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大企业与小企业的优劣比较，表面上是谈论规模，实际上却涉及整个经济体的结构安排和发展路线。事关国计民生，容不得半点唯心主义。保马今天推送瞿宛文老师的一篇旧文，该文观察了先进国的工业发展史，对企业的大与小、公与私等问题都给出了持平之论。虽然文章发表于16年前，但其中的观察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仍未过时。
本文原载于《读书》2003年第5期，感谢《读书》杂志授权保马转载。
在当今的全球环境下，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发生，而必须要做主观上积极的努力，后进国家在在需要有集体性的发展策略，需要有以国家为中心的整体规划，需要在公与私的层面建立各种制度与组织，需要国家采取适合的经济政策，并需要国家有意识地全面进行协调努力推动。
在诸多问题之中，后进国家依赖何种型态的企业组织来进行工业化，一直是一个重要但又充满争议的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究竟是应该依赖大企业、甚至是集团、跨国企业，来作为本身经济活动的主体，还是最好给中小企业多一些成长的空间?
要回答后进国家应依赖何种型态的企业组织来进行工业化，显然要考虑到多项不同的因素，包括国内的既有历史条件与推动上的可行性(哪种型态组织比较可能在中国有较好的发展)，国际市场上客观的竞争情势(哪种型态的组织比较具有国际竞争力)，以及两种型态组织未来在经济社会与政治上的可能影响与意涵。
但是，检讨先进国发展至今的趋势变化，看看它们过去的发展经验，应能提供有意义的参照。
如果将企业以大小来分成两个大类型，那么一般会认为大型企业代表先进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因规模大能容纳较细致的分工，因而能有较高的效率水平，能够利用生产与营销上的规模经济，代表更进一步社会化的生产，同时在组织内部比较能产生较合理的规章制度、甚至民主化的生产方式，较有能力进行研究发展，比较可能持续累积组织能力(技术/管理/营销)。当然，比较负面的层面则包括其可能对市场的垄断，内部组织的官僚化，在外在垄断力的保护下，在内在庞大阶层化组织中，则很可能产生怠惰与无效率甚至怠于进行研发的情况。再则，大型企业必然意味着经济社会权力与财富的相对集中，对社会公平与政治民主会有较不利的意义。
中小企业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原型，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因此资本追求利润的动力可以完全呈现在经营者的积极性上，也可以快速作出决定，即所谓动力大且灵活有弹性。比较负面的部分则正是上述大型企业优点的阙如，因此难以充分利用先进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缺乏进行长期研发的能力，并且比较难以持续累积，不容易逃脱家族富不过三代的宿命。另一方面，若经济体内小型企业数目多而占的比例大，则也会有分散及平均化经济社会权力与财富的效果，比较容易被一般人接受。
上述大型与中小企业都是界定于单一产业内以及一国国界之内，除此之类别外，还有跨产业经营的集团企业，以及跨国界经营的跨国公司。集团与跨国企业当然更扩大了大型企业的涵盖范畴，不过它们的优势，多少是来自于它们实质效率的优势，多少是来自市场权力的运用，则是较有争议的部分。
在对大型小型企业孰优孰劣争议进行“规范性”的讨论之前，更重要的是用现实的资料来做检验，看在市场力量的运作之下，实际上是哪一种企业型态比较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欧美日先进国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相当成熟，它们的经验应该可用来检验上述的争议，而其中美国市场规模最大、整合程度最高、历史资料也最完整，所以在此就先以美国为例来做检验。同时，美国像中国一样，也是幅员广大的大国，对中国的参照价值较高。
以美国制造业为例，资本集中化的趋势在发展初期(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非常的显著，当时随着火车系统的扩建，地区市场逐步整合成为一个全国性市场，诸多产业中兼并之风盛行，并且是好多家企业并为一家，然后又再并，合并风一波接一波地进行。在急遽合并风潮之下，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托拉斯，譬如，油品与烟草市场就出现了全美国市场占有率接近百分之百的托拉斯。眼看托拉斯风潮要席卷全国之际，美国则出现了反托拉斯运动，最后更于一八九○年完成立法推出了世界第一部反托拉斯法案。不过反托拉斯法案只是使得独占变为寡占，美国制造业到了二十世纪初也已经逐步完成了整合工作，市场结构也大致固定，在主要产业中占主导性的大型企业，很多至今犹存。如果用美国前一百名大企业占制造业资产的比例，来代表资本集中化的程度，可以发现这比例在制造业发展初期急遽上升，不过从二十世纪初期之后，上升速度则变得相当缓慢，甚至出现高原期的现象。
