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前，中国应该把资本项目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和股市衍生品化列为金融改革不可触摸的带电的高压线或改革的红线。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中国成为阿根廷或希腊。如果说改革依然可以代表着建设国家的进取精神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继续保持这种进取精神，同时把一切改革的政策和设计放置于主线意识、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的三维坐标之内进行选择、平衡和判断，从而防止改革的结果事与愿违、与国家发展方向相矛盾、与人民利益相对立。
改革不是宗教，也不应该成为宗教。因此，改革不能宗教化。
改革的舆论导向已经违背了“知止可以不殆”的常识，改革求变的思维反而成为一种危险的思维定势，成为迷信和宗教式崇拜。其实，改革仅仅是一种动作，是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颜色革命”。
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朦胧诗歌般的激情和浪漫中走出来，彻底抛弃改革开放的理想主义甚至幻想主义，回归社会经济现实，看清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和实现途径，明确改革的主线，树立改革的主线意识;同时，需要看清改革的底线和红线，必须坚守底线，不碰红线。
中央成立改革领导小组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重大的组织创新，全国上下对此寄予了厚望，从此，中国的各项改革包括曾经改错而重新回归正道的改革，可以在组织层面上自上而下地体现改革的主线意识、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
什么是改革的目标主线？
这是一个首先需要讨论和回答的问题。
没错，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主线是发展生产力。但是，必须明确，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而不是为了发展“美国、日本、欧洲的生产力”，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经济金融殖民地。因此，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需要确立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
就发展生产力本身而言，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发展中国生产力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是发展GDP、城镇化、城市化、房地产化、世界工厂化、信息化还是工业化?
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角度看，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只能划分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而不存在超越工业社会的“城市化社会”、“城镇化社会”、“信息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之说。因此，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必须是也只能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科技、农业和国防的现代化。这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中国梦”。
但是，工业化不是“工厂化”、“代工厂化”、“开发区化”、“世界工厂化”、“房地产化”。工业化是打造“工业之虎”，而不是培养“工业之猫”。
按照美日欧等国的工业化标准，工业化意味着：(1)本国资本(而不是外国资本)主导着国内主要的产业部门;(2)本国企业(而不是外国企业)主导本国乃至全球的技术创新;(3)本国公司(而不是外国公司)拥有上游原材料供应的控制权和下游产品销售的定价权;(4)本国的装备工业可以武装国内大部分产业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5)本国的工业体系拥有强大的国防转化能力;(6)社会财富工资、福利、利润和税收的方式由本国社会成员分享而不是通过跨国资本和海外移民等途径转移出境;(7)本国政府拥有独立的货币发行主权、汇率定价主权和资产定价主权，而不是受制于外国政府、外国央行和外国资本集团。根据上述标准，中国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
毫无疑问，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和追求工业化的征途中被西方经济理论误导了。如果这一根本目标被误导了，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就被误导了。
改革必须按照工业化的内涵和标准，以实现中国真正的工业化作为目标主线。为此，一切改革措施必须围绕着中国实现工业化这一目标主线，打造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金融优势和生活成本优势。
中国的经济面临四大拦路虎：
（1）制度拦路虎：工业和农业领域一系列“去组织化”的改革使得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陷入严重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当下中国的理论界、企业界和各级政府还有人讲产业布局和经济规律吗?没有。
（2）市场拦路虎：以开放促改革的思路导致各地展开引进跨国垄断资本的大跃进，国内市场缺乏类似于美国和日本等国在工业化初期的那些必要保护，国内市场成为跨国资本欺行霸市的、开展不对等竞争的国际市场，而海外市场对于中国本土资本和企业依然是铜墙铁壁、壁垒重重。
（3）金融拦路虎：人民币汇率改革使中国丧失了汇率定价权，近10年的人民币单边升值，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凭借进口零部件的成本优势绞杀国内本土实体企业，同时把国内出口导向型企业逼上绝路。迄今为止政界和学界对此现象始终视而不见，任凭实体经济持续恶化。
此外，人民币被迫升值还引来美元热钱狂潮，美元资本完全主导了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稀释着中国国民的储蓄财富。汇率制度改革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把中国实体经济逼到钱少、钱贵甚至无米下锅的境地。中国实体企业陷入在融资低效率、贷款高利率的双重困境之中。在此背景之下，央行居然还要推出所谓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使高利贷合法化。中国的金融改革严重偏离了中国追求工业化的目标主线。
