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森：中国如何避免西方式债务危机：征收土地税压低房价
----【极右做法，美国都不干】新自由主义者把土地和自然资源移交给内部人士并且削减税费——然而却对劳动收入强迫执行严苛的“平头税”。这种做法极其右的，即使在美国也绝不可能被通过的。
----【征税越多，房价越低，经济结构越优】租金税的实行将会压低房价。越多的租金被征收，住房成本就越低。这就是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家强烈要求实行土地税收，这不仅让政府能够征收回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费用，而且随后能够降低房价，而不是让“不受约束”的租赁价值资本化后进入银行并以利息的方式支付给债权人。通过使政府免除对劳动或资本征税，并且用租金税收入进行资本投资(以补贴价格的方式提供交通)。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租金课税会为经济提供双重的成本节约，并最小化经济成本结构。
----【中国是向土地征税，还是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发展思路：是采取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的最小化经济租金，从而压低价格，还是实行反古典(“新自由主义”)政策，把房地产和公共基础设施置于私人手中，民众只能通过从银行借贷，把经济剩余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银行，以此方式才能让民众享有基础设施服务?
----【不征土地增值税，中国经济将垮掉】如果中国不向不断上涨的租赁价值征税，第一个后果将制造一个越来越富的新兴食利阶层，第二个后果将会是未来这种房地产权将会因贷款的方式转移。这两个后果预示着中国经济首先会被分裂成房产所有者和承租人，然后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种不平等今天正在拖垮中国经济。
阅读参考：
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摆脱以金融和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道路，因为以金融和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让西方和后苏联经济陷入债务泥淖并且制造了食利阶层。这些食利者仅仅因为拥有所有权而不是直接参与生产获取收入。
古典和进步时代的政策是通过收取地租税，自然资源租金税和垄断租金税以达到避免危机的目的。经济租金税的征收导致食利者利益集团不断发动反革命运动，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特别是自1980年以来，食利者利益集团已经获得了政权。
新自由主义已经封锁了西方古典思想家所倡导的工业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理念：向非劳动所得课税，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租值”和不断上涨的地价的“自然增值”都应成为自然税基。
如果不对地块价值征税的话，那么地块价值势必会“不受约束”地进入银行获取抵押贷款。银行提供的贷款数额越大，房价就越高，因为任何一家银行都认为向买家提供巨额贷款购买房产是值得的。在美国，房产投资人和私房屋主间流传着一句格言即“租金收入要用于支付利息”。当买主们抬高出价竞买住房或其它资产时，胜出者不管是谁首先就把租金收入抵押给银行，以换取抵押贷款购买资产。大部分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源于负债越来越多，催生地价上涨。以贷款的方式大众化房产所有权最终使银行获得了大量地租，而此前，大量的地租是被地主阶级攫取的。
在未来二十年，中国将不得不面临西方同样经历过的城镇化，房价和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等问题。看待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最重要的方式是追问谁将获取经济盈余：政府以税收方式获取，个别业主以租金方式获得，还是银行以利息的方式获取?从中要做出基本的权衡。无论政府让与多少免税地租都会以利息的方式被银行收取。
地主们会用撒切尔后来的口头禅“我们别无选择”来争辩事情的发展态势。然而，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选择。英国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美国的亨利·乔治及其追随者如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和中国的孙中山都发动过建立向土地和自然资源而不是对产业和劳动力课税的税收体系运动。他们的论点是让地主榨取不断上涨且免税的地租将迫使劳动者花费越来越多的价格去租或购买住房。经济领域充斥着地主将导致经济体在世界市场(甚至在国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地块价值的提高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并不反映由地主们承担的成本。首先是基础设施公共开支：道路和公共交通(公交，地铁和铁路)，供水和下水道管道系统，电力和电话线，以及邻近的好学校，购物中心和图书馆或者文化中心。第二是繁荣的总体水平。一个人工作和生活所在的社区往往决定了某个人的地位，所以大多数人和企业把他们不断增长的收入都花费在了他们所能承担得起的最为显著的地点购买住房或者办公地点。
在许多情况下，不断上涨的地块价值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免费午餐”——不要任何的生产成本而“幸运”地获得收入或者资产估值。
这就是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家强烈要求实行土地税收，这不仅让政府能够征收回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费用，而且随后能够降低房价，而不是让“不受约束”的租赁价值资本化后进入银行并以利息的方式支付给债权人。通过使政府免除对劳动或资本征税，并且用租金税收入进行资本投资(以补贴价格的方式提供交通)。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租金课税会为经济提供双重的成本节约，并最小化经济成本结构。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不断让公众混淆对价值，价格和地租理论的认识，因为他们从中可获得利益。银行家们尤其推行其短期看法，即，增收房产税提高而不是降低住房的造价。当然，增加房产税的直接影响是房主必须上缴更多的房产税。但通过征收“不受约束”的地租将会降低税后租金收入，税后租金收入的降低意味着支付给银行作为抵押债券服务的资金会更少。所以银行将向新购买者提供的贷款将会减少，从而降低银行抬高房价的能力。
