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道路的斗争核心是所有制问题。目前公有制的综合比重已经不超过20%(见《所有制结构量化评估方法》，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9期)，近一个时期，私有化资有化思潮又掀起了新的波澜，甚至直逼党章和宪法的修改。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一如既往，以人民为中心，以党为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纲，苦口婆心陈述道理，不管他们是否充耳不闻。
应对私有化思潮，面临三方面核心理论任务，一是要让善意资有化者们听见和理解公有制的优越性，尤其是公有制的效率性;二是对善意或恶意资有化者们打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旗号，散布的一系列关于改革方向的误导性观点，予以澄清;三是提出符合公有制本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的科学对策，以便有效搞好和扩展公有制经济，使公有制真正占据经济社会事业的主体地位，并且赢得社会的信任。
第三部分：关于公有制改革对策辨析的几篇文章
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矛盾及其应对
李济广
(江苏理工学院 商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15)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事业不容回避的内在矛盾隐含着公有制经济存在蜕变和失败的隐患。民主与集中的矛盾是关键性的矛盾，包括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社会民主与国家权威、集体领导与个人威权、经济民主与集中管理等矛盾。处理此矛盾应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双确保、相互制约，有机统一，让人大充分体现民主作用，辩证对待个人威权、充分地实行经济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矛盾是对公有制具有销蚀作用的危险矛盾，包括雇佣劳动、公有单位衍生私人资本、私有制经济发展与公有制地位的矛盾，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化产品非社会化占有的矛盾。处理此矛盾应拓展公有性，节制私有性。个体自利价值追求与公有制及其集体价值要求的矛盾、国内民族之间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非同小可，处理这方面矛盾应塑造集体主义价值观、促进民族融合、遵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利益最大化原则。
关键词：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
《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但是过了一个半世纪之后，私有制仍然在世界上占主体，公有制仍然难以获得多数的选票。出现这一状况，原因很多，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具有强大的能力控制社会并对社会主义国家颠覆渗透，发达国家的社会改良对社会稳定产生了很大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策略失误，公有制宏观优越性不易为公众所感知等等。但是还有一个需高度重视的原因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存在着内在矛盾，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如公有企业相当程度的浪费谋私、执政成员的腐败专断和行政工作的办事不公，就是社会主义事业内在矛盾引起来的。这些矛盾的副作用降低了社会主义的威信，催化了大量公有制企业的瓦解，促动了不少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失败，使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高海燕认为公有制财产名义上属于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又不可能由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和使用，是公有制的内在矛盾。[1]今天，我们认识到，通过公有财产的企业占有和使用、责权利关系的确立，这一矛盾是可以大体克服的;在一定时期，公有财产不能由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和使用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世锦认为公有制的第一个矛盾是公有制成员追求自身利益与以集合方式共同占有财产的矛盾。公有制成员不能通过努力最大化谋取收益最大化，往往在获取同等收益的条件下努力最小化。第二个矛盾是公有制成员集体行使权利的要求与行使权利费用过高的矛盾。当费用超过行权带来的收益时，行权得不偿失或者不可能。第三个矛盾是所有者目标与代理者目标的矛盾。[2]实际上，这几个问题在私有制股份公司中也都存在着，第一个矛盾可以通过经济责任制予以极大缓解，第二个矛盾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民主形式予以解决，况且网络信息时代公众行使权力的费用极大降低，第三个矛盾确实较为棘手，但用代理理论表述公有制的问题比较笼统，需要更加准确具体的分析。振华认为公有制的内在基本矛盾是公有制的内容(所有、占有、使用、支配、收益)和实现形式(国家所有制、股份所有制等)的矛盾。[3]但他认为这一矛盾是公有制发展的内在动力，而没有强调其消极影响。
事物就是矛盾，即对立统一，事物的内在矛盾是发展变化的内因。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隐含着必须正视的、可能导致自己蜕变和消亡的内在矛盾。深入探讨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公有制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困难，找出科学妥善的应对之策，让这些矛盾成为正向动力，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政治上民主与集中的矛盾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性的内在矛盾
（一）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建立切实而有效的民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
