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肇始于美国次贷市场违约的金融危机究竟怎样迅速地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严重经济衰退，西方左翼学者从危机的根源、发生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以利润率变动情况和新自由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为视角，立足于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或资本主义特定制度的主要矛盾中去寻找危机的根源，试图从矛盾的运动中分析危机的发生机制，揭示引致本次危机必然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
一、利润率与经济危机
(一)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危机的产生
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也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一些左翼学者以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为基础，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内含的主要矛盾的角度对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发生机制进行了剖析。
克里斯•哈曼指出，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求自身的增殖和积累，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它们的共同作用会产生双重结果：一方面，所有的单一资本都努力通过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以保证利润，但是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和“劳动价值规律”，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资本密集型”投资最终会造成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不同的资本为了抢占市场份额盲目扩大生产，最终造成生产相对过剩。过剩的产品本来可以通过增加工人消费和资本家投资的方式解决，但是利润率的下降和低迷使资本家没有动力继续扩大投资，而且他们还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来保证利润水平。
哈曼指出，利润率虽然曾经在1982年开始止跌回复，但是未能持续恢复到下降之前的水平，原因是非生产性费用的增加，而这正是资本家和政府为了阻止利润率下降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矛盾性后果。在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下，工人的消费需求不得不通过不断扩大借贷来满足，这导致了家庭信贷的迅速膨胀。银行和金融机构过度发放家庭信贷成为本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从哈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资本积累始终处于矛盾之中，难以摆脱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危机的命运。
安德鲁•克里曼基本上赞同哈曼的观点，但是与哈曼认为美国的利润率曾经在1982年后有所恢复的观点不同，克里曼认为利润率并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之后出现恢复。他认为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导致积累率的同步下降是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
克里曼对1947~2007年美国公司部门(包括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的利润率进行了计算。他用财产性收入代表利润，并使用了计算公式：利润率=财产性收入/固定资本。根据计算结果，克里曼发现，利润率并没有如哈曼所言在80年代出现了部分恢复，而是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克里曼认为，利润率没能恢复的原因是70年代的经济危机并没有造成充分的资本毁灭。经济危机一方面是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造成过剩资本的毁灭，而过剩资本的毁灭是利润率恢复的开始。但矛盾的是，资本的大量毁灭也可能会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存续造成威胁。正是由于害怕资本的大量毁灭带来又一次的大萧条并刺激工人意识的觉醒，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采取了防止资本毁灭的经济干预政策，结果造成了利润率的持续低迷和本次经济危机更为严重地爆发。
克里曼认为本次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之后，利润率并未显著恢复，而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导致了资本积累率同步下降。最终，资本积累率下降导致了以人均GDP增长下降、企业产出下降、工人工资下降、债务上升为特征的经济衰退的危机。
(二)利润率上升与经济危机的产生
