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化倾向。金融部门的地位日益提高，非金融企业参与了更多金融活动，个体和家庭与金融市场的联系也日益密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金融化与利润率动态、新自由主义和国际货币体系等因素联系起来，从宏观层面揭示了金融化的形成原因、运行机制和根本矛盾。
对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转变，有学者指出应当避免过于简单化的经济停滞—金融膨胀因果推论，而是要从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转变中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即考察资本主义企业、家庭和个体金融化行为转变背后的逻辑。就这一点来说，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企业和家庭的金融化，对于个体金融化转变的分析则相对缺乏。同时，从哲学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学者采取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他们聚焦于个体的主体性重构，关注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剖析了个体金融化行为转变背后的金融价值、观念和话语的转变。这两种研究路径并不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分析个体的金融化转变需要将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将宏观和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深层逻辑和全面地理解金融化。
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重构：个体金融化转变的宏观必然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趋于停滞，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同时，金融自由化与国际竞争加剧增加了宏观金融风险和工作的不稳定性，金融危机频发。在此背景下，工人不得不通过负债消费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银行的业务转变和金融创新则为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实际工资停滞与收入分配恶化
二战结束后的20多年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共同分享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是让资本攫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几乎所有收益。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弱工会，削减工资，降低社会保障。在新自由主义实施的年代，由于制造业转移、工会力量日趋劣势、社会保障项目减少和工作不稳定性增加等原因，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工资的差额不断增大。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生产工人和非管理类工人的工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差额越来越大。同时，这一阶段频繁的企业兼并和破产行为使经理们奉行股东至上主义。公司接管往往会打破原来的劳动合同，企业内部裁员盛行，使工人的工资不升反降，福利也随之消失。
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一方面影响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影响了利润在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之间的分配。海因识别了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影响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可能渠道，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可能通过三个渠道引起了总利润份额的提高，从而造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第一，经济部门结构调整，从公共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向;第二，管理薪酬和食利者对利润的索取增加;第三，工会的议价能力不断削弱。
除了影响功能性收入分配以外，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也加剧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这包括性别和民族两个方面——金融化既不是性别中性，也不是民族中性的。具体说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通过将管理、金融职业与高收入联系起来，反过来又将高收入与劳动力中占主导的人口群体——白人——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创造出了身份偏好效应。经验研究结果表明，1983—2009年间管理和金融职业存在工资溢价，这个不断增长的溢价并未在所有族裔和性别群体中平均分配。对于同一族裔，男性获得了更大的工资溢价份额。更一般地，白人和西班牙裔男性获得了更大的工资溢价份额，但这是以黑人、白人女性和西班牙裔女性在工资溢价份额方面的牺牲为代价的。
（二）工作不稳定性与金融风险增加
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国际竞争加剧和利润率下降的背景下，美国的制造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开始向国外转移。自20世纪80年代起，业务外包成为企业的经营战略选择。与此同时，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了出口导向型战略，以零部件供应、代工、贴牌生产等方式承接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转移产业，嵌入到了资本的全球积累体系。外包直接造成了美国国内工作岗位的减少，增加了工人就业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强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消亡后，新自由主义建立了灵活积累体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彻底重构。雇主们利用已被削弱的工会和剩余劳动力储备，试图确立更加灵活的劳动体制和劳动契约，使常规就业转变为日益依赖非全日的、临时的或转包劳动安排。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与生产外包加剧了工人就业的不稳定性。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特点是去工业化、持续的结构性失业、螺旋性的工作不稳定和高度的社会不平等，
