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化?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的关于金融化的不同观点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化的不同观点一样多。但很显然，任何有深度的马克思主义金融化研究进路总是相当复杂的。不应该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之间进行挑拣，而应当系统地把它们结合起来。简而言之，它需要涉及逻辑、理论和历史维度;包含资本主义系统性的(和全球性的)属性，包括它的各个部分，即组成结构、行为人、关系和过程;运用这些术语去理解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范畴——货币作为货币、货币作为资本、货币作为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等，并在运用这些范畴去解释已被称为“金融化”的当代现象时以这些范畴为基础。本文的特色是将金融化定义为生息资本以同之前相比更广泛的杂糅形式融入资本循环中，伴随着资本积累，不断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的重构中;将这样的金融化与资本主义当前阶段即新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在新自由主义阶段，世界经济中各国的金融化表现形式、发生率以及各自对金融化的反应可谓五花八门。
此处无意评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解金融化的其他贡献，特别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陈列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去评估别人。但是，我在一定程度上将我自己的金融化研究进路与我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SOAS)的同事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进行了对比，这不仅在于强调我们之间的差异所具有的潜在价值，而且也为了澄清我自己的立场(以及可能也澄清他的立场)。[7]不过，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似乎都认为这一点势在必行，即马克思主义的进路必须把前一段中最后所列的要素，尤其是在倒数第二句中的要素都结合起来。此外，我们在对他人的批评中还采用了一种共同的，甚至是联合的方法，即使它与金融化并不直接相关。[8]不过，虽然拉帕维查斯通常总是能够将所有这些元素[9]结合起来(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然而得出的结论与我的马克思主义金融化研究进路非常不同(参见，如Lapavitsas 2013a)。因此，澄清和辨别我们之间的分歧是有价值的。
就目前情况来看，这并非易事。这部分是因为尽管经过仔细研究，但拉帕维查斯对我的研究的看法似乎是有缺陷的，我仍然不确定在他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各类范畴和要素的确切地位，以及它们的应用。更具体地说，例如，在明显地拒绝我对待生息资本的方法时，拉帕维查斯(Lapavitsas 2013a:116，n.21)建议我“重写”劳伦斯·哈里斯的贡献(对此，我应该知道我并没有这样做，当时既写了相关的文章，也是哈里斯的亲密合作伙伴)(Harris 1976)。然而，在定义生息资本时，拉帕维查斯和我就诸多因素中意愿的次要作用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重要之处在于，是否有系统性地生产剩余价值，而非这是否是借款或贷款的目的，尽管两者可能是相关的——欺诈很少会导致剩余价值的生产。)反常之处在于，他认为这个共同的结论是将哈里斯(我的?)的研究进路驳斥为“一个死胡同”的理由。因此，他总结道：“现在的大部分贷款都是为了非生产性用途，包括抵押贷款;如果生息资本与此类贷款没有直接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当代金融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 ”(文中对此进行了强调)。
不过，这确实可以突显我们之间的重大差异。对拉帕维查斯来说，金融化(当代金融?)似乎涉及生息资本和抵押贷款之间的直接联系，而对我来说，生息资本涉及的是抵押贷款的出售，而不是抵押贷款本身(抵押贷款属于可借贷货币资本的范畴)。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他的角度来看，抵押贷款(以及信用卡贷款，发薪日贷款等等)应该视作对“我们所有人”的剥削(见下文)，尽管直接从抵押贷款申请生息资本确属如此，但是生息资本和可贷(货币)资本的差异以及这种区分的必要性尚不清楚。如果像拉帕维查斯表明的那样，生息资本直接参与纯粹的信用关系，那么为什么它需要作为一个范畴呢?它可以简单地归入可借贷货币资本，而不是可借贷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和更抽象的形式。相比之下，生息资本在我对金融化的描述中至关重要(是金融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张中的核心要素，部分而且必然是与可借贷货币资本相关的混合和复合形式)。这一差异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拉帕维查斯在讨论金融化时明确地采用从国家到世界经济，从个体行为人(“分子”)到像生息资本这样的社会范畴的进路，而不是相反。因此，他的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整体纹路。[10]
