)一个产品,让中航油(新加坡)肯定能赚到钱,但是利润有封顶。换句话说,中航油(新加坡)能够得到的利润是有限的。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高盛的风险也是有限的。与此同时,既然高盛给了你中航油(新加坡)这么一个肯定赚钱的机会,那你中航油(新加坡)也要给我高盛一些回馈,因此中航油(新加坡)同意从高盛手中购买另外一个产品。高盛说,这个产品不是自己赚钱用的,只是用来对冲高盛在和中航油(新加坡)签订的第一个产品中的风险。

实际上,这第二个产品,就是最终杀死中航油(新加坡)的“致命武器”:展期期权(extendible option)。

展期期权的结构是这样的,展期期权的持有者,在未来,比如半年后,拥有将一个当前约定好的条款的期权执行的权利,也就是“期权的期权”。这个展期期权是高盛持有,也就是说,高盛在六个月后有最终权利决定是否执行这个期权。这是一个毒性极大的产品。下面,笔者详细解一下为什么展期期权具有这么大的毒性和杀伤力。

中航油(新加坡)与高盛杰润公司签订的衍生品合约是一个展期三项式合约。该合约有两部分:三项式部分和展期部分。

三项式部分的结构是这样的:

每月交易量:15万桶(未考虑加倍)

合约期限:3个月(2004年7月至2004年9月)

高盛买入看涨期权执行价:36美元/桶

高盛卖出看跌期权执行价:33美元/桶

高盛买入看跌期权执行价:31美元/桶

杠杆比率: 2

WTI原油期货现价(CL1):34美元/桶

展期部分的结构是这样的:

每月交易量:30万桶

合约期限:12个月(2004年10月至2005年9月)

高盛买入看涨期权执行价:36美元/桶

高盛卖出看跌期权执行价:33美元/桶

高盛买入看跌期权执行价:31美元/桶

杠杆比率: 2

WTI原油期货现价(CL1):34美元/桶

合约签订的时候,三项式部分即开始生效。三个月后,当三项式部分结束的时候,即在2004年9月末,高盛有权决定是否执行展期部分。

这个合约同2008年中国航空公司签订的合约在结构上是完全一样的(见本报2月14日《还原高盛欺诈真相》)。

期权是一个权利,对期权的卖出者来说,潜在的风险是无限的,但是收益却是有限的,最大的收益就是卖出期权所得到的期权费。因此,卖出期权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行为。

如果说卖出期权的风险极大的话,那卖出期权的期权,也就是展期期权,风险就更大了。巴菲特曾经将衍生品比喻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借用这个比喻,展期期权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平方。而中航油(新加坡)即是送给高盛一个期权的期权。

那么,中航油(新加坡)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有三个。

第一,中航油(新加坡)不知道期权的期权有这么大的破坏力。

实际的情况是,中航油(新加坡)连简单的期权都不了解,甚至不太明白,更不用说高级的产品了。这从普华的审计报告里就可以得到印证。根据普华报告,中航油(新加坡)对最基本的期权的定价都是错误的。期权的价值分为两部分:内在价值和时间价值。

1973年,哈佛大学一位数学家和麻省理工学院一位经济学家开发了一个数学模型,完全解决了期权的定价这个百年未解的问题,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很多年前,人们虽然还不能解决期权的定价问题,却知道期权的价值是由内在价值和时间价值两部分组成的。但是,中航油(新加坡)直到2003年竟然不知道期权还有时间价值,以至于自己的估值和高盛的估值存在非常大的偏差,一个市值300万美元的期权,中航油(新加坡)只估值为100多万美元。一直到中航油(新加坡)破产清算的时候,也没有能力对所签订的展期期权进行定价。这就相当于一个人不会算术。

正是因为中航油(新加坡)没有能力对展期期权定价,也就无法知道这个产品的欺诈性和巨大危险。

第二,高盛是在签订合约时,将这个有剧毒的展期期权悄悄掺入进去的。所用的手段就是欺骗。高盛对中航油(新加坡)说,加入这个展期条款,可以使目前的三项式的结构对中航油(新加坡)更有利。比如,可以让中航油(新加坡)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石油或以更高的价格卖石油。这对陈久霖很有吸引力,因为更有利的价格意味着短期利润的增加。但是,对于展期期权的长期危害他是不知道的。

