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仍然是价格-供求理论，而价格-供求理论具有虚幻性。因为人占有和掌握的货币客体替代了市场中人的主体本身，西方通货膨胀理论是一个颠倒主体与客体的理论体系。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都具有经常性，西方通货膨胀理论将这种相关性特征偷偷转换为因果关系。西方经济学中数学模型的使用徒具形式意义，是一种伪科学化。西方通货膨胀理论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混同，在逻辑上混乱和矛盾。货币及掌管货币发行的中央银行替代人格化资本，成了物价上涨的代罪羔羊。
在西方经济学中，“物价上涨”的概念与“通货膨胀”的概念是彼此不分的，正是因为在理论上我们迄今为止并未将两者的概念实质区分开来，在现实中的这种概念混同通过西方经济学的传播这种文化过程而大行其道，走的是“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套路;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诡辩性和欺骗性的直接证据在于，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近现代以来，不仅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政府能够有效“治理”本国通货膨胀，更谈不上它们联合起来有效“治理”全球性通货膨胀;物价水平百年来却是毫不理睬一轮轮的所谓“反通货膨胀治理”，反复地走向更高。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总体上透视西方通货膨胀理论，抛砖引玉，希望人们能够回头审视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实质。
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通货膨胀理论流派中，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是两个最主要的流派。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分别是指价格的持续上升与持续下降。在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中，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demand-pull inflation)、供给震荡型通货膨胀(supply shock inflation)和结构型通货膨胀(built-in inflation)。凯恩斯主义将就业因素和菲利普斯曲线引入通货膨胀的解释，其理论核心在于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经济供应力(其潜在输出)相关。现代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应的变化是名义收入变化的主要因素，由于货币需求是十分稳定的，而货币供给完全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货币需求也就成为通货膨胀的直接动因。它们都是以所谓的价格-供求理论为逻辑起点或者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在价格-供求理论成立的前提下，西方通货膨胀理论才能够成立。
在《价格供求理论批判》一文中，笔者曾经指出过所谓“市场价格-供求机制”虚幻性。西方经济学者们关于价格变化的统计，都反映在一张时间价格序列图上，也就是观察价格变动仅限于时间维度，其中的问题是：第一，按照市场供求均衡或者非均衡的逻辑，市场价格应该是在广泛的供求因素影响之后具有单一性或者同质性，瓦尔拉斯均衡不过是每一种产品各自的供求均衡以及价格的静态体系;但是在时间维度上的观察并不能代替空间维度上的观察，常见情形是：在某个商品市场的不同的的时点和地点上，存在大量不同主体参加的具有不同特征的某种商品交易，这些交易的价格也各不相同。这里的悖论是：如果供求机制的发生作用是在进行市场空间或者区域细分的前提下进行的，那么因为空间差异性，实际存在的的多个价格又各自受到什么样规模的供求数量对比的影响才能产生?如果市场细分后的价格-供求机制能够成立，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差别化均衡，那么同一种商品相互区别的价格究竟哪一个是均衡价格?如果处于“供给”方面的众多卖方、处于“需求方面”的众多买方属于同一个市场系统，那么这些买方之间、卖方之间以及买卖双方彼此之间又是如何联动和联合的?第二，供求数量的对比成为价格变化的原因，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在经验的观察中人们不难发现，随着价格变动由低谷走向高峰的过程中，价格上升与成交量上升存在同步的倾向性，而在价格变动由高峰走向低谷的过程中则情形正好相反;时至今日，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此无法解释或是根本没有解释!第三，供给和需求同步增加的价格上涨过程，是因为什么原因停止而转向相反的价格下降过程?对此西方的供求理论同样讳莫如深。如果供求平衡产生市场均衡价格、供求不平衡驱使价格波动这两点能够成立，那么在理论逻辑的完整性上，就必须说明供求差异到何种程度或者受什么因素的影响才会发生价格的反向波动。第四，从第一点出发，我们由此又该怀疑时间价格序列图上的数据的来源，价格统计抽样是不是会有选择性，是否过滤掉不适宜于理论结论的数据(比如所谓价格泡沫)，而只采用支持理论结论的数据，这种数据处理的方法是否具有市场代表性和是否可靠?