拉帕维查斯(2013a:127，脚注45)也提到，在我早于他大约30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论证依赖于银行不互相借贷的错误假设。正如我在这篇早期文章以及随后的所有文章中所明确之处的那样，这完全不是我的主张(1985/86)。相反，金融机构不太可能向行业外的其他机构提供贷款，帮助它们作为潜在竞争对手进入该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金融业内部的竞争。这与对已经在这个行业内的机构之间的贷款设置或不设置限制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贷款对于日常的金融运作和合资经营来说是必要的，更不用说避免或应对危机了——通常是在政府的支持、劝说或胁迫下——尽管这也是金融业部门内部竞争过程的一部分，而且它有自己独特的特征。此外，“银行(资本)”一词指金融领域内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我倾向避免使用这一概念)而非作为金融整体的同义词这样的用法可能有些混乱。
然而，我们之间的一个主要分歧在于，拉帕维查斯和其他学者对金融剥削、征用，或者对家庭或工资收入的攫取(或者甚至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攫取，“我们所有人”是他的2013年出版的《无生产之基的利润——金融如何剥夺我们所有人》中的副标题的一部分[Lapavitsas 2013a]，这一观点最初发表于Lapavitsas[2009])的主张。我发表在同一期刊上的评论(2010a)，在那本期刊以及拉帕维查斯后来的工作中都没有得到回应(Lapavitsas 2013a)。我不会在这里列一遍我的论点，而是要说明他的立场在支撑生息资本的特殊性上产生了困难，他在一定程度上且经常直接地将金融化当作(就好像它是)系统的、前资本主义的高利贷，误解了劳动力价值的本质，并且难以回答盈利能力是否会在货币、金融市场和其他应用资本之间实现均等化。
此外，如果不是过于简化的话，这导致他提出了国家对金融的所有权从而可以采取另一种工业和社会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主张放松对金融和其他一切的管制以促进二者繁荣的纯粹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一个相反面)。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围绕劳动力价值的本质和决定，及其与所谓金融剥削关系的相关辩论中用大段篇幅所论述的那样(Fine 2013c)，这就是误解了金融化与经济和社会结果相关联的多样化方式，每一种都是针对经济和社会重构的特殊供给方式(provision-specific)，包括供给品(provision)的水平和分配。换句话说，健康和住房在其本身、融资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彼此关联方面是不同的，考虑到信用包括在供给中，这不是一个消除供给方面的金融剥削的问题，而是融资和供给可得性如何相互制约且必须共同转变的问题。因此，例如，金融化与住房供给(通过抵押贷款)的关系及其与水资源供给(通过英国的私有化)的关系彼此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两者在融资和行业性质上都各自不同。这需要在分析性和程序性(即政治上)两方面加以确认，而不是以不加区别的方式呼唤金融和部门政策的改革。[11]
注释：
[1] 对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的更深入且广泛的讨论，请参见法因(Fine)(2007，2010a)，法因和萨德·费洛(Fine和Saad-Filho)(2010)。关于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参见法因(Fine)(2010b，2012a)。关于金融化和社会再生产，参见贝里斯、法因和罗伯逊(Bayliss，Fine和Robertson)(2013)，Fessud的工作论文，nos.9-15(可在网页http://fessud/page=1836上获得)，法因(Fine)(2009，2012b，2012c，2013)，以及法因和霍尔(Fine和Hall)(2012)。此外，关于南非的案例研究，参见艾斯曼和法因(Ashman和Fine)(2013)以及艾斯曼、法因和纽曼(Ashman，Fine和Newman)(2010，2011，2013)。
[2] 这就是后凯恩斯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他们考察了金融化对需求水平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从而以牺牲其他因素为代价，将对金融化的重构及其决定因素还原为对需求的关注，但它们本身在经济重构及其与社会重构的关系上的排序并不一致。对于金融化出现之前的批判性理解，参见法因和墨菲(Fine和Murfin, 1984a，1984b)。
[3] 在考虑金融化时，围绕着逻辑和理论(和历史/具体)边界的必然“混合”性质，与金融化本身所呈现形式的混合性质并不是偶然相似的。参见下文。
[4]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使用了货币交易资本(money-dealing capital)的术语，指的是货币市场上的资本，这种资本只会吸引正常利润率而非利息。