第三,随着中航油(新加坡)亏损的扩大,高盛又将展期期权说成是一个可以帮助中航油(新加坡)不用付额外的费用,就可以将现在的市值损失削减的有效方式,并使中航油(新加坡)保持对石油走势的判断。2004年初,中航油(新加坡)的合约开始出现亏损。虽然亏损不是很大,但是陈久霖却不想让外界知道。此时,高盛就说可以通过签订新的展期期权合约,来将当前的亏损削减。这让陈久霖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签订了新的展期期权合约。而在新签的展期期权合约中,展期期权的毒性更大、杀伤力更强,使中航油(新加坡)的损失更大。这是典型的饮鸩止渴。

最初,中航油(新加坡)的合约亏损只有几百万美元,这是以当时的石油价格,按正确的数学模型计算出来的。但是,第一次合约重组之后,亏损扩大到了2000多万美元,第二次合约重组后,亏损扩大到5000多万美元,第三次合约重组后,亏损扩大到1亿多美元,第四次合约重组后,亏损扩大到5亿多美元。也就是说,每次重组后,中航油(新加坡)的亏损都成倍增加。这里面有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亏损增加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重组后新的展期期权的市值损失比重组前更大,新的展期期权加倍放大石油价格上涨后带来的损失。

具体来说,比如说旧的合约的市值损失是300万美元,正常来讲,如果重组前和重组后,石油的价格不变,则重组后新的合约的市值损失也应该是300万美元。但是,因为中航油(新加坡)没有能力对展期期权进行估值和定价,在和高盛重组后,新的合约市值亏损则从300万美元上升到了1000万美元。这是典型的欺诈。

更恶劣的是,新的合约将加倍放大风险。还用刚才的例子。重组前的合约市值亏损为300万美元。如果石油价格上升30%,则亏损增加30%,150万美元,达到450万美元。但是,重组后,同样价格上升30%,新合约的市值亏损将增加700%,达到2000万美元。

正是由于高盛的欺诈,才使得中航油(新加坡)从小的亏损放大到巨额亏损,从小的问题变成破产重组的问题。而所有的这些亏损,都成了高盛口袋里的利润。高盛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表面上是中航油(新加坡)的交易对手,背后则是中航油(新加坡)的老师和顾问。

展期期权这种产品是衍生产品里的高级产品,即使在华尔街的专业人士中,能对其进行定价和分析的专业人士也是比较少的。中航油(新加坡)连简单的期权都没有定价能力,更别提对展期期权这种高级产品的分析和定价了。

更遗憾的是,中国企业两次踏进了同一条河流。正是因为几乎直到现在还没有了解、明白高盛是如何利用展期期权欺诈中航油(新加坡)的,才导致在2008年东航、国航、中国远洋(601919)、深南电等公司再次被高盛猎杀,悲剧再次重演。

——《中航油如何陷落高盛“展期期权”陷阱》

    来源:中国民用航空网2011年03月31日

左右中国猪肉价格

观察人士指出,最近国内猪肉猛价是高盛一手炮制的,高盛控制了中国猪肉22%的市场(这个22%的数据是高盛的分析师透露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说明,猪价猛涨是高盛等外资惹的祸,但是高盛完全有能力这样做。

进入新世纪后,高盛对中国养猪业投资情有独钟。况且在生猪产业链投资中,它显然是一个获利者。2004至2006年高盛投资的两家中国肉制品行业龙头企业——双汇发展和雨润食品两家企业的业绩均告不菲——在养猪热潮骤起的2008年,两家企业年利润增幅分别超过20%和30%。

2008年9月,高盛又斥资2至3亿美元,在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的“高盛养猪”事件曝光于各大媒体。从表面上看,高盛虽然没有进入中国生猪的产业链,但别忽略了养殖业最重要是种源,而且优良的猪种他们是不会提供给和其无关的公司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锐意做中国“猪老板”的外资行,并非只是高盛一家,德意志银行近年来也开始大规模布局中国的养猪业。2008年8月,德意志银行注资6000万美元,获取上海宏博集团公司养猪场30%股份。同时,德意志集团也注资6000万美元参与近年来在天津发展势头很猛的宝迪农业产业集团。

2010年,德意志银行面向全球发行了“德银DWS环球神农基金”,该基金将投资定位于以农产品为主的食物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不同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向中国,可见中国农业市场存在着巨大机会。

