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战略问题(上)
乱云飞渡
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年，终于以“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声明”而告一段落。回顾中美贸易战的全过程，从中美两国被动与主动作为来看，中美两国不同的战略策略与意图，清晰地表现在人们的面前。美国认为“美方贸易逆差”，“美国吃亏了”，所以主动挑起贸易战，加征关税，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无论美方以什么借口挑起贸易战，也不论贸易战能否给美方“讨回便宜”，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策略与意图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不是“战略竞争对手”，又何来“竞争博弈”利益得失的算计呢?中国被动接受贸易战，苦口婆心一再讲“互惠互利、合作共赢”，迫不得已而反击加征关税。无论中国的反击手段是否能够起到“对称的作用”，也不论贸易战给中国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中国视美国为“战略合作伙伴”的策略与意图也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不是“战略合作伙伴”，又何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考量呢?中美两国贸易战背后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战略策略与意图”，这对认识中美两国之间的现实关系与未来发展关系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
中美两国确定“战略策略与意图”的依据是什么呢?
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观点讲，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资本主义体系规则的主要堡垒和主导力量，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新旧两种社会形态的“变革”，体现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对立矛盾”。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由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新旧两种社会形态“变革”的必然。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旧社会形态，其政治目的，就是企图颠覆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占据世界资源与财富”;如果帝国主义任由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则无法维护资本主义体系与帝国主义霸权的地位，因此帝国主义才将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
即便不按照马列毛主义的政治观点讲，美国作为一个主导资本主义体系规则与秩序的“守成大国”，面对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为了维护其“主导霸权地位”，打压与遏制新兴的“崛起大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修昔底德陷阱”的“铁律”，已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所以无论是从国际政治竞争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利益(经济)竞争的角度，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进行“利益博弈”的战术“算计”，其战略目的动机与战术“算计”是一致的。而中国的“互惠互利、合作共赢”，视美国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它既不符合马列毛主义的政治观点，也不符合“国家利益竞争博弈”的现实。
中国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因为在中国“某些人”的头脑里，已经没有了“国际政治竞争”的概念;也不看“国家利益竞争博弈”的现实，主观认为：当今国际社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创新发展、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时代潮流”，因此“各方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以实现 “和平共处，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所以才有了中国视美国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选择。
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选择存在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对“国际社会发展大势”的判断错误，“合作共赢”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势所趋”，“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不是什么“时代潮流”，为什么呢?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反映了社会“生产能力增加与劳动成果增多”的现象，它并不能说明社会如何“占有与分配劳动成果”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讲，“占有与分配劳动成果”的问题，就是社会形态性质的“所有制”问题;人们在社会形态性质“所有制”方面的分歧，就是“相互争夺”甚至“相互残杀”的阶级矛盾(斗争)关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可以解决“如何生产劳动成果”的经济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如何占有与分配劳动成果”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就是国际社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并不必然产生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关系。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即自然科学领域“物质生产方式的进化发展”，自原始社会以来，始终都在进步;而社会科学领域“精神文明道德的进化发展”，则集中表现为社会形态性质“所有制”的进化与蜕变”，即阶级矛盾(斗争)的反复。这种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意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是马克思讲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讲：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伴生的辩证统一关系。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意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发生了“非辩证统一”的“不平衡问题”。对于这种“不平衡的问题”，毛泽东曾准确形象地称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看“卫星上天”是社会科技进步，看“红旗落地”则是社会政治文明的倒退。形而上学根据“社会科技进步”的表现，得出国际社会“合作共赢”关系，正是没有“政治头脑”的表现。
从国际社会现实的角度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进步的同时，国际社会局部战争不断，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不断，经济发展徘徊不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的是：国际社会政治与经济竞争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国际社会这种“相伴而生的现象”，证明国际社会仍旧是“利益纷争博弈”的时代。按照毛泽东“矛盾论”的观点讲，国际社会就是一个“矛盾体”，诸如“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国际(经济)竞争的矛盾”等等，没有矛盾(斗争)的发展变化，人类社会又如何发展进步呢?谁又能够把国际社会这样一个“矛盾体”，变成“共同体”呢?面对国际社会现实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应用毛泽东“矛盾论”的观点来认识与处理国际社会“矛盾体”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无人敢于否定“国际(经济)竞争的残酷性”，只看到国际社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社会表象，而看不到“国际(经济)竞争”即“利益纷争博弈”的社会本质，这不就是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吗?
