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美国经济学的竞争局面与支配者

　　《非正统经济学史》第2章

　　A History of Heterodox Economics: Challenging the mainstrea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edric Lee

　　Abingdon, Oxfordshire: Routledge, 2009.

　　2 20世纪美国经济学的竞争局面与支配者

　　[23]按照表1-1的含义来看，这一章要考察的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或者确切地说在1870-2000年这130年间取得的近乎霸权的地位，是因为它“一招鲜”，还是有别的原因?这个阶段学术界的特征是和谐的还是竞争的?如果是竞争的，那么新古典经济学是如何保持其支配地位的——它确实更胜一筹还是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考察1870-1900年间新古典经济学支配地位的缘起，以及1900-1970年其在组织上和学术机构上的支配地位的提升，接下来考察1900-1940年和1945-1970年的竞争局面和异端理论，最后考察1970-2000年新古典经济学如何将经济系和期刊排名用作社会控制机制来保持其支配地位。

　　新古典经济学支配地位的缘起，1870-1900年

　　1870年的时候，向学生传授的在美国经济学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古典(或者英国)政治经济学包括一些基本假设——普遍的自利和存在私有产权、权衡牺牲之后实现财富最大化以及无摩擦的市场——和各种理论观点，比如劳动成本价值论，作为储存的劳动的资本，基于生存工资或者工资铁律的工资基金理论，以及地租与利润和工资(或者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反比关系。与这种理论相伴随的是一种扩大了的说辞，即自由竞争和自利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市场是无摩擦的，社会阶级之间以及现存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和谐的;这种说辞本身所依据的方法是静态的、演绎的、非经验的，而且总是宣称自然法则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社会都是有效的。[①]在 1870年的时候，接受或是拒绝这种说辞所代表的理论，决定了一个人是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这种说辞(而不是理论)开始按照政治路线来划分了。[24]一群经济学家相信，伴随着经济权力集中化的那种无遏制、无约束的经济增长并未破坏这个国家共和政体的基础，而另一群经济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从而倡导有政府调节的经济增长。19世纪70年代，与这种观点的分歧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广泛的、充满暴力的罢工，经济萧条，卡特尔和大企业的增长，破坏性的竞争以及在迅速发展的大城市尤为突出的贫困意识。

　　成为社会问题的经济失序促使许多满怀忧虑的年轻人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时去打开新的思路。他们赞同社会主义，欢迎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历史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历史、理论的历史感、理论的归纳和经验基础、经验研究以及主张政府参与经济的一种政府与经济的有机观念。方法论和政治主张上的这种差异引发了老的正统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与新的非正统历史-政治经济学派之间的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古典价值理论的本质，而在于方法、政策、相对于资本的工人权利以及古典理论解决经济现实问题的能力。然而，1886年的干草市场(Haymarket)事件以及愈演愈烈的罢工、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示威游行、草原平民党的兴起，以及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单一税运动和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国家主义运动越来越流行，震惊了这些倡导历史方法的年轻经济学家。此外，伴随着拥有土地得到不劳而获的价值这种地租理论以及基于对工人的剥削的利润理论，以阶级为基础的乔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扩大了阶级冲突的范围。随着他们的美国例外论[②]这种顽固信念受到挑战，这些经济学家不再倡导社会主义和其他进步改革，(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现状。同时，他们和其他一些人，包括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约翰·B. 克拉克(John B. Clark)、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托马斯·卡弗(Thomas Carver)、约翰·R. 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弗兰克·费特(Frank Fetter)，开始寻求“安全”的研究主题和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同样都创造价值，收入分配是以土地、资本和劳动为基础，竞争、供求以及市场过程会产生阶级的和谐以及最好的经济结果[③](Jones 1988; Mason 1982; Barber 1988c, 1988d; Rozwadowski 1988; Cookingham 1988; Henderson 1988; Goldman 1944; Ross 1991; Bernard 1990; Collier 1979; Plehn 1924; Furner 1975; Betz 1988; Hodgson 2001; Gaffney and Harrison 1994)。

　　随着先前的争论减弱，对诸如劳动价值论和工资基金理论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的反对也就减弱了，对地租和生产成本的分析被改造过来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相一致，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得到了发展。[25]此外，有用的理论成分，比如其抽象性质、演绎方法和普适法则得到直接的采用。最终得到的综合就是新古典价格理论，最著名的产物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④]虽然历史方法问题以及对社会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倡导仍然存在，但理论中已经被灌输了市场的优势。因此，所能接受的倡导只限于促进理论去“现实地”描述现存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果是所有美国经济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种综合，不过托尔斯坦·凡勃伦、乔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例外。[⑤]因此，在1885-1990年间这个相对较短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发生了转变，美国经济学家的用语也发生了转变，把使用古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的专业和课程称为“政治经济学”，把使用新古典教科书、阅读马歇尔和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著作的专业和课程称为经济学。结果，大约在1900-1910年，美国所有大学和学院的经济学入门课程和研究生课程都在讲授新古典价格理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标准教科书之一——见表 1-1所包含的理论主题。[⑥]

　　不仅经济学家在寻求一种新的理论，而且大学的政治环境也加速了这种转变。大学的性质是保守的，那些讲授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性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家被禁止授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性的理论解释;学生被警告不要去阅读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在塞利格曼看来，没有哪个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会始终倡导乔治的单一税。尤其是，1870-1930年在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中发生的边际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争论，在美国并未发生。[⑦]一定程度上作为“安全主张”的仓库，接近90%的大学和学院不再提供可以批判性地评价马克思和乔治的理论观点的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改革和工业社会重建的课程给学生选修。而剩下的10%的大学和学院，开设这类课程的一个目的普遍是为了让学生确信马克思和乔治的理论是错误的。此外，如果是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保守的大学行政领导、受企业控制的董事、教师和外部人事都在攻击开明和进步的经济学家，将激进的经济学家列入黑名单——但也并非所有地方都是这样。因此，这不是一个以任何方式不顾一切地在内部采取行动或者从外部倡导大学去颠覆社会现状的时代，比如支持单一税这样的不安全的主张，支持工会和自由贸易，或者成为社会主义、复本位制或者错误政党的支持者：讲授和提倡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或者产权和企业利益的经济保障的观点，在教义上是不可接受的。[⑧][26]所有人寻求的都是一种能够改善现状、从而适合教给学生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家的职业化因此就仅仅是致力于对经济问题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⑨]他们的知识灵魂，他们的学术自由，他们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倡导，转变成了可接受、得体和货币——这是1900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美国经济学家所接受的魔鬼的协议，结果是非正统-激进的经济学家连同对他们的暗中赞同都被迫屈从，销声匿迹，或者被学术界所清除。哥伦比亚大学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里，反对亨利·乔治1886年竞选纽约市长的讲师塞利格曼，1888年在一个副教授职位的竞争中胜过了支持乔治竞选的另一名讲师丹尼尔·德利翁(Daniel De Leon)。哥伦比亚大学向德利翁解释说不需要他，他于1889年离开了这里。因此，在面临职业生涯受阻、解聘和被列入黑名单的威胁的情况下，很多非正统 -激进的经济学家，比如伊利、比米斯和康芒斯开始销声匿迹并且/或者在政治上向右转(Barber 1988b, 1988c, 1988d, 1988e; Jones 1988; Henderson 1988; Seretan 1979; Bender 1993; Church 1974; Dorfman 1949; Carlson 1968; Plehn 1924; Lampman 1993; Barrow 1990; Gaffney and Harrison 1994; Goodwin 1973; Bernard 1990; Laughlin 1892; Furner 1975; Goldmann 1944; Lipset 1975; Parrish 1967; Ross 1991)。

　　随着对探讨应该是什么这种研究纲领及其隐含的道德意义的倡导的逐渐消失，或者被支持科学、客观地研究是什么这种纲领所替代，1900年前后经济学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才能客观地解释是什么的问题。解释是什么的理论也引导和限制着倡导研究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兴起中的新古典价格理论客观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这个“是什么”是如何运行的，解释了它虽然运行良好，但在提供个人和社会的物质福利上并不完美。这进而约束了那种倡导推动经济和社会政策以改善现存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一种相对较阴暗的理解，从而主张激进地改变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地替代它。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或者由它产生的其他非正统理论)不是和谐共存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是受到商业和国家的货币、权力和现状的认可的——它在知识和意识形态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因此，1900年时候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融合了一种客观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运行的研究纲领，以及推动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纲领。[27]后一种纲领进而确保了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反多元化，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去压制非正统经济学家和非正统思想，将它们从学术界和社会中清除。因此，20世纪美国经济学的特征就是经济学家的理论灵魂中爆发的一场力量悬殊的百年战争，政治家和公众的思想和灵魂与之相伴。

　　新古典经济学在机构上的支配地位，1900-1970年

　　在1900年的时候只有不到10%的教授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到1910年的时候，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几乎完全在讲授新古典价格理论，这意味着在之后的三十年内培养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博士都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更具体地说，一项研究表明，从1904年到1940年，准备博士论文的博士候选人数量是5590名，分布在51个有博士授权资格的机构——见表2-1。1904-1910年，主要的22个机构的博士候选人占96%，1904-1940年则占92%。在另一项覆盖56个机构的研究表明1926-1940年，这些机构培养了1844名经济学博士中的90%。1904-1920年，也许除了威斯康星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22个机构的经济系都没有背离新古典价格理论;从1920年到1940年，著名的背离主流的机构只有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因此，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从1904年到1940年，66个有权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机构中，只有不到10%的机构的学生能接触到经济学异端观点，所有博士候选人中的不到30%、所有经济学博士候选人中的不到20%能接触到经济学异端理论。[⑩]这就保证了培养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经济系保持了它们的新古典导向，因为它们新聘的教师绝大多数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会向学生指定新古典教科书。[11]此外，理论导向稍不“纯洁”的经济系在前10年或者是随后的整个30年中，也难以长期保持其不坚定的立场。在比如哈佛大学这样的主要机构中，对于教学的压力是要求讲授最现代的、最前沿的理论，这意味着那些“不正常”的系很快会自己纠正，只有德克萨斯大学是个例外;如果它们不自己纠正，像布鲁金斯研究院那样，它们就只有关门。[12]结果，到1940年，批评新古典理论的经济学教授的比例下降至不到5%。因此，就价格理论而言，到1940年，所有美国大学(德克萨斯大学除外)讲授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并被反复灌输给学生。[29]一名研究生是来自哥伦比亚、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普林斯顿、耶鲁、密歇根、哈佛还是芝加哥，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所受的都是同样的新古典价格理论的训练。[13]1940年之后各经济系的差异，主要在于所教授的理论的复杂程度。

　　与日益增加的对现代教科书的需求相适应，20世纪30年代取得的理论进展——比如把经济学定义为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无差异曲线、等产量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垄断(不完全)竞争以及折弯的需求曲线——在20世纪40和50年代迅速被引入所有层次的教科书并保留至今(见表1-1)。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经济系在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价格理论教学中都采用了非常类似的标准。简言之，从1900年到1970年，美国大学和学院中讲授的是排除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非正统方法的新古典经济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例外，美国经济学在这个阶段既不是多元化的，也没有发生转变。[14]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测是1920-1970年间，12625名博士中只有不到6%接受了不系统的非正统价格理论的训练。这进而产生的持续的后果是，1970 年以后开始出现的非正统价格理论所面对的，是在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一直几乎排他性地讲授着新古典价格理论，直到这个世纪末(Marson 1982; Carlson 1968; Lee 1990; Brazer 1982; Ginzberg 1990; Bowen 1953; Huntington 1971; Cookingham 1987; Harmon and Soldz 1963; Rutherford 2001, 2003a, 2006; Harmon 1978)。