就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而言，他们也恰恰因为掌握的货币和商品数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形成不同的交易关系内涵的买卖行为。就单个的交易而言，因为一个卖方(所谓的供给方)不会因为商品数量较多而降低自身的卖方报价，而是想竭力提高自己的卖方报价，在实际的选择交易对手的交易过程中如果有多个交易对手，他首先将商品卖给报价最高的买方，如果卖不完，就会依照买方报价最高原则依次卖给买方报价次高的买方;同样，一个买方(所谓的需求方)不会因为自己的货币较多而提高自己的买方报价，而是想竭力降低自己的买方报价，而选择市场交易对手的顺序与卖方的原则相反。就某个交易关系的形成而言，商品和货币的数量以及买卖双方的报价是相互匹配着进行的，如果双方的报价不一致，比如卖方报价始终高于买方报价，就不会有交易发生;而且因为双方的的商品或者货币的数量未必相同，成交是以达成一致的价格按照某个数量进行的，按照这个价格成交后，或者买方的货币有剩余，继续寻找并且选择下一个卖方对手;或者卖方有商品的剩余，继续寻找并且选择下一个买方对手;而且后续的成交价格有可能提高，也有可能降低。在多个买方组成的市场阵营中，这些买方是先后到达市场的不同地点的，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途径受限于他们之间的往常联系的多寡，它们之间的一些人有可能存在联系方式并且因为有共同利益而达成行动默契，也有可能因为利益冲突而自行其是;而另一些人也有可能彼此互不知晓，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各行其是，在信息传递存在障碍的前提下不同的交易也就存在大相径庭的价格。在以交易关系为基础的资本投机的市场体系中，商品与货币依交易关系的维度而在市场中换位，换言之在单个的交易中它们是相互匹配或者先行天然地“平衡”之后，资本才完成它们的各自循环，在不同市场投机环节上，依交易双方主体的不同，产生各自不同的不同的市场价格;买方没有推高市场交易价格的的动机，反而会要求压低价格;而卖方同样没有降低价格的动机，反而会设法推高价格。供求对比的数量是人为的统计结果，这种统计结果并不能证实市场中不同的买方、不同的卖方各自会有联合或者联动效应。
在以交易关系为基础的资本投机的市场体系中，在时间价格序列图上，市场价格与成交量的同步变化的原因在于，市场主导资本通过市场交易过程进行信息传递和市场价值的操纵与塑造，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对市场价格的变化方向予以认同和参与交易，所以随着市场价格的上升，成交量同步增加;而在价格的持续下降过程中则相反。
价格波动从持续上升转向持续下降，或者相反，都是因为资本在市场的投机活动本身;市场价格高峰区的出现，因为市场主导资本或者垄断资本将某种商品大量卖给市场中不确定多数的交易对手，而市场价格低谷区的出现，市场主导资本又从它的不确定多数的交易对手手中持续买进商品。
因为买卖双方各自的主体特性的差别，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上和资本循环环节上的商品市场价格各自不同，所谓的供求均衡并不存在，价格并不具有因为供求均衡而具有同一性或者一致性，价格依交易关系的实际形成而具有差异的广泛性。在统计上的价格抽样同样具有人为的主观性，因为在不同的时点和地点、处于不同流通环节或者投机环节的同一种商品，具有多个市场价格，而且这些价格哪一个更具代表性，同样依统计抽样者的不同而不同。
作为西方通货膨胀理论基础的价格供求理论，并不能概括市场过程及其一般性特点，它仅仅存在于一些人的臆想中，在现实中价格的上涨与下跌不过是被硬贴上“供求关系”这种逻辑的标签。以价格-供求理论为理论支持的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缺乏逻辑上的严谨性和可靠性。
经济过程的主体与客体
我们应该注意到，经济活动的主体始终是人，经济的本质不是为了解决所谓稀缺性问题，而是为了人的生存;在市场中的货币或者商品是物，它们是市场中的人掌握的对象或者客体。商品和货币在市场中始终是与人这个市场主体相联系的，并且和人一起构成市场中资本的个体形态，商品或者货币的数量也就成为资本个体的数量特征，并且这些数量特征和价格一起成为在交易关系中资本特征的两个维度，两个维度同属于某个主体的特征而不可分割。商品与货币的数量，同时成为占有它们的人的市场行为能力的基础，构成不同的交易关系的内容和对象。