银行想尽可能多地借贷，以尽可能吸收所有租金收入。所以他们自然支持“反政府”的税收意识形态——附带造成的影响是反对政府支出和其他公共服务。银行采用的诡计就是让房屋所有者和其他选民相信，较低的税收将降低房价价格——这实际上是把土地租金的收益从政府转手给了银行家。并且为了掩盖事实，银行家力图不让选民明白，如果政府不对土地租金和其他非劳动所得的收入进行征税，那么就必须向劳动和资本即消费者和企业课税。换句话说，选民自己必须纳税。
这种把非劳动所得收入排除在外的税收制度明显制造了后社会主义的食利阶层，这不是中国应该采取的西方式做法。当时前苏联放手让新自由主义者把土地和自然资源移交给内部人士并且削减税费——然而却对劳动收入强迫执行严苛的“平头税”。这种做法极其右的，即使在美国也绝不可能被通过的。
如果中国不向不断上涨的租赁价值征税(就像苏联在其解体时也没有这样做一样)，第一个后果将会是，中国将制造一个因“意外的巨额收益”而变得越来越富的新兴食利阶层，换句话说，受益于因公共支出和普遍经济情况而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的食利阶层将会出现。第二个后果将会是未来这种房地产权将会因贷款的方式转移——条件是向银行支付租赁价值，这仅仅是为了银行能够在电脑键盘上创造出新的电子信用，并以不断上涨免税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租赁价值作为银行贷款抵押，从而使地租转变成利息。新的买户以利息的方式向银行支付免税的“自由的地块租金”。而这使得租金和金融费用成为房价和办公楼价格的组成部分。
这两个后果预示着中国经济首先会被分裂成房产所有者和承租人，然后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这和西方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一样的——并且这种不平等今天正在拖垮中国经济。
但自二战以来，一种反古典，亲食利者的逻辑已经试图在为房地产和金融收入辩护，认为它们是劳动所得而非免费午餐。尤其自1980年以来，一场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已经使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渐渐沦落为金融资本主义寄生模式，这种金融资本主义寄生模式使得价格不断上涨，价格偏离成本价值。
指导当前世界银行和华尔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与当初主要工业国家一跃成为世界领导者时实行的政策是截然相反的。这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大逆转，这一逆转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发展思路：是采取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的最小化经济租金，从而压低价格，还是实行反古典(“新自由主义”)政策，把房地产和公共基础设施置于私人手中，民众只能通过从银行借贷，把经济剩余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银行，以此方式才能让民众享有基础设施服务?
西方今日面临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对地租，采矿权和公共基础设施实行免税，让其“自由”地流向银行家。与进步时代政策相反，城市和农村农业用地不断上涨的市场价格正在转移给银行家，而不是作为税基，使得住房和办公楼的价格趋于合理，这样的行为将制造世袭既得利益群体。这意味着当今的税收政策正在重建一个封建式，具有超级实力的地主和在金融领域有势力的银行家——这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造就西方工业经济富有和强大的生产能力状况是相对立的。
中国羡慕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拥有较高的消费水平。但是消费水平在过去三十年并未提高。所以什么样的西方应该得到中国的羡慕?是应该学习西方实行大量政府补贴和保护主义的古典西方策略?因为它们为西方国家成为工业强国奠定了基础;还是学习近期由食利者利益集团发动，在后工业化经济口号的引导下使西方去工业化的反革命?在后工业化经济时代，人们竟然通过借贷来投机价格不断上涨的房地产和股市，凭借商学院毕业生利用“金融工程学”取代工业管理学来进行公司收购，利用企业利润购买自己企业的股票，以此提高股票期权的价格，总之是通过各种方式在攫取财富。
从这些事态发展来看，在所有经济体中房地产仍是最大的资产类别，并且地块价值是主要元素。中国面临的选择与美国，欧洲和后苏联时代经济体所面临的选择是同样：
地块租金应该成为课税制度的基础，还是金融体系的基础?
租金税的实行将会压低房价。越多的租金被征收，住房成本就越低——同时，经济所背负的债务也会越少，因而整体价格水平也会越低。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记住新自由主义(即偏向金融)的西方建议已经使西方自身的经济陷入了负资产抵押和劳役偿债的境地。与促进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相反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金融利益集团已发起了反对古典自由市场思想的后工业化反革命。古典的自由市场思想，话句话说，是指摆脱了“免费午餐”式的地租、垄断租金、金融利息和收费束缚的自由市场。
总之，当中国遵循西方建议，私有化和分散其大部分经济权利时，西方在放弃从政府到银行部门的规划权的道路上走得比中国要远得多。虽然中国已经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卖地给开发商，产生的财产权利费用从而获取财政收入，但这却让不断上升的地块价值免于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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