[28]表2-1 有博士授权和博士生的美国主要经济系，1904-1940年

　　资料来源：Hughes 1925: 14; Hughes 1934: 204; Froman 1930: 237; Froman 1842: 818; Froman 1952: 603; Marsh 1936; 《美国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1933-1934年到1939-1940年。

　　注释：

　　1.1904-1940年这个阶段，总共有51家美国机构提供了有关博士候选人的信息。除了主要的22家机构之外，还有美洲大学、布鲁金斯研究院、布赖恩·莫尔(Bryn Mawr)学院、天主教大学、克拉克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大学、杜克大学、福德姆(Fordham)大学、乔治敦(Georgetown)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Economics)、堪萨斯大学、肯塔基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北达科他大学、俄克拉荷马A&M大学、匹兹堡大学、南加州大学、圣路易斯大学、锡拉丘兹大学、尤他大学、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华盛顿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西弗吉尼亚大学和西储(Western Reserve)大学。

　　2.包括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

　　3.不包括位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麦吉尔(McGill)大学的博士候选人。

　　4.1925-1926年到1939-1940年这个阶段，总共有56家美国机构提供了有关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的信息。除了主要的22家机构之外，还有美洲大学、布鲁金斯研究院、布赖恩·莫尔学院、波士顿大学、天主教大学、辛辛那提大学、克拉克大学、科罗拉多大学、迪尤肯(Duquesne)大学、杜克大学、福德姆(Fordham)大学、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大学、乔治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堪萨斯大学、路易斯安那大学、马里兰大学、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普度大学、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南加州大学、圣路易斯大学、锡拉丘兹大学、天普(Temple)大学、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和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竞争局面与异端理论，1900-1940年

　　新古典价格理论到1910年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的局面是非竞争的。从1900年到1940年(及其后)，在农民、工人、移民、季节工人、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中间，流传着大量的通俗短文、小册子、报纸和书籍，在他们可以理解的范围内涉及到或者直接讨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和乔治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此外，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普及本的《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其他著作与《进步与贫困》到处可见，广为购买和研读。最后，作为对教授们的漠视甚至是敌对的反应，大学和学院的学生组织了俱乐部研究社会主义和包括单一税在内的社会改革。为了更严谨、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在大学和学院之外建立了一些学校、研究所和工人学院。这些非传统性的教育平台的资助者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它们想要教育它们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工会会员、工会尚不成熟的商店和工厂的工人、工人阶级组织的成员以及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人。[15][30]在所有地方，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传授，而传授的方式是要表明，它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或者新古典的价格理论的一种替代。[16]乔治主义者也建立了学校，对追随者和其他人开展单一税经济学的教育。[17]学校开设的基本课程是以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政治经济学科学》(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其他作品为基础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所有这些学校和学院所讲授的理论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主要是因为学生的受教育程度不同，也因为许多教师是自学的、兼职的志愿者。但关键一点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新古典理论受到了竞争，尽管这种竞争很遥远，大多数新古典理论家并不把它放在眼里(Kornbluh 1988; Graham 1990; Teitelbaum 1993; Cornell 1976; Sinclair 1923; Lipset 1975; Hellman 1987; Cohen 1990; Gettleman 1993; Horn 1979)。

　　与这个阶段经济学的地下竞争局面相伴随的，是在大学校园内外对社会主义和其他激进主义以及进步主义的限制和不容忍的消长。在1917年前，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进步学者面临诸多困难。如果他们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或者参与进步运动，就会被贴上无政府主义者、激进派或者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就会得不到聘用、被解聘，或者像亚当斯和伊利那样，被迫修正他们的观点，会受到威胁，教学内容和课外的言论都会受到控制，会因为保守的学生的毁谤而延迟晋升。[18]这个阶段出现的学术自由这个概念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学术交锋和讨论的自由，而是受到管理和约束的自由：只要不严重背离当前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学者就有学术自由。一名经济学家只要不支持社会主义、不讲授乔治主义或者不严厉批评现存秩序，他就有完全的学术自由。

　　此外，大学领导对学生施压，让他们不要成立社会主义俱乐部，只能成立社会改革或者社会科学俱乐部;不允许俱乐部邀请社会主义者或者其他激进派到校园集会上演讲。当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爆发后，受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充分鼓励和支持的这种约束和不容忍急剧增加。反战的、激进的、不爱国的、思想不传统的教授(他们可能也对绅士间谈话的日常礼仪不以为然)被解聘，或者不会得到重新聘任，因为不能允许他们通过质疑现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传统，影响学生和这个国家的学术生活;学生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社会科学俱乐部受到攻击，口头施压，被取缔，或者难以为继，以至于到1922年，美国大学中的俱乐部所剩无几(现在叫做自由俱乐部，隶属于1921年成立的校际自由联盟);同时言论激进者被阻止到大学演讲;现实地描述经济条件、或者邀请激进者到校演讲的学生受到处分或者开除;如果俱乐部邀请了不受欢迎的人到校演讲，比如进步经济学家罗伯特·邓恩(Robert Dunn)发表了关于苏联饥荒的演讲，资助俱乐部活动的教师就会被解聘。[19][31] 另外，在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Red Scare)期间，像巴纳德(Barnard)、威尔斯利、拉德克利夫、芝加哥、耶鲁、瓦萨(Vassar)和史密斯(Smith)这样的大学和学院，被指责是布尔什维克思想和激进组织的温床，因为它们要求学生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罗斯、康芒斯、约翰·杜威这些著名学者被诬蔑为头等赤色分子，其他人则因其政治信念和著作而遭到来自他们所属机构的指责，因为他们同意在社会主义政党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或者同情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甚或无党派联盟的思想和纲领;理事和校长与商业团体合作，在他们的大学和学院建立起间谍体系，鉴别出激进的、反美的教授和学生，将其解聘和开除;发起了一场审查破坏忠诚的经济学教科书的运动。最后，那些质疑有势力的商业集团(或者被它们所质疑)的利益的教授和教师受到骚扰，被停职，被解聘或者被迫辞职;有太多进步人士的经济系(比如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被改组，代之以保守的商学院;企业威胁不再向容纳持激进经济观点的教师的大学提供捐赠。[20]1924 年之后的美国大学是政治无涉的，开明学者(至少是那些被留下的)被吓得不敢出声，害怕谈论马克思或者其他激进派，学生成为共和党的忠诚拥护者、物质主义者，上大学被视为在公司世界找到一份工作的第一步。在经济学中，经济系不再开设有关社会主义的课程，选择了较安全的经济理论来讲授，在社会问题的课程中控制内容，不违背当时所接受的社会-政治价值观(或者只接受讲简单的英语的自由讨论，激进的讨论则不接受);相比之下，那些由商业团体支付薪水的教授所开设的赞美资本主义优点的课程则全无异议。

　　随着大萧条的来临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种政治无涉的学术景象慢慢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生和教授逐渐对新政的经济调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逐渐以某种方式与共产党以及其他左翼和进步组织发生了联系。学生在校外举行和平集会，成立俱乐部讨论围绕着新政和其他美国社会病灶的所有观点和问题以及国际问题。[32]他们邀请校外人士来发表演讲，内容涉及失业、哈兰郡(Harlan County)煤矿罢工、共产党的纲领、苏联的艺术和其他主题。但是，校长和系主任利用赋予他们的代替父母的权力(实际上，法律赋予了大学和学院领导对学生近乎绝对的权力)，通过禁止有争议的人物到校演讲，通过停学、开除(或其他威胁)，压制学生的政治活动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和进步的俱乐部。[21]此外，反激进的、保守的理事、校长和系主任暗中监视他们的学生，搜集有关其政治关系、活动和思想的信息。然后他们把这些信息转给联邦调查局(FBI);到 1941年，FBI已经有了好几万美国大学生的档案材料。再者，许多学院领导和教授相信，在学校里开展政治活动或者参加共产党的教师是不正派的、不专业的，这些讲师和教授就被解聘或者不予聘用。[22]最后，众议院反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FBI对教授的监视、忠诚宣誓、政府在州立学院和大学对共产主义者的调查这些形式的外部政治和商业压力，导致了解聘“共产主义者”教授，要求解聘某些进步教授以及普通民众的抱怨，在校园里产生了一种更加保守、更加不宽容的氛围。[23]因此，到1940年，与1910年相比，可以认为美国学术界和整个美国社会已经变得更加不能容忍进步的-社会主义的-激进的思想以及拥护这些思想的人。[24]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与美国社会较少的宽容是步调一致的，它宣称只有当一个教授在其作品和公开谈话中加以适当的限制的时候，他/她才能主张保护学术自由，这里的 “适当”被隐含地限定为不扰乱现状，否则他/她是否适合保留目前的学术职位就会遭到严重的怀疑(Horn 1979; Trachtenberg 1920; De Leon and Fine 1927; Beale 1936; McMahon 1989; Fine 1930; Gruber 1975; Tap 1992; Beauregard 1988; Barrow 1990; Sinclair 1923; Saltmarsh 1991; Mathews 1973; Dugger 1974; Foster 1967; Peach 1966; Ross 1991; Solomon 1980; Goldman 1944; Sass 1982; Cheyney 1940; Coolidge 1921; Murray 1955; Lydenberg 1977; Mallach 1970; Lipse 1975; Allen 1986; Leberstein 1993; Vatter 1999; Mason 1982; Phillips 1989; Cross 1967; Dowd 1994; Hall 1989; Lowen 1997; Sturgeon 1986; Keen 1999; Bernstein 2001; Rudy 1996; Earnest 1953; Mitgang 1988; Jones, Enros, and Tropp 1984; AAUP 1941)。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非正统学说：制度主义和管理价格

　　前文概述的现实中不断加大的不宽容，在经济学的理论上有一个对立现象。如前述，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直在禁止、并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阶段继续在禁止马克思主义(到了将其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地步)和乔治主义进入课堂和可接受的经济学话语。[33]另一方面，来自凡勃伦和其他人对新古典价格理论攻击传统的、批判性的评论，即便不是得到赏识的，也是得到宽容的。但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家越发变成虔诚的信徒，这种有限的宽容和多元化的表象就慢慢消退了。因此，能够接受的是一个人从内部、以友好的批评性视角，质疑新古典理论的某些方面，质疑它的整个见解则是不能接受的。于是，通过把正当的批评限制在那些持同样的总体信念、赞成同样的理论的人内部，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学生中间的地位更加牢固——不过也产生了异教徒和亵渎者。这种转变使人联想起哈佛大学的查尔斯·布洛克(Charles Bullock)在20世纪20年代对凡勃伦的激烈言论以及他对新古典理论的批评的不宽容，联想起阿林·扬(Allyn Young)认为凡勃伦从一开始就不全然是一名经济学家。这种转变更典型的事例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的反应。