和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理论一样，西方通货膨胀理论在论述的展开中陷入了先验的概念逻辑的泥坑，创设概念，限定概念存在的诸多假设，然而所谓假设与现实经济生活不相干，由此出发开始解释一个又一个臆想概念或者范畴之间的关系。这些所谓的经济逻辑展开首先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反而将人所掌握的作为对象的客体，颠倒为市场中的主体。比如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所谓的“通货”，指的是就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对现实流通中一切流通手段的总称。它既包括硬币和纸币，也包括支票、债券、信用卡等信用工具。所谓的“通货膨胀”是指货币流通中出现的这样一种情况：投入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纸币发行量过多，大大超过流通实际需要的数量，以致引起货币贬值。因为以市场客体代替主体，从所谓的价格供求机制出发，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臆想概念及其逻辑展开，也就被后来的通货及通货膨胀的概念和逻辑展开所代替，市场中人的主体地位、以私人占有为前提的归属于人的财产占有差别也就被模糊化。
因为市场主体的模糊和市场主体与客体的颠倒，以作为市场主体的资本的各个侧面的数量特征和市场大众行为过程的各种数量特征为依据，在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各种模型中的各种变量被创设出来并且“神秘”地赋予了生命力和行为能力。市场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由人的行为推动的市场过程的社会属性也就被某种物与物的数量关系所代替，归于同一个主体的价格与商品或者货币的数量，也就被割裂开来，更多的变量范畴相互发生“虚幻的关系”，市场也就成了不用人就可以“自动运行的机制”。比如凯恩斯主义中的所谓“就业”、“利息”、“货币”和“产出”，货币主义中的“货币需求”、“货币供给”等等作为人掌握的客体或者市场中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数量维度，纷纷成为市场过程中自动发生作用的因素并且彼此“关联变化”。这是一种深化发展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
正如刀斧工具本身无关善恶一样，利用刀斧行善还是造恶的只能是人;货币或者通货也是如此。在西方经济学中，整个市场也就不再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或者社会组织过程，私人占有者及其占有的财产所构成的资本，也就不再是市场的主体和推动力量;在市场中人的利益动机和逐利行为同样被掩盖，在经济学研究中本来应该观察的人的个体行为、组织行为和群体行为也就不再是起点或者基础，经济和市场不再由人类本身所主导和控制，而是由人所掌握的商品或者货币这些客体所左右，既设和臆想的范畴反而成为分析的基础，商品和货币被私人所占有的事实也就消失无踪。经济研究本来应该具备的的人本主义被物本主义所代替，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神秘主义也就流行了几百年而被人们不自觉。
在《通货膨胀过程》的一文中，笔者曾经指出过，通货膨胀的产生，是因为资本的信用掺水机制，从而新增的或者膨胀的货币通过社会资本循环与运动体系参与社会分配过程并且获得社会产品中的一定份额，这个份额可能来自产业资本循环领域，在此之前新增的货币通过金融过程向产业领域配置;也可能来自金融资本循环领域，新增的货币作为货币资本参与金融领域的资本相互绞杀行为并且进一步调整社会分配的结果;这个份额的绝大部分因为信用资本循环的“双重马太效应”，落入了策动信用掺水的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手中。价格上涨过程则是垄断资本在产业资本循环中为扩张利润而进行的竭力推高商品卖出价格的价格投机机制或者说垄断资本循环机制所致，它所极力改变的是资本占有者和劳动者的分配份额。这两个现象发生的社会范围、机制过程和市场分配后果都各不相同，而作为资本在市场体系中运动的两个必然现象，它们的发生都具有经常性。
而在西方通货膨胀理论中，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这两个现象发生的经常性，被误解为它们之间具有“相关性”，进而西方经济学又将这种“相关关系”进一步证明为“因果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时滞和物价上涨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就是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经过大约一年半的货币政策时滞之后，引起美国市场物价上涨。最早的货币数量论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当时由于南美洲金银大量流入欧洲，同时欧洲市场也出现物价上涨。货币数量论者将这个时期的物价上涨称为“价格革命”。法国重商主义者J.博丹认为，白银流入是货币价值低落的原因，货币的价值、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货币的数量。以后意大利经济学家B.da万萨蒂、G.蒙塔纳里、英国哲学家J.洛克、法国哲学家C.-l.d e孟德斯鸠，以及后来英国哲学家D.休谟、经济学家D.李嘉图、哲学家J.S.密尔等都阐述过类似见解。