1.切实的民主是全面持久遏制特权腐败和办事不公，从而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民意基础的根本保障。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国家廉洁公正的要求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更高，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相关机制跟不上，可能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容易腐败不公。例如，上访数量可能是腐败不公的一种客观指标。腐败不公是导致共产党变质的腐蚀剂，完全可以摧毁人们心中我们党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象，党多大的经济绩效都不能与之相抵消。对资本主义最早的严厉批判就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增速比以前快得多的时期，苏联东欧解体也是发生在经济上取得辉煌业绩之后，中国严重的政治风波更发生在经济增长速度在10年中比发达国家快3倍以上之后。
切实而科学的民主机制是遏制腐败的普遍性、持久性力量。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打碎国家机器”，其内涵就是建立高度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以防止政权蜕化变质。列宁提出了一系列防止官僚主义的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要求。斯大林时代使用集中性的组织制度推进经济建设和保卫国家，起了正面作用但埋下了官僚主义的种子。赫鲁晓夫时期官僚主义阶级逐渐生长，勃列日涅夫时代官僚阶级完全形成。苏联缺乏民主机制，官僚阶层滥用权力，人民群众根本没有机会进行监督;单向的官职委任制导致官僚阶层专心讨好官职的决定者，不能很好地遵从群众的诉求;官僚阶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必然无意进行有效抑制腐败的机制改革，而有意相互利用，相互包庇。苏联人民未能当家作主，没有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结果不仅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凝聚力，而且公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和平演变为官僚私有制。
2.切实的民主是实现科学决策，使社会主义制度确保效率的根本保障。现代社会决策所需程序、信息和创意日益复杂，仅靠个人和少数人决策难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即使少数个人有能力进行科学决策，如果没有民主制约，公有单位和政府负责人也会常常不选择社会利益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方案，甚至出台一些用处不大但浪费资金、浪费土地绿地破坏空气的措施。这是因为，主导决策的少数人或强势利益集团可能会考虑某一预算能否给自己带来贿金，某些规则能否给本人或亲属子女带来福利或走后门的机会，某些项目能否提升本人的社会地位、权力、收入和工作条件，某一工作能否增加任期内的显性政绩和上级的认同等等。优势阶层主导决策，更会愿意促进私有化的扩展，例如学校、医院的私有化或私有化运营有利于形成一批贵族学校和贵族医院，适合优势阶层自身的需要。一旦庞大的官僚主义体系形成，公正的制度创新将难以推进。
3.切实的民主是搞好公有经济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内容的根本保障。只有由所有者对自己的财产管理进行决策，立足点才会必然一以贯之地以所有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社会公众作为全民财产的所有者，在公有财产运营过程中，执掌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与监督权，是搞好公有制经济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全民财产所有者的一部分，更了解企业的经营信息与市场环境，有必要掌握更多一些企业的运营权力。集体企业的成员更应是集体财产运营的最高决策者和直接管理者。如果缺乏切实的所有者民主，就无法保证公有制经济决策管理最优化和廉洁公正最大化，从而也无法使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
4.切实的民主是维护国家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保障。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是埋葬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力军。权力精英清楚，只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为强势者及其子女发大财提供合法机会，才能使其积累的贪腐财富合法化，才能使自己和亲属优越的社会地位与优越生活不会随着自己职位的丧失而丧失，因而他们对资本主义充满神往;而在机会出现时，他们会以惊人的疯狂将公有财产攫为己有，而使生产资料公有制被瓦解。心中向往资本主义的腐败官僚集团、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内心早就没有好印象的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感到没有必要做不理想的社会主义“男儿”的军队、以及平时没有被社会主义现实有效征服的部分群众一起，共同推倒了共产党。在那个时刻，多数老百姓虽然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表达愿望，即使有些人愿意站出来做“男儿”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也毫无权力去行动。无论中外，很多普通群众想要阻止企业私有化，没有正常而有效的途径都难以成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出发点就是教育人民群众阻止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人民群众与走资派做斗争的机会与权力。
5.切实的民主本身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从而是增强社会主义威信的保障。民主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是人民大众的政治利益。劳动人民及其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就包括着当家做主的强烈愿望。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氛围，影响着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心理感受。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权和个人专断，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使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获得市场。