单一资本积累和社会总资本积累之间的双重矛盾决定了资本积累过程存在着双重矛盾。一方面，单一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提高单个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得超额利润的方式提高自身的利润率，但是社会总资本通过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后会造成利润率的下降，这是第一重矛盾。另一方面，单一资本也可以通过挤压工人工资来提高利润和利润率，但是社会总资本普遍挤压工人工资时会遭遇利润难以实现的困难，这是第二重矛盾。认为利润率下降导致本次危机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认为第一重矛盾造成了本次经济危机，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第二重矛盾才是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此方面，爱德华•N•沃尔夫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经过将美国1973~2007年与1947~197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沃尔夫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收入在1973~2007年遭到挤压，而中产阶级减少的收入已经转变成企业上升的利润率。工人收入的停滞与债务增加之间的矛盾是本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根据沃尔夫的研究，在1947~1972年美国工人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是同步上升的，但是1973年之后工资增长却停滞了。劳动工资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出现了由劳动向资本的明显偏斜。通过这种偏斜，1973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总利润、企业利润和利润率都有显著的增长，几乎回到战后最高水平。
由于社会总资本普遍挤压工人工资时会遭遇利润实现的困难，所以似乎社会总资本并不能依靠挤压工人工资来维持利润率的增长，但是为什么美国经济维持了三十多年，或者说经济危机延迟了三十多年?原因是美国工人家庭债务的增长维持了工人的基本消费。
当社会总资本在挤压工人工资后面临利润实现的困难时，放宽对工人的信贷成为暂时的解决办法。在1973~2007年，工人在房价上涨中获得更多的住房抵押贷款，同时通过信用卡获得更多的消费信贷。宽松的获信条件使工人的日常消费得以维持，从而掩盖并缓解了利润实现的困难。但是矛盾最终在工人工资停滞和债台高筑时表现出来并日益激化。最终，在利率上升、房价骤降、工人住房抵押不足以偿还贷款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首先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爆发了。
(三)其他观点：利润率变动与经济危机无关
并非西方所有的左翼学者都认同利润率的变动是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杜梅尼尔和莱维、弗雷德•默斯利、巴苏和瓦萨德沃等人认为，美国的利润率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已经恢复，所以本次经济危机与利润率的变动没有直接关系。
杜梅尼尔和莱维是新自由主义制度失败说的典型代表。他们反对利润率下降说，称利润率下降说是“利润率幻觉”，批评仅仅关注“马克思利润率”会造成误导。他们认为税收、利息支付都会对投资造成影响，决定积累率的是留存利润率。
在相关研究中，杜梅尼尔和莱维依次计算了扣除税收、利息、分红后的多种利润率以及马克思利润率的变动率。结果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美国的利润率基本上已经恢复。而利润率的变动率显示，本次危机之前利润率的增长幅度甚至略微高于前期，而下降的幅度则小于前期。所以，他们认为将本次危机看成由利润率的变动决定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弗雷德•默斯利从历史演进的角度，通过分析1950年至本次危机的美国利润率的变动趋势和利润的金融化、海外转移、银行业务与资金来源的转变以及工人阶级债务的增加这一系列过程，最终得出结论：本次经济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的利润率危机演变而来的债务危机。
根据默斯利的分析，1950~1970年美国的利润率由22%下降到了12%。默斯利认为，通过一系列应对措施，美国的实体经济利润率实现了显著的恢复，美国已经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利润率危机。但是增加的利润并没有投资到生产中，而是通过给股东进行更多的分红、回购本公司的股票、进行投机以膨胀资产泡沫以及投资到劳动力更加低廉的海外地区这四种途径发生了金融化和向海外的转移。此外，资本家还将增加的利润用于奢侈性消费。
另一方面，企业和政府行为造成了银行贷款需求减少，迫使银行将盈利对象由企业转向家庭，越来越多地向他们提供贷款，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结果，美国工人家庭债务急剧上升，负债最终超过了收入。与此同时，银行资金来源由储蓄越来越多地变成保险费、基金等。资金来源的金融化一方面使银行通过杠杆作用获得了更多利润，另一方面也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了更大的不稳定性和发生危机的风险。
为检验利润率下降是否为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巴苏和瓦萨德沃分别利用历史成本和重置成本计算价值的固定资本对美国战后的公司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以及非农业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进行了多方式多口径的计算。计算结果显示，只有以历史成本计算固定资本价值时得出的未付税和利息的利润率在战后是持续下降的，利用其他方法计算的利润率具有几乎相同的趋势：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呈现下降的趋势，以20世纪80年代早期为转折，之后并无明显的趋势或者出现了轻微的上升。他们据此判断，本次经济危机并不是利润率危机。通过进一步对利润率进行分解，他们发现利润份额的上升和资本生产率的提高是1982~2000年利润率回升的原因，而2000年之后资本生产率开始下降，这个时期利润份额的上升维持了利润率的上升。
巴苏和瓦萨德沃承认，尽管利润率下降可能并不是造成此次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是它预示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依靠打压工会和消减企业税来维持利润率的措施很难避免社会局势陷入紧张状况，而积累率和资本生产率的下降也造成了经济恢复的无力。
二、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危机
本次危机的发生引发了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制度及其政策的批判。反对利润率视角的学者认为本次危机内生于新自由主义制度，这一特殊制度中的矛盾决定了本次危机具有不同于以往危机的特殊性。