正如人们常讲的“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同时也证明国际社会存在危害“和平与发展”的势力与因素。如果国际社会不存在危害“和平与发展”的势力与因素，何以“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呢?”
当今国际社会，把“美国视为全球安全的主要威胁”，这已是公认的事实。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围剿”的事实，不胜枚举，历历在目。社会主义中国必须结合这个“实际”来讨论与制定对外“战略策略”。也许当中国把美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有一些人会认为这是“不结合实际的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怎么能够和美国竞争呢?”“我们应该‘韬光养晦’不要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这里必须讲清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好斗”，非要把美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是帝国主义本质“把我们当成竞争对手”，我们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逼上梁山”的结果。
战略竞争对象是“对手”还是“伙伴”的选择，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讲，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首要问题搞不清楚，那么认识与解决其他问题一定是混乱无序的。一个国家的战略策略，把“竞争的对手”，误当做是“合作的伙伴”，这种 “战略策略”的选择，怎么可能不上当受骗呢?又怎么可能赢得战略竞争的胜利呢?
一个国家对外的“战略策略与意图”，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它不能“随心所欲的变来变去”。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实则不然，它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也必然在实践中有所体现。就像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对外开放”和“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战略策略，都已经贯彻执行“40年了”，长期的稳定性效果已然“改变了中国”。换言之，人们在理论上无论是认为中国“战略策略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都必须用 “改变了中国”的现实来证明，否则高喊中国“战略策略选择”正确;或责难中国“战略策略选择”错误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战略策略与主张，“实践效果”是怎样的呢?就中美两国经济贸易交往的现实来讲，中美贸易战初期美国政府特朗普认为： “美国吃亏了”，理由是“贸易逆差”;中国的“白皮书”，“实事求是”不遗余力的揭露了美国这一谎言，证实了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交往中，不仅没有“吃亏”，而且占了“大便宜”，笔者对此深信不疑。问题在于中国在与美国的经贸交往中，是“吃亏了呢?”还是“受益了呢”?按照社会主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观点，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肯定也“受益了”，那么中国“受益体现在哪里呢”?社会主流认为“中国的GDP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体”。这就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战略策略与主张的“受益”。而问题就在这里，中国经济总量与进出口贸易总量的上升，能够证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战略策略与主张是正确的吗?暂且不说“中国GDP总量存在的“水分”与统计方式存在的问题”，请问社会主流，“中国GDP经济总量上升”的投入产出率是多少啊?经济效益的“社会财富”是谁占有了啊?现实中有哪一个企业负责人会不看投入产出率，不看经济效益的“社会财富”占有，而单看经济总量呢?如果是高投入，低回报或无回报，形成负债，那就不是经济发展成功的标志，而是经济发展失败的表现。如果想证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战略策略与主张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那么是否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这些呢?中国“GK”之初由一个“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政府，搞成了现在政府与工商企业“高额负债”，生产过剩“经济下行”，银行债务增多，社会“两极分化”等，即不知道投入多少，也不知道经济总量上升产生了多少“效益”，更不敢讲是谁占有了经济效益的“社会财富”，难道不是吗?
同理“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的上升”，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成功”。因为，中国对外出口实物贸易，有可能是“物非所值”的“低价甩卖”，就像贱卖“稀土资源”; 中国进口实物贸易，有可能是“物超所值”的“高买贵买”，这两种“涉外经贸行为都是对中国利益的伤害”;何况中国对外出口实物贸易，换来绿色票子“外汇”，不能购买我国亟需的“先进技术与设施”，只能反购“美元外债”，忍受贬值损失;而“外汇储备”兑换发行大量人民币，则造成国内“通货膨胀”;中国进口部分实物贸易，不顾国内产业与技术的实际情况，严重“冲击与打压”国内产业与技术发展，如进口转基因大豆，冲垮了中国大豆生产基地等。这些“进出口贸易活动”，是对中国发展经济有益呢?还是伤害中国经济利益、对外输送利益呢?