总之，社会主义事业民主的要求解决不好，就会发生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和私有制的复归。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二）社会主义事业需要集中，集中与民主构成需要科学处理的深刻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如果缺乏集中管理与统一指挥，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同样会解体。集中与民主形成对立统一关系，而对立的一面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难以实现统一。民主要求与集中要求、民主要求与高度组织化要求的矛盾不容回避，尤其是人民民主与党领导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成为党有一天会失败的隐患。
1.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矛盾及其科学处理
社会主义事业要想持续存在，需要共产党的持续领导，但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有权力，对于既定的权力，不言而喻，党组织的权力越大，群众的权力就越小，从而影响民主功能的发挥。
党委尤其是党委书记的领导如果缺乏制约就会形成与群众利益不一致的决策和行为，党的领导干部如果权力很大若侵犯人民群众的权益就能比较容易做得到。马克思认为，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就单个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4](p60)就是说，国家机关很容易出现官僚主义。
党委及其书记的领导可能因其强力地位而使错误的领导内容和错误的领导方式容易推行。邓小平指出，“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 ’、‘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5](p141-142)就是说，不能只讲集中领导，不讲民主讨论和民主监督。党委自行决定的事项过多会使人们把现实中的问题都归结到执政党身上，造成很多群众对党组织不信任。
党委领导的一个问题是怎样保证决策正确并获得人民支持。汪锡奎(2004)提出，需要注意党“能够广泛接受利益要求的输入并在正确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科学决策吗? 它在必要时能及时纠错或者说服群众吗? 它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对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能通过人民群众及其代表机关的选择并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吗?”[6]显然，这些问题不是自然地“能”，汪锡奎认为“能”的条件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建构起回应人民民主的机制——与人民民主相应的党内民主机制。
一个不便明说然而明说才更加理直气壮的问题是，共产党需要持续保持执政权力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攻势、军事威胁以及他们在一些方面看起来不错的现实，由于公有制的优越性尚不能为大多数人一以贯之地牢牢确认，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形式欠缺而产生了官僚主义、腐败、不公和错误决策等现象，如果实行多党竞选式民主，在一定情势下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水覆难收。结果是，不能允许他党他人执政就有可能使民主形式受到限制;而民主形式有限制则可能进一步使官僚主义和腐败不公现象较难控制，甚至蔓延滋长，而如果不能消除腐败不公，共产党将失去执政的社会心理基础。总之，充分抑制腐败不公需要充分的民主，而充分开放的民主必然充满变数：腐败不公严重和切实的民主缺位之间恶性循环可能成为难解的结。但这个结不解不行。
对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关系，绝不应回避矛盾而使矛盾积聚隐患。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必须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变的前提下，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双确保、双有控，相互制约、相互配合，亦即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
一方面，要在党不包揽一切权力的前提下，科学有效地确保共产党的领导权。宪法要明确赋予党的具体权力：第一层次：掌握绝对权力的领导，包括军事上的指挥权力、政治上采取行政措施使用经费维护共产主义政党执政地位的权力、经济上采取行政措施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权力、思想上采取行政措施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权力。第二层次：掌握主导权的领导，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单位领导干部任免中候选人提名权和罢免建议权、重大发展战略方针政策草拟权、重要行政事项的参与权和监督权。第三层次：掌握引导权的领导：包括思想引导，政策宣传、事项解释等等。可考虑以维护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目的，成立维宪法院。这样就可以做到习近平十九大报告所说的，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另一方面，要在确保共产党关键性领导权的前提下，赋予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当家作主”的权力。(1)言论自由表达权、罢工权与游行权。只要不反对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不造谣不制造动乱即可自由讨论。当然，这并不否定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工作中应有看齐意识。(2)知情权。与各项决策有关的信息，要在网上充分公开。例如敏感性发票、评审材料等等。(3)决策建议与议案决定权。村民代表、职工代表、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的不违法提案，经会议通过，即应成为必须执行的决定。(4)重要决策通过权和否决权。