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与“金融风险”
乱云飞渡
“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什么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呢?就是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实体经济效益下滑”，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房地产绑架金融”，“虚拟经济”金融泡沫，“三农问题”突出。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社会主流”认为：“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是国际大环境制约下必然的结果;甚至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摆脱”。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正常的“客观状态”吗?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存在金融风险吗?这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客观状态”，而是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讲，就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产能过剩”的状态，即“生产过剩”的表现：大量工业品卖不了或在低价位徘徊，“实体经济效益下滑”;而与人们生活相关的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价格上涨，“过剩与不足并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滞胀”的表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掉，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共产党宣言》新版《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78页)。
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标志，就是“生产过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也是“生产过剩”，这难道不是相同的“经济症状”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现象呢?因为“改革开放”，取消社会主义“统筹计划管理体制”，“改革”(削弱)“公有制”国营企业，发展“私有制”私营企业，“私有制”决定：“社会上大多数人收人较低，少数人收入较高”，随着“私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必然导致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使得大多数人“收入不充裕”，大多数人“收入不充裕”，就不能形成“市场消费”，缺少“市场消费”，即“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自然萎缩;而现代科技进步生产的能力是巨大的，即能够生产“人们需要的各种产品”，因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收人较低，消费不起”，这样才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危机”现象，这是经济发展一种不正常的“病态”，根本就不是什么正常的“客观状态”;也不是什么“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摆脱。”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然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回避敏感的“经济危机”词汇，以经济发展“新常态”而代称，但是“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实体经济效益下滑”的客观事实，是无法否认的。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社会主流”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发展创新驱动力产业”。具体讲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减税放权”，“深化国企混和所有制经济改革”，这些措施与办法，都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问题。从社会形态性质所有制的角度讲：无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改，都不能解决因为“私有制”而产生大多数人“收入不充裕”的问题，没有大多数人创造“市场消费”，根本就不能形成经济发展，也改变不了经济发展速度下滑的“新常态趋势”(详见笔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错误的》一文);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讲：发展创新驱动力产业，并不能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因为科技进步只能解决生产问题，并不能解决“人们需要收入与形成市场消费”的经济发展问题。或者说，科技进步与发展并不能治愈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即“私有制”产生的“两极分化”与“经济危机”。就像世界上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虽然科技先进，但是仍然解决不了“1%与99%”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的问题;从组织体制实施方式来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即“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办法，都需要通过国家的税收、财政与货币政策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这些政策措施都不能直接解决“实体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要害，在于找到“市场消费需求”，没有“市场消费需求”，任何实体经济都不能实现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行市场税收体制与政府辅助财政与货币政策，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已由资本主义几百年“经济危机”循环发生的事实所证明(详见笔者《用毛泽东主义揭开经济发展历史的迷雾 --解析“经济危机”发生的原理》一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也实行通过“市场税收体制和政府财政与货币政策”来调整经济发展，这与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经济发展运行的体制与方式是相同的，当然也不能避免与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是无法否定的，而一些形而上学的专家学者讲：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我国“GDP”总量全球排名第二，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GDP”超预期，增速达到6.9%，相对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是较高的。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处于长期徘徊不前的状态，自不必说。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GDP”增速。而中国“GDP”增速“华而不实”的表象，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在“GDP产值”中，一些“流通领域、服务业、政府消费”的部分产值，是不应该计入“GDP产值”中，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些“流通领域、服务业、政府消费”，并不创造工农业产品产值，它只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形式”;如果再去掉“GDP产值”中，外资或控股企业占有的很大一部分产值，中国经济发展“GDP产值”增速，实质是“负增长”，这由“实体经济效益下滑”的事实为证。即使不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GDP产值”，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国民生产总值(GNP)对比“GDP产值”，也会发现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当然形而上学的“社会主流”，不是这样认识与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而是顽固地抱着“华而不实”的“GDP产值”增速，“孤芳自赏”，根本就不管“GDP产值”的基本概念涵义;即不看中国事关民生消费生产领域的主导权，大都已被外资或控股公司所掌控;更不看在外资或控股企业的“GDP产值”中，掩盖的是对“中国劳动者剩余财富价值的占有，社会剩余财富的流失”。形而上学的“社会主流”，每每说到“改革开放”，必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经济发展的“GDP产值”对比，这是其唯一的“救命稻草”，否则“改革开放”就没有什么“伟大成果”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因为科技进步的原因，自我发展经济总量前后两个时期对比，总是“后来者居上”，不是吗?用“后来者居上”的现象，来证明“改革开放”的正确，是没有说服力的。形而上学的“社会主流”，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本质(详见笔者《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一文)，也不能解释经济发展产生“新常态”的原因，就误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客观状态”;或者把原因推向外部，“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这正是“改革开放”放弃“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体系”，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体系的结果。