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引起国际社会对环境危机的关注。自那时以来，尽管一些发达国家通过污染末端治理改善了局部的大气和水环境，然而以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热带雨林砍伐为象征的全球环境危机更加深重。由于认识不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系，国际社会主流应对危机的反应就是试图通过市场、技术和政策改革来解决问题。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深刻地批判了这种认识和做法，称这种认识是“市场拜物教”、“技术拜物教”。他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除非进行全球范围的生态和社会革命，市场和技术都不能拯救地球生态。福斯特对“市场拜物教”的批判不仅对国际社会如何应对生态危机，而且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都有启示意义。
一、福斯特对“市场拜物教”的批判
在西方许多环境经济学家看来，生态的退化是市场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如果自然被引入市场关系当中的话，几乎能解决所有的生态问题。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主席施密德黑尼就认为，自由市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好手段，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放活。[1]莱斯特·R.布朗在《B模式》一书中也明确指出，“我们的唯一希望，是迅速进行体系上的变革，建立起以反映生态真理的市场信息为基础的体系”，通过把环境破坏成本加入到价格中去，匡正与环境成本不符的扭曲的世界市场价格体系，转向生态经济，就能拯救地球，延续文明。[2]而福斯特用大量事实分析了市场方案解决生态危机的虚幻性。
1.环境成本内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可持续性问题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环境成本内化，如对损害臭氧层的化学品征收消费税大大减少了在泡沫制品中对氟里昂的使用，对含铅汽油征收高额消费税逐渐淘汰了含铅汽油，种类繁多的能源税使能源消费水平有所下降。除了税收手段之外，还有产品收费、使用者收费、排污交易等市场方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革新，带来了能效的提高和物耗的减少，使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有了较大改善。正因如此，很多人相信通过环境成本内化、延伸市场关系可以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但福斯特断然否定这种认识。在他看来，第一，发达国家环境状况的改善并非全是成本内化的结果，而是与发展中国家环境状况的恶化有一定关系。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进口资源能源型产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包括核废料、电子垃圾在内的污染物质，表面上本国的问题减轻了，实际上则是全球扩散了。第二，发达国家通过成本内化解决的是那些最容易解决、与现存体制相辅相成的环境问题，而那些直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依然没有得到改善，而气候变暖是对全球生态最大的威胁。环境中有毒化学物质的积存也在快速增长，特别是环境污染从可视污染、显性危害转向“微量毒性”(microtoxicity)，[3]使得一个人从生到死都要和有毒化学品接触，即使它们的浓度非常低，也能导致各种生育缺陷、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的损害，因而环境形势事实上更加严峻了。第三，并非所有的环境成本都能实际内化到经济之中，如前所述，有些环境要素根本无法按照市场规则定价。最后，即使有些环境成本能够部分地内化于经济，充其量也只能在短时期内减轻、缓解某些环境问题，从长远看并不能阻止环境退化的趋势。因为无论是环境成本外化还是迫于外部压力将成本内化，只要资本主导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成本内化不过是加入了环境要素的新一轮竞争，盈利赚钱是资本追逐的永恒主题，资本的这一本性决定了即使能够把环境成本内化，有限的生物圈也容纳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增长，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动力本质上是不接受任何外在限制的，最终都会由于自然赖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再生产能力的丧失而导致生物圈的严重破坏。[4]
2.并非所有环境要素都能纳入市场
福斯特指出，“即使是在我们这个以自我为中心、惟利是图的社会里，自然也不可能分割为碎片被纳入有关价格体系中。”因为并不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转化为价格，内在价值不能都简化成为市场价值。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如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文调节、干扰调节、养分循环、废物处理、生物控制等，对于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延续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公共财产，不能像其他市场上的商品那样买卖，它们是人类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被看作是经济的一种“生产条件”，但它们无法按照市场规则再生产和定价。尽管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们煞费苦心地想出了“快乐询价法”、“或有评估法”，试图赋予生态系统中的环境组分以价格，然而都不能真实反映它们的价值，要把它们纳入到全球的价格系统更是不可能。1997年，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等13 位科学家曾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进行过估算，认为生态系统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统服务的价值每年至少为33万亿，是当时全球GNP的1.8倍。[5]他们做这种评估的目的是想强调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以及继续忽略、浪费它们会造成的潜在危险——可能最终使人类在生物圈中存在的持续性方面付出代价。这些科学家们也认为要把全球生态系统的服务完全纳入市场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福斯特引述卡尔·波拉尼的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土地[6]稳定地维系着人类的生命，它是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类身体的安全条件，是风景和四季。”[7]硬要把人不可出让的生存条件——环境分割开来，逐一纳入商品经济的循环之中，使之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显然是荒谬的。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尚未支付成本的经济，要在市场结构中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全部内化是绝对不可能的。