村代会、职代会、职工大会、职工管理委员会、人代会、党代会等对工作报告、决定(包括私有化和变相准私有化的决定)、项目、预决算报告的条款有分项表决权。重要事项先通过网络多渠道征求意见，再由权力机关通过。(5)领导干部推荐、选举、否决与罢免权。领导干部任免要通过知情基层群众对其主管领域的工作现状进行民意测验，不能仅通过干部考核干部，这可以使领导干部不是把焦点放到上下左右的关系上，而是放在精心完善为人民服务的规章和措施上。推广领导干部选拔公推直选制度，推行部门、地方党政尤其是基层党政、人大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任用双倍以上差额选举制度、选前讲演制度、选举人质疑制度等。因为没有竞争性和选择性的选举不是民主意义上的选举。[7]群众可有权要求相应的权力机关罢免市级以下和单位的领导干部。要推行主要领导干部任职的连续性和连任制度，避免频繁调动导致选举失去意义并使领导干部工作聚焦短期效应。(6)党内民主。除了上述相关措施，还可推行党代会常任制，党代表候选人要有相当比例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群众代表，党代表中要一定比例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他们大多数应从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中选出。方针政策要在全党开展讨论，最高领袖、领袖集团、党委会、党代会和全体党员要从不同角度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地方和基层在执行政策的同时，允许有理由的创新与例外，就像历史上的南街和小岗等一批乡村那样。就像习近平所讲的，筹备党的十九大，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都参与进来。(7)学术民主。对党政干部的要求不同于对科学研究的要求。如习近平同志所讲，要提倡理论创新，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政策与纲领是不同的，在党的历史上，政策的讨论、争论、失误、修订、纠偏、终止、推陈出新是经常发生的，从党的长远利益着想，要明确规定，在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论文和专著可以就政策各抒己见，不搞统一口径，不因与政策不一致而被视为错误，否则就难以百家争鸣、有效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8)中央、地方和基层单位应实行不同的领导体制，中央有(民主约束下的)高度权威，地方和部门有(保证效能前提下的)充分制衡，基层有(与工作统一指挥相结合的)高度民主，即十九大报告所说的必须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上边的权威，基层的民主，加上横向的制约，是遏制官僚主义的不二法门。这既保证了党的领导，又可防止民主走过场。
这就可以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2.社会民主与国家权威的矛盾及其科学处理
社会民主与国家权威的矛盾和人民民主与党领导的矛盾，其内容和解决之道大部分相似。
与处理上一个矛盾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应使人大民主富有成效。(1)人大代表：首先，人大代表候选人可通过个人竞选、群众推举、组织推荐三种途径产生，只要没有违法言行，即可参选，最终要通过公开投票或网络投票进行表决，不搞人为“操作”。要让人民群众及其代表感受到选举真正发挥了作用。其次，人大代表不应包括同级政府领导、司法领导、部门主要领导与下一级政府主要领导，要最大限度降低各界名人代表比例，财产高净值人士的比例要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相适应，要充分增加拥护共产党纲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心社会发展的社会科学、经济科学与管理科学工代表，没有任何官衔的代表要有较大比例。(2)人大与政府：首先，人大不能对政府进行立法授权，不允许政府自行颁布各种条例、方向性政策和重要改革举措。可以要求人大工作要符合各级党代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但不应简单要求人大党组要使党委的工作意见得到贯彻落实。其次，人大不能允许政府自行决定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笼统决定重大事项、大额开支。不能“某长”一句话，几个亿、几百个亿甚至几万亿的事情就决定了。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要落实明确的制衡关系和领导关系。(3)其他：人大常委会委员半专职化，人大要组织异地群众代表对上访纠纷和有争议案件进行裁决，具体检查评估司法工作的公正性和尽责性，建立国有资产监管职能。总之，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3.集体领导与个人威权的矛盾及其科学处理
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的自觉建立和坚定维护，要依靠高度的组织性和顺畅的权力，其中也包括领导者的个人权威。各级主要领导很自然地希望同级领导对自己的意见一贯赞成，希望下级对自己的意见具有“执行力”。由于地方、部门主要领导在上级那里有较多的发言权，在本级有较大的“会议总结”权、分工权和签字权，如果主要领导不愿将较多的权力给予群众和领导集体，个人决断现象会产生。我国腐败现象的突出根源，就是以“一把手”为代表的个人决策制度或潜规则，例如县乡党委书记、董事长、市长事实上的个人决策规则。为了增强决策的正确性，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集体领导。领导权威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民主要求存在潜在冲突。
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但上层建筑及其历史人物决定经济基础的具体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历史人物决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程度，决定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博古、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华国锋、邓小平等都起到了改变历史方向或维护历史方向的决定性作用。在最高层，是个人专断好，还是集体领导好，真是没有一定之规。事实上个人决断既可以带领我们上天，也可以带领我们入地。在强调政治一致的环境中，具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家，通常都会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等到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就会反其道而行之，而对家族成员则易于考察其政治理念与素质。所以，朝鲜、古巴的个人威权和家族接班，维护了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方向(本人一直推崇充分民主，包括经济民主、基层民主、社会民主、党内民主、选举民主、法律民主等等，但似乎最早提出让强调不放弃共产党领导和共产主义方向的现任最高领导可长期任职的建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地方和基层单位个人决断往往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而表现出优越性的往往是少数的个案。