[5]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对这里所提供的对金融化的独特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它不涉及简单的信用扩展(尽管这是结果)，而是将信用融入生息资本的循环中。
[6] Wonga起源于吉普赛人的语言“煤”(coal)，其俚语的意思是“货币”、“金钱”(money)——译者注
[7] 这里只关注理论问题，而不是拉帕维查斯实证研究的应用。
[8] 就像对布伦纳的批评和对转形问题的“新解决方案”一样，分别可见Fine，Lapavitsas和Milonakis(1999);Fine，Lapavitsas和Saad-Filho (2004)。
[9] 这一点在他的文献综述中是显而易见的。
[10] 这种分子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原子论接近，尤其是辅以这样的观点时，即金融化自发地产生于三类主体的行为——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和家庭——尽管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但每个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参见拉帕维查斯(Lapavitsas) (2013b)与拉帕维查斯和鲍威尔(Lapavitsas和Powell) (2013)。
[11] 参见注释[1]所提到的社会再生产，以及法因(Fine)(2013a)所提到的与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所不同的研究进路。矛盾之处在于，当然，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具有自发性和分子性(spontaneous and molecular)的金融化概念应该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们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这一问题，即它是如何以一种有差别的方式附属于依附于经济和社会的再生产。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逻辑、理论和历史三个视角来理解金融化。金融化不同于信用，它可由生息资本存在性的日益增强来定义，它在现实资本积累中所起的作用与虚拟资本的积累相反，并且它构成了包括全球危机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基础。金融化可被视为是生息资本在深度(intensive)和广度上(extensive)的扩张。在深度层面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资产的增长及扩散(proliferation)本身与商品生产及交换本身的联系日趋减少，广度层面则涉及生息资本以与其他资本类型相杂糅的形式，拓展至社会经济生活的新领域。附录罗列了本文所采用的金融化研究进路同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的金融化研究进路之间的区别。
关键词：虚拟资本 金融化 全球危机 生息资本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
尽管金融化是一个相对新近的术语，而且完全局限于异端经济学的领域，但它却从定义扩散中获益良多。[1]那种认为它应该被限定在异端经济学领域(以及越来越被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广泛应用)的看法，可以从系统性(经济作为整体运行的特征)和动态性两个角度来理解，从而金融化不能被还原为为主流经济学所热衷的最优化、均衡和效率。因此出于以下三点理由，对金融化的多种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一，金融市场自身在不同时间、地点的扩张，以及从抵押贷款到养老金再到碳排放期货市场等应用上的扩散。第二，这类金融通过多样化渠道与其他经济领域相联系。第三，金融内外的发展如何关系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性演化的更深刻的理解。
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视角来看，将最后一个问题作为至关重要的出发点，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是作为经济关系、过程、结构、动力和相应的行为人的整体，围绕着包含(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在内的资本积累所组织起来的。这从根本上不同于其他研究进路，后者关注经济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及其如何与所谓的金融化尤其是金融日益增强的存在性进行相互作用。例如，一些研究者可能强调了金融的变化如何影响分配关系和(或)相应的有效需求水平。[2]
