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
前不久，人民食物主权推送了《中国养殖业资本化的大跃进：各地禁养区密集拆除中小养猪场》一文，指出中国养殖业规模化、资本化正在一条毫不留情地碾压中小养殖户的道路上进行大跃进。今天的推送以浙江省为例延续了这篇文章对中国养殖业资本化的讨论。
曾经以拆猪场闻名的浙江省，在5月初刚发布了新政策，主张“自给”和“外养”相结合，在省内有环境承载力的县区规划养殖区，在不适合养殖的县区以“订单农业”的方式鼓励浙商企业“走出去”养殖，提高省内的生猪自给率。
诚然，浙江省的这一新政是对此前大力拆猪场所留隐患的补救，担心盲目“一刀切”导致生猪供应不足，一旦遇到恶劣天气，外调交通受阻，肉品供应可能断链。从这个意义上，强调省内自给有正面意义。
然而，这一拆猪场与建猪场的政策存在无法回避的两大问题：一是此前的拆猪场行动以环保的名义很容易在实际上将主要整治对象对准中小养殖户而致其出局，而如今的建猪场政策已明确提出支持浙商企业走出去到省外建设养殖基地。因此在这一场看似前后矛盾的拆猪场与建猪场的政策行动中，养殖主体已顺理成章地从农民手中转移到了资本手中。二是省内拆猪场与省外建猪场实际上只是将污染的对象转嫁到了外地，而非真正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
这在逻辑上，与“比较优势”理论大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逻辑在粮食生产领域早已进行了实践。2001年，国务院在全国划分了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结果不到20年间，在各省均以GDP为发展导向的情况下，全国已有过半省份粮食不能自给。主销区更在良田变成工业区后，粮食不足几乎不可逆转。如今，这一逻辑又将再次用在生猪养殖上，从2015年的浙江、广东开始，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规划生猪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在国家一再强调粮食安全、国内粮食自给率不能低于95%的情况下，尚出现过半省份粮食不能自给的情况；在市场风险极高的生猪养殖行业，一旦划分了不同的功能区，结果只能更不乐观。“猪粮安天下”，两大主要民生产业都以划分功能区的方式进行，后果实令人心忧。
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质疑：一边在省内拆猪场，一边在省外建猪场，浙江养殖业资本化富了谁？谁又在为这一场养殖业生产关系的变迁付出代价？
据农村信息报报道，近日，浙江省农业厅下发《关于促进省外养殖基地发展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提出，在优先发展本地养猪业的同时，支持浙商企业“走出去”到省外建设生猪养殖基地。
在如今环保禁养形式严峻的情况下，浙江剑走偏锋，鼓励浙商“走出去”建供浙养猪基地，计划2019外建商品生猪基地规模达到年出栏500万头。
曾经以拆猪场闻名的浙江省，如今大力发展“自给”与“外养”，用意何在?