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它以“开放搞活”，“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社会接轨”，“现代社会国际产业链”、“时代潮流”等华丽时髦词汇为名，允许“外国私人资本进入中国，开办外商独资、合资与合作企业”。“外商独资、合资与合作企业”进入中国，掌控中国各个领域的主要骨干企业，按照资本的逻辑来赚取“剩余价值”，即按照“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私有制”来获得“生产利润”的社会财富，这样则必然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与“按劳分配”的原则。因此“GK”的始作俑者，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宪法》：“全民与集体经济所有制”与“按劳分配”的原则，篡改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不是“违宪”的事实吗?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宪法》的“这一变动”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为什么?因为“一主多元”是事物的内部结构，“一主”与“多元”是主次属种关系，即非对立矛盾关系，主次属种关系是依附关系，不是“对等关系”。而“公有制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即“私有制经济”则是对立矛盾关系，不是属种的依附关系，现实社会主流“两个毫不动摇”，也没有把“公有制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即“私有制经济”当成属种的依附关系，而是作为“对等关系”来发展的。这样就已经不是“一主多元”的事物内部结构，而是“不分主次，多种成分的混杂物”。这就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也是“一主多元”的事物内部结构，“中国共产党”与领导的“多党”是非对立矛盾的“合作”关系，即主次属种的依附关系，而不是“对等关系”。如果“中国共产党”与领导的“多党”是对立矛盾关系与“对等关系”，不是主次属种的依附关系，那就不是“一主多元”的事物内部结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多党制”的“混杂物”。千百年以来，“公与私”客观对立的矛盾关系有谁能够改变呢?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宪法》的“这一变动”，才使得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衰退与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现实“56789”(私有制经济：税收贡献超50%，投资占比超60%，发明专利占比超75%，就业存量占比近80%，企业数量占比超95%)的事实，不仅证明了“公私对立矛盾”各自势力结构力量此消彼长的关系，也证明了“公有制经济”已经不是主体了，难道不是吗?
现实社会所谓的“多元化”，是为了反对与淡化“一元化”而提出的，即用“多元化”的存在形式，来否定与混淆“一元化”的核心本质，掩盖“异类一元化”的“偷梁换柱”，社会形态原本“一元化”的核心特性，这是形而上学诡辩论惯用的逻辑手法。“乌云遮不住太阳”，“美丽的谎言又怎么能够遮挡住真理的光芒呢?”
诚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发展不能“闭关锁国”，需要与“国际社会交流”，但绝不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允许外国私人资本进入中国”，而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由国家统筹计划安排“进出口贸易”，出口一些“国内富裕的商品”，进口一些“国内亟需的先进技术设施与能源材料”，如国家统一组织的“广交会”。即使借贷“外资”，也不能伤害“国家经济安全与金融主权”，即“借贷外资，干什么用，我们自己说了算”。毛泽东当年拒绝苏联组建“联合舰队”、“合资合作办工厂”时，早已告诫人民：“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豪迈崇高的精神与自强自信的能力。而“GK”的始作俑者“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允许外国私人资本进入中国”，与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合资与合作办银行、办工厂”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因为两者都打着“学习与引进西方‘洋人’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名义，都“允许外国私人资本进入中国，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看看社会现实各个行业主要骨干企业，是不是已被外国私人资本所掌控了呢?看看外国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不是达到了榨取“剩余价值”社会财富的目的呢?