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考虑对策有，(1)禁绝个人威权或取消个人威权制约制度，都可能在未来某一时刻造成历史的极大遗憾;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和个人特点微调高层领导体制，是一个可选的政治方案。(2)对于地方和基层党委而言，即使有点副作用，也都必须实行严格的集体领导，重要、敏感决策都要实行不记名票决制。不能把党的领导简化为书记领导。(3)对于政府而言，本人认为不应实行首长个人负责制，委员会制或委员制更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4.经济民主与集中管理的矛盾及其科学处理
公有制意味着社会成员平等地、集合地占有、支配生产资料，但社会成员人数众多，不可能同时管理企业与经济，这就需要一批专门的管理者从企业到中央对公有经济进行必要的统一管理、集中管理。而在实践中，统一管理容易做得到，群众的经济民主却是难题。在传统体制中，仆人作为管理者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所有者，主人作为所有者成为单纯的被管理者。缺乏民主的集中管理往往弊端丛生。
处理这一矛盾的途径与处理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矛盾的科学方式也有相似之处。(1)要赋予职工、职工大会、职工管理委员会和社会公众、公众代表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以切实的所有权，如最大限度的知情权，建议与提案议决权，对股东会、董事会、党委会、总经理重要决策的通过权或否决权，对领导干部的推荐权、选举否决权及罢免权，对政府国资监管机构的监督制约权。普通职工及其代表要参与企业日常管理。集体企业职工要有完整的选举权和决策权。(2)公有企业不能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的日常决策必须受到党委会、董事会、职工管理委员会的制约。(3)群众具有保护公有制的权力，并且不受侵犯。总之，经济民主不是征求意见，不是作风问题，而是赋予人民对经济管理“做主”的权力。
社会主义事业民主的内在要求与集中化、组织化管理的要求这一矛盾解决好，就不会发生私有制复归或变相复归、社会主义蜕化变质乃至彻底翻盘的后果，否则，最后某一天连最高领导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例如戈尔巴乔夫、赵某某的政治态度)，那就麻烦了，而这并非是偶然。因此，必须为党的社会主义千秋大业长远计解决好民主与集中的体制关系，把二者的优越性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习近平所同志所讲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二、经济方面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的矛盾是有危险的矛盾
不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否为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是否为社会主义的必须体制，不管市场经济能否与公有制相容，它都已经被实施。
国外多数人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属于不相容矛盾，而国内学术界和教学、宣传人员主要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或现阶段存在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有时教材为了说明宏观调控和政府管理的必要性，也谈到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不足，但并没有提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矛盾的角度。周叔莲提到过“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问题，认为矛盾的表现是贫富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不适应、唯利是图导致出现许多消极现象、消费过度和消费不足并存。[8]这主要是讲市场经济的副作用，并没有触及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销蚀作用。林炎志的观点则比较明确地涉及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冲突及其影响。林炎志认为，市场经济机制与社会主义本质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市场竞争产生剥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最尖锐的内容，市场经济机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自发地倾向于资本;需求不足;天然地倾向于自私;要求私有化。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主要诱饵与手段。[9]这种观点需要深化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涵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10]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核心就是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的矛盾。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其他方面的矛盾，从属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矛盾。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矛盾，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可以销蚀公有制经济的公有性、促使公有制经济向私有方向转化，对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地位构成威胁。
