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问题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关注。列宁、卢森堡、希法亭、布哈林等人对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本质、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的关系等问题就作了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领土占领、殖民统治逐渐被经济控制、政治威胁等取代，帝国主义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关于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理论分析、加拿大学者埃伦·伍德关于“超经济控制”和“经济法则”的历史研究等都充分表明，虽然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形式，但其剥削和掠夺的本质没有改变。列宁关于“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形式变化的这一经济科学的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不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简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判断，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财富、行使帝国霸权，关键是得益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并通过这一地位不断强化美国的帝国霸权。货币归根到底是社会关系的体现，美元并非生来就是世界货币，也不是“天选之币”，不可替代，它的权力和地位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外在表现。本文通过分析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内在矛盾，探究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在矛盾。
一、脱“锚”的美元:世界货币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
世界货币天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矛盾:第一个是所有货币都具有的一般矛盾，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外在矛盾，这一矛盾在世界货币中表现为世界货币与外贸商品之间的矛盾;第二个是世界货币所特有的矛盾，即世界货币的质与量之间的矛盾。世界货币的质是指主权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作为世界货币，它所代表的价值量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世界货币能够执行其职能的内在要求。世界货币的量一方面是指世界货币的生产量或供给量，另一方面是指世界货币的需求量。随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快速增长，世界货币的供给量或生产量始终赶不上世界货币的需求量，不仅产生了金本位制向金汇兑制的发展，而且最终产生了黄金的非货币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货币的质与量之间的矛盾。
当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即纸币成为世界货币之后，为了保持其币值的稳定性，要求该国所发行的货币与其所拥有的黄金储备量相匹配，否则，如果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量大大超过它所拥有的黄金储备量，虽然这能够使主权货币发行国获得一定的“铸币税”，但同时也会产生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并使主权货币的可兑换性受到质疑，从而引发挤兑风潮，并将抽空主权货币发行国的黄金储备，最终使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地位被动摇。正是由于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所具有的这一矛盾，决定了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地位的维持和币值的相对稳定，必然以一国的世界霸权为基础。这是因为在发行国的黄金储备增长量无法与世界经济活动的快速增长一同增长时，只有通过建立霸权，才能一方面维持国际经济活动的现有秩序，另一方面维护主权货币发行国的根本利益。
从世界货币的实际发展历史来看，英国最早建立了金本位制世界货币体系。英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和贸易国，与黄金自由兑换的英镑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从19世纪末期起，英国经济地位相对下滑，工业产品出口长期逆差，威胁着英镑的可兑换性。为维持其他国家对英镑的信心，英国通过从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掠夺财富、进行非法贸易等方式结清赤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是强弩之末，黄金储备所剩无几(约占世界黄金总量的6.23%)，经济、军事实力更是一落千丈，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英镑难以维持与黄金的自由兑换，被迫让出世界货币的位置。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不仅未受战争拖累，反而大发战争横财，在战后集聚了大约占世界75%的黄金量。凭借着强大的黄金储备和世界最大债权国的地位，美元成为世界主要的结算货币，建立了金汇兑本位制，即美元与黄金保持可兑换性，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间维持一定的汇率。但是这种看似可行的货币体系并没有摆脱世界货币的内在矛盾。随着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在战后经济的逐步复苏和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上获得了大量的美元外汇，短期美元债务甚至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对美元可兑换性的质疑引起了金融市场对美元的投机及欧洲等国手中的美元结存成黄金的要求，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外流。1971年美国决定放弃美元的可兑换性，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1973年以美元为核心的金汇兑本位制崩溃。
美元脱离黄金，宣告了可兑换(黄金)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彻底结束，在没有其他货币可以与美元的信用相比拟的背景下，美元的地位不降反升，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详见表1)。在黄金非货币化的世界货币体系里，浮动汇率合法化。但是浮动汇率并没有解决世界货币的内在矛盾，相反，由于脱离了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美元丧失了维持其所代表价值稳定的外在约束。美元虽然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但是美元的发行量完全由美国决定。对于主权国家来说，货币发行往往以本国经济目标为首要考量。一国的经济目标除了币值稳定之外，还有就业、经济增长等其他目标。当不同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美国政府很有可能(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牺牲币值稳定这一指标。这就决定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随着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迅速崛起，不稳定的美元迎来了德国马克、日元等强有力的竞争者。为了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与曾经的英国一样，走上了国家霸权之路。
