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文网9日刊登报道《文件显示摩根大通在华雇佣官二代事涉幕后交易》，详细介绍摩根大通“为防止不合理雇用行为而设立‘子女’招聘项目，但最后却把这个项目当成了与中国国有企业做生意的门径”。如今年8月份媒体曝光的涉及这起调查的雇员，包括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的儿子唐晓宁和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女儿张曦曦。两人已先后从摩根大通离职。唐双宁也缺席了今天(10日)光大银行在香港公开招股的记者会。唐双宁在记者会上播放的一段视频中称自己在北京有高层会议，故不得不缺席记者会。
以下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部分内容：
联邦当局获取的机密文件提供了有关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雇佣中国统治精英子女的决定的新情况（见相关新闻）。当局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该银行把一次显眼的聘用同来自中国一家国企的“现有及潜在商机”联系在了一起。
相关文件还包括多份电子表格，这些表格列有该银行将雇佣行为转化成商业交易的“业绩记录”。这些文件提供了迄今为止有关摩根大通“子女”招聘项目最详细的记录，该项目是联邦当局持续数月的一起贿赂案调查的核心内容。
这些电子表格和邮件是摩根大通最近交给当局的，它们显示该银行为防止不合理雇佣行为而设立了该项目，最后却把这个项目当成了与中国国有企业做生意的门径。中国的国企普遍借重华尔街银行的帮助发行股票。
《纽约时报》查阅了相关文件的副本。这些文件显示，在该银行位于香港的总部，这种雇佣行为似乎是公开的秘密。
在一封提及“现有及潜在商机”的邮件中，摩根大通驻香港的一名高管强调指出，某应聘者的父亲是国有金融集团中国光大集团的董事长。
这名高管还盛赞该雇佣项目的整体好处，并在另一封邮件中告诉同事：“你们都知道，我一直非常看好‘子女项目’，它几乎能直接为我们赢得”为中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业务。在这些文件曝光之前，此类雇佣行为与商业交易之间存在联系的迹象还没有这么明显。
除相关文件外，对摩根大通在岗及以往雇员进行的采访表明，该银行内部或与该行有往来的一些人对这一雇佣战略很愤怒。至少有两名举报者曾对此提出质疑，其中一人在2011年4月向香港股票交易所提起了诉讼，另一人则在今年向美国当局举报了该项目。2011年12月，摩根大通一名级别较低的驻香港银行员工从该行辞职，并在一封邮件中写道，“我觉得，我的家庭无法提供其他一些人的家庭向你提供的助力：为公司带来他们家控制的生意。”此事突显了这方面的担忧。
摩根大通尚未被控行为不当。对一些无权公开发言的调查知情人士进行的采访表明，在联邦当局将雇佣行为调查扩大到其他至少五家在中国做生意的华尔街银行之际，针对摩根大通的调查可能会成为一个样板。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发起的这些调查还处在早期阶段，调查涉及花旗银行(Citigroup)、瑞信(Credit Suisse)、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这五家银行都拒绝置评。
摩根大通银行正在配合由SEC和美国布鲁克林检察官办公室实施的政府调查，这两个机构正在调查该行是否从事了用工作机会向中国国有企业换取咨询业务合同的不当行为。中国经济受到严格管制，规模最大的许多企业都是国企。
尚无迹象表明，摩根大通纽约总部的高管对相关文件中描述的雇佣行为知情。当局或许会最终认定，该行的雇佣行为虽然冒进，但并未越过法律界限。
摩根大通拒绝置评。
SEC和布鲁克林的检察官也拒绝置评。
此项调查范围颇广，突显相关雇佣行为在中国可能已经变得相当普遍。20年来，华尔街银行一直在中国寻觅所谓的太子党，将高官的家人和朋友变成银行的雇员和顾问。
《纽约时报》查阅的相关文件和进行的采访表明，摩根大通的一些高管觉得，该行必须加紧行动，与已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华尔街对手竞争。摩根大通可能采用了对手的一些雇佣策略，甚至与对手共用雇员和顾问。
采访表明，为提升自己在中国的地位，摩根大通于2006年雇佣了Fullmark Consultants公司，后者与瑞信也有业务往来。Fullmark公司从摩根大通获得了一份每月7.5万美元(约合46万元人民币)的两年期合同。
SEC和检察官正在依照1977年颁布的《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进行调查。该法规定，美国公司不得为在招揽业务时获取“不正当优势”而向外国官员赠送“任何有一定价值的东西”，否则就是违法。近年来，联邦当局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把矛头对准了涉嫌从事带有“腐败意图”的活动，或是企图用工作机会换取政府业务的美国企业。
