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当前热点问题——希腊公投及中国股灾
时间：2015年7月6日
地点：岭南大学HSH109室
组织者：全球大学 http://our-global-u.org
参加者： 温铁军老师(视频参加)，黄钰书，刘健芝，薛翠，许统一，苏婉媚，苏婉筠
欧债危机和中国股灾，是同步发生两个事件。两者都是全球货币战略冲突的症候。从本期开始，海螺社区将连载全球大学组织的学术会议实录：热点问题——希腊公投及中国股灾。
本期海螺连载会议实录最后一期(第五期)：中国何去？希腊何从？再论金融资本外的可能世界。温铁军、刘健芝二位教授展开对话，继续深入探讨金融资本语境下北约内部矛盾、中国被迫金融化、中国应对WTO外力、希腊危机解救等话题。温认为，北约实质深受美国牵制，其内部矛盾尖锐;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未尝不是中国的“另类”出路(alternative)所在;而希腊若不抛却自由主义经济信仰，一旦退欧亦只能“死路一条”。
以下为温铁军、刘健芝二位教授发言：
北约仰美鼻息，盟国面和心不合
刘健芝：美元欧元之间是一个对峙的关系，但同时也看到北约在政治和军事联盟上很强，这两个放到一起怎么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是互相挑战的?
温铁军：其实你们应该知道，NATO(即北约，全称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军事力量主要部分是美国。长期以来，欧洲想建立欧洲军团，尤其是法德之间紧密合作想建立法德军团，后来想扩大为欧洲军团，都被美国所主导的NATO否决了。
美国在军事上控制NATO，NATO表面是欧洲国家都参与的军事同盟，实际上是美国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控制欧洲的工具，也因此导致欧洲金融资本不可能与美元真正发生对抗性战争。美元有强大军事力量支持，欧元连形成国家力量的能力都没有。
刚才解释了，现在欧元作为储备货币只占全部世界储备货币的20%几，最高大概27%左右，为什么呢?世界各国不相信欧元是一个可以长期稳定的货币，没有军事力量支撑的货币和美国有巨大军事力量支撑的货币，根本不可比。相对于美元而言，欧元是弱势货币的原因，在于欧盟国家形不成区域化的军事力量。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是战败国，NATO最主要的驻军是驻在德国，意味着掌控欧洲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来自外部，欧洲经济最强的德国至今没有完整的国家主权，这是二战遗留问题。德国至今很难摆布这样的局面，德国人也许每天都希望让本土的美国驻军撤走，自己的国家主权由自己的军队捍卫，他们不是没有力量，而是美国人不干。
以前我给你们讲过巴尔干冲突和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中为什么80%以上的军事力量要从美国本土派到科索沃来参战，原本在欧洲这块土地上形成的NATO的军事力量足够大，打小小的科索沃根本不需要从美国调，但掌控NATO的美国军人非得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其意在于表达欧洲土地上发生的军事冲突，美国是要干预的，美国是欧洲军事存在的NO.1。
到现在为止，主要的欧洲国家还不能拥有完整的国家主权，这对所有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心病。
所以，据此看德国在乌克兰这次所做的表演，你会发现德国人是非常尴尬的。按照他真正的国家利益，当然不应该和俄国人闹僵，但是按照美国的指挥棒，就必须和美国表现是紧密同盟关系，一定要参与美国对俄国的制裁，如果有二心，肯定是要被美国收拾。这样，西方表面上是以NATO为形式的战略同盟关系，实际上内部存在相当尖锐的矛盾关系。
依金融化规律看中国被迫金融化
刘健芝:之前我们说，中国是新兴七国E7里唯一一个能够撑住的，其他六个都不行。最近的中国股灾，您早上分析，中国通过沪港通让外资进来。可是，中国是否有比较强的防御能力?