不过若参看美国企业合并的统计数字，则会发现合并的型态到了二次大战后有所改变，二次大战前合并主要是在同一产业内进行，如几十家汽车厂商在多次兼并风潮之后变为由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车厂寡占至今。不过，因在“二战”后主要市场都已相当成熟，同一个产业内横向的合并已经不太具有吸引力，跨产业的合并就越来越多并成为主流。再者，跨国界的投资也越来越多，跨国公司的资料不太完整，但可确定的是，近年来美国大企业的扩张主要是在国外进行。
相较于先进国比较自然缓慢的历史过程，在现在后进国之中，这个市场整合过程必然会呈现历史时间极度压缩，而整合过程快速且不平衡的现象。譬如说，在现在中国，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早期，但在既有的城市经济部分，有些消费品市场也几乎接近成熟，不过因区域壁垒未除，区域性市场尚无法整合为全国性市场，同时企业的运作尚未完全市场化，所以以城市经济为基础的产业整合过程尚未完成。
曾有人说欧美工业上三大革命为蒸汽机、铁路、汽车，这三次创新都带来了消费型态上全面性的变革，重点是创新破坏了旧有的消费型态，并创造了一整套互相关连的新产业，譬如汽车工业与零组件工业本身已经极为庞大，其关连效果也很惊人，如对钢铁的需求等，同时，汽车的普及带来了美国庞大的全国性公路体系的兴建，整个郊区的兴起，以及相随的如郊区购物中心的产生等。近年来的信息革命虽然声势浩大，但至今对生产方式与消费行为的改变程度，仍远比不上前述三次的革命。这也是国际资本主义目前的难题，亦即新的创新与技术变革，对于旧有的生产方式破坏性不够，因此创造出来的新需求不足以支撑新一波的成长。
因此若从美国产业发展史的角度，来衡量大型与小型企业孰优孰劣的问题，则会发现大型企业的相对比重，会依据各个产业发展的阶段、产业的特性，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而有所不同，同时经济体的大小也会有影响，同样大小的企业在大如美国或小如瑞士的比重就会不同。总之，在产业较成熟阶段、在资本/技术较密集的产业、在较小较成熟的经济体中，大型企业的相对比重会比较高。
不过从整个制造业的比重结构来看，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以及技术密集的电子产业，很显然是比重较重的主要产业。整体来看，美国大型企业的相对比重虽在个别产业趋于稳定，但是并没有削减的趋势，反而它们跨产业跨国界的扩张却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大型企业的相对地位虽有变化，但绝对没有降低的走向。
如果先进国这些先进大型企业的优势只是在于“大”，那要复制这优势，应不是太难。尤其像后进国家，以国家之力狠狠地把钱砸下去，买最好的技术、建个最大的厂、请一些昂贵的外国专家，不就行了?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这些先进大企业的优势，明显地具有历史累积性，不易被复制。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在资本追求利润的动力驱使下，企业必须要不断地求新求变，产业与产品的循环会不断地展开，因此市场经济的结构必然多变，经济体内的产业结构会不断地变迁。譬如说，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一九○九年的全美前十大企业中钢铁、石油、农机、食品等为主要。到了战后，农业相关的产业以及传统型产业的比重下降，重化工业分量上升，因此一九七七年的前十大企业中，则有五家石油公司、两大汽车厂，以及计算机、电机、百货零售公司各一家。到了近二十年，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地位急速上升，因而到了二○○二年，全美前十大企业则换了另一家百货零售公司、仍有两家(合并后的)石油公司与那两大汽车厂，计算机、烟草与金融企业各一家，还有跨产业的、很喜欢买卖公司但最近都出问题的两个集团，一是闹弊案刚破产、原来做能源买卖的安然(Enron)，一是主要做金融服务的奇异集团。
