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是“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系列第三篇，也是“经济学多元化的艰难之路”的下篇。
上回说到，五十年代，美国之风吹遍德国，德国经济学界一切以美国为绝对标准;六十年代，左翼力量全球兴起，也影响到德国学术界，转机似乎终于来临。
但本章却要讲到，短暂的黄金时期之后，在全球革命退潮的背景下，德国的新古典经济学者们运用学术、经济、政治等多种手腕，最终使自己牢牢地占据了主流地位，左翼经济学流派或被赶出学术界，或在边缘艰难生存。
下面，我们开始。
(注：本文说的都是德国的事情，请不要见风得雨，对号入座)
七十年代：黄金时代
六十年代末，随着新古典经济学不断暴露出严重的理论缺陷，新古典的理论大厦似乎已经摇摇欲坠。在异端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栋大厦的倒塌只是早晚的事情。乐观的学者甚至认为，即将到来的七十年代将是异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
理论革命者们所期盼的七十年代到了。然而理论的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发生，现实的革命却已经开始退潮。曾经风起云涌的各种运动，或是由于外部的镇压，或是由于内部的瓦解而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七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相隔不远，但是轰轰烈烈、席卷全球的革命风暴如今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历史记忆。
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也许还有少部分人在谈论着自己当年的经历见闻，比如把红旗插到教学楼顶的光荣时刻，或者戴高乐仓皇出逃的窘态，不过后面总要加上一句，“都是六十年代的事情啦”。听听广播看看电视念念报纸吧，理想间的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了。六十年代运动热情释放了五十年代积累已久的政治压抑，也留给七十年代异常的冷淡与空虚。
(上图算是荐书，《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关于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左翼运动为何会走向反面，程巍老师的书非常值得一读)
革命后的空虚总要有什么来弥补。和那些想要捅破天的运动相比，没有什么比踏踏实实的工作更能弥补这种空虚的了。资产阶级的父辈们从小就教育自己的孩子们要勤奋刻苦、认真工作、积累财富，虽然孩子们在六十年代发生过叛逆，暂时忘记掉了父辈们的教导，不过七十年代重新悔过也不算晚。想要摆脱这些运动的回忆，首先要忘掉那些虚无缥缈、没有意义的运动口号。想要融入社会吗?最好方式就是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七十年代，空气虽然新鲜，可看不见更远的地方。异端经济学没有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反倒是资本主义把自己的黄金时代延续了下来，而经济繁荣是资本主义最好的辩护材料。在繁荣的经济面前，左翼理论家的批判似乎失效了。尽管异端学者们仍然一如既往的在大学课堂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缺陷，但是此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则失去了革命环境的支持，二则有资本主义良好的现状作为对比，理论者们重复、老旧的传统批判话语，很难再对学生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异端学者们所列举的工厂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的各种材料虽是不争的事实，可资本主义的形态比材料更新的更快。金融、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部分人对于马克思书中所说的纺纱、挖煤这些行业并没有什么直观的体验。对于这一代学生而言，他们的父母的标准生活是出入于写字楼、喝着咖啡、谈论着信贷业务，这些很难让他们把资本主义和剥削的罪恶联系到一起。
从左图到右图，白领/中产阶级的兴起是战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大改变。
关于这一过程，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评价很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书中专门提到了教授、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
即便是异端经济学理论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离七十年代还是太远了，人们早已对这场危机群体性失忆。危机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现在可是黄金时代。既然是黄金时代，那么当然没有理由让阶级斗争、革命这些词汇再流行下去。甚至连“资本主义”这个词，都让人觉得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而且容易让人引发不好的联想——不如换个名字——市场经济。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左翼理论者往往是炮火全开，其势头是想要把制度也连根拔起;而当话题转到市场机制的赞美与辩护上面时，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占据上风。这样一来，讨论的话题就被偷偷替换掉了：一个历史性的具体制度被替换为一个抽象永恒的经济机制，对于整个制度分析被替换为了寓言式的数学模型。经过偷梁换柱后，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完全在自己制定的规则下获得论战的胜利，并宣布一切偏离这些规则的讨论都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或者只是道德意义上的批判，而不是理性的、客观的、科学的讨论。