尚不清楚摩根大通是否曾与中国政府官员达成提前协议。《纽约时报》查阅的记录并未表明相关雇员不符合聘用条件。相关文件以及对在岗和以往雇员进行的采访显示，摩根大通之所以于2006年创设“子女项目”，初衷是让雇佣行为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但是，到了2009年，“子女项目”已为相关职位候选人提供了成为公司雇员的捷径。相关文件显示，和普通初级员工相比，来自中国显赫家族的应聘者面临的标准不那么严格，需要面试的次数也更少。
摩根大通还曾提议为“全职工作的关系户”设立另一个项目，该项目可以给关系过硬的雇员提供价值7万至10万美元的一年期合约。内部文件称，这个项目或许可以带来“通往商机的清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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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美国证监会调查高盛等五家投行在华“官二代招聘”
据香港《南华早报》9日报道，继摩根大通因在华雇佣中国高官子女及亲属被调查后，华尔街投行高盛、德意志银行、摩根斯坦利、花旗集团和瑞士信贷银行日前也受到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简称证监会，SEC)的调查。此举或将曝光华尔街银行与中国官员子女之间关系的不光彩一面。
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正在调查上述六家投行的这种做法有否违反反贪污法。
《纽约时报》7日报道称，SEC近日从摩根大通获得了其在华“官二代招聘”的相关机密文件。文件中的电子表格和电子邮件显示，摩根大通先是设立了一个项目禁止此类“官二代招聘”，最终却将其视为跟中国国企做生意的敲门砖，这些国企一般都会通过华尔街的投行发行股票。
《纽约时报》称，在摩根大通的香港总部，雇佣“官二代”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今年8月份，媒体曝光涉及这起调查的雇员包括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的儿子唐晓宁和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女儿张曦曦。两人已先后从摩根大通离职。
对此，摩根大通、花旗集团、高盛集团、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及美国司法部拒绝回应事件。德意志银行及瑞信集团也没有回应。
摩根大通现任及前任雇员向SEC透露，银行内部一些人对这种做法颇为不满。至少有两人充当了“告密者”，一人于2011年4月向香港交易所举报，另一人则在今年向美国当局揭发。一名在2011年12月离职的初级银行家在辞职信写道：“我觉得我的家庭无法像别人那样帮您：把自己的家族生意带给公司。”（新浪财经-2013年）
摩根大通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获非法利益被调查
2013年8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动行贿调查，彻查摩根大通是否透过聘用内地高官的子女，协助公司获取利益丰厚的生意。
纽约时报引述政府秘密文件报道，其中一个个案涉及前银监会副主席、现任光大集团主席唐双宁的儿子唐晓宁。当唐晓宁加入摩通后，公司就获得光大集团数宗重要生意，包括为光大的子公司上市提供意见。此外，摩通在中铁(00390)选择该行担任H股上市顾问前，聘请了前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的女儿，而张曙光于2011年被停职审查。据了解，两名高官子女已经离开摩通。
然而，报道称政府文件没有显示摩通的聘用政策，与确保生意能力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暗示所聘员工是不符合资格或帮助确保公司业务。而摩通亦未有被指控进行任何不良行为。摩通在8月公布的季度报告中提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向该公司索取有关雇用某些职员和一些生意关系的文件。摩通发言人称，会完全与监管机构合作。
相关文件与访谈显示，纽约当局正在调查摩根大通在更大范围内的贿赂问题，即该行是否曾以合同和工作为筹码交换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生意往来。
在给该行的机密信件中，Fullmark宣称为其“进行引介，并拿到了”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生意。中铁是为中国政府修建铁路的建筑公司。2007年，中国中铁首次公开发行，募集了约50亿美元，而摩根大通就是承销商之一。
过去20年，在中国运营的华尔街银行和跨国公司曾寻求在其重大中国业务的交易中，聘请高官子女成员担任雇员、顾问或合伙人。许多银行毫不避讳地谈论高官子女打开门路和解读政策法规的能力。
摩根大通还将客户的资金投资到了平安保险，并为这家大型企业提供顾问服务。今天，摩根大通代表其客户共持有价值近10亿美元的平安股份。
摩根大通还在2009年取得了为北京金隅(BBMG)的首次公开发行进行承销的业务，北京金隅是中国最大的建材企业之一。
雇佣问题调查扩围至整个亚洲地区