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体系”，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外因，又怎么能够决定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因呢?如果中国真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完全可以实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解决大多数人收入分配问题，不会产生少数暴富阶层，也就是可以解决“经济发展大多数人市场消费的根本问题”;因为新农村建设存在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相对工业生产能力而言，永远也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问题。只是因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恢复了“私有制”，改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变成经济发展缓慢的“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有着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就是前期“投资、消费、出口创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错误政策，盲目投资扩建，表现为虚假的“经济繁荣期”，最终因为“市场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金融系统“坏账，呆账”增加，内债赤字激增，巨大的内债实在无法“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了”，即不能再“超发人民币了”，所以经济发展不可阻挡陷入“经济发展下滑趋势”，这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萧条衰退期”，只是被形而上学的“社会主流”，冠于“新常态”的新名词而已。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会带来“金融风险”吗?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指出：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7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
社会主导力量如此“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加大防控金融风险的力度”，至少说明金融系统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而一些金融专家与媒体，宣称中国金融系统“发生金融风险概率极低”。这些金融专家与媒体根据什么得出这个判断呢?就是“银行业整体流动性状况良好，主要商业银行负债资金来源稳定”，“负债结构健康、稳定性强、成本可控，”等等，这些形而上学的金融专家，都是根据“国际金融经验”，即西方经济金融学理论来认识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金融风险。即便是现在金融系统“危机不大”，有谁能够保证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金融系统的“坏账，呆账”继续增加呢?“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前期“需求导向，超发货币”的错误政策，导致“产能过剩”，造成金融系统“坏账，呆账”增加;后期因为“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错误政策导向，造成“房地产绑架金融”，经济结构失衡;因为中国巨大的内债，不能“再超发货币了”，“实体经济效益下滑”，导致“经济危机的新常态”，所以“市场货币流动性不足”，各商业银行为了维护“市场货币流动性”，不得不大量发行“理财产品”或“高息揽存”;资本市场的“高利贷”，沉渣四起;市场疲软，经济预期不好，外资“赚钱少”，自然会有“资产变现，资本外逃”的趋势，即“外汇储备下降”的表现。这些“金融乱象”都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问题”，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与“经济危机的新常态”是高度一致的。“防控金融风险”，已迫在眉睫。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金融系统的各种问题，社会主导力量又是如何做的呢?这就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建设。”“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人民币国际化”，“对外开放”，放开外汇管制，外汇市场实行“市场自律机制”等。岂不知这一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措施”，正是加速形成中国经济发展金融风险的“根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金融体制改革的措施办法”，都是形而上学的金融专家学者，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金融理论”，“学习资本主义金融先进管理经验”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金融理论，完全是在一个错误的概念基础上，而建立的一门所谓“理论学问”。按照资本主义货币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货币具有经济推动力”，利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调节与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实现“社会财富增值”的目的，即“以钱生钱”。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货币只是价值的尺度”，货币量只是衡量社会与人拥有财富的尺度，它是人们劳动生产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而形成的“劳动剩余社会财富”，是社会生产经济活动的“成果”，即“劳动剩余社会财富是由劳动者创造的”。金融业不能直接创造劳动产品价值，只能间接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劳动，即金融业本质：就是一个服务业。资本主义形而上学的经济金融理论，否定“劳动者创造劳动剩余社会财富”的本质，脱离金融服务业本质，主观唯心以“劳动剩余社会财富”货币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发展“具有经济推动力的中心”，即“以金融货币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心”;根据“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调节与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只是玩弄“金融货币的游戏而已”。“金融货币根本不具有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钱也不能生钱”;根据“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也不能调节与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只会造成“畸形”的经济发展。脱离实际主观想象的财富增值，正是毁灭现实财富的原动力。因为主观想象的财富增值，否定劳动生产增加财富的正确途径，脱离金融本职功能，误入歧途，必然适得其反，毁灭现实的财富。这是违反客观规律必然走向反面的辩证法道理。
社会主义国家，金融机构是国家“货币财富集聚的核心”，“金融货币”是经济活动“流动的血液”，而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则是“金融货币”的“造血机器”，只有搞好“工农业生产”，才能保障金融货币“正常的流动性”。从经济的角度讲，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工农业生产问题”;“防控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金融系统遵守本职功能，为“工农业生产做好服务”，即金融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发展”，更不能用“加杠杆作用，放大未来收益”的方法来调整与影响经济发展。“金融以自我为中心发展”，“加杠杆作用，放大未来收益”，就是给经济活动“流动的血液中注水”，这当然会产生危害正常经济活动的金融风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而上学的金融专家学者，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金融理论”，“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打着“投资融资，发展经济”的幌子，“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即大力开办股市、期货、证券的“资本市场”，这完全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误入歧途”，也是造成金融风险的直接原因。任何“资本市场”都是以“加杠杆的作用，放大未来收益”，来引诱人们投资、融资，即宣扬“以钱生钱”，“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投资致富”等理念口号。“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融资、债权债务等，根本就不能用“加杠杆的作用，来放大未来收益”。因为“未来的收益”谁也不能确定，不能确定“未来的收益”，反而“加杠杆的作用，来放大未来收益”，就像描绘了一个“发财美梦”，来引诱人们投资、融资，这当然就会有投资的“金融风险”。就像“资本市场”告诫人们：“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既然有风险为什么还要开办呢?