二、帝国的“新衣”:平等交易掩盖下的不平等
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按渠道划分可以分为两类:官方渠道的美元和用于私人交易的美元。官方渠道的美元是指包括各种类型美元债券在内的、由各国央行所持有的美元类资产。对于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来说，这一类美元的获得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购买由美国国会批准发行、经美国财政部设计的美元债券;二是在国际外汇市场上购买美元或美元债券;三是直接申请美元贷款。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的美元直接形成该国的外汇储备，用于调节国际收支、本币汇率等。私人交易的美元主要以票据和现金储备等形式存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通过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出口、接受美元资本投资等形式获得美元，这些美元被私人持有，或经由商业银行结汇、换汇，在各国央行形成外汇储备。私人渠道的美元虽然是美联储印发的，但本质上是美国政府以未来税收为抵押，从美联储借来的、需要支付利息的债务。可以看出，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本质上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债务关系，所谓的“美元本位”实质上是“债权本位”。
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它的运动路径可以看作是以美国政府为中心、在世界各国央行之间往返的循环运动。但是这种运动是非对称的，对于通过贸易顺差等方式获得了大量美元的国家来说，这些美元在本质上是债权，美元汇率的变动会严重影响该国外汇资产的市场价值。为了保证所持有美元债务资产的安全，这些国家被迫成为美国债券发行的固定买主。截至2016年1月底，美元国债在我国外汇储备中占据一半。自1976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后，美国一直是持续逆差(如图1所示)。随着美国贸易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元在美国与其债权国之间的运动表现为不断加强的、背离美国的单向净流动。而对于美元外汇严重不足的国家而言，为了获得足够的外汇储备用于外汇市场、国际贸易等需求，只能用抵押本国资产的方式来获得美元贷款，从而成为美国的债务国。这些国家为还本付息往往最终只能出售本国资产，从而进一步丧失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出口盈利获得美元的能力，债务规模不断累加。美元在美国与美国的债务国之间的运动表现为持续加剧的、面向美国的单向净流动。在这两种运动中，美国都是绝对的受益者。在前一种运动中以低息获得无须偿还的贷款，在后一种运动中以低成本发行的美元获得高额利息。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运动，其本质是美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各种经济利益。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自由贸易的背后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不平等交换体系的建立。美国推动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说服或强迫发展中国家放弃对商品、服务市场的保护，以使美元资本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占有被私有化的资产。凭借着庞大的资本规模和技术优势，美元资本通过直接投资或外包生产、垂直分工等方式，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到以美元资本为轴心的全球生产和经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成为廉价劳动力和商品的供应者，美国在享受廉价商品的同时，以美元资本回流的方式占有其他国家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
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体系不仅体现在产业分工上，还体现在美元对商品定价、货币单位的垄断上。因为即使在美国工业生产能力、可供贸易商品总值不断下降时，美元依然能够广泛参与到与美国无关的国际交易中，充当最主要的定价和交易货币。这样，在美元汇率发生大的波动时，本国资本也不受影响，甚至可以损人利己。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1982年撰写的《动乱年代》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美国推动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利用石油输出国组织施行的禁运，推动石油价格猛长，这种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并不是该组织所计划的。美国的目的是改变欧、美、日三大经济区的收支平衡状况，美国估计在对付石油价格猛升的问题上，日本和西欧都会遇到比美国更大的困难。美国从亲手制造的危机中攫取了巨大的好处，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缩减了其收支赤字。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的自由流动成了财富再分配的工具。美国利用多种手段促使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把其他国家纳入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进一步强化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实质不是促进财富生产，而是对世界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实现“掠夺性的积累”。在全球日渐统一的金融大市场中，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所有国和投资国，可以通过利息、汇率的调整，影响资本的流动方向和世界财富的再分配。美元降息，美元资本对外流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国家，以产业资本或生息资本的形式瓜分其他国家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一旦美元升息，这些资本将携带所瓜分的剩余价值回流到美国，实现财富的跨国流动。美元升值，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将会增加，债务国将不得不出售本国资产以偿付本金和利息;美元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债权将会缩水，债权国所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遭受严重损失。