不容否认的是，这类分析可以为金融化进展情况提供有用的经验材料和分析性洞见。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这充其量只是整体图景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注重资本积累如何通过与重构(restructuring)相关的动力机制来实现积累的。这可以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正如《资本论》第一卷中绝大部分内容所强调的那样，工厂体制要求资本在规模和/或范围上通过积累和重构转变为规模更大的企业，以提高生产率。但是，资本重构也发生在全球层面(世界范围内包括金融活动在内的资本积累及其相关活动的不平衡)和社会层面(例如，如何在健康、教育、福利等方面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并使之适合于工作等等)进行。毫不令人奇怪的是，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化，与劳动力的民族国家限制在导致这种重构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也反映在国家作为社会经济重构的代理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上。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和抽象的概念框架，但问题在于如何用它来理解金融化。这涉及了三个维度(如果考虑到三个维度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还包括第四个维度)。我们接下来依次从逻辑、理论和历史的维度来分析金融化。
理解金融化的逻辑维度
从逻辑上讲，马克思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货币和金融理论，在这个理论中，理解金融化的关键之处在于货币被作为信用使用和货币被作为资本使用是不同的(尽管后者可以包括前者)。我们都很熟悉借钱、还钱以及可能还有作为回报的利息。后者意味着我们将拥有更少，而其他人将获得更多。
货币作为资本的借贷和使用的不同之处在于，货币不仅仅用来购买我们需要的东西或者支付款项，而且可以用这些钱来赚更多的钱。最直接地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视角来看，这种情况发生在借钱以扩大积累，期望获得利润回报的时候。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把为这一目的而借贷的货币称为生息资本(interest bearing capital ，本文中可简称为IBC——译者注)，以区别于为其他目的而借贷的货币。当然，那些贷出生息资本的人将期望获得利息回报，而支付利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的成功扩张或者盈利活动，使得从中可以获得利息。
这样，可以推导出生息资本，即借贷货币作为资本而非仅为了一般购买而预支的逻辑可能性。虽然每一种贷款形式都可能需要借款者为贷款者支付利息，但一个只需要将已经存在(无论什么样)的货币财富用于再分配，而另一个的实现则需要财富的扩张：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然而，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一旦有了偿还的义务，特别是利息偿还，债务就会有其自己的市场运行逻辑。的确，货币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所有者，代之以某种形式的债务承诺，例如以利息或股息的形式存在。因此，本文认为贷款的价值(以及到期利息)可以以一个货币价值被购买或销售，这个价值可以符合或不符合预付货币被贷款人作为资本使用时待实现的价值潜能。
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将纸质形式的生息资本的独立循环称为虚拟资本，并不是因为它不存在或是被虚构的，而是因为它不同于它所代表的资本的循环或表现。这又进一步引出了两个逻辑问题。首先，虽然生息资本的范畴是基于借款人的意图(将所贷款作为资本使用以赚取更多的钱)，以及可能的贷款人的意图(“如果我意识到你是要花钱度假，还款可能性很小的话，我就不会把钱贷出去”)，但更恰当的是将其视为可以代表整个经济系统特征的抽象范畴。因为，一项生息资本的交换意愿能否最终达成预期，在某种程度上与意愿无关，这是因为，例如，盈利能力的积极结果取决于整体经济，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如何运行的。
其次，这种不确定性导致马克思(在学术意义上)推测，虚拟资本的积累何时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资本积累，即对应于将提供预期的、甚至是必要的回报的生产性资产的增加。这远非易事，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即使是最好的意愿(当然最坏的则是盗用(embezzlement))也可能导致生息资本无法产生真正的积累。然而，仅仅出于购买目的的信用扩张本身可能不会获得利息(例如，如果政府借款来支持收入补贴)，但是，随着信用被消费，它可以使一些本会失败的实际积累走向成功(通过创造市场，并实现与经济体中其他领域的生息资本相联系的循环)。换句话说，货币作为货币的扩张可能会使虚拟资本成功地实现为实际积累，反之亦然，虚拟资本的扩张可能根本不会导致真正的积累，而仅仅是信用的扩张。