　　自从19世纪70年代德国历史方法被引入美国经济学以来，就有大量的尝试想要扩展经济学的边界，除了价格理论之外，还要将历史、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包括在内，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25]另外，19世纪90年代以来，新古典价格理论遭到了激烈的批评，来自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和哲学的批评针对的是它狭隘的研究范围，它那机械的-演绎的-静态的研究方法，它不恰当的心理学、文化和历史基础，以及它不关注紧迫的社会问题。通过汲取和综合这两股力量，沃顿·汉密尔顿(Walton Hamilton)1918年提出了一个研究纲领，以发展一种经济理论的制度方法。这种方法是异端的，但不是亵渎性的，因为汉密尔顿的纲领并未从本质上否定新古典价格理论，而是赋予它一种更好的、更现代的概念-经验基础，重新集中和扩大了它的研究领域。几年之内，汉弥尔顿的纲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制度主义研究方案，[26]自称为制度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以及具有此强烈倾向的追随者，汇聚成为一个清晰可辨的网络。[27]在汉弥尔顿于阿默斯特学院和布鲁金斯研究生院实践他那实际上排除了新古典价格理论的任何正规训练、反新古典的教学纲领的同时，康芒斯、韦斯利·米切尔、约翰·M.克拉克和其他制度主义者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反复表明，他们并不是贬低新古典经济学家，或者否定新古典价格理论，而是试图改进这个理论。但是，新古典的虔诚信徒仍然轻视他们的工作，指责说关注他们的方法是浪费时间，运用职业方面的压力让他们割断与制度主义的联系。此外，只要一名制度主义者发表了破坏传统的言论，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反应就是，这种言论是有害的，应该公开地收回。[34]最后，由于倡导科学的、政治无涉的探究，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认可制度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的改进。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制度主义者发动的这种异端的学术扰乱，并不是容忍甚或欢迎，而是不宽容。[28]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许多制度主义者减少或者停止了对他们的观点的倡导，在他们的研究中暗自重新采纳了新古典价格理论的语言;其他一些人，比如汉弥尔顿，彻底离开了经济学;随后有一些人找到了报酬更高的政府工作，不再致力于制度主义的建设和发展。[29]这种转变的蓄意的后果是，研究生不再认同、甚至不再有机会认同制度经济学。于是，到1930年，汉密尔顿对经济理论的制度方法脆弱的异端呐喊变成了一种温和的呼吁;到1940年，区别于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异端的呜咽几乎都没有了。事实上，到1940年，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认为制度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是兼容的，只不过着重点不同[30](Gaffney and Harrison 1994; Emmett 1998; Carlson 1968; Young 1925; Jones 1988; Sass 1982; Ross 1991; Mayhew 1987; Hamilton 1918a, 1918b, 1919; Parker 1919; Hammond 2000; Gruchy 1947; Bernstein 2001; Hodgson 2001; Rutherford 1997, 2000a, 2000b, 2001, 2002, 2003a, 2004; Kaufman 2007)。

　　美国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在30年代得到了迅速的转变和扩展：一般均衡开始被引入，垄断竞争和边际革命转变了对成本、定价、价格、企业和竞争的讨论，理论开始鼓励经验研究。理论的扩展使其可以吸收制度主义者关于企业和竞争的许多非理论的案例研究。但是，理论的扩展也使其遭到了批评，尤其是在企业的定价和价格行为领域。1932年，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发起了他对新古典价格理论持续了50年的攻击，认为现代公司的兴起及其理论含义使得新古典价格理论已然过时，必须构建一种新的理论来替代它。他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对价格开展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清晰地阐明了他的管理价格这一非正统学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很快意识到了他的工作的亵渎性，并对此作出了反应。一个反应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管理价格争论，主要是要么试图在经验上驳倒米恩斯的研究(从而驳倒他的学说)，要么试图表明管理价格或者刚性价格完全可以在新古典价格理论中得到解释。虽然这两方面的工作单独来看都没有达到其目的，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则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家确信，米恩斯的管理价格学说对他们的理论没有带来任何威胁。[35]第二个反应与这场争论有密切联系，是对米恩斯施以收入上的和职业上的惩罚，这种惩罚始于1933 年，哈佛大学的博士委员会驳回了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原因显然是论文包含了攻击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内容。这方面的惩罚于1940年告终，新古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免去了他在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的职位。

　　管理价格或者刚性价格与新古典价格理论的边际主义扩展相结合，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许多成果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中间就现实与新古典价格的差异引起了亵渎性的质疑。另外，汉密尔顿关于价格与企业价格政策的研究表明，新古典理论根本不能解释现实世界的定价;埃德温·诺斯(Edwin Nourse)对价格政策的研究支持和扩展了米恩斯的管理价格理论。最后，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商业经验，否定边际主义理论对企业定价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此的反应是，要么作为一个信念问题而宣称，实际上企业确实是按照边际定价程序来确定价格，要么像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对汉密尔顿所作的评论那样，对这些研究完全不感兴趣，它们与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全然无关。但是，即便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家也不能阻止关于管理定价行为的亵渎性思想的出现——这在战后引发了边际主义者关于压制亵渎性理论及其支持者的争论[31](Lee 1984, 1997, 1998; Lee and Samuels 1992; Hamilton and Associates 1938; Mason 1939)。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凡勃伦、汉密尔顿、米恩斯和其他人的亵渎性思想的激烈反应，并未使这些思想完全受到压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一种分裂的学术-知识环境，在其中，制度主义的亵渎性思想，比如文化、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整体主义方法论和工具主义，与米恩斯的管理价格这种亵渎性思想各自分离地保留着。此外，从事后来看，米恩斯的管理价格与凯恩斯对投资和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讨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因为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结合了新古典价格理论，管理价格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理论就没有相互融合(Rutherford and DesRoches 2008)。简言之，在1940年，可以利用所有元素来创造一种相对完整的非正统经济理论，但这些元素之间的结合从来没有发生。因此，美国非正统经济学的历史本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是它的起点。1940年到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过渡期。

　　战后的经济学局面：麦卡锡主义、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1945-1970年

　　战后年代，有三股不同的力量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学局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共的歇斯底里，它让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整个一代美国激进和进步学者沉默无声。 [36]另外，正在兴起的保守的亲商业、反政府的政治和社会气候，对开明经济学家的教学内容和他们编写的教科书的内容产生了影响。最后一股力量是现代化运动，它让各经济系有意识地重新设计培养方案，以确保使用恰当的数学工具来向学生传授最前沿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结果，战后阶段所有地方讲授的都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叙述式的-制度主义的方法受到较少的强调，已近乎消失。

　　在1945年后反共的歇斯底里期间，很多州颁布了旨在根绝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法律，规定讲授共产主义是非法的。具体来说，超过30个州要求公立大学的学者进行效忠宣誓;[32]那些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包括良心谴责在内)不宣誓的人，都会丢掉工作。整个美国大学的管理者和学者都遭到了麦卡锡主义大潮的袭击(他们要么是自愿，要么是受慈善基金会、军队、中央情报局或者其他政府机构所迫，要么是二者兼有)，认为“过度的”学术自由是不可接受的，应将其限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程度上。[33]结果，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员学者不适合当老师，从而就有足够的理由不聘用、解聘、不终身聘用或者不予晋升：

　　……阴谋是共产党公开使用的一种方法。没有哪个学术机构的成员可以正当地宣称，有权向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灌输一种提倡暴力颠覆自由政府的哲学。这超出了学术自由的范围。其次，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的准则所包含的责任，使得一个人没有资格留在自由的学术机构，因为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纪律，受到思想控制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不是自由的。他的思维已经被共产主义教义所封闭。因此，他不适合成为任何学术机构的成员。[34]

　　(McGrath 1954a)

　　这种情况后来扩大到这样一些学者，他们援引第十五修正案拒绝检举揭发，或者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扩大到共产党的同情者;扩大到只不过是激进的、进步的或者与众不同的学者，他们支持新政和新政式的经济政策、政府管制、国民经济计划、人权、工会、消费者联盟、全国律师协会，支持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1948年的总统竞选，在赦免共产党领导人的请愿书上签名，或者是唯一神论者或同性恋者。[35]

　　[37]大学采取的这些行动可能是因为管理者与FBI积极合作，在很多情况下请求FBI去审查拟聘用的教授、准备终身聘用的教授和所有终身聘用的教师，提出聘用和解聘的意见。[36]教职员工也不反对(至少是没有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因为某些教职工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FBI的线人和合，有的人则是因为害怕遭到大学领导的报复。[37]学者们所属的很多教授协会，要么与FBI合作，比如美国人类学学会和美国经济学会(AEA)，要么对各大学的行动置若罔闻，比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38]于是，鲜有进步的、激进的或者共产主义的学者被美国大学聘用或续聘;[39]大学、学术机构和FBI共同保留了一份黑名单，确保了被一所大学解聘的激进分子不会被另一所大学聘用。[40]为了避免研究经费被收回或者为了逃避攻击，避免被骚扰、被社会排斥，以及必然的解聘或解除终身教职，许多进步学者自动离开了学术界，到美国之外去谋得学术职位;[41]控制讲课内容(比如不讲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者不讲和平主义的、无神论的、不爱国的内容)，因为课堂受到学生和警察探子的监视;建议研究生撰写安全的、传统的博士论文，避免被答辩委员会成员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避免与学生团体谈论社会主义;或者是至少通过向安全、传统的领域调整研究和写作而避免带来麻烦。[42]还有的人因为巨大的压力而心脏病发作或者酗酒，致使他们英年早逝;也有人试图自杀，或者被狂热的反共分子枪杀。[43]学院对反共歇斯底里总体上的(并非普遍的)默许和参与，使得整个一代激进和进步学者沉默无语，扼杀了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几乎所有激进的、甚至是温和的批评。[44]到 1960年，美国绝大多数大学校园充满了沉默的教授，他们不让学生扩大眼界，对种族歧视和他们国家的海外军事行动缄默无言。对激进学者的攻击最终的结束只是因为已无人可攻击，虽然斯坦福大学继续着对巴兰长达十年的攻击，直到他1964年去世前，一直在劝其离开;1965年，哈佛大学因山姆·鲍尔斯(Sam Bowles)拒绝宣誓效忠美国宪法而试图解聘他;谢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寻找一个不需要效忠宣誓的州和机构谋职的行动受到限制;1968年，加州河滨大学拒绝聘用维克多·珀洛(Victor Perlo)，理由据称与他是共产党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无关。[45][38]效忠宣誓最后在1967年被宣布为违宪，不过美国政府仍然用麦卡伦-沃尔特法案来阻止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家进入美国[46](Schrecker 1986, 1998; Diamond 1992; Matthews 1953; Lewis 1988; Breit and Culbertson 1976; Goodwin 1998; Donnelly 1985; Phillips 1989; Rutkoff and Scott 1986; Dowd 1997; Vatter 1999; Hollingsworth 2000; Dugger 1974; Klein 1980; Munk 1992; Struik 1993; Novick 1988; Zinn 1997; Keen 1999; Ohmann 1997; Nader 1997; Price 2004; Selcraig 1982; Warne 1993; Fariello 1995; Lydenberg 1977; Newsletter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September 1957: 10; Sturgeon 2002; Jones 2002; Shaffer 2002, 2004; Weisskopf 2002; Horn 1999; Lowen 1997; Sorenson 1980; Sherman 2006; Arestis and Sawyer 2000)。

　　面对反共歇斯底里的同时，非正统经济学家还受到另外两方面的指责。第一种指责来自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自由企业是知识进步的重要基础，其含义是学校的经济学家应该相信自由企业，并在教学中向他们的学生灌输这种观念。在商业团体(它们完全认同解聘激进和进步学者)的支持下，这种观点被理解为反政府干预、反工会、反经济计划。于是，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的、支持新政的经济学家受到攻击，他们讲授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或者制度经济学，批评新古典理论是与劳工和农民对立的，提倡政府对经济的某种形式的干预，支持劳工组织，批评大公司的组织、运行和手段。[47]首次大规模的攻击出现在1948年，洛里·塔西斯(Lorie Tarshis)的入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出版后，遭到了亲商业团体的“麦卡锡主义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攻击，因为书中提供了一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观念，展现了凯恩斯主义亲政府的干预主义政策。一场“写信运动”被发动起来，写信给各学院，让它们在经济学课程中禁止使用这本教科书，让斯坦福大学解聘塔西斯。这场运动成功地摧毁了这本书的市场。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出版的时候，也有一场类似但较不成功的运动;运动发起的原因类似，这本教科书有强烈的凯恩斯主义倾向，有可能被那些提倡政府干预经济的人采用。[48]后面一次大规模攻击1950年发生在伊利诺斯大学，以麦卡锡主义的态度对待欧洲人、开明派、宏观经济学和数学的保守经济学家，攻击系主任埃弗里特·黑根(Everett Hagen)。攻击的理由是他们不喜欢他管理经济系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学生正在成为年轻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攻击也扩大到针对那些年轻的、新聘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比如艾斯纳、利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唐·帕廷金(Don Patinkin)和弗兰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他们被当地新闻界贴上了“粉红色”或者“红色”的标签。[49]1951 年，德克萨斯州的立法机关要求解聘艾尔斯，因为他对学生说，当前对待政府的敌意是由不加批评地接受自由企业意识形态所培养起来的，这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全无用处。[39]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攻击开始减弱了，部分原因是大学的反对，并且维护它们的教授，虽然某些攻击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 年代。[50]随后，商业团体改变了它的策略，通过向系主任付钱，为学术活动提供经费，开始贿赂经济系，让其采纳它的保守立场。[51]