考虑到美国既是债务国又是债权国，既是资本输出地也是资本回流目的地，美国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应地调整本国货币政策，以转移其他国家财富的形式实现其货币政策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为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美元大幅贬值，导致了两次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的通货膨胀;20世纪90年代，为刺激低迷的国内经济，通过美元加息吸引资本回流，致使东南亚资本外逃、债务增加，进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相较于欧盟、日本货币政策效果的有限性，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成效显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得益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量化宽松政策产生美元加息的预期，促使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动，拯救了因次贷危机而深受影响的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国内经济有所好转后，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又使得美元利息提高，推动了美元升值，减轻了美国政府的对外债务负担。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其他国家可能因为资本突然大量流出、国际债务巨额变化而产生巨大损失，甚至陷入危机。
金融资本形式的美元不仅是转移其他国家财富、对外输出危机的工具，而且进一步保护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美元资本渗入到其他国家的产业部门、金融部门之中，使各国相互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得即便美国经济实力下滑，由于其他国家金融市场与美国深度相关，也难以放弃美元选择其他货币作为世界货币。这一点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使美元的不稳定和衰弱已成为共识，但其他国家因为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被迫继续维持美元廉价的信用。
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其世界货币的不对称运动中，能够通过跨国公司、金融资本等形式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财富，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霸权的支撑。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美国的核心地位并非仅仅依靠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撑。正是在美国军事实力的胁迫和攻击下，美元保证了其在世界贸易中主要的商品尤其是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单位地位。为了确保海外美元资本的风险回报，美国通过政治施压，以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弹性的市场准入规则等方式，对美国的海外投资者利益进行强势保护。也正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受到美国政府的控制，当美元资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其他国家政府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美国投资者在海外可以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在金融市场上，美国政府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给予美元资本畅通无阻的通行权;在强行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干预的同时，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抗议，根据美国资本的利益诉求调整美元利率、汇率等。可见，强大的国家霸权正是维护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的根基。
三、末路的美元:资本无限积累的欲望与美国不断衰落的实力
为了应对主权货币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内在矛盾，美国以霸权支持美元的地位，产生了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即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收取铸币税、不平等交换、操控金融市场等方式，掠夺其他国家生产的财富，但是这种新帝国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所具有的一系列矛盾也注定了美国霸权地位的必然衰落。
首先，美元债务增加与保持国内低通胀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上述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运动路径的分析表明，为了满足国际贸易投资对美元的需求，美国需要对外借贷美元，或者通过长期保持贸易逆差释放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美国经济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再加上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对外贷款和援助的方式输出美元，再通过贸易顺差将美元回收。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滑，再加上没有了黄金的束缚，美国更依赖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再通过资本回流收回美元。此举虽然有效地保证了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但是随着美元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美元发行量持续增加，相应地增加了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释放通胀压力，美国除了借助于美元外流向外输出通胀外，还极力控制国内物价水平和工资的上涨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末里根政府开始打压工会、压低工人工资起，美国就把压低工人工资作为防通胀的重要工具。为了有效控制工资，美国甚至不惜牺牲本国实体产业，以全球化产业分工等方式将产业资本转移到海外，再以进口的形式获得海外生产的廉价商品，以降低本国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而此举导致了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进一步加剧了经常项目的赤字，进而推高了美元的债务规模(如图2所示)。这种以债务维持经济繁荣、以压榨全世界工人阶级来维持本国资本利润的运作模式，使得通货膨胀的风险蔓延至全球。当通胀压力达到世界经济可以承受的临界点时，美元崩溃的大危机必然席卷世界。
其次，美元资本过剩与国内投资不足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元资本可以不劳而获，无须经过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而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参与全球剩余价值的分割，获得高额利润。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的唯一目的，参与金融市场成为美国产业资本决策的出发点，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积累服务于金融利益而不是社会再生产，美国国内的实体经济处于停滞甚至是衰退状态;另一方面是金融资本吸收的巨额财富产生了大量的投资需求，却没有足够多的实体财产供金融资本以证券化的方式进行投资、交易，形成了大量的由于看不到有利可图的出路而被闲置的过剩资本(与过剩的劳动力相伴随)。20世纪90年代后，在宽松的金融管制环境下，这些过剩资本不断创造出以股票、利率、汇率等虚拟物为标的的期权、期货、掉期等金融衍生品，造成了经济繁荣的假象。次贷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这种依赖虚拟资本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脆弱和美国“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相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超过40%，2015年这一数值不足20%。虽然奥巴马在任期内一直呼吁海外资本回流，以实现“再工业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到2015年之间从13.2%下降到12%。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优惠的税收制度鼓励本国实体产业的复兴，但是美元资本会主动放弃过去那种依赖金融资本运动的不劳而获的盈利模式吗?