所谓的“资本市场”或称“金融市场”，实质就是“一个投机的赌场”，人们“梦想发财”的投融资行为，实质就是一种“投机赌博行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产物，它是瓦解国家意志，腐化民风民气，培植驯化“资本奴隶”的工具;是“消灭与消弱白领阶层和小资产者”，加速社会“两极分化”的助推器，是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寡头，垄断资本”生存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取缔关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鼓励人们劳动致富，而不是鼓励这种“自私自利”、“梦想发财”的“投机行为”。古人讲：“民气为国之根本，民气正，则国强盛，民气颓，则国羸弱。”一个国家，人人“自私自利”、“梦想发财”，谁来考虑国家利益呢?这样的民风，国家怎么会有凝聚力、又怎么会强盛呢?
近期中国社会主导力量，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提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这些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是维护现有的“资本市场”或称“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本身就是违反金融基本职能的产物，维护非法的“资本市场”，就是维护错误，这当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更不能“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看似符合金融基本职能，实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金融服务于工农业生产”与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形似而神不同”，关键区别在于：“公有制”的“工农业生产实体经济”与“私有制”的“私营实体经济”，“劳动剩余财富处理方式”不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意义也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金融服务于工农业生产”，是为了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是为了“少数人的个人利益”，这由“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社会性质决定。从金融的角度讲，社会主义金融系统：由政府“统筹计划管理”，“集中使用资金”，“不加任何杠杆作用”，直接作用于工农业实体经济生产;而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则利用“资本市场”，“必加杠杆作用，来放大未来收益”，间接作用于私有实体经济。因为社会主义金融系统，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不能“以金融为中心发展”，即不能以“加杠杆作用，放大未来收益”来谋利;资本主义金融系统，“以金融为中心发展”，因为“金融寡头，垄断资本”各自利益需要，“必加杠杆作用，放大未来收益”来谋利。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完全不同的经济内容与意义。古人讲：“神大于形者智，形大于神者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金融系统“无形的不同神韵”，体现在：完全不同的内容与作用方式，旨在各自不同的理解与主张，因此造成金融发展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效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私有制经济”已经“合理合法存在”，任何“服务实体经济”的机构与人员，都只能沦为“私有制经济的服务工具”。金融为“私营实体经济”服务，不能解决因“私有制”而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或者说：不能解决“大多数人们收入提高的问题”，就无法形成“市场消费”的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就无法改变“新常态”，当然也不能解决因经济发展“新常态”而引发的金融风险问题。从经济的角度讲：金融只是实体经济的“服务业”，“实体经济如何发展”，也就是如何选择产品与市场，“金融服务业”根本就不能代替与解决;不能解决“实体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又怎么可能改变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呢?“加杠杆作用，放大未来收益”，不能确保“未来收益”，又怎么能够“防范金融风险”呢?