　　非正统经济学家面临的第二方面的指责，是源自他们对那些广受尊敬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不以为然或者反对。经济学家们在美国战时指令性经济的背景下在战争期间所从事的工作，使他们和战后的经济学家奇怪地相信了新古典价格理论的有效性，相信形式主义和数学话语是有用的。此外，在冷战时期，整个新古典理论以及诸如线性规划和博弈论这样的特定领域，得到了华盛顿和各种基金会提供的巨额经费支持，因为它们有助于国防的“客观”需要。因此，在战后受到官方的肯定以及反共的环境下，各经济系想要避免在理论上不强和疏于数学训练的名声，确保学生不会抱怨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确保其处于这个学科的理论前沿，或者至少是值得尊敬的。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聘用受过最前沿的新古典训练的理论家的趋势，各经济系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明确地决定聘用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古典理论家，他们对待转变经济理论的方式的那种皈依的、反多元论的态度，传授给了研究生和本科生。更具体地说，开设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中级理论课程，有时还开设数理经济学预修课程;本科专业也需要开设数理经济学课程;研究生的理论课程更加数学化;希望新进校的研究生有一定程度的数学准备;研究生被灌输的是，一个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家要抛弃意识形态偏见，公正客观，接受合乎逻辑的、有根据的结论。结果，各经济系的兼收并蓄和多元化越来越少，新古典理论的风格、态度和研究越来越多，最终到了不存在或者不容忍替代性理论的程度(比如在芝加哥大学或者弗吉尼亚大学)。在诸如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伯克利大学和俄亥俄大学这样的经济系，最明显的是在战后初级阶段还有相当多的制度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但到1970年就基本上没有了。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AEA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以提高其成员的技术-数学能力，使他们能够对军事问题和专业的公共政策讨论有所贡献。 [40]各方面都认识到，需要在研究生的培养上有所改变，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技术训练的支持下，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理论的共同核心上。[52]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聘用、终身聘用、晋升和加薪的标准，渐渐变成一个人对新古典理论的技术-数学阐述有多熟悉，在论文中运用这种理论有多熟练，然后发表在主要的主流经济学期刊上。[53]这种转变的迅速发生意味着，在十年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家还是非正统经济学家，只要赶不上(或者不去赶上)理论和技术的进步，不积极开展研究以及在主要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么在经济系里以及整个经济学界，他们的收入、地位和声望就会迅速下降(有时候在同事看来，他们根本就不是经济学家了，因为他们是反理论的，他们的论文“一点图表或者公式都没有”)。结果，他们的教学领域渐渐被局限在理论之外，与体现在理论中的保守的市场意识形态不相容，比如经济思想史、运输、公用事业或者经济计划。非正统经济学家还会有额外的遭遇，那就是甚至找不到工作。[54]

　　战后时代的政治压制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抑制性的支配地位相结合，结果就是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几乎完全被清除，以及制度经济学逐步趋向灭绝——布朗芬布伦纳承认这一点(Bronfenbrenner 1964)，戴维斯也承认(Davis 1965)，费尔斯(Fels 1975)注意到，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系从1948年到1976年没有聘用过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正如乔治·斯蒂格勒指出的那样：

　　千真万确的是，一个相信劳动价值论的人不可能在一所美国主要大学当教授，尽管原因可能是教授们不相信这个人既诚实又聪明。

　　(Stigler 1959: 527)

　　于是，除了德克萨斯、马里兰、俄克拉何马和犹他，排名靠前的博士授权机构和其他大多数博士授权机构，没有哪一个会让(或者想要让)它们的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和其他非正统方法的影响，尽管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种影响的确发生了(见表2-2和附录A.6)。因此，战前时期的新古典支配地位和反多元化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意味着1941-1970年培养的10784名博士中(见附录A.3)，可能不到3%真正受到过非正统经济学的影响。具体地说，20世纪60年代末到1874年，排名靠前的博士授权机构中，只有哥伦比亚、密歇根、耶鲁和哈佛对非正统经济学有重要的推动。

　　[41]1962-1974年，这些靠前的机构培养了5486名博士，占这一时期培养的经济学博士总数的59%。因为排名靠前的机构的研究生多数继续在这些机构任教，少数去了次一级的机构，所以尽管发生了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确保了在此后的30年中，全美超过80%的博士授权机构所传授的几乎完全是新古典理论。[42](Fones-Wolf 1994; Schrecker 1986; Donnelly 1985; Goodwin 1998; Backnouse 1998; Phillips 1989; Sandilands 2001; Root 1956; Iversen 1959; Samuelson 1998; Colander and Landreth 1998; Selcraig 1982; Solberg and Tomilson 1997; Barber 1997a, 1997b; Modigliani 2001; Breit and Culbertson 1976; Rutherford 2000b; Stigler 1959; Stern 1963; Brazer 1982; Sass 1982; Cross 1967; Huntington 1971; Cookingham 1987; Adelman 1990; Bowen 1953; Blaug 1999; Bernstein 1990, 1995, 1999, 2001; Lampman 1993; Lowen 1997; Bronfenbrenner 1993; Jones 2002; Shaffer 2004; Schmid 2004; Kaufman 2004; Dowd 2002; Samuels 2002; Weintraub 2002; Snavely 1967; Jensen 2001; McCumber 2001; Krueger et al. 1991; Hansen 1991; Kasper, et al. 1991)。

[41]表2-2 有博士授权和博士生的美国主要经济系，1962-1974年

　　资料来源：Keniston 1959: 129; Cartter 1966: 34; Roose and Anderson 1970: 58; Harmon and Soldz 1963: 74-84; Harmon 1978: 112-113;以及附录A.2。

　　保持机构的支配地位：新古典经济学与排名竞赛，1970-2000年

　　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为那些带有非正统成分的有博士授权的经济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显现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新古典经济学家本可以容忍这一点点多元化，但他们没有容忍。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冷战逐渐消退，以及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正在成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赖以清除非正统经济学的传统机制不再有效。此外，对有非正统兴趣的学生的学术恐吓，对聘用、续聘、终身聘用非正统经济学家的限制，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以及职业上的排斥/歧视，也只是作为一种控制机制发挥有限的作用(见第4章)。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它显得外在于这个学科，同时能够消除或者抑制1970年以来开始显现的少数经济系的非正统倾向，降低其更多地显现的可能性。当这种机制产生的时候，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机制就是经济学期刊和经济系排名，因为它为攻击非正统经济学家、清除非正统的经济系和博士生培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标准。

　　1970年左右，休斯敦大学经济系的制度主义者(和其他非正统经济学家)与新古典经济学家展开了控制权的争夺——见第4章注释22。作为争斗的一部分，威廉·穆尔(William Moore 1972, 1973)完成了第一个全面的、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系排名，将其作为合理地把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清除出经济系的手段(Lower 2004)。[55]此外，如前述，在战后阶段，美国的经济系明确作出决定，聘用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古典理论家，以皈依的态度转变经济理论的发展道路，将新古典理论传授给本科生和研究生。结果，到20世纪60年代以及进入70年代后，许多大学的经济系大为改善——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在“传统的”顶级期刊和新期刊上发表论文，培养博士生，但不十分清楚的是，哪些经济系是顶级博士授权机构，哪些期刊是顶级期刊。[43]哪些是顶级经济系这个问题最初是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会要考虑的，它们需要一种机制来评价对基金项目的要求。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各大学都用排名来决定各系是否应该存在，是需要重组还是废止。此外，各系、大学领导和提供赞助的机构开始根据学者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声望(被等同于学术质量)，来决定他们的终身教职、晋升、薪水和津贴。在这种背景下，穆尔的排名很快被认识到可以用来达到类似的目的，确定哪些是顶级新古典期刊和经济系，哪些不是(Lee 2006)。

　　对期刊和经济系排名

　　对经济系及其博士生培养排名这种愿望的背后，是经济学知识显然是非竞争的这种根本性的假设;也就是说，经济学教授和从业者普遍接受的只是新古典经济学，从而产生相对同质的科学成果。离开知识同质性这个假设，经济系排名就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通过采用基于这个假设的经济系表现指标，对经济系及其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排名就变得容易了，将它们排列为“尚可”、“勉强”或者“没有资格培养博士生”，并不考虑这种排名实际上是否由于学术偏见而反对任何非正统学说。而使用仅公开了解到的意见(就像1973年前对经济系的排名那样——见表2-1和表2-2)会招致怀疑，它们是否准确鉴别了学术高产的经济系。因此，数量上的度量就成为被追求的对象，比如总发表量、教师人均发表量和教师人均引用量。但基于公开意见的经济系排名与论著发表数量之间的关系表明，它们之间绝非完全匹配——也就是说，如果使用“未加工的”数量来度量，没什么声誉的经济系和它们的经济学家与那些声誉好的竞争对手之间是同等的，甚至还超过了对手(Crane 1965: 714)。因此，比如高排名与好声誉相一致的哈佛大学经济系仍然得不到足够“客观”的评价，一个声誉不好的经济系可能会有足够大的论著发表量和/或引用量，使其“客观地”与哈佛经济系同等。要减少这种可能性，就需要一个“期刊质量指数”，为基于论著发表数量的经济系排名来选择期刊、对期刊排名，它代表着学术质量，从而确定期刊的声誉。通过选择“一流”期刊可以实现这一点，这种期刊的选择依据的是所隶属的机构，主观的评价——比如“每个人都认为是核心的、主流的、声誉极佳的、高质量的期刊”——和/或用引用量来选择。[44]结果是，用期刊质量及其排名来对经济系排名，得到的是与用公开意见排名几乎相同的结果，部分原因在于“期刊质量指数”是根据相同的公开意见而产生的。

　　科茨(Coats 1971)认为有9份经济学顶级期刊(见表2-3)。由于存在大量新老经济学期刊，以及不相信科茨的观点，此后30年内有21篇不同的论文得到了23种排名，用以鉴别一流的、核心的、主流的经济学期刊——见附录A.3。虽然在选择期刊以及对所选期刊进行排名的时候采用的标准不同，但得到的结果是高质量的重要期刊与低质量的不重要期刊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层级。这可以通过参考戴蒙德(Diamond 1989)列出的27份顶级期刊来说明。列表中包括科茨1971年排列的9份期刊，康洛伊和杜萨斯基(Conroy and Dusasky 1995)1995年划定的8份一流期刊，以及最近排名的17份顶级期刊——见下面的表2-3。此外，戴蒙德排名中第8-22位的期刊包含在附录A.3的 22种排名表的每一种中，9份期刊出现在超过75%的排名表中，14份期刊出现在超过半数的排名表中。因此，各种排名表有相当大的共性;包含在各种排名表中的是核心的9份顶级期刊，没有发生变化。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关于哪些是有博士授权的顶级经济系，有一个公开的看法——见表2-4。但如前述，这种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碰到了问题，因为对经济系排名进行的15项研究得到了19种排名，这受到了攻击。不过，虽然选择经济系以及对所选择的经济系进行排名的标准不同，但得到的结果中顶级经济系的排名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基于声誉和基于论著发表数量的排名，得到的顶级经济系是相同的。此外，顶级经济系在不同时间存在着连续性，如表2-4 所示，表中比较了1925年和1934年、1959-1970年和1995-2003年的顶级经济系。顶级经济系排名中有少数变化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推论出来：从1959年到2003年这个时期，15个系在25个顶级经济系的16-19位出现过，另外9个系在11-15位出现过[56](Lee 2006)。