杜梅尼尔和莱维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新自由主义危机理论。他们认为本次危机的本质是新自由主义危机或金融霸权危机。金融霸权“是指”资本家阶级(实指资本家阶级和金融机构)按照他们自身的利益和设想行事，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社会和经济领导权”。金融霸权危机就是处于上层的资本家阶级为了追求高收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可持续导致的危机。这种危机与利润率危机不同，它的特点是大部分金融体系的毁灭与生产的急剧下降。
杜梅尼尔和莱维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在两方面的政策的不可持续导致了“所有阻碍资本家统治权扩张及该阶级无限制暴富的堤防被完全冲垮”。一方面，上层阶级通过金融化和全球化机制不择手段地追求高收入。惊人的管制解除导致的金融创新、金融投资在国际国内的增长、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增长等形成了令政府无法操控的经济气候。另一方面，一些内部包含着严重矛盾的经济政策(如美国非金融公司资本积累降低与消费增长并存、内债膨胀、外贸失衡而只能依赖世界其他地区为本国经济体融资)日益不可持续。
杜梅尼尔认为本次危机孕育了新的社会秩序。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格局将被美国率先建立起来的贸易壁垒林立的格局所取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将难以为继，新自由主义时期达成的资本家与管理层之间的“右倾”的妥协将被管理层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中左派”的妥协或者由管理层取代资本家控制霸权的资本家与管理层之间的“中右派”的妥协取代。
大卫•科茨与杜梅尼尔和莱维的基本观点相同，认为本次危机的根源是新自由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科茨指出，开始于2007年的经济危机是从新自由主义制度中萌生出来的。总的说来，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美国资本主义在三个方面矛盾的激化直接导致了这场危机：(1)工资与利润不平等以及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加剧。1979。2007年美国每小时劳动产出增加了69.8%，非管理人员每小时平均工资却降低了1.1%，这表明所有劳动生产所得都流向了资本积累。2005年左右，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程度达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高峰。工人收入的下降使利润实现遭遇困难。虽然由高利润刺激的高投资暂时弥补了消费需求的不足，但是仅仅依靠投资远不能解决利润实现危机，失衡状况很快会再度发生。(2)虚拟经济中出现了一系列资产泡沫现象。科茨指出，美国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经济增长的持续始终伴随着资产泡沫的存在。资产泡沫带来资产价值的增加，刺激了消费支出。消费的上升缓解了利润实现的危机，也刺激了资本家进行过度投资，蕴藏了投资过剩的危机。(3)金融行业逐渐深陷投机与冒险的经济活动中，金融业债务膨胀。2000年以后，美国金融业肆意从事投机活动，贷出了上万亿大部分与房地产投资有关的不良资产。为了维持高利润的投机活动，金融行业不惜借入大量外债。深陷高风险投机活动的金融行业于2008年开始垮台。金融业的崩溃加深了这场经济危机，使得国家更加难以控制整个局面。
三、总结与评论
尽管西方左翼学者在对本次经济危机本质的认识上存在差别，但是从利润率视角和新自由主义视角分别揭示了本次经济危机互为补充的两方面特征：(1)本次危机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性，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根本矛盾的表现，与20世纪70年代的利润率危机和后期低迷存在着联系。(2)发生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新的金融化积累模式形成的特殊背景下，所以本次危机具有其特殊性，体现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显然这些分析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危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依旧无法改变其资本积累过程中内含的主要矛盾，相反，它使矛盾进一步深化。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左翼学者对本次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在不断完善，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计算利润率时忽视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在计算利润率时必须要处理的一项数据是劳动报酬，而这涉及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忽视了这个问题。乔治•艾克诺马卡斯及其合虽然在计算时注意了这一问题，但是他们将企业主收入错误地视为劳动工资，并引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作为马克思亦如此理解的依据。如果通读《资本论》第三卷《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一章就会发现马克思并未将企业主收入视为劳动工资，他说那句话只是包含了反讽的意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产品的分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所决定的。资本所有者依靠资本所有权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劳动者靠出卖其劳动力获得劳动力价值，工资也即所谓的劳动报酬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而根据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生理因素决定着工资的最低限度，而最高限度则以劳动者创造的全部价值为界，在这两者之间巨大的空间之内，工资运动的轨迹实际上是由与利润的相对运动来解释的，因为工资实际上体现了生产过程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相对地位及由此而决定的价值分割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利润率的变动往往直接影响着工资的变动，工资变动的原因本身要通过与之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利润得到解释。