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局面与异端理论，1900-1940年
新古典价格理论到1910年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的局面是非竞争的。从1900年到1940年(及其后)，在农民、工人、移民、季节工人、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中间，流传着大量的通俗短文、小册子、报纸和书籍，在他们可以理解的范围内涉及到或者直接讨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和乔治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此外，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普及本的《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其他著作与《进步与贫困》到处可见，广为购买和研读。最后，作为对教授们的漠视甚至是敌对的反应，大学和学院的学生组织了俱乐部研究社会主义和包括单一税在内的社会改革。为了更严谨、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在大学和学院之外建立了一些学校、研究所和工人学院。这些非传统性的教育平台的资助者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它们想要教育它们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工会会员、工会尚不成熟的商店和工厂的工人、工人阶级组织的成员以及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人。[15][30]在所有地方，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传授，而传授的方式是要表明，它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或者新古典的价格理论的一种替代。[16]乔治主义者也建立了学校，对追随者和其他人开展单一税经济学的教育。[17]学校开设的基本课程是以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政治经济学科学》(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其他作品为基础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所有这些学校和学院所讲授的理论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主要是因为学生的受教育程度不同，也因为许多教师是自学的、兼职的志愿者。但关键一点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新古典理论受到了竞争，尽管这种竞争很遥远，大多数新古典理论家并不把它放在眼里(Kornbluh 1988; Graham 1990; Teitelbaum 1993; Cornell 1976; Sinclair 1923; Lipset 1975; Hellman 1987; Cohen 1990; Gettleman 1993; Horn 1979)。
与这个阶段经济学的地下竞争局面相伴随的，是在大学校园内外对社会主义和其他激进主义以及进步主义的限制和不容忍的消长。在1917年前，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进步学者面临诸多困难。如果他们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或者参与进步运动，就会被贴上无政府主义者、激进派或者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就会得不到聘用、被解聘，或者像亚当斯和伊利那样，被迫修正他们的观点，会受到威胁，教学内容和课外的言论都会受到控制，会因为保守的学生的毁谤而延迟晋升。[18]这个阶段出现的学术自由这个概念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学术交锋和讨论的自由，而是受到管理和约束的自由：只要不严重背离当前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学者就有学术自由。一名经济学家只要不支持社会主义、不讲授乔治主义或者不严厉批评现存秩序，他就有完全的学术自由。
此外，大学领导对学生施压，让他们不要成立社会主义俱乐部，只能成立社会改革或者社会科学俱乐部;不允许俱乐部邀请社会主义者或者其他激进派到校园集会上演讲。当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爆发后，受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充分鼓励和支持的这种约束和不容忍急剧增加。反战的、激进的、不爱国的、思想不传统的教授(他们可能也对绅士间谈话的日常礼仪不以为然)被解聘，或者不会得到重新聘任，因为不能允许他们通过质疑现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传统，影响学生和这个国家的学术生活;学生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社会科学俱乐部受到攻击，口头施压，被取缔，或者难以为继，以至于到1922年，美国大学中的俱乐部所剩无几(现在叫做自由俱乐部，隶属于1921年成立的校际自由联盟);同时言论激进者被阻止到大学演讲;现实地描述经济条件、或者邀请激进者到校演讲的学生受到处分或者开除;如果俱乐部邀请了不受欢迎的人到校演讲，比如进步经济学家罗伯特·邓恩(Robert Dunn)发表了关于苏联饥荒的演讲，资助俱乐部活动的教师就会被解聘。