[45]表2-3 顶级新古典期刊的稳定性，1969-2003年

资料来源：来自附录A.3和Coats (1971)。
注：* 是Conroy and Dusasky (1995)的一流期刊。

[46]表4-2 有博士授权的美国主要经济系，1925-2003年

　　注：* 源自附录A.4的排名N到S。

　　排名与非正统经济学

　　对期刊和经济系排名的研究表明，顶级经济系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顶级期刊发表来自顶级经济系的经济学家的论文。来自排名和相关研究的证据这一“经验”事实表明，20世纪后期的主流经济学是一门争夺级别的科学，也是一门附属于等级结构的科学(Lee 2006)。结果，顶级经济系凭借其等级地位规定了什么是恰当的研究生培养方式，控制了顶级期刊，从而控制了新古典科学知识的产出。因此，经济学中的科学知识是以级别为基础的，从而是社会建构的，因为它必定会表现出某种社会特征，即最适合于保持支配地位，并便于顶级经济系进行社会控制(Braxton 1986)。[47]于是，毫不奇怪，在23项对期刊排名的研究中，仅有9项包含了非正统期刊(因为它们的知识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6份期刊——《剑桥经济学杂志》、《经济问题杂志》、《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社会经济评论》和《科学与社会》——在这些研究中一般都排在所有期刊靠后的40%中(见附录A.5)。[57]同样毫不奇怪的是，在21项对经济系排名的研究中，博士生培养中包含非正统成分的经济系的排名都受到了影响。在其中的19项排名研究中，只有13项研究包含了“所有”博士授权机构，从而包含了有非正统成分的全部博士授权机构;这13项研究中，8项是基于论著发表数量，5项是基于公开意见;在8项基于论著发表数量的研究中，只有2项包含非正统期刊。结果是，基于论著发表数量的排名中的8个包含较多非正统成分的经济系，从1970年到2000年，[58]普遍排在所有经济系靠后的40%中，而且其排位不断下降。因此，到20世纪末，除了一个系之外(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它们全都排在靠后的25%中(见附录A.6)。[59]此外，在博士生培养中有较少非正统成分的13个系，[60]只要在系里以及博士生培养中保留着非正统成分，其排名从1959年以后就一直下降;而一旦丢掉非正统成分，其排名马上提高——见附录A.6。[61]

　　上述情况意味着，期刊和经济系排名为控制、遏止和阻碍非正统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机制，因为作出排名方面的决定是各经济系的责任所在，而且被视为“客观的”。也就是说，某个大学和/或经济系决定提高其排名的时候，就会制定一些政策，包括在聘用、晋升和研究部署上对主流经济学家及其研究区别对待，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中增加新古典的内容，减少非正统成分。结果，这些系里的非正统经济学家被边缘化，他们离开以后也不会聘用新人来接替。休斯敦(如前述)、德克萨斯和康涅狄克都是这样做的，最近的例子则是圣母大学。[62]在这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艺术与文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是个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研究生培养中的非正统成分，以及很多教授的非正统经济学研究和在没有进入排名的非正统期刊上发表论文，使得经济系在美国经济学博士授权机构中的排名较低。具体来说，这所目前(2003年)在107个博士授权机构中排名 81位(见附录A.6)的大学认为，要提高排名，经济系必须在顶级新古典期刊上发表论文。[48]此外，这所大学认为只有新古典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知识，因此这种顶级期刊唯一刊发的、政策制定者和商界唯一能听的进去的知识，应该传授给本科生，应该切实用于研究生的培养。[63]他们充满反多元化精神的解决方案(得到那些满口“主流经济学无可替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支持)是，把非正统经济学家赶到一个没有出路的本科系，建立一个有明显学术偏向的经济系，这个系只聘用“经常在主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最好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主要期刊被确定为“最好的经济学期刊，或者在过去十年排名至少在前20位的期刊”。但如前述，李(Lee 2006)也曾指出，对于排名前25位之外的经济系的经济学家，很难在顶级新古典期刊上发表论文;如果排名前25位的经济系保持稳定，圣母大学要进入精英集团、甚至是前40名都不可能(Fosmoe 2003a, 2003b; Gresik 2003; Goldberger et al. 1995; 圣母大学学术委员会会议，2003年3月20日 http://provost.nd.edu/academic-resources-and-information/ac_minutes/documents/3-20-03.pdf; Donovan 2004;“圣母大学关于经济学的提议”，2003年3月17日)。

　　到20世纪最后十年，新古典理论在博士生培养(以及本科生培养)中的霸权地位似乎已经如此彻底，以至于美国经济学会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完全不承认除了新古典理论之外，还存在别的经济学理论，同时也指出，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层次，美国大学传授给学生的核心理论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64]这种学术上的狭隘是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反多元化态度的结果，这种态度推动了对非正统经济学的压制，同时向学生灌输新古典理论。这两股力量还产生了别的后果：它们相互作用，决然地、蓄意地塑造了20世纪后半期及其后的美国经济学——它对待非正统经济学理论的理论、文化和态度。[65]正如表1-1表明的那样，学生从教科书里学到的只有新古典价格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教科书中有意传递的保守的政治信息变得更加保守，更加公开，也更加“应该”。现在，辩护是经济学家可以接受的，因为它被限制在一个强化现状的保守的研究纲领中。此外，经济学家有意识地回避宏大的理论主题，寻求的是具体的项目，将他们的学术努力导向新古典理论的精细化，而不管它与现实经济有多么脱节，接受政治、社会和经济现状，远离政治主张，从而保持他们长达一个世纪的、商界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辩护士的形象。[49]他们对社会经济问题保持缄默，在学术上封闭了经济学的不同路径，通过贬低非正统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博士生)而拒绝多元化，嘲弄非正统经济学家不严谨、弱智，从而反对其理论;他们培养的未来经济学家对他们的学科不作(或至少是偏向于不作)历史的理解，不知道非正统经济学方法;强化一种压制性的课堂环境，不欢迎批评性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反应是意欲威吓学生，使其惟命是从、闭口不谈;拒绝那些包含非正统观点的博士论文和论题。但是，乌云笼罩下还是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的非正统经济学的产生和投入战斗，这是后面三章的主题。

　　[①] 大致在1870-1880年间通常使用的教科书包括：F. 韦兰(F. Wayland)的《政治经济学基础》(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J. S.穆勒(J. S.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H.福西特(H. Fawcett)的《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J. E. T.罗杰斯(J. E. T. Rodgers)的《政治经济学学生指南》(Manual for Political Economy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和J. E. 凯尔恩斯(J. E. Cairnes)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原理》(Leading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Barber 1988b, 1988c; Jones 1988; Mason 1982; Cross 1967; Snavely 1967; Brazer 1982)。

　　[②] 关于对美国例外论及其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和美国历史的影响的讨论，见Ross (1991)和Novick (1988)。[美国例外论是托克维尔杜撰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独一无二的以自由、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等思想为建国基础的国家，人民特别富裕幸福，国家特别稳定强盛，在世界上领导和保卫自由潮流，因此独特优越，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译者]

　　[③] 比如，本杰明·安德鲁斯(Benjamin Andrews)在干草市场事件的同时指出：

　　……沃克尔(Walker)、杰文斯、赫恩(Hearn)、马歇尔等人……已经开始去确定[自由放任]对于工资劳动者来说是否如通常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真的是致命的。一种新的工资和利润理论已经在确立，根据这种理论，不需要政府的控制，通过……自然经济法则的作用……能实现平等的分配……利润并没有掠夺工资。

　　(Andrews 1886: 141)

　　雅各布·霍兰德尔(Jacob Hollander)回忆道：“……当社会主义著作挑战资本在任何收入分配份额中的权利的时候，正统政治经济学并为进行多少严肃的尝试去确认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Hollander 1903: 268)。支持和鼓励这种思路的一个源泉是，资本家及其专家学者认为，价格不断下跌时工资较高，这就使工人丧失了要求利润的权利——见 Livingston (1987)。

　　[④] 按照连续性命题，这种综合也需要构建经济理论史的一种辉格党观点。这个命题认为，斯密、李嘉图、穆勒和马歇尔的价格理论是同样的供求理论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价格理论之间并不存在不一致。宣称经济学中只存在一个理论传统，这是边缘化进而清除非正统经济理论的一种再明显不过的做法。

　　[⑤] 那些没有调和他们的历史主义观点和独特的历史主义准则的倡导历史分析的经济学家渐渐淡出了经济学史(Ross 1991)。

　　[⑥] 比如见对布朗大学、哈佛、密歇根大学、耶鲁、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斯坦福、弗吉尼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比如F.陶西格、T.卡弗、C.布洛克(C. Bullock)、F.泰勒(F. Taylor)、A.哈德利(A. Hadley)、I.费雪(I. Fisher)、J. B.克拉克、E. R. A.塞利格曼和R.梅奥-史密斯(R. Mayo-Smith)都讲授初级和高级理论课程;他们使用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新古典教科书，比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依据杰文斯、马歇尔、克拉克和庞巴维克的著作准备讲稿。从1890年到1910年，马歇尔的《原理》在美国卖了4181本。此外，如果教授不讲授“边际效用经济学”的话，那么经济学研究生，比如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会举行半秘密的会议去研究它。最后，从1870年到1900年，有62名经济学家在28所主要学院和大学讲授经济学，其中只有四个人可以被视为新古典价格理论的批评者——托尔斯坦·凡勃伦、林德利·基斯比(Lindley Keasby)、爱德华·布雷米斯(Edward Bremis)和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如果把后来的制度主义者约翰·康芒斯和威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包括在内，反对者就是6名。1900年前后，只有不到10%的经济学教授批评新古典价格理论，因此可以确定，在世纪之交，新古典价格理论支配着美国的大学(Mason 1982; Brazer 1982; Barber (1988a)的个案研究; Macmillan 1942; Gettleman 1987; Snavely 1967; Parrish 1967)。

　　[⑦] 见Steedman (1989b, 1995, 2004)以及Howard and King (1989)。

　　[⑧] 从1885年到1900年，有大量涉及经济学、经济学家和学术自由的例子。比如，布朗大学校长本杰明·安德鲁斯由于支持复本位制而受到布朗公司成员的攻击，因为这是这所大学的朋友们所不支持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准备捐赠礼物和遗产的人。其他的例子还有亨利·C.亚当斯由于鼓励自由贸易而被密歇根大学拒绝晋升，因为自由贸易与大学董事的保护主义立场相冲突;康奈尔大学不再与亚当斯续签合同，因为他在干草市场事件后指责这个国家的实业家的行为;理查德·伊利由于支持劳工以及支持政府发挥作用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都受到同事和校董会的攻击;J. 艾伦·史密斯(J. Allen Smith)由于在1896年的选举中公然投票给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而被玛丽埃塔学院(Marietta College)解职(资金问题也是一个因素);I. A.赫维奇(I. A. Hourwich)由于参加了1894年的一次平民党大会而被J.劳伦斯·劳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威胁从芝加哥大学辞职;比米斯由于持进步的/激进的政治主张而受到他的上级劳克林的攻击，然后被警告，然后由于在1894年普尔曼(Pullman)罢工期间发表了“亲劳工”的意见而被芝加哥大学解雇，因为这有损这所大学从洛克菲勒那里得到更多资助的机会;罗斯在斯坦福大学被从经济学部转到社会学部，最终被解聘，因为他发表了支持经济改革和其他支持种族主义(这可能是他被解职的直接原因)的演讲，冒犯了斯坦福先生;托马斯·E.威尔(Thomas E. Will)和比米斯1899年被堪萨斯州立农学院(现在的大学)解职，因为他们与平民党有联系，而且讲授与这个阶级有关的经济学;康芒斯在印第安纳大学和锡拉丘兹大学得不到学术职位的晋升，因为他赞赏乔治和马克思，支持平民党事业，而且在礼拜天打棒球(Barber 1988b, 1988d, 1988e; Donnan 1952; Brazer 1982; Cookingham 1988; Henderson 1988; Bergquist 1972; Mohr 1970; Goldman 1944; Will 1901; Furner 1975; Schlabach 1963-64; Coats 1968; Ross 1991; Beauregard 1988)。