毛泽东时代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利用外部条件对外发展经贸关系，“GK”的始作俑者丢失“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依赖外部条件对外发展经贸关系，这种“形同神异”，“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真伪分辨，只有用马列毛主义的“照妖镜”才能“原形毕露”。
从战略竞争的角度讲：战略对象的选择是战略策略选择的核心主体，只有战略对象选择正确，才能够谈战略策略与战术安排。否则战略策略与战术安排的“一切选择”都是“事倍功半”，做无用功。众所周知，战略策略是依靠战术来实施的，只有正确的战略策略与具体战术相统一，才能占据竞争的主动地位与赢得竞争胜利。战略与战术的隶属关系告诫我们，“战略策略错误的问题，靠正确的战术，是调整不过来的”，或者说“正确的战术，并不能改变因战略策略错误而造成的被动局面”。因为“正确的战术”只能解决“局部问题”，不能解决“全局问题”。这种“战略策略与战术安排不平衡”的原则同时提醒我们：“战略策略”与“战术安排”具有不同的独立特性，也就是说在“战术安排”的背后，可能同时存在更深层次不同的“战略策略与企图”。
俗话讲“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说中美贸易战，美国挥舞“加征关税”大棒，只是“要钱”的“明枪”;那么“要命”的“暗箭”是什么呢?那就是“攻占与控制”中国的“金融心脏”。人们都知道“加征关税”伤害的只是“经济肢体”的企业，而“攻占与控制”中国的“金融心脏”才是“要命”的“心腹大患”。中国“金融主权”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主权”被“外国势力所掌控”，那么新殖民主义的“殖民经济”，就是必然的结果。这已由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帝国主义附庸“殖民经济”的事实为证。
中美贸易战初期，中国反击“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时一面讲：“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这个态度一直没变”;另一面又提出“做好稳外贸工作”、“推动进出口稳中提质”、“稳外资新政”等主张与作为，在与美磋商中“主动诚心示好”，“成交相当规模的大豆和猪肉”，“解除美国禽肉进口限制”等。
众所周知，中国反击“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底线，就是全部取消“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也就是恢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如果中国不怕打，坚持底线，根本就不用“主动诚心示好”。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中国生产过剩“经济下行”与就业的压力更大，何况手中还握有那么多美元“外汇储备”，这要是搞僵了，可怎么办啊!?这是中国丢失“独立自主”原则，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然结果。经过西方党派“政治搏杀、百炼成精”的美国政客，早已看出社会主流急切改变现状的心态。所以美国政客讲：“但我可以预见，中国领导人比我们更渴望恢复中美关系。”“他们的几张关键的底牌也在我们手中，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等。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想做点文章，是不难找到话题的。”“他们能做的一切也只有抗议而已”。因此美国政客才有了“极限施压”的手段，中国没能达到全部取消“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目的，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同意“同步等比率取消已加征关税”，这样才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这种“同步等比率”所谓“文本的平衡”，掩盖了“实际利益的不对等”，因为中美两国“进出口贸易额”完全不对等，“同步等比率”的形式，而实际“经济数量与价值却相差甚远”。
未曾想特朗普“出尔反尔”又“变脸”称：“美国并没有同意取消对华关税……”。事实的确如此，正如“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声明”所言，“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中方的声明，隐去了“同步等比率”所谓“文本的平衡”，强调了“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至于美方承诺“加征关税由升到降”，是降1%呢?还是99%呢?也许是“国家机密”不便告于民知吧。而“美方的承诺”对于中国而言，不知变了多少次，否则何来“十几次的磋商谈判呢?”这不是事实吗?总之中国最终也没有达到“全部取消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目的。
中国可以不顾“多次被骗”的脸面，也可以尽情地抗议与谴责，但是仍旧无法解决中国“生产过剩”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就业的问题，也无法摆脱美元“外汇储备”日益“缩水贬值”与“借债不还”的忧虑。
这里需要解读一下为什么特朗普“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呢?因为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只是为了国内政治势力竞争的需要，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能够为美国的“产业垄断资本”争取到一些利益当然好，如果争取不到，利用“对华加征关税”的手段，分化国内政治对手势力，也不失为一种政治竞争的策略，说白了就是拿“中国开涮”。特朗普当然可以根据“国内政治势力竞争的需要”而调整对中国进口的关税，只是实行“极限施压”，不能让中国轻易得到而已。所以才有了“同步等比率”的“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与“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的承诺。帝国主义国家无论哪一位总统执政，都是“资本的代理人”，只不过因“金融垄断资本”与“产业垄断资本”结构属性不同，政治与经济需要不同而已。对于“绞杀”社会主义中国，争夺中国“剩余价值”的“社会财富”而言，也就是“直接打击”占有近期利益，与“间接控制”占有长期利益，即实行“大棒”的打压与“胡萝卜”的“和平演变”政策不同而已。特朗普作为美国“产业垄断资本的代言人”，高喊重新振兴美国经济，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解决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因此才有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政策。笔者相信“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主动挑起贸易战，根本就改变不了美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因为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顽疾”，无人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这由“全球的债务已经高达244万亿美元，合人民币1700多万亿”，世界经济发展缓慢的事实为证;就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而言，帝国主义“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必然造成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因为“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投机发财，不劳而获得到自己生存需要的一切，谁还愿意辛苦做工呢”。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讲，就是“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有一利必有一弊”。按照古人的话讲：就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知形而上学的社会主流“情何以堪，奈何以处呢”!?(未完待续)
201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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