3.市场没有能力考虑生态极限问题
在主流经济学家研究、发展环境估价技术的时候，福斯特和许多绿色学者们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市场没有能力考虑生态极限和自然资本耗竭的不可逆转性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系统不像流通中的其他商品，缺少自动的自我修正反馈回路，成本效益分析往往低估丧失多样性的价值。以原始森林的砍伐破坏为例。生态学告诉我们，原生林物种丰富、生物群落结构复杂，这个构成生命之网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有个临界点，如果砍伐破坏程度超过这个界限，生态将无可恢复。可是汇集了无数趋利而动的企业的市场“缺乏内在的机制来断定这类决策的后果在人类正常生存时间内是不可挽回的”[8]。企业经济学“从根本上说，缺少任何把它与一些基本和关键的概念如进化、生物多样性、承载力、大众的健康联系起来的指导方针。企业设计的目标是打破限制，而不是尊重限制，特别是当生态限制并不总是以死河、出生缺陷等那么显著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表现在更为微妙的关系和细节上时，更是如此”[9]。因此，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商人们，要么对生态极限和资源稀缺的认知很有限，即使他们中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相信“公地悲剧”迟早要发生，他们也无法超越投资决策中的短期行为。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家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就是要赚钱。“当一种公共财产资源发生稀缺时，如现在的许多渔场以及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如巨鲸、老虎和犀牛的现状那样，可能产生更为激烈的竞争，去捕获那所剩无几的残余。”[10]这种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对私利的追逐，如果没有国家以至国家间的联合干预，就会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今天，全球物种的灭绝率已经是自然正常灭绝率的1000倍。尽管我们知道人类只是地球复杂生态系统的一个链条，人类的状况取决于整个地球生态的健康，但由于科学迄今很难证明人类的命运是决定于对某一特殊物种或生态的保护，致使人们仍旧热衷于追逐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对物种的消失无动于衷。其可能的结果就是我们慢慢地无意识地滑过临界点，最终将引发大规模生态崩溃。今日的世界经济已经完全不同于早先增长十分缓慢的经济，“2000年一年的经济增长就超过了整个19世纪”[11]，以致我们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某些关键的生态极限，并导致了一些自然资本的耗竭，而这一切都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发生的。
4.通过自然资本化保护生态环境是市场乌托邦
一些环境经济学家主张以更开阔的视角看待环境成本内化，认为整个自然界及其各组成部分本质上都是自然资本，他们认为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失灵，不如说是会计系统失灵，因为会计系统不承认资本已经包含了一切存在物。主张把自然纳入其损益表中即自然资本化，并以此来拯救环境。[12]福斯特认为，自然资本化是一种市场乌托邦奇想。他指出，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实是试图将自然作为资本库，“并将这些库存整理成可在市场买卖的财产”，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掩盖对自然掠夺的现实。“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其主要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那时将不存在实际上的自然资本的净积累，而只有随华尔街的行情变化，不断将自然转化成金钱或抽象的交换。”[13]自然资本化不过是以翻新的概念掩盖一切照旧的事实。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14]试图通过自然资本化保护生态环境是一种市场乌托邦。
福斯特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进一步驳斥了自然资本化的主张。他指出，土地和森林是最早被从自然中分割出来变成资本的，可是它们被资本化的结果使许多土地所有者、垄断财团获得了滚滚财源，然而与此相关的生态环境却越来越恶化。他借用德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巴罗的话说：“土地成本的上涨从未中断过建筑物的拔地而起和城市景观的水泥硬化。”而森林的悲剧命运“不是因为它们被排除在资产损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已被包含其中”。市场将森林视作数万亿英尺的木材商品，而不是给无数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的生态系统，资本遵循利润法则砍伐清除了有数百年历史的古木，用整齐划一的速生林取而代之。与孕育了无数动植物群落、复杂多样的天然林相比，工业栽植树木简直就是生物学和遗传学意义上的荒漠。这种替代的结果是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生物和遗传多样性的消失。[15]
5.“市场拜物教”归根到底是要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解决生态危机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外部障碍阻挡，这种社会必定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在全球变暖的今天，许多人寄希望于市场机制即碳排放贸易解决问题。可福斯特尖锐地指出：正是市场关系的无限扩张，个体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竞争，导致了财富的悖论，即物质财富和自然财富呈负相关，前者的增长往往会导致后者的减少，同样地，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也呈负相关。自从市场经济主导世界经济运行以来，“市场力量适应资本积累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16]，却造成了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本主义出现后几百年间市场力量对人与自然环境的掠夺就是明证。形形色色的市场方案归根到底是要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解决生态危机。碳排放贸易计划也是如此，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统治阶级各阶层总是力求避免在这一领域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革，因为社会—环境关系的任何实质性变革，都将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挑战和一场生态文化革命的发动。而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根本解决生态危机。福斯特反复强调：市场力量意味着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除了积累没有任何其他逻辑可言，这决定了市场机制不可能扭转生态退化的趋势。顺着自然商品化、资本化的方向走下去，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生态与社会灾难甚至崩溃。“绿色市场拜物教”从根本上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7]