简而言之，于是，货币作为货币，或简单的信用，和货币作为资本，两者并存且混在一起，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动态有可能彼此偏离。这同样可能会引发投机性繁荣，其中例如股票等资产的价格会不成比例地上涨，但随后可能暴跌。这在许多金融分析中都是常见的，除了那些教条式的与有效(金融)市场概念相关的分析。马克思对此的独特看法，是将这种投机性危机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使用联系起来，其中生息资本的作用既是基础性的(允许竞争性积累和生产率在更大量级上增长，以及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重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后者发生在当虚拟资本的积累超过现实资本积累，且最终它也未能实现，并对债务链条造成连锁冲击的时候。
此外，货币作为货币和生息资本之间的区别在货币市场内部远非固定或透明(尽管在专门从事消费信贷和投资信贷的机构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劳动”分工的转变)。在理想化的货币市场(或多个市场)中，所有借款人和贷款人聚集在一起并以给定的利率进行交换(可能会根据风险等级或其他任何情况进行折现，实际上，这些利率分布在众多不同的货币市场中)。一些贷出的资金可能来自生产性资本的回报(当前的公司确实拥有大量金融资产)，有些可能来自工人或其他人的小额储蓄。同样，借款人可能希望为消费或投资提供资金。受到某种偿还保证的约束，受到归还资本和支付利息的约束，这些货币市场对贷出和借入资金的来源和应用都不感兴趣。换句话说，货币市场掩盖了货币作为货币和货币作为资本的使用之间的根本区别，因为所有货币似乎都是提供利率作为回报率的资本。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使用可借贷货币资本(loanable money capital，LMC)这个术语来描述货币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方式，其中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其不同的内在功能在一个市场中汇集以决定利率(至少抽象地考虑)。
这一点值得用更长的篇幅进行深入探讨。在整体资本循环中，货币总是不断地流入和流出循环。因此，它构成了一个共同的资金池，潜在地不仅可以作为储备，而且可以作为无论以何种形式构成的金融系统指挥下的可借贷货币资本。后者不仅有能力接收存款并借出款项，而且无论资金是否被作为生息资本使用，都能通过银行系统及其相应的还款索求创造信用。
理解金融化的理论维度
在这一点上，我们正在开始跨越马克思金融理论在逻辑基础和理论基础之间远算不上尖锐的分野，[3]尤其是当我们思考是什么决定了货币市场的利率时。在主流观念中，有一种将利率的决定分为短期和长期的倾向，短期而言，货币供需平衡决定利率，长远来看，利率则与自然给定的利润率大体对应 (否则，资本将转向任何给予更高回报的领域，而在短期内，预期所具有的或多或少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将会产生影响)。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利率(就像商品价格是由其价值或生产的劳动时间决定一样)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对他来说，货币市场的竞争并不会带来这样一种趋势，即使利率确定在某种技术决定的比率上(比如，主流经济学中的均衡)，它只是根据货币市场上的货币流入和流出来确定比率本身(由价值流和剩余价值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权力和利益的组合所决定)。
此外，对于马克思而言，正如大多数其他理论一样，竞争的确涉及各部门之间或多或少的自由得资本流动，从而使价格比率均等化。部门内也存在积累，不仅是为了建立统一的价格，而且是为了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窃取”竞争优势和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更高的利润率。在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系统性的条件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取货币资本，特别是作为大资本击败小资本，并能够在衰退期生存下来。
因此，尽管生息资本整体上嵌入金融市场，它却通过克服资本在部门内和部门间的进入和退出所面临的困难，从而在其他资本之间的竞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换句话说，生息资本是竞争中的关键因素。但金融部门内部或围绕金融部门本身的竞争又如何呢?这里存在一个不正常现象。虽然金融部门确实可以从各种来源获得货币资本积累，例如存款和自身业务的盈余，但它不太可能将这些资本作为新进入本部门的竞争性企业的来源。坦率地说，货币可能会被借给一家钢铁公司以增强其竞争力，但它几乎不会为金融部门本身创造竞争者。
这并不是说在金融部门内没有竞争，也不是说在金融部门内不可能建立新的机构，只是所涉及的过程与其他部门相比更加缓和、不同。这使得马克思认为生息资本与其他资本的关系类似于资本本身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作为资本竞争性积累的前提条件，生息资本必须能够以牺牲其他资本为代价攫取剩余。它是这样做的：在留下来的剩余作为利润分配给其他资本之前，先以利息(可能包括费用等)的形式获得剩余中它的份额。可以类推，这种简单的抽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这样的事实掩盖了，即它通常并没有与生息资本的借入与贷出产生直接联系，而是经常与出于纯粹的信用目的、以可借贷货币资本形式出现的生息资本的借入与贷出产生联系。这类似于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无法被直接观察到，而需要通过看似建立在和谐的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体系所揭露的对工人的剥削。