（一）就业市场化情况下雇佣劳动与公有制联合劳动性质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状态会通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状态表现出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不同方式,反映了社会结构或经济制度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剥削阶级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也就占有了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体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雇佣劳动将由联合劳动所取代。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也是就业形式。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市场化，也就要求就业市场化。市场化就业意味着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双向选择，按劳动的市场价格给予劳动者劳动报酬即工资，而本质上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并向企业贡献剩余价值。就目前而言，国有单位就业市场化已产生不同程度的雇佣因素，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合同制、招聘制正在强化，劳动报酬受到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国有、集体单位的临时工、农民工、派遣工、集体经济的外部员工以及减员下岗等则是典型的雇佣劳动形式。由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面临大量私营企业的竞争压力，让它们按照接近于计划经济的状态处理就业和工资问题已不可能。目前，虽然一些老职工的工作还有相当的铁饭碗性质，许多单位的劳动报酬受市场的制约还比较小，有些招聘有名无实，但随着国企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随着国有企业日益参进私人资本而会要求按市场原则办事，随着国有大学和医院等单位人员占编制度的取消，职工雇佣性质将逐步增加。此外，市场化就业也使失业难以避免。就业的雇佣性使企业的公有性受到削弱。
（二）经济运营资本化情况下公有单位衍生私人资本与公有制地位的矛盾
市场经济能否把社会主义引导到资本主义,是一个客观存在、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11]在市场经济中，经济运行的主导者是资本。即使在初始阶段没有私人资本，不创建私人资本，公有单位也会衍生出私人资本。私人资本衍生的速度和比重，视政策的不同而不同。最简单的原因是公有单位不断派发私人货币收入,而在正常情况下，总有一部分被储蓄起来，甚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银行接受的储蓄被贷放出去，就是借贷资本;绝不要认为借贷资本不是资本。就长期总体而言，储蓄的利率水平与股市分红水平差不多，常常还高于股息水平。所以，储蓄资本就是私有制的一部分。当然，如果利息比较少就不值一提，但如果一个人利息收入达到普通职工劳动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几倍，那就值得一提了，而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进一步，银行储蓄之外还有更多的金融投资，如债务性的民间借贷、委托信托、债券、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权益性的股票股权，混合性的基金，以及黄金，房地产等等。我们已经见到，城市房地产增值使劳动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储蓄相形见绌。假设纯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禁止私人购买股票、债券、基金、黄金、商品房等等，民间借贷也是禁止不了的。再进一步，市场经济如不禁止创立私人企业，公有单位流出的私人储蓄转化为私人经营资本也就必不可免。此外，公有单位各种形式的资产流失总会或多或少存在甚至极为严重;公有资产被卖掉转作公共消费如果制止不力就会不时发生;如果给予高管高薪酬和股份激励，公有资本向私有资本转化就又多了一个渠道。在以上因素自发地作用下，私有资本的相对量将日益增长，而公有资本的相对量则日益缩小。
（三）混合经济和投资开放情况下私有制经济与公有制地位的矛盾
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就是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并存。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开放，以及中国的一国两制，境外和国际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分。如果我们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就不应因为私有制经济拓展而兴奋和沾沾自喜，甚至引为政绩。私人资本，包括国有控股企业里的私人股份，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剥削是私人资本的基本属性，与私人资本对应的是雇佣劳动制度。随着剩余价值占取额的增加和资本的市场增值，收入分化、财产分化以及相应的阶级分化将日益严重。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私人资本没有剥削，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实属自欺欺人。鉴于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私人资本或非公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然而，能否说私人资本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那就要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定义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所当然地就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而私人资本构建的市场经济实事求是地讲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分。你说郭台铭和王健林的企业形成的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的，那么他们的企业及其市场交易怎样体现了公有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关系有何性质上的区别?实际上，私人资本多一个百分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分就减少一个百分点。