　　[⑨] 在1886年[应为1885年，疑为原文印刷错误。——译者]美国经济学会成立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学会的一个目的是同等地推动来自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和穆勒传统的所有经济学研究的进步，无论是“非正统的”还是“正统的”。但是，由于学会也在促进和支持美国经济学家的职业化，它很快就只是推动 “正统的”新古典理论的发展，抛开了马克思主义和乔治主义，以及后来在20世纪兴起的制度主义和其他非正统方法。因此，学会强化了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别，从而在当时和现在都对美国经济学家的新古典同质化作出了重要贡献(Ely 1887; Furner 1975; Haskell 2000)。

　　[⑩] 对1904-194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数的统计是不完全的。首先是因为缺乏1904-1919年的统计总数。其次，国家科学院/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发布的1920-1940年的年度统计数字(见附录A.2)不包括从所有机构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比如布鲁金斯研究院就只统计了40%。对 1920-1940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数最可靠的估计是超过2100名。但没有理由认为，文中的百分比会因为实际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更多而有所变化。

　　[11]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伊利、陶西格和亨利·西格(Henry Seager)的新古典教科书为何销量如此之大(见Dorfman 1959: 211)。此外，1911-194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销售了18428册(Macmillan 1942)。

　　[12] 一个例子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以前，它的经济系显然是新古典导向的。但由于制度主义的总体氛围的支持，加之1922年聘用了韦斯利·米切尔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聘用了其他制度主义者，经济系转变成为具有制度主义特征的系。结果是，虽然仍然在讲授新古典价格理论，但不再像在哈佛、耶鲁或者普林斯顿那样受到强调和赞许。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生感觉到了这种忽略，要求增加新古典价格理论的课程。经济系渐渐地回应了这种要求，首先是在 1931年聘用了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并在1932年开办了一个理论研讨班。后来，在1938年，为研究生开设一门名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的课程，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授课。结果是，研究生逐渐不再与制度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自1946年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受聘讲授新古典价格理论以后，制度主义理论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其声望锐减。虽然从1946年之后，随着战前那一代制度主义者退休，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取代，新古典经济学接替制度主义花了15年的时间，但经济系逐渐表现出新古典特色，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伴随着斯蒂格勒对那些对制度主义感兴趣的研究生施以威胁，这类学生几近消失。另一个例子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转变，1915年之后，它从一个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经济系(但并未包容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经济学家)转变成为一个强调新古典价格理论的经济系。1916-1940年，它聘用的主要人物逐渐是新古典理论家，比如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劳埃德·明茨(Lloyd Mints)和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新古典价格理论和竞争市场逐渐成为经济学课程的核心，其必然结果就是对制度经济学越来越多的批评。194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受聘于此，延续了新古典价格理论在之前二十年已确立的支配地位，而且使其向“芝加哥学派”这一特殊的理论导向转变。与之相类似，在斯科特·尼尔林(Scott Nearing)1915年的惨败和西蒙·帕藤1917年退休之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也不得不重组。偏爱马歇尔的雷蒙德·拜伊(Raymond Bye)在战间阶段以及战后保持了帕藤留下的新古典遗产(Rutherford 2001, 2003b, 2004; Hammond 2000; Ginzberg 1990; Dorfman 1955; Fusfeld 1997; Emmett 1998; Reder 1982; Sass 1982)。

　　[13] 比如，弗里德曼1938-193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1946年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新古典价格理论，讲授的几乎是同样的课程。此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斯蒂格勒与在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就新古典价格理论保持着密切的工作通信。因此，两所大学的研究生学到的是相同的价格理论。共同训练新古典价格理论的结果是，新培养的博士的差异仅在于研究兴趣而已。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比如威斯康星大学这种制度主义导向的经济系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会普遍受到歧视(Hammond 2000; Hammond and Hammond 2000; Biddle 1998)。

　　[14] 除了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和乔治主义者之外，美国经济学家和美国经济学会并不接受社会学家，并且有效地排斥了女性主义观点和思想。如果1970年前马尼托巴(Manitoba)大学经济系的演变能够代表加拿大其他大学的话，加拿大大学的经济学也有着非常近似的故事(Bernstein 2001; Pentland 1977; Baragar 2004; Horn 1999)。

　　[15] 比如，这些机构有堪萨斯州吉拉德(Girard)的国际社会经济学校，波士顿的卡尔·马克思学校，明尼苏达州德卢斯(Duluth)的工人学院，纽约州卡托纳(Katonah)的布鲁克伍德劳工学院，阿肯色州麦纳(Mena)附近的公民学院，纽约的兰德社会科学学校、犹太工人大学、纽约工人学校。此外，共产党在包括旧金山、波士顿和芝加哥在内的12个城市建立了工人学校支部。每年进入这些学校的人数从几百到几千不等，1918年兰德学校达到5000 人，1934-1935年工人学校达到了10000人。

　　[16] 比如，兰德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社会主义经济学、财富和收入、经济问题，纽约工人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和高级政治经济学、美国应用经济学、现代经济理论。此外，还开设了关于劳工运动史、工会问题、美国史和阶级斗争史的课程。

　　[17] 比如，1930年在纽约建立的亨利·乔治社会科学学校至今还在。学校在包括芝加哥、圣路易斯、费城、旧金山和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城市建立了分校。

　　[18] 布赖恩·莫尔学院的院长对林德利·基斯比(Lindley Keasbey)在课堂上的“社会主义”言论极为不满，迫使他1905年离职。基斯比去了德克萨斯大学，在那里，他的非正统经济思想使得他在1909年不再讲授经济学课程。另外，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校长只是因为艾拉·克罗斯(Ira Cross)在1914年前后发表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哲学和激进政治运动的演讲，就认为他是社会主义者。在威尔斯利(Wellesley)学院教经济学(1896-1918年)的埃米莉·鲍尔奇(Emily Balch)晋升缓慢，因为她在课外参加了社会主义者和改革主义者的活动;乔治·考克斯(George Cox)1915年被达特默斯(Dartmouth)学院解聘，因为他表现出亲社会主义的同情感;华盛顿大学的董事们拒绝聘用查尔斯·麦金利(Charles McKinley)，因为他为激进主义辩解。最后，1914-191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斯科特·尼尔林因为废除童工而拥护进步运动，并在课堂上讲到这一点。大学的理事们因此想要让他住口，不给他晋升，然后解聘了他。理事们后来继续大量辞退支持进步运动的经济学家，直到1917年帕藤退休，他们的任务完成了。要注意到的是，美国经济学会也不支持尼尔林，某些成员赞成学会的举动，因为他们宣称尼尔林不熟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

　　[19] 比如，帕藤1917年“被迫”从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表面上是因为他到了规定的退休年龄，实际上则是因为他的非正统经济学和社会观念，也因为他“保卫德国价值观”的观点冒犯了大学的理事们，还因为他在公众集会上介绍了一名反战者。此外，尼尔林因其反战立场而在1917年被托莱多(Toledo)大学解聘，又因其对高等教育激进的-凡勃伦主义的批评而在1922年被拒绝到克拉克大学发表演讲;艾伦·伊顿(Allen Eaton)被俄勒冈大学解聘，因为他参加了民主与和平人民委员会的一次集会，然后给俄勒冈州的一份报纸写了一封关于集会的信;阿瑟·卡尔霍恩(Arthur Calhoun)、A. 莫尔斯(A. Morse)和G.阿纳(A. Arner)由于“社会主义学说或者观点”而分别被玛丽威尔(Maryville)学院、玛丽埃塔学院和达特默斯学院解聘;1919年和1921年，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大学和奥尔巴尼(Albany)学院开除了持社会主义政治观点的学生。另外，威尔斯利学院1918年不再续聘鲍尔奇，因为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反战者，参加了和平集会。不过，像伊利这样的经济学家或者内布拉斯加大学的三位经济学教授，他们的学术生涯并未受到冲击，他们大声疾呼，发表“无关科学的”反德声明，建议解聘反战的经济学教授。值得一提的是，鲍尔奇获得了194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此奖的美国经济学家(Nearing 2000; Saltmarsh 1991; Solomon 1980; Sinclair 1923; Bernstein 2001; Baranik 1990; Gruber 1975; Cohen 1993)。

　　[20] 比如，在蒙大拿大学教经济学的路易斯·莱文(Louis Levine)(后来改名为刘易斯·L.洛温(Lewis L. Lorwin))1919年被校长停职，因为他私下出版了一本关于矿产税的专著，触犯了这个州采矿业的利益，因此对该大学在这个州的立法机关的朋友是不友好的，从而对这个州的拨款产生了负面影响。他在两个月以后才得以恢复原职。另外，在1920年，詹姆斯·史蒂文斯(James Stevens)被米德伯雷(Middlebury)学院解聘(后来他被划定为一个反战者、社会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部分是因为他关于社会问题的信念和态度;1922年，阿瑟·怀特(Arthur White)因为讲授经济学的方式有问题而被马斯京汉姆(Muskingham)学院解聘;科利尼厄斯·芬克(Cornelius Fink)由于在1928年的煤矿罢工期间在一次工人教育课堂上发言，南方煤矿经营者协会就让俄亥俄大学叫他另谋高就。商人阶级一贯指责特里萨·麦克马洪(Teresa McMahon)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她支持工人阶级和最低工资，对华盛顿大学施压(由于她得到劳工组织的支持而没有成功)，要求解聘她(Deibler 1919, 1921; Trachtenberg 1920; Sinclair 1923; McMahon 1989; Gutfeld 1970; Beauregard 1988)。

　　[21]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散多年以后，布鲁克林学院卡尔·马克思协会和纽约城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俱乐部被美国政府列入颠覆性组织的名单。学院领导对那些他们的学生没有参与的校园活动的态度也是保守的，就像布赖恩·莫尔学院夏季女工学校那样。在这里，持进步或者左翼政治观点的教师、能够讲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师、对美国的资本主义持批评观点的教师和想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女工联合起来，阅读无产阶级的小说，研究不断发展的罢工，招致学院理事会的保守成员在20 世纪30年代把夏季学校定性为一个左翼劳工学校。结果，夏季学校最终在1935年被赶出了布赖恩·莫尔学院的校园。不受欢迎的经济学教师包括科尔斯顿·沃恩(Colston Warne)(他1930年离开了匹兹堡大学，大学理事会想要解聘他，因为他在当地的煤矿发表了一次关于生活条件的演讲;一年前，该大学解散了他的自由俱乐部，开除了两个学生，部分原因是俱乐部举办一次讨论穆尼-比林斯(Mooney-Billings)诉讼案的会议，而沃恩是该俱乐部的一个资助人)、布罗德斯·米切尔(Broadus Mitchell)、特里萨·沃尔夫森(Theresa Wolfson)(她帮助组织了校际社会主义者协会的一个分部，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为工会工作，讲授劳工史和经济学)和利奥·休伯曼(Leo Huberman)(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帮助创办了《每月评论》)。前三人被麦卡锡主义的先驱者们定性为危险的激进分子(Greer 2001; Heller 1984, 1986; Kessler-Harris 1980; Dilling 1935; Sabine and Wittke 1929; 反美活动委员会(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1957)。

　　[22] 20世纪30年代(以及20年代)加拿大激进的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教授也遭到调查、解聘或者不予聘用(Horn 1999, 2000; Baragar 2004)。