温铁军：
1、2013年之前中国幸免于多次金融灾难
2013年印度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巴西也发生了。于是，我们说了E7都遭难了，2013年这次只有中国没有出大问题。
并且，我们还引述像1997年东亚危机发生的时候，采取金融自由化制度的东亚的工业化国家都被美国为主的投机资本洗劫了，只有中国大陆支撑刚刚回归的香港阻击了索罗斯的金融投机，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两个经济体是东亚幸免于难的难兄难弟，只有这两家没被洗劫。
2013年发生新兴国家金融灾难的时候，仍然只有中国幸免于难，新兴国家几乎全部被洗劫，据此，我要求在写E7报告时，要用这些新的变化来验证我们提出的理论。
然而，正是在2013年后这不到两年期间，中国新崛起的金融资本集团加快了纳入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公开认同新自由主义制度体系的财经官僚们引领的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这就造成了制度条件让国际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形成一次做空洗劫的机会。
2、 2013年至今中国如何加速着纳入全球金融化
这个分析很重要。两年的时间，中国趋向于金融资本的制度安排都做了什么：
第一，在WTO压力下大规模增加QFII。中国过去不许外国资本直接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这个资本管制的规定即使在WTO谈判中也设了限——中国2001年进入WTO的时候，坚持资本市场不开放，坚持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两条从2001年坚持到2015年，WTO的所谓过渡期完了，按照WTO的原则，必须全面开放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这是一个被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压力。
第二个压力是美国发起TPP。现在美国坚决不同意中国和印度加入，中国是金融管制，印度是半管制，2013年金融灾难，半管制的印度几乎没管住，如果不是后来采取强硬措施，印度的金融受到的打击是摧毁性的，后来采取了增高汇出税，任何外汇退出印度都必须要交24%的外汇汇出税费，用这种方式挡住了外资流出，否则印度2013年就是灾难性后果。因此印度属于半管制，因为半管制，美国搞TPP，就不纳入印度。需知，TPP的核心内容不是一般商品的自由化，而是金融流动自由化。
2013年三中全会以后这两年过程中，恰恰是中国所谓的深改，加快融入全球化。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因为2009年全球大危机以来，过量的美欧日增发的货币推高了原材料期货和粮食期货的价格，客观上导致中国国内因大量进口原材料，进口石油，进口粮食而使得国内通胀明显加剧。要应对通胀，就得提高银行利率，那就没有金融资本竞争力，因为美国欧洲日本都用零利率的方式来参与国际金融资本竞争。沿海地区拿到一个美元投资几乎是零利率，而在国内拿到银行投资至少是6%-7%，就是6-7倍高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价格。
所以中国各地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海外拿钱，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什么进入中国这么快，增长量这么大，上万亿热钱在中国市场上涌动，是因为这几年外资太便宜，而内资却必须应付通货膨胀，所以内资价格高，外资价格低，导致外资大量进来。
3、依金融化规律来看中国的被迫金融化
刚才黄钰书讲到，中国是被动金融化，大量贸易顺差外汇进入中国导致对冲增发，促进金融资本力量大幅上涨，由于中国是控制外国货币的国家，外币进入中国只能对冲多发货币，导致国内金融资本总量大幅增加，于是，中国被动加入了全球金融化的过程，客观上使得金融资本高度扩张，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增发了几十万亿的货币，20-30亿的货币，大概四分之三的以上是被动的对冲增发的货币。对中国这个客观过程要搞清楚，不是主动干的，是被动干的。
大量货币往哪去，投资价格又比外资高，就越没有竞争力，前些年大量进入房地产，从去年开始房地产资金转出来大量进入股市，因为房地产不景气了，房地产已经泡沫化，很多投资就亏了，所以资金从房地产出来进入股市，很快就把股市炒成这样疯涨。
这些情况，只是中国被动金融化以后，符合金融资本规律的一般现象，大量过剩资金先炒房地产，再炒股市。跟美国2007年房地产泡沫崩溃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况类似。这次教训如被认真汲取，则算是老天爷再一次在关键时刻保佑了中国。
大家要理解，千万别被庸俗的媒体、被那些学者的议论所左右。其实规律是不可逆的，即使被动形成金融化，就也是得按金融化规律运作。过量的货币在股市上造成泡沫，现在股市一跌，把过量货币蒸发掉，相当于消化掉了被动金融化造成的金融垃圾。由此，这么看中国的金融现象，大家会正常一点，我们把基本规律运用起来，就能理解中国现在发生的问题。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是另类出路？
温铁军：
1、将“乌拉圭回合”纳入GATT = WTO
前面讲过中国加入WTO的过程，这次再复习一下。
首先，什么叫做乌拉圭回合?