外资大量涉足中国养猪业是否对国内猪肉市场形成垄断,并左右猪肉价格。从此轮猪肉猛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外资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在全面了解或掌握了国内猪肉市场结构与几乎全部市场信息的前提下,他们随时可以在中国生猪市场现货和期货市场进行大规模操作,并决定国内猪肉价格的走势,甚至可以对抗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调控。

猪肉涨价是当前中国的一个热点问题。今年中国猪价猛涨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涨幅突出,远超过作为养殖业上游产品的粮食;二是一年多来猪价始终保持在高位,没有出现人们预料中的周期性回落。“猪价大幅领涨”的现象。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农业的薄弱环节及深层次矛盾,而另一方面与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养猪业不无关系。

试想一下,如果一旦这些以股权方式进入的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时期套现流出,中国养猪业原生态产业链会是什么样子?育种技术相对落后且零星散户资金不足,如何抵挡资本雄厚的外资进入?究竟养猪业是中国产业被外资介入的新突破口,或仅仅是一个与其他投资项目类同的投资新热点?
 ——《高盛左右中国的猪肉价格?》

来源:民声网 :邱林2011年08月01日

警惕高盛:

郎咸平:警惕高盛这个嗜血幽灵

来源:民生网 :郎咸平2011年11月30日

高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目前是没有界限的,它剥削所有的人,在目前我们的规则和立法不能打击它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对其一言一行十分谨慎,否则我们将会付出沉重代价。

近日,高盛集团出售17.52亿股工行H股套现,但是我们的工行认为,高盛并非否认工行的投资价值,減持工行股份是配合其资产配置的需要。紧接着11月14日,美国银行宣布计划出售其所持约104亿股建设银行(601939,股吧)(601939)H股,以补充其资本金水平,据称,这次出售美国银行预计将获税后利润18亿美元。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华尔街的金融幽灵。在这群嗜血的幽灵中,我们更要关注高盛,因为从1929年起,世界上任何一次大萧条和对美国之外的国家进行的狙击,高盛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高科技股到高油价,高盛主导了大萧条后的每一次市场操作。

“泡沫专家”的杀手锏

高盛号称是“泡沫制造专家”,没有谁比它更会制造泡沫,也没有谁比它更会引爆金融核弹,包括越南危机、迪拜危机、希腊危机等等。其实高盛要干这些事,它会使用两个手法:一个手法就是所谓的信息披露或者制造概念;另一个手法就是所谓的影子操纵,它经常会扶植一些傀儡帮它来做事情,它在幕后“垂帘听政”。

高盛最喜欢创造一些针对新兴市场的概念。它2001年的时候就创造了“金砖四国”,后来又创造了“新钻十一国”,它就是这样经常给这些国家镶钻贴金。这些所谓的 “金砖四国”和“新钻十一国”被高盛如此一评,他们就感觉到好像真的能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正是高盛的策略之一。高盛给出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就是要人们把泡沫给炒起来。当越南被美国贴上“新钻十一国”标签的时候,美国马上狙击越南。在高盛狙击完越南撤退的时候,整个越南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5%。

高盛的主要策略就是事先布好局,过一阵子才开始狙击,然后从中获利。本次的希腊债务危机,高盛没有直接跳出来,而是让南非标准银行出面,高盛在背后操纵。高盛是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601398)战略投资的最大股东,而中国工商银行同时又持有南非标准银行20%以上的股份。当初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就是高盛做的首席财务顾问,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愚蠢,帮高盛做替罪羔羊。

长远的贪婪

高盛的宗旨叫“长远的贪婪”。它们说短期交易的损失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它们最终追求的是长远的贪婪。高盛布局中国房地产也是由来已久,西安的长安城堡大酒店,上海的虹桥公寓、高腾大厦,都是高盛的产权。

高盛不只是搞金融和地产,只要有机会什么都搞。高盛控制了中国的猪,这绝对是不可想象的。它在2004年首先收购了猪肉的下游加工厂雨润集团,2006年又以2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河南双汇下游加工厂。搞定下游之后搞上游,高盛在湖南、福建花了3亿美元收购了几十个养猪场。2009年又开始搞中游的渠道。它不需要控制全中国的猪,只要控制这一条从福建到湖南到江苏到河南的猪肉产业链,通过高效整合,变得非常有效率之后,它就能够掌控全中国的猪肉。也就是说,高盛哪天想让猪肉涨价,中国的老百姓就得买高价猪肉。