当然，现在金融体系对生息资本的垄断，与生产体系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是相并行的，可以被规范化，例如对什么人可以在何种条件下从事哪些金融业务加以法律限制或许可要求。而且，如前所述，以利息形式从生息资本中攫取的剩余会依竞争条件，包括国家所起的作用而有所不同。例如，目前在英国，银行从英格兰银行借款的利率处于其最低水平(0.5%);因此，银行可以通过以高得多的利率放贷来获得巨额利润。然而，因为经济衰退，金融无法或不愿产生大量业务。更普遍的是，在整个经济周期中，信用的可获得性和对信用的需求在繁荣时期很高(反之，在经济衰退时很低)，因此利率(以及金融业务的资本利得或损失)可能依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而较高或者较低。例如，在经济低迷时期，当获取款项对生存变得至关重要时，对信用的需求和相应的利率水平趋于上升，而信用供给受到限制，金融系统对自身资本回报的要求得到加强，试图以生产的巨大成本来拯救和保护自己，这导致了危机和衰退。并且，目前的危机再一次表明，国家可以在支持恢复金融体系及其利益方面，而不是保护生产体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有观点认为，在缺乏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如果允许金融系统失败，那么生产系统将受到更大的打击，该观点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区分了货币作为货币(和信用作为货币)和货币作为资本(生息资本)。对于前者，马克思认为，在金融部门中，这类资本有一种获得与一般利润率相等的回报率的趋势。然而，生息资本既有别于生产性(和商业性)资本，也有别于货币市场上的其他资本。[4]后者倾向于通过竞争过程获得正常的利润率，但生息资本在将留下来的剩余分配给其他资本之前攫取剩余(或利息)。这是生息资本以一种不受竞争约束的方式充当竞争行为人的结果。然而，这些基本过程是通过复杂的金融市场的混合体实现的，其中利率由包括国家法规和干预在内的竞争条件所决定。回到所涉及的逻辑方面，金融体系中将存在一些资本获得的利息独立于“自然”确定的利润率，一些资本则受限于一般利润率(特别是在进入相对比较容易和开放的情况下，例如，从金融体系借款或从自有或借入的资金借款，就像零售商向消费者提供信用时所发生的那样)。此外，尤其如我们前面讨论的生息资本、可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的运行范围远不是固定的，而且在它们的互动以及与生产性资本的积累相关的互动中都具有流动性。
金融化的定义
但是这与金融化(的定义或理解金融化)有什么联系呢?这就需要更进一步地探讨理解金融化的逻辑/理论维度。正如上文所强调的那样，生息资本与交换过程中其他的资本形式之间的区别(例如零售信贷，其中汽车公司可能会以同消费者签订租赁购买协议的形式获取正常利润的一部分)首先在于逻辑维度。它取决于货币是否作为资本借入/借出。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系统性层面，这种区别在实践中是含糊不清的，因为意愿具有连锁式影响并且取决于意愿以外的因素从而可能无法实现。此外，与生息资本相关的实际活动远非固定不变。以抵押贷款为例，购买住房上的货币借入和贷出并不取决于将花在购房上的货币额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或交换以产生剩余价值(尽管房主可能渴望获得资本收益)。[5]所以，这并不是生息资本的一部分。但一旦抵押贷款组合被打包成一种资产并出售，或者可能结合其他资产组合再次出售，诸如此类，它的确变成了生息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购买虚拟资本的人是在预期有剩余的情况下预付货币资本，尽管这种剩余的来源并不在于此种交换。
更一般地说，很明显，任何潜在的收入流不仅可以(虚拟地)作为资产资本化，而且可以作为生息资本成为进一步交换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生息资本的盛行不仅可以像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投机性繁荣中在深度上扩张。它还可以通过依附于新领域而在广度上扩张，这些新领域或是生息资本以前缺席的活动，或是由于监管或供给方式限制而缺席的活动(例如，在社会性住房而非按揭业主自有住房，这种没有产生收入流的地方)。因此，笔者将金融化定义为虚拟资本在深度和广度上的积累，换句话说，生息资本在资本积累中的范围增加、普遍程度提高。
特别是，金融不仅在以生产和交换为目的资本积累的直接过程中不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越来越多地介入这样的领域，即与可能被称为社会而非经济再生产有关的、不那么传统的领域。这拓展至住房(和抵押贷款)之外，还涉及越来越多以前由国家提供的产品，更不用说对消费信贷依赖的巨大扩张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以前由国家供应的领域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方面，尽管(私人)金融在此的运行增加、对金融的机会增多，但从本文的视角来看，这本身并不是金融化。更确切地说，金融化取决于金融活动的扩张如何跨越生息资本与其他资本形式在交换中的边界：它仅仅是信用扩张，还是涉及超出“正常”商业活动预期的剩余生产和占有的要求?因此，在英国水资源私有化的例子里，现在的供水系统由一个出于避税考虑的拜占庭式的控股公司所有，其规则被指定为金融交易，与收集雨水而非收入再分配给消费者的规则相距甚远。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某种程度上与其他的金融化理解相反，金融化并不是仅限于金融的存在或扩张(抵押贷款、信用卡)，而是这些融入进一步的金融业务中，这些业务在更深的层次上构成生息资本在广度和深度的扩张。换句话说，货币作为信用、货币作为资本(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和生产性资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混合体”，已经为了生息资本的利益而出现了巨大的扩张。