其实就是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制定世界贸易规则的国家要求把1944年建立的GATT-关税贸易协定做重大修定。战后的那个年代是美国要对世界上输出商品，所以关税贸易总协定是符合美国输出商品的利益需求的制度安排。到了80年代，美国要将过剩金融资本流动的时候就要求把金融自由化纳入到GATT，但是，GATT是关税贸易总协定，原来就不包括金融的自由流动。于是，就先把金融自由化谈判纳入到“乌拉圭回合”。
黄钰书讲到，美元因为锚定了粮食和石油而使得它成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得买石油和粮食，所以大家就都得用美元来结算。美国要求把粮食-农业的自由贸易纳入到GATT框架中来，于是乎大家又不同意，那就成立了一个乌拉圭回合，把过去GATT不包括的金融自由化和农业自由化纳入到乌拉圭回合来谈判。
乌拉圭回合从1986年建立，经过了漫长的争论，终于到1994年取消了GATT，把乌拉圭回合纳入进入，就把GATT改名为WTO。可见，WTO是1994年才有的，而在1944年先建立的是GATT。经过半个世纪的变迁，才在美国进入金融资本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甚至是半强迫之下，把GATT改成WTO，也就是把金融贸易和农业贸易作为自由化内容纳入进来。所以才有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要求保证资本市场的不开放，最终的谈判结果是所有的产业全部开放，只保留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兑换的国家控制。
2、WTO的金融开放给中国带来极大压力
现在WTO过渡期一过，保也保不住，所以才有2013年以后，为了符合WTO原则的金融开放--上海的自由贸易区作为先行开放金融资本进入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先行外汇自由兑换的试验区，一年后被认为成功。现在广州深圳武汉天津，内陆和沿海都要求办类似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地方政府和国内的企业都想要便宜的外汇，因为外资便宜，内资贵，我们各地就都想开放。既然上海开放得到好处大，那我们内地也都想要……
这是中国加快金融资本流动的内外两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领导人未必能把握住。目前情况看，把握住的难度很大。
这次金融股灾是大好事，虽然洗劫了一批人，但也给中国一批人一个大教训，告诉了一大批人，你们以为放开就有好处吗，一万亿美元热钱就把你们折腾成这样。你们连续出台多少救市政策-“十道金牌”，十个救市政策都挡不住资本外流。假如说1998、2008年、2013年连续三次中国都幸免于难，那这一次可是一条腿已经陷进去了，另外一条腿在岸上，想要拔出来，正在努力拔。
今天股市维持在3900点了，大家开始觉得，多空大战，这次似乎是有小胜，这次股灾之后，人们该有一些讨论，该认识到，允许像上海搞自由贸易区，现在全国都搞，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灾难呢?还是收益呢?这个东西，人们该清醒，算是一个教训。
3、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未尝不是中国的“另类”出路
刘健芝:但是，如果中国要符合WTO这个外部压力的要求，是不是说这一两年无论怎样中国都必须顺从让步?
温铁军：客观来说，经历了十几年之后呢，现在如果把美国欧洲和中国还有日本，这四家现在所拥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全部折成美元的话，四家都差不太多，当然美国规模最大，总量上看，美国30多万亿，日本20多万亿，中国也差不多是20万亿左右，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多一点，欧洲金融资本总量跟美国是一样的。中国加入全球金融资本全球竞争的趋势明显，既然WTO过渡期完了，看来想要继续禁止外汇自由流入流出，恐怕也很难。
中国怎么办，仍然是一种选择。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本身带有中国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金融资本阶段全球竞争的路径，中国有这个意图。
美国的金融资本在虚拟市场上兴风作浪，到处做多空大战。而中国庞大的金融资本主要用于基本建设，用于改善欧亚大陆的大陆桥及其周边的基础设施，形成用基本建设来吸纳大量的金融资本，同时带动沿线各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同于美元集团引领世界金融化的全球竞争方式。
如果你要说什么叫alternative和另类，如果一带一路真的是带动了实体产业，改善了基本建设的条件，这就是alternative，因为你没有把过剩的庞大的金融资本投进股市去制造虚拟经济泡沫，不是按照金融资本美国的玩法，如果是另一套利于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玩法，本身应该具有另类经济的特征。
4、股灾发放十道金牌体现某种中国特色能力
刘健芝：中国政府在股灾期间发了十道金牌，是不是因为有某些中国特色才有这个能力做到?