　　[23] 比如，罗伯特·布雷迪(Robert Brady)(加州伯克利大学)1938年被迫在众议院反美活动委员会面前作证，被指责为一个“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为了不让对方超过，社会研究新学院(1940年)、加州大学(1942年)和斯坦福大学(20世纪40年代)都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及其追随者没有资格担任教师。此外，哥伦比亚大学和布拉德福德社区学院分别解聘了唐纳德·亨德森(Donald Henderson)和霍勒斯·戴维斯(Horace Davis)，部分原因是他们参与的政治活动——亨德森被解聘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没能完成博士论文;迈伦·霍克(Myron Hoch)和肯尼思·梅(Kenneth May)(一名学数学的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就业的数学理论”)分别被纽约城学院和加州伯克利大学解聘，因为他们被视为共产党员，从而持有与其教师职位不相称的政治信念。在哈佛，20世纪30年代作出的继续聘用经济学教师的决定中，似乎并不包括雷蒙德·沃尔什(Raymond Walsh)、艾伦·斯威齐(Alan Sweezy)、约翰·K.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这些人，他们参与了工会活动，或者与新政有牵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指责了布罗德斯·米切尔，因为他在课堂上使用了不适当的语言，认为最高法院推翻了新政立法，这也导致米切尔从这个大学离职。此外，20世纪30年代末，德克萨斯州立法机关的成员试图让德克萨斯大学解聘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因为他倡导社会主义，也就是公有制或者至少是对公用事业的价格管制;德克萨斯的商人想要让德克萨斯大学解聘蒙哥马利、克莱伦斯· 艾尔斯(Clarence Ayres)、爱德华·黑尔(Edward Hale)和克莱伦斯·威利(Clarence Wiley)，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些人所讲授的内容。1942年，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的年轻教师法格·福斯特(Fagg Foster)、文德尔·戈登(Wendell Gordon)和尼尔森·皮奇(Nelson Peach)被解聘，或者在年度合同到期时候理事会明确表示不再续聘，因为他们在一次攻击1938年工资和劳动时间法案的公众集会上发表了负面评论。最后，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FBI启动了对加尔布雷思的监视和调查，并一直持续了40年。

　　[24] 1945年以后的红色恐慌事实上是战间红色恐慌的延续，就像伊丽莎白·迪林(Elizabeth Dilling)划分的“红色网络”所体现的那样(Goldstein 1978; Fischer 2006)。她划分了大量红色经济学家，包括鲍尔奇、保罗·布雷森登(Paul Brissenden)、卡尔霍恩、康芒斯、戴维斯、罗伯特·邓恩、亨德森、约翰·艾斯(John Ise)、弗兰克·奈特、威廉·莱瑟森(William Leiserson)、布罗德斯·米切尔、韦斯利·米切尔、杰西卡·佩肖托(Jessica Peixotto)、大卫·萨波斯(David Saposs)、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沃恩、沃尔夫森和利奥·沃尔曼(Leo Wolman)。虽然这作为一个“红色经济学家”名单是极不恰当的，但还是与我列出的名单有重合(见附录A.7，A、B两列)，我的名单包括了20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感兴趣或者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些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另一些人则在课程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很少一部分人甚至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斯威齐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课程就是著名的例子，也有激进的经济学教师在南加州大学和路易斯威尔大学的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后，还有一些教授，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埃迪森·卡特尔(Addison Cutler)和亨德森，以及学生们组织了私下的、甚至是秘密的小型团体，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理论。

　　[25] 当出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比如在哈佛大学，就遭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明确反对;或者当建立起一套较宽泛的经济学培养方案的时候，比如帕藤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做的那样，其保持的时间也不长。最后，当经济学家个人去探索这种研究进路的时候，比如加州大学的卡尔顿·帕克(Carleton Parker)，他们几乎得不到同事的任何学术支持。

　　[26] 这个研究方案涉及制度背景和对经济活动的社会控制，使用科学的方法，经济理论的社会-心理学基础，企业行为和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的运行，以及经济周期(Rutherford 2000a)。

　　[27] 有一些对这个网络提供组织支持的尝试，比如汉弥尔顿与阿默斯特学院和布鲁金斯研究生院，米切尔和莫里斯·克拉克与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纽约大学华盛顿广场学院的一个制度主义者群体;但是，它们保持的时间都不长，而且都没有持续到1940年以后。在布鲁金斯研究生院，一场经费危机反映出学生在此受到的训练，似乎不能满足他们在公共服务职业生涯中的需要，其非新古典的特质(对于外部人士来说，这是学院毫无希望的弱点)使得汉弥尔顿被击垮，关闭了这个学院——其他大学的新古典经济系或许会称赞此举。新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由温和保守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哈罗德·默顿(Harold Moulton)来执掌(Rutherford 2000b, 2003a, 2004; Critchlow 1985)。

　　[28] 这种不宽容的一个例子是计量经济学会的成立，这是一个反对制度主义的防御性组织(Myrdal 1972)。

　　[29] 比如，弗雷德里克·米尔斯(Frederic Mills)1927年的一项对物价的经验研究不是基于新古典价格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就认为它是有缺陷的。而当米尔斯在20世纪30年代使用新古典术语研究物价和技术变革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作出了贡献。术语的改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来自职业方面的压力(Woirol 1999)。

　　[30] 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比如汉民尔顿在阿默斯特学院的学生、在布鲁金斯研究生院的研究生阿迪森·卡特尔，也注意到了制度主义的衰落，对此颇感遗憾，因为他们感觉到制度主义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所贡献，而且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确实作出了贡献(Mount 1936; Cutler 1938, 1939; Rutherford 2004)。

　　[31]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还面临其他异端的和亵渎性的争论，其中一个是关于不变的边际成本与L型的或者一直向下倾斜的平均总成本曲线的争论。因为成本的反常现象是基于不变的(与下降的相反)边际产出以及否定规模收益递减，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战后阶段花费了大量精力去压制这种思想(Lee 1984; Marcuzzo 1996; Aslanbeigui and Naples 1997b)。

　　[32] 经济学家艾米莉·亨廷顿(Emily Huntington)(加州伯克利大学)拒绝在加州忠诚誓言上签字，直到濒临解聘。另外两位经济学家沃尔特·费希尔(Walter Fisher)(加州伯克利大学)和斯蒂芬·恩克(Stephen Enke)(加州洛杉矶大学)因为没有签署誓言而被解聘，或者在被解聘之前辞职;前者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谋得一个职位，后者去兰德公司供职。最后，誓言的负面影响使得威廉·费尔纳(William Fellner)(加州伯克利大学)决定转投耶鲁大学(Huntington 1971; Cookingham 1987; Marshall 1992)。

　　[33] 比如，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全体教师中，有78%的人支持如下声明，即共产党员单凭其政治关系就不适合在大学任教(Innis 1992)。另外，密歇根研究生院的院长保证，那些反对麦卡锡主义的研究生，比如爱德华·谢弗(Edward Shaffer)和迈伦·E.夏普(Myron E. Sharpe)，绝不可能获得学位(Samuels 2004)。

　　[34] 那些同意为众议员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的学者不适用这种观点，比如路易斯·比登茨(Louis Budenz)(他在圣玛利亚和福特姆大学教经济学)。

　　[35] 因为其中一点或者几点而被解聘或拒聘的经济学家包括：皮奇(锡拉丘兹大学)、丹尼尔·索纳(Daniel Thorner)(宾夕法尼亚大学)、戴维斯(堪萨斯城大学和本尼迪克学院)、劳伦斯·R.拉瓦利(Laurence R. La Vallee)(俄勒冈州立学院和迪金森学院)、维拉·施拉克曼(Vera Shlakman)(女王学院)、奥托·内森(Otto Nathan)(纽约大学)、W.卢·坦迪(W. Lou Tandy)(恩波里亚的堪萨斯州教师学院)、谢弗(堪萨斯和田纳西的学院)、塔克·P. 史密斯(Tucker P. Smith)(奥利维特学院)和卡尔·尼比尔(Karl Niebyl)(波士顿大学)。另外，德克萨斯州立法机关部分是因为艾尔斯反对德克萨斯大学的忠诚宣誓的要求而试图解聘他。哈罗德·瓦特被威胁不予终身聘用(科瓦利斯的俄勒冈州立学院和卡莱顿学院);尼比尔(纽约社会研究学院)被质询他与共产党的联系。最后，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禁止沃恩(消费者联盟和阿默斯特学院)到校演讲。值得称赞的是，即便沃恩在1953年被划定为勾结共产主义战线和事业的十大学者之一，阿默斯特学院仍然支持他。

　　[36] 这并不奇怪，因为一所好的大学或学院的标志，就是校长要确保他们的机构没有激进分子(McVey and Hughes 1952: 54)。

　　[37] 大学也与FBI合作，利用学生线人去监视进步的/激进的学生(Shaffer 2004)。

　　[38] 需要注意的是，AEA并非中立地评价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它显然不支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且实际上与“华盛顿的反共政治迫害者合作” (Coats 1998: 143);《美国经济评论》的编辑倾向于不发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论文。此外，在麦卡锡主义的高峰期，编辑发表了一篇评论克莱因(Klein)的著作《凯恩斯主义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Klein 1947)的文章，评论者不恰当地将克莱因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编辑宣称，公开诅咒左翼分子是一个恰当的编委会决定。最后，当左翼-女性主义经济学家 ——多萝西·道格拉斯(Dorothy Douglas)、玛丽·凯泽林(Mary Keyserling)和卡罗琳·韦尔(Caroline Ware)——以及她们参加消费者运动而被HUAC攻击的时候，AEA也没有为她们辩护(Bernstein 1999, 2001; Wright 1948; Storrs 2003, 2006)。

　　[39] 这在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以及他们的专业协会中间显然是得到默认的——见Davis (1965)和McCumber (2001)。

　　[40] 当戴维斯和索纳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想要找到一个学术职位的时候，受到了这份黑名单的影响。黑名单有时候是通过推荐信发挥作用。比如，密歇根大学经济系主任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 Ackley)在1954年说过，他在推荐信里警告过相关大学不要聘用谢弗和夏普这两名研究生，他们被HUAC传唤过，但他们予以否认。值得注意的是，阿克利的确阻止过通过管理程序迫使谢弗和夏普退学。但是，由于被HUAC传唤过，谢弗没能在安娜堡找到工作。此外，阿克利对谢弗的反感使得他没能获得大学的贷款。因此，谢弗被迫退学。他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亚伯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由于夏普的马克思主义者名声，他在被HUAC传唤之前就在博士论文指导老师那里碰到了麻烦。由于政治原因，他的指导老师阻碍他完成博士论文，夏普因此没能完成学业。离开大学以后，他创立了国际艺术与科学出版公司，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M. E. 夏普公司，出版非正统经济学著作和期刊——见第5章。阿克利也说过，他的系聘用经济学家的时候，要考虑其品质印象、政治信念和宗教观点。不过，如果碰到其他因素干扰，列入黑名单的这种程序也并非万无一失，道格拉斯·多德(Douglas Dowd)就是这种情况。他在1953年向康奈尔大学申请教职的时候，加州伯克利大学发了一封推荐信，把多德描述为一个激进分子。但因为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感到经济系的犹太人太多，他们拒绝了来自耶鲁大学的一名有才华的犹太人，接受了多德这个激进分子，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不是犹太人。在任何情况下，列入黑名单都能确保被清洗的经济学家在公立和私立部门找不到替代性职位。有人认为到私人部门就业是摆脱麦卡锡主义的途径，像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 1962: 20)指出的那样，这不过是一种奥威尔式的历史虚构，因为商业团体积极推动了麦卡锡主义(Schrecker 1986; Horn 1954a, 1954b; McGrath 1954b; Shaffer 1998a, 1998b; Sharpe 2002; Dowd 1997)。