“深化金融改革”关键的错误：就是在资本市场”或称“金融市场”，坚持市场导向：不断“创新推出”金融市场需要的“金融衍生品”，这些“加杠杆作用，放大未来收益”的“金融衍生品”，正是制造金融风险的“元凶”。强调“完善金融市场”、“强化金融市场监管”，无济于事。因为“金融市场监管”这一套，都是“学习资本主义金融理论与实践”的结果。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放出了魔鬼，而企求监管好，岂不是徒劳。大家都知道，美国“金融危机”即“次贷危机”，正是在“资本市场”大量推出“加杠杆作用，放大未来收益”的“金融衍生品”才发生的。中国“深化金融改革”，“学习资本主义金融管理的先进经验”，也在“金融市场”大量推出“加杠杆作用，放大未来收益”的“金融衍生品”。美国上百年的“金融市场管理经验”，都不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金融市场监管”的“菜鸟”，又怎么可能“防范金融风险”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社会主导力量，提出“服务实体经济”、“完善金融市场”、“强化金融市场监管”，就是维护非法的“资本市场”，这种“强化金融市场监管”形而上学的“改良主义”，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防范金融风险，但好歹主观愿望也是想“防范金融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顽固坚持“金融改革市场化，就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唯心主义”，即“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建设”，“金融(资本)市场化”，“外汇市场对外开放，放开外汇管制，实行“市场自律机制”，这种偏激的观点根本不考虑“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按照这种“金融(资本)市场化”的“唯心主义”观点，中国金融风险将会来的“更快更猛烈”。金融市场形而上学的“改良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市场化”，都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金融风险问题，两者立脚点不同，一是加强金融(资本)市场监管;一是放任“金融(资本)市场化”，只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金融系统的“危害时效不同”。两者错误的基础，就是都承认与维护非法的“资本市场”“合理合法”的存在。因为都没能从根本上提出解决“实体经济如何发展”的办法，也没有提出取缔关闭“资本市场”，严禁推出“加杠杆作用，放大未来收益”的金融衍生品，所以都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更不能防范金融风险。金融(资本)市场，形而上学强调“金融市场监管”，“唯心主义”强调“金融市场化”，与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强调“政府干预”，“唯心主义”强调“市场机制”的错误逻辑相同。金融(资本)市场的错误基础，就是维护非法的“资本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基础，就是维护不合理的“私有制”经济基础，这不能防范金融风险，也不能解决“经济危机”。维护错误，就只能产生违反主观愿望的“错误结果”，这由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股市危机”，“金融危机”为证。
笔者在此阐述一下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不同特征与关系。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在实体经济方面，而“金融危机”则表现在“资本市场”方面，也可以讲“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因为“经济危机”是由“市场经济机制”导致的;“金融危机”是由“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的，两者的本质：都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只不过是一个表现在实体经济方面，一个表现在“资本市场”方面，同一错误机理，因为表现在不同方面，所以危害不同：“经济危机”危害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危机”危害人们的“资金财富”。