温铁军：对。因为像中央汇金等所有大的投资机构都是国家的，如果没有国家掌控金融资本的能力，十道金牌是发不出来，发出来也没用。美国不是不想发金牌出来阻止08年的金融海啸，而是因为即使发出来了，它也挡不住。中国在大部分金融机构是国有资本的体制下，才挡得住。
希腊退欧等死？再探解救之路
刘健芝:7月5日全民公投后，希腊政府的谈判姿态反而像是公投遭遇大败。以德国为首的欧盟领袖坚决不减债或重组债务，而是以不惜把希腊逐出欧元区为威胁，变本加厉地提出让希腊人感到丧权辱国的紧缩要求，把国有资产私有化，等等。您看希腊有任何改出危机的可能吗?
温铁军：
1、若继续坚信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希腊退欧不过“死路一条”
希腊现象发展下去的基本趋势，在我们看来是清楚的。
核心问题是：一旦希腊完全脱离欧元区，则当即要恢复的是本国的主权货币。
而主权货币是否有信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本国产权的资产总量有多大;二是本国的贸易总量有多大，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看是不是有出口的顺差。这两个额度如果说都很小，则本币没有信用。例如，希腊国有资产500亿欧元已经在比利时抵押了，一旦还不了债，所有资产就归债主所有，所以从第一条看希腊的本国产权的资产量很小。第二条看贸易量，其实现在希腊没有什么可出口的，也难以形成对本币的支持。
这两个弱项会导致一旦它改回到使用本国货币，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主权货币贬值，国内则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会导致一旦发行本国货币就会发生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厄瓜多尔现象”(老百姓去银行换外汇，本币信用崩溃，全国改用美元)。
亦即，如果希腊继续坚信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话，它一旦退欧之后的国家金融体系就会崩溃，老百姓会把手头的本国货币都换成外币，换成欧元啊美元啊，政府就又得去求助于IMF-世界银行，欧洲稳定基金，它就还得回来接受债权人更为苛刻的条件。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再也不可解了。
目前情况看，如果回归到主流的西方金融经济去，对希腊来说是恶性循环。既回不去，也没有改出危机的办法。
2、也许只有东方政治经济学才有可能提出化解危机之法
可以比较的是东亚遭遇金融风暴之后的做法。可它又不像东亚国家。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韩国主权货币的信用几乎崩溃，于是，从总统到老百姓都捐出自己的黄金珠宝首饰，来重建国家银行的信用储备。若发行货币，既没有贸易盈余，也没有国家资产，是不可能有信用的;所以韩国官员和老百姓就都把自己的资产捐出来，重新建立国家的信用基础。
同理，新中国在五十年代初期一穷二白却要建立农村信用社和供销社的时候，遭遇西方全面封锁几乎没有进出口，国库黄金都被蒋介石带走了;占人口近90%的农民就把自己的土布、粮食交给政府，来建立这种国家经济部门的基础。
这点呢，西方人都做不到，西方文化比较强调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只有东方文化才有这个重建信用的基础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人，过惯了苦日子，一旦遭到西方为主的债权人的制裁，大家就重新过苦日子、紧日子，甚至恢复到计划供给生活物资。
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肯定不能走这一步。
现在来看呢，所谓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lternatives，对于这样已经在主流之中不能自拔的国家来说，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尽管这个判断还可以讨论，大家也可以尽管去想象，但是从现代化国家金融的基本规律来说，希腊就是这样的趋势。
实际上，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中形成的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就会造成希腊朝这个趋势走下去。所以希腊的前景并不看好。最近那里的党派政治又有人站出来要把齐普拉斯搞掉，提前大选缩短他的执政时间。但是，新上来的人再搞一套，其实只能是加剧或者恶化它的危机。
目前情况看，按照一般西方的思想体系，且不说它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吧，就按照它的思想体系本身来做这个希腊的分析，都没有更好的办法。也许只有东方政治经济学，按照东方的思想体系才有可能提出这个化解危机的办法。
3、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看待希腊问题
我们最近关于东西方不同体制的研究已经陆续成文在国内发表。其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归纳全球危机体现的内在规律，可知：西方体制的本质，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基础支撑“有限责任政府”的上层建筑。因此，这个体制下的公司破产，其超过注册资本额度的代价转嫁给社会;若政府破产，则超过财政支付能力的代价也同样只能转嫁给社会或国外。
对此，可借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称之为“有比较制度优势的不负责任”……
希望告知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者，请参考这个关于西方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的内在规律来看希腊问题。（原载于全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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