由于私有制经济分配关系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劳动供求关系付出较低工资，由于私营企业行贿寻租比公有制企业方便得多，由于中小私营企业不存在自身腐败问题，由于现实中私有制企业往往对劳动者社保费用不缴纳、不全部缴纳、低标准缴纳、或不对劳动者全部工作年限缴纳，由于中小私营企业偷税方便因而十分普遍，小微企业也基本勿需纳税，国家还有中小企业促进政策，所以，私有制经济的(非正当)竞争力显著高于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机制下，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将自发地日益增加，而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将日益缩小。
对此，我们不能掩盖矛盾自欺欺人，必须直面矛盾，以便清醒地化解矛盾，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不至于消亡于市场经济中。如果我们不能实事求是地承认事实，而是甘当鸵鸟，最终受害的是自己党的事业。
（四）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化产品非社会化占有的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社会化概念，不是指生产的相互联系互相依赖，而是指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劳动的社会化是指相对于分散的个体劳动的集中劳动的企业大(规模)生产。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不在于生产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要求计划经济，而在于许多人集中劳动的大规模生产所生产的产品为私人资本所有者个别人所占有，由此必然造成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因为集中劳动的大生产所生产的社会化产品及其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占有，造成阶级剥削和消费不足，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造成投资盲目扩大与投资不足交替发生，从而引起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交替发生，致使生产不能平稳顺利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制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其基本矛盾和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没有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化产品及其利润同样不能为企业职工所占有或全社会所占有，而主要为本企业所占有。市场经济中包括国企职工在内的很多领取市场工资的消费者购买力不足，得到利润的企业也不一定根据社会需要将利润全部直接投资。投资不足使居民储蓄与企业存款都可能闲置即货币资产闲置，即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也可能带来产品或产能的闲置。国有集体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动力也是利润，因而在竞争中盲目扩大生产与不景气时期投资不足的现象，公有制企业照样不能免俗，而极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生产过剩的转型——早已是现实。当然，在经济走熊时期，国有企业的投资表现还是优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也更容易接受国家计划调控。但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经济周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具有类似的机理，这使公有制的优越性打了折扣。
（五）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矛盾的科学处理
针对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的矛盾，当前必须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理论、制度、道路和思想意识，并采取以下具体的措施。
鉴于就业市场化情况下雇佣劳动与公有制联合劳动的性质存在矛盾，需要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如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实行民主管理，需要帮助低工资职工和非正式员工提高劳动报酬，避免随意辞退员工以保持就业的相对稳定性，从而使雇佣劳动的因素得以减少。鉴于经济运营资本化情况下公有单位衍生私人资本与公有制地位存在矛盾，必须限制股票发行、房地产获利、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和高管高报酬,对资本性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鉴于混合经济和投资开放情况下私有制经济与公有制地位的矛盾，必须采取措施扶持与推动公有制经济扩展，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增强国有企业的地位;对私有制经济和境外资本，只在必要的范围内加以利用，不能极力扩展，不能特殊优惠，并规范其不合理行为。要坚决禁止有权力的领导干部的亲属经商办企业，否则当权者会力主扩展资本主义经济并且使之固化。鉴于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化产品非社会化占有的矛盾，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以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满足人们生活需要——指导企业行为，加强供给的计划性。总之，必须维护与增强公有性，节制私有性。
三、意识领域的矛盾与民族矛盾也非同小可
（一）公有制成员个人自利价值追求与公有制及其集体性价值要求的矛盾及其处理