资本主义早期，之所以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是因为没有形成“金融资本全球化体系”，在相对“孤立与分散”的“资本市场”上，金融机构没有大量发行“放大杠杆作用”的金融衍生品，即债权债务与资产证券化，最多也只是在“股市上疯狂一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跨国资本金融关系紧密相连，金融资本全球体系化”，因为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上，大量发行“放大杠杆作用”的金融衍生品、债权债务，资产证券化，这才产生了影响世界经济的“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在美国，有其特殊的“背景”，因为“美元”是世界各国通用储备货币，跨国经济的金融联系，使“美元金融霸权”主导了国际金融体系，或者说“美元金融霸权”可以在所有与其密切联系的“资本市场”上“发挥重要影响”。“美元金融霸权”是如何发挥重要影响的呢?就是掌控“资本市场”“信用评级的服务”机构，利用“放大与缩小金融杠杆的两种作用”，对“资本市场”的金融衍生品、债权债务，资产证券化，提出“价值信用评定的等级”。这就像给市场商品“定价”的机构，掌控着市场商品“定价”的“生杀大权”。它可以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信用等级”，也可以降低“信用等级”。请读者注意：在“资本市场上”，“放大金融杠杆的作用，可以引诱人们投资;缩小金融杠杆的作用，可以压价收购“优质资产”。这里更正社会主流媒体所讲：“金融危机”危害的基本概念，“金融危机”危害表面是“信用危机”，即很多不守信用的“金融证券机构破产倒闭”，这只是“金融危机的表象”，更重要的本质是人们的资金财富被“资本庄家或金融大鳄”所骗取。因为“资本市场”上任何“放大金融杠杆作用”的金融衍生品、债权债务，都需要证券“基金机构”或“资产管理公司”来“接盘”，“接盘者”需要付出“资金财富”。发行“放大金融杠杆作用”金融衍生品的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可以因“不守信用”而破产倒闭，但是“接盘者”付出的“资金财富”，却是无法收回的。同理反推“缩小金融杠杆的作用”，可以“压价收购，优质资产”，然后再利用“放大金融杠杆作用”，以新的金融衍生品面貌出现，寻求各种社会资产管理公司与社会基金“新的接盘者”，以斩获人们更多的“资金财富”。“资本市场上”“信用评级的服务”机构，利用“放大与缩小金融杠杆两种作用”的“生杀大权”，利用外资或控股的资产管理公司，掌握“低买高卖”的手法，就可以在“资金与资产的变换中”来“巧取豪夺人们的资金财富”;再利用“自由进出”的外汇市场，逃离出境，就像“日元危机”、“东南亚危机”等发生的现象，这也就是人们常讲的“金融战争”。资本市场、证券市场“声名显赫”的投资家，令人恐怖的“金融大鳄”，与街头小贩“压价收购好货、低买高卖”或“以次充好、多卖得利”的表现逻辑相同，只不过“有合法的外衣身份，有华丽的语言包装，有较为复杂的程序”，而不易被人们识破而已。“金融危机危害的本质，就是掠夺人们的资金财富。”所谓“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合法的赌场”，它是国际“金融寡头，垄断资本”，掠夺他国经济财富的主要工具与场所，也是国际“金融寡头，垄断资本”生存的需要。早期“帝国主义按势力瓜分殖民地”的形式，因为“跨国资本金融关系紧密相连，金融资本全球体系化”，已转化为新的“金融战争”形式。现代“金融战争”，产生了“经济殖民地”的新形式，即“奴性的附庸经济”。就像经济金融领域“核心主导产业”与“辅助服务产业”的关系。“帝国主义按势力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形式，是为了获得巨大利益，现代经济的“金融战争”形式，也是为了获得巨大利益，本质是相同的，只不过因时空条件变化，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办法，就是坚持“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体系”，不加入这个“合法的赌场”。一些有见识的金融学者讲，“国际金融危机：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而我国的金融改革，“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建设”，“金融(资本)市场化、国际化”，“外汇市场对外开放，自由兑换”，正在打开这个门户。中国金融市场“正在融入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至少是“向着这个方向前进中”。中国经济发展抛弃“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体系”，就只能是帝国主义“奴性的附庸经济”，即新形式的“经济殖民地”;中国的所谓“金融市场”，正是国际“金融寡头，垄断资本”，洗劫我国经济发展资金财富，制造“金融危机”的途径与场所，不取缔关闭，就不可能防范金融风险!