从这里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一定义涵盖了金融化的其他定义(它必然地、正确地强调了金融市场在整体上的扩张和扩散)。此外，如下文所述，它将考虑到此类金融化的影响(远大于诸如从金融获得的收入的大量增加以及相应的对不平等加剧这类当前的影响)。这不仅仅是金融在范围和数量上的扩张，以至于囊括了诸如非金融企业、家庭和民族国家等更多的行为人。同时，这也是此类金融对生息资本的从属，表现为资产跨越了货币作为信用和作为资本的角色。此外，这种金融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张形式在全球分布并不均衡。剩余以利息形式的再分配是以跨越金融体系的界限的方式在全球层面组织起来的，这些金融体系本该归属于民族国家，但实际上为国际金融运作的优势(和劣势)提供了基础，美国和英国领导了这一金融体系并从中攫取了最大利益。这显然与金融公司的地位和准备金货币的作用有关。出于同样的原因，金融化也不是普遍落后的(家庭)高利贷或对(工资)收入剥削的一种形式，而是将各种信用关系纳入虚拟资本轨道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形式。(即使仅就家庭部门而言)金融化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货币(Wonga[6])，除非资产开始以虚拟资本的形式来交易。
理解金融化的历史维度
现在让我们从历史的维度来理解金融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这很显然引出了这样的问题，即金融化是否代表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同阶段(stage)或时期(phase)，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会经历特定的阶段(例如从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尽管这种时期划分在其他方法中也很常见，比如凯恩斯主义/战后繁荣的福利阶段)。
不可避免的，金融化是否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取决于如何将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相区别。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答案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和流通所呈现的主导形式是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传统上，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重点就被放在这方面的若干因素上(包括与世界经济和对世界进行军事上的重新划分有关的因素)。此外，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演化的理解都有一个假定前提，即连续的阶段代表着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论。这是经济生活日益社会化及其与私人所有制形式越来越不相容的结果。因此，大型公司主要在内部将市场排除在外，并依赖于可能被认为是原始的，或者具有某种动机的“社会主义”计划形式。此外，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价值的生产、分配和流通，如在福利国家中，公共企业生产商品，或者将其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完全转移出来，如国家卫生服务。
不管这种目的论在原则上或细节上是否有效，自战后繁荣崩溃以来，它显然已经破产。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等等，并没有被证明是进一步社会化的基础，因此也没有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垫脚石。相反，随着金融在深度和广度上渗透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再生产领域，进一步的社会化采取了金融化的形式，为生息资本的直接或间接应用创造了领域。这是一种理解何为当前资本主义时期——新自由主义的最显著特征的恰当方式。