据了解，因为环保禁养，2016年浙江生猪生产下降明显，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监测调查，2016年底浙江省生猪存栏573.83万头，其中能繁母猪存栏50.10万头，同比分别下降21.41%和17.96%，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连续16个季度下降，且降幅较大。
从2015年的浙江、广东开始，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规划生猪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其基本原则是，禁养区内的猪场要在规定时间内拆迁，而限养区、适养区内的猪场必须要配备响应的环保设备，也就是粪污处理一定要达标。上级政府在下达命令时每每强调，各地在执行禁养区政策时，要避免“一刀切”或其他不当方式，避免文件下达到地方层层加码，盲目扩大禁养区，关闭所有猪场。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马有祥也不止一次地强调环保治理不能一关了之。前不久，马有祥在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简单的关停养殖场、禁养限养，它不是发展，那是不发展。如果每个乡、每个县都这么想、都这么做，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没有臭、没有污染，但也没有肉吃了。
而某些地方简单地、片面地理解生态优先，认为把猪场关了，就没有污染了，就不需要治理了，“一刀切”的苦果该由谁来承担?环境好了，猪也少了，俗话说“猪粮安天下”，在养猪规模剧烈萎缩的后果下，自给自足都满足不了，浙江才想起“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
盲目的“一刀切”导致生猪供应后续严重不足，一旦遇到恶劣天气，外调交通受阻，必将出现肉品供应断链，导致民心不安。基于此，我们猜测，浙江之所以出此下策，正是意识到了猪场强势拆迁引发的后果，而采取补救措施。当然，不只是浙江一个省，广州、福建、江西、湖南等省的拆迁热潮背后，也让人不得不担心出现同样的问题。
养殖业需要科学稳定的发展，不能为了环保而环保。简单粗暴的一关了之必将是饮鸩止渴。拆迁不止是拆，还应有迁;转产转业，实际上帮助了几个?未来谁来养猪，谁愿意养猪?建议政府拿出可行的治污方案，不要一味的只知强制拆迁;环保部门摒弃以任务主义的心态来处理问题;政府部门不应以拆迁进度或者成果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排名落后被问责也是万万没有道理的。
鉴于此，我们呼吁，各省环保工作进行时不能重蹈浙江覆辙，要科学处理好发展与环保的矛盾，富民保民生。
如能在当地适合建猪场地方，由政府直接调出空地统一安排养殖户建猪场，环保统一安排环保问题，这样又达环保标准，养殖户又不失业，地方吃肉也不愁，一举几得，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浙江大力引导支持养殖业主“走出去”养殖，不知其周边省份如何设想?
把发展留给自己，污染带给别人?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附件：浙江省农业厅关于促进省外养殖基地发展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的意见
文章来源：养猪信息网;
原标题：曾经以拆猪场闻名的浙江省，如今大力发展“自给”与“外养”，用意何在?
附文
中国养殖业资本化的大跃进：各地禁养区密集拆除中小养猪场
：苑苏文 黄姝伦
食物主权按
中国养殖业规模化、资本化正在一条毫不留情地碾压中小养殖户的道路上进行大跃进。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2016年一号文件再次明确农民主体论。然而现实是，在最近各地政府为环保而大规模清拆猪场行动中，中小养殖户不仅因为猪场被关停而失去了生计，而且很多连补偿款都拿不到。
2014年中小养殖户因为市场风险已经遭遇了新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碾压。那年持续低迷的生猪价格伴随着饲料价格高企，中小户遭遇收益减少和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亏损惨重。与之相反的是，正大、温氏、新五丰等大型养殖企业逆市扩张，加大生猪养殖规模30万头至400万头不等。可见，市场没有农民主体论。
那么，政府有没有农民主体论？最近各地的猪场清拆，涉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其结果是，大部分中小农户出局；同时，政府将加大对标准化示范场的补贴（年出栏0.5-5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由此看来，政府的眼里只有规模，也没有农民主体。
政府此次的猪场清拆是为了解决农业污染问题。问题是，规模化能解决环保问题、养殖工业化能提供生态健康和食品安全这些民众渴求的公共品吗？从肆虐90年代的疯牛病，到2003年爆发的禽流感，到2009年的猪流感，这些震骇全球的瘟疫哪一个不是与规模养殖密切相关？
农业的未来有两条路，一条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工业化农业；一条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组织化+生态农业。前一条是西方的老路，它对生态健康的负面影响已经被诟病、被反思。 既然中央提出农民主体论这一方针，那为什么在政策上、在财政补贴上却走着碾压农民的西方老路呢？
中国各地密集吹响了大规模猪场清拆行动的最后号角
因为靠近水源地，刚过了年，江西樟树市临江县的农民简民(化名)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拆除了自家年出栏2000头的猪场。上千头的年出栏量在当地只算中等，生猪养殖是樟树市的支柱产业，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占总市场50%以上，如今，和简民建在同一条河边的猪场几乎已经全部拆除。