实际上南美的金银和如今的钞票一样，首先得进入市场体系并且同时社会化，才能够成为货币并且履行职能。货币本身仍然是物，它也不可能去推动物价上涨;物价上涨是由市场中的人推动的。当时的金银持有者是作为货币资本所有者加入市场过程的，相应的金银也就随着它们的持有者一起，作为货币资本开始它们的资本循环。在资本循环的起点上金银持有者不会有提高买方报价购买商品的意愿，通过货币的市场流转或者经过必要的金融过程，在某些资本循环的环节带来货币资本的增加，从而为商品投机者在资本循环的第二阶段按照更高的商品卖出报价卖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余地，提高卖出报价的商品投机者更容易找到他的交易对手，从而促使以货币计价的资本循环规模更加扩大。从人的方面观察，金银持有者也是资本所有者，他们会主动带着金银进入市场体系;从货币资本化的过程来看，金银货币被配置于不同的商业环节，新的商品投机者的加入越来越多地改变市场交易关系的内涵并且扩展交易关系的维度，从而推动市场过程的变化。货币资本总量的增加，伴随着商品交易总额的增加，金银货币源源被扩容的市场体系或者资本循环体系所吸收，在越来越多的交易活动或者交易关系维度中作为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商品和货币的比例关系在不同的交易关系维度和不同的商品市场逐步发生调整，这是一个社会过程。无论是在金银货币时代还是在纸币时代，因为资本循环与运动的规模扩大，都有可能使市场体系吸收更多的作为资本的货币。
在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中，货币与价格的所谓“变动关系”远不如货币数量论逻辑那么直观，货币与价格之间被加入了“就业”、“产出”、“利率”等更多的变量，并且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路径”因为理论逻辑的差异又表现为多种模式或者方式。实际上，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这两个现象发生的经常性理解成相关关系就有些差强人意，诸多的被拼凑起来的概念范畴或者逻辑变量，因为与人不相干，一系列所谓的“自动机制”或者“互动关系”也就同样只存在于阐述者的主观臆想中，打着“学问”招牌谬种流传。现象或者人的行为结果之间的“相关关系”向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偷偷转换和花样翻新，也就成为西方经济学中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种种“创造性或者突破性贡献”。
数学化并不意味着科学化
在迄今为止的人文及社会研究中，人类对自身及其社会性的认识仍然非常有限，对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的市场和经济过程考察还有待深入。人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进行他们的活动，这是经济的本质。以所谓的稀缺性和供求理论为前提的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所谓学术探索，是远离这种经济本质的，也就偏离了问题本身。在对经济社会过程尚未理解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模型的变量及其假设条件的的主观设定，轻率地在存在某种“相关关系”的变量之间引入所谓的数学模型，企图添加某些学问探索的“科学”色彩，也就使这些理论逻辑徒具形式，或者仅仅剩下“数学包装”本身。
这些所谓的变量之间的数学特征不过是社会经济过程在某个方面的或者侧面的伴随结果和特征，它们随以人为主体的市场和经济过程的发展而变化，如果这些所谓变量属于同一个过程，那么它们在数量上可能存在相关关系，比如利率上升与物价上涨;也可能不存在相关关系，比如外汇汇率与就业;即使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也绝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作为通货与物价的非因果关系的佐证是，在中央银行收缩货币供应量的时候，而物价照常波动甚至继续上涨，毕竟资本的投机者认为他们该赚的钱还得赚。
对这些变量的数学特征的采集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面对处于不同市场流通环节或者投机环节上的多个价格时，轻率地采用某个价格都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可能因为砍伐一棵树作为盖房的材料，就否定森林的存在，并且认为森林中的其他树就不能用于盖房。在实际的市场价格机制中，市场价格因为市场不同的垄断方式而在某个时间或者区间上趋同，也正是因为这些时间和空间特点，因为市场主体的各自特点而又彼此差异，就像观察大海因为观察者本身的取准、观察手段和角度而不同一样，五米的浪花相对一米而言可能是巨浪，而相对于数十米的大浪自己又成了小小浪花。我们目前所存在的经济统计体系中的统计指标，都脱化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畴，这些统计概念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因此西方经济学运用这些数据来进行所谓的实证研究，还具有用“自己认为正确的逻辑”去证明“自己的逻辑正确”的嫌疑，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也就是一个具有浓厚观念色彩的意识和表象的世界。