【“简短地说，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描述的世界”。】
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了三个深刻的变化：一是金融资产膨胀，金融部门的利润急剧增加，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是如此;二是金融创新不断，承销、证券化、兼并重组和买卖金融资产成为主要的金融活动;三是金融系统的“去中介化”，公开金融市场兴起，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增强，银行作为资金借贷中介的地位下降。金融自由化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使这一时期危机频发。非金融企业出于对冲风险的需要持有了更多金融资产，家庭也由于养老金私有化改革等原因持有了更多金融资产。据测算，二战以来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增加到了60%—70%。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使个体暴露在更多的风险之中。家庭必须依靠自己获得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项目，许多过去由政府或雇主承担的风险现在必须由个体自己承担。
（三）家庭债务与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工资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工人将全部工资用于消费，没有进行储蓄，也不需要借贷，从而和金融市场没有联系。然而，过去30多年在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的条件下，借贷对工人的吸引力日益增加，工人不得不依靠金融市场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并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加剧也使家庭债务激增，这是因为工薪家庭不顾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而力图与社会消费标准保持一致。工作不稳定性与金融风险增加使工人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工人对消费信贷的依赖性。经济金融化意味着债务增长而非收入增长。
除了在生产领域加重对工人的剥削以外，资本也将金融作为剥削工人的武器。银行在传统业务盈利机会减少的情况下，日益将工人作为榨取利润的来源，逐步将消费信贷扩展到低收入阶层。消费信贷日益渗透到工人的日常生活是基于两个根本性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工人日益依赖债务来维持基本的劳动力再生产，这是因为在消费需求增加、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同步、劳动市场不安全性增加的情况下，工人日益将消费信贷作为工资的重要补充;第二个因素是银行日益将消费信贷作为其多元化经营的重点，能够轻松获得信贷的环境鼓励了工人更多借贷，即使他们偿债的能力很低。金融机构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借贷双方的权力不对称加剧了借款给工资收入者所具有的剥削性的一面。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银行歧视，美国的少数族裔被系统地排除在房贷业务之外。随着银行经营遇到困难，银行迫切需要开辟更多盈利渠道。据美国的审计总署2002年的统计，美国有28%的个体和20%的家庭缺乏银行账户，少数族裔占到多数;这部分人对银行来说存在巨大的获利空间，每年可以带来62亿美元的收入。在此背景下，银行日益将住房贷款扩展到之前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少数族裔、妇女和穷人。与普通房贷相比，这些贷款的成本更高，惩罚条件更为苛刻，因而更具掠夺性。
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既是个体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积累的内在以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劳动力市场受到资本关系的调节，必须满足资本增殖的要求，保证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哈维认为，一旦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产生它的前提必然会发生转变。具体说来，货币、商品的流通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也都会发生转变，以便支持甚至控制和规训生产领域中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程度。金融通过工资—利息支付渠道提高了对工人的剥削率，从而提高了利润率，但是金融部门的高利润并没有扩散到整个经济，而是留在了金融部门内部。家庭负债不断增加，货币工资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金融部门。工人从货币工资中要求的抽象劳动数量实际上减少了，这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价值的降低，因此在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提高了。
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重塑：个体金融化转变的内在动力
金融化的哲学研究集中于新自由主义转型发生之后微观市场主体的形成过程，从微观层面详细描绘了个体的金融化转变。新自由主义通过经济、金融理论和政治、媒体话语等方式重塑了日常生活文化，引导了个体的日常实践。
（一）经济、金融理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个体描绘为出于个人利益理性地计算成本与收益的经济人，并且由自己承担个人选择的一切后果。新自由主义金融学则将金融描绘为个体获得自由和安全的必由之路，鼓励人们积极承担债务、拥抱风险。金融危机前，与次级贷款、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相关的研究主要关注其积极功能。对于金融部门的转变，新古典经济学持赞赏的态度，热烈欢迎金融创新与去监管化。信奉有效市场假说的新古典经济学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金融市场为最理想的市场类型，金融资产价格反映了所有可得的经济信息;金融市场能有效分散风险、分配储蓄和促进资本积累，是公司治理的有效工具;金融创新增加了具有不同风险—回报特征的金融资产的数量，从而能够形成更有效的资产组合。