最近《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允许在华外资全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并开始申请征信许可程序(债务调查许可程序);“向美方两家合格的金融机构颁发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承销牌照和结算代理人业务资格。”
中国经济发展金融出现问题，各种资产债务的“价值信用评定”，应该由我国自己的金融机构来处理，为什么要“允许在华外资全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呢?这难道不影响我国“独立的金融主权”吗?或许形而上学的金融专家认为，“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金融市场国际化”，已经没有了“金融主权吧”!?请问美国的“金融危机”，难道不是在“这些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下发生的吗?美国人自己都不能避免“金融危机”，又怎么可能为“防范中国金融风险”而提供有益的帮助呢?就连美国投资大亨罗杰斯都讲：“巨额的债务积累和资产估值的不合理，造成全球经济比2008年时更加脆弱，下一次金融危机将是“我生平见过的最大危机”。这其中“资产估值的不合理”，难道不是对“各种信用评级服务机构”的质疑吗?《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却把这种全部外资的“信用评级服务机构”与“结算代理人业务资格”，引进中国经济发展金融领域，这合适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现实，“金融改革”主导力量，至少也应该想一下，难道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吗?就是外资“信用评级服务机构”与我国金融机构“内鬼”勾结，人为放大或缩小金融衍生品的“信用等级”，制造虚假信息，利用外资或控股的资产管理公司，实现“低买高卖”套利行为，洗劫人们的资金财富，再利用外汇市场自由进出，逃离出境。请问中国“金融改革”的主导力量，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种“金融风险”的发生呢?如果中国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人们的资金财富被洗劫，人民不起来“革命”或称“内部动乱”吗?届时外部反华势力再“积极配合，外部施压”，中国还能“安稳”吗?
所谓“资本市场”，就是尔虞我诈“利益争夺”的战场，国际“金融寡头，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上百年“资本市场的金融战争中”早已“百炼成精”。什么“互利共赢，和平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资本)市场化、国际化”，全部是欺骗人们的谎言。国际“金融寡头，垄断资本”，如果不这样讲，中国形而上学的金融专家学者，还不会“上当呢”。傻乎乎的中国“金融改革”主导力量，被资本主义金融理论“忽悠着”，走向“金融危险的深渊”，还自以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像老百姓所讲的“被人家卖了还在帮着数钱呢”。
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系统，是国家财力“货币集聚的心脏”，国家利用“统筹计划集中管理的体制与手段”，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合理安排“有限的资金”，用于解决工农业生产问题，即金融系统通过“低利率”的信贷关系、直接为工农业生产经济发展服务。俗话讲：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没有工农业生产为基础，哪里还有什么金融问题呢?从金融的角度讲：“金融系统以遵守信用安身立命”，“为工业农生产经济发展服务”，是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社会主义金融机构的特证，就是不能脱离工业农生产经济活动，“以自己为中心发展”;金融系统讲信用，就是金融的支付工具与手段，“不能加任何放大的经济杠杆作用”。国家有多大“货币财富能力”，就集中力量解决多大的经济问题，没有“货币财富能力”，只有解决好“工农业生产的问题”，才能增加社会“货币财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即使因为“货币财富能力不足”，“借一些外债”，也不能影响与丧失“国家经济发展的金融主权”。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必须由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交往有多种贸易方式，就是不能以“资本市场”的形式，对外发生经济关系。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即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体系”，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原理”。“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原理”，就是这么“简单、朴实、无华”，这充分体现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中”。金融界流行一句很有见识的话，就是“把金融搞得很复杂的那些人都是骗子”;同理“把经济搞得很复杂的那些人同样也都是骗子”。俗话讲：“平平淡淡才是真”，只是“返璞归真”，需要“用心领会”。社会上任何事业发展，按照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来运行，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都必然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如经济发展“过剩与不足”的“经济滞胀”现象;医疗卫生事业，大城市医疗中心，人满为患，而农村则普遍缺医少药;高校招生，公务员招聘，人员流动等，“好的行业挤破头，不好的行业无人问及”，这也是“过剩与不足”的表现;“偏远的农村，不好的行业”，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吗?不需要有人来建设吗?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诱导下，一切社会发展现象都是扭曲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组织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正是违反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而为，这是“反者道之动”的辩证道理，就像古人讲的，“大仁不仁，大善不惠。”现代人讲的，“严是爱松是害”的辩证道理(详见笔者《用毛泽东主义揭开经济发展历史的迷雾 --解析“经济危机”发生的原理》一文)。·
2017年5月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指出：“对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重大制度改革试点，要争取早日形成制度成果”。一个社会“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重大制度”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形态性质的所有制，也称社会的基本制度。它规定了“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社会发展的整体效果。社会形态性质的所有制，其实质是“劳动剩余财富处理方式”的社会规定，不同“劳动剩余财富处理方式”社会规定的变革，就是“阶级斗争”。(详见笔者《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再认识》一文)。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社会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社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就是社会基层从事生产经济活动的“社会基因细胞”，众多“社会基因细胞”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效果。“社会基因细胞”，因为“公有制”与“私有制”，“劳动剩余财富处理方式”不同，而成为“不同变异的社会基因细胞”，“不同变异的社会基因细胞”，导致“社会经济躯体”发生不同的表现与效果，即表现为社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或徘徊不前、发展缓慢的“经济危机”。“公有制”或“私有制”的“劳动剩余财富处理方式”，就像“政治灵魂”一样存在于“不同变异的社会基因细胞中”，“政治灵魂的作用”，无法通过“生产经济活动相似的表现形式”来直接认识，只能通过社会发展的“经济实践效果”来抽象认识与理解。“改革开放”恢复与发展“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即改变社会主义基层从事生产经济活动的“社会基因细胞”。“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经济基础”，因为存在“私有制经济”“变异的社会基因细胞”，所以经济发展表现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或许上层建筑的大部分人，“真心”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很辛苦劳作”，岂不知这一切努力都是“在做无用功”，因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变异，因为“私有制经济”的存在，这些人的努力，只能是“为私有制经济服务的工具”，这样当然不能解决因为“私有制”，而产生得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问题。