高盛曾经是中国工商银行的最大股东,它的好朋友美国银行曾经是建行的大股东。建行的上市让它们赚了1300亿元,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为美国银行付出100元。这就是我们的金融改革,最后图利了高盛集团。实在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盘算的,为何会被高盛牵着鼻子走。最近那些幽灵频频套现,从中获取了巨额财富。伴随着他们的唱空和唱多,我们被搞得晕头转向,一些所谓的专家则感觉自己好得不得了,这些专家就是跟中国股市的“黑嘴”一样,在给高盛抬轿子,甚至他们被高盛利用了还不知道。

高盛虽然很猖狂,可是在美国政府的打击之下,已经收敛了很多,但是它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目前是没有界限的,它剥削所有的人,在目前我们的规则和立法不能打击它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对其一言一行十分谨慎,否则我们将会付出沉重代价。

附:

离职高管的盛世危言:我为什么离开高盛

来源:新浪财经2012年03月15日

导读:高盛集团执行董事兼欧洲、中东和非洲区衍生品业务经理格雷格-史密斯(Greg Smith)本周三宣布辞职,他在刊登于《纽约时报》的辞职信中表示,今日的高盛已经完全丧失了团队合作、正直、人文精神和永远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核心的企业文化,急功近利,一切以赚钱为中心,如不正风气,将不能保证基业长青。

以下是他的辞职信全文:

今天是我在高盛的最后一天。从最初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期间做夏季实习生,再到后来去纽约工作10年,现在又在伦敦,我已经在这家公司12年了。相信凭这些年份,我足以对其文化、人员和本质有足够的理解。我很诚实地说,这里目前环境的毒性和破坏性是我前所未见的。

简单讲就是,高盛在实际业务中以及思考如何赚钱时,客户利益持续被边缘化。高盛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投行之一,对全球金融系统有广泛影响,因此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从我大学刚毕业入职至今,高盛的方向发生了很大转变,以至于我现在不能问心无愧的说自己能够代表其立场。

对于不知情的公众来说可能有点意外,但文化一直以来都是高盛成功的关键要素,它以团队合作、正直、人文精神和永远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为中心。文化是高盛能实现今日辉煌的秘密武器,也是其143年来一直能获得客户信赖的原因。这不仅仅关乎赚钱,而是与自豪以及对组织的信仰有关。因为单靠赚钱,一家企业难以长久。然而令人悲伤的是,如今我放眼四顾,竟找不到曾支撑我倾心为这家公司效力这么多年的文化的踪影。我已不再有自豪,也不再有信仰。

不过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十多年来,我通过近乎严苛的面试程序招聘和辅导了大量新人。在公司每场全球校园招聘中播放的宣传片中,露面的有10名员工,而我就是其中之一,要知道这是一家员工总数超过3万人的公司。2006年我在纽约负责销售和交易部门的夏季实习生项目,指导80名从数千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的大学生。

当我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直视学生的眼睛,告诉他们在这儿工作有多棒时,我知道是时候要离开了。

当历史书籍写到高盛时,可能会说高盛在现任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和总裁盖理-科恩(Gary D. Cohn)的领导下丧失了对公司文化的控制。我确信道德沦丧是高盛长期发展的最严重威胁。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幸为两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五家美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三家中东和亚洲最卓越的主权财富基金担任咨询顾问。我的客户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建议他们做我认为正确的事一直是我深以为荣的,尽管这可能意味着公司会获得较少回报。这种理念在高盛越来越不被认可,也是我应该离开的另一个迹象。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公司改变了对领导力的认知,领导力的内涵曾经包括思想、树立榜样并正确行事。如今,如果你能为高盛(目前还不是“斧头嫌犯”)赚足够钱,你就会被提升到一个有影响力的职位。

晋升的三条捷径是什么?首先,利用公司的“斧头”。这是高盛内部的说法,就是说服客户投资那些公司认为获利潜力不大,因此希望脱手的股票和产品;其次,“捕捉大象”。这句话在英语里的意思就是:让你的客户,不管是经验丰富还是初出茅庐,进行任何能给高盛带来最大利益的交易。说我不入流也可以,但我就是不喜欢把不合适的产品卖给客户;最后,给自己谋求一个职位,任务只是交易那些流动性差、用三个首字母代替的含糊产品。

如今,许多高层的做法凸显出高盛的文化智商已经接近于零。我参加那些衍生品销售会议时,他们没有一分钟在讲怎样帮助客户,全部是如何最大限度的从他们身上赚取利润。如果你是一个火星人,这样的会议会让你相信,客户的成功和进步完全不是他们在思考的问题。