（4）生活成本拦路虎：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并没有形成低成本的医疗、住房和教育，没有形成中国实现工业化所必须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低成本优势，而是成为推高劳动力成本的三只老虎。医疗、住房和教育的市场化与商品化改革意味着这些行业必须存在利润甚至暴利，意味着中国工业产品竞争优势和创新优势的丧失。
可见，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明确目标主线，这就是：一切改革必须聚焦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聚焦于实现中国人自己的工业化、并为实现工业化创造出制度优势、市场优势、金融优势和生活成本优势。这是衡量一切改革政策和措施正确与错误的首要标准。
什么是改革的制度底线？
改革不能突破制度底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底线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工业领域的全民所有制和农业领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使之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消灭贫富差距，而不能改变所有制本身。
要防止借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名再次瓜分全民财富和削弱全民所有制。必须强调：在发展所谓的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国家资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应该发挥主导性、骨干型作用，应该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有扩张性，并承当起更多的组织经济的责任、科技创新的责任。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不能动摇。垄断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式，代表着组织化和有序化。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被外资所控制，那么，中国的工业化之梦必将破灭。这样的改革显然违背民族意愿和历史潮流。
中国需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以下三大内容、突出三大特征：
（1）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这意味着：市场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要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同时，以法制维护市场秩序，以公平维护有序竞争。
（2）是“有组织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无组织的市场经济”。这意味着一切“去组织化”的改革、一切可能导致条块分割的改革、一切可能导致无序竞争的改革都必须坚决制止。
中国农村的“去组织化”改革实属发展“无组织、无序化的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三农问题”、农村环境危机和食品安全危机，还导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经济组织消失和基层政权黑社会化，从而成为非法组织和恐怖组织生根发芽的土壤。农村改革的后果需要认真反思。
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垄断资本开展平等竞争，中国经济必须走有序化、组织化的道路。发展“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只能依靠国家资本。国家资本不仅要充当工业化的组织者，还要承担起农业组织化的责任，承担起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网络信息安全的责任。这是历史赋予国家资本的责任。国家资本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
（3）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不仅意味着体现全民所有制特征的国家资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需要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意味着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必须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色。应该通过开征资本利得税、财产赠与税和遗产税等措施，优化税赋结构，提高全民医疗、教育和住房的保障水平，消除城乡差别和两极分化。
总之，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划出改革的制度边界，需要有底线意识，需要防止体制改革变成不自觉的“颜色革命”。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是将国家资本和国有经济贴上低效、垄断、不道德的标签然后由外国垄断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主要是权贵资本)进行切块、分割、占有和“混合”。
“三大红线”不能碰
什么是经济改革的安全红线？
任何改革不能危及金融、经济、社会和国家的安全。这就是改革的红线或高压线。如果没有改革的红线意识和安全意识，那么改革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金融体系撞上深水炸弹，导致社会动荡，危及国家安全。
在现阶段，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必须划出三大红线：即，在农业领域，要坚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被破坏的红线；在工业领域，要坚守国有资本不被削弱的红线；在金融领域，要坚守资本项目和贷款利率继续实行严格管制的红线。
中国农村的“去组织化”改革是产生“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必须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农村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如果鼓励国内外资本下乡，把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改变为私人资本所有和海外资本所有，那么，资本追逐利润甚至超额利润的天然属性必然造成农民的贫困和城市居民生活成本的提高，这将动摇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根基。