不过，一些主要工业中的主要企业，除了上述一直留在“十大”中的石油与(通用与福特)汽车厂以及战后兴起的计算机龙头IBM之外，其他如化学品产业的杜邦、道尔，电机类的奇异，基本金属类的如美铝与Anaconda，农机如卡特皮勒与约翰迪尔，药厂如默克与辉瑞等，这些工业性企业从一百多年前开始到现在，虽然它们在“百大”名单中的名次多有沉浮，生产方式与生产的产品，也都经过很大的变革，不过它们不仅继续存在，并且在相关产业的领导地位仍屹立不动，并且看来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也仍会如此。
美国商业史大师钱德勒(A.D.Chandler，Jr.)，穷毕生之力研究了欧美日各国的产业发展史，他认为这些居领导性地位的重要企业，主要多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规模生产的大工业出现之际产生的，因此经济规模是他们主要的优势之一。不过，它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并不断发展，是因为在生产/管理/行销三方面做了长期的投资，累积了相关的组织能力，这些能力虽与人力资源有关，但更以明晰的规章制度、行事方法与知识性资产的形式存在于公司组织之内，无论是现今的生产决定，或是未来的投资方向，如何找寻因应之道，在组织内都有成规可因循，他将这称为经过学习的成规(learned routine)。这样的组织能力使得这些企业，百年多来能够应万变而存活，相关的知识性资产也以公司拥有的智能产权形式，稳固地存留在组织之中。
这累积性的组织能力，这属于公司私有财产的知识性资产，给予这些先进企业难以超越的优势，也使得后进国家很不容易追赶上它们。
大者恒大的说法总是容易引人反感，一直不断有人来挑战这趋势的真实性。近年来，随着知识产业的兴起，有人就认为资本密集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已不再，相反，生产网络与弹性生产才是时代潮流，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也是其中的一种发展趋势，相关的讨论可称得上汗牛充栋。这是否表示上述这些以规模经济为主要优势起家的工业性大企业，它们的优势会日渐(或早已经)减弱?
其实这还是回到市场成熟与产业循环的问题。在先进国家至今已经发展出来的制造业之中，依赖大规模生产的重化工业，它们的种类与内容，近几十年来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变化，俨然已经成为成熟产业(或甚至夕阳产业)，而最热门的新产业新发展，都是在所谓的知识产业方面(有人认为这是第四次产业革命，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次革命的范围不够大因此称不上是革命)。因此新的产业中也出现了一些从无到有的新巨人，如微软、英特尔、思科、戴尔等企业。这些新产业领袖的优势显然不是在于大规模生产，而是在于它们拥有的知识性资产，或是先行者的垄断优势。
不过，依据知识性资产来进行竞争，并不表示企业的规模不重要。虽然福特式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优势在这里不再重要，因此也可称为后福特，但是知识性资产的生产仍必然意味着不同性质的经济规模。现代知识性资产的生产，多是在企业正式的研发部门中进行，因此若要不断制造出有竞争力的知识资产，就必须要维持高比例的研发活动，而研发经费必须由公司的利润来支持。一些前瞻性、发展新技术的研发计划，常常需要大规模研发人力长期投入好多年才会成功，这样的长期投资必然也只有大型企业才可能有财力长期支撑，换言之，要支持这样的研发，不单公司获利率要高，并且利润的总额也要够大、维持得够久才行。同时，在研发部门知识的长期累积对于创新能力仍是很重要的因素。
总之，知识产业虽不再需要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方式，但是企业规模经济仍是重要因素，大企业仍享有优势。同时，对后进国家而言，相比之下，要模仿过去传统重化工业资本密集的生产方式可能还比较容易，要累积大量的(智能私产权属于先进企业的)知识性资产，以便在知识性产业中竞争，其难度可能更高。
在新产业中，不断会有新的小公司以创新技术立足，但随着产业的发展，规模的要求会持续扩大。譬如，英特尔就是以个人计算机的处理器起家，然后就随着个人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而快速成长，利用所得到的先行者高额垄断利润，来支持它以后一波又一波的新产品，后发者就不易再与其争锋了。现在信息产业已经成熟，有创新的小公司，最好的命运也就是等着被大公司并购，卖个好价钱，再出现另一个英特尔的可能性已几近于零，那必须来自下一个新产业。
这故事背后还有一个关于国内市场的教训。这些可以用来支持下一波创新的超额利润，多数还是来自于先进国本身的国内市场，尤其是美国又富裕又广大又整合的国内市场，提供了支持美国发展先进企业的优越条件。二○○二年财星全球五百大企业中有一百九十七家来自美国，绝不是意外。