粗放的畜禽养殖被认为是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最主要的原因。2014年，国务院颁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在环境敏感区域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关闭或搬迁禁养区畜禽养殖厂。2016年底，国务院在《“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为这项环保行动设置了最后期限：2017年底。
养猪场首当其冲，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粪便处理不当产生的污水极易造成水源污染，中国出台了《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结合“最严”新环保法，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猪场清拆行动。
鸡年春节后，环保整治死线临近，中国各地密集出台加强畜禽“禁养区”落实工作方案。根据总体方案，禁养区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等。
小猪场被关停“得不偿失”，大企业过环评反获补贴
在水网丰富的南方地区，生猪养殖产业规模大幅削减。浙江2014年9月底就开始对畜禽养殖大力度整治，2015年其生猪年存栏和出栏量分别减少24.3%和23.7%。在江西樟树，曾作为支柱产业的生猪养殖遭到整治：全市的6871户养猪场中，计划关停6522户养猪场，猪场关停率近95%，栏舍面积减少79%。
简民的养猪场曾经申请到政府发放的环境改造补贴，并用这笔钱建立了污水处理池。但他承认，处理池并没有达到当地的环保部门要求，再加上位于禁养区，最终关闭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
简民认为，这是樟树市发展粗放养殖业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建成的几千家猪场，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前置审批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他说，2011年《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出台后，很少有企业真正达到排放标准。
中国大部分养猪场都正在为环保付出代价。山东济宁鱼台县一位养猪户告诉财新记者，由于位于禁养区，农民贷款修建的猪舍被拆除。高价购买的小猪还未养肥就不得已低价卖出去，损失惨重。而当地政府以没有养殖证为由，不提供拆迁补偿。
拆除猪圈“得不偿失”，是养殖户的心病。尽管《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但各地实践情况不一。
比如，有媒体披露了天津宁河区的补偿方案：各类猪舍补贴从300-550元/平米不等，母猪产仔、育仔床2500元/套。存栏生猪按母猪1000元/头、仔猪360元/头、育肥猪280元/头进行补贴。这一方案普遍获得养殖户的认同，但许多地区并未达到这一水平，甚至并不是所有被拆除者都获得了赔偿。简民称，在樟树市只按照拆除面积进行了补偿，生猪自行处理。
不过，在樟树市，依然有几百家养猪场留了下来。其中不乏一些虽然处于敏感区域，但是规模巨大的龙头企业、纳税大户，这些企业经过环评，在被认定达到“绿色生产”标准后，并未被关停，还获得了环保补贴。
“政策对于小猪场肯定不利，但另一方面，从整个行业来说也有利于解决环境污染、疫病防控、食品安全等问题，中国就是因为散养户太多，才导致了很多的问题。”一位畜牧业内专家告诉财新记者。
农业环保整治：依托龙头企业实现规模化养殖的契机？
“环保空前加压，是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大力推行高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艳丽告诉财新记者，中国正以规模化种养基地为基础，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也明确指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优化经营结构。
对生猪养殖来说，猪出栏大于500口，就可算作规模经营。根据《全国生猪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到2020年，中国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重达到52%。比2014年底的41.8%增加超过10%。
根据上述文件，到2017年，中国将在原有4179家国家级示范场的基础上，再创建500家示范场。此外，还将加大对标准化示范场的补贴，年出栏0.5-5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每个项目单位可补贴50万-100万元，用于改扩建、良种和粪污、死猪无害化的环保项目升级等。
另外，此次整治，势必导致生猪区域养殖产能发生调整。水网较少、粮食丰富，土地广阔的东北及内蒙地区正向南方生猪及饲料企业抛出橄榄枝，大型生猪养殖企业温氏、大北农都已经宣布了在东北兴建1000万头生猪养殖场的计划，此外还包括雏鹰农牧 700万头、正邦600万头、中粮300万头的项目。
然而，获得政策扶持并有能力转移的多为大生猪企业。中小规模养殖户因生态禁养而被迫将猪栏拆除后，大多都不知道下一站该去往何处。陈艳丽强调，各地在执行禁养区政策时，要避免“一刀切”或其他不当方式，确保政策执行公平公正合法，防止在目前供给偏紧的情况下大面积拆除对生猪养殖业造成重创。
文章来源：财新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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