二、福斯特对“市场拜物教”批判的启示
福斯特对“市场拜物教的批判”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改革开放前，我们学习苏联模式搞计划经济，完全摒弃了市场经济。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统得过多过死，缺乏激励机制，长期不能摆脱效率低下、物质匮乏的状况。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利用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这根杠杆，加快已被延宕多年的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每个市场竞争的主体都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在国家层面上，这种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推动了物质财富的增加，集中体现为人均GDP的攀升，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就是这样创造的。但是单个主体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必然要求它在运营中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往往会带来成本外化以及“公地悲剧”这种负面后果，这也正是这些年我国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损耗过快、生态环境恶化，致使发展难以持续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如何在利用市场的正面作用和限制其负面影响上寻找平衡点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尽管福斯特对市场经济全是负面的看法有点偏颇，但他的批判还是给我们一些非常有益的启示。
第一，既要运用市场手段促进环境成本内化，也要强化环境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如何把这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还处在探索之中。市场经济并不会因为我们在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就自动体现社会的需求，特别是在如何利用好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优胜劣汰、内生动力、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同时有效限制其负外部性上我们还经验不足。这些年各类企业竞相追逐利润，让环境成本外化，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追求GDP增长产生的负外部性环境成本正在严重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里，既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不完善的因素，也有市场失灵，更有政府管理缺位的原因。要解决上述问题，既要运用诸如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等经济手段，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从而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与此同时，政府必须强化对环境的管理。特别是鉴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还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环境监管不到位，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相当普遍，如不能及时纠正就会刺激一些守法企业转变到违法的轨道上来，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尽管在污染末端治理上市场手段能够奏效，但治理成本仍远远高于之前所产生的收益。因此，真正的保护应以生态破坏前的预防来取代生态破坏后的治理，这就要靠国家的意志，坚决拒绝“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模式，立足环境公共性的特征，不断创新环境管理手段，从根本上使各种社会经济主体无法从掠夺性开采资源和环境成本外化中获得额外的收益，推动社会形成“保护在先，适度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发展模式。在这方面，市场的作用很有限。
第二，生态环境属于公共领域，环境物品的配置需要国家的调节。
福斯特对市场拜物教的批判启示我们，尽管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但是生态环境属于公共领域，在这类公共物品中引入市场机制在国外有很多市场失灵的案例，国内一些公益性事业如高校、医院、殡葬服务市场化运作也导致人民群众“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甚至“死不起”，这些都警示我们在试图用市场之手解生态环境之困时一定要科学评估，审慎决策。公益性部门直接关系民生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经营管理不应以营利为目的，政府不能图“省心、省事”或只想“把赔钱的变为盈利的”，将一些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完全推向市场，放弃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例如水务管理，考虑节约水资源应实行梯级水价。一些地方外资高溢价收购供水资产，表面看似双赢，实则埋下了日后高水价影响民生以至社会动荡的种子，一些落后国家已有先例。[18]
市场化机制与公益事业并非完全不相容，例如，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与一些名牌企业合作，出于为国家治理荒漠化事业募集更多资金的目的，于2011年2月授权成立公益事业品牌全国运营中心，陆续推出一些大众熟知的高端品牌，从这些公益事业品牌商品的销售利润中提取一部分用于支持荒漠化治理，可以说是市场化机制与公益事业相结合的一个新探索。不过，即使是一些设计和效果都很好的市场化改革，也需要加强国家的管理和调节。例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项改革通过建立责权利明晰的林业经营制度，激发了农民发展林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对增加森林数量、提升森林质量、改善生态环境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林业改革和发展中，也需有效防范利益驱动导致的毁林现象，警惕一些公司、企业趁机围山圈地、砍伐天然林和天然次生林、栽种经济林的情形。