农村土地确权不应该向农民个人确权，而应该向农村集体确权。土地确权应该旨在保护种地农民的利益，而不是保护不劳而获的收租者利益和圈地者利益。现在，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的诸多改革正在把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得有名无实或名不符实，中国农业和农村进一步向危机的悬崖边缘滑行。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触及红线。
在城市经济领域，要防止以发展所谓的“混合所有制”的名义触及改革的红线，必须警惕“混合所有制”变成“混水摸鱼制”，从而进一步削弱国有经济的规模和主导作用。那些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知识恐怖分子”炮制了“混合所有制”这一新概念，其目的就在于蚕食中国国有经济的最后阵地(如铁路、石化、电网、军工等)，有步骤地瓦解中国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此必须高度警惕。
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具有国家税收的性质，出让国有垄断企业的股权意味着外资和私人资本参与征税，这将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不稳定。
全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管理体制的改革思路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的基础上，对资本管理权和经营权进行市场化授权，通过组建专业化的资产管理公司，改变现有的行政化授权的方式，使国有资本主导的企业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更具市场活力、更好地完成市场的组织化和有序化。
在金融领域，要坚守资本项目管制和利率管制等红线。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美元可以自由进出中国是目前国际资本最大的诉求。国际资本这一诉求被巧妙地包装为以下漂亮的谎言：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对外开放、有利于……似乎资本项目自由化可以使中国迅速成为美国、可以使人民币迅速成为美元、中国只要印刷人民币就可以到国外购买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谎言掩盖着国际资本洗劫中国财富的真实目的。
改革要高度警惕“卡瓦略式”人物
中国央行领导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也同跨国资本一样急于推动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其行为让人们想起了那位将国家推下悬崖的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卡瓦略。
卡瓦略曾在美国名校接受新自由主义教育(对比：中国央行大批官员有着与卡瓦略类似的教育背景和洗脑经历);任职之后卡瓦略竭力主张银行私有化、全力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对比：中国央行领导也曾竭力主张商业银行必须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不承认商业银行股权被贱卖的事实，而目前则竭力主张资本项目自由化);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前夕卡瓦略协助西方金融资本外逃(对比：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外资开始逃离中国之际，中国央行继续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基本趋势，并在上海自贸区实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美元的政策，可见，中国央行具有协助西方金融资本外逃的嫌疑);后来卡瓦略以出卖情报破坏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对比：如果中国像阿根廷一样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持续的社会动荡，那么，那些推动资本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企业私有化、股市衍生品化的官员们也可能会得到与卡瓦略类似的下场)。
在中国经济结构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和诸多不利的前提下，中国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竭力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高杠杆化(即推行融券做空、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衍生品化大跃进)，看似是要给中国经济带来改革的光明，其实是在火药库里玩火。无知者无畏。当前中国经济最可怕的东西不是地雷，而是那些把地雷当西瓜的改革设计者：他们没有经济和政治的全局观、没有经济金融的预见性、没有与国际资本博弈和对决的能力，一句话，他们没有真正懂金融，更不懂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但他们手握金融改革的方向盘，而且脚踩油门。中国改革必须高度警惕这类身居高位的“卡瓦略式”人物。为了中国改革不走邪路，这些“卡瓦略式”人物必须尽快调离经济金融体系。
当前，中国应该把资本项目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和股市衍生品化列为金融改革不可触摸的带电的高压线或改革的红线。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中国成为阿根廷或希腊。如果说改革依然可以代表着建设国家的进取精神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继续保持这种进取精神，同时把一切改革的政策和设计放置于主线意识、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的三维坐标之内进行选择、平衡和判断，从而防止改革的结果事与愿违、与国家发展方向相矛盾、与人民利益相对立。拯救中国经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0年来一系列错误的经济金融政策必须马上纠正。
原标题：余云辉：改革的主线、底线和红线——兼谈改革要高度警惕“卡瓦略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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