战略方向的错误，靠正确的战术，是调整不过来的。就像生活中，人们走错了方向，无论怎样“努力拼搏”，都无法挽回失败的命运，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回归正确方向。自古以来“公私分明”就是社会的核心要害。当代社会“公私分明”的核心要害：就是“私有制”不平等的劳动雇佣关系;“公有制”人人平等，没有雇佣关系，只有为国家发展共同劳动的协作关系。社会主导力量希望“对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重大制度改革试点，要争取早日形成制度成果。”正是不明白“公与私的对立矛盾关系”，不知道“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重大制度”;“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重大制度”，这是迷失社会主义方向，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自信”的表现。舍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没有人能够再找到社会主义“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重大制度”;所谓另类“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重大制度改革试点”，都是在错误方向的道路上“瞎折腾”。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就不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少部分“公有制经济”的国企，又有大部分“私有制经济”私企。这种“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结构”、混乱的“经济基础”，正是造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问题的根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趋势，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公有制经济”的国企与“私有制经济”私企的比例变化高度一致，也就是“公有制经济”的国企占比大，社会矛盾就少、问题就不严重，“私有制经济”私企占比大，社会矛盾就多、问题就严重。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需要社会主导力量“用心来体会”。“事物无形的本质，总是存在于有形的表现形式之中。”无法通过“表现形式来直接认识”，只能从实践效果中，来抽象认识与理解。不掌握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对立统一矛盾规律”的哲学思想，就不能正确认识与理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本质，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社会主导力量，坚持“将改革进行到底”，固执认为“改革”始终是正确的。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岂不知在“改革”的名词下，却隐藏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改革行为”，社会主导力量有什么理由，认为“改革”就一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呢?“改革”为什么不会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呢?“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请问“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吗?请问有哪一个理论专家，可以在“改革”名词下，分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改革行为”呢?“对外开放”，看起来很动听，就是告诉人们不能“闭关自守”。但是“独立自主发展，排除外界干扰”，也可能是“闭关自守”啊，“对外开放”，打开大门，也可能是“开门揖盗”啊。请问哪一个理论专家，可以把这两者不同道理给人民群众讲讲呢?“改革开放”是形而上学掩盖错误行为的口号，它不能分清社会正确与错误行为的内容(详见笔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隐藏的错误核心》一文)。“改革开放”以来，“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被包装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由市场”，被包装成“市场经济”;“资本家”，被包装成“企业家”;私有制经济，被包装成“民营经济”;资本主义“股份制”，被包装成“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统筹计划管理体制”的优越性，被说成“僵化官僚体制”的弊端;人们按劳分配相对平等平均的收入，被说成“吃大锅饭”没有积极性;让工人下岗失业，被说成“减员增效”;削弱“公有制国企”，被说成“深化改革国企”;化公为私的所有权剥夺，被说成“产权制度改革”;还有近期的“资本市场”，被包装成“金融市场”;引诱人们投资发财，被包装成放大杠杆作用的“金融理财产品”;鼓励资本家办实业剥削劳工，被包装成“鼓励社会资本办产业为发展做贡献”;旧社会的“官商勾结”，被包装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等。或许“形而上学”永远也不明白，千百年以来“变幻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本质”，本质就是客观规律的逻辑关系。就像古代的“大刀长矛”，近代的“坦克大炮”，当代的“核武器”，尽管形式变幻完全不同，但是本质都是“杀人的工具”，不会有人把这些变幻形式的“杀人的工具”，当成“救人的工具”。“万变不离其宗”，“不变与变，变与不变，理在其中”，不变的本质，只能“用心领会”。“社会主流”形而上学的逻辑特征，就是违反客观规律逻辑关系“不变的本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名实异同，名异实同”，利用这些正能量的词汇或新名词的变幻形式，迷惑人们，掩盖“改变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制，恢复资本主义本质私有制”的错误行径。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若用“老观点”的形式，人们就不会上当受骗了。新旧观点的本质与形式，从理论概念上是不容易辨识与说服的。即使通过事实表现，来抽象认识与理解事物本质，因为各取“事实不同的表现”，也会形成“不同本质”的认识观点，无奈正确的观点存在于错误观点争辩中，人们只能“各自体会，各取所需”。就像生活中，当人们把错误的事物，当成正确的事物;就一定会把正确的事物，当成错误的事物。按照老百姓的话讲，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是人们犯错误的必然逻辑。
“改革开放”的“始作俑者”，把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伟大的“文革成果”，当成“晚年的错误”，把毛泽东“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体系”，当成“闭关自守”，把“改革(改变)”毛泽东“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体系”，当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把“对外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的“开门揖盗”，当成“学习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这一切都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作为。而“改革开放”的历史功过，人们却只能通过“改革开放实践产生的社会效果”来认识;同理“文革的历史功过”，也只能通过“文革社会实践产生的社会效果”来认识;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各取“社会效果(事实)不同的表现”，形成“不同本质”的认识观点，而正确的观点存在于错误观点的争辩中，人们只能“各自体会，各取所需”，转折的机遇，在于“有心人”的醒悟与奋起。
“改革开放”，走资本主义道路，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等领域出现严重问题，其错误的根源，就是“小个子”错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今社会已经形成与人民群众对立的阶级，即强大的维护“私有制”的经济力量与党内代理人。“私有制”产生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要比“改革开放”之初严重的多。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与问题，“社会主流”何以说服人民群众，证明“改革开放”是正确的呢?“后来者”，不思反省，继续坚持错误，那么今天与未来的“严重后果”，“改革者”必须承担其“历史的责任”。
“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毛泽东讲：“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存在了几千年的阶级斗争“文明史”，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会不存在呢?