在生态区位重要的地方，国家应该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公益林营造和管护的力度，实施生态补偿，不能把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生态公益事业的权责交给企业、个人，不能指望靠明晰产权和引入市场机制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对利用碳交易市场实现二氧化碳减排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只顾眼前而不顾今后强制减排的需求。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设计，碳排放贸易即清洁发展机制本应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赢”的，工业化发达国家以较低的代价实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通过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可以实现节能降耗低碳发展，可在国际范围内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减排承诺，共同服务于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目的。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它是让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成本，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我们减排目标的一个政策手段”。但福斯特将碳排放贸易称之为“绿色市场拜物教”，他在《为什么要生态革命?》一文中指出，实践证明，碳交易计划漏洞百出，它允许对排放没有效果的各种可疑的交易形式的存在，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让投机者和大企业获得巨额利润，结果却成为把我们的子孙后代锁在灾难之中的“厄运神殿”。尽管他的批评也许有点偏颇，但是他对资本本质的认识还是提醒我们在温室气体减排贸易问题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资本会利用减排贸易谋利有清醒的认识。在目前中国的碳排放贸易中，境外机构往往以直接项目投资而非技术转让为主，而且外方青睐的项目往往是技术含量不高而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外方拿到核证的减排量(CERs)并非为了实实在在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是要在境外二级市场出售牟取暴利，因此，在签订减排量购买协议时故意压低价格，于是就出现了中国低廉的碳减排指标被金融机构包装、开发后，“CERs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往往是开给中方价格的两倍以上”[19]的情形。这也印证了福斯特的担心不无道理。特别是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减排的博弈越来越激烈，中国作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多的国家(尽管我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远低于发达国家)，承担强制刚性减排义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不能只看眼前而不顾今后强制减排的需求，避免出现有学者担忧的那种情况——“现在以较低价格卖出减排量，今后可能会花高价去买回来”，虽然不一定是以减排指标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如出口商品被征收碳关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双重矛盾，即加大开发自然资源的需求与由此引发的自然生态的问题和严重的社会问题。既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中国迅速地融入世界，中国人就“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的范围内思考和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应该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广阔视角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20]。这正是我们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之所在。尽管福斯特对“市场拜物教”批判的观点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但他的独特视角和批判性思维对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较短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他启示我们要不断地创新观念、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地在利用市场的正面作用和限制其负面影响上寻找平衡点，不断探索使经济活动适应环境规律，使我们的社会尽快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注释：
[1][4][7][13][14] 转引自[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第33页,第23页,第27—28页，第28页。
[2] [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3][8] J.B.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2,p.46,p.35.
[5] [美]罗伯特·科斯坦萨等《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估算》,载于《生态学杂志》1999年第2期。
[6] 卡尔·波拉尼这里所说的土地和今天我们理解的土地不同，而是如A.利奥波德所说的包括了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即自然生态环境。
[9][12] [美]保罗·霍肯《商业生态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3页。
[10] [美]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11][美]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东方出版社 2002年版第19页。
[15] J.B.Foster,The Vulnerable Planet：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9,pp.111112.
[16] J.B.Foster,Organizing Ecological Revolution,see from http://www.monthlyreview.org/1005jbf.htm.
[17] J.B.Foster,Why Ecological Revolution?,See from http://www.monthlyreview.org/100101foster.php.
[18] 江涌《跨国水龙王搅浑中国水务市场》，载于《世界知识》2009年第7期。
[19] 杜悦英《CDM的中国难题》，载于2009年12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
[20] 何萍《生态地批判》，转引自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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