大家麻木不仁地谈论如何从客户身上榨取利润,这让我感到厌恶。过去的12个月,我曾见到五位不同的董事总经理将他们的客户比作“提线木偶”,有时候甚至在内部邮件中也这样。尽管是在发生精彩法布、算盘交易、上帝的工作、卡尔-莱文、吸血乌贼这些恶性事件后,难道毫无廉耻吗?至于正直,早已被腐蚀了。我不知道这是否合法,但会有人挑战极限,向客户兜售那些有利可图、复杂但与他们利益不一致的产品吗?是的,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

如果客户不信任你,他们最终会停止跟你的业务往来,不管你有多聪明。而这一基本事实高管们却视而不见,这让我震惊。

我们能从客户身上赚多少钱?这是近日来我从初级分析师那里听到的最多的关于衍生品的问题。每次听到都让我不安,因为这清晰地反映出通过对领导的察言观色,他们觉得应该这么做。设想下10年后的情景,根本不用像研究火箭的科学家那样,你就能想到,像初级分析师那样安静地坐在房间一角,听着关于“提线木偶”以及如何赚取报酬这样的故事,是成为不了现代公民的。

在我做分析师的第一年,我不知道浴室在哪,甚至不知道该怎样系鞋带。前辈教导我的是如何努力摸清门道、知道什么是衍生品、理解金融、了解我们的客户以及什么能够激发他们、学习如何定义成功以及怎样帮助客户实现这一目标。

获得全额奖学金从南非到斯坦福大学读书、成为罗氏奖学金获奖者、赢得马加比厄运动会(以犹太人的奥运会著称)乒乓球赛的铜牌,这些都是我此生最自豪的时刻,都是通过艰苦努力而不是走捷径实现的。今天的高盛已经变得太注重走捷径,而不是成就,我再也不能适应了。

我希望这是对董事会的警钟,重新将客户作为业务的重心,因为没有客户公司就不能赚钱,甚至难以生存。清除那些道德败坏的人,不管他们为公司贡献了多少利润。重新扶正公司文化,让那些想在这里工作的人能找到正确的理由,只关心赚钱的人是不能将公司维系太久的,也不可能永远获得客户信任。

高盛:欧洲的新主人

来源:强国论坛 2011年11月21日

英国独立报问:高盛:欧洲的新主人?

独立报认为,整个欧元区成了一个高盛集团的项目。当一般人还在烦恼紧缩和就业的时候,高盛系的官员已经在欧元区的权力层进行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革。

在这样一个项目里,高盛会为政府提供建议和资金,派自己的人开展公共服务,为那些来自欧洲政府的官员提供优厚待遇的工作。通过这个项目,高盛投入了人力、财力和脑力,让人难以从欧洲的公共利益中分辨高盛的利益。

高盛不仅与全球央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在欧洲面临债务危机的权力更迭中抢占主导地位。

于是,独立报就设计了这样的问答:新民主的代价是什么?就是高盛统治欧洲。

最近的例子当然是新科意大利总理蒙蒂(Mario Monti)。

他是意大利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为学术机构和智库工作。1995年,时任总理贝卢斯科尼任命蒙蒂为欧盟委员会委员。

从那时开始,高盛开始对他产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蒙蒂在欧盟委员会负责欧元区范围的市场,而且侧重于欧元区机构的竞争事务。他的决定可以左右高盛的收购、并购交易,也可以极大地影响高盛的银行家为这类交易提供资金。而且,蒙蒂还成为意大利财政部银行与金融系统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肩负制定国家金融政策的责任。

身居如此要职,蒙蒂在高盛眼中自然大大加分。同年,高盛就向蒙蒂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盟,头衔是国际顾问。

高盛共有20多名国际顾问,他们是非正式的游说家,为了高盛的利益与那些管理高盛业务的政治家打交道。参与策划欧元诞生的前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管理层成员Otmar Issing也是这样的顾问。

2011年11月14日,蒙蒂被任命为意大利总理,2天后组建了技术官僚型内阁。这有着多重重大意义。

首先,蒙蒂顶替了丑闻与恶评缠身的前任贝卢斯科尼。虽然贝卢斯科尼下台以后仍然掌握实力强大的政党和企业,但至少现在看来,意大利人送走了一个17年把持最高领导权的大佬,表面上完成了实质无法扫清的任务。