前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政变亲历记》中曾说：“只要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的学说)，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美国人的讲话，确实说到了要害处，抓“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放弃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致命根源。这从反面验证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不足之处”，正是没有讲清楚“阶级斗争”，这由马克思的《资本论》，最终没有完成“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论述为证。而世纪伟人毛泽东则抓住了“阶级斗争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源泉”。毛泽东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在晚年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讲到“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没有与时俱进的保守观点，也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因为阶级斗争的本质：是不同“劳动剩余财富处理方式”社会规定的变革，“维护与反对旧社会统治”，只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详见笔者《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再认识》一文)。“私有制”作为一种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必须消灭，但是在“私有制”下的普通劳动者却不能消灭，所以维护与反对(消灭)“私有制”的两种势力斗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征;同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公平公正先进合理的社会制度，维护与反对“公有制”的两种势力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征。维护与反对不同“劳动剩余财富处理方式”社会规定的“人群对立斗争”，只能用“阶级斗争”的政治观点来认识与理解。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立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立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由“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矛盾的性质决定，所以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对社会发展核心对立矛盾，即“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矛盾斗争”的正确阐述。“阶级斗争”对立的本质，就是维护与反对不同“劳动剩余财富处理方式”，但是因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时代背景不同，“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特征与表现形式也不同。社会主义时代，维护与反对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到：“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消灭私有制”就是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公有制”，就是建设一个新世界。“消灭私有制，建设公有制”，是一个社会“清除旧世界基础”与“建设新社会基础”连续完整的“破旧立新”过程，仅知道“破”而不知道“立”是不行的，“破”是手段，“立”是根本。“固本培元，才能扶正却邪。”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消灭私有制”的真理，而如何“建设公有制”，马克思没有实践过，也不可能讲清楚。不能讲清楚如何“建设公有制”，那么怎么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不能巩固发展进步，则必然重回“私有制”社会。社会发展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阶级斗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更重要的是为了“建设公有制”。如果说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那么“消灭私有制”，就是实现终极目标的斗争手段，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不变，而斗争的“内容特征与形式手段”，却因为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背景而不同。资本主义时期，是“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时代，就是“建设公有制”。资本主义时期的“暴力革命”，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终极目标“不同形式的斗争手段”。忽视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背景，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特征与表现形式，即认为“消灭私有制”的暴力革命，是“阶级斗争”，而“维护公有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是“阶级斗争”;或者认为“消灭私有制”后，就没有“阶级斗争”了，这种不能与时俱进的落后保守观点，正是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维护与反对公有制的斗争”，就是新时期“阶级斗争新的内容特征与形式”。毛泽东是无人能及的辩证法哲学大师，深刻把握“对立统一矛盾运动规律”真谛，毛泽东主义继承发展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正是发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维护与反对公有制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新的内容特征与形式”，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无法完成。毛泽东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所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惜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维护与反对公有制”阶级斗争新的内容特征与形式，也没有认识到：“这种阶级斗争新的内容特征与形式”，对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的核心作用与意义。世上任何事物“新与旧”对立矛盾的斗争都是相同道理，“矛盾斗争永无止境，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进化发展”;“矛盾斗争的本质不变，而矛盾斗争的形式，却因社会发展时空条件不同而变幻无常”，这也是“不变与变，变与不变，理在其中”的辩证法道理。就像过去讲“以斗争求团结，求发展”，现代社会讲“只有竞争才能推动进步”，都是“矛盾斗争与发展进化”的辩证法道理。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的真理，承认马克思“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那么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新时代，毛泽东主义继承发展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实现了消灭私有制，完成了建设公有制”，这难道不是人类社会几千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壮举吗?所以毛泽东的伟大，史无前例，无与伦比。
形而上学的修正主义，否定或抛弃社会主义时代：“维护与反对公有制”的“阶级斗争”观点，就是否定或抛弃“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的真理，就是否定或抛弃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正确的实践途径与方法”，离开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正确的实践途径与方法”，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进步。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只不过是“国际共运史”老牌修正主义的“改头换面”而已。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不敢讲“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矛盾”的“阶级斗争”，用空洞的口号理念调和“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矛盾”的“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不讲斗争，还是共产党吗?另类的“社会主义”，在高喊“新思维”，“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小康、和谐、发展、民主、进步”等理念口号中，“削弱公有制，发展私有制”，退回到“私有制”社会，这就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新时代命题”，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正确完整体现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逻辑关系，这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治方面”，还体现在“经济文化国防科教医疗社保等方面”，这已远远超过单纯用“社会所有制”理论观点，来认识“丰富多彩”社会发展实践的局限性。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解决了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实现了社会发展全面进步，即解决了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新时代命题”，也可以说为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经济危机”做出了实证榜样，这对全世界社会文明进步，经济健康发展，当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唯一的正确道路。无奈毛泽东主义继承发展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体现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中，需要人们“学习毛泽东主义，用心领会”。
美国前军官、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他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或许R特里尔根本不懂毛泽东“对立统一矛盾运动规律”的哲学思想，也不一定能够讲清楚马列主义的道理，但是辩证法的斗争实践，使得美国人通过理性观察，却得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笔者赞成这个判断，详见笔者《马克主义必然升华为毛泽东主义》一文。
钱学森曾经讲过“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人民群众认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够救中国，救世界。”这绝不是什么顽固与盲目的崇拜，而是与时俱进的真理。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产生了继承发展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照亮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灯塔”。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无论怎样诋毁、诽谤，都是没有用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谎言说上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也许一时谎言会遮蔽“真理的光芒”，但是“太阳终究会出来的”。希望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富有正义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集体向党的“十九大”呼吁：高举毛泽东旗帜，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社会主导力量顺乎民心，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回归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不要让辩证法走向反面的历史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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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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