　　[41] 1945年复员以后，保罗·斯威齐与哈佛大学的合同还剩两年。但该校经济系明确表示不会终身聘用马克思主义者。斯威齐于是辞职离去。结果是他与爱德华·梅森合作讲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课程不再开设。这门课程在20世纪30年代开设的时候，的确说服了一些哈佛的学生采纳了关于美国社会的激进观念。1949年，哈佛经济系主要因为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的左翼政治信念而解除了他的终身教职。结果，他离开美国去了英国剑桥大学。为了避免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这种骚扰来自被划定为与共产党合作的头号学者)，多萝西·道格拉斯1955年从史密斯学院辞职。同一年，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离开密歇根大学去了牛津大学，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早年参加共产党而受到系里一些人的骚扰(反犹太主义可能也是一个因素)。有趣的是，阿克利认为克莱因与共产党有牵连，理由是他不成熟、不镇定、缺乏判断力。索纳在德里大学重获教职，后来去了法国。另一方面，像保罗·巴兰(Paul Baran)(斯坦福大学)之类仍然留在美国、在大学任教的人，被安排了繁重的教学任务，薪水被冻结，受到政府探员的骚扰，护照被没收从而不能出国研究。被纽约大学解聘后，内森想要到欧洲谋职。国务院拒绝了他的护照申请，在接着发生的试图让国务院推翻先前决定的一系列活动中，他因为拒绝回答关于其政治活动的问题而被指控藐视国会(Brazer 1982; Sweezy 1965; Tonak and Savran 1987; Arestis and Sawyer 2000; Foley 1989; Schrecker 1986; Hall 1989; Matthews 1953; Beck 1959)。

　　[42] 1948年，罗伯特·艾斯纳(Robert Eisner)考虑做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与资本积累”的博士论文，但在当时的气候下，别人力阻他这样做，告诉他若要在政府部门或者学术机构谋职，这是一个极不明智的主题。结果，艾斯纳将博士论文题目改为“增长、投资和经济周期：近期理论的批评和发展”。1946年，梅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就业的数理理论”，其中考察了单部门和两部门模型中的总量问题，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方程，以及一个集体经济中的最优化问题。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他从1946年到1950年写了一系列关于总量问题和劳动价值论的论文。但在麦卡锡主义的背景下，以及曾是共产党员，他肯定会被HUAC传唤，1954年，这个可怕的事情的确发生了。因此，他似乎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了社会选择理论这个较安全的领域，尽管继续在为《科学与社会》和《计量经济学》这些杂志撰写述评，探讨数理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方面的问题，直到1958年(Eisner 1978; Jones, Enros, and Tropp 1984; Enros 1984)。

　　[43] 加州效忠宣誓的争论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可能是导致布雷迪1951年试图自杀的原因之一;哈佛大学1954年解聘雷·金格尔(Ray Ginger)而致其酗酒，并在1975年因肝硬化去世(Dowd 1994; Ginger and Christiano 1987)。

　　[44] 一个例子是密歇根大学对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施压，在朝鲜战争期间让他不要发表反对征兵的言论，不要鼓动学生拒绝应征入伍。博尔丁屈从了压力(Brazer 1982)。同样要注意到，在加拿大的大学也有类似的校园红色恐慌、扼杀批评，以及对加拿大非正统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压制(Horn 1999, 2000)。

　　[45] 大学(和州立法机关)并不满足于攻击激进学者，它们对组建小型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或者参加进步学生群体集会的学生也不满;因此它们提供这种集会的监视报告。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通过解散或者不认可进步的-共产主义的学生组织，比如美国争取民主青年组织(American Youth for Democracy)(它也被美国政府认定为一个颠覆组织)，通过防止进步-左翼人士出现在校园，通过开除对共产主义发表肯定性评论的学生，确保学生不受进步或者激进思想的影响。个人层面上的一个次要例子是阿克利。当他1948年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上向本科生讲授经济周期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时候，他拒绝让一名学生(爱德华·谢弗)在课堂上发表对经济衰退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无效性的马克思主义-激进的替代性解释。更重要的一个例子是斯威齐。他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讲课的时候，这个州的总检察官突然来到学校，要求学生把听课笔记交给他。另外，学生和行政人员向FBI提供“左翼”学生活动的信息。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压抑的学术和校园环境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放在宿舍书架上的学生受到恐吓，很多人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专业的贡献，尤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这就毫不奇怪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步的-左翼学生组织和激进的政治学在美国大学几近消失(Shaffer 2002, 2004; Schrecker 1986, 1998; Diamond 1992; Lowen 1997; Sorenson 1980; Henrickson 1981; Billingsley 1999; Selcraig 1982; Price 2004; Newsletter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June 1957: 8 and September 1957: 9)。

　　[46] 1952年颁布的麦卡伦-沃尔特法案比如在1969年被用来组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进入美国。

　　[47] 比如，通用汽车公司攻击密歇根大学的“工人教育服务”这个机构，因为它的一门课程有反管理的倾向，并且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其证据是使用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一本小册子，它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归结为利润增加。这种攻击最终致使这个机构被取缔。商业团体也会攻击主流经济学家，如果他们攻击了它们的既得利益。在一些情况下，大学站在商业团体这一边，动用它们的组织权力迫使经济学家收回其观点，在出版物中加以修正。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1943年发生在爱荷华州立学院的“爱荷华人造黄油事件”。还有其他类似事件，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在其中，农业、企业、州和国家政治利益很容易结合起来攻击经济学家的学术自由。此外，哈佛大学经济系因为推动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而遭到保守的校友长达十年的攻击，指责阿尔文·汉森、西摩·哈里斯、约瑟夫·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思是费边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糟;尤其是，他们把加尔布雷思的终身教职任命搁置了将近一年(948-1949年)，因为他支持新政政策和凯恩斯主义。最后，商业团体和芝加哥大学的保守经济学家有着长期的配合，他们在战后建立了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其纲领不只是要让公司有一个安全的世界，而且也要使经济学成为政治上保守的学科(Selcraig 1982; Hardin 1967; Lipset 1975; Dobbs 1962; Pasour 1988; Parker 2005; Van Horn and Mirowski 2005)。

　　[48] 限制教科书市场的努力不只限于塔西斯或者萨缪尔森，这些教科书的内容以及/或者的政治倾向不赞同那个时候保守的政治敏感性;也影响到了其他较不知名的经济学家，比如拜伊，他的相当传统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也由于他的社会主义倾向而受到攻击(Davidson 2002)。

　　[49] 为了与这个阶段的麦卡锡主义步调一致，大学校长们利用FBI、国务院和军事机构来确保大学里没有共产主义教授。即便如此，这仍没能阻止FBI把莫迪利安尼列入颠覆分子的名单(Diamond 1992)。对凯恩斯主义还有别的批评。1950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建议一名年轻的凯恩斯主义研究生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退学，他当时年仅21岁，刚刚通过了博士综合考试，劝退的理由是他不适合继续研究生学业(Frank 1997)。十三年后，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还把凯恩斯主义和不可接受的激进自由主义等同起来，后者支持不可接受的、激进的综合(Billingsley 1999)。

　　[50] 20世纪60年代，迈阿密当地的商人们和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因为沃伦·塞缪尔斯(Warren Samuels)在迈阿密大学开设的政府与商业的课程的内容而批评他，同时钢铁和汽车制造商试图迫使密歇根州立大学解聘沃尔特·亚当斯(Walter Adams)，因为他批评了这些企业的规模和它们的运行模式。在这两个例子里，大学都站在了它们的教授这一边。

　　[51] 比如，1962年，一个商人向面临经费危机的堪萨斯城大学提供了一笔超过一千万美元的捐赠，捐赠附加了大量条件，包括经济系要完全重新定向其政治和社会哲学。但大学理事们谢绝了这笔捐赠。

　　[52] 为给这种改变提供空间，必修核心课程中减少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有时则不再开设。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新的经济史学家怂恿这种改变，他们反对经济史是经济分析的基础这种观点，将其放到了经济学的应用领域中去(Barber 1997a; Aslanbeigui and Naples 1997a; Lazonick 1991)。

　　[53] 由于麦卡锡主义及其后续影响，新培养的、精力充沛的新古典理论家和计量经济学家大多数在政治上都是中立的，也就是说他们支持现状。因此，他们不支持政治上敏感的研究项目，比如对贫困的研究;他们也不支持妨碍使用数学的领域，比如社会经济学。所以，他们也不鼓励研究生去修读这些领域的课程。

　　[54] 美国的男性主流经济学家不满足于歧视非正统经济学家，他们还歧视女性经济学家。1940年以前，女性经济学家发现，在女子学院之外很难谋得一个学术职位。在1945-1960年的战后阶段，女性经济学家发现即便是在女子学院也很难谋得学术职位。此外，女性研究生被忽视，被与男性研究生隔离开，或者是根本不考虑她们。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歧视性倾向是大多数男性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机构固有的、明确的特征(Albelda 1977)。

　　[55] 颇具讽刺的是，穆尔本人也被休斯敦大学拒绝终身聘用，因为他没有在他自己排列的好期刊上发表论文(Lower 2004)。

　　[56] 这15个系是芝加哥、哥伦比亚、哈佛、密歇根、明尼苏达、MIT、西北、宾夕法尼亚、普林斯顿、罗切斯特、斯坦福、UC-伯克利、UC-洛杉矶、威斯康星和耶鲁。接下来的9个系是布朗、卡内基-梅隆、康奈尔、杜克、马里兰、纽约、UC-圣迭戈、弗吉尼亚和华盛顿。见附录A.4——最后一列。

　　[57] 这些排名研究中经常明确地排除(从主流视角来看)不重要的期刊。比如在洛弗尔(Lovell 1973: 39-40)与布劳林格和豪凯普(Brauninger and Haucap 2003)对经济学期刊的质量、声誉和引用情况的研究中，排除了经济思想史期刊。

　　[58] 这8个经济系是：美利坚大学、柯林斯堡(Fort Collins)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加州河滨大学、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新罕布什尔大学、新学院大学、圣母大学和犹他大学——见第4章。

　　[59] 在基于公开意见的排名中，这些系的境遇稍好一些，但仍然排在靠后的40%中(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例外)。

　　[60] 这13个系是：哥伦比亚大学、康涅狄克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马里兰大学、密歇根大学、内部拉斯加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罗杰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天普大学、田纳西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和耶鲁大学——见第4、5章。

　　[61] 此外，在精英文科学院经济系的排名中，也明显存在反“非正统”系的偏向。博登霍恩(Bodenhorn 2003)用期刊质量对50个精英文科学院经济系进行了排名。他的期刊列表中包括6份非正统期刊，排除了其他至少6份期刊，包括《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资本和阶级》、《女性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评论》在内。排除了这些期刊，排名就偏向了主流所支配的经济系，而存在某种非正统元素的系——比如巴克内尔、康涅狄克学院、弗兰克林和马歇尔、迪金森——在50个精英学院中排在37-44位。

　　[62] 过去十年，期刊和经济系排名也影响到了英国的非正统经济学，曼彻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从前多元的非正统经济系被清除和重组，非正统经济学普遍被清除出英国的经济系——见第8、9章。

　　[63] 还有很多个人观点提出重组经济系，比如认为非正统教师对新古典经济学家及其知识主张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尊敬，他们的思想是极度封闭的，经济系是一维的。只有用象牙塔来描述这个系的特征。

　　[64] 换言之，这个委员会简单地认为所有经济学家讲的都是同样的语言，也就是说在知识上和理论上都是一样的——克莱默和科兰德尔(Klamer and Colander 1990)的论文中明确得到的一个结论。

　　[65] 经济学并非唯一被麦卡锡主义塑造了未来的学科，人类学和哲学也受到影响。总体来看，美国一直有意识地用政治压制来排除异己，促进美国人所接受的活动(McCumber 2001; Price 2004; Schultz and Schultz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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