[19][31] 另外，在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Red Scare)期间，像巴纳德(Barnard)、威尔斯利、拉德克利夫、芝加哥、耶鲁、瓦萨(Vassar)和史密斯(Smith)这样的大学和学院，被指责是布尔什维克思想和激进组织的温床，因为它们要求学生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罗斯、康芒斯、约翰·杜威这些著名学者被诬蔑为头等赤色分子，其他人则因其政治信念和著作而遭到来自他们所属机构的指责，因为他们同意在社会主义政党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或者同情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甚或无党派联盟的思想和纲领;理事和校长与商业团体合作，在他们的大学和学院建立起间谍体系，鉴别出激进的、反美的教授和学生，将其解聘和开除;发起了一场审查破坏忠诚的经济学教科书的运动。最后，那些质疑有势力的商业集团(或者被它们所质疑)的利益的教授和教师受到骚扰，被停职，被解聘或者被迫辞职;有太多进步人士的经济系(比如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被改组，代之以保守的商学院;企业威胁不再向容纳持激进经济观点的教师的大学提供捐赠。[20]1924 年之后的美国大学是政治无涉的，开明学者(至少是那些被留下的)被吓得不敢出声，害怕谈论马克思或者其他激进派，学生成为共和党的忠诚拥护者、物质主义者，上大学被视为在公司世界找到一份工作的第一步。在经济学中，经济系不再开设有关社会主义的课程，选择了较安全的经济理论来讲授，在社会问题的课程中控制内容，不违背当时所接受的社会-政治价值观(或者只接受讲简单的英语的自由讨论，激进的讨论则不接受);相比之下，那些由商业团体支付薪水的教授所开设的赞美资本主义优点的课程则全无异议。
随着大萧条的来临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种政治无涉的学术景象慢慢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生和教授逐渐对新政的经济调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逐渐以某种方式与共产党以及其他左翼和进步组织发生了联系。学生在校外举行和平集会，成立俱乐部讨论围绕着新政和其他美国社会病灶的所有观点和问题以及国际问题。[32]他们邀请校外人士来发表演讲，内容涉及失业、哈兰郡(Harlan County)煤矿罢工、共产党的纲领、苏联的艺术和其他主题。但是，校长和系主任利用赋予他们的代替父母的权力(实际上，法律赋予了大学和学院领导对学生近乎绝对的权力)，通过禁止有争议的人物到校演讲，通过停学、开除(或其他威胁)，压制学生的政治活动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和进步的俱乐部。[21]此外，反激进的、保守的理事、校长和系主任暗中监视他们的学生，搜集有关其政治关系、活动和思想的信息。然后他们把这些信息转给联邦调查局(FBI);到 1941年，FBI已经有了好几万美国大学生的档案材料。再者，许多学院领导和教授相信，在学校里开展政治活动或者参加共产党的教师是不正派的、不专业的，这些讲师和教授就被解聘或者不予聘用。[22]最后，众议院反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FBI对教授的监视、忠诚宣誓、政府在州立学院和大学对共产主义者的调查这些形式的外部政治和商业压力，导致了解聘“共产主义者”教授，要求解聘某些进步教授以及普通民众的抱怨，在校园里产生了一种更加保守、更加不宽容的氛围。[23]因此，到1940年，与1910年相比，可以认为美国学术界和整个美国社会已经变得更加不能容忍进步的-社会主义的-激进的思想以及拥护这些思想的人。[24]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与美国社会较少的宽容是步调一致的，它宣称只有当一个教授在其作品和公开谈话中加以适当的限制的时候，他/她才能主张保护学术自由，这里的 “适当”被隐含地限定为不扰乱现状，否则他/她是否适合保留目前的学术职位就会遭到严重的怀疑(Horn 1979; Trachtenberg 1920; De Leon and Fine 1927; Beale 1936; McMahon 1989; Fine 1930; Gruber 1975; Tap 1992; Beauregard 1988; Barrow 1990; Sinclair 1923; Saltmarsh 1991; Mathews 1973; Dugger 1974; Foster 1967; Peach 1966; Ross 1991; Solomon 1980; Goldman 1944; Sass 1982; Cheyney 1940; Coolidge 1921; Murray 1955; Lydenberg 1977; Mallach 1970; Lipse 1975; Allen 1986; Leberstein 1993; Vatter 1999; Mason 1982; Phillips 1989; Cross 1967; Dowd 1994; Hall 1989; Lowen 1997; Sturgeon 1986; Keen 1999; Bernstein 2001; Rudy 1996; Earnest 1953; Mitgang 1988; Jones, Enros, and Tropp 1984; AAUP 1941)。
——摘自《世纪美国经济学的竞争局面与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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