不过，纵然现实条件发生了不利的变化，也没有理由完全放弃革命的希望，毕竟理论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七十年代，新古典学派试图通过一般均衡框架进行理论反击，然而却再次被英国剑桥学派证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错误。如果说六十年代的论战矛头指向的是新古典的边际法则这种核心命题，那么七十年代的论战则是把这种矛头指向了新古典理论的各个领域。按理来说，既然已有理论已经被证明是错的，那么必然需要一个新理论，这么说来，理论革命的到来似乎不成问题。不过，另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如果旧的理论大厦真的倒掉，学术界需要新的理论，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真空状态。新古典学者正是狡猾的利用了这一点，把理论论战引到了另一个方向上。
一方面，新古典学者极力的否认资本争论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新古典学者要求批判者们提供一个完美的替代性理论，而一旦批判者们试图提出或者认同某种理论，新古典一方就可以把论战矛头指向这种理论的缺陷了。事实上，这一策略的确奏效。
七十年代，马克思理论中的转型问题受到了新古典学者们的攻击，成为论战的另一焦点。尽管左翼学者们纷纷奋起反击，写了大量文章讨论这一问题，批评新古典学者仅仅通过几个数学公式来扭曲马克思的理论，然而新古典学者才不会关心怎么理解马克思才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的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战的重点转移了，被批判的靶子回到了对方那里，攻击的主动权重新回到了新古典阵营手中。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辩论的越是激烈，新古典的策略就越是成功。理论论战到了这种程度，对于理论新框架的方向大家很难说有什么共识了。既然没有共同接受的新理论，那么科学革命的条件就无法触发。这样一来，理论的革命又变得遥遥无期。一旦革命遥遥无期，那么新古典学者就可以耐心地等待老一辈左翼学者的远去。80年代，剑桥资本争论中的左翼领袖琼罗宾逊和斯拉法相继去世，这场争论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八十~九十年代：时代的晚上
七十年代之后，理论革命渐渐的不再有人提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名词：范式竞争。
新古典与异端之间仍然偶尔会有分歧与论战，不过这个时候，谁也并不试图完全征服对方，这是因为新古典成功塑造了新的共识。在资本争论的前期，经济学界的共识是新古典理论是错误的。而现在资本争论已经过去了，既然谁也没有拿出完美的新理论，那么新的共识就是谁的理论都不完美。既然谁的理论都不完美，那就没有谈论理论范式革命的必要。这种情况下，理论革命无望，而各个理论之间又相持不下，范式竞争似乎是一个大家都还能够接受的选择。
所谓范式竞争，在理论家们看来，就好比各个理论同处于一个角斗场，只不过角斗场比拼的是武力，而范式竞争比拼的是智力。乍看起来，一个比拼智力的游戏还算公平，似乎只要异端经济学能够拿出一个完美的新框架，就能击败新古典，取得范式竞争的胜利。不过，从新古典学者们对范式竞争的概念大加赞同的态度来看，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越是看似是智力竞争的游戏，游戏的胜负就越不取决于智力。学术就是这样一种游戏。事实上，所谓范式之间的自由竞争，恰恰建立在一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垄断的基础上。而鼓吹的范式之间自由竞争，无非是以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可以说，在这场范式竞争的起点上，双方就站在了极度不平等的位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是怎么发动这场不平等的战争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学术体系能够生存下来的最基本要求是能够保证学术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所谓学术再生产，通俗来讲就是：首先，要有人从事这个学术理论的研究;其次，能够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学生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自己的学生还能继续培养学生进行相关的研究，如此这般，一直重复下去。如果一个学术体系的再生产过程被破坏掉，那么这个学术理论很难再产生什么影响力。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德国高校机构的教职空缺开始趋于饱和，这意味着异端经济学更加难以扩充自己的力量。到了八十年代，很多在高校任教的异端经济学家或者被开除或者被解雇。根据海泽等学者(Heise et al., 2016)的统计，从八十年代开始，异端经济学教职的数量被砍掉了50%以上，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异端学者被排挤出了学术圈，而他们的主流同行们却仍然牢牢占据着各种教职的位置。即便一些异端经济学家留在了学术界，他们的研究助手的数量也要远远低于主流经济学家。这样既可以减少对异端研究的支持，又能限制异端理论对其他研究者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得到的好处可谓是一箭双雕。
对于刚刚毕业的年轻学者，想要从事异端经济学研究，对学生产生影响，就要拿到教职。在德国，学者至少要拿到特许任教资格(Habilitation)。在主流经济学同行们想方设法的阻拦下，从事异端经济学的年轻学者很难拿到经济系的教职，一旦拿不到教职，学者们只能被迫选择离开。这样的话，大部分学者只能转到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系继续研究，而经济系则能够保持高度主流化的状态。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清了学术界的真面目，选择退出学术界，通过其它方式去影响社会，改变人们的思想。这对于提高社会影响力当然不是坏事，但是对于学术界而言，从事异端研究的后来者变得更少了。一个理论没有后续的研究力量跟进，当然整个再生产体系就陷入了停止的状态。