从哲学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学者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金融理论促进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具体方式。受福柯的治理性、主体性和规训等概念的启发，这些学者将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用于分析日常生活的金融化。福柯认为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治理艺术带来了三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个体需要“危险地活着”，这意味着个体被不断地暴露在危险的境况中;第二个后果是控制、约束、强制等进程的大范围扩张，这是规训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结;第三个后果是这种新治理艺术出现了一些机制，它们的作用就是通过额外的控制与干预行动，生产自由，促进自由，使自由活性化。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金融理论重塑了人们关于风险的看法。风险不再被视为一种威胁，而被看作是机会或报酬，人们被鼓励去计算、接受和承担风险;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通过次级贷款和消费信贷创造出了负债累累的大众，为发挥债务的规训作用开辟了道路。债务也引起了个体的自我规训，使个体的行为与金融化的要求相一致。兰利认为用科学与计算的方式表示金融是现代金融权力构造的关键，从而是当代金融化趋势加快的关键。
此外，从哲学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学者也将表演性概念用于对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分析，认为经济知识并非仅仅描述了经济如何运行，也导致了它描述的经济现象和行为。政策制定者与银行通过在经济人模型基础上设计出政策与金融工具，培育了按照模型行动的主体。约束个体行为符合理论或模型预期的并非是直接性的惩罚，而是信用打分之类的技术。
（二）政治、媒体话语
政治和媒体话语也在推动个体的金融化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化的哲学研究者考察了渗透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符号和话语的表现方式。为此，他们分析了通过各种各样的图像和文本而进行的金融化，如广告宣传、理财杂志、投资手册和金融知识宣传等。关于风险承担、自我管理和自我实现的话语促进了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消费日益受到媒体的鼓励，过度消费不再被看作是浪费，而是被当作一种实现自由的方式植入人们的潜意识。面对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个体日益采用了金融思维方式，将自己看作是一名投资者，积极使用金融工具管理自己的消费、储蓄和债务。
个体对住房所有权目标的渴求推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政府在确立这一目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新自由主义推动了住房政策的变化，实行了住房的商品化。美国政府在培育住房所有权的物质与社会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提供适当的法律框架、制度支持和一系列抵押担保之外，政府还深入参与了对诱人的住房所有权目标的制造与传播中，将其称赞为美国梦的核心要素。住房市场的金融化在家庭层面导致产生了广泛的投资理念，改变了人们思考与谈论住房的方式;它使抵押贷款成为普遍的现象，通过住房所有权实现自由的信仰为其提供了正当理由——住房所有权提供了社会身份、稳定和归属感。罗尼克指出新自由主义的住房政策改革——其要素包括住房所有权、私有财产权以及捆绑的金融承诺——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策略的核心，新自由主义通过它保持支配地位。新自由主义住房所有权政策的第一步是实现私有化，将提供住房的责任转交给市场，其潜台词是获得住房所有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佳选择。政府之所以鼓励低收入家庭获得住房所有权，是为了增加这些家庭的金融资产并减少他们对政府援助的依赖。
以租养房被媒体推销为个体进行未来的金融安排的工具，在英国通常被视为一种投机性投资工具和获得长期金融安全的手段。然而，以租养房体现了金融化的重要方面，帮助人们将自己从“储蓄主体”转变为“投资主体”，有助于传播个体化形式的经济责任。这一转变是由政府逐步放弃承担维持收入稳定与长期金融安全的责任并将这一责任转嫁给个人、家庭和市场所激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以租养房的兴起带来了以下观念：储蓄计划——如养老金计划——是脆弱的和不合适的，但财产能够带来更大和更安全的长期金融回报。英国的住房协会具有慈善性质，为弱势群体或低收入家庭提供低成本租赁住房。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减少了补贴资金，住房协会被迫转向全球资本市场，全球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开始购买住房协会债券，有效地私有化了住房协会的开发资金;住房协会的社会目标受到了金融化、资本市场中介和资产管理者的挑战，金融化迫使住房协会改变了它们的组织与策略，绩效管理标准和市场导向的话语被普遍采纳，住房协会开始集中于资产管理、估价和风险建模，使这个部门与金融化更加兼容。在这个意义上，住房协会重塑了自己的行为，使之与私人部门现行的标准更加相容。
三、金融化微观主体的形成与日常生活的金融化
通过宏观与微观、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新自由主义塑造了自我规训的金融化微观主体，推动了日常生活领域的全面金融化。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是金融领域的资本日益广泛地渗透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对象。它不仅不能消除资本积累中的矛盾，反而以新的方式加剧了这些矛盾。
（一）金融化微观主体的内涵
个体的金融化转变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收入分配动态、宏观政策演进、意识形态等因素都发挥了作用，这些力量一起塑造了新的金融化微观主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个体描绘为利己的理性经济人，金融学理论则呼吁个体通过参与金融市场来获得自由与安全，并由自己承担个人选择的一切后果。因此，这是一个理性、负责的个体。新自由主义意图使一个负责任的道德个体与一个经济理性的行为人合二为一：作为一个谨慎的主体，其道德品质取决于对其行为的经济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评估。这个主体现在必须依靠金融市场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将自己看作是微型的企业家，投资于自己的人力资本。因此，他也是投资者主体。兰利认为英美国家通过将养老金责任与风险转移到个人身上，将负责任的个体工人召唤为企业家式的投资者主体;这种责任与风险的个人化使保险不再作为构建、管理和汇集风险的手段，而是鼓励投资，去计算、接受和承担风险。
金融化微观主体也是一个自我规训的主体。债务引起了个体的自我规训，使个体自觉遵守金融化的逻辑，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为了取得贷款，个体必须证明自己满足金融机构所确定的标准。一旦负债，个体就被债务标准化，从而不大可能提出违背公共信念的观点或采取与之相悖的行为。这种遵守新的金融市场与劳动市场规则的债务人是新自由主义所鼓励的主体。概括而言，这是一个理性、负责和自我规训的投资者主体，在实际工资增长停滞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不得不为了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积极地参与金融市场，并承担个人选择的一切后果。