比起其他后进国家而言，一些可能有广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就比较有可能以自身的市场来扶植当地的企业、品牌与技术，这是幅员较小的经济体所无法拥有的优势，譬如像东亚四小龙就主要是以做代工为主。但是这优势也只是潜在的，只有当整体发展策略成功时，这优势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成熟的传统产业中，虽然产业成长稍显停滞，产业的技术变化有限，但那些已经建立领导地位的先进企业，仍然依赖大规模生产方式，仍多半能继续维持它们全球的领导地位。譬如，在石油化学工业中，虽因技术成熟较易学习，因此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陆续发展它们的石化工业，并取得一定的进展。近二三十年石化产业全球的产能分配之中，新兴亚洲的比重增加了一成。不过，东欧俄国的比重也正好减少了一成，先进国所占的比例并没有变化，而亚洲的成长部分也主要来自于服务亚洲自身市场的成长。亚洲新兴石化厂商在产能、制造上，很多已经学习并追赶上先进国的水准，不过，在技术方面，它们至今仍只进行较简单的开发性研发，几乎不做基本的研发。全球石化产业的基本研发工作，仍几乎完全是由先进国的先进企业在做，因此它们在创新上、在知识性资产的掌握上，领先地位至今没有任何被赶上的可能。其实，这些传统产业中的老牌先进企业，也是靠着它们的知识性资产在领导世界。
说大企业仍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并不表示它们“个别”企业的地位一定稳固，或者它们排行榜的变动性不高。事实上，因为产业的兴衰、市场的竞争，企业排行榜的变动相当大，譬如美国前百大排行榜，平均每年淘汰二至三名，也就是每十年就汰换二至三成。不过，竞争的结果告诉我们，相对于小型企业，大企业仍享有竞争的优势，在先进国之内、在全球范围之中，大企业的比重绝对没有下降的趋势。
以上讨论以制造业为主，而近年来在先进国内，服务业的比重不仅早已超过工业，并且持续升高。服务业是一个笼统的概括性范畴，其中有很多领域会持续地充斥着小型或家庭式的企业，如餐饮贸易及个人服务等。不过有些现代化服务业，如金融、电信及大型零售等服务行业，则大型化及集中化的趋势，比制造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部分是服务业中最动态成长最快的部分，也是全球化速度最快的部门。
因此，若回到原先的问题，到底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比较具有竞争优势，答案虽然是大型企业，不过大型企业的优势，也是会因时因地因产业而有所不同。首先，产业循环是关键。二十年前，当一个崭新的个人计算机产业正在兴起之际，微软从小公司起家，当时其之为小公司并不妨碍它的竞争力。不过到了今日，产业已经成熟，一家小型软件公司要来挑战微软的领导地位，则已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产业越成熟，以杀手创新技术横扫市场的可能性不再，生产与经营的效率为竞争关键，因此经济规模的重要性越高。规模经济的相对重要性，除了依产业循环而异之外，也依产业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重化工业与知识产业中，竞争对规模的要求较高。
在成熟的先进国家经济体中，大多数产业都处于成熟阶段，新兴产业必然是少数。因此，大型企业的优势也在多数产业中存在。再则，这些先进国内的先进企业，因国内市场过于成熟，在此全球化的年代，早已忙于进攻其他市场，因此在近二十多年来它们扩张的部分主要是在国际。外人直接投资几乎全数来自先进国，同时，四分之三是先进国间互相的投资，也就是互攻市场。换句话说，竞争的全球化，必然意味着经济规模门槛的提高。
以上所述，主要是以先进国家发展至今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来归纳出大型企业优势的所在与程度。不过，先进国工业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尖端，它们的经验虽值得参考，但是对后进国的适用性，仍须审慎的考量。后进国家在今日要发展工业，要追赶先进国，必然要面对先进国先进企业的竞争，必须要有整体性的、由国家领导协调的发展策略，在这发展策略中，是否因为参考先进国的经验，而要一味地扶植大型企业，则未必尽然，同时必须考虑配合的条件。因为后进国的情况，牵涉到后进国企业所面对的竞争环境中，必然包含国家政策的影响，同时因为技术上的落后，竞争的方式也仍不会是在技术创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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