其次,蒙蒂行使总理的权力,推举了未经民选的技术型官员,这已让民主的正常程序停摆,可能就暂时封印了民主本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位高盛集团的高级顾问坐上了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掌门人宝座。这已经将一家投行的政治权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而原本人们可能认为它是对政治有害的禁忌做法。

这就是意义最重大之处:欧洲向高盛项目前进了一大步,也许已经达到了成功的巅峰。

当然,推动高盛项目走向胜利的不仅是蒙蒂当选。

效力高盛的卸任政治家中,最有名望的也许就是20世纪80年代任爱尔兰总检察长的Peter Sutherland,他也曾担任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目前是高盛旗下英国经纪-交易公司高盛国际的非执行主席。在爱尔兰申请国际援助并实行国有化以前, Sutherland还出任苏格兰皇家银行的非执行董事。对于欧盟救助爱尔兰问题,他指出,紧急贷款的条款应该宽松,这样才不会使爱尔兰的金融困境恶化。它反映了爱尔兰实力派的呼声。2011年夏季,欧盟已同意下调援助爱尔兰贷款的利率。

招徕那些与高盛发展密切相关的在任政策制定者,这只是高盛项目的一种策略。将高盛的嫡系送入政府则是另一种手段。

明显的实例就是今年11月1日走马上任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他曾任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和意大利财政部的总司长,是典型的政府机构出身。2002-2005年,他担任高盛国际的董事总经理。离开高盛后出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然后又成为欧洲央行当家人。

其实,在德拉吉被列入欧洲央行行长候选人的时候,他的高盛背景就引起争议。

这还要说回本世纪初。意大利和其他欧洲边缘国家急切地要加入欧元区,可欧元区规定,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不能超过经济规模的60%。为达到这一标准,意大利等国就利用衍生品交易,表面上减少了国债。在这许多复杂的衍生品交易背后,为这些国家出谋划策的就是高盛。

德拉吉去年就为此澄清,自己同高盛的这段过往毫无瓜葛。为竞选欧洲央行行长而接受欧洲议会听证确认时,他又说,在意大利财政部和高盛任职期间没有参与这类互换交易。

姑且不论意大利人德拉吉是否有遮掩的嫌疑。至少,已经两次大规模求助欧盟和IMF贷款的希腊人应该绝不会忘记那段过去。

2002年,高盛以外汇互换的方式向希腊政府提供了10亿美元。高盛的交易员们就是通过大量这类交易使希腊很快筹得资金,降低了预算赤字。希腊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背上多年还款的包袱。

而今年11月10日担任希腊新总理的Lucas Papademos当时是希腊央行行长。最近晋升为希腊国债管理局主管的Petros Christodoulou就是在高盛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Simon Johnson在他的著作《十三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13 Bankers : The Wal 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中指出,在推动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高盛和其他大银行已经与政府走得很近,美国实际上是寡头政治。至少欧洲的政治家还不像美国那样,没有被公司“收买”。在欧洲,决策精英和银行家有共同的世界观,有一套共同的目标和共同努力强化的构想。

但现在最严重的危险在于,如果意大利停止偿债,债权国银行可能就会破产。高盛承保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未披露的欧元区政府债务。它不可能毫发无伤,尤其是这2万亿中有一些受保机构就是可能破产的银行。援助与紧缩都是合理的,因为欧洲人从高盛那里得到的更多,没有比以前少。否则就是又一场金融危机,第二次经济崩溃。

这也许算欧洲共同的构想?谁敢试一试?

如下图所示,以先左后右、由上至下的顺序依次列出几位官员在欧盟的职位和曾经或现在在高盛担任的职位:

已故的前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比利时人Kareal van Miert:高盛国际顾问

曾帮助创立欧元的前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管理层成员、德国人Otmar Iseing:高盛顾问

前爱尔兰总检察长、前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爱尔兰人Peter Sutherland:高盛国际非执行董事

前意大利央行行长、新任欧洲央行行长、意大利人德拉吉(Mario Draghi):高盛国际董事总经理

11月16日辞职的IMF欧洲部主管、法国人Antonio Borges:高盛国际副主席

意大利新任总理蒙蒂(Mario Monti):高盛高级顾问

希腊新任总理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虽然没有在高盛任职的经历,但他2000年前后担任希腊央行行长期间,正是外传高盛帮助希腊隐瞒债务,为希腊发售国债之时。

希腊国债管理局主管Petros Christodoulou:初入职场就在高盛工作

                                              编辑: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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