（二）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与矛盾
金融化微观主体的形成推动了日常生活领域的金融化。金融逻辑被植入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现在个体不仅积极参与金融市场并购买金融产品与服务，而且日益采用了金融思维方式。金融化的哲学研究者将金融化作为一个广泛的文化和社会现象进行考察，例如海文认为，金融化指的是金融尺度、观点、过程、技术、隐喻、叙述、价值、比喻超出金融领域，改造其他社会领域的方式，
【“我们可以将金融化理解为一个思想过程。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扩展的定义，它就是用来自金融世界的一套话语、隐喻和程序性资源，解释和再生产日常生活以及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总体的过程。”】
与哲学研究不同，我们认为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本质上是一种资本现象，体现了资本积累方面的系统性转变，因为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普照的光”。因此，所谓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无非是金融领域的资本日益广泛地渗透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目标。对家庭和个体的金融掠夺不同于生产场所的剥削，是从属于流通领域的第二级剥削。马克思曾论述过这种剥削形式：
【“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们是贷给直接生产者，还是贷给产业资本家，在前一场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至少在进行借贷的领域内还不存在为前提，后一场合则正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为前提。至于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原有剥削的一种第二级剥削”。】
通过复兴第二级剥削形式，日常生活的金融化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解了资本积累的燃眉之急。然而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并没有消除资本积累中的矛盾，反而以新的方式加剧了这些矛盾。一方面，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为金融榨取个体收入打开了大门，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并为走出危机带来了特别的困难。将借贷资本贷给资本家和工人涉及完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在贷给个体劳动者的情形中，债务通常是由工人的工资收入偿还的，这使其包含了榨取的因素。现代金融资本日益将家庭和个人收入作为榨取利润的重要来源，因而更具掠夺性，是高利贷资本腐朽一面的当代复兴，而且是在更广泛基础上的复兴。有学者指出，由工资收入者过度借贷所引发并作为特征的危机，造成了降低实际工资以恢复资本主义企业利润率与提高工资以恢复家庭及经济的金融稳定性二者之间的冲突。因此，如果不对劳动和金融市场进行大力干预，经济萧条持续的时间会史无前例地延长。
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金融化侵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和社会黏合剂。住房的商品化逻辑已经侵蚀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黏合剂的关键要素——住房所有权。住房所有权被鼓吹为实现“美国梦”的核心要素，是嵌入式自由主义或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合约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时期，住房所有权制度被置于公共政策的框架之中，目标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在波动、不确定性和危险的经济条件下为人们提供保护。在这个意义上，住房的商品化及其次级贷款模式的失败侵蚀了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黏合剂的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的第一反应是保护金融机构的资产和利润，而非将保护个人的财产与经济安全放在首位。
四、结论
本文试图在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宏观和微观各因素构建一个理解个体金融化转变和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分析框架。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了两类主体的金融化——企业和家庭，但缺乏对个体金融化转变的深入考察。受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的启发，金融化的哲学研究聚焦微观个体，探讨了个体日常生活的金融化。个体的金融化转变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收入分配动态、宏观政策演进、意识形态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重构设定了个体金融化转变的宏观必然性——在实际工资停滞、收入分配恶化、工作不稳定性与金融风险增加的背景下，个体通过负债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了必然的选择。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重塑则为个体的金融化转变提供了内在动力——新自由主义通过经济、金融理论和政治、媒体话语等方式促进了金融逻辑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引导了个体的日常实践。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自我规训的金融化微观主体，推动了日常生活领域的全面金融化。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是金融领域的资本日益广泛地渗透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没有消除资本积累中的矛盾，反而以新的方式加剧了这些矛盾。一方面，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为金融榨取个体收入打开了大门，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并为走出金融危机带来了特别的困难。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金融化侵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和社会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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