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维护与强化整体利益，而人是性质复杂的社会动物，人的公益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放释放出来，人的自利动机在多大程度上被抑制，取决于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教化、政策导向和办事机制，但无论如何，人的自利性质都会发挥一定作用。自利心使得集体成员或社会成员希望从集体中或社会中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例如希望企业多分少留，从而削弱公有制经济。自利心过强的人会通过种种途径化公有为私有，在公有企业中贪污盗窃、浪费挥霍、高价进货低价销售，如果遇到一定时机，就会巧取豪夺公有企业股份直至整个企业。权利“精英”中自利心强的人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特权，希望维护和创立种种不严密而留有弄权空间的规章制度，在日常生活中不顾群众的感受希望占取利益先机，这些行为比“大老虎”更令百姓不满。自利心强的“精英”大多天然倾向于喜欢私有制市场经济，希望在私有化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成为富豪，因而以种种方式鼓吹私有化。总之，自利的价值追求是公有制经济的离心力量，在市场经济中这种离心力量对公有制的破坏作用更大。
面对自利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集体性价值要求的矛盾，必须对自私乃至自利思想进行有力的道德抑制，弘扬集体主义主导价值观;必须扭转发展“民营经济”光荣、致富就是英雄、改革就是政绩等不正常舆论，树立发展公有制经济光荣、共富才是英雄、搞好公有制经济是必备政绩的舆论氛围和价值观念;必须全面打击贪腐行为，彻底消除特权现象;必须坚决铲除腐败自利的土壤即给腐败不公留有空隙的规章制度，例如药品招标要价低者得，公有企业购销广泛推行招标制度，各项经费、荣誉、成果、职称的评定，人员录用、新药审批、企业上市等等要坚持自由申报，双向匿名社会化终审，升学招生使用电脑主机统一竞分录取，判案责任法官临时抽签决定，有争议疑难案件由随机选取的群众陪审员投票表决等等。
（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
由于民族间存在心理、文化、经济差异，有些民族矛盾的历史痕迹长期留有影响，以及民族分裂分子的煽动、宗教势力的介入尤其是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鼓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矛盾长将期存在。地区性独立倾向如台独、港独本质上接近于准民族问题。有的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在各个领域的地位、处境十分敏感，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情绪有时对其具有特殊的号召力。民族关系中偶然的误会、冲突、独立取向有时可能引发大的纠纷，直至引发内乱和内战，极端的情况就是国家的分裂和政权的解体，导致或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国的失败。苏联解体就是对苏共执政的最后一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政党更是被各共和国民族主义势力直接赶下了台。《联合早报》2009年7月8日社论《中国民族矛盾的新特点》认为，中共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上怀柔、经济上优惠、待遇上优厚，少数民族得到了很多好处，但有些人越来越强调民族身份的差异，仇视汉人是其身份求异意识的极端表现。
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的途径，一是加强民族融合，二是淡化民族意识，以社会政策取代民族政策。三是遏制各大宗教的发展，政府不为宗教活动提供物质设施和经费支持。切勿希图利用宗教教化群众。对于与疆独、藏独有关的宗教更不能予以支持。
社会主义国家及政党之间的矛盾也是影响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大问题。在许多时候，国家民族利益主导了国家间及政党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立国家之间社会主义政党的分裂，中越冲突，主要就是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中苏的论战与对峙，虽然原因复杂，例如苏共的观点错误和一定程度的腐败变质，但国家民族间的矛盾也是重要因素，并对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严重负面影响。美帝敌视、挑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朝鲜引发朝鲜拥核自保，而中国会担心朝鲜拥核具有核污染的隐患，并且朝鲜拥核成为美帝在中国周边增加军事存在的借口，因而中国反对朝鲜拥核，这就引发了中朝矛盾。这一矛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负面影响是无疑的。
协调好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强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念。要认识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利益最大化、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发展是一国共产党长久执政、社会主义持续存在的必要保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客观上高于民族利益。其次，提倡各国共产党人虚心听取别国共产党人的意见和观点，加强思想交流，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理念即公有制理念为思想统一或思想协调的基础。再次，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要放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优先位置。经济融合是缓解国家利益矛盾、结成政治同盟的基础。最后，执政的共产党与非执政的共产党也要加强交流、相互支持。帝国主义国家是结盟的，帝国主义并不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不结盟而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瓦解与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全世界的胜利，才能使一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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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宜春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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