根据一份保密的政府文件显示，在今年5月，美国证交会(SEC)反贿赂部门曾经要求摩根大通提供唐晓宁和张西西的相关信息。
据公开资料显示，在唐晓宁2010年进入摩根大通之前，该公司与光大甚少有业务往来。而从2011年起，光大集团成为了该行的重要客户。当年，摩根大通成为光大银行上市的12家财务顾问之一，2012年则获得了光大国际出售资产的大单。SEC将调查摩根大通雇佣唐晓宁的行为是否与两家公司业务往来有关。
当前针对摩根大通在亚洲雇佣行为的调查范围逐渐扩大，美国监管机构正对摩根大通在印度、韩国和新家坡的雇佣行为展开调查。
进行此次调查的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Commission)、司法部(The JusticeDepartment)和一批国外专家。
美国监管机构的调查集中在该行的一个项目上，该项目在2006年建立，名为“子女”(Sons and Daughters)，旨在为精英阶层的子女和朋友进入该行铺路。
美国当局对亚洲市场的调查还处于初级阶段，香港、瑞士和英国当局也在调查摩根大通的雇佣行为。
截至目前，摩根大通未对“雇佣事件”做出更多解释。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市场的投行业务遭受重创，很多跨国银行都将投行业务重点移至亚洲市场，而“雇佣事件”的调查势必会对摩根大通在亚洲市场业务的开展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31115/114217335418.shtml）
【附一】新华社：腐败公关八种伎俩
//m.drhuete.com/Article/sichao/2009/09/2861.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8/08/content_3323637.htm
正如新华社评论所言，跨国公司一些所谓的危机公关，是“花钱买太平”，是典型的腐败。而这种腐败，大多以贿赂的形式存在。据民间调查，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10年来一直上升，我国在10年内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为扩大中国市场，或是得到更多的土地、税收优惠，或是得到更多采购机会，或者遭遇诚信危机，跨国公司便频频“公关”，主要对象是政府官员、国企管理人员或新闻媒体。据记者调查所知，跨国公司在华的公关腐败，主要采取以下手段：
1、助学机会。
以友谊、鼓励年轻人深造为幌子，为手握重权的官员子女提供出国条件。操作办法是跨国公司给国外学校赞助，该学校给官员子女发奖学金，资助官员子女在国外上学、定居。
2、腐败期权。
即官员大开绿灯时，跨国公司一点好处都不给。等该官员退休或下海后，再给他在公司弄个职位，给予高薪，或是以别的“合法”方式如“咨询费”等加以补偿。
3、关联交易。
跨国公司与官员的亲属通过正常的生意往来输送利益，账面上看不出任何猫腻。
4、第三方转账。
跨国公司把钱存入国外银行，存折银行卡交给贪官信任的在国外的亲属或朋友，或是把财物存入银行的保险库。
5、虚拟职位。
银行业最普遍。部分外资银行为缓解吸存款的压力和增长业务量，常常将一些高官或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者的相关亲属甚至是司机等，高薪聘请为高管甚至是副行长之职。
6、聘任顾问。
一些跨国企业为了拉到某项目的大单，会首先设立一个与主业毫无瓜葛的新公司，再聘请目标对象的相关领导人为顾问，发放上百万元的年薪。
7、股权诱惑。
房地产业非常普遍。为拿到地块，一些外资房地产公司会向公关对象承诺，在未来设立的某个项目公司中予以相应的股权。
8、广告换平安。
获悉某家媒体或数家媒体准备报道与己不利之事实，则采取通过专业公关公司收买媒体记者或报社管理层，通过广告交换等形式换取暂时的平安。(许凯)
【附二】12万离岸公司交易黑幕曝光 牵涉大批中国高官与富商
引言
4月3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获得由告密者提供的一块超过260G信息的硬盘。该硬盘存储的信息涉及12万个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的秘密交易，其中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一些高官与富豪也深涉其中。
英属维尔京岛是与中国牵扯最深的离岸公司注册地之一，2010年是中国第二大境外投资者。离岸公司具有高度保密、减免税务负担、无外汇管制三大特点。很多官员通过持有秘密离岸公司来掩盖腐败行为。
学者江涌指出，在贪腐官员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接受跨国贿赂、在海外开设秘密账户的同时，这些官员、资料、账户都进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库。美国在需要时就会将黑材料抖出来，这也是美国操纵中国的重要手段。
一块硬盘撕开黑幕：或牵出大批中国高官与富商
从4月3日起，一块存储信息超过260G的硬盘，让全球不知多少富豪恐慌不已。调查显示，这块硬盘存储的信息涉及12万个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的秘密交易，其中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一些富豪也深涉其中。业内人士分析，其中中国客户涉及的不法交易恐怕也会因此曝光。