最后，居高不下的军费开支与高额的预算赤字之间存在着矛盾。大卫·哈维曾引用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的观点指出:“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厖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资本的本性就是积累，无限积累的资本必然要求不断扩大的国家权力来支撑。为了满足美元资本不断积累的欲望，美国以世界货币资本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财富，不断扩大军费开支。特朗普在写给国会的信中所说的“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深刻地暴露了美国经济繁荣的背后支撑就是强大的国家军事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保证美元地位和海外美元资本的利益，美国的国防预算支出在整体上一直保持着增长趋势。虽然2010年到2015年期间美国的国防预算支出略有下降，但是仍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2016年美国国防预算支出再度上涨，高达6050亿美元，比中、俄、德、英、法、印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与不断增长的巨额军费开支相对应的是不断刷新纪录的国家预算赤字(如图3所示)，预算赤字的增长所带来的国内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压力意味着美国的赤字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留给美国军事开支进一步扩大的空间越来越小。通过军事强权维持本国资本无限扩张是充满矛盾和危险的，除非美国的经济实力永远保持在超级大国的水平，否则一旦政治权力的积累落后于资本的无限积累，美元资本的时代就将结束。
四、未来展望:新秩序的建立
美元作为一种主权货币，从其作为世界货币之日起，由于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始终与美国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美国以政治霸权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支持美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掠夺和积累，是偶有战争、压迫长存的新帝国主义。这种看似平稳的资本积累模式因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注定了“帝国长存”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矛盾激化并最终使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崩溃之前，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资本积累体制仍将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和延续。
尼克松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有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中国目前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国，却没有相应的货币认可度和规则制定权，可以说是“美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在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并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会存在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中，中国需要继续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球性思维，积极主动地融入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过程中。在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后，必须继续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不仅是为了确保我国的国家利益，更是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改革不平等的国际货币秩序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世界的和平发展需要建立一种平等互利的世界货币新秩序。这种新的世界货币秩序不仅要克服主权货币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内在矛盾，超越单一主权国家发行世界货币的局限性，而且要克服因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性积累所导致的矛盾，超越资本积累的逻辑。新帝国主义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反对不平等的新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必须以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为前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需要为完善世界货币体系提出“中国方案”。另外，新帝国主义在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与劳动、帝国主义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未来新秩序的建立，也将有赖于全球劳动阶级的团结斗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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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印度〕拜斯德伯·达斯吉普塔:《金融化、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全球危机和新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车艳秋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1期。
[8]De Brunhoff，Marx's Contribution to the Search for a Theory of Mone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UK，2005.
(简介: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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