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经济学中的变量范畴的主观性特征。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认为市场价格趋向均衡，价格存在唯一性，超过均衡价格的市场价格存在，也就被指斥为“泡沫”。这是一种“奇葩”逻辑，西方研究者不去研究现实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交易关系以及交易价格，不去探求这些所谓“泡沫”的现实存在的根源，仅仅因为不容于“价格均衡”理论，就对市场中一些铁一般存在的事实在理论上蛮横地否认和无视!理论逻辑是用来反映和理解现实的，而不是用来要求现实适应于某些人的臆想、剪裁现实的!数学模型只是工具，模型中的变量是否能够完善地刻画示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性市场过程或者经济过程的本质特征，在我们真正理解这些过程之前是无法预知的;直接给这些过程套上数学模型，更是鲁莽而又轻率。数学科学本身应该包含真理，但是在人们搞清楚经济的社会性过程之前，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不过是东施效颦。
通货膨胀概念与物价上涨概念的辨析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的发生是因为资本的信用掺水，通过信用掺水，掌控货币发行的垄断资本势力集团运用它们所制造的货币自然物，凭空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从而在它们选定的社会分配体系的各个环节上获得额外的利润或者好处，这种利益动力也就推动了通货膨胀过程的经常性发生。通货膨胀产生于金融或者信用领域，以资本的私人占有为前提，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将自然形态的货币资本化，将这些货币资本配置到社会资本运动体系的某个环节，同时展开资本的私人占有的社会体系;换言之，通货膨胀是一个信用或者金融范畴。“物价上涨”的发生，是因为资本的投机与循环，垄断资本势力集团为了或者尽可能多的利润，从而竭力地推高它们的商品卖方报价并迫使最广大的消费者按照它们的意愿进行市场交易，同时产生越来越高的市场价格，在各个资本投机或者循环环节上以市场炒作表现出来。物价上涨产生于产业资本运动或者商品交换领域，垄断资本势力集团以资本的融通与配置为前提，在竭力降低资本循环的买进成本和竭力提高资本循环的卖出售价这两个方向上扩张产业资本循环的利润，物价上涨是它们努力的两个结果之一;换言之，物价上涨是一个商品交换与分配的范畴或者产业资本范畴。
在整个的西方通货膨胀理论中，通货膨胀是物价上涨的原因，物价上涨作为通货膨胀的结果，原因和结果的混同并且在使用中相互替代也是不可思议的;正如“加热”是“水沸腾”原因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将“加热”与“水沸腾”当成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就愚不可及了，至少我们还知道给铁块“加热”，也会导致“铁块发红”。 令人诡异的是，认为“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原因的观点传播却占据了经济舆论的主流;即使有些研究者认为“通货膨胀”不等于“物价上涨”，也仍然不能改变这种所谓多数“学者”睁眼说瞎话和市场大众因为这种刻意的观念灌输而想当然，谬种流传如今且甚嚣尘上和欺世盗名。即使为了这种流行的意识形态貌似“合理“，那么坚持这种观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首先必须证明的是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在概念内涵与外延上的一致性或者同一性，而不是费尽力气地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概念上混同，认为它们是同一回事;而在逻辑上又说他们之间有“因果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矛盾和乱象就更加让人惊愕了。货币主义 “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谓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的“名言”，要么是故意地将两者搅和在一起，张冠李戴和混淆视听;要么就是同义反复的废话，通货也就是货币，通货膨胀不是货币现象，又是什么呢?