中国客户设境外实体比例最高
在对澳大利亚一项涉及离岸公司及欺诈丑闻的调查中，记者获得由告密者提供的一块超过260G信息的硬盘。硬盘中有约250万份文件，内容涉及包括英属维尔京群岛、库克群岛和新加坡在内的10个离岸地，包含超过12.2万个离岸公司或信托的详细信息。
据分析，这些泄密文件揭露了大量富豪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开设离岸公司及银行户口的记录，包括汇款、公司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等数据和事实。这些信息使一些通过离岸金融公司受益的人浮出水面。
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客户设立境外实体的比例最高。其中，英属维尔京岛是与中国牵扯最深的离岸地之一，2010年是中国第二大境外投资者，仅排在香港之后。分析数据后发现，大部分在该岛持有资产的人士都居于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这也解释了为何其会成为中国第二大境外资本来源。英国组织“税制公义网络”估计，全球有多达21万亿美元资产存放在离岸“避税天堂”。
有官员借此掩盖腐败
从可确认离岸投资人的资金往来记录中不难发现，一些企业交易人员通过使用离岸实体来资助金融欺诈项目，或者从他国大规模基建合同中获益。同时，泄密文件还提供了一些金融犯罪案件线索。同时也有政府官员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持有秘密公司来掩盖相应的腐败行为。
根据调查，离岸服务机构在帮助客户掩盖信息时，要完成一系列程序。比如，离岸服务机构会编造出层次复杂的架构，囊括了信托、公司、基金、保险产品及所谓的“挂名”董事长和持股人。
许多国家开始调查犯罪者
据透露，某些离岸服务提供商通过揣摩中国客户的心理状态，调整其公司形象和宣传口径，提供“灵活”和便宜的离岸架构。某些被国际社会公认具有欺诈、逃税甚至有更严重刑事责任的离岸架构，可能被售卖给中国客户。
随着涉密信息不断披露，牵涉其中的中国客户的不法信息也会逐渐浮出水面。这些暴露在阳光下的姓名不仅有亿万富翁、公司高管，还有政界高官、国际军火商。事实上，不少国家已通过此次泄密信息，“按图索骥”追查上榜人士的不当行为，开始着手调查涉嫌欺诈和金融犯罪者。 据《中国证券报》
离岸公司
一些岛国建立一些特别宽松的经济区，允许外国人在其领土上成立公司，称为离岸公司。对这类公司没有任何税收，只收取少量管理费。离岸公司具有高度保密、减免税务负担、无外汇管制三大特点。
江涌：西方可利用海外账户敲打、操作中国官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老百姓真正亲历了“官吏清则海宇平”的古训。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下，“先富起来”成为大小官员的座右铭，捞钱贪腐像野草一般疯长于中华大地。
根据诸多研究资料显示，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占领中国民用市场)和国家利益(抑制中国科技创新)，波音公司和中央情报局联手，将中国民航总局高官拖下水。
落入圈套的高官，运用各种手法，最终令投入5.37亿(折合今天当有数百亿)研究经费、花费10年光阴、一代优秀科研人才、并成功试飞的“运十”下马，中断中国“大飞机之梦”。至今，在中国的航空干线上，飞行的尽是波音与空客的飞机。
随着改革开放，跨国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带进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更新的、更隐蔽的贿赂手段。有人士类比，南美有一种杀人蜂，让人闻风丧胆，就是欧洲人带来的蜜蜂同南美本地蜂杂交的后代。
如今，中国的“土腐败”与“洋腐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如果再生出什么“新品种”，具备腐败“杂交优势”，治理起来就更难了。
更为复杂的是，跨国公司商业行贿在前，美国情报人员跟踪在后，在贪腐官员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欣欣然接受跨国贿赂、在海外开设秘密账户的同时，这些官员、资料、账户都进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库，成为未来、有的就是当下敲打、讹诈中国的把柄。
美国正是掌握了不少中国官员的贪腐和洗钱痛脚，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将黑材料抖出来，这也是美国操纵中国的重要手段。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美国等西方跨国公司暴露的涉华商业贿赂案件中，真正是政府官员所为的少之又少，目前“曝光”的主要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与销售人员，这一方面可以“定向打击”国有企业的形象，败坏国有企业的声誉，使国有企业成为不宜存在的企业。