但这还远远不是事情的全部。还记得上篇文章中提到的学校分类吗，其中的一类学校可是异端经济学的大本营，保留了大部分异端研究的力量。为了铲除异端，主流学者们对这些大本营也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其中，不莱梅大学经济系被改制，只允许教授本科生异端经济学。这样一来，即使学生对异端理论感兴趣，想从事这方面研究，也只能选择读主流项目的研究生，而研究生阶段的主流学术训练足以把对异端的兴趣给消磨掉。莱比锡应用技术大学则直接被安排进了大量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者，这使得曾经在学校内处于优势地位的异端学者被主流学者全面包围，异端力量直接被限制住了。
不仅异端经济学的学术再生产体系被严重破坏，异端研究的其他方面也受到了各种限制。最直接的，就是在经济资源上的限制。任何研究都需要资金进行支持，在德国，学术科研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如果研究者想要获得基金的支持，前提条件是他所在的学校具有德国科学基金会的成员资格。而上文我们提到的异端学校，获取成员资格的时间比其他主流保守学校要晚15~17年，有些学校甚至从来没有被批准这样的成员资格。不过，即使拿到了成员资格，想要获取基金仍然是难上加难。同样是经济学研究项目，异端经济学的研究获批比率仅有17%，而其他主流经济学项目被批准的比率则将近60%。经济力量的巨大差异，使得不同范式之间的竞争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除此之外，关于学术影响力或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学术期刊。一项研究成果通常至少需要经过同行审议的学术期刊来予以发表，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不得不说，异端经济学家们的确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创办自己的学术期刊，然而这些期刊的排名在主流同行们的打压之下始终不能获得很高的排名。如果一个期刊排名不够高，那么在学者评定教职时就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果不能帮助学者评上教职，提高学术影响力，那么学者就不会在这些期刊上面发表文章，因此异端学术期刊的生存也是格外的艰难。
或许还有人能为异端经济学想到一条出路，就是通过影响上层决策来让自己的理论发挥作用，从而重新与主流理论分庭抗礼。在德国，影响政府决策的最高咨询机构是德国经济咨询委员会，而从这个委员会成立至今，仅有两名异端经济学家进入过该委员会，绝大多数决策仍然是被主流学者们把控。异端经济学者们的确付出了努力，一些组织，例如德国工会多次向委员会提名异端经济学者。可惜的是，工会只有提名权，而没有任命权。能否进入经济咨询委员会，还要看已经成为咨询委员的这些主流同行们的脸色，即便是工会提名了自己的支持的经济学家，主流学者们仍然可以把他们排除在决策机构之外。
不仅如此，经济学里面的新凯恩斯主义号称研究市场摩擦、信息不对称、价格粘性等假设下的经济，看起来形式上和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是有区别的。这种形式化的对立可以很好地掩盖核心理论的相似，主流经济学家们从而可以大胆的宣称经济学本身已经足够多元化了，而那些异端研究不被接受绝对是因为水平不行等等，这样可以理所当然的把异端经济学家们拒之门外了。
1991年12月25日晚，苏联国旗缓缓降落，随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东解体，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全面的低潮，异端经济学研究也陷入了沉寂。异端经济学者和全世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在艰难的度过这时代的晚上。
结语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异端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这么说：一部异端经济学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事实上，左右经济学界激烈斗争的背后力量根本不是来自于学术界本身，而是学术界之外的力量。异端经济学研究，也随着左翼运动的兴起而兴起，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退潮而陷入低落。也许部分读者对于异端经济学的暂时衰落感到惋惜，对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种种行为感到愤怒，不过我们大可不必如此，不仅不要愤怒，而且还要感谢他们，要给他们"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是他们让我们看清了资产阶级学术专政的真实面目。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异端经济学又重新进入到了活跃状态，所以我们不必为异端经济学的前途而担心，只要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存在，异端经济学就会存在，并从历次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帮助越来越多的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的真相。
如毛教员所说，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是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
(全文完)
注1：再次声明，本文说的是德国70年代及之后的情况，别有用心的人们不要把它对号入座到其他某个国家80年代及之后发生的事。
注2：本文及本系列的是本岛主的朋友大写C，他本硕均就读于国内某知名高校财经类专业，接受了完整的主流经济学训练，现在某西方国家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
注3：本文有个小彩蛋，专给熟悉崔健歌曲的读者。大家看看文中出现了崔健的那几首歌?可以留言，答对者获得口头称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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