作为代罪羔羊的中央银行
将“通货膨胀”等同于“物价上涨”的谬种流传以及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洋洋大观，绝不是某种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者“偶然”的理论失误，而是一个刻意的社会文化过程。这种文化过程的发生当然有它们的始作俑者和利益根源。在西方经济学中，处于基础地位的所谓价格-供求理论到处传播和广泛被引用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市场中作为主体的牟利人或者资本，被拼凑起来和仅具有数量特征的所谓“供给”与“需求”概念所代替，从而市场和经济过程中一切问题的肇事者——人格化资本——被西方经济学的观念体系或者逻辑游戏所淹没或者隐匿，资本依据私人占有所产生的寄生特点和在产业领域的利润贪婪也就同样被遮掩和不再被人们所觉察，物价上涨同样不再是资本的为了获取利润的贪婪所驱动。西方经济学因为从未正眼看待过市场中人的主体性，对市场机制的理解也就是一种机械性的先验概念和逻辑。
中央银行的产生是应垄断资本的政治需要的政府职能创新，但是中央银行产生并且真正地独占货币发行权是在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掌控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之后。在垄断资本掌控国家政治权力之前的金银本位制时期，作为纸币雏形的银行券，首先是由私人银行发行的。虽然中央银行也是资本渗透和控制国家政治权力体系的工具，但是资本控制国家却是资本控制和操纵市场体系，进而并且完全控制某个市场覆盖所及的人们生存的必然结果。在讨论市场信用膨胀机制时，我们提到过信用掺水机制对肇事的资本的反噬作用，不仅倒逼货币发行权向中央银行转移，而且倒逼通货膨胀;中央银行独占货币发行，不仅资本的信用掺水过程不再反噬资本本身，催生了以纸币为基础的货币“自由本位制”，而且持续掏空国家信用的基础。垄断资本势力集团通过中央银行贯彻自己的信用掺水意志并且左右这种政治权力的如何使用，同时货币发行的责任都被赋予中央银行并且局限于中央银行。
“通货”这种市场工具被扣上“物价上涨”的肇因的帽子，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和本意一脉相承，“货币”自然就转化为“需求”，或者货币本身因此而分裂为对立的“货币供给”或者“货币需求”，不一而足。将物价上涨归咎于或者混同于通货膨胀，又以为信用掺水和信用膨胀过程善后、掌控货币发行的中央银行悄然替代信用掺水和信用膨胀过程的肇事者，信用掺水以及物价上涨的经济社会后果和责任都因为货币因此归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由此成为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利润贪婪的代罪羔羊。这方面最露骨的例子莫过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他在控制了英格兰银行之后毫不掩饰地说：“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我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他还说：“那些少数能理解这个系统(信用系统)的人，要么是对这个系统所产生的利润非常感兴趣，要么就是非常依赖这个系统的施舍(政治家)，这个阶层的人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在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人民在智力上是不足以理解基于这个系统所衍生出的资本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他们将承受压迫而且毫无怨言，甚至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个系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西方通货膨胀理论无论有多少个学派或者多少种学说体系，因为在理论中都不是以人作为主体展开它们的理论逻辑体系，因此都不仅与经济的本质无关，本末倒置;而且呈现出矛盾和杂乱的特征。(续完)
参考文献：
《价格-供求理论批判》，清湖渔夫;
《通货膨胀过程》，清湖渔夫;
《交易关系与市场过程》，清湖渔夫;
《从金银本位制到纸币本位制》，清湖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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