另一方面通过对政府官员的包庇，进一步实现敲打与讹诈的目的，鼓励他们继续吸引外资，持续推进对外开放。
而那些涉案的政府官员，一旦东窗事发即可逃亡西方，被隐匿保护，实际上当中能被引渡回国的更是凤毛麟角。
笔者虽然不能妄自猜测政府官员“纷纷”在海外开设账户，但是汇丰银行公布其瑞士支行仅2007年一年从中国大陆吸收个人存款就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1600亿人民币，依常识论，所谓“个人”定不是一般平头百姓。
此外，仅仅中国各级官员出访、出游以及子女海外读书就业之辈难以计数，而由美国暴露出中国官员腐败凤毛麟角，难道这不是很蹊跷吗?
江涌：腐败问题是近代中国的顽疾
腐败于人是恶，于国是祸。纵观中国历史，“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断重复王朝更迭周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近代以来，吏治腐败不仅丧尽民心，而且成为洋人不断敲打讹诈中国的把柄。
晚清吏治呈现出结构性、整体性与恶性腐败的特征，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表现出“末世”的疯狂情结。此时的官场，完全是政以贿成、官以价论、刑以钱免。至新政时期，贪污受贿更是浸渗到官僚系统的各个层面。
“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可忌惮;在下者辇金载宝，钻营奔竞，恬然绝无羞耻。”新政时期贪污受贿的典型代表当属庆亲王奕劻。奕劻纳贿“细大不捐”，其贪庸好货之名连外国人也熟闻。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就曾斥其为“贪得无厌的混帐亲王”。奕劻在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挟洋自重，吃里爬外。
光绪29年入军机，就在缙绅名册上标明天下官缺的优劣肥瘦，放缺任官以孝敬金银的多寡来定夺，“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记载，“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朝野为之侧目”的奕劻仅在英商汇丰银行就存储120万两贪腐得来的钱财。英国等西方列强也借奕劻的贪腐对其进行讹诈，这位庆亲王“以办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
在研究清末新政后，美国历史学家罗滋曼深刻感受到，“整个政界的腐败无能是那么的普遍”。当时《伦敦每日新闻》曾发表题为《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的新闻述评，指出当时的大清国已是“受贿者兼掠夺者的国度”。
继奕劻之后，争议极大的要数李鸿章。作为俄罗斯远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从1896年开始，沙俄政府为了与英国争抢修建中东铁路及获得在满洲租借权利，先后实施了一系列贿赂中国官员的活动。“在华俄道胜银行存款中拨出百万卢布，作为对中国大臣秘密送礼之用”。
在1898年《中俄密约》签订后的次日(3月28日)，当时俄国财政部驻北京的代表璞科第付给李鸿章50万卢布。
按照《财政部档案》(全称叫《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中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的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李鸿章为了个人私利，出卖国家主权与利益，当时大清民谣“李二先生是汉奸”广为流传。
南京政府统治时期显然继承晚清贪腐遗风，“无官不贪,有吏皆污”。费正清认为“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是谓“抢尽了资财，失尽了人心”。
王春瑜主编的《简明中国反贪史》记载，在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其贪污美金公债案，计1150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宋孔两大家族敛取的钱财，基本都存放在美国。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
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关于中国使用美国贷款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对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腐败情况了如指掌，也是美国能操控国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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