当然，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与金融化的本质一样具有争议性，如果不是具有更多争议的话。此外，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新自由主义基于意识形态、学术和政府在实践中如何结合(很少一致地结合在一起)，多样化地将三个高度分化的要素以时间、地点和事件结合起来。关键的一点是，尽管新自由主义具有意识形态，但它并不意味着国家(经济)干预的退出;它总是与一个强大而非弱小的国家，一个威权国家而非维护个人自由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相反，(先进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突出作用主要是促进所有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利益和国际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国家金融本身已金融化的程度。这种国际化和国家的支持作用共同对社会经济重构的实质和形式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当这些因素与作为所有权杠杆、对生产性资本的控制(虚拟资本的交易不仅对剩余价值索取、也对企业所有权结构产生要求)以及对社会政策等的控制的金融化联系起来时。例如，在金融的去监管(而非监管缺位)方面，这一点就很明显。事实上，解除管制可能被视为与金融部门内部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不大，而更相关的是促进生息资本参与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活动。金融危机后国家对金融的大规模救助，以及紧随其后的紧缩，表明金融物质利益霸权与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是矛盾的。
有鉴于此，关于这里提出的开放性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周期性的问题)，可以看出嵌入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如何影响资本(主义)重构。观察过去三十年左右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面临的有利条件：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的新技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胜利;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限制经济和社会工资;解放运动的衰落(由于去殖民化);冷战的胜利和中国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工会运动减弱;劳动力供给的水平和灵活性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提高。然而，我们不仅经历了近10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和需要抵御的衰退，而且在这场危机之前，只是相比战后繁荣(以及当前的生产潜力)相对较慢的增速。
其原因恰恰在于金融化已经支配了社会经济重构，降低了投资的水平和效力(除了虚拟投资)，并破坏了实现这种积累所需要的更广泛的社会条件。这并不是要把新自由主义缩略到等同于金融化，尽管它是金融化的经济核心。相反，金融化本身在其影响范围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因为美元是国际交易的准备金货币和主导货币，所以美国在高度金融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特殊作用)。出于同样的原因，无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金融化的程度和形式如何，金融化的影响和它们对金融化的反应都是高度不同的(即使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教条并默认付诸实践)。因此，只要金融化保持霸权，新自由主义也是如此，两者都是建立在前一段所述的有利条件，并且依赖于这些条件去排除其他意识形态、知识和政策选择，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自己的危机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据。
正如当时的英国首富约西亚•斯坦普爵士(Sir Josiah Stamp)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中清楚地说道(详见Fine 2013b):
银行业在邪恶中孕育，在罪恶中诞生。银行家拥有整个世界。我们可以从他们手中夺回这个世界，但只要他们还留有拥有创造货币的权力，那么他们依然能轻轻一挥笔来创造足够的存款，再把世界买回来。然而，如果从他们那里夺回创造货币的权力，那么所有的巨额财富，比如我所具有的财富就都会消失，它们也应该消失，因为这将是一个更幸福、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如果你希望继续做银行家的奴隶，并为自己的奴役付出代价，那么就让他们继续创造货币吧。
这算是在一种初级形式上对马克思的回顾、对金融化的预先体验以及我们能够开始思考如何采取更为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之前的一种行动指示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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