对于资本主义积累而言，利润率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积累是决定资本主义增长和波动趋势的关键因素，因而处在与利润相对运动之中的劳动报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分析来说是不应忽视的，因此很有必要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第二，忽视了金融化对利润率的影响。利润率下降是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原因，而金融化也可能是实体经济和整体私人经济利润率上升的原因。因为一方面低效资本向金融领域转移会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另一方面金融部门飙升的利润率会提高作为平均值的整体经济的利润率。在1980~1982年解除金融监管之后，美国金融化趋势得到自由发展的空间，导致金融化的过度发展，由此又造成了金融资本的扩展和社会权力的强化，使得金融资本借助于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实现对社会资本和再生产过程的控制，必然影响利润率的变化。
第三，忽视了利润率被高估的可能性。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跨国公司和金融企业为了提升股价一般都会高估利润，导致利润率不实，所以在利润率曲线上会反映出上升的趋势。而已有的利润率分析中几乎都忽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新自由主义政策体制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背离产生了自我强化趋势。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竞争会提高效率和产出，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导致实体经济生产过剩使非金融公司利润率下降，而金融市场对企业增加利润率和分红的要求却不断提高，企业必须通过增加分红和股份回购提升股价来取悦股东。由此企业物质资本投资和积累率下降，资本主义经济会呈现出高度不稳定性特征。
第四，大多数学者未对利润率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进行区分。维斯科普夫曾经认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每一个变式要么发展成短期利润率的循环下降的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商业周期)，要么发展成长期利润率的下降(解释了下降的长波时期或者是长期的停滞)”。但是只有伊斯基耶多明确区分了利润率长期和短期效应。他认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现象与利润率长期趋势和积累率动态无关，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遇到暂时性困难的短期经济现象的结果。被分配要素影响的短期利润率波动是当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必然要求不断追求利润的资本进行无止境的扩张，而利润率是资本积累能力的最具体的表现，多数西方左翼学者有关利润率的分析都倾向于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长期积累趋势，这些分析都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证实了利润率下降趋势会导致结构性危机。然而危机基本都是周期性的，危机的到来并不直接与长期盈利能力和积累能力的波动相联系，但在广义上，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关系出现短期困境的一种后果表征。因此，对利润率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进行区分就尤为重要了。最后，对危机的理解陷入了绝对和片面。西方左翼学者的两种视角虽然分别揭示了经济危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这两个是互补而非对立关系的特征，但是持这两种视角的学者却倾向于在分析中否定对方。大卫•莱伯曼对新自由主义制度失败导致本次经济危机提出质疑，他通过对未发生新自由主义的模型进行模拟分析，认为即使没有新自由主义，这次危机也在所难免，而引起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是利润率的下降。一些持综合观点的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对经济危机进行更全面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比如埃尔多干•巴基尔和艾尔•坎贝尔提出本次经济危机是利润率下降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
总之，对于这次危机爆发的复杂性、深刻性和长期性我们应有足够全面的认识，因此仅从一种视角出发的研究是不够的。这场危机很可能如斯蒂格利茨所说会成为西方反思主流经济学的一个“转折点”。在反思西方经济学的同时，西方左翼学者对经济危机的认识与分析摆脱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的局限性，力图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去寻找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爆发危机的原因、内在的逻辑和演变趋势。这些研究已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也